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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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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得到了左翼政党，特别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支持。除某些村庄中所发生的动刀子的殴斗外，5月4日的初选平静地过去了；在这次初选中，他的支持者获得了压倒的胜利。如此产生的选举团在6月20日又按照手续把七十五票中的五十八票投给了他。他再度地拒绝接受当选，然而却又一次在大主教代表的迫切呼吁下让了步。年迈的基里尼亚主教原是右翼的支柱，他看到谚种情形便大喊大叫起来：“我决不拥立你为大主教，我也不会承认你”，但后来他也被说服，不再反对了。这样就使教会选举会议得以宣布说，佩福斯的莱翁蒂奥斯主教已在全体一致的情况下当选为大主教，基里尼亚主教还担任了大主教登位典礼的司礼人。尽管他得到左翼的支持，但他还是立即表明自己当选后的身分，拒绝了莫斯科大主教的邀请。莫斯科大主教这一职位，是苏联政府为了要同君士坦丁堡普世基督教大主教职位分庭抗礼，于1943年重新建立起来的。莫斯科大主教邀请他或他的代表作为塞浦路斯教会的代表出席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正教教会全体会议。他说，只有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才拥有召开这类性质会议的特权。
据可靠方面报道说，塞浦路斯政府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并未感到过分的不安”，而在7月9日，总督发表分告，邀请各方面对协商会议的人选进行提名，该协商会议的任务是向总督作出有关采取何种宪法形式的建议。以便保证塞浦路斯人民得以参加岛上内部事务的管理，而同时对于少数民族的利益出予以应有的注意。受到邀请的有：各市政委员会、律师公会、医师联合会、工业主联合会、商会、农场主联合会、中学教师联合会、报界、全塞浦路斯工会、新成立的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土耳其农场主联盟、土耳其工会等机构和社团所提名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士。大主教立刻发表声明说，总督的公告是“对塞浦路斯人民怀有敌意的，我们将竭尽一切力量来使它提出的目标无从达到”。跟着发布了一份反击的宣言，刊登在所有的希腊文的报纸上，并且在一切正教教堂的讲坛上加以宣读。
在这份宣言中，大主教声称英国送给塞浦路斯人“一把用以宰割他们自己的民族权利的刀子，因为这是要求人民签字画押，担保自身永远受奴役”。他又说，拟议中的那个协商会议的组成，是建筑在“反民主和法西斯的原型上的”，是给民主概念的一个致命打击；人民将团结起来继续为意诺西斯前进行合法的斗争，对总督的公告将充耳不闻。然而这却已是莱翁蒂奥斯大主教的最后一次政治行动了，因为在长期患糖尿病以后，他又感染斑疹伤寒，在7月26日去世了。
温斯特勋爵事后写道：“于是我们决定，在我们温和地进行我们自己的计划以前，允许另选一位大主教出来。”10月5日初选时，右翼争取到四十名代表来支持年迈的基里尼亚主教，而德尔康主教（他做过选举莱翁提奥斯大主教时普世基督教大主教派来的代表）只得到左翼方面二十六个代表的支持。从第二位大主教当选之时起（温斯特勋爵后来说），他就使用教会所拥有的一切权力来抵制英王陛下政府的每一项建议，并且宣传颠覆和不服从的学说。国务大臣倡议了重新恢复岛上的教会领导结构，到头来却自食其时。他所得到的是一个坚决不和英国统治妥协的反对派，大主教就是这样运用他所拥有的一切影响来挫败英国政府的所有意图和目标的。
至于说到发展纲领，那未我们所遭到的又是百分之百的拒绝，在任何方面都得不到合作。不管我们提出什么发展他们的工业或其他项目的计划，我们都得不到任何帮助或支持。根本没有任何合作。
与此同时，就在快要到8月底的时候，总督“有鉴于流传甚广的谣言”，便否认了关于英国政府打算要把塞浦路斯让给希腊的任何推测。他说：“在英国和希腊政府之间决不存在着任何形式的有关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协议。”他还说：“不仅如此，也没有正在谈判或考虑这样的协议。同我的说法相反的声明和传闻，都是不真实的，而且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最后，政府终于准备就绪，在尽可能公正和具有代表性的基础上，发出参加协商会议的邀请。因为在这个岛上，正如市政选举所表明的那样，选举原则是在许多方面遭到滥用的。原来的打算是要组成一个有四十名成员的会议，但是由于教会加以抵制，所以它的成员从来没有超过十八个人，其中包括八个左翼希腊人和六个土耳其人，两个无党派希腊人和一个马龙教派成员，而以曾经参与马耳他和锡兰的宪法制订工作的大法官爱德华·杰克逊爵士为主席。当塞浦路斯政府辅政司问上述八名左翼希腊人，是否愿意在其工作范围之内与协商会议进行合作时，他们都对他说愿意。然而，当会议在1947年11月召开时，这几个左翼人物就立即提出了可否讨论有关自治的问题，。。并且不听英方主席的劝告，一定要向克里奇·琼斯送交一份备忘录，要求有一部和马耳他或锡兰宪法相类似的宪法——包括一个全部成员是选举出来的立法机关，而总督的权力则仅限于有关国防、外交以及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等几个方面。
当得不到答复时，一个由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尼科西亚市长克利里德斯和塞浦路斯共产党书记所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伦敦，以促进他们主张的实现。根据温斯特勋爵和殖民部官员的劝告，克里奇·琼斯拒绝正式地接见代表团：但是他又听从了一部分工党议员的建议，同这个代表团进行了“简短的、非正式的谈话”，但并未涉及到宪法问题。尽管如此，这次谈话却使得关于协商会议还可能取得成果的任何残余希望都化为乌有了。因为，在代表团回到塞浦路斯时，塞尔瓦斯“透露了风声，谁是他已经得到非官方的强大支持，而且离自治也为期不远了”。
第三节 冷战到了塞浦路期；1948—1949年
马夫罗武尼地区的属美国所有的塞浦路斯矿业公司的工人提出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的要求；要求遭到了拒绝，他们便在1948 年1 月13日开始罢工。公司设法招募非工会会员的工人。当招募到的十二个人在3月3日报到时，大约一千名左右的人群，拿着棍棒和石头，聚集起来。一名警官和五名巡警，全都没带武器，发出警告，叫人群散开，可是人群拒不散开。随后又调来了两名巡官和一些人员，最后一批援军还带着两支步枪。巡官们再次命令人群散开，可是毫无效果。十二名待用的雇工离开时。。人群便用石头攻打他们和警察。一名巡警又进一步发出警告，他对人群说：不散开就要开枪了。人群轻易地把一个没武装的警官打倒在地，又踢又打。在这当口，开枪了，一共打了十五发子弹。。主要是对着正在殴打警官的那些人。
后来警官被送到医院去治疗，他的一只手断了，头部也受了伤。人群中则有四个人被打伤，其中三个是轻伤，只有一个受重伤。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警察的行动还是有克制的。8日，警察再次向一群人开枪，因为这些人企图阻止为公司提供设备的一艘美国商船卸货。在前一天，全塞浦路斯工会联合会就宣布在全岛举行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而矿工们的罢工一直延续到五月份的时候，就有人声称：“在塞浦路斯，每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都为罢工基金捐出了一天的工资，而且还收到了世界各堆的塞浦路斯人寄来的捐款。这时，英国人正在塞浦路斯建造配有雷达的空军基地，并从巴勒斯坦（那里的委任统治将于5月15日斯满）把数目相当可观的一批军队、中东无线电监听站和阿拉伯广播电台都迁到塞浦路斯岛上来了；再加上美国（它在战略方面的协作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事）自1878年英国占领该岛以来又首次在塞浦路斯开设了领事馆——可能就是由于以上种种事实，使得共产党工会领导人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
就在这时候，塞浦路斯政府极力催促英国政府，要它就制定一部理想的宪法问题提出自己的具体想法，作为对于协商会议中左翼人士所提要求的反建议。作为一个起点，英国政府就把爱德化·杰克逊爵士1947年11月7日已经在协商会议上所提出的临时性大纲拿了出来。无论如何，在内阁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案”以前，几个月却过去了。一直到1948年5月7日，总督才从辅政司那里收到一份有关塞浦路斯宪法的文件，以供协商会议进一步讨论之用，而总督在上月份还到过伦敦去进行他就职十三个月以来的第三次磋商。
该文件建议：立法机构应由四名官员（辅政司、总检察官，财政司和首席专员），以及二十二名由全体男选民普选出来的成员组成（如协商会议愿意的话，普选权也可以扩大到妇女）。这二十二名中，十八名由总登记区选出，其余四名则由土耳其族登记专区选出。立法机构得对四位官员提出质询，对其立法职能的唯一的绝对限制是不得涉及塞浦路斯在英联邦内的地位问题。此外，凡提出有关财务的法案或决议案，或提出一项总督认为影响及于防务、外交、少数民族特殊权利，或涉及修改宪法的法案，事前都必须征得总督的同意。不仅的此，为了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案，特别是上面列举的各保留项目下的法案，“留待英王陛下表示意旨（也就是予以否决）起见”，总督得保持其“通常的立法保留权力”；并在他认为由于涉及公共秩序、政府信用或良好统治而有必要时，得宣告立法机关已否决的任何提案或动议为有效，也得宣告立法机关以不能接受的形式所通过的法案或决议为有效。该文件还补充说，这些规定并不是企图对立法机构的自由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因必要而使用其中某些规定的场合，特别是使用“保留权力”的场合，应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这些规定只应看作是英王陛下政府认为必要的保障措施，而不应看作是英王陛下政府蓄意干预立法机构在处理岛上正常内部事务上的行动自由的证据。文件还建议任命三个希腊族和一个土耳其族的民选成员参加到目前还几乎全由官员所组成的总督行政会议中去任职，分别联系政府某些特定部门，成为政府各该特定部门的次官，正如英一埃苏丹新宪法建议所规定的那样。
殖民大臣的文件还警告说，政府“对从根本上超越这些向完全自治的方向前进的建议范围的宪法，是无法表示同意的”。然而就在这些翘有等待的月份里，塞浦路斯温和派却变得垂头丧气起来；在教会和共产党都宣告反对声中，温和派转而采取旁观态度。大主教发表了一份声明，把这些建议说成是“全然不能接受的”，敦促人民去支持“意诺西斯，只有意诺西斯”的原则，还要他们去抵制普选，并责怪英国在协商会议中同左翼希腊人士打交道；因而“助长了共产主义”。“人民阵线”（这是它现在的自称）所开的一次会议也这样教导群众，要他们不接受英国的各项建议，因为这些建议都“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在5 月20—21 日协商会议开会时，他们正式反对这些建议，并且退出了会议，于是协商会议只得无限期地体会了。
1948年7月27日，当总督再次到伦敦讨论应采取的下一步骤时，c·。。 L·苏兹贝格访问了希腊国王保罗。后者在答复一个问题时说：希腊肯定希望，而且将继续希望塞浦路斯会和希腊的其余部分合并在一起。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有实现。有人认为这件事会影响到英国的安全地位，这种论点是站不住的。如果塞浦路斯就象它的大多数居民所希望的那样交给希腊的话，那末这是决不会影响到英国已经在那里建立起来的任何军事或其他基地的。不仅如此，假如可以由联合国来进行安排的话，那末希腊准备为英国或美国在克里特岛和其他任何地方提供更多的基地设施。就在这时候，英国在雅典助代办也发表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根据他的政府的意见，“鼓励任何赞成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宣传，都是不符合大不列颠或希腊的最高利益的”。希腊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报纸《论坛报》和《自由报》都责怪国王干预了政治。
8月2日，阿米安佐斯的英美石棉矿的一千五百名雇员，为提高工资和其他要求而宣布举行总署工，并占领了地下和地上的工地。警察用警棍进行冲击，想把他们赶出去，也没有成功。当消息传到尼科西亚时，大群的人聚集起来游行，向辅政司抗议，口中高呼要求自治和反对“反工人阶级政府”的口号，并以紧握拳头的姿态行共产党式的敬礼。结果有二十七个人，其中包括十名工会和劳动人民进步的领袖，因参加这次未经批准的示威而被法院起诉。
8月12日，总督通知协商会议里剩下的土耳其族和无党派的成员说，由于左翼希腊成员投票反对英国政府的宪法建议并且退出了会议，所以协商会议现在解散了。“但是任何时候，如负责的和有充分代表性的政治领袖”出来要求重新研究这些建议或与其类似的建议时，则这些建议仍然可以再度加以考虑。我必须再次重申，政府在塞浦路斯主权问题上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我受权断然宣称，任何有关大不列颠和希腊之间意欲就此事进行谈判的传闻，均非事实。将来，在这里或其他地方你们也许会听到与此相反的任何说法，但这都是蓄意要使你们相信问题依然尚待决定或者行将进行谈判。不过，这些说法都不会是真实的，其所以提出来，也仅仅是为了在英王陛下政府已经决定了政策的问题上来欺骗你们，来造成你们的误解而已。
英王陛下政府同你们站在一起，对造成这次暂时挫折的反对行动的不负责任的性质表示遗憾，而你们己用自己的行动表明，在塞浦路斯有着这样的领袖：他们准备挺身而出，把岛上的福利置于首位，摒弃卑鄙的阴谋或不顾现实形势的政策。《曼彻斯特卫报》在其社论中评论说（8月14日）：这些建议，本来会为塞浦路斯人在政治责任感上提供一种无与伦比的经验，几个世纪以来岛上从未见识过的经验。同时，建议还提出了一个踏实的政纲，可由此朝着自治更迈进一步。但是他们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也没有好好加以利用，这就说明塞浦路斯政治中有着一种不现实和不负责任的空气。人们长期以来都受到没有出路的“意诺西斯”的支配。。以致一旦有真正前进的机会来到时，也会把它一脚踢开，因为它满足不了泛希腊主义口号的要求。
总督的声明一发表，左翼的工会联合会就立即组织了群众性的集会，对“伦敦的所谓工党政府”表示抗议。
10月13日，一万五千名工人参加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就这次立宪问题提出抗议，并对后来于30日结束的阿米安佐斯罢工表示声援。与此同时，工会联合会又号召在建筑业中举行另一次罢工。当分裂出去的塞浦路斯工人联合会拒绝加入这次罢工时，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所领导的罢工工人就开始炸毁正在建筑的房屋，并且朝他们的对手们扔手榴弹。11月17日，殖民部次官在下院声称：“自6月1日以来，已经发生过二十九起使用炸药的事件，还有七十四起殴打、伤害和纵火事件，据信这些都和敌对工会之间的冲突有关。在有记录的案件中，有一百二十名原告是右翼的，还有九名是左翼的”。警察当局相信，刚从埃及撤到塞浦路斯来监听苏联和共产国际情报局广播的一座美国电台——它的房屋正在建筑中——是这次破坏的特定目标。
10月17日，一个特派记者自尼科西亚报道说：
现在业己明显的是，塞浦路斯左翼仅仅是奉命行事而已，而他们所执行的命令也只是莫斯科在本地区反西方活动的一个侧面。控制着太多数的以上会名义为掩护的那些政治组织的左翼，有足够的金钱，是能为长期的罢工提供经费的。据信，至少有些这样的款子是用金英镑的形式走私进来的，其来源在于贝鲁特的一个赤色支付站。塞浦路斯事务委员会书记埃夫佐多斯。伊奥安尼泽斯为伦敦《工人日报》（1948年9月13日1949年2月24日）所撰写的文章，对于这样从冷战的角度来解释事态，表示支持。他肯定地说，塞浦路斯人民“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要通过示威和罢工的手段，既反对独裁的威胁，又反对把塞浦路斯变为“反苏的帝国主义基地”。他引用的事例有：建筑足以训练十万名士兵的兵营、改进港口、成队的英国战斗机和美国飞机在岛上着陆，以及修建美国的无线电监听站，等等。
作者还宣称：
“旨在结束帝国主义统治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使政府和塞浦路斯的右翼都十分惊慌，他们为了破坏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信誉，竟不惜雇用一批破坏分子去炸毁各种建筑物。为了同民族党人两个星期前举行的一个动员大会唱对台戏，劳动人民进步党于10月31日在尼科西亚举行游行未威，形成了其宣传鼓动的高潮。据估计，有两万五千人参加，成百辆卡车载来了农村居民，还有一部分人举着“我们不要英国或美国在塞浦路斯的战争基地”的旗帜，步行了一百英里。利马索尔的市长发表了演说，还有人为希腊共产党叛乱领袖马尔科斯募果捐款。
11月11日，总督再次去伦敦同殖民大臣进行磋商。同时《泰晤土报》驻尼科西亚的记者驳斥了某些发向国外的报道，认为是严重地过甚其词。这些报道说塞浦路斯处于无政府状态，结果是保内乱险的保险率竟上涨了五倍。工党政，府大力争取塞浦路斯人的合作，以推行一项渐进地给予塞浦路斯自治、但不允许它脱离英帝国的纲领；与此同时，在塞浦路斯集会和游行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的种种法律，是没有严格执行过的。但是这些法律白纸黑字保留在法典里面。现在根据温斯特勋爵的请求，伦敦英国政府同意又回到比较严格地执行这些法律的路上了。
11月10日，法马古斯塔的劳动人民进步党市长阿达曼托斯被罚款一百英镑，因为只授权他讲有关建筑工人罢工的问题，他却发表了一篇政治演说。另一工人领袖则由于未经批准即架设扩音器转播该市长的这篇闯祸的演说而被罚款五十英镑。
11月26日，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被监禁三个月，而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三十一个成员也分别被判处一个月到两个月的徒刑，罪名是为了要求举行普选，参加了利马索尔的未经批准的游行。共产党人抱怨说，由于要重新强调政府的威信，结果有一百二十六人被判短期监禁，还有几百个人被处罚款。据报道说，共产党的坚强核心的人数想来不超过三千至五千人，而政府的这一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是使这个核心的许多偶然追随者——估计有四万左右——灰心丧气。
与此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总书记菲菲斯·伊奥安努和工会领袖齐阿尔蒂德斯据说在冬季曾到布拉格和布加勒斯特去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领袖们进行过会晤。三年一次的市政选举规定应在1949年5月份举行。3月初，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一份声明宣称：党的领导成员犯了严重的错误；“自我批评揭露，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由具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分子构成的，而这种小资产阶级倾向在劳动人民进步党的领导中不应占有地位”。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相应地辞了职，以便于更换领导，于是伊奥安努的总书记一职，便由E·巴巴约安努所替代。后者于第二次大战期间曾在英国积极地参与了塞浦路斯的事务。这些更动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重新制订党的路线，即从要求“自治”已因向英国政府谋求宪法让步不成而告失败退到要求“意诺西斯”，从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和右翼进行竞争。
3月21日，一个区法庭又判决劳动人民进步党的报纸《新民主报》的编辑米诺斯·佩迪奥斯以三个月的监禁和罚款五十英镑，罪名是门谎称政府阴谋伪造选举名册。
29日，塞浦路斯政府的《公报》刊登了对刑法的一条修正条文，规定文字或文件的出版，如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目的，其最高刑期从监禁六个月提高到五年。接着，监修利马索尔选举名册的法官于4月12日下令把市长塞尔瓦斯和一名市政参事的名字从选民名册中吊销，理由是他们最近在尼科西亚的监狱中服刑，这就使他们在利马索尔的居住期中断了。”
从1949年5月8日至29日，连续四个星期日，不同城市的市政机关分别举行了选举。第一天，在农村地区的最大城市一—莫尔富，劳动人民进步党赢得了八席中的七席，但是15日再选举时，优势已转向右翼候选人。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2日一些大城市并始选举侧候：劳动人民进步党以微弱的多数继续控制了利马索尔、法马古斯塔和拉尔纳卡等港口，但是民族党人却夺回了首都尼科西亚。这一切都是在两个敌对派系“每隔几分钟”就大打出手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有一个人被打死，好几个人受伤，还有一百七十人被捕。最后的结果表明，民族党人掌握了十五个市政机关中的十一个，总共获得了百分之六十的选票。
报纸上记载了在拉尔纳卡发生的一件事。左翼市长拒不出借市政机关的洒水车去冲洗右翼所占有的运动场。于是尼科西亚的右翼市政府便出借自己的洒水车，这辆洒水车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拉尔纳卡，冲洗了它的运动场，然后又在一大群支持者的前呼后拥下驶过拉尔纳卡的街道，沿途把街道大事冲洗。
在大山般的世界意识形态的冲突里，却只冒出了市政府这样一只小老鼠。塞浦路斯人的政治上的激荡的洪流，又重新无声无息地流回到诸如城市地下排水道和农村供水池这样的渠道里去了。除了地方政府以外，这股洪流没有什么更宽广些的出路了。塞浦路斯仍旧没有选出一个代议制的议会，没有选出一个立法会议，来处理更加关系重大的事务。
政府在发展农业、保护森林和公共卫生（特别是基本上根除了过去曾严重影响岛上居民寿命的疟疾）等的各个领域内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政府领域里，塞浦路斯岛上的希腊居民集团和英国政府之间的谅解却一点也没有改进。如果希腊集团中确有一部分人是欢迎妥协的话，那未这部分人也缺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意志。民族党人仍象过去一样，坚持他们的意诺西斯要求，毫不妥协。劳动人民进步党也没有能好好地利用英国的宪法建议来为自己取得政权打开道路。他们有必要喊得比民族党人还要响亮，所以要求立即实行完全的自治。然而这样一来，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就超出了英国工党政府愿意对塞浦路斯所作的让步的范围，尽管长期以来英国工党都是支持在英国各殖民地内建立自治政府的。当然，原因并不是由于任何一届英国政府曾真正认为塞浦路斯人要比例如缅甸人（更不用说苏丹人或利比亚人了）在政治上更不成熟。他们拒绝把已经给予缅甸人的东西给予塞浦路斯人，因为他们意识到，一旦塞浦路斯人也取得自治领地位所享有的全部权利，他们就也会象缅甸人一样利用这种权利脱离英帝国，而当时出于战略上的原因，英国的两个政党都决心要把塞浦路斯留在英帝国的范围之内。
到了1948年，由于埃及和伊拉克都拒绝了英国的建议，不愿同英国在冷战中实行共同的区域联防，再加上英国政权又在巴勒斯坦垮了台，结果就使塞浦路斯重新获得了曾在1878年吸引过迪斯累里、但后来却在1882年被英国占领的埃及取而代之的那种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1948年下半年，塞浦路斯共产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猛烈地抨击了英美在塞浦路斯建立军事设施的协议。这表明共产党人这方面很懂得：在英国反对他们的政治要求的背后，也是隐藏有战略动机的。伦敦的英国工党政府和它所任命的塞浦路斯总督之间，就同一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或者至少是在处理问题的时间表上的分歧），看来就是温斯特勋爵辞职和选择一位文官作他后继人的原因之一。更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共产党人的暴力行动，同过去一样，竟挫败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反而促使塞浦路斯的教会和中产阶级的民族党人都起来组织了自己的支持者的队伍，并在1949年5月的市政选举中击败了共产党人。
第五章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1945—1948 年
第一节 委任统治国和犹太抵抗运动，1945年8月至10月
三十年来日益增长的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1948年战争的爆发，这部分地是由于在这段时期内支配着巴勒斯坦的外交文件措词含糊不清。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允许“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而不使“现存的非犹太人社团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一个律师可能会辩护，这两种条款不是彼此不相容的。但是，这种法律观点，在心理学的必然性面前总是脱离实际的，因为这个公式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双方的心灵中，会唤起种种的确是不能调和的期望。这种委任统治是属于“甲”级的，适用于已经“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社团”，“而它们作为独立民族的存在”是能够“得到条款上的承认的”；再考虑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已构成当时巴勒斯坦人口的压倒多数，他们自然会把委任统治当作是承认他们有权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阿拉伯民族——象前奥斯曼帝国的其他阿拉伯人终于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成为完全自治一样——尽管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又包含这么个条款：要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同时，这也并不奇怪——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遵守委任统治的规定，保证非犹太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权利——他们竟然会把“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的民族之家”，这是他们曾经在1917年提过的要求，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同意。
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进一步扩张犹太人民族之家这一问题，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基地的安全，防止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同仇敌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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