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1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利亚宪法中某些可能不适幽地限制未来中央政府权力的词句；增加规定实行彻底的非纳粹化的条款。但是，在开始进行这一工作之前，麦克纳尼将军坚持：每部宪法都必须包含充分承认言论、宗教信仰和结社筹自由的个人基本权利的条款。按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了立宪议会来决定所有制订的法律的合法性。有些特别规定还禁止任何会影响政府民主性质的改革。美国人还坚持，宪法和随后所有的修正案都必须通过人民投票来批准。这一工作在1946　年底以前就及时地着手进行了。当工作正在举行时，1946　年9　月30日向美国军官和文职人员发出了一个指令，虽然没有立即公布。指令规196定了对州政府的一些特别要求，例如遵守国际法规、四国决议、占领当局的命令和民主的基本原则。指令还列出了1947　年1　月l　日以后留给美国军政府当局局（州级和州级以下）的一些职能。美国计划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明显的慷慨大方，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动辄提出意见所冲淡；必须记住，列举出来的那些指示把仍然由中央担负的诸如粮食：农业、占领区间的贸易、物价、出版和广播等职能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尽管如此，美国人在把责任交还给德国人方面，其行动要比英国人迅速。美占区的特点也许使得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这样一个政策。无论如何，这个政策证明是成功的。
　　在苏占区，由于波兰占领了奥行…尼斯线以东的领土，使得重新划定边界成为绝对必要。这样，就把波美拉尼亚分成了两半，它的尾部同梅克伦堡衔接起来了。原为普鲁土一个省的勃兰登晕仍然维持原状；但是，普鲁士的萨克森省和安哈尔特州却组成了一个新的州，即萨克森…安哈尔特。同图林根一样，萨克森州没有动。根据1949　年7　月9　日发表的一个公告，在所有这些州中建立了德国政府，表面上，有相当多的职权移交给了这些政府、然而，俄国人的方法却是通过可靠的工具来进行工作，把自己的愿望蒙上德国人自愿行动的外衣。懂得了俄国人会冷酷无情地对待越轨行为，也就懂得了几乎没有哪个德国官员或政治家在未搞清占领国是杏会承认他们的行动之俞，敢于采取什么行动。因此，真正的权力还是保留在俄国人手里。州一级的选举于1946　年10　月举行，随后由挑选出来的议会受命着手起草宪法；所有的宪法都仿照千篇一律的样板，包含了一大堆装饰门窗的词句，并把相当大的权力交给中央行政机构。即使这样；下文将谈到，冲突并未能避免。197　法占区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的：巴登的南半部，符腾堡的南半部，以及由一些杂七杂八的小地区于1946　年8　月组成的莱茵…法尔茨州。1946　年11　月，各个州从区议会成员中提名，组成了协商议会，并起草了宪法，于1947　年5月通过州一级的选举予以批准。随之产生的权力分配由6　月9　日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下来。列举出来的关于州政府无权处理的问题一览表，比别的占领区要短得多，从而反映出法国人反对任何类型的中央集权。
　　有人讲反话说：最大的权力正在交给最小的和经济上最落后的、几乎不能自立的州。
　　法占区也包括萨尔。在占领初期，这个地方是作为第四个州而被管理的。
　　但是，这个地方的资源对于法国钢铁工业极为重要，只有借助于这些资源，法国钢铁工业才有希望与复苏了的德国工业相抗衡。萨尔的三个钢铁厂已掌握在非德国人的手里、另外两个在早些时候也被法国人没收了。但是法国政府需要作更加持久的安排，要在德国人能够处于任何反对地俭之前就把这种安排固定下来。因此，1946　年秋，法国外长皮杜尔在华盛顿提出这个问题时，美国就深表同情地接受了；贝文也表明：英国政府原则上不表示反对。
　　就凭这一点，克尔兹将军于1946　年12　月20　日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上宣布：
　　他的政府将在第二天宣告建立萨尔和法国之间的关税同盟（这暗示萨尔和德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委负会的其他三个成员国都对这种单方面的行动提出了抗议，不过克莱的抗议出于不意地比他的政府所要提出的更强硬了一些；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都没有制造任何严重的困难。并入法国的另一个德国地区是施特拉斯堡讶面的港口和桥头堡克尔。1944—1945　年冬，当这个城市还处在前线的时候，这里一方三千个德国居民中大多数人都疏散走了；但在被占领后，有几百人实际上是被法国人赶走的。九千个法国人被安置下来，在这个城市的东部边缘建立198　了边防哨所。其目的据说是要抵消在战争期间希特勒牺牲施特拉斯堡而给予克尔的刺激。
　　引起英国人和美国人关心的问题，特别在州一级，是德国文职机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由于德国的传统，许多严格地说来是属于政治性的职位（如市长）都由文官充任，因而那种在英国，其次也在美国通行的政治和行政的严格区分，在德国从未发展起来。文官要不偏不倚，或者说要抑制个人的想法，这一观念对德国人似乎是陌生的。因此，他们认为职业文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甚至以党员身分坐在州议会席上，而仍然担任行政职务，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简直没有必要去描述这种情况给阴谋活动提供的机会，或者去描述这种情况可能给一个在气质上与其大多数官员不一致的政府所设置的障碍。不能马上可以弄得一清二楚的，倒是这种情况所给矛那些不仅比别人更懂得怎样操纵官方机构，而耳善于运用个人干预绕过政治障碍的人的权力。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属于一个狭隘的阶层。这种人通过考试进入官场，因而使得长期的法定训练成为必不可少；他们享有一种实际上是绝对的任职的保证；他们习惯于对上级百依百顺地服从，就象他们希望下级所做的那样。这种情况自然而然地助长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别处的文职官员中也是众所周知的，即管理国家的事最好让专家们去干，公众干预国家事务的机会应当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些人不仅给中央政府，而且也给许多地方政府提供了工作人员、因而人们能够普遍感到他们影响的存在。
　　特别在美占区作了许多尝试，去扩大招聘人员的基础；打破机关内部严格的级别界限；不那么强调法定的训练：使服务条件和指派人员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的控制；尤其是坚持这个原则，即一个官员在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以前必须辞职（而不仅仅是调动工作）。但是，德国的文职人员，一直持有某种正当理由，自认为是一种胶合剂，能团结整个国家渡过风暴，证明他们既难以说服，也难以强制。在占领期间的各个阶段，无论在哪一个占领区，都不曾证明有可能会激起足够的公众感情和兴趣来对难于处理的官场强行改革，因而这方面发生的变化就相对地要小些。至于州一级以上，占领国的官方意见认为，只应该建立波茨坦协定规定的中央行政部门；占领区边界只不过作为军事边界这一概念，排除了在占领区一级建立德国行政机构的任何必要。俄国人却首先违反了这点，于1945　年7　月至10　月间在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十二个中央行政部门。如果这些部门的真正目的是要充当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全德机构的缩影，那么，法国人的坚决反对，却使这些部门只具有管理苏占区的表面任务。共产党人似乎没有实行绝对的控制；许多工作人员具有中产阶级的背景，或者是社会党人。主席和副主席都山苏联军政府任命，只有三个部门的主席是共产党人，虽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三个部门之外，所有其他部门至少有一个副主席是共产党人。
　　起初，这些部门只起顾问作用，它们不直接对州政府发指示，而是通过苏联军政府与之联系。然而，随着它们影响的加强，就渐渐感到这个办法太转弯抹角了。它们不仅开始发布命令，而且在1947　年，有一次当州一级的立法被认为导致了中央计划不能完成时，它们就把立法取消了。只是由于建立了一个中央经济委员会，才使一场正面冲突得以避免，这个委员会由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经济部长担任正、副主席，并有中央各部门和合适的党派组织负责人参加；据认为这个机构发布的命令，考虑了州的意见，从而不至于伤害州的感情。在本书涉及的时间内，象苏占区那样的全区代表大会是独一无二的（当然，除了党派的代表大会之外）。甚至在由于法国人在管制委员会上的阻挠而无限期推迟了建立中央行政机构的可能性之前，美国人早在1945　年10　月；也已开始对建立一个占领区的权力机构采取行动了。美占区三个州的总理受到鼓励，通过每月在斯图加特与克莱将军会晤一次，行使一种协调机构的职200　能。这种州标委员会开始时只起最低限度的秘书处的作用，后来逐步扩大了它的职能范围。1946　年1　月在法兰克福设立了一个隶属于州际委员会的运输部，管理整个占领区的铁路、公路和水路这输；同时，还在慕尼黑建立了一个邮政部。1946　年3　月设置了一个掌管全占领区粮食和农业的专员，接着在5　月间又设置了一个掌管和控制物价的专员。6　月，每个州总理又委派了一名代表于休会期间在一个常设的部里工作，其下已设有六十八个附属委员会，配备了下级官员。1947　年3　月州选举之后，由于从三个州议会中抽出七十二人组成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加强了州总理的权力；这种形式的委员会一直保持到1948　年6　月为一个双占区的机构所代替为止。英占区的情况发展得比较慢。1945—1946　年冬，为了解决个别问题（明显地是粮食问题），建立了德国的各种行政机构作为英国管制当局的必要助手。这些机构如要向州政府下达贯彻实施的命令，必须同时通过英国的渠道从占领区一级向州一级下达同样的命令。1946　年3　月，这些机构在明登合并成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这个机构到7　月份（当它开始接管某些行政职能时）
　　拥有将近四百个工作人员。然而，在这个阶段，这个机构的发展却被双占区的联合所阻止；之后，它就被吸收进上述的双占区机构中去了。这些双占区机构由于没有具备可以恰当地称为立法的职能，因而不大象卅际委员会，例有些象苏占区的中央行政机关。在英占区，制定法律的职能在占领区咨询委员会中得到了发展；1946　年3　月6　日，该委员会在汉堡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有五个（后来是四个）州的行政首脑，四个在要政党的首席代表，两个工会会员，两个合作会社会员，十一个属于占领区中各种职能机构的德国负责人（当然，其中有些也是德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委员会设有一个由德国人组成的秘书处和一个由英国人组成的联络部。
　　会在成立初期只能讨论由英国当局交付讨论的一些事情201　（诸如土地改革和划定州界等）；而且，只能在其议事日程上列入经英国同意的一些项目。如果委员会的重要性一开始是受到限制的话，那么，罗伯逊将军却煞费苦心地加强了它的重要性；他亲自参加它的大多数会议，并且作了指示，占领区内通常发布的所有法令和指令必须征求它的意见（虽然不一定被采纳）。
　　为了处理由此产生的事务，委员会建立了若干小组委员会。1947　年6　月州选举以后，委员金改由各个州议会选出的议员组成；一年以后，它就被并入一个双占区机构中去了。委员会自始至终都是作构一个咨询机构而存在。但它的影响和威信却不断地得到加强。
　　在法占区，一个协调的民事行政机关于1946　年1　月在科布伦茨开始行使职权。但是，由于法国当局在中央集权问题上的观点依然如故，这个机关从不具有真正的意义，这是不足为怪的。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协调工作都由法国人自己去完成。
　　1946　年10　月4　日和5　日，英占区和美占区十一个德国州政府的首脑根据他们自己的倡议，在不来梅举行会议。在苏占区和法占区的对等人物也受到邀请，但在最后一刻，前者送来了托辞，后者派来了观察员。会上一致同章，要求盟国管制委员会为全德国建立一个州际委员会和一个议会的时机已经到来。会议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为进行各种贸易交流开放占领区边界，以此作为恢复工商业的第一步。这两项决议对于贯彻他们所提出的政策时将会遇到的实际困难均未多加考虑，因此除在公众中产生一些影响外，结果是一无所获。为了消除在非纳粹化标准和程序问题上的分歧，还建立了一个由每个州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盟国当局没有鼓励——但也没有否决——重复这种试验；1947　年6　月6　日在慕尼黑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讨论经济问题。法占区代表没有获准去出席这次会议；而苏占区代表则在其他代表拒绝讨论这个国家的政治统一问题时，退出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几项报当含糊的决议，要求盟国澄清德国的政治前途，增加粮食供应，在经济事务上给德国人更多的发言权。这些决议的卖际效果等于零。
　　从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或许除了在苏占区之外，其他占领区当局对于提供任何中央政府性质的东西这一问题都采取了实验性的和谨慎的姿态。这样做不仅符合波茨坦会议规定的政策；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长期202不愿做出任何事情来减少在占领后期从政治上重新统一德国的机会。可是，另一方面，给予每一占领区某种协调的权力是必要的；甚至法国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这个问题不可能指望盟国管制委员会发布指示；法国人以及后期的俄国人准会对任何这样的建议进行抵制。结果，英古区和美占区各自所采取的步骤不相一致，与俄国人的布置也不统一。对德国人来说，这些步骤显得不必要地缓慢而不完整。如果德国人或占领国本身的短期利益是有决定意义的话，早期在尽可能广泛的地区实行集权，本来会有很多好处。但是对于要求把分散作为对付一个强大和独裁政府的解毒剂来说，集权则是完全背遭而驰的。而且，对一个如此羡慕军装的民族，在其生活中灌注一些异样的内容，不是没有道理的。
　　整个行政问题是一个从盟国管制委员会方面显然得不到丝毫启发的问题。如果人们想到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不仅表现在合宜的组织形式上，而且还表现在对“民主”一词的解释上，这就不足为奇了。唯一稍有意义的决定要算是1945　年12　月规定六条选举原则的协议。虽然这六条原则在执行过程中是受人称颂的，俄国人却证明这六条原则解释起来可能产生极大的差异。除了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内容以外，对于哪些权力应属于中央政府和哪些权力应留给州这个基本问题，从未达成协议。当问题提出时，总被一些人零零碎碎地应付过去。这些人与其说是立宪理论和文宪程序的专家。不如说是一批行政官员。他们从德国外部得到的指导，只是分散权力的要求，此外几等于无。除了进行州的划分以外，制订联邦共和国的宪法草案要留待德国人以后去解决。在地方政府部门，引进了许多改革，但站得住脚的却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付出的辛劳也许好象是不得其所。但是，地方事务的自决是不让中央政府过分强大的最好办法，而抑制中央的权力乃是“占领的基本目203　标”之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困难之一是国际力量和经济力量把可以用来说服德国人相信这些变革的价值的时间缩短了。力量在思想还没有足够时间扎根之前，就得撤退。如果说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只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战胜国联盟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它的“基本目标”应当是什么？
　　第二节　政治
　　在德国重建民主，显然取决于恢复党派制度，而恢复党派制度则是盟国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英美人会促其发展，自不待言；而俄国人也参与并确实领导了这一运动，乍看起来比较使人感到惊奇。的确，早在1945　年7　月25　日，他们就在全占领区登记共产党员，允许他们重整旗鼓，给予他们可靠的有利条件。但是象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里一样，他们不想给予共产党员独占的地位。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不久以后就获准开始活动了。这样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希望按照与其盟国相同的方针来行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急欲在当时建立一套政治机构以便在日后好让他们控制整个德国，那就很难说了。如果两种动机都能使同一行动成为可取的话，他们就可希望干了坏事而被认为是无辜的。他们在别处推行的政策也表明了他们忠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列宁主义的实践，懂得在共产党人牢固可靠地实行专政之前能够取得资产阶级全面合作的种种好处。甚至在一开始，他们就设法让共产党人占据要害职位。
　　在美占区，各党派于1945　年8　月27　日获准在县一级建立组织，于1945年11　月23　日获准在州一级建立组织，于1946　年2　月获准在占领区一级建立组织；根据要求，各党派需将各自的纲领呈交占领当局，并且定期汇报活动情况。活动经费的详细来源必须随时提供，领导人的履历要经过周密审查，不管怎样，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未经美国人同意不得召开公众大会。各种政治文献的抄本必须呈送情报管制当局。制服、徽章、袖章等，根据管制委员会命令，均需禁止。总而言之，他们希望各党派宛如缸中金鱼，一举一动不得越雷池一步，尽管当主要政治人物被认为确有真心诚意之时，规章条例可不十分严格执行。1945　年9　月14　日，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宣布允许各党派在英占区内成立组织，“以便在德国发扬民主精神，为日后进行选举作好准备”。控制各党派活动的20　章程与美占区的章程大同小异。在法占区，发展比较缓慢，活动带有条件，要接受德国只应是一个松弛的联邦的原则。
　　在早期，占领区边界仍被视为次要的问题，除某些地方性的特殊情况外，各党派在三个主要占领区内都是在相似的基础上组成的。这时出现的党派很自然地与纳粹过去所镇压的党派完全一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具有相当的历史传统，自由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经分裂，后来又成为一个受到欢迎的重新组合的政党。最令人注目的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崛起，它是战后欧洲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德国的反映，即：形成民主党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天主教，并且包括一个明显的激进派。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联合以达到共同的基督教目标，这种思想是在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中兴起，并在共同反对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成熟的。但是这种思想在德国的某些地方却引起了物议：在威斯特伐利亚，个人之间的仇恨以及罗马天主教会内部之间的仇恨，滋长了一种复活旧的中央党的企图。该党由施皮克尔领导，他曾是布吕宁的同事，在加拿大度过了战争年代。在巴伐利亚，新党称为基督教社会联盟。其他主要属于地方性的政党有巴代利亚党、下萨克森国家党和在阿尔弗雷德·洛里茨领导下的经济重建党。洛里茨是个生活丰富多彩的巴伐利亚人，他“时而享受豪华生活，时而饱尝铁窗风味”。这个党在组织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不象有些政党公开自称为保守派。但是，这决不是说所有够格参加政治活动的德国人都是进步的，也不是说法国的激进社会党是个具有先进政治观点的党。后来，某些保守党的确出现了，但是它们公开承认它们所自夸的民族主义观点却不为人们所重视，倒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吸205　取了保守党思想的主要部分，从而对两党的性质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自由民主党内有一个支派，真诚地信奉传统的自由党原则，包括经济生活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这就是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派别，大部分是由实业家和职业阶层的人士所组成，他们极力反对社会主义，也同样反对教权，并敌视权力主义思想。但是一部分实业家之所以对自由民主党感兴趣，不是由于信奉自由这个原则，而是希望因此能够得到完全自由以便如愿地经营业务，避免政府用规章约束他们。赫尔穆特·赫尔茨是他们在俄占区的首领，威廉·海勒（1933　年以前的自由党员）是他们在西部占领区的首领（后由弗朗茨·布吕歇尔继任）。基督教民主联盟继承了鲁尔和莱茵兰一带中央党的普及工人运动的观点，这与温和的社会主又有所区别，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派在柏林的领导人是雅各布·凯泽。他认为与反动政策性质相同的任何东西在俄占区都是没有希望的。该派在西部的领导人是卡尔·阿诺德，他是杜塞尔多夫的市长。他们的影响在1947　年2　月阿赫伦起草的第一个党纲上有显著的地位。党纲上说，每一项经济的目的应当适应国民的需要。他们抨击国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宣扬消灭卡特尔垄断经济，主张工人广泛参与工业管理，提倡有利于公共福利的政府管理方法。由阿登纳博士领导的该党的另一翼则希望用生产和竞争代替福利事业来作为主要经济目的，但在早期，这一派的名声不很大。直到1949　年，这一派才成功地说服了该党接受杜塞尔多夫纲领（主要由巴伐利亚工商业部长、新接纳的党员路德维希·艾哈德博士起草）。该纲领把避免通货膨胀置于维持全部就业之上，号召“受物价控制机构支配的各行各业互相合作》。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不完全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一直保持优势，因此在南部和西部势力很强。德国新教徒的主要势力在易北河以东。柏林、萨克森和图林根工业区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堡垒。因此，显而易见，只要德国保持分裂状态，基督教民主联盟将是最强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强弱似乎取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性，或分裂基督教民主联盟并在魏玛路线基础上与其进步一翼联合的可能性。105除法国外，每一个占领国都与某个政党有特殊的密切关系。英国左翼团体一直把德国资本家不受约束的力量视为德国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之一，而且认为，如不经过某种程度的社会改组，稳定与和平的前景是渺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支持这样的社会改组，虽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其学说的基础，但英国工党政府同他们却有许多共鸣之处。不少美国人把社会民主党当作仅次于共产主义的祸水，同情自由民主党的经济观点，但是发现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般社会态度与他们最为气味相投，如果他们本身是天主教徒，那么尤其如此。该党与俄国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不容量疑的。但是德国政治家们却不把外国主子的垂青当作一种纯粹的幸福。社会民主党杰出的领导人库特·舒马赫非常清楚，过去他的党国被贴上国际主义者的标签，其含义是对德国利益漠不关心，因此吃过苦头。他决心不让这类事重演。尽管英国一些大臣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接触频繁，但后者还是不停地要求参与德国政府的工作，虽然在德国崩溃以后，他们一直是灰心丧气的。他们的纲领除了提出推广国有化，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通过调整工资和物价来公正分配商品等典型的社会主义要求外，还对祖国的政策提出许多批评。他们要求保证供给足够的食品和燃料，要求民主管理占领区或双占区的行政事务，要求停止解除武装，还要求德国人参与管理钢铁和煤炭工业。他们尤其要求废除古领区边界和重新统一德国。对这类达不到的要求可以用种种现由来反对，但谁也不能把这看成是不合作。共产党人的处境更为困难，原因是俄国人无意容忍他们提出这种公开批评。同时德国的反俄情绪发展得那么快，以致任何同俄国人公开接触的党派，其行动都极为不便。在西部占领区，他们在马克斯·赖曼领导下取得的进展微乎其微，甚至在惨淡的岁月里也是如此。
　　而在东部，工人们却如此地偏爱社会党人，以致俄国人（传说是受谢尔盖·图尔帕诺夫的鼓励）急切地想加以利用。
　　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联合运动据说在1945　年秋就已在图林根和萨克森开始了。在俄国人的鼓励下，他们在柏林成立了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2　月23　日号召合并并建议其他占领区中的这两个党接受联合纲领，207分管党内主要机构，以便共同协力。谈判秘密地进行了两个月，除了奥托·格罗提渥以外，社会党领导人对这种主张都抱冷漠态度。但是，双方毕竟都是工人阶级的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许多人（带有某种正义感）认为，在1930—1933　年，由于缺乏工人阶级的团结，致使纳粹攫取了政权。据报道，图林根一个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说过：“纳粹分子给我带上手铐，押到柏林。。
　　的一位共产党员同志面前，我自言自语说，”为什么需要纳粹分子把我们带到一起呢？’”此外，格罗提渥是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领导人，而不是全德的领导人，他可能会想到，一旦德国统一了，他的党内的主要职位将会落到别人手里。他可能指望，新党将更多地具有社会党的性质而不是共产党的性质。不管怎样，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的执行人在他的劝导下，于1946　年2月27　日追随共产党投票赞成两党合并，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由格罗提渥和共产党人威廉·皮克共同领导。新党的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包括来自西德的代表。但是西德当局对他们实行联合的措施有所怀疑，当柏林的社会党人于3　月1　日召集群众大会声明反对联合时，当局的怀疑更深了。因此他们不承认西德的新党，或者拒绝发给他们的占领区内出席执行会议的代表所需要的通行证。一批颇有勇气（鉴于俄国人的态度）的柏林社会党人决定在3　月31　日组织一次党员表决，得到了西方强有力的支持。但是俄国人却拒绝配合，也不允许社会党在俄管区内活动。西方三个管制区，有百分之八十二的票数反对联合，而在莱比锡举行了同样的表决投禁，据说一千六百名代表中只有一张反对票。
　　这一插曲的结果是实质上没有提高共产党的威望而把东部占领区的社会党摧毁了，同时在东德与西德之间进一步划出了鸿沟。德国统一社会党精心建立了一个极权主义组织，有中央书记处和八个部。共产党人掌管了大部分重要职位，常常是党政结合，他们与前社会党之间的均势保持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