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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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着手接管德国资产的时候，他们发觉比较高级的有关官员一般尚能合作，但是，这里也有这种情况，即下级官员却暗中帮助德国人隐匿财产，销毁文件和秘密装备。到1946年5月，盟国接管了大约估计达四千万美元的官方资产的半数，包括黄金、美元、其他货币、证券、不动产，甚至还有吗啡存货。惟独估计达六千万美元的私人资产却全部不会受到盟军的控制，理由之一是法律上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各种事态的发生都跟法国的解放息息相关，在盟国大规模进攻日之前不久，西班牙政府同意盟国使用巴塞罗那港口撤退伤亡人员，并作为一个自由港，为法国平民提供给养。这些设施虽然压根儿不会真有需要，但假使法国南部不是这样快地获得了解放的话，这些方便就有很大用处。在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想逃脱逮捕而翻越比利牛斯山的一千五百名德国人都被拘禁起来了，而进入帕萨黑斯和毕尔巴鄂的德国船只也同样被扣留了。当驻维希的西班牙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里卡继霍尔达纳（在8月3日他因工作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而致死）之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时，没人接替他的大使职务。8月24日，德国人将贝当从维希转移到贝尔福，此后外交关系就破裂了。第二天，驻马德里的“自由法国”的代表雅克·特吕埃莱被承认为负责照管整个法国利益的代表。带有很浓的共产主义色彩的法国抵抗运动，它的胜利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摩擦；在马基中间有许多信仰共和主义者的难民，他们成群结集在比利牛斯山中，不时侵入西班牙。由共产党控制的图卢兹广播电台播送了有关入侵和叛乱方面的耸人听闻的报道，但是，虽然这在西班牙一度引起极大的恐慌，入侵的人群为数始终不多，并且轻而易举地就被打跑了。
　　就在撤销承认维希政府不久，西班牙又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以使西班牙的外交关系适应国际形势的发展。莱克里卡正式接见了所有盟国流亡政府代表团的首脑，从而同他们恢复了全面的外交关系。虽然，塞拉诺·苏内不再接见这些政府的代表，但是，他仍然允许他们继续呆在西班牙，而且同意他们与他们的政府进行密码通讯。1945年4月11日，西班牙政府抗议日本在菲律宾杀害西班牙人及破坏西班牙财产之后，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阿雷塞甚至告诉一名美国大使馆人员说，他将很高兴率领第二个蓝色师团前往太平洋。
　　1943年夏，佛朗哥的一位朋友问他，如果盟国赢得了战争，他对于政权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是否不致感到恐慌，并在这种情况下，他将采取何种政策，据说，当时他处之泰然地回答道：“我就送上我的帐单。”他深信，仅仅由于在1940年或是在1942年11月他没有加入轴心国，或者没有自己发动一切战争，他已赢得了盟国永志不忘的感谢。另外，他预计战争一旦结束，欧洲就将陷入来自共产主义的这样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致使英国和美国，至少其中的一个将会认为要与西班牙联盟，那么同国家主义政府和睦相处是完全值得的。官方发言人和社论作者从1943年以来就开始宣称这个政权是中央集权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它首先关心的是个人的自由，它并不仿效国外任何一种格局，而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等级制的，有机的民主政体”，“它既不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极权主义的，或是法西斯主义的”，上述这些宣传或许不单单是为了争取国内温和派的舆论而做的。
　　1944年5月11日，佛朗哥在阿利坎特的演讲中对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西方文明大国间的冲突这两者加以区别，并进而声称西班牙虽已派了志愿军去与共产主义作战，但是它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理想，以免卷入一场同文明国家的战争中去，而这些国家西班牙与之都保持有友好的关系。早在1942年6月9日，当海斯递交国书的时候，佛朗哥就提出了两场战争的理论，而西班牙只介入其中之一场。到1943年7月29日，他同海斯谈论到的却是三场战争，而不是两场。按照他的说法，西班牙在盟国同轴心国打仗时，对于讲英语的那些国家，是保持善意中立的。西班牙乐于同这些国家合作，共同反对那些野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第三场战争中的敌人共产主义依旧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就在这次对海斯的谈话中，佛朗哥断然否认了“西班牙主义运动”具有任何政治的或反美的目的，并且他建议西班牙、美国和说西班牙语的美洲可相互发展一种三角关系。在一年之后的7月6日，海斯注意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一些署名的照片已从佛朗哥的办公桌上消失了，只孤单单地留着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照片，甚至还注意到佛朗哥对共产主义危险的警告，调子也有所降低。从此之后，他一再努力，向盟国求爱，特别是美国。9月11日，佛朗哥告诉海斯，西班牙需要的不是更少的，而是更多的美国投资。莱克里卡在10月8日的一次演讲中，把西班牙称作“实际上是一个美洲国家”。11月初，合众社采访了佛朗哥，佛朗哥讲到了西班牙的“有机的民主政体”以及战后恢复君主政体的可能性，还声称西班牙有权参加和平会议。最后，当海斯在12月5日拜访在马德里的外交部长，宣布他的辞职，并要求西班牙对他的继任者诺曼·阿穆尔予以同意时，莱克里卡强调指出，美国有必要使用西班牙充作欧洲的一座堡垒，他并希望两国之间有可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达成特殊的谅解，但他补充说，不能损及英国的利益。莱克里卡承认需要设法克服美国舆论的敌对情绪，他向海斯保证，西班牙的政治制度在一定的时期内将会进行修改。如果美国表示出同西班牙友好的愿望，那么这个修改进程就可能加快。但是，无论如何西班牙将照样能很好地为美国效劳，不管它的政府形式如何。
　　至于同英国的合作，1944年5月24日，丘吉尔在下院除了表明欢迎月初所签订的协定外，还回顾了西班牙由于没有参战而对盟国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特别是在1942年11月。因而他的演说在西班牙的报刊上获得了齐声赞扬。同时，丘吉尔还期望英西贸易能得到发展，西班牙能对地中海的和平起到强大的影响；他声称英国政府无意干涉西班牙的内政问题；他还把那些认为英国对西政策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将佛朗哥将军形象加以丑化的人嘲笑了一番。
　　可是，佛朗哥对丘吉尔所表现的这种友好姿态还不满意，10月18日，佛朗哥发了一封信给他的驻伦敦大使阿尔瓦公爵，要他转交丘吉尔，内容是有关需要扫除危害两国间友谊的严重障碍问题。他不仅埋怨英国新闻界（包括政府的报刊）、英国广播公司以及官方代表所抱的敌视态度，而且也埋怨英国的宣传和英国特务机关的敌对活动。过去五年间所发现的任何地下活动或不满行动，始终是跟英国特务有关联的。而且，这些特务所获得的情报一直都是来自最不可靠的方面。佛朗哥写道：一旦德国被毁灭，俄国和美国巩固了它们的地位，那时，除了西班牙，英国就再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求助了，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对立的分歧不首先克服的话，如果“一个朋友的扩张被有保留地看待”的话，那么，英国和西班牙的友谊即不会富有成果，也不会持久下去。最后佛朗哥警告丘吉尔，大不列颠与共和主义逃亡分子之间的谅解只会使俄国坐收渔利。
　　丘吉尔在1944年12月初发出的复信，同样是直言不讳的。英国政府不能忽视西班牙政府过去的记录，或长枪党的敌对行为，他们也不准备考虑加入任何反俄集团。在扫除合作障碍之前，英国政府不可能支持西班牙要求参预和平解决的愿望。同样，他也认为西班牙是不大可能被邀请加入将来的世界组织的。最后丘吉尔要外交部起草一封给佛朗哥的复信（他的时间最近多被占用在更重要的一些事务上面），一个理由就是，他认为这样一封信会使斯大林感到高兴，并有助于抵消戴高乐在访问俄国期间可能造成的任何麻烦。丘吉尔依然真诚地相信西班牙为盟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而当然不应该把它置于与轴心国的交战成员国同等的地位。丘吉尔是最不希望国家主义政体被推翻而代之以自命的革命集团或者直接从流亡中产生的无能的温和派。丘吉尔可能对一种有组织的君主复辟另眼看待，最好是经佛朗哥的同意。可是，当时还看不到这一前景，因为，迄今为止，君主主义者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向佛朗哥挑战，不是由于怕受镇压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最终佛朗哥自己可能会恢复君主政体，并且除了他之外，别无他人能做此事。当然，有几名丘吉尔的内阁阁员和一大部分的公众舆论部极端敌视佛朗哥及其政体，他们觉得，盟国对他没有什么需要感恩报德之处。
　　佛朗哥对美国的接近也一无所得。在战争的最后一个冬天，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希望长枪党的力量能被削弱，而通过和平和有秩序的过渡，建立一个自由主义政体，但决计不为达此目的而进行干预。他们也希望西班牙的资源能用于建设解放的领土，并作出一些令人满意的安排来支持贸易集团，但是，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如在他离任前提接纳西班牙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他肯定是要反对的。罗斯福则更进了一步。他在1944年10月写给驻马德里的新任大使的信中宣称，西班牙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长枪党过去和现在的活动在他的记忆里都不会因为西班牙最近政策的改变而泯没的。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不是美国的习惯做法，除非国际和平受到威胁，但他看不出于“建立在法西斯原则基础上的政府在国际大家庭中能有什么地位”。美国政府在许多方面，无论是经济上或是其他方面，都可以表示出其对西班牙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情意，然而“当美国人的感情是如此强烈反对当前的政权”时，那将毫无办法，因此，美国政府希望，“西班牙可以发挥作用并负起责任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而我们认为西班牙是应该在国际合作和国际协商领域中发挥它的作用和负起它的责任来的”。
　　旧金山会议通过了由墨西哥代表团（据说是在共和主义流亡分子的煽动之下）提出的一项决议，——象其他中立国一样，西班牙未被邀请与会——大意是：“凡是依靠同联合国家作战过的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援助而建立起政权的那些国家，只要它们还继续掌权”，就应该将它们从新的世界组织中排除出去。这里所指是显而易见的，因之榜上无名的国家就在波茨坦会议的议事记录上（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给揭晓了。会议宣布，鉴于当前西班牙政府的发源、它的性质、它的经历以及它同侵略国家千丝万缕的关系，三个大国不赞成接受该政府提出的要作为联合国成员的任何申请。如果依斯大林（大约就在这时，他对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与丹吉尔的地位以及意大利的北非殖民地表示出出人意料的兴趣）的意愿行事的话，可能连对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外交上的承认也会遭到撤销，但是丘吉尔和杜鲁门反对这样做。
　　大国的敌意没有吓倒佛朗哥，他着手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1945年5月20日他在巴利阿多里德所作的一次演讲中，主题之一就是，西班牙新的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乃是来自福音和民族传统，而不是来自七嘴八舌和清规戒律；另一个主题是，应归功于使西班牙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的“国家主义运动”的成绩。同样的主题他在“国家主义运动”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又加以重申。按照他的说法，在一个受尽蹂躏和苦难的欧洲中，西班牙是一块恬静快乐的绿洲，因此，其他一些国家的敌视态度是不会持久的。佛朗哥又回顾了西班牙国家主义政府胜利后不久，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就都立即主动承认了这个政府。当他把话题转到国内政治时，他提到了在同一天颁布的地方政府法和西班牙的法律大全，即一份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他甚至于提出这一观点：在国家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君主政体是他唯一可能的继承者。
　　7月底，佛朗哥又一次改组了他的内阁，由于争取到天主教行动党的一名领导人马丁·阿塔霍同意出任外交部长，佛朗哥从而清除了至今仍然或多或少独立于“国家主义运动”之外的西班牙这一最强大和有组织的团体的隐患。只有四名长枪党党员得到了任命，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君主主义者拒绝参加新政府的缘故。阿雷塞没有被重新任命，党务部长一职也被废除了，其后不久，甚至一部分党的民兵队伍也被解散了。现在，国家主义政体的估计寿命甚至似乎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好些，这里对于共产党人在欧洲其他各地的作为所产生的恐慌，以及对于国外企图左右西班牙政策而引起的愤慨，这两者可能对它起了帮助作用。“要佛朗哥”，“不要共产主义”已成为最新的口号。经济形势并不象政治那样能轻易地加以控制，但是依靠他的军队和警察，并借助于在野党的无能以及人们普遍的厌战情绪，佛朗哥就能以他特有的镇静态度坐待大同盟的崩溃。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摩洛哥问题上法西关系的说明
　　1940年6月17日，那时的西班牙外长贝格贝德尔上校指示他的驻法大使何塞·费利克斯·德·莱克利卡，要求改变法属摩洛哥地区和西属摩洛哥地区之间的边界，把西边的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地区和东边的贝尼…斯纳森部落地区划归西班牙管辖。在6月23日，莱克利卡和博杜安（那时的法国外长）会晤之前，贝格贝德尔已于21日和法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梅伯爵讨论了这件事。贝格贝德尔争辩说，因为在停战谈判中摩洛哥问题是不可能不提出来的，所以向西班牙让步而不向德国，或就此问题而言，不向意大利让步将会对法国有利，他认为意大利对阿加迪尔居心叵测。贝格贝德尔暗示法国只要能同西班牙立即达成协定，便可事先阻止德国或意大利单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据说，事实上墨索里尼曾想劝说佛朗哥占领整个摩洛哥，可能的话也占领达喀尔，但是，在意大利驻西班牙大使报告了西班牙政府决不同意这样做的消息以后，墨索里尼便打消了这一念头。然而，意大利大使馆在把报告发回罗马之前是否确已摸清了西班牙外交部的底细则不清楚了。
　　结果，意法停战条款中并没有包含占领摩洛哥的要求，贝当元帅的政府不愿马上拒绝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唯恐这样会把西班牙推入轴心国的怀抱，或者，西班牙人会在没有任何协定的情况下径自夺取他们想要的领土。他们本来愿在实施总的和平解决办法的范围内把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区划归西班牙管辖，但不想让与贝尼…斯纳森，因为若把贝尼…斯纳森划入西属区，就等于把西班牙区界扩大到奥兰省边境。看来要找到一个使法国驻摩洛哥高级专员诺盖将军和维希政府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是有困难的，因为维希政府正在为如何不让西班牙有出面干涉的借口而日益焦虑。但是，9月份，博杜安给莱克利卡一个口头通知，大意是法国打算割让贝尼…泽鲁阿勒部落地区（包括诺盖曾劝阻过无论如何都不应割让的格兹纳尼阿突角和格鲁阿乌盆地），但这个问题须得经过长期研究。十有八九，法国是在塞拉诺·苏内开始他的柏林之行后才作出这个通知的。
　　9月底，贝格贝德尔告诉德拉博梅，西班牙对那只让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行使管辖权的安排表示满意。他接着说西班牙可以谈判法国方面所作的让步，要是贝当的法兰西丧失独立的话，西班牙无疑希望控制整个摩洛哥，不过它不想同德国、意大利一起瓜分摩洛哥，而且这件事甚至在柏林也未提起过。可是，等到塞拉诺·苏内离开柏林时，贝格贝德尔还是不愿把法国提出的应马上开始谈判的建议贯彻下去，这德拉博梅把它归因为对德国的害怕；而塞拉诺·苏内一上任，便于10月23日向德拉博梅讲明，国家主义运动和西班牙对轴心国的效劳赋予了西班牙以权利和权力来恢复它在非洲所丧失的一切，它需要有摩洛哥来保障伊比利亚半岛的安全，而法西之间的良好关系亦应从属于非洲问题的解决。
　　当维希法国新任驻西班牙大使佛朗索瓦·皮埃特里12月6日递交国书时，佛朗哥回答他的讲话基调就是，法西之间在能够建立起真正的友谊之前，必须纠正许多不公平之处。1941年3月1日，在佛朗哥关于参战之事给希特勒最后答复后不久，塞拉诺·苏内就召见了皮埃特里，目的是想马上开始谈判。皮埃特里成功地回避了为他的政府做任何表态，另外仅有一次的多少带官方性质的接触是由西班牙空军部长比贡将军在1942年初出面同法国进行的。比贡建议，法国和西班牙应当就在北非统一行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整个这一时期，西班牙人一直在通过宣传运动，用阿拉伯语广播，以及通过在法国控制的地区（特别是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与丹吉尔进行煽动，呼吁人们注意他们的要求。西班牙驻奥兰领事引人注目地参与了宣传鼓动，以致法国人要求召他回国。领土收复主义运动至少持续到了1944年，虽然据报道这个运动在法属北非已变得不那么活跃了。
　　关于丹吉尔地位的说明（1940…1945年）
　　丹吉尔港恰恰坐落在直布罗陀海峡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因而处于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一个西方大国愿意看到它落入旁人手中。1940年，它是由按照1923年12月8日公约和1928年7月25日修订的议定书设立的一个复杂形式的国际机构进行共管的。参加这个机构的代表国家都是1906年4月7日阿尔赫西拉斯议定书的签字国，即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根据1919…1920年和约，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已被剥夺了在该项法案下的权利。俄国虽签署了该议定书，然而它却不是1923年公约的一个缔约国。法国根据它对摩洛哥苏丹的所有领土都拥有保护权这一理由，在丹吉尔享有支配的地位，虽然这样一来它便在西属摩洛哥中形成了一块飞地，而西班牙无疑是希望把它并进去的，况且在这块飞地上三万名欧洲人中约有三分之二是西班牙人。在这样一块方圆仅约二百二十五平方英里的地方实行国际共管是非常麻烦的，而且花钱很多的；因为这个港口位于法、西两国海关边卡之外，所以贸易也受到了影响。按1923年公约规定，这里为永久的中立和非军事区。
　　1940年6月14日，西班牙外长贝格贝德尔提议法国应当让西班牙军队进入这个地区，以预防意大利人可能计划发动的政变。这个提议是本着这样一种谅解提出的，即它只是一项临时性安全措施，完全不会损害到国际共管体制的未来；法国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梅同意了在这些条件下让西班牙进占这个地区。但是，在6月14日，当军队在摩洛哥苏丹派驻西班牙占领区的代表哈里发名义上的授权下开进了丹吉尔的时候，西班牙报纸马上就欢呼摩洛哥扩张行动的这一开始，并对盟国受辱欣喜若狂，英、法大使馆尽管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无济于事。
　　此外，1940年11月3日，西班牙驻丹吉尔的指挥官又解散了这一国际机构（除混合法庭外），并以总督和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的代表的名义自称。但是事先并未经1923年公约的签约国商讨，因此，包括英、法、美在内的大多数签约国都对这个既成事实提出了抗议。经过几星期的交涉，英国政府于1940年12月31日与西班牙达成了一项暂时解决办法的协议，保证不在该地区修筑防御工事，保证英国臣民的权利，包括赔偿那些被解雇的国际机构人员的损失。根据该项协议，英国保留它在1923年公约下所有一切权利，但承认西班牙的特殊地位。
　　西班牙11月23日公布的一项法令规定西属摩洛哥的法律适用于该地区；1941年3月，西班牙当局撵走了苏丹的代表“蒙杜勃”，并从他那里接管了有关管理当地居民的各种事务，国际警察也同时被解散。1943年1月，西班牙驻摩洛哥高级专员奥尔加斯将军宣布丹吉尔划入西班牙辖区。德国人就在“蒙杜勃”撇下的那幢大楼里开设了一个总领事馆；德国、意大利，甚至日本在这地区的活动引起了盟国的深切关注。据说丹吉尔已经变成煽动法属北非，特别是摩洛哥当地居民暴乱的中心。从这个地区的居民看来，西班牙行政当局的主要功绩在于保持了相当充足的粮食供应。
　　临到1945年3月底，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法国和美国已开始考虑在该地区恢复国际共管。此后不久，佛朗哥将军于6月12日向英国发出了一份照会，表示愿意从该地区撤兵，但又提出，迄今业已补充编入当地卫戍部从中的西班牙军队一旦撤出之后，应由哈里发的军队来维持秩序；再则，应当邀请美国政府参加共管。西班牙唯有对法国没有发去照会。而就在此时，另一个大国对丹吉尔表示了兴趣。早在7月，当英国、法国、美国代表刚一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苏联政府便要求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第一天，丹吉尔问题便是斯大林提出的问题之一。丘吉尔马上坚持必须同法国磋商，因而会议期间没能达成决议。8月10日，当时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盟国之间的谈判在巴黎恢复了，31日签订了一项最后决议案和一项英法协定，这些文件规定，英、法政府应立即责成西班牙撤兵，从1945年11月起，该地区应暂时按经稍许修改过的1923年和1928年法案实行共管，并应邀请美、苏政府参加这种临时共管机构；1946年1月7日互换了这些文件的批准书。此外，在其他政府同意时亦应邀请意大利参加遵守这项协定，并接受和约规定条款的约束。决议案还建议，该共管机构应当清除那些因搞政治活动或参与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团体而被认为不良分子的人。最后决议案还建议，阿尔赫西拉斯决议案各签字国应当在该临时共管机构成立后不迟于六个月之内开会商讨有关该法案的修订事宜。
　　最后决议案中还追加了两项声明，一项是由苏联政府，另一项是由法、英、美提出的。苏联的声明大意说，在国家主义政权由一个民主政权取代之前不能让西班牙参加这一共管机构。根据记录，另三个国家所持的意见是，西班牙的参加决不违反1945年8月2日波茨坦声明，而且这才是重视西班牙人民利益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因此如若没有西班牙参加，任何阿尔赫西拉斯国家会议都不能举行；但是，另一方面，当西班牙现政府还在掌权时，邀请它参加会议将是不适宜的。
　　西班牙政府抗议将其排除在谈判以外，但接受了四大国的决定，虽则对此也提出了抗议，于是国际共管机构终于在10月11日顺利地恢复了。美国原在丹吉尔已驻有一名总领事，这时即由其代表参加，可是苏联政府在那里没有领事代表，暂时也没有派人参加。
　　第五章　葡萄牙
　　第一节　战争爆发时同大国的关系
　　长久以来，葡萄牙靠同英国结盟来保护它的殖民地，并遏制西班牙妄图并吞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野心。但在战前若干年，葡萄牙就一直在扩大它外交政策的基础，不仅加强了同巴西的血缘关系，而且还谋求同西班牙国家主义者政府达成某种谅解。由于萨拉查博士的“新立场”的经济政策以及英国减少饮用红葡萄酒的趋势，英葡贸易受到了影响，而英国对西班牙内战的态度更使得葡萄牙政府及其拥护者深感不安。英国一直没有尽力来设法维持同葡萄牙的良好关系，虽然德国人显然是在试图把葡萄牙纳入到他们的势力范围，但是英、法两国似乎都未能阻止纳粹德国称霸欧洲。
　　再者，英、德以牺牲葡萄牙的殖民地而进行的交易，也重新引起了葡萄牙的忧惧。希特勒指望哈利法克斯于1937年11月访德时，向他提出的建议中将会有一条是用安哥拉来代替以前德属的某一个殖民地。当英方对此未作表示时，希特勒就亲自提出了安哥拉的问题。他说，撒哈拉或地中海北非的土地是不大可能被接受的。事实上，当时张伯伦愿意商讨割让西非的土地，作为一个总体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可能的话就拿安哥拉和比属刚果来取代坦噶尼喀。12月初，报纸上出现了希特勒要求获得安哥拉和比属刚果部分领土的报道，但是当葡萄牙政府就此询问德国外交部时，他们却否认了这整个传说。1937年12月21日，艾登在下院也否认有恢复1898年及1912年至1914年谈判的意图。然而，1938年3月3日，英国在向希特勒提出的秘密建议中，还是包括了重新划分南纬五度和赞比西河之间的殖民地，但是，希特勒这时却拒绝以此作为一种归还德国前殖民地的办法，指出比利时和葡萄牙可能认为德国是在要求它无权要求的东西。
　　英国政府和希特勒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达成什么协议。1937年12月，张伯伦在接见即将前往里斯本的英国新任驻葡萄牙大使沃尔福德·塞尔比爵士（前驻维也纳公使）时，他没有讲到可能同德国解决殖民地的问题，而塞尔比也未带来关于葡萄牙殖民地问题的任何明确保证。但是塞尔比一到任就从他的使馆参赞获悉，当他提交国书时，葡萄牙政府将极其重视他能够作出这种保证。当时，外交部在答复大使的紧急请示时表示，英国的保证不仅仍然有效，而且英国政府无意在有损葡萄牙的情况下同德国达成任何交易。
　　1937年至1939年之间，英国方面为改善英葡关系并挽回已经丧失给德国的贸易损失。做了一些工作。早在战前好久，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就提出建议，在里斯本和伦敦之间开辟一条航线（当时里斯本已有德国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在通航），但是直至1940年春夏之间还未得到实现。1938年2月，英国向葡萄牙派出了一个军事使团，最后还委派了后勤专员，并且在萨拉查请求之下，陆海军顾问访问了里斯本，对沿海防务提供意见。虽然用这种方法同葡萄牙的武装部队建立了良好关系，并且劝阻了葡萄牙同轴心国签订购买武器合同，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后相当时期，英国迄未向葡萄牙提供过武器。
　　德国人除了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之外（这些成就是靠削价和善于推销而获致的），他们在上层阶级、政府官员、知识分子、青年运动和称做“军团”的官方准军事组织中间也赢得一定的影响；他们还同报界和警察保持着有益的联系。德国人从西班牙内战以及人们对共产主义普遍的憎恨和恐惧中捞到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