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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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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疆界，是推动德国和俄国达到第五次瓜分波兰这一共同目标的持续性刺激因素，就象1814…1815年的第四次瓜分波兰曾使普鲁士…德国和俄国为了防止波兰重新出现于政治地图上这一共同利益而彼此维持和平达一百年之久一样。1922年4月16日签署的俄德拉巴洛条约，是一个最早的迹象，表明这两个大国由于在暂时衰落时期领土遭到掠夺而相互产生的同情，可能胜过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相互产生的憎恶。也许，正是由于残存的一点点这种同情心或者是由于这种同情心的恢复——两国都反对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反对扶植波兰的西欧大国——才使1939年8月23…24日俄德公约的签署在心理上成为可能。毫无疑问，这项公约的任何一方都不过是把公约视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希特勒同普鲁士…德国以前的任何一个统治者不一样，其领土野心是远远超出分得一点波兰领土这一有限目标的。希特勒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俄国的乌克兰和乌拉尔山一带。以便为德国建立一个庞大的生存空间。这一点，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里他的同僚是深知的。然而尽管苏联和第三帝国之间存在着这种最终“无法控制的”矛盾，暂时的和解在这时候对双方都是合宜的。也许。它们在重新瓜分波兰方面的共同利益——虽然这和它们在乌克兰向题上潜在的争端的规模相比，只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协议——就是导致它们暂时达成这笔交易的部分动机。
如果波兰继续保有两次大战间的疆界是促使俄国在1939年夏季同德国暂时达成协议的动机，那么德国周围一些小国所构成的隔离地区则是妨碍西欧两大国和苏联建立任何有效的反德联盟的巨大障碍，因而也是德国的一宗宝贵的政治资产，因为英法俄联盟是足以引起希特勒严重关切的欧洲大国唯一可行的联合。这对德国的利益是很大的，因为如果西欧大国害怕遭受损失，不敢越过由西格弗里德防线临时加强了的不长的德法共同边界去进攻德国，那么它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可能攻击的、位于德国以东的任何国家，除非是通过低地国家向德国发动进攻。反过来，俄国也无法帮助德国可能攻击的任何国家，除非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去进攻德国。这种地缘政治局势就使得西欧大国和苏联之间可能进行的合作，要取决于它们和德国之间的那些小国的态度，也要取决于处在外侧的这三大国对介于其间的小国的态度，倘若这些小国象它们实际表明的那样，并不愿在德国向它们中的任何一国发动进攻之前先同三大国就共同防御德国问题作出安排。
前节所述的地缘政治局势，使得欧洲小国的态度成为政治均势发挥作用中的决定性因素。1939年，处于德国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小国，都有充分理由担心自己可能遭到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命运。非常清楚的是，它们生存的唯一机会在于抢在德国发动侵略之前同心协力，就共同防御问题同那些在地理位置上能够给它们以有效的军事援助的大国作出安排。确切地说，东欧国家要避免德国统治的唯一希望在于同俄国缔结防御性的军事同盟；低地国家的唯一希望在于加入英法一方；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唯一希望则在于同这三个大国都缔结类似的同盟。如果在1939年3月15日以后，这些小国，或者甚至仅限于它们中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果断地采取了这个合理的行动，那么建立起一个比德国绝对强大的有效的欧洲反德力量联盟，也许是切实可行的。如果这一点办成了，那么第三帝国的侵略行为便会被制止住。但是，人性从来不是完全有理性的，所以在捷克斯洛伐克覆灭之后，所有仍然残存的欧洲小国，除土耳其和瑞士以外，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德国造成了方便。
由于这些小国不愿和毗邻的大国合作，也不愿彼此合作，来共同防范德国，这就形成一大障碍——或许是主要的障碍——使得西方大国和苏联不能为共同防御德国侵略的问题彼此进行合作。1939年夏天，西欧大国同苏联谈判的失败无疑是由于几个原因凑合在一起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能正确地找出一个决定性原因的话，那就是波兰和罗马尼亚拒不同意允许俄国军队开进它们领土这一件事，即使俄军的进入是为了协助这两个国家抵御德国的进攻。波兰和罗马尼亚对于俄国为应付德国而进行的有效军事干预所布下的障碍，使苏联和西欧大国之间产生了怀疑和恶感，因为英国不愿在未得到有关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同俄国达成任何协议，来支持俄国军队进入波兰或罗马尼亚的领土——或者进入立陶宛、拉脱维亚或爱沙尼亚的领土，而俄国谈判代表则把英国的这一犹豫看作一种证据，表明英国声称希望同苏联就对付德国的威胁建立共同防线这一设想是不诚恳的，无论如何是不十分认真的。苏联政府的这一考虑导致它最后选择了另一政策，即在牺牲波兰的情况下同德国暂时达成和解，而1939年8月23…24日签订的俄德公约使德国肯定将发动战争，因为这一条约使德国确信，至少在当时它下会遭到有力的包围。它知道法国和英国不会通过低地国家来进攻它；它准备把赌注押在一件事上，即英法等国可能不敢正面攻击齐格菲防线；英法等国在德国东侧物色到的盟国仅仅是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这四个东欧小国无论是单独地，或是联合起来（它们仍不愿意联合起来），都不可能抵抗德国。而没有苏联的合作，法国和英国也不能援助波兰，或有效地援助罗马尼亚——波兰和罗马尼亚都已经拒绝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虽然事情很清楚，如果没有俄国的援助，它们的命运显然注定得向德国屈服。
由此看来，虽然东欧领土的解决办法是那些击败德国的国家在1919…1921年直接或间接促成的；可是二十年后这项解决办法竟成了希特勒手中的一张王牌。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制定和约的时候，成为战败帝国的后继者的那些东欧国家具有远见和自制精神，对于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有利局势避免不顾后果地尽情利用，如同丹麦坚定不移地避免利用那样，那么两次大战间的欧洲政治地图未必会象实际情况这样，帮助希特勒去实现他的意图。再者，由于德国军事力量和侵略能力的恢复，欧洲所有的小国，包括德国西边和北边的小国在内，几乎都产生了一种同样有利于希特勒意图的心理状态。
在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最后五年中，德国的侵略威胁笼罩着欧洲。在这种形势下，处在德国肘腋之下的欧洲小国大多数决定，在德国入侵以前不采取任何有效的自卫措施。但是它们也决定，万一遭到进攻就奋起战斗，然而由于它们早先的失策，那种作战情况事前就已经注定它们将被征服，而不会有希望进行有效的抵抗。在那些最终遭到德国攻击的欧洲小国中，波兰、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全都采取了这一自杀的方针。波兰愿意接受法国和英国的援助，可是英法却无法支援它；苏联能够援助它，可是它又不愿意接受苏联援助。荷兰、比利时、挪威和南斯拉夫不愿意接受能够帮助它们的法国和英国的援助，等到愿意接受时，时间已太晚了。南斯拉夫的保罗亲王政府采取了合乎逻辑的方针，先是拒绝法国和英国的援助，接着便屈从于德国的要求。然而这时，南斯拉夫的舆论沸腾起来，人民推翻了政府，这一来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国家逃脱不了遭受德国进攻和被征服的命运。只有罗马尼亚的行动是合乎情理的，它自始至终一贯胆怯，而希腊的行动则一贯是英勇的。罗马尼亚政府在战战兢兢地接受了英国的一项保证并拒绝考虑接受俄国的援助之后。在德国的指使下又拒绝了英国的保证，向德国的要求屈服，但它并未遭到南斯拉夫保罗亲王的命运。希腊政府和罗马尼亚政府一样，在接受英国保证方面是小心翼翼的，但是与罗马尼亚不同，它击退了意大利的进攻，并以英国所能提供给它的微薄的援助对德国的进攻进行了抵抗。至于丹麦，它的政策加上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对付德国方面处于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地位，因此当敌人发动进攻时，它还没有来得及在投降和抵抗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便已经被占领了。
在这种不合理性的行为盛行的国家中，比利时是最为典型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德国入侵比利时一事表明，一个欧洲小国实无安全可言，无论是所有欧洲大国签署条约，庄严地保证其中立，或是该小国自身拥有微弱得可怜的军备，或是由友好的大国为了保卫它在过晚的时候才来进行军事干预。一个小国能够阻止或击退蓄意入侵者的唯一希望，在于事前同一个或几个在地理位置上能和它会合起来的友好大国，就共同防御问题协商出有效的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怕经历使比利时人获得了深刻的教训，所以大战结束后，比利时就放弃了中立，并于1920年和法国缔结了一项军事协定。它除了规定其他事项之外，还规定：如果德国发动侵略或出现侵略的威胁时，法国和比利时的参谋总部应进行磋商。然而当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德国侵略的威胁再次出现时，比利时政府在该国舆论的压力下，却坚决主张和法国政府交换照会，说明两国参谋总部保持联系的唯一目的在于使双方贯彻执行洛迦诺公约的莱茵兰条款规定的义务，而不是为了替“任何政治性的承诺”或为了对“有关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组织其国防方面承担任何义务”开辟道路。这些照会是在1936年3月6日交换的，正是德军重新占领莱茵兰的前一天。这充分表明比利时在1920年同法国所作的预防性安排是英明的、有远见的。但是就在希特勒的不祥的前进行动证明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政策有其价值时，比利时政府却故意去完成使本国再次处于毫无防御境地的那项工作。1937年4月24日，比利时使英国和法国发表一项声明，除根据国际联盟盟约所规定的一般义务外，解除比利时对英法所负的一切现有的军事和政治的义务。由此可见，比利时对于希特勒挑战的反应就是退处孤立地位，就是仅仅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进行自卫。比利时之所以要对其政策作出这种自杀性的改变，是由于比利时公众情绪的压力，是由于它当时的那种国际处境，它当时面对着的一个德国统治者较之他的前任显然更包藏祸心，同时两次世界大战间机械化战争的发展又使越过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这一条通道，对于德国侵略者来说，较之1914年更富有吸引力。
而且，1937年比利时拒绝接受法国可能提供的有效军事援助，比1939年波兰拒绝考虑接受俄国的军事援助，显得更不合理性；因为波兰人有充分理由担心，接受俄国援助以抵御德国的代价可能是使波兰丧失1919年到1921年期间所占领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领土，并且强使波兰转向共产主义，然而无论是法国或英国都不会由于热心向比利时提供援助而对它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它们对比利时也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意图。
如果说比利时人民的行为是独特的，那可能是由于佛兰芒族或瓦隆族性格上的某些神秘特质。但是有六七个弱小民族处于相同的环境下，互不相谋地全采取了相同的自杀方针，这一情况表明，这种行动虽说不合理性，却不是反常的，其他国家如果发觉自身处在同一困境之中，很可能也会照样行事。
1939年生活在德国进攻威胁下的弱小民族，颇象那些攀登阿尔卑斯山，发觉自身走上即将发生雪崩的山路的人们。他们困扰不安，唯恐由于一弹指一眨眼所造成的极小的空气振动，就会引起雪崩，而把他们压死。因此，他们象泥塑木雕那样伫立在危险的地区，希望出现某种奇迹，雪崩不致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也只是横扫他们左右的同路人，而他们自己则安然无恙。诚然，如果他们狂奔逃命，那么在他们来得及逃出危险地区以前，雪崩可能已扑向他们。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如果他们冒上述危险，他们至少还有一线希望逃出性命，而固守在原地不动，他们就注定难逃毁灭。这是因为雪崩迟早总要发生，当雪崩发生时，那些滚滚而下的雪块会压倒附近所有的人，它并不会挑挑拣拣，看谁该压死，谁不该压死。
希特勒很明白处在德国肘腋之下的那些小国的这种心理状态。他为了实现其侵略计划，就利用了这种心理状态，象鼬和蛇麻痹它们的捕捉对象那样，也来麻痹他心目中的侵略对象。
自从1917年起，西方世界便和俄国疏远了。这给希特勒已经丰满的箭袋又增添了资本，因为从拿破仑战争以后，俄国在欧洲势力均衡所形成的集体安全天平上，始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砝码。甚至当那个主要侵略大国仍然是远在西方的法国时，如果俄国和英国没有一同来抗击法国，那么在拿破仑军事力量达到顶峰的阶段就不可能制止法国在欧洲大陆建立持久的统治。在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于1805至1809年间都已屈服之后，法国以东将没有一个能和英国携手合作、最终建立反法联盟的主要欧洲大陆国家继续存在，如果俄国于1812年成为法国侵略对象后，不能也不愿担当这一角色的话。此外，当主要侵略大国的角色象在1871年那样，由法国转让给德国以后，俄国就成为任何“包围”圈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在现代战争中，甚至当战局到达高潮的时刻，也只有大国才是实际的交战国。小国全都东垮西倾，对争端并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从军事意义上讲，这两类军事能力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差距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机械化战争的发展，进一步有所扩大。机械化战争的发展要求拥有巨大的空间以便有回旋的余地，也要求能在僻静安全地区进行巨大的工业生产以避开敌军的行动，甚至敌人的空袭。这个情况表明，在1939…1945年期间战争技术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因此苏联以西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国家——不论是波兰、法国，或是在最严峻的考验中由于迅速占领了“欧洲堡垒”而扩充到辽阔范围的德国——拥有规模巨大、足以逃避失败的那种必不可少的资产和潜力。在当时旧世界的大国之中，只有苏联至少在履行一些维持生存的消极条件方面，能同美国颉颃。
在这两个巨大的国家中，苏联在两个方面当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它的工业潜力远远低于北美。而就自然地理而言，苏联也没有遮护着美国两侧的那两个大洋，无法同侵略成性的德国和日本隔绝开来。德国的装甲部队能够而且确曾从德国的东方边界向东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伏尔加河西岸和高加索山脉的北坡。由于有铁路和汽车补充了马队的运输，这就加快了侵略者从西方横越大陆东进的路程，因此，俄国在1941…1944年如同在1915…1918年一样，事实上较之在1812年更易遭受经由欧洲陆上发动的进攻。而且，由于俄国把谷仓和工厂建立在乌克兰和高加索这一地区，这又引起了新的遭劫的危险。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为了避免把所有的鸡蛋装在一只颇为诱人的、完全暴露的篮子里这一危险，已经在乌拉尔山区以及更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些新的生产中心。这个情况证明，它所支配的几乎是无限的空间，再加上有两个操英语的海洋大国作为它的盟国，作为向它慷慨提供供应品的补充源泉，使它能在德国夺取了全部乌克兰和三分之一的高加索以后，仍然有能力对欧洲大陆上这个最可怕的大国继续进行一场大战。
两个西欧大国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联盟以防御第三帝国进一步发动侵略，便把苏联看成一个颇为可取的盟国，因为苏联拥有另一笔永久性的、毫无疑义的资产。与美国不同，苏联是一个大陆国家，所处的地位极为重要，以致如果它和西欧国家结成联盟，那么德国就不可能在向任何一个盟国发动进攻时不使自身陷入“两线作战”的局面，而这个局面曾经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根源，也是希特勒直率宣布要尽量避免的。再者，正是由于苏联横亘在欧洲大陆上，所以它在1939年同西欧各国一样，也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身受到了德国侵略的威胁。因此，它和西欧各国都有强烈而迫切的动机要寻找盟国——这一情况和美国有所不同，美国在此关键性时刻最关心的是，避免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而不是保卫自身，防止落入德国的统治下。在那时候，没有几个美国人认为德国的侵略会对新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
与美国不同，苏联在1939年似乎有可能成为西欧各国争取到的一个盟国，而如果苏联真的成为它们的盟国，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和幅员将构成联盟方面的重大有利条件。然而，由外国观察家看来，苏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是一个谜，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说明，1939年夏天和它打交道的英国政府以及1941年夏天向它发动攻击的希特勒，都大大地低估了它的潜在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问题经受实际考验之前，外国观察家掌握的证据有限，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也许是很容易犯错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军人的英勇和耐劳等素质，由于缺乏装备而受到了严重妨碍，未能充分予以发挥。苏联虽然铭记着这一严酷的教训，竭力想有条不紊地把自己从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家改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大国，可是外国观察家始终感到怀疑，以狂热的速度强制推行的计划是否能够取得真正重大的成果。他们也曾怀疑：苏联已经取得的成果是否会由于1936…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而遭到破坏。因为使红军高级将领遭到最严重打击的这一剧烈变动，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人们认为苏联的整个体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十分腐朽。
虽然在1939年人们很难估计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技术力量之低，大致相当于人们对它的1939年水平所作的最低估计，然而它对促成共同敌人德国的败北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也导致了它自身的战败。俄国历史中最近的这一史实，同它的固定地理特征联在一起，使人们在1939年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两个西欧国家如果能够争取到苏联作为盟国，那么这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对于它们可能具有明显的价值；反过来，如果苏联成为德国的帮凶或同犯，那么它对两个西欧大国所能造成的破坏，较之所有其他欧陆国家集合起来所能造成的还要严重。
苏联和西欧列强在相互合作以便维持均势、对付侵略成性的德国这一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但是光有共同利益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必然就会结成联盟；因为均势从来不是自动发挥作用的。粗看起来，所谓均衡可能象是纯物质力量不由人操纵在发挥作用，使用“均衡”这个词就暗示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拘泥这一明喻的字面意义，那么就很容易引起误解。仔细一看，就很清楚，实际上并不是无生命力量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在相互发生冲突的场合，人的因素和人的考虑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当一些国家共同遭到一个位于中央的侵略国的威胁时，它们便努力结成联盟，作为各外围国家的重要对策之一。这时人的因素的重大意义就呈现出来，或许主要就呈现在这里。如果几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成功地结成防御性的联盟，那么光知道这一行将结成的联盟对它们彼此都有利益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即使它们全都清楚地知道这个联盟对于它们的生存是极为必要的，它们在心理上还是无法彼此达成协议，除非它们认识到除了共同的利益外，还要有一种以相互同情和谅解为基础的信任感。事实上，建立一个联盟需要有缔造一个联邦的那种有利的心理条件，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参加联盟谈判的各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心情。
这种心理上的条件往往成了俄国人和西方人进行合作的障碍，因为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居民，他们的观点、理想、风俗习惯全都不同。俄国人皈依了拜占庭的东正教，而西方人则皈依了罗马的天主教。这种文化发源上的差异，产生了使得俄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分道扬镳的持久影响，而这种民族精神上的差别也始终没有得以克服。然而这一差别在1689年到1917年的二百二十八年间曾经被遮盖起来；因为彼得大帝于1689年在俄国取得政权以后，曾经推行了一项革命的政策，他的继任人又继续加以执行，直到1917年先是彼得的帝国政权被推翻，然后是接替那个政权的短命的自由政权被推翻。彼得的政策是给俄国社会配备上一个西方方式的外来上层建筑。虽然这种做法最后证明不过是在沙上建造一所屋子，基础不牢固，但是在这一建筑物存在的二百二十八年间，却大大促进了俄国和西方的合作。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中，公共事务，特别是外交关系，至今仍然是少数人占有的禁地，因此，俄国西欧化的影响未必传播得很广，也未必渗透得很深，使俄国至少在外交目的和军事目的方面有可能成为西方国际礼让社会中的有效成员。俄罗斯帝国1701…1702年并进了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斯特兰德省和利兰德省，并在1795年并进了库尔兰德省，这就加速了它进入西方外交社会的过程；因为上述三处都是信奉路德教的国家，自十三世纪以来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组成部份。它们有一个日耳曼的贵族统治集团，同西欧其他国家的同类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这些“波罗的海的贵族”参加了俄罗斯帝国的政府，但他们的人数非常之少。俄国贵族统治集团渐进的西方化过程是相当有成就的，这就使这个集团首先和沙皇治下的波罗的海臣民通婚，其后又和俄罗斯帝国疆界以外的其他西欧人通婚。至于罗曼诺夫皇族，他们也与西方的王族通婚，直到他们最后事实上成为一个泛欧皇族的组成部分。
因此，当十九世纪的一位沙皇会晤他的姻弟兄奥地利皇帝或姻姊妹英国女王时，当十九世纪普鲁士的一位外交官会晤他的俄国同行及波罗的海…日耳曼血统的姻弟兄时，双方都感到非常亲切，毫无拘束。西方当然知道，覆盖在俄国生活上的那层熟悉的外表不过是薄薄地遮住一个黑暗的深渊的虚饰而已。“俄国农民”、“俄国皮鞭”、“大屠杀”以及“西伯利亚”等等才是俄国不愿外扬的家丑。但是任何一位西方君主、政治家或外交官都能够同他的俄国对手打交道，而毋庸理会俄国的底层社会；至于理会到这种现象的西方自由人士，他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宽慰，因为他们知道，自从1825年以来，俄国人中就有一项改革运动在进行着。这似乎预示，俄国那块藏污纳垢的地方迟早要被俄国人涤荡干净的。另一方面，俄国当然也有一批老于世故、醉心斯拉夫文化的人和一批昧于世故的基督教徒，这些人强烈地非难西方的“邪恶的实利主义”，正如同西方自由人士强烈地非难俄国的“野蛮行径”一样。但是从1689年到1917年，俄国这支反西方的势力始终未能掌权。执政的俄国反动派和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派是一样倾向西方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亚历山大沙皇和英国的乔治三世于1812年就防御拿破仑问题磋商联盟事宜时就不存在有任何严重的心理障碍，而俄国和两个西欧国家在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的二十年间就共同防范德国侵略问题进行磋商时，也并不存在有任何障碍。在这两次谈判中，为应付西欧一个侵略国家而结成的防御联盟中的西方成员国家，没有一次因为吸收俄国参加而感到疑虑不安。促使俄国易于纳入起初是包围法国后来是包围德国的周围大国的防御圈的心理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前夕突然改变了，这对德国具有一种潜在的未来利益。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竟会破坏俄国和西方在前两个世纪中所形成的联系，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意识。它的创始者是两位莱茵兰人：恩格斯和马克思。前者的大半生是在曼彻斯特一家工厂中消磨掉的，而后者的大半生则是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度过的。这个西方学说在1917年被归国的俄国流亡者带回俄国，这些人在西欧度过了大半生，一向生活在与他们自己的思想相同的西方人中间。列宁象他之前的马克思一样，也曾经是英国博物馆里的一位读者，当时他正在期待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的机会。谋求把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变为一个西方式的人间天堂；在他回国掌权到他逝世的短暂期间，他发动了一场强大的运动，要把帝俄农民整个转变为工业劳动者，使他们在和同时代西方人一样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列宁，和他之后的斯大林，真正地把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向前推进了一个很长阶段；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却在使俄国非西方化；因为他们实行的共产主义虽说来自西方，但它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却是一种可憎的异端；因此，由于布尔什维克以共产主义来代替东正教作为俄国的官定信仰，他们事实上就是以一种源出于西方的思想来向西方宣战。当共产主义总部由西欧移至莫斯科时，当西方共产主义者不再作为曾经一度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流亡者一起向西方和俄国宣传一种西方信仰的同道，反而成为一种俄国信仰在西方的传播者时，共产主义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支反西方的力量。与此同时，曾在西方流亡并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苏联的第一代共产党掌权者，就一去不复返地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移居到了克里姆林宫中；当这一代人被年轻的、在俄国接受已经适应俄国环境从而已经俄罗斯化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另一代人所代替时，俄国和西方就非常疏远了。
在1939年，这种形势的变化有利于希特勒而不利于西方大国。1939年8月23…24日俄德之间的“盗贼公约”是相当容易签订的，因为这个公约本来就不准备持续很长时间。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诚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认为对方是真诚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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