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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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皮埃洛政府的一些不大成功的方面——粮食、燃料和运输手段的短缺等——虽然大部分是它无能为力的，却很快就超过了它的财政措施给它带来的好处。对政府的不满在1945年1月间达到了高潮。危机是社会党人促成的，虽然甚至在自由党人和天主教党人中间也有抱不满情绪的。共产党人即使在该党参与执政时，也没有明显克制其对政府的指摘，在脱离政府（1944年11月）之后就更毫无顾忌了。皮埃洛在最后一次为他的政府辩护的演说（1945年2月6日）中对他们进行反击。他宣称，他曾尝试过同共产党同僚共事，现在无意重复这一实验——意思是说，他之所以不想留任，是因为他知道有可能不得不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第二天，他承认他已不再获得议会的信任，因此不等议会投票反对，就向摄政提出辞职。
　　（二）第一届范阿克尔政府和王位问题　1945年2月至1946年2月
　　摄政提请社会党人范阿克尔（上届政府的劳工大臣）组织新政府，这是对仍然强烈左倾的公众舆情的让步。不出皮埃洛所料，范阿克尔和社会党，甚至还有某些自由党人，都希望再度吸收共产党人入阁，虽然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参加政府必须以他们表示效忠拥护为前提。除共产党人自己外，几乎没有人为该党在两名党员供职政府期间就力图推翻皮埃洛政府的那种行径辩护。可是，最后甚至连天主教党人也克制了不愿同共产党人共事的心情，参加了范阿克尔于1945年2月11日组成的“全国团结”政府，该政府成员中有六名天主教党人，五名社会党人，四名自由党人，两名共产党人和一名无党派人士。
　　范阿克尔面临着立即需要解决的两大重要问题——食品供应问题和煤炭生产问题。他着手采取有力措施来对付这两个问题，并取得了成功。他亲自抓煤炭问题，而食品供应的改善则无疑主要应归功于粮食大臣共产党人拉尔芒的组织能力，后面这一点很自然地被共产党宣传所充分利用，对抬高该党正在下降的声望不无作用。这两个迫切的问题一经解决，比利时就开始从它战争损失较轻的这一事实中得到好处（它的战争经历不同于它的那些不这么幸运的邻国，受到的损害是比较轻的）。首先，德国人在这里并没有象在其他地方那样，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本地工业拆迁走或改变为军工生产。他们让比利时工厂就地生产以供应德国国内市场。因此，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没有重新把军用工业转变为民用工业的问题。而且，比利时不需要在国内经济重建上耗用很多钢铁——它的主要产品——相反地可以把它输出以赚取外汇，同时它还有获得大量外币的其他途径。在整个战争期间，比属刚果为盟国提供作战迫切需要的原料，美国还以高价购买了大量的铀。解放后，比利时又成了盟军的主要基地，安特卫普成了运进盟军供应品的主要港口，因此它能够积累起一大笔英镑和美元的余额。最后，虽然飞弹和后来伦斯德的阿登攻势给局部地区造成许多损失，但由于比利时的解放一开始就进展神速，这个国家整个说来没有遭受多少破坏。所有这种种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是，解放不到一年，各种战时管制措施就已经能够予以撤销，进口税已可降低，比利时经济的宽裕成为欧洲的羡慕对象。
　　在这幅愉快和繁荣的图景中，杀风景的是，笼罩着一个“王位问题”的阴影。富足依旧，但人们的胃口却消失了。国王又自由了，而且宣布了他重返王位的意图。社会党早就下定决心反对任何这样的行动，而自由党则还保持着不太抱成见的态度。国王的宣布促使政府向摄政辞职（1945年6月16日），两天之后，社会党和自由党正式要求国王退位。天主教党领导人随即同意组织政府。但与此同时，参议院和众议院两位议长已去萨尔茨堡附近的圣沃尔夫冈同国王进行会谈，并从他那里带回一个讯息，说目前他既不准备复位，也不准备退位。范阿克尔政府于是恢复执政，但六名天主教党大臣没有在内，他们都辞职了。继天主教党的这个行动之后，政府方面又迅速采取行动，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复位，这样一来，这几个党派在刚出现紧张和激情的时刻各自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就不可改变地固定了下来，从而导致了这一不正常、不健康政治局面的持久化。
　　此后不久（1945年9月30日），国王宣布他愿意服从人民的裁决，“不论它是怎样的裁决，也不论它是通过什么合法方式表达的。”但这也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因为很快就清楚，他一心想的是通过公民投票来表达这一裁决，而政府则同样坚决地认为只有议会有权作此决定。而且，因为战后第一次选举已定于1946年初举行，这整个问题不可能不成为竞选的争端。
　　（三）1946年2月大选及此后的事态发展
　　1946年1月，国王重提旧议，要求在大选后进行公民投票，来决定他的重返王位问题，对此，范阿克尔提醒他说，议会已经作出决定，就这个问题进行公民投票是同宪法抵触的。但是，事实上，大选成了一次关于王位问题的公民投票，因为没有其他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堪与相比，而且还因为各党派早已根据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站好了队。
　　上面已经提到过，天主教党和社会党这两个主要政党在王位问题上具有明确而相反的观点，社会党想要制服强大的天主教党，就非得争取到自由党和共产党的（往往使它感到尴尬的）支持不可。范阿克尔显然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虑，拒不同意在大选以前就把选举权给予妇女（妇女过去从来没有得到过选举权），或给予三十万判有“不爱国罪”或有这方面嫌疑的人。范阿克尔的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会党的担心。大选于1946年2月17日举行；大选的结果似乎证实了范阿克尔对形势的估计。约有一百四十万张选票支持反国王的各政党，一百一十万张选票支持亲国王的各政党，而被褫夺公权的“不爱国分子”约有三十万人，妇女如有选举权，无疑也会使支持国王的票数略有增加。这样就证明全国两派意见的划分是势均力敌的。
　　天主教党（现自称天主教社会党）成了议会中最强的一个党，在参众两院中几乎都有议席的半数。但是，即使如此，它在议会中还不能指望获得足够的支持，来组织一个保证能推行它现在所标榜的政策的政府。当该党领袖德施里日韦受命组阁时，由于他坚持要就王位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没有能赢得其他党派的合作。在斯巴克组织政府也告失败之后，范阿克尔再次受命并终于组成了一个内阁（1946年3月31日），阁员中包括六名社会党人，六名自由党人和四名共产党人，天主教党根本没有代表参加。
　　当然，这个政府完全不能代表国内各政党真正的力量对比。同时，它实际上也无力推行这样一个由左翼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在正常情况下可望采取的前后一贯的政策。自由党同社会党一起占有了政府中的最大数目的职位，但它享有这一特权地位的资格却远不如占有最少职位的共产党。在大选中真正受损失的是自由党。它和其他政党不同，在王位问题上党内意见是分裂的，结果，有许多右翼党员投了天主教党的票，有许多左翼党员投了社会党的票。可是，在参众两院中自由党人的票，对于维持一个足以压倒在野的天主教党的勉强多数来说是重要的，又考虑到自由党在王位问题上态度没有确定，而它对公众舆论的某些方面又有着持久而有力的影响，因此，用一些官职把它收买过来或至少使它保持中立，看来是得计的。大选前，共产党也许对前景不妙已有一些预感，因而曾约请社会党、自由党和比利时民主联盟同它一起组成一个联合竞选的民主阵线，但这一倡议没有得到响应，各党都宁愿在自己的旗帜下用自己的纲领进行战斗。然而，共产党在众议院增加了十四席的事实（同天主教党的增加十九席对照起来看，虽然共产党总的力量要小得多），似乎表明比利时政界左右两极的力量在加强，类似于法国当时的事态发展趋势。可是，实际上共产党的前途并没有改善，因为它从进入联合政府的时刻起，力量就受到了损伤。它的支持者们显然是抱着实行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希望而投它票的，但是它作为一个由自由党实业家们占据着要位的政府中的小伙伴，无力实现选民对它的委托，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威信。
　　是什么原因，使右翼方面的那个大党能够取得无可否认的成功，而左翼方面却相对地说来遭到失败，而且更糟的是，失败后又显得消极被动呢？第一，右翼试图抢左翼旗帜的那种做法（这在战后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比利时比在别国更为得手。国有化是天主教党人和自由党人深恶痛绝的东西，在社会党人中间也只是受到极不热烈的支持；但除了这一点之外，改革后的天主教党（天主教社会党）的纲领是相当进步的。纲领中包括有如下建议：在经济的各个方面，从政府一级起一直到各个工厂，都要有劳工代表参加。只要天主教社会党由于王位问题而自愿保持不参与执政的在野地位，就不会有要它履行其诺言的多大危险，同时使它多了个胜过对手的有利条件，因为它还能以一个未经考验的进步政党和改革派政党的姿态出现，而它的对手们却已有许多政党被迫背弃了它们的诺言。然而，甚至更为重要、更有深远意义的是，它与教派仍然牢固的联系，不仅丝毫没有减弱，反而增进了它通过政治上的自我更新而得来的新的威望和影响。换句话说，在比利时，对该党的一些老的特征仍怀有好感的人，并不少于赞成它新的特征的人。这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比利时民主联盟这一天主教异端组织的几乎是轰动一时的失败中找到证明。上面提到过，该联盟强调它同抵抗运动的关系，是犯了一个判断上的和时机掌握上的错误；但它在过分强调它的反教派态度方面，肯定也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对于试图使人们在共同接受基督教伦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做法来说，法国和某些其他的国家可能是良好的土壤，但比利时总的说来却不是这样。要在信奉天主教的比利时详细讨论基督敦的基本教义，这几乎是一种违反礼仪的行动。然而，比利时民主联盟还是赢得了象其他少数党那样参加政府的权利（这种权利未必是它所应得的，是很少有什么宪法根据的）；因为范阿克尔选中了该联盟的两名代表来填补1945年夏天六个天主教党大臣辞职后空出来的职位中的两个位子。
　　由于改革后的天主教党巧妙地把进步和尊重传统的思想调和了起来，又加以它完全不用承担执政所会带来的责任，因此它能够对选民作有效而又广泛的呼吁。但是，人们却并不仅仅用它的社会经济纲领来评价它——它的行动似乎表明它自己也并不希望人们这样评价它。它的政策的这些方面很快就完全从属于它对王位问题的态度，而被它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所掩盖了。
　　国王一直在顽固地坚持要求进行公民投票——或如他所说的“征求国民意见”，他宁愿用这后一提法，因为“公民投票”意味着是一次具有立法效力的投票，这可能会过早地把政府吓得跳起来。他还坚持建议双方公布有关文件。这两项建议都遭到了政府的一再拒绝。1946年5月众参两院议长（吉隆和科勒瓦埃）突然决定自行负责去作一次解决王位问题的尝试。他们建议设立一个非议会的专门委员会（主要将由一些律师组成），其任务是，就双方掌握的文件所暴露出来的国王在战争期间的活动进行审查并提出报告。国王同意这一办法，但内阁表示反对，声称谈判是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一建议是违宪的——议会是有资格作调查的唯一机构——而且，拟议中的委员会的非议会性只会使人们更加怀疑有些事实被隐瞒着。于是天主教党就着手提出一项举行“征求国民意见”的法案，同时国王则于7月间自行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比利时名流九人组成，“以确实查明他从1936年以来的态度”。
　　7月9日，表决一项对于在经济上犯有通敌罪的巨头采取更有力措施的提案时，范阿克尔政府以一票之差被击败。危机拖延了很长的时间，后来由老资格的社会党领袖卡米耶·于伊斯芒斯于8月1日组成了一个和上届政府在色彩上和成分上都很相同的内阁，唯一的不同是范阿克尔没有入阁。外交大臣仍由斯巴克留任。这届政府一直持续到1947年3月。与此同时，天主教党已从1946年秋天起改变了它的策略，宣称它准备和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它并不因此而改变它在王位问题上的观点，但希望通过合作会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作为表示诚意的一个姿态，它撤回了“征求国民意见”的提案。但是真的出现它重新上台的机会，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而在这一段时期内，利奥波德派和反利奥波德派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社会骚动更加频繁，更加令人不安了。1947年3月，内阁中有四位共产党大臣由于停发煤矿补贴和提高煤价问题而辞职，这又转而导致了3月12日首相的辞职。于是摄政要求外交大臣斯巴克组织另一个联合政府，斯巴克照办了；但这一次却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的联合政府，不包括共产党和自由党。政府由九名天主教党人（天主教社会党）、八名社会党人（斯巴克是其中之一）和两名无党派专家组成。两个执政党在众议院共拥有一百六十二个议席，而反对党方面有四十席。
　　当时，人们曾感到奇怪，共产党竟然会有意把一个只是由于极偶然的机会才使它能够参加的政府搞垮。事后看来，很可能由于当时美国政策有了变化，宣布了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援助计划，因而促使共产党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改变，而比利时共产党人的这一行动正是这一改变的一个表现（不到两个月后，法国共产党也由于在某个类似的问题上有争执而退出了政府，不再装作按宪法办事了）。从此以后，比利时社会党人象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摆脱了共产党的影响，愿意同右翼党派一起在政府中共事了。
　　另一方面，天主教党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该党的决策大权已从党内保守派转移到了民主派手中，而在战前，占优势的原是保守派，民主派那时虽已存在，但在制订政策方面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尽管该党吸收了大批前法西斯分子，民主派的势力仍然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可能也就是由于这一派的影响，该党才作出新的决策，决定用完全合法的、宪法所容许的手段，而不再用以往采取的那套煽动暴乱的危险做法，来谋求国王的复位了。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和天主教党对调了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正当前者厌倦于按宪法行事时，后者却决定要按宪法行事了。对比利时来说，不幸的是，要把国王的事业从他那些最不体面的支持者手里拯救出来，已为时过晚。共产党人现在不再因担任官职而感到碍手碍脚，可以自由地在街头同利奥波德派中的暴徒们吵架了；天主教党试图把这一争端搞得体面些，但这些尝试大多未能如愿。这一切，使紧张局势持续下去，并且大大增加了内战的危险。
　　第三章　荷兰
　　第一节　引言
　　荷兰从战争和被占领的严峻考验中出现时，其情况要比法国或比利时都糟得多，它在物质上所受到的较大破坏，本来很可能使它在精神上成为滋生国内斗争和共产主义的更肥沃的土壤。它所面临的问题，也不仅仅限于国内的经济恢复和政治整顿问题。它同六十倍于本土面积而又分散在世界各处的属地间的关系，不仅引起了争论，而且情况很紧急。在寻求解决其战后问题的过程中，荷兰的传统和制度的性质以及荷兰人民的民族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德国人入侵时，荷兰政治生活格局的僵化和不合潮流，已到了危险的程度，因而在荷兰解放以前，国内外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就预言它将重新回到战前的格局，后来甚至认为已经如此了。可是，尽管有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压力，和这个国家中的普遍贫困化引起的各种困难，在大战刚结束后的几年中，令人宽慰的是，没有出现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在这关键性的一点上要比战前年代好。这主要归功于女王和她的政府在流亡中以及在回国以后一贯采取的那种可以称之为预防性的政策。的确，在这方面，女王的个人影响及其对政策的指导的重要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的。
　　在荷兰如同在别的地方一样，共产党人由于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是，女王和女王政府比其他国家的流亡政府更早、也更欣然地同抵抗运动成员们进行了政治协商，而且还更进一步，先发制人地提出了抵抗运动战士们在宪法问题、经济事务、社会改革等方面所渴望做到的事情，从而使共产党人无法很好利用其开始时拥有的这一有利地位。通过这些办法，政府成功地使那些较为温和的左派分子脱离了共产党的影响。
　　的确，在荷兰，横在道路上的最大阴影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正在进行反抗的东印度群岛殖民地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国内政治的试金石，又是经济恢复的主要障碍。的确，在荷兰本土，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荷兰没有了印度尼西亚是活不下去的。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承认，旧殖民主义的政府形式必须加以改变，不能复原。这些想法在政界都有所反映。极右的各个政党要求在印度尼西亚执行强有力的镇压政策，中间党派犹豫摇摆，左翼各政党则按照各自的政治面目而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从给予这些岛屿“自治领地位”到许以独立，虽然各左翼党派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并不完全赞同他们的领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人们认识到，没有了印度尼西亚，荷兰只有高度工业化才能得救；可是，要使一个其煤炭资源连日常家用需要都难以满足的国家实现工业化，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荷兰是腾不出外汇来进口大量煤炭的；正是由于这一两难处境，才产生了想把邻近荷兰战前边界的部分德国煤田并吞过来的建议。可是，后来寻求的，而且终于找到的却是另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同比利时和卢森堡一起组成了叫做“比、荷、卢联盟”的经济联盟。
　　第二节　流亡回国后荷兰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1945年春荷兰人民获得解放时，他们刚经历了继1944年秋季盟军在阿纳姆失利之后的那个可怕的冬季，而到了几乎完全精疲力竭的境地。盟军攻势的未能一举成功，不仅使荷兰人想迅速赶走德国占领军的希望落了空，而且德国人还对荷兰居民采取了报复措施，其中有一些措施把荷兰整个国家带到了饥饿线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则真的达到了饥饿线，特别是在鹿特丹。除了这些苦难之外，还有相当大面积的肥沃土地由于德军在荷兰战役的最后一个阶段中采取的防御措施而遭到水淹，而这最后一个战斗阶段一直拖到1945年5月第一周才告结束。
　　在当时看来，荷兰人遭受的这许多灾难中最严重的似乎莫过于土地的被淹了，但后来结果表明，水淹影响的消除要比人们原来预料的快得多，而使荷兰经济复原速度减慢的最严重的长期影响倒是战争的其他一些后果。荷兰是一个人口过剩而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战前它依靠邻近的城镇市场出售其农产品以赚取外汇。它最重要的一个邻近市场是鲁尔；其次是英国。但是现在由于不同的原因，它们都买不起荷兰的农产品了。荷兰的繁荣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所赚取的利润，但这两个港口的运输业务有三分之二是德国的过境运输，这种运输现在也暂时不复存在了。更严重的是印度尼西亚问题所带来的困难，因为荷兰有六分之一的财富投资在东印度群岛，有百分之十五的国民收入取自这一来源。因此很自然地，大部分荷兰人都把丧失这些殖民地的危险看作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严重威胁，他们本来已经由于德国人的掠夺，由于负担十万名左右占领军的费用，又由于近年来人口的飞速增长（而且当时仍以每年二十五万人的数目在增加着），因而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就无怪乎印度尼西亚问题成为国内很关切和热烈争论的大事，也无怪乎甚至有一些希望在国内采取激进的进步政策的荷兰人也支持（或至少默然支持）在殖民地采取镇压措施。把它看作是不知悔改的帝国主义而深表愤慨的那些外国观察家们，并没有体谅到上述种种考虑。
　　在国内政治方面，荷兰无疑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可以普遍地感到人们渴望出现某种新的局面——人们不愿看到解放后国家的政治生活重又回复到战前的轨道上去。抵抗侵略者的共同事业，曾使社会党人、自由党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政见不同的人都走到了同一个阵营中来；抵抗运动的成员们殷切希望，他们队伍中所做到的这种民族团结能延伸到今后的政治生活中去。属于所有各种党派和各种信仰的进步人士想作一番努力，使现存各政治团体联合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在现行国家结构范围内实现社会和经济改革。同样，在工会运动内部也有一股推动力想把现存的各个宗派性工会改换成每一种工业有一个工会，并把每一种工业置于一个由雇主、工人和政府三方代表联合组成的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同时，有一些进步的年轻天主教徒则在兜售一种想法，即用一种合作的制度来重建工业，他们以葡萄牙而不是以法西斯意大利作为样板，但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其结果必须是民主的。为此目的，他们准备同新教徒以及接受基督教准则的所有人们联合，但不愿同无神论者——这实质上就是指共产党人——联合。
　　这样，存在着一些有希望的迹象，表明许多不同派别的人士，包括各教派政党的成员们，都有一种愿意迎合全民族进步愿望的妥协态度；但同时恰恰在解放前夕，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流亡政府对荷兰民心的向左转（当时所传向左转的程度远较后来事实证明的为大）感到不安，而且并没有采取适当的步骤来适应这一形势。政府发表的因选民名单被毁而不得不推迟几个月进行选举的声明，特别引起人们的非议。关于荷兰国内舆情与伦敦流亡政府间的分歧正在扩大的这些报道，有许多可能是由荷兰共产党人授意的，共产党人看到基督教…社会派的进步分子在挖掉他们的墙脚，急于要为自己的运动搞到一些弹药。
　　在关于战后第一次大选日期的争论中，档案的普遍混乱并不是推迟选举的唯一理由。各政党都处于变化动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过早进行选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意反映的不确切，甚至完全失实。可是，在选举能够举行之前，临时过渡的那段时期确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和难以应付的。早在1945年2月，伦敦盖布兰迪内阁就吸收了新鲜血液，增加了五位来自部分解放了的祖国的新阁员，1945年5月16日——即刚刚实现全国解放之时——就由荷兰人民运动党（该党是抵抗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典型的新政治力量，后来就是由它转而形成工党）的领袖威廉·舍默尔霍恩教授组成了一届新政府，并由下院社会党议员、也曾是抵抗运动领袖之一的威廉·德雷斯博士任社会事务大臣。这一过渡性政府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新政治力量，但它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战前的旧的议会，这个议会虽然清除了通敌分子，仍按战前党派间的力量对比代表着各个老的政党。
　　不管怎么说，由于荷兰的解放情况有些特殊，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必然要比其他国家慢得多。移交权力的条件是在1944年5月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政府的协议中作了规定，并于1944年10月9日由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宣布的。随着国土逐步获得解放，协议条款在不同地区先后开始生效。1944年间由伦敦流亡政府新设置了一个民政管理局和一个军事管理局，开始时受盟军最高司令事实上的全面管辖，这两个机构行使的管理权，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4日女王敕令结束“特别戒严状态”时为止，即使到那时，民政管理局的全部撤销也还是逐步进行的，它的职能只是逐渐地由国家的正规部门接管。
　　在刚解放的头几个月里，民政管理局是同“评议理事会”保持密切联系的，后面这一机构是抵抗运动建立起来的，代表它的利益说话，并备政府从伦敦回国后咨询。该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教徒，但没有共产党人，它是1945年5月解放后行使职能的第一个代议机关。1945年7月，采取了恢复正常宪政程序的又一个步骤——舍默尔霍恩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四十三名原有政党的成员连同抵抗运动领袖们一起组成的最高咨询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议会清洗委员会，对上下两院议员被指控通敌的问题进行调查。在议会清洗委员会完成了调查任务，并在1945年9月24日发表了已经通过这一考验的议员名单后，1945年11月举行了两院联席会议。女王在会上发表讲话，对国家重建和宪法修改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指示印度尼西亚应当在荷兰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
　　第三节　抵抗运动和共产主义
　　全国一经解放，女王和政府于1945年5月回国之后，荷兰当局——政府方面的、民事方面的和军事方面的——就立即用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同前地下各团体合作，愿意在公务管理和国内保安方面尽可能让这些团体多分担一份工作。为抵抗运动信任的一些人被任命为荷兰军事管理局的官员和重要城市和地区的军事专员。另一些则被邀参加顾问委员会，民事和军事当局在有关政策和执行政策的具体步骤等问题上要听取这些顾问委员会的意见。这特别在“清理队伍”的工作中是如此。而且，抵抗运动中有责任感的领导人自己也极希望能有助于促进有条不紊的发展，并且表明他们充分认识到抵抗运动成员可以起作用的范围不可避免地应有所限制。发表在抵抗运动机关报《誓言报》（1944年12月）上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现实地理解这种形势的一个突出例子，它说：“一个不合法的运动如果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外继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行事，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容易成为国中之国的。我们只要看看比利时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这一可喜的事态发展中的第三个因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