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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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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看看比利时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可喜的事态发展中的第三个因素，是抵抗运动战斗部队被迅速顺利地编入了正规军事机器。这些部队有的改编成了“突击”和“警卫”部队，组成贝恩哈德亲王指挥下的“荷兰内地军”，成为最高盟军司令部统率下盟军的一部分。还组成了一些半军事性的部队，隶属于荷兰军事管理局，另一些则充任辅助警察部队。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荷兰人民的民族性——尊重法律和秩序，这在荷兰是根深蒂固的。当一次小规模的罢工在荷兰某个新解放的城市中不太费劲地得到解决时，有一位地下组织的领导人向军事管理局的代表保证：“我们决不使荷兰成为第二个希腊。”
共产党之所以未能在战后扩张势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必须归因于荷兰民族的性格和气质。当有人请舍默尔霍恩把荷兰政治形势同比利时作对比时，他说：
我们的局势迥然不同。的确，不仅天主教党，其他的政党也都不愿同共产党合作。事实是，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很尊重理论和信念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共产党关于民主的理解，按西方标准来看，是不健全的。
虽然如此，共产党人在荷兰的地位，战后比战前强大得多，因为，在荷兰如同在别国一样，他们在抵抗运动中赢得了相当大的威信，并至少使一部分居民误信他们所伪装的民主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是真的。另一方面，他们到德国人进攻俄国时才迟迟转变态度，这就使他们在荷兰的抵抗运动中遇到的障碍，比在其他地方的抵抗运动中多些，因为在荷兰，已有别的同他们一样能干的人夺去了运动的领导权；而且，甚至在大战结束以前，他们就已开始撕下同抵抗运动其他成员合作的一切伪装了，当时他们建立起了自己的“抵抗运动委员会”，以抗衡所有其他抵抗运动成员在共同的领导下联合组成的“荷兰内地军”。共产党人这样过早地和不策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面目，使他们不能利用潜在的有利机会。此外，他们的这种行动，恰恰破坏了他们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它促使人们同情和支持其他左派政党坚决不同共产党合作——其他国家的一些社会党就曾堕入过这种合作的陷阱而后悔不已。
荷兰共产党人不仅远远不能影响社会党人，反而发现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被人撇在一边。不过，荷兰社会党人本来是无法奉行这一政策的（就象他们的外国同志们一样），要不是他们事前主动地通过自我新生和改造过程，改组成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工党”，使其基础扩大到足以同改组后的天主教党合作的话。
第四节 旧政治格局的打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荷兰的政治生活一直冻结在一种不现实的格局中已经很久了，这种格局同现代世界实际存在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传统的政党制度的基础是教派政党和非教派政党间的对立，这一对立起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罗马天主教徒和正统新教徒结成了政治上的同盟，以加强他们要另办自己的教会学校的要求（当时公立学校都是非教派的）。1917年给予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即教会学校）以平等的地位，从而解决了学校问题上的冲突。可是，教派的政治同盟仍维持下去，组成这同盟的天主教和新教两方发展成为一些右派政党，这些政党在两次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绐荷兰提供了相继执政的一系列联合政府——其中有五届是由加尔文教派“元老”科林博士领导的。反对党包括自由党、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但应当强调指出，真正的政治对立是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分野，这是超越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这一划分的。例如，在大部分政治问题上，自由党人采取的立场很接近右翼，而右翼的各个宗教政党本身倒是有分歧的。天主教党中一些较保守的成员和三个新教政党奉行他们传统的政策，仍保持着对相当一部分选民的控制，但是有一些较年轻的“教派人士”，在大战期间公开表示赞成采取一项进步的政策，主张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里的某些人合作，组织一个进步的政党。这样一个党——新的工党——的产生，事实上是荷兰经历了这次大战之后政治舞台上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动。
工党是战时荷兰人民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当时荷兰人民运动把抵抗运动中大部分进步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潮疏沟通起来，从而提供了一支抵销共产党影响的有效抗衡力量。组织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想通过给人们灌输诸如尊重个人、信仰自由、工人参加工业管理、社会正义、对公共福利的责任感和调整海外领地和本土间的关系等思想，来使荷兰的政治得到新生。尤其是，它想加强荷兰人的团结，特别是通过排除教派影响和抛弃阶级斗争来达到这一目标。事实上，它利用了欧洲广泛存在的那种想在基督教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改造政治的愿望，同时力图使这一愿望适应于另一种同样广泛存在的向往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愿望。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这个运动的领袖和创建者舍默尔霍恩教授在刚解放后的过渡时期内受命组织政府，这样他就有了一个机会，不仅可以向他的国民提供一种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是处理政治问题的新的做法，而且还可以借此来证明他的理论切实可行，虽然他的工作是困难的，因为他不得不与那个难免还不能代表新潮流的国会打交道。
新的工党并不是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简单延续或改组，而是其他传统政党中进步人士的融合，社会民主党在这里面仅仅起着一个核心的作用。社会民主党自己也很可以被称为“传统的”政党，这同各个教派政党并没有什么两样。尽管该党迟至大战前夕才同天主教和新教的党派合作，也尽管该党在战前最后两次大选中都取得了议会中第二大党的地位，但这些都并没有给该党带来什么好处。它象其他几个西欧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一样，那时就已患了一种慢性衰弱症，而随着大战的进行和共产党威信的提高，它的威信就下降得更迅速、更明显了。而且，社会民主党和各个社会党工会，都没有能在德军占领期间起来应付时艰，结果是，共产党工会从社会党工会那里吸引走了大批成员。
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意识到共产党在吸引他们的追随者，但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些损失的机会，其办法是，把自己同那个正在席卷政治上的整个中间派阵地，甚至还渗透到了一部分右派人士中去的强大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等同起来。他们可以说，这个运动无疑是由社会主义思想所启发的，虽然它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代之以基督教的个人神圣原则。因此，该运动在荷兰的第一号旗手舍默尔霍恩把它叫做“个人人格至上的社会主义”，或者叫做“个人人格主义”。它的宗旨是要实现所有那些基于各自个人的人生观而倾向于同一政治理想的人们之间的团结……以便使本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精神生活上的多样性，在一个稳固可靠的政治力量下统一起来……同时保证各个不同的团体在社会结构范围内各自保持其个性，而不致被某个中央机构的权威所淹没——甚至也不被国家的权威所淹没。
因此，1946年2月建立的新的工党，是由背景和见解很不相同的人们所组成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们都希望创建一个既是民主，又带有温和社会主义色彩，而基本上却是基督教的新型社会，在这一共同目标上他们是团结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党无疑填补了荷兰政治舞台上的一段空白，所以它的一些追随者对它在战后第一次选举（1946年5月17日举行的议会第二院选举）中没有能取得更大胜利颇感诧异。该党原希望在第二院的一百个议席中获得三十五席，但实际仅得二十九席，而天主教党则得三十二席，三个新教的政党得二十三席。正如人们所预料，工党采取的那种断然拒绝共产党的一切友好表示和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它失去许多选票，特别是前社会民主党人的选票，这些人转向了共产党，从而有助于增加共产党在议会中的议席，使其从1937年时的三席增加到十席。另一方面，天主教党成了最强大的一个政党，有百分之三十一的选民拥护它。它由于割断了同它以前的盟友各个加尔文派政党的关系，由于消除了反动的嫌疑，又由于1945年12月间向赞同它的总政策的非天主教徒开了门，因而获得了新的活力。的确，可以这样说，在荷兰象在比利时一样，从敌占期间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最大的好处的是天主教徒。尽管社会上有贬抑教派主义的倾向，但人们所熟悉的古老的教会——只要它的门面稍加现代化——还是比新的含糊的“人道主义”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因为工党没有能在选举中取得它所希望的控制局面的地位，它面临着或者同天主教党合作或者进入反对党行列的抉择。虽然该党领袖们由于怕失去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对同天主教党合作可能有些踌躇，可是，他们在抛弃马克思主义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因此即使他们愿意，也不可能同共产党人在反对党行列内携手合作，而且，反对党行列中除有左翼极端分子外，还有一些右翼极端分子，同后者搞在一起很可能是窘人的。在荷兰，现代社会党人同进步的天主教党人合作，其所遇到的困难之所以比在大多数国家少些，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受自己党内极端派的掣肘。同时女王选中贝尔博士为新首相，这也使工党作出抉择更容易些。贝尔博士属于天主教党的左翼，以进步人士著称；而且他也曾是舍默尔霍恩内阁成员之一，参与制订过对印度尼西亚的开明政策。所以天主教党和工党在这一殖民地问题上进行合作，将是比较容易的，而政策的连续性也会得到保证。
在某种意义上，不能否认1946年5月选举的结果是舍默尔霍恩及其社会和财政政策的失败，就这一点而言，也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天主教党虽然参加了他的政府，但对他的社会和财政政策是常加攻击的）。因此，天主教党人现在似乎得到了选民授权来改变这些政策，如果它愿意作这种改变的话；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它要同工党成功地进行合作，在它这方面显然也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并改变它迄今为止所表明的政策。
总之，贝尔博士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间派集团是当务之急，因此，他致力于实现这一点。1946年7月5日，他在出任首相时发表的政策声明中宣布：荷兰银行将实行国有化；某几个工业部门也将国有化，如果调查结果表明这样做是可取的话；但是他又宣称，政府认为国营的办法将逐渐让位于私营企业，让位于一些被赋予特殊权力的半官方性质的职能性团体。这样，他一只手抛出一点东西去讨好社会党，另一只手也抛出一点东西去取悦于他自己的天主教党。关于帝国政策，贝尔表示他不打算明显地背离前届政府关于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妥协的政策。由于上面讲到过的理由，印尼问题深深激动着公众舆论，在议会的大部分讨论中占着支配地位。共产党主张让这些殖民地完全独立；工党赞成和解，赞成给予“自治领地位”；反革命党和国家改革党则反对一切妥协。自由主义的“自由党”和基督教历史同盟，虽然都是右派政党，最后还是同意了政府对印尼的政策。天主教党的态度起初游移不定，但最后该党的多数派支持了政府的妥协计划，那些接受不了这个计划的人则从该党分裂出去，组成了天主教行动委员会。
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天主教党取得了第二院一百个议席中的三十二席，工党取得了二十九席，两党合起来就几乎控制着该院三分之二的席位。三个新教政党共计有二十三席，共产党有十席，自由党有六席，合起来成为内部极不一致、极无组织的反对派。这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显然完全不是一种健康的局面。共产党人——虽然他们不论在朝在野都无疑地将扮演他们那种现已习惯了的“别有用心”的角色——无论如何总还是有着明确的目标的，可是那些右翼的反对党派（自由党也应算是其中之一），看来目标既如此模糊，所依据的概念又如此陈旧过时，因此很难提出一般选民会感兴趣的东西。
例如反革命党，它至少在理论上并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争执，然而仍在拼命地同1789年法国革命的传统作斗争。虽然它自称在社会问题上持有民主的看法，但它那种刻板的加尔文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沙文主义的味道，几乎无可避免地使它打上了一个极端保守的政党的烙印。舍默尔霍恩曾这样谈论它：“它尽管原则上讲不保守，却或多或少躲在保守的阵营里。”但他接着又说（这些话很足以表明他的看法老练成熟）：“我认为，没有一个党派敢公开自称保守，这种情况对荷兰的政治是有害的，因为我深信，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保守主义同它的对立面一样，都可以起有益的作用。”从理论上说，第二个新教政党基督教历史同盟应当算是典型的保守党派了，因为它是从反革命党分化出来的，是由反革命党中那些对该党在1900年前后日益增长的民主倾向表示不满的成员组成的。然而，这个新党到头来恰恰在宣传劳工立法改革这一点上，试图把调门唱得比它的母党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第三个新教政党国家改革党，象反革命党一样，主张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方面严格按加尔文教派的原则行事，在印尼问题上也和该党持同样的立场；就这些方面而言，它是另一个实际上保守的党派。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所谓“全国基督教阵线”范围内的松散的联盟，新教徒的派性仍然破坏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团结，破坏着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有效性；不管怎么样，他们只能是共产党和自由党的不稳的伙伴。
自由党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更有条件来加强反对派的力量。原来的自由国家党一度曾经是抗衡那些属于两大教派的教条主义政党的一股重要的、有影响的力量；可是经过不断的分裂，它的力量大为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只能指望百分之五的选民支持它。接着，在战后，又有许多自由主义者被吸引到新成立的工党里去。然而，1945年3月建立了一个“自由党”，吸收了原自由国家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其他一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又不乐于参加工党的人。自由党举着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的旗帜；它主张自由贸易；它虽然在原则上并不拒绝社会立法，却反对国有化，反对限制自由企业。可是在1946年选举中，这一新生的自由党仍然只赢得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选民的支持。它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理由是，它既反对天主教党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国有化和国家干预；但这种说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角色已经由当时联合执政的工党与进步的天主教党人之间的联盟所担任了。
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于战后荷兰情况所发生的变化的主要批评是，局势过于平静、过于单调了——尽管经历了战争和敌占的巨变，尽管在殖民帝国内发生了造反，国内开始时也有过向往改革和进步的热忱，政治生活却仍回复到了几乎令人失望的常态，或者不如说是回复到了战前的原状。因此，当美国宣布了那个帮助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时，荷兰财政大臣利夫廷克几乎带有哀伤的情调宣称：“我们生活的地方离政治风暴中心还不够近，因而没有条件取得政治贷款。”然而，发生了这么多真正的变化而在外表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改动，这实际上也许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同样享有的那种政治上的顺境的一个象征。
第四章 丹麦
第一节 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丹麦已经获得了也许是世界上最成功、最进步的社会民主国家的名声，而且，虽然它在战争期间也遭到了一些邻国所遭受的许多苦难（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没有遭受这些苦难的全部），可是到战争结束时，它同这些邻国不同，国家生活和各种制度的结构大体上还保持完整无损。这一可喜的局面也许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同别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它在政治上走上健全稳定发展的轨道是很晚近的事，而且这些成就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的，丹麦人对之记忆犹新，从而使它得以胜利地熬过敌人占领的折磨。换言之，丹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处于一种革命的精神状态：它在被占领期间并没有准备去奴颜婢膝地屈从纳粹的压迫，在解放后的最初年代中也并不感到有共产党图谋夺权的危险。正由于丹麦改革家们的这些成就，丹麦这座国家大厦已被打扫得如此清洁卫生，那种很易于滋生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不满的病菌已很难找到几个没有打扫过的角落来建立它的孳生地了。
丹麦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之所以解放得比较晚，它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之所以比较迟，那是由于1849年它在民主政体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未免过早，也过于突然。当然，那个时候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已经在出现民主外貌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保留着，可是就丹麦来说，却是为时太早，因为它势必从专制制度一下子直接转变为民主，而大多数有关的其他国家，早已在这之前的一系列发展阶段逐渐甩掉专制制度了。
就象别的一些实行议会制过早过猛的国家一样，丹麦先曾于1660年走向另一个极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世袭的专制君主政权。这个在理论上说来是专制的政权，在其后期却采取好几个走向议会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极为重要的步骤，而在1849年，国王还居然让这个国家有了一部民主的宪法。然而，这一措施，却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那些人中间，压出了一阵反动，这阵反动之强大，足以使宪法条文几同虚设，并把民主自由的实现推迟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继这一挫折而来的转向专制政治的倒退，不仅与西欧当时的一般发展趋势完全脱节，而且也加剧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增强了享受不到特权的那部分人的激进倾向，而当时，激进主义正由于种种其他原因而在到处得势。另一方面，这一倒退也有它激发进步运动的好的一面，这些进步运动，正因为是在反抗精神中产生的，就显得格外有力。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一在其他方面说来是政治倒退的时期中，有一些制度诸如平民中等学校、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新闻自由等，却都成了积极推进社会下层群众的公民教育的力量。
1901年，进步的下院战胜了反动的上院，从此开始了一个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革的不断前进的运动，结果，不到二十年，丹麦就成了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下面这一事实很能突出表明丹麦在民主方面进步的持续性——以及它的独一无二的好运气：1915年当欧洲各大国都在倾全力于战争时，丹麦人却修订了他们的宪法，这次修订除有其他内容外，特别是把选举权扩大到了所有年满二十五岁的人，包括妇女在内。战后，从1920年起，他们陆续把大庄园产业划分为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结果，终于产生了两万户个体经营的小农场。
这些成就表明，在丹麦是左的情绪和左翼党派占着优势，可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丹麦未曾有过一个党派能够单独在下院中拥有多数议席。这一情况是实行了一种复杂的比例代表选举制的结果，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议席分配得很散，每个少数党派都能无遗漏地得到代表，因此除成立少数党政府外，只有组织联合政府一途。事实上，从1920年至1929年，丹麦就是由少数党政府统治着——两届自由党政府和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而从1929年至1940年则由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所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需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的合作，才能保证法案在议会中通过，但幸而这一点常常证明是可以办得到的，因此政治上的派系斗争并没有堵塞进步的道路。例如，在1933年，当丹麦也象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世界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劳工风潮的困扰时，社会党、激进党和自由党通过所谓坎斯勒加德协定，共同保证采取一些被认为是应付当时局势所必要的措施。又如在1937年，通过政党间类似的合作，对初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彻底整顿。大约就在这同时，所有政党还曾联合起来对宪法作进一步修订；可是，虽然它们设法使议会两院都通过了宪法修改案，但议会的这一决定，依法需要有公民投票中百分之四十五的票数赞成才能得到批准，而在1939年的公民投票中该法案却以极微小的票数之差没有能赢得所需的百分之四十五赞成票。
在这段时期内，原来是第一大党的农民党（农民自由党）已把这一地位让给了社会民主党。甚至在1849年国王批准第一部宪法之前，丹麦经营个体农场的农民就已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旗手而大露头角了；1870年起，他们的政党（当时称为“统一左翼党”）在下院拥有多数议席达一个多世代之久，虽然保守派内阁仍凭着宫廷和上院的支持而继续掌权。1901年下院的无上权威得到承认之后，农民党就取得了其应有的执政地位，组织了几届内阁，实行了许多改革，但是，农民日益富裕的经济情况逐渐地改变了他们这个政党的性质和观点。它对社会改革的同情开始衰退，到了1920年，它的纲领中主要就只剩下对于曾使农民富裕起来的自由贸易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制度表示向往的内容了。而且，虽然在丹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城市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该党对城市工业中的尖锐问题极少关心。严重的城乡对立一直是丹麦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农民党虽然在乡村地区仍有很巩固的地位，却愈来愈不能同它在城市中的原有支持者保持良好关系（原先是它的民主政策把他们争取过来的），结果，一个叫做激进党（激进左翼党）的新党就发展壮大起来了。
激进党虽然一直是四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但因为它有来自知识界的杰出领袖，同时因为它在其他政党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很快就成了丹麦的一大势力。这个党中那些颇有点教条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一批有文学修养、宗教上抱有自由思想、主张和平主义的人物——成了既是替城市中的手艺工人，也是替地位较低下的农业工人和租种农场土地的佃户们说话的发言人，这些农业工人和佃户感到自己受农场主的剥削，而且农民党又不理睬他们。最后激进党终于因社会民主党的得势而黯然失色，但有一个时候这两党曾携手合作，从而凑成了一个执政的多数派。
社会民主党在农村居民中有少数追随者，但它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工人的支持，随着城市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该党的威望和重要性也相应提高，一直到它成为丹麦的第一大党。然而它的大多数领袖却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运人物，它的纲领也一贯是温和的。表面上它的最终目的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但它一贯愿意谋求一些眼前的不越出现有社会结构范围的改良措施。最重要的是，它始终下定决心不同共产党打交道——除非得到共产党所永远不会提供的那种保证。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左翼势力居支配地位的那段时期内，第四个大党人民保守党是经历过一番盛衰变迁的。这个党作为旧时“右派党”的后继者建立于1916年，多少以同时代的英国保守党作为它建党的样板。在二十年代，有一个时候该党曾被人怀疑有法西斯倾向，但在后来的十五年中凭着党首脑克里斯马斯·默勒巧妙有力的领导而消除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默勒领导人民保守党，对该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他那进步的，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政策给了该党以蓬勃的生气，但却使党付出了分裂为两派的代价：即分裂为接受默勒主张的进步派和抵制这种主张的正统派。默勒的目的，是要清除残存于人民保守党内的反动精神的一切痕迹，消除人们心目中关于它受“大金融资本”收买的一切怀疑。他还希望这个党能够在政治上摆脱对另一个中产阶级大党——农民党——的依赖，并建立起它在中派政治力量中的地位。他支持防务措施，并主张采取积极的改革政策，认为这是反击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他在大战前夕同其他政党领导人合作，共同草拟了一个新宪法草案，但没有能使广大保守党选民跟着他一起行动，这一宪法草案终于在一次全国公民投票中被否决。
第二节 解放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恢复
战争期间丹麦被德军占领以及丹麦人反对占领军的抵抗运动的逐渐发展，导致了国家团结的加强，而不是象在法国和比利时那样加深旧有的矛盾或产生新的分歧。在丹麦，认贼作父同德国人搞合作的事，总的说来要比其他被占领国家少得多，因此在本民族内部引起的仇恨情绪也少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国家被占领时，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比较健全。尽管国王和政府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曾同德国缔结过一项条约，但人们并没有对此提出多少严厉的批评，因为国王和政府后来的举动表明，就连这一次屈服于高压的行为也是出于爱国的动机，而且这次屈服在时间上和范围上也都不是漫无限度的。丹麦从没有内奸卖国分子掌过权，1943年举行议会选举时，本地纳粹党人只捞到百分之二的选票。丹麦不得不等到1945年5月5日德国军队投降之后才获得解放，可是一经解放，它就异常迅速地恢复了立宪政府。国王不用从流亡地回来，他本来就在国内，声誉完好无损；议会也还存在着，它虽然在不久前暂停活动，却是新近在1943年才选出的，而且在它的一百四十八名议员中，有一百四十三人是公开反对纳粹主义、反对德国统治的。再有，甚至在德军撤离之前，早就商定了一个内阁名单，其中有不少抵抗运动代表人物参加，因此能够毫不迟延地由这个内阁把国家接管过来。
在物质方面，尽管有德国人的劫掠和本国人搞的怠工破坏，丹麦的生产能力还几乎是完整无损的，工业农业都是如此。战争结束时，国家肉类仓库内堆满了食品，只等布雷的海洋恢复通航，就可以装运出口。所以，丹麦不存在黑市问题，不过为了帮助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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