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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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公约本来就不准备持续很长时间。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诚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认为对方是真诚的。一项交易暂时对双方都有利，这就足以使缔结这样一项公约成为可能。至于苏联和两个西欧大国之间没有取得成功的谈判，则存在着固有的大得多的困难。苏联要求西欧大国背叛它们目前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要它们并不以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为限，而是还应参与压迫横亘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那些残存的东欧小国。另一方面，西欧大国则要求俄国在陆上对德战争中忍受首当其冲的危险，而不愿意看到它为了减轻这一危险就抢在德国之先去占领东欧的真空地带。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关方面怀着象讲英语的民族之间具有的那种相同心情，也很难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存在于共产党俄国和当代西方之间的误解和猜疑，就必然要产生极大的影响。
　　当然，在1939年西欧列强和俄国对德国的害怕远甚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惧怕。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十分有根据的、共同感到的恐惧，它们也绝不会试图达成协议。它们对希特勒的恐惧要比它们的互相非难对方的思想意识更为强烈。但是，这种危及它们生存的共同威胁，并不能排除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厌恶和怀疑。它们之间的相互怀疑也一如它们对纳粹分子的怀疑；它们相互厌恶，如果有可能，甚至比它们厌恶纳粹分子还更厉害。这种压制不住的感情对达成协议来说，是一个比它们的主义之间的学说分歧更为严重的障碍。
　　张伯伦一贯否认有什么思想意识上的偏见妨碍他去同苏联进行合作。1939年3月31日，下院有一位代表威克菲尔德地区的议员阿瑟·格林伍德询问他：“是否欢迎来自所有大国，包括苏联在内的最大限度的合作”；首相回答说：“是的，我们应当欢迎最大程度的合作。”另一位质问者问他是否能够向下院“保证，在我们同苏联之间不存在什么思想意识上的障碍”，首相答复道：“能够，我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种保证。”1939年5月19日，他在同一地点再次作出了同样的保证：
　　认为我们鄙视苏联援助的那种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在关于俄国军事力量的确切价值或最有效地利用这支力量的办法方面，要是不去随便接受那种未经认可的意见，就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那个拥有众多人口和巨大资源的大国，在象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局势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我希望这位尊敬的议员先生不会去考虑任何这样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赞成苏联政府的内部制度，这就无论如何会影响我们对当前谈判的看法，或我们进行谈判的方法。
　　一位小心谨慎的传记作者曾经令人信服地刻画了张伯伦的个人态度：
　　在他的信函里，一丝一毫的意识形态上的动机都找不出来；他不是那样的人，认为他反对战争是因为害怕战争的潜在社会后果，这种想法也完全是无稽之谈。信函中确实包含着的是政治论据和政治疑虑；看来在我国军界中，人们含蓄地持有一种信念，即俄国的实力由于流血而枯竭，因此将会瓦解，此外还有一种感觉，即俄国是在玩弄权力政治而非寻求和平。……张伯伦提出的理由远不止（那个）来自波兰的否决。他发现自治领的意见是分歧的，他认为法语区加拿大，作为一个例子，可能会反对和俄国结盟。……他认为和俄国结盟可能分裂巴尔干对德国的抵抗，而如果又把西班牙推到轴心国那边去，则我们在西方因此遭到的损失会大于在东方的所得。
　　这一对张伯伦内心考虑的估计已由他的一封信函证实，在这封信里张伯伦谈到了他对贝克在1939年4月3日到7日访问伦敦期间的心情的看法。张伯伦写信给他姊姊说，贝克非常渴望……不要和俄国联结在一起，这不仅因为波兰人不喜欢俄国人，也因为考虑到对德国舆论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这样一种联合可能导致希特勒发动进攻，而如果没有这一联合，他想这场战争仍然有可能得以避免。我承认我是非常同意他的，因为我认为俄国是一个极其不可信赖的朋友……它对别国具有一种巨大的、令人感到不快的力量。
　　这段引文揭示了使张伯伦不去把他自己同苏联政府束缚在一起的一些考虑。他被恐惧所驱使，他怕可能会对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未来受害者的感情产生的影响，他也不信任苏联政府的意图，这种不信任对他的影响，较之他的不赞同俄国人的主义还要大。张伯伦及其同僚渴望不要去触怒希特勒，因为他们对希特勒所抱的幻想，就象罗斯福对斯大林所抱的一样。他们说服自己，此人虽说显然是一位带有犯罪经历的独裁者，但在本质上他一定和他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情感，因此，如果他们小心谨慎地去公正地和体谅地对待他，他一定会以信报德的。可是张伯伦对于俄国的共产党统治人物却不抱类似的幻想。
　　在张伯伦对波兰作出关系重大的保证之前四天，亦即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私函中写道：
　　我得承认我是极为怀疑俄国的。我对它的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没有任何信心。我也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同我们的关于自由的思想极少关连，它关心的只不过是想使别人互相倾轧而已。再者，许多小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对俄国都是既憎恨又怀疑的。
　　张伯伦之所以轻视苏联军事实力是由于估计错误，当时，其他许多人包括希特勒在内，所作的估计也是如此。但是张伯伦对苏联动机的怀疑，则不幸被后来西方政府和人民直到1955年撰述本书时的经历所证实！毫无疑问，在这整个时期内俄国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动机也是有怀疑的。在共产党俄国的眼中，德国人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豺狼，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是披着羊皮的资本主义豺狼。对于俄国人来说，无疑也怀疑法国和英国可能在打算“使得别人彼此互斗”——根据俄国人的观点，所谓“别人”就是指俄国和德国；就俄国人而言，对于英国“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也是缺乏信心的。在莫斯科举行军事会谈期间，英国代表于1939年8月13日泄露，一旦发生对德战争时英国打算投到法国战场上去的师为数少得可笑；这个消息显然给了斯大林不小的震动。他明显的反应是交织在一起的愤慨、蔑视和沮丧：因为他几乎就要同这个无能的国家为抵御可怕的德国而建立联盟了！
　　英国和俄国最后证明它们两国在战场上都是强有力的，这比它们当中任何一方预期对方会表现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如果在战争前夕它们相互暴露彼此战前心底的秘密，它们每一方都可能找出怀疑对方意图的某些根据；因为英国、俄国以及法国在它们的内心深处此时象欧洲小国一样仍然怀有一个不合理的希望。它们每一方都希望：只要它不是无可挽回地和德国决裂，它就可能设法奇迹般地避开迫在眉睫的德国的极大压力，即使这种压力真的袭击了欧洲所有其他地区。
　　在这些困难多端的心理条件下，英法同苏联政府的谈判最终会遭到失败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的谈判竟会这样地接近于成功的地步。由于谈判十分接近成功，毕竟激动了希特勒，他向斯大林提出从短期看来似乎更加有利于后者的一宗交易，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归于失败。一项很久以来大声疾呼所宣布的政策，突然有了令人震惊的公然改变，毫无疑问这对独裁人物所造成的困难远较民主国家的政府为小。虽然希特勒能够而且确实同斯大林在1939年8月作了一笔交易，但是，即使这个暂时的妥协对希特勒也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如果希特勒不是感到苏联和西欧列强一旦结成军事联盟将置他于死地的话，他很难会作出这种和解。然而，假使在1939年俄国人和西欧人未被深刻的心理上的鸿沟所隔离，那么对第三帝国的有力包围是很可能完成的，尽管希特勒要采取步骤来防止这一着。这道鸿沟于1917年开始出现，此后不断加深扩大，这显然是非常有利于希特勒实行其1939年计划的国际环境的特点之一。
　　第二章　法国和英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覆灭的反应
　　捷克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14…15日被德国倾覆，这自然成了世界所有其余地区严重关切的事情，因为这显然是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但是对于法英这两国来说，希特勒所发动的最近一次突然行动不仅多少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也向它们直接提出了挑战，要它们立即采取对抗行动。这有四个理由。首先，英国和法国曾同德国一道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放弃抵抗，去接受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解决方案。其次，它们在道义上——虽然还不是在法律上——曾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如果它不加抗拒地默认割让领土给德国，从而使它在军事上受后者的控制，那么根据慕尼黑解决方案，它在新获得的边界内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将不仅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尊重，而且也将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尊重。第三，这两个国家由于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民主大国，因而可能也是都具有意志和实力来共同制止第三帝国侵略行径的仅有的欧洲国家。只有它们才有一些希望能在发出警告言辞后，继之以有效的防御行动。第四，它们每一方都有着迫切的国家利益，要求它们现在采取坚定的立场，而不再迟疑。
　　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采取的行动，使得这两个西欧大国在义务、利益和危险等方面的一致性显得突出了：它们对付希特勒的挑战，在外表上是一致行动的。这一国际危机对两国国内局势的影响，从表面上说也是相同的。这两个国家的反对党平时不仅在对外政策而且在对内政策上同政府进行争吵，现在转而非常支持政府，以致在外表上好象出现了一个反德国侵略的统一战线，然而在任何一国还没有证据表明，国内的紧密团结可能达到以联合政府代替一党政府以应付紧急局势的程度。可是在这个表面现象之下却有着分歧——虽说这一根本分歧直到1940年夏天才充分暴露出来。由于法国的内部裂痕远较英国深刻，所以法国在受到极端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折磨的强大压力考验下，它的抵抗力量终于瓦解了。对比之下，同样的折磨却将英国民族铸成一个很勉强的然而却是不屈不挠的统一体。
　　法国在1939年的软弱和在1940年的崩溃，其原因只有一部分是由于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阶级斗争。它对它的国际处境感到沮丧失望是其失败主义的另一原因；而这种沮丧失望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一情况在同时代的英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法国从来没有真正地从1870…1871年民族大灾难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当时，它在成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欧洲唯一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不时地成为欧洲大陆其余部分联合力量的对手之后，不仅出乎意料地、很不光彩地为普鲁士所击败，而且从那时起由于一个统一的德国新巨人雄视在它的东北边界，它长久以来感到自己是相形见绌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败北，以及随之而来的归还法国暂时丧失的阿尔萨斯…洛林领土，并没有治好法国那种心理上的创伤。象荷兰人在1713年一样，法国人在1918年意识到，他们可能已被征服（就法国情况而言，这是半个世纪内的第二次），如果世界其他部分不来救援他们。他们也意识到，虽然他们的国家在最前线遭受最严重的打击，而且在巨人似的敌手的进攻面前首当其冲，从而维护了法国的荣誉，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国力消耗，使得它同它的前盟国或者甚至同正式被击败的前敌国比较起来，处于相对衰弱的状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英国——部分是由于迟钝与理想主义的融合，部分是因为对法国的堕落怀有难以理解的愤怒，其根源则在于有理由的且未解除的对法国的恐惧——已经把事情搞得极糟，以致完成了德国挫伤法国心灵的工作，因为英国装出了一副毕竟站不住脚的不介入大陆事务的态度，这使得法国在急于寻求安全时所希望获得的英国同情和支持完全落空。
　　英国所怀有的那种“不受约束”的幻想和法国那种垂头丧气的现实，已经在慕尼黑危机时英国政治手腕所表现的新景象中暴露了出来，当时英国政治家们在直接关系到法国一个东欧盟国的欧洲大陆事务问题上领导着英法的联合行动。在直到那时为止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法国通常以为英法对欧洲大陆的政策是由它来定调子的。至于英国，它对于欧洲大陆的任何事务，一般是满足于或者“听任法国去处理”，或者对法国的行动提出理论性的抗议，作为一种变通方式来强调说明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论点：除了有关法国的东侧边界和低地国家以外，英国对欧洲大陆事务不感兴趣，没有责任，尤其是不承担义务。1938年秋，甚至英国的一些孤立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也突然觉悟到这样一个真理，即如果他们不打算让欧洲大陆事务把他们卷入一场欧洲战争，现在他们就必须精神抖擞地振作起来，而张伯伦自己则感到他不能让这方面的事由他的法国伙伴来作主。在一次欧洲大陆危机中由英国掌握英法联合行动的领导权，这是六个月前国际景象中的一个显著新特色，现在又在英法对付希特勒1939年3月14…15日新挑战的场合中再度出现了。
　　在法国，与英国不同，这些惊人的、不祥的新恶耗并未引起其态度方面的任何重大改变，因为这时法国的消沉失望已转变为瘫痪了。三十年代中叶的一个日子里，一位巴黎的教授对本文的作者说：“在法国这儿，我们只是等待着突然打击的来临。”由于是这样的心情，所以法国政府表现得似乎相信，利用外表上预示将要采取行动的言辞和姿态，就能达到目的，就能代替所要采取的行动。因此，他们形式上再次表态要采取行动，可是事实上并未下决心要真的采取行动，如果事态表明别无他法可以制止希特勒向前进军的话。他们甚至从未认真地同那些东欧同盟国家进行密切联系，这些盟国曾被他们视作他们的生命线，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想取得英美保证的期望终于落了空。
　　对于法国在困难中被讲英语的两个大国抛弃后，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努力另找其他盟国的做法，那些吹毛求疵的“盎格鲁撒克逊”批评家们，当1921年2月19日法国、波兰缔结军事协定时，尤其感到震惊。在一个号称公开外交的时代里，法波军事协定条款的隐秘性质在自以为公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心灵中，引起了最不吉利的猜测。然而，根据法国驻华沙大使所述，在希特勒于1939年3月15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两个月，1921年的法波军事协定由于缺少军事专家之间的技术性会谈，仍未获得履行，因为不举行上述会谈，这种协定只不过是一次学术性的演习，它在政治上是颇易引起争议的。在慕尼黑危机到1939年3月15日之间，法国驻华沙大使莱昂·诺埃尔告诉我们，他曾催促法国外长乔治·博内批准进行一次谈判来设法减少法国现在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目的在于至少要缩小下述两者之间可以预见到的差距：一方面是法国承诺必须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是如果一旦最后关头到来时它大概可能要采取的行动。但是达拉第政府——缔结慕尼黑协定的政府——正期待要在最近的将来增强法国“对波兰的义务：他们正准备要采取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违背他们的真实意图的”。诺埃尔关于法波关系的叙述，暴露了他对达拉第政府（特别是对博内）怀有很大的偏见，而他的一些指责如说双方参谋部之间没有接触，法国政府没有打算把它对波兰的承诺限制在法国能够履行的义务之内等等，看来都是言过其实；但是法国对波兰的政策肯定并未失之于过分坦率，在诺埃尔的下列叙述中可能包含着真相，他说1938年秋天在巴黎的一次私人会晤上，博内对他讲了许多话，说根据他对条约原文的理解，法国和波兰之间的现行安排中“有着很多漏洞”，足以使法国能够在不论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免受战争的危险。
　　里宾特洛甫在1939年7月13日致博内的亲笔函中也有一则声明：
　　1938年12月6日我们在巴黎的讨论中，特别同意了下述一点：尊重每一方的重大利益是将来发展良好的德法关系的先决条件和原则。在这个时机，我曾明确地提到东欧是德国的利益范围，而您……此时也强调你方的观点，说自从慕尼黑会议以来，法国对东欧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德国方面作出这种声明并不是头一遭。基于同样的理由，里宾特洛甫因博内于1939年1月26日在巴黎向国民议会重申法国对波兰和苏联所承担的义务，就亲自向诺埃尔和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勒提出抗议；魏茨泽克在1939年3月18日也以同样的辩解责难库隆德勒，当时这位法国大使因德国覆灭捷克斯洛伐克，正打算将法国政府17日的抗议照会递交给他。
　　博内在给库隆德勒关于1939年3月18日事件的信函中极力否定德国的辩解，他于7月21日致书里宾特洛甫再度予以否定。他两次重复声明：他于1938年12月6日当着目击者之面曾告诉里宾特洛甫说，现行的法波协定和法俄协定始终不受新的法德协定的影响；关于曾发生过什么和未发生过什么的这一叙述，他在1948年出版的关于他主持法国外交部的记述中更详尽地作了重复说明——并且明确声明，1938年12月6日他同里宾特洛甫的会晤有法国外交部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在座，而且是他同里宾特洛甫举行的仅有的一次会谈。就博内所作断言本身是实事求是的这一点而言，诺埃尔在记述和讨论这一争论时并未提出争议；然而他却声称——这与博内自己后来发表的关于这方面的声明恰恰相反——在博内和里宾特洛甫之间尚有另一次会谈，当时无目击者在场，也无纪录可寻。他又暗示说，不管博内可能说过些什么或可能没有说过些什么，德国人也许已经真正地从博内的一般表情中获得了一种印象：单就法国一国而言，德国人现在事实上已可在东方自由行动了。
　　诺埃尔的暗示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象博内本人那样并非超然的观察家的论述给以任何重视的话——博内可能打算使法波条约以及1921年的军事协定单方面起作用，仅对法国一方有利。假定在希特勒的日程上波兰是德国侵略的下一个牺牲者，博内可能自以为他能找到一个律师的托词，宣称对于法国而言并未发生条约中所提到的情况。反之，假定法国注定要成为德国下一次打击的对象，他可能希望由于波兰民族具有的那种冲动的、浪漫的、侠义的、尤其是排德狂的性格，将会驱使波兰参战，而不给贝克以机会来对法国施展象博内本人可能存心要玩弄波兰的那种诡计。
　　法国的确有充分理由害怕希特勒的下一次侵略行动可能直接指向它自己。希特勒的政策自始至终是机会主义的；这一政策的机动灵活性是它的长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反复无常地改变态度一贯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戏——这表现在他于1934年1月26日和波兰的交易上，不久又要表现在他同苏联行将进行的交易上——这种政策在实行民主管理的国家里是太不得人心了，太感到难以捉摸了，或者简直是太令人震惊了，以致在政治中很难行得通。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德国运用策略的自由看来几乎是无限制的。就象法国大使库隆德勒在1939年3月19日所报告的，德国宣传部一位官员在柏林曾向一位法国人说过：“在我们面前有这么多敞开着的大门，有这么多可能办到的事，以致我们再也无法知道应该走哪一条道路，采取哪一个方向”。法国是否将被德国选作下一次侵略的对象？只要希特勒的行动是受他的情绪所支配（他的行动部分是这样的），法国可能在本来是十分令人沮丧的考虑中得到安慰，因为希特勒对法国的敌意已从《我的奋斗》中所表达的最高点显而易见地下降了，这是由于法国已经被考验过，并被发现它没有能力阻止这一谩骂的作者去逐步实现其作为德国独裁者的野心。但是这种考虑并不能消除法国所畏惧的危险；因为冷静的战略分析可能仍会劝告希特勒，先把法国打翻在地，然后离开西方，象另一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样，驰骋于东方的辽阔地区，以追求为德国争取生存空间的幻景。
　　诚然，希特勒进攻法国，很可能导致他也同英国作战，然而毫无疑问，在1939年，和在1940年一样，他藐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有效作战的能力，如果一旦法国丧失了战斗力的话。他认为如果他终于要东进，那么击溃法国就会有效地解除他承认他所最害怕的那个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威胁。但是，如果希特勒确实害怕在两条战线上发生战争，那么法国仍可希望从法波联盟中得到好处。如果由于现存的法波协定，法国利用其外交手腕能够稳住波兰，使它在德国攻击法国的情况下袭击德国的东面边界，那么希特勒厌恶同时在两线作战这一点，难道不也许可以阻止他在此刻进攻法国吗？
　　如果法国政府在此阶段真的指望把波兰的军事力量作为它在拚命寻求安全时的一份资产，那么它的疏于核查波兰军备的真实情况就益发令人吃惊了。据博内说，1939年8月23日，那是在俄德缔结协定之后和战争爆发前夕，国防军参谋长甘末林将军就已告知法国政府，说波兰在德国的攻击下能够坚持到1940年春天。另一方面，甘末林在其回忆录中说，除非获得俄国的支援，波兰进行长期抵抗是不可想象的。不管甘末林可能或可能没有说过和想过些什么，法国政府肯定能够在任何时候从其军事顾问方面得出关于波兰军事弱点的准确判断。
　　博内没有能够从其军事顾问处认识到（而希特勒则能够从他自己的军事顾问处认识到），1939年的波兰是经不住和德国作战的，正象一个以猎枪武装起来的运动员不可能同经过训练的虎式坦克手作战一样，单就这一点来说，博内也未必能比张伯伦得到更多的宽恕。
　　对于意大利军事实力的估计，法国和英国政府也是完全离了谱，而希特勒则照样有着准确的情报。法国严肃地对待1938年11月30日意大利议会中大事张扬的意大利对法国的领土要求，认为这是意大利可能在不远的日子里进攻法国的先兆；如果意大利战斗部队的军事素质确实配得上它已在1939年3月获得的对法战略优势，那么法国对于意大利的占上风感到担忧是有理由的。西班牙内战中曾帮助轴心国的国家主义门徒们取得胜利的意大利军队，仍然没有撤离西班牙，因为他们要遵循1938年4月16日的英意谅解条款；1939年4月又出现了谣传——虽未证实，但却扰乱了法国人心——说意大利军队非但没有撤离，反而还在增援。只要意大利在西班牙本土，在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在它自己的领域撒丁、西西里和潘特莱里亚岛上保持着据点，它就控制了介乎法国本土和西北非的法国兵源之间的一些法国主要交通线。在德国从东北方面进攻法国的同时，意大利也可能一面从的黎波里塔里亚向突尼斯进攻，另一面又从西班牙一侧的比利牛斯山向法国本上进攻，法国是害怕出现这种局面的。法国对于意大利军队的骁勇和激昂所发生的错觉，是意大利的盟邦德国或者意大利人自己所从来不曾有过的（除了墨索里尼这个唯一的然而却是不幸的例外）；然而法国对于想象中的意大利入侵危险所怀有的强烈恐惧感，成了1939年3月15日以后法国人心理状态中非常有利于德国的一个因素。
　　这就是法国国民议会在1939年3月17日和18日辩论时的心理背景，而这场辩论是法国对德国在三天之前覆灭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首次正式公开反击。辩论的基调是：回顾慕尼黑协定这一事件时个人之间相互进行指责所引起的怨恨和不顾一切，际此严重时刻，那些显要的法国政客还只是沉溺于彼此进行诋毁；达拉第在要求获得无限权力时所表现的不妥协态度；此外还有左派的乘虚而入（这个左派包括已陷于分裂的社会党左翼以及共产党人）。达拉第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在于利用国际危机这个机会，来为他在国内强制实行极权主义的政体铺平道路。达拉第直截了当地拒绝提出下列保证：如果他所要求的权力获得批准，他不会利用这些权力去使议会休会，或者去解散共产党，或者去停止实施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制度。而社会党则全体一致投票反对政府的要求，以顾全表面上的团结，在这次投票中社会党的右翼违反他们的个人信念，也表示了同意，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法案也肯定会以大多数赞成票通过。最后，国民议会投票通过政府提出的权力要求——按照规定的期限，这一权力延续到1939年11月30日——赞成票是三百二十一票，反对票是二百六十四票。3月19日，参议院也照样行事，但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差距则给人以格外深刻的印象，前者是二百八十六票；后者是十七票。政府根据议会授权而制定的法令于3月20日公布于世。
　　法国政府在此关键时刻所作的姿态和所用的语言，也就照例是那些表明意志的力量和目的的明确的东西；但是法国的真实状况在下述两个场合中才格外如实地表现出来：一是国民议会于3月18日进行重大辩论时所发生的很不严肃的喧嚣，各对立党派相互敌视和猜疑的激烈程度在此暴露无遗；二是国民议会后来于3月20日通过的对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同情的议案，这暴露了认为空言是有效的那种不可救药的信念。在由于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而加剧的欧洲危机中，一如在以慕尼黑协定为结局的前一危机中，法国表现了色厉内荏的迹象，因为它把两个西欧大国对德国新挑战作出迅速回击的领导责任让给了英国。
　　与法国不同，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的行动使英国发生了情绪的变化，按其最终的影响来说这是促使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败北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是这一有益的英国反应的扩大提高是太缓慢了，这对于极端危险局势所要求的迅速反应的强度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3月15日下午在威斯敏斯特下院举行的辩论，仍然没有引起首相和他的一般支持者觉察到——或者至少仍然能够使他们闭着眼睛不去看那事实——由于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他已破坏了英国政府的慕尼黑政策。然而，下院的辩论表明，议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