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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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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要对“非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双方负责；英国人一直关注着对前者承担的责任（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把一个纯粹的道义问题和自我利益搞得混淆不清），就是因为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英国在整个中东的战略和经济需要，而在任何一届没有完全同帝国传统决裂的英国政府的政策中，巴勒斯坦问题（别的事情也一样）要从属于这些需要。然而这种对阿拉伯人的关心，从利己主义方面来讲，目前已经不是那么迫切了，在战争结束时，阿拉伯人捣乱的潜力同白皮书时代比起来，已经小得多，他们在战争中的微小贡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相比，也不足以博得丘吉尔的重视。
韦茨曼后来宣称，有一个内阁委员会“关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已经＇作出了若干肯定的结论……都与分治有关——出现一个犹太国，占有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也许是巴勒斯坦的一大部分”：1944年11月4日，在契克斯的首相府邸举行的一次人数不多的午宴席上，他得到了丘吉尔的保证，他（首相）将赞成把南巴勒斯坦（内格夫）划入分配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土之内，并曾劝他在即将去巴勒斯坦访问的途中在开罗逗留一下，会见莫因勋爵，在过去两年中（丘吉尔说）勋爵的看法已有改变和发展。但在韦茨曼离开英国前，莫因勋爵已被斯特恩集团杀害；内阁委员会的建议也被撤回；丘吉尔反而为这个鲁莽的罪行所激怒，向犹太复国主义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然而，在工党方面，除极少数持有异见者外，看来都一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尽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最终赞同穆萨·阿拉米作为无党派代表出席关于建立阿拉伯联盟的各次会议，他们依然处于一盘散沙、乏人领导的状态。侯赛因的党以领导者自居，但其他党派不愿予以承认，因此于1937年被巴勒斯坦政府所解散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一直未能重建起来，以资替代。他们征募新兵的成绩很差，这不仅使他们在同盟国中的威望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取得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犹太旅及其秘密军事组织中所取得的那种集体纪律和活动方面的实践和精神上的经验。事实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1936…1939年的叛乱中损失了大批精锐部队，而那次叛乱又演变成为侯赛因与纳沙希比两族之间自相残杀的争斗，他们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留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争取大战中新兴的强国——苏联——的支持，因为苏联迄今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战争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竭力试图通过“援助苏俄胜利联盟”，并在伊凡·米海洛维奇·迈斯基1943年访问巴勒斯坦之前和访问期间力求与之交往，以表明他们是在搞实际的社会主义；总之，本…古里安在1945年3月前往英国和美国之前，综观局势，发表下列的见解，可以说是言之有理的：
对于我们的事业，我们企望能够作出积极的决定，因为有许多迹象表明：以往反对我们的某些因素，包括强大的苏联对我们所持的态度，现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也务须准备应付由于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或由于作出某种具体决定而不利于我们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准备彻底地、迅速地战胜它。
第四章 阿拉伯统一和阿拉伯联盟的形成
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少数政治上有觉悟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扮演过“阿拉伯觉醒”之剧的角色，他们出于从奥斯曼帝国赢得政治上自由的共同愿望，曾暂时统一起来。但在他们的地区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尚未严重到瓦解这种统一以前，他们的国家就为英法在1920年强加的人为边界硬行分割开来了。这些阿拉伯独立的主角虽在政治上就此彼此割裂，但对于推翻欧洲人委任统治的愿望仍保持统一。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视沙漠为通途的汽车和飞机的推广使用，消除了横亘大马士革或耶路撒冷与巴格达之间的叙利亚沙漠所造成的障碍。他们跨越强加于他们边界的地区界限采取一致行动的倾向与日俱增。这种倾向已在1937年和1938年两次泛阿拉伯会议上取得成果，会议讨论了当时由于阿拉伯暴动而愈形尖锐的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倾向，还通过1939年初英国政府邀请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以及巴勒斯坦本身的代表团参加伦敦圆桌会议而得到了正式承认，且在共同对近东各国应摆脱法国赢得独立的关心中显示出来了。
在1939年和1940年几乎整整两年期间先后担任伊拉克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努里·赛义德，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一位先驱，在此期间，且曾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于这一事业。战争第一年，他和另外一些人，曾想使英国同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耶路撒冷穆夫提达成和解，办法是要英国人较1939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作出更大的让步。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而法国对近东各国的高压政策又阻碍了同他们举行与伦敦圆桌会议相类似的任何谈判；于是1940年6月德国在西欧的胜利便促成努里的出访安卡拉，试图同土耳其政府在近东各国的前途问题上实行共同的政策，以期法国在那里的委任统治迅速崩溃。但是，法国人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可以被摆脱得了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问题上的备受挫折之感以及德国在1940年10月就支持阿拉伯争取独立斗争许下的诺言，对伊拉克的急速趋向极端主义便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极端主义在1941年4月和5月的拉希德·阿里暴动中达到了顶峰。
1940年6月，劳埃德勋爵曾敦促丘吉尔注意无视泛阿拉伯主义者的不满情绪的危险性，但丘吉尔的回答不失本色，过分自信。拉希德·阿里的暴动对英国政府是个深刻的教训，他们态度的转变也就在1941年5月29日艾登于伦敦市长官邸发表的声明中立即反映出来了：
……本国同阿拉伯国家具有悠久的友好传统，这种友谊不仅见之于言论，且为行动所证实。他们在我们之中有众多的朋友，同样地，我们在他们那里也有无数对我们心怀善意的人。我日前在下院说过，英王陛下政府对叙利亚要求独立的愿望深表同情。现在我愿重申这一点，但我还得作进一步说明。阿拉伯世界自上次大战结束时达成协议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阿拉伯思想家希望阿拉伯各国人民取得较目前更大程度的统一。为了达到这种统一，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朋友们的这种要求决不会被置之不理。我认为加强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文化、经济联系以及政治联系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将全力支持任何得到广泛赞同的这类计划。
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这声明甚为满意。尽管1941年6…7月战役以后自由法国在近东各国立足下来，使这一声明的充分效果多少有点暗淡，但英国对这些国家取得独立的保证仍然深得人心。1942年间，阿拉伯报界仍在鼓吹阿拉伯统一的主张，但德军直逼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负责的政治家们正为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忧心忡忡，无暇考虑及此。然而，到1942年底，这些威胁已逐步解除，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家们遂又立即恢复活动。至此为止，埃及人一直专心致志于他们自己争取完全独立和“尼罗河流域统一”的斗争，因而对泛阿拉伯事业不象“肥沃新月”的政治家们那样感到关切。但是埃及首相纳哈斯在1942年11月13日对华夫脱党的演说中，则宣称埃及将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姊妹国家的愿望而奋斗：
把我们同阿拉伯和东方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多不胜数，且牢不可破。它们对这次战争采取一致的态度，而这些纽带也就更加坚固有力。在这次大战中，它们全都盼望民主的胜利，期待新时代黎明的到来，于是年轻的民族决定自己的前途将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到那时候，这些阿拉伯国家以及毗邻的东方国家将成为一个以埃及为先锋的强大而紧密团结的集团，能履行其世界职责及其道义任务，并能自立于自由民族之林。
在12月份的最后一周，伊拉克摄政和再度担任首相的努里·赛义德都在开罗，一群叙利亚和黎巴嫩记者也正在埃及访问。据报道，纳哈斯曾告诉记者们，他的努力不仅限于谋求埃及的权利，同时也为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印度等国效劳。努里在会见记者时说：“阿拉伯统一是我们的首要愿望之一。我还不能说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实现这种统一，但重要的是在我们以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为实现这种统一作好准备。”1943年1月16日，伊拉克政府向轴心国宣战。在准备宣战的过程中，巴格达报界宣称：“现在阿拉伯各国人民正在为争取实现其民族愿望和独立而努力，他们不能再继续孤立于战争之外了。……阿拉伯各国政府必须捍卫他们的民族要求，必须与同盟国进行协商，以便实现每个忠诚的阿拉伯人的目标。”继此之后，努里向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发出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提及阿拉伯事业，特别谈到巴勒斯坦问题，并提出了求得永久解决的建议”，同时他还向其他有关方面秘密散发了这份备忘录。备忘录建议联合国家立即宣布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与外约旦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其政府形式由人民自己决定，并保障巴勒斯坦犹太少数民族和黎巴嫩基督教徒的利益。备忘录还提出建立阿拉伯联盟，而伊拉克和这个大叙利亚应立即隶属于这一联盟，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可自愿参加。
2月24日，艾登在下院被问及是否在采取措施，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更大的合作，以最终结成阿拉伯联邦。他回答说：“显然，这种主动性……应来自阿拉伯人自已。就我所知，目前尚未订出可以博得广泛赞同的这类计划。”3月30日，纳哈斯通知埃及国会，他仔细研究了英国外交大臣的声明之后，已决定埃及政府应采取措施，征求阿拉伯各国政府的意见，并尽可能地使之统一。待这方面办妥之后，埃及政府希望邀请它们前来埃及进行友好会晤，而导向有效联盟的讨论也就可开始了。如能达成协议或接近达成协议，那就可以召开由埃及首相主持的代表大会，完成对这个问题的审议并作出决议。他已向努里发出邀请。如果努里赞同这一计划，他们将讨论伊拉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然后再向其他阿拉伯政府发出邀请。
在巴勒斯坦，乌尼·阿卜德·哈迪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以及《巴勒斯坦》报，都欢迎纳哈斯采取主动。但是，伊拉克舆论丝毫无意接受埃及领导，巴格达报界把埃及仅仅置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同等的地位；埃米尔阿卜杜拉则立即进行了回击，他于4月18日向叙利亚人民发表文告，邀请他们“从亚喀巴湾直到地中海和上幼发拉底河”的领导人到安曼开会，筹划组成一个地区性的叙利亚联盟或联邦；据报道，伊本·沙特驻开罗和巴格达的代表则正在讨论他们的君主参加谈判的条件。纳哈斯从6月8日至13日访问了巴勒斯坦，但对埃米尔阿卜杜拉邀请他访问外约旦，却答称：“公务羁身，歉难应命”。
7月22日，努里来到开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已将途经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和巴勒斯坦时会谈的内容实质通知纳哈斯；他承认关于黎巴嫩参加任何阿拉伯联盟是否适当的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他同纳哈斯从7月31日一直谈到8月5日，然后才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说纳哈斯已着手征询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以便举行一次显然将在开罗召开而由纳哈斯主持的会议。据说已将会谈的成就通知沙特阿拉伯驻开罗公使馆，这将为同沙特阿拉伯政府进行类似的对话铺平道路。接着是外约旦首相陶菲克·阿布勒…胡达前来开罗，从8月27日至9月4日进行访问。他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把外约旦称为大叙利亚的一部分。然而，不久前在叙利亚举行的选举却产生了一个由民族集团控制的议院，这个议院既反对埃米尔阿卜杜拉，又反对法国人；伊拉克政府于是赶忙宣布承认叙利亚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伊拉克认为叙利亚共和国以前的历届政府仅仅是由法国人操纵的几个傀儡组成的，所以迄未予以承认。
9月下半月，埃及内阁秘书长访问了沙特阿拉伯，10月10日，国王伊本·沙特的私人秘书谢赫·优素福·亚辛来到开罗同纳哈斯进行讨论。原来预料讨论要到10月19日才会结束，但第二天却宣布会谈暂时停止，俟在某些问题上得到伊本·沙特的指示后再行继续。会谈恢复以后，优素福·亚辛于11月4日离开开罗前往大马士革，代表国王向新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表示祝贺。舒克里·库阿特利的家族曾有几代担任过沙特驻大马士革的代表。10月21日，由叙利亚总理和外交部长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开罗，接待仪式的隆重甚至超过以前的任何代表团。华夫脱党的报刊在强调叙利亚和埃及两国政府观点紧密一致的同时，却又不免力图利用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勾心斗角的竞争，至于利用埃米尔阿卜杜拉想建立大叙利亚的野心，就更不用说了。法国人在11月里想镇压黎巴嫩新选出来的民族主义政府的企图，虽然推迟了埃及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接触，却起了把大多数具有政治头脑的黎巴嫩人，甚至许多基督教徒，推向阿拉伯国家一边的作用。1944年1月5日，一个黎巴嫩代表团来到开罗。在离开贝鲁特之前，里亚德·索赫勒总理声称，会谈将根据下述原则进行，即叙利亚和黎巴嫩作为独立国家，将在其独立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努力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合作。1944年2月3日至10日，由宗教事务部大臣侯赛因·基卜西率领的也门代表团在开罗进行了会谈。叙利亚外交部长贾米勒·马丹和努里·赛义德也进行了互访。在此之后，主要就是集中力量来消除黎巴嫩政府的余虑了。3月间，黎巴嫩政府被邀请派遣代表团前往沙特阿拉伯、巴格达和开罗，黎巴嫩议院也对政府加强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联系，表示感谢。里亚德·索赫勒抵达巴格达时声称，以前这样的代表团总是到西方去，而今在这个新纪元他们却到东方来了。但是他又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黎巴嫩将保持独立。当黎巴嫩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首都时，这一独立得到了伊本·沙特切合时宜的承认。
当时一直在传说——尽管未见报道——国王法鲁克采取的行动，部分地打消了伊本·沙特对于参加阿拉伯联盟计划所持的保留态度。据说，国王法鲁克曾派遣泛阿拉伯主义者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去参加1943年12月的朝圣，目的在于同沙特阿拉伯的君主讨论这一问题。此后，他于7月上半月巡航红海期间，又在延布亲自会见了伊本·沙特。7月12日，开罗宣布埃及政府已邀请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外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政府参加筹备大会。会议日期拟订在斋月之后（这一年的斋月于9月份第三周结束）。但是，没有提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出席会议的问题，尽管努里·赛义德在3月15日曾宣称，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让那些曾经参加过1939年伦敦圆桌会议的巴勒斯坦代表团中还活着的成员出席会议。困难在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己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些松散的党派组织的首领们被派别和个人的嫉妒迷住了心窍，以致在巴勒斯坦没有一个人能赢得所有党派的效忠。
当出席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团于9月25日在亚历山大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沙特阿拉伯和也门没有派代表参加。但到28日第二次会议时，侯赛因·基卜西代表也门来了，虽然他声称由于伊玛目没有授权他作为代表与会，只能以观察员身分参加。第三次大会时，优素福·亚辛率领的沙特代表团也到会了。另一个姗姗来迟的是巴勒斯坦的穆萨·阿拉米，他曾参加过1939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伦敦圆桌会议；六个巴勒斯坦阿拉伯政党终于在最后时刻同意派他为代表前来亚历山大。起先，其他代表提出穆萨·阿拉米不得出席正式会议而只可以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参加非正式会议；但结果他以享有充分代表资格的身分出席了正在举行的第三次会议。
10月7日晚上，一项包括会议决议在内的草约发表了。草约建议创立阿拉伯国家联盟，凡愿参加的阿拉伯的独立国家均可参加；其决议仅对那些愿意接受的国家具有约束力；任何成员国均不得奉行不利于联盟或其他成员国政策的对外政策；凡涉及某个成员国并可能导致战争的任何争端，联盟理事会将进行调停，使有关方面达成和解。联盟将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用以促进经济事务、交通、文化事务、国籍和护照问题、社会事务以及公共保健等方面的合作。签字国“一致确认尊重黎巴嫩在现有边界范围内的独立与主权，而且这一独立与主权业已得到各签字国政府的承认”（第四条）。筹备委员会认为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权利的任何侵犯，不可能不危及阿拉伯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会议宣称它们对在欧洲遭受苦难的犹太人表示同情，但对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同犹太复国主义加以区别；会议责成财经委员会对一项关于阿拉伯政府和人民捐助资金以防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被出售给犹太人的建议进行审查。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代表未经请示君主，无权签署草约。亚历山大会议结束后，纳哈斯立即被免职，在新的联合政府中担任阿拉伯事务大臣的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在那年年底朝圣以后就一直逗留在沙特阿拉伯。1945年1月3日，他向埃及政府报称伊本·沙特已指令其代表签字。也门代表又拖延了若干时日，不过埃及外交大臣终于在2月3日收到伊玛目同意签字的通知。在此期间，政治人物曾继续进行谈判，法鲁克国王访问了伊本·沙特，库阿特利总统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拉克。2月4日，据宣布，埃及外交大臣努克拉希已经邀请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大臣（部长）到开罗来为拟议中的联盟起草宪章。2月8日，由努克拉希担任主席并在阿扎姆协助下，他们举行会议。沙特阿拉伯代表一直到第四次会议时才出现，基卜西也未能及时回到埃及。穆萨·阿拉米经其他代表邀请作为巴勒斯坦的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在3月3日第十七次即最后一次会议上签署了宪章草案。筹备委员会在17日举行会议，并在20日自行改成阿拉伯代表大会。22日，除也门以外，所有国家都在公约上签了字，也门代表团迄今尚未到达。
一位对阿拉伯统一的目的表示同情的人写道：
在亚历山大草约发表和阿拉伯联盟成立之间……埃及、叙利亚、黎巴嫩和外约旦在政府和宪法方面有了变化。由于这些变化，也由于某些阿拉伯国家的犹豫，联盟公约尽管总的说来遵循了亚历山大草约规定的路线，但在某些方面这个文件却不如前者强劲有力，而是更加小心翼翼、明确具体地维护着成员国的主权。草约曾规定成员国将逐步放弃主权，而公约却强调保持主权。例如序言中，在陈述“希望加强将阿拉伯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密切关系和无数纽带并切望支持和加强这些纽带”后，加上了“在尊重这些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一语。公约略去了草约中关于“成员国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奉行不利于联盟或其他成员国政策的对外政策”这一条款。公约还略去了草约第三条关于展望将来更进一步统一的内容，而明确规定成员国将在“对各国的组织和环境作应有考虑的情况下”相互合作。最后，公约明确地限制各成员国不得干涉别的成员国政府的体制。而草约根本没有这类条款。
……公约……包括一个特别附件，承认巴勒斯坦在法律上的独立，允许它参加联盟理事会的工作。这一立场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公众的舆论认为联盟如不包括巴勒斯坦在内，那将是不完整的。另一附件就非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参加联盟各委员会工作的问题作了规定，并保证联盟将“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政治手段”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效力。所指的国家显然是在外国统治下的北非国家。
5月10日，叙利亚和黎巴嫩拒绝同法国谈判条约，原因有二：第一，法国提出的条件是它们所不能接受的；第二，它们认为法军登陆的目的是恫吓它们。这就形成了阿拉伯联盟面临的第一个危机。在3月份的代表大会上被选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的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于5月21日宣称：“法国的出兵使事态恶化，它并向这两个国家提出了反动的、过时的要求；它的行为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心理状态。”22日，据宣布，召集阿拉伯联盟理事会的要求已被提出，开会日期最终定为6月4日。那时，在大马士革发生的危机早已到达严重关头，英国施加的压力业已迫使法国人停火并听从英国的命令。英国常驻中东大臣接着解释说：
我们……迫不得已进行了干预，因为叙利亚人认为他们要末屈服于武力，要末请阿拉伯邻国前来援助，而它的邻国也势必会慷慨相助。在那种情况下，中东将会出乱子，中东基地的工作也会陷于混乱。
人们将会意识到，这一声明对于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效能并未表明任何看法，因而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的教训是与它无关的，声明只是提到了阿拉伯国家不可否认的骚扰作用，因为那时英国为远东战争的需要，仍然希望继续使用中东基地。当联盟理事会举行会议时，努克拉希对英国进行干预和结束大马士革的流血表示感激，同时也对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崇高态度”表示谢忱。伊本·沙特的代表，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出身的谢赫·优素福·亚辛，接着作了激烈的发言。经过四次秘密会议，6月7日发表了一项公报。公报说：
联盟理事会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提出的立即从这两个共和国撤出法国军队的要求。当理事会作出这一决定时，它并不认为其他外国军队有可能继续留在这两个国家。英国人已毫不迟疑地表明了撤出其军队的意向。……阿拉伯联盟决定采取必要措施抵抗法国的侵略。
联盟理事会最后于6月11日休会。据称叙利亚总理曾建议，倘法国拒绝从近东各国撤军，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应采取以下措施：
1。 断绝（或在某些情况下“中止”）外交关系。
2。 暂停用法语广播和教学。
3。 没收法国财产，以赔偿法国的军事行动在近东各国造成的损失。
可是，在这第一次考验中，阿拉伯联盟国家的利益分歧似乎就显露出来了。据报道，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曾表示愿意出兵援助叙利亚宪兵队，但是埃及拒绝与法国断交，说它不能“驱除法帝国主义而让英帝国主义从中渔利”。几项关于由北非那些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国家要求独立来同法国作难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响应。法国终于同意从近东各国撤军，从而使阿拉伯国家的决议没有遭受进一步的考验，这对阿拉伯联盟来说，或许是幸运的。
英国的政策对阿拉伯联盟的孕育和诞生所起的作用。须待有关的秘密文件披露出来之后方能真相大白。但已有人提到，英国外交大臣曾对阿拉伯国家的愿望表示友好同情。对英国的中东政策持批评态度的种种意见（不管是从巴黎或莫斯科发出的，还是从散布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那个百口齐吼的女巫洞发出的），则坚决一致地把矛头指向英国驻中东某些官员的出场和所谓活动，其中涉及I·N·克莱顿准将（后为爵士，英国常驻中东大臣的阿拉伯事务顾问，后任英国中东事务局顾问）和沃尔特·斯马特爵士（英国驻开罗大使馆负责东方事务的公使）。在阿拉伯联盟成立以前和成立以来，英国官员，特别是克莱顿，同联盟的大多数领导人有密切而经常的官方联系，这是无可争论的；然而，将克莱顿或英国的一般政策描绘成为联盟之父（如同那些批评者所声称的），那就未免言过其实了。英国的政策，也许只不过对阿拉伯政治家们主动的作为采取了默许态度而已。
第五章 阿拉伯半岛与大战；阿拉伯石油
第一节 战前美国在阿拉伯的活动
阿拉伯半岛的风云人物，在战前十五年期间是国王阿卜德·阿齐兹·伊本·沙特，在战争爆发时也是他。从1936年到1937年间，他同邻国和宿仇伊拉克王国和也门王国签订了“阿拉伯兄弟盟邦条约”，并同科威特和埃及缔结条约解决了久悬未决的分歧，从而终于能为其王国的巩固而举行庆祝。在列强之中，他同英国的关系最为密切，最初的那项条约，就是英国在1915年同他签订的。那时，他还是内志的埃米尔，却已宣称从奥斯曼帝国取得了事实上的独立，随后通过兼并奥斯曼帝国的哈萨省而同英国在波斯湾的势力范围有了直接接触。他在1925年征服国王侯赛因属下的汉志后，威望陡增，继而又于1927年修改了英国和他的“汉志和内志王国及其属地”的条约关系，后来这一领地名称从国家统一的意义来说，感到有缺陷，因此在1932年9月22日终于把它废弃，改称为沙特阿拉伯。
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商业利益，是以一种奇怪而意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当时，有个名叫H·圣约翰·菲尔比的著名英国穆斯林侨居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国王从他那里听说有个美国慈善家查尔斯·R·克兰正在向也门政府提供援助，于是在1930年和1931年之交的冬季就把这位慈善家邀请前来吉达访问，并向他表示希望在沙特阿拉伯寻找更充沛的水源。为此目的，1931年3月，又聘请了一个名叫K·S·特威切尔的美国工程师前来，其后又在开辟其他有实际可能的财源问题上向他请教。当时，沙特政府几乎完全仰赖于每年朝圣的收入，而在那几年，即使是这一收入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1931年12月，沙特政府请特威切尔在有关寻找水源和在位于波斯湾海岸的哈萨省找到石油的可能性问题上担任顾问，当时在哈萨省对面的巴林岛上，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正在试钻第一口井，并于1943年6月钻出了石油。同月，沙特政府请特威切尔募集美国资本参加这一计划。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终于承接下来，并于1933年5月29日同沙特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取得了在沙特阿拉伯东部一片约三十一万八千平方英里地区为期六十六年的开采特许权。至1936年，达兰半岛上达曼的一口探井钻到了地质上与巴林的油层相当的油层，但是有几口井钻到这一深度的结果却不令人鼓舞。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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