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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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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1年1月中旬，有很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拉希德·阿里已从轴心国那里获得了保证，而穆夫提的秘书则被秘密派往欧洲同它们进行谈判。但在这个时刻，尽管摄政的干预并未如愿以偿地引起内阁垮台，但这种干预却的确使努里、塔哈·哈希姆和其他三位大臣离开了内阁。拉希德·阿里向各方面谋求支持，终于同“四大金刚”联合起来，在以一次新的军事政变的威胁为背景的条件下，试图以他所提名的人员组成新阁。然而，议院内正在发展的反对派现在又得到刚辞去职务的几位前大臣的支持而加强，形成了通过不信任案的威胁，根据宪法规定，那是可以使政府倒台的。摄政拒绝拉希德·阿里解散国会的要求；为了避免受到强制要挟，他离开首都，前往位于首都以南九十英里的迪瓦尼亚，得到当地驻军司令易卜拉欣·拉维的保护。由于受到这番挫折，拉希德·阿里在1月31日辞职；2月3日左右，摄政返回巴格达，塔哈·哈希姆组成新阁。
这些事件给英国政府的教训是，它驻在伊拉克的外交代表如果是一位具有专家资格并对伊拉克人民的风俗习惯、性格和语言有丰富经验的大使，那末，他会更有效地代表英国政府。因此，英国政府在2月13日宣布任命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为大使，他毕生在中东任职，1935年退休之前曾经担任过伊拉克内政部顾问达十四年之久。可是，任命发表后整整七个星期的宝贵时间过去了，他才迟迟于4月3日飞抵伊拉克。3月底他路过开罗时，韦维尔向他明确指出，为了恢复伊拉克的秩序而要从中东抽调任何部队是十分困难的；但同时他与陆军中将奎南商讨了对策。为了达到使伊拉克恢复秩序的目的，有可能要从印度抽调部队，而奎南中将已被选派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在此期间，塔哈·哈希姆使“四大金刚”就范的努力已完全失败；同时，拉希德·阿里周围的文职政客一直活跃非凡，看来他们不仅夸大摄政对“四上校”所怀的敌意以吓唬这四人，而且呼吁这四人为了国家的利益去反对摄政，以免终于站在英国一边卷入战争。
3月份，已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陶菲克·苏瓦伊迪首途赴开罗同艾登会晤，后者在不久前重新被任命为英国外交大臣后正再度访问中东。苏瓦伊迪回到巴格达后，内阁在3月26日决定首先拔掉“四大金刚”中势力最小的一个，它根据摄政的指示，命令他和易卜拉欣·拉维对调职务；但在“四大金刚”又一次发出威胁时，首相便缩手缩脚，结果不了了之。国会按时在3月31日休会。4月1…2日夜间，“四大金刚”出动了他们的部队迫使首相辞职。然而，他们为逮捕摄政而采取的步骤失败了。美国公使保罗·纳本休暗地里把摄政护送到英国在哈巴尼亚的空军基地。伊拉克参谋长宣布，摄政由于未能履行职责而丧失其地位；在拉希德·阿里主持下的国防政府宣告成立，该政府保证恪守伊拉克签订的国际条约，尤其是英伊（拉克）条约。4月10日，根据拉希德·阿里的建议，议会一致选举谢里夫沙拉夫为摄政。他是个六十二岁的汉志人，与伊拉克哈希姆王朝同一个祖先，他本人已是第五代了。拉希德·阿里一再声称，政府将继续信守英伊（拉克）条约，但与此同时，《独立报》却公开宣布，这个新运动必须摆脱“曾经使伊拉克的伟大形象受到侵蚀的那种相沿成习的政策”。
拉希德·阿里的声明之虚伪太明显了，岂能使英国人对政变政府产生任何信任之感。但伦敦方面来得太迟的反应看起来既带有挑衅性，同时又对可能招致的后果缺乏认识。4月8日，丘吉尔通知印度事务大臣：“伊拉克局势已变坏。我们必须确保巴士拉，因为美国人越来越渴望在那里立即建成一个巨型的飞机装配基地，以便直接向那里运送物资。”有可能立即从印度派遣一个印度师的主力旅，20日，丘吉尔通知外交大臣：
应该向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说明，我们派遣部队到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在于掩护和建立位于巴士拉的大型装配基地；并向他说明，除了哈巴尼亚外，发生于内地的一切事情目前完全不在优先考虑之列。……不可就派遣部队到巴格达或假道前往巴勒斯坦，作出任何保证；对于一个通过政变而篡夺权力的政府，或在一个早已在精神实质上破坏我们的条约权利的国家，我们不承认它有权要求这种保证。然而，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也不应擅自解释，以免束缚自己的手脚。
康沃利斯在17日宣布主力旅将于次日到达巴士拉，这消息的确使拉希德·阿里为之愕然，伊拉克的参谋长当即奉命偕同英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前往巴士拉，协助办理部队登陆事宜。然而，他的政府接着便谋求对开抵巴士拉的部队提出下列条件：
一、必须将该部队迅速运往位于通向巴勒斯坦的大道上的边境防地鲁特巴。
二、今后应将有关英国部队到达的充分情报事先通知伊拉克政府。
三、伊拉克境内的英军总数在任何时候不得超过一个旅。
四、在已抵达巴士拉的部队越过边境之前，其他部队不得登陆。
他们宣称，在去年夏季同英国政府交换意见期间，他们最后在1940年7月16日的备忘录中坚持“不得在伊拉克境内建立基地或驻军”。这份备忘录发出的日期，是德国在法国取得胜利，伊拉克拒绝与意大利断交之后不久，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当伊拉克人试图单方面对他们应尽的条约义务加以更多限制时，轴心国军队已将消耗殆尽的西部沙漠部队逼回埃及边界，并切断了托卜鲁克的退路；再加南斯拉夫已降服，英国部队正退往希腊中部的温泉关阵线。
据伊拉克5月3日的备忘录说，英国驻巴格达大使已于4月28日给予答复，表示条约不容许有任何象伊拉克政府所建议的那样限制，英国有权在巴士拉建立一个基地以开辟并确保通过伊拉克的交通线。伊拉克政府接着宣布，英国的主张是违反条约规定的，伊拉克负有保卫交通线的责任；它还对英国部队最近在伊拉克的活动提出抗议。那时大使宣布，为支援已经开抵巴士拉的一旅部队，另外三艘载有辅助兵种、后备部队和给养的船只即将到达。拉希德·阿里当即拒绝准许这些人员和给养在已登陆的部队开拔之前登陆。当大使询问，如果这些部队实行登陆的话，伊拉克政府将怎么办的时候，拉希德·阿里回答说，对这种违反条约的行为，应由英国负责。29日，新到达的部队开始登陆，大使命令住在巴格达的英国妇孺撤至哈巴尼亚的英国空军基地。据说那时伊拉克政府认为，这一行动的含意就是将从哈巴尼亚出动飞机轰炸巴格达，并导致伊拉克政府调集一旅左右的兵力驻守在距哈巴尼亚约一千码而可加以控制的高地上。他们在那里掘壕据守，并架设大炮；好几个星期以来，伊拉克部队内就纷纷传说要炮轰哈巴尼亚，现在英国人在希腊部队投降，希腊首相自杀之后，正在撤离希腊，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无论如何，当英国大使在4月30日要求把这些部队撤离哈巴尼亚时，他被告知去查阅一下伊拉克先前发出的关于英国部队在巴士拉登陆以及关于他们通过伊拉克的行动的备忘录。与此同时，哈巴尼亚的伊拉克军队又得到增援，至5月1日傍晚，他们的兵力增加到九千多人，约有大炮五十门，而英军只有从巴士拉空运到达的大约三百五十名步兵，一个由十八辆装甲车组成的皇家空军装甲车中队，大约一千名皇家空军人员和六连伊拉克征募兵（亚述人和库尔德人），在没有炮兵的情况下，他们守卫的阵地外缘长达七英里。一名伊拉克军官向英国空军指挥官（斯马特空军少将）传达了一个口信，禁止一切飞行或部队移动，否则进行炮击。空军指挥官因此“决定，有必要不再提出警告就向这些部队发动进攻。于是，在5月2日清晨，一队临时凑合的空军……向伊拉克部队进攻，希望空中轰炸能够收到动摇伊拉克军队的士气并迫使他们退却的效果。”
尚未撤离巴格达的英国国民和受英国保护的人已经集中在英国大使馆，并在美国公使特许下，也集中在美国公使馆内。英国人威胁说，如果伊拉克部队不撤离哈巴尼亚，他们将轰炸巴格达的公共建筑物，此后，伊拉克当局也扬言要轰炸大使馆和公使馆以示报复，并在5月4日通知美国公使，他必须立即交出居住在公使馆内的全部英国国民，以便加以拘留。在美国公使要求伊拉克当局出具一份有关这些英国国民将受到符合国际法的待遇的书面保证之后，他们终于免受干扰；但美国公使馆和英国大使馆同外界的联系被割断了约有一个月之久。
面临哈巴尼亚和驻巴格达大使馆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已经抵达巴士拉的部队和从印度派来的增援部队（五星期后到达）都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因为自巴士拉向北推进，既受到伊拉克人破坏交通线的阻挠，又受到两河每年一度泛滥的影响。事实上，来自巴士拉的部队在六个星期之后（6月12日）才到达巴格达。尽管韦维尔有话在先，说他“在各处的部队已经十分紧张”，从巴勒斯坦抽调兵力势必将该地区置于极度脆弱的地位，因为巴格达正在发号施令，煽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进行一次新的叛乱，参谋长委员会现在还是不得不向他去讨救兵。他们在5月4日发给他的电报如下：
用兵于伊拉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在巴士拉建立基地，并且控制该港口，以便在必要时确保波斯的石油，由于德国空军在爱琴海上的优势，经由伊拉克到土耳其的交通线已显得更加重要。……即使我们没有向巴士拉派遣任何部队，但在轴心国的指使下，目前在哈巴尼亚出现的局势也是会发生的，我们日后仍不免要在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巴士拉登陆，而不是象现在这样能够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取得一个桥头堡。……接受土耳其出面的调停，当然不成问题。我们不能让步。埃及的安全仍然是首要的。但我们有必要竭尽所能来挽救哈巴尼亚，并控制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
人们获得的印象是，目前在希腊和昔兰尼加遭到惨败后，伦敦已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对这个问题今后可能发展到怎样，无法判断。当丘吉尔决心“确保巴士拉”时，是否已预见到伊拉克人对哈巴尼亚的围攻？5月4日所说“目前在哈巴尼亚出现的局势也是会发生的”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他承认并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韦维尔在5日答复：
“来电几乎毫不考虑实际情况。你必须面对事实。”他怀疑他本人正在集结的部队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解救哈巴尼亚，或者哈巴尼亚是否能够坚持到这支部队可能在12日到达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有责任用最严重的措辞提醒你，我认为伊拉克战事拖下去，将严重地危及巴勒斯坦和埃及的防务。其政治反响将是难以估量的，其后果可能是我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力求避免的那种情况，即在我们的基地内部发生严重麻烦。因此，我再次最强烈地恳请你尽早谈判一项解决办法。”
对此，参谋长委员会在6日答复如下：
除非是在伊拉克作出重大让步的基础上，确保轴心国今后对伊拉克不再有所图谋，否则我们不能接受谈判解决的方式。局势的实际情况是，拉希德·阿里一直同轴心国勾结在一起，他不过是想等轴心国能够给予援助时动手罢了。我们的部队到达巴士拉后，迫使他在轴心国准备就绪之前就开始行动。因此，只要不失时机，大胆行动，就有扭转局势的大好机会。……
国防委员会指示，应通知空军少将斯马特：他将得到支援。在此期间，他的任务就是要保卫哈巴尼亚到最后一刻。在埃及的安全得以维持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对我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给予最大限度的空军支援。
在发出这道命令以前，丘吉尔曾提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驻守在哈巴尼亚的军队在5月12日之前要屈服？”；但对身历其境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任务真象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玩笑”。
哈巴尼亚奇迹的出现是镇定沉着，极端不屈不挠的努力以及无法估量的克制约束的结果。有些军官对于战争的常规是知之有素的，他们懂得什么是办得到的，什么是办不到的；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明知这个驻军点的陷落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只要拉希德·阿里的几旅兵力，有足够的大炮和坦克作掩护，决定扫荡这个驻军点，那就谈不到什么投降，而是整个儿报销。
对被困在哈巴尼亚的英国人和驻巴格达大使馆以及英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地位来说，幸运的是，伊拉克司令官缺乏把对哈巴尼亚的包围圈收紧的决心，他们只满足于进行炮击，相对地说，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破坏性的。“我们发现，”丘吉尔写道，“敌人的炮手在受到空袭时，甚至在看到我们的飞机在上空掠过时，就不愿守在炮位上。”在英国人发动机动灵活的反击面前，伊拉克部队在5…6日的夜里从高地撤退；伊拉克的空军已经失掉战斗力；7日，哈巴尼亚守军出击，把伊拉克人逐退到幼发拉底河。这次侥幸取胜使丘吉尔受到鼓舞，他在7日致电韦维尔：
现在对伊拉克人采取果敢的行动，就可能在德军到达之前粉碎这次叛乱。……我们必须予以沉重的一击，使他们在德军到达时也鼓不起士气。我认为，如鲁特巴和哈巴尼亚已肃清，＇我们的＇纵队即可占领巴格达，或乘胜尽量扩大战果。
但对韦维尔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他在次日致电丘吉尔：
我认为，你们应该重视，在今后几个月伊拉克的政局不利于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局限性。来自印度的部队能够确保巴士拉，但是据我看来，他们不能向北挺进，除非得到当地居民和部族的充分合作。来自巴勒斯坦的部队，可以解救哈巴尼亚，并固守从巴格达通往哈巴尼亚的通道，以防伊拉克人再度向哈巴尼亚进军，但这支部队不能在遭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巴格达，或在那里据守。……因此，为了避免在一个并非极端重要的地区进行重大的军事行动，我仍然建议通过一切行得通的方法谋求政治解决。
对此，丘吉尔于9日答复如下：
我们获悉，拉希德·阿里和他的党羽正处于绝望的窘境中。不管这一情况如何，你仍须同他们奋战。……在与哈巴尼亚的部队会师后，你应该尽量利用当时的形势，毫不迟疑地设法攻入巴格达，甚至不惜用一支人数很少的部队，采用德军惯于冒险而从中得利的那种行动。
除非拉希德·阿里立即接受参谋长委员会电报中的条件，就谈不到同他进行谈判。这样的谈判只会徒然耗时费日，而德国空军则将在此期间到达。……当前你的任务是在巴格达建立一个友好的政府，并全力以赴地击溃拉希德·阿里的部队。……关键在于行动，即机动纵队的迅速推进以建立巴格达与巴勒斯坦之间的有效联系。此事一天也不能耽误，因为德军不久即将到来。
韦维尔能够从巴勒斯坦抽调出来的唯一的机动部队只有一个旅团，外加三个外约旦边防军骑兵连和三百五十名阿拉伯军团的士兵。即使是这支小部队，为它提供足够的运输设备也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直到5月10日，它才越过伊拉克边境。与此同时，应拉希德·阿里的紧急要求，约有一百二十架德国飞机自5月12日起开始到达伊拉克，通过同维希政府作出的安排，这些飞机在途中使用了叙利亚的着陆场。德军调不出更多的飞机，因为他们即将投入进攻克里特岛的战斗，这次战斗从5月20日进行到31日，使他们的“人员与飞机损失綦重，一蹶不振”，为此，叙利亚的轴心国委员会证用了自休战以来一直堆存在叙利亚的法国战争物资，自5月16日起，有几列车的物资从叙利亚取道阿勒颇和摩苏尔运往伊拉克。然而，对伊拉克人来说，轴心国的这种援助是很不够的；或许是为了鼓舞士气，巴格达报纸和电台在5月15日宣布，刚同拉希德·阿里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苏联政府已为伊拉克空军招募俄国志愿兵。
从哈巴尼亚向前推进的英军和阿拉伯军团，由于敌人在幼发拉底河渡口的抵抗，由于洪水泛滥，同时也由于敌人对交通线的破坏而受到耽搁，但在5月30日进抵距巴格达不远的地方。从军事上说，这支部队仍未脱离险境：它的实力只有一千二百人，炮八门，几辆装甲车，后方的交通线岌岌可危，而且无险可守。另一方面，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几乎有一师之众，并在英军后方幼发拉底河畔的拉马迪另有一支部队。可是，伊拉克人大大地高估了英军的实力，而且由于自己遭到重大伤亡而垂头丧气。拉希德·阿里和支持他的人仓皇逃走，有的去土耳其，有的去波斯。以巴格达市长为首的治安委员会下令解散那些准军事性的编制，向英国人乞降。英方提出的条件计有：把伊拉克的军队恢复到和平时期的常态，移交战俘和拘留敌国国民。因为没有经过正式宣战，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和平条件的问题：英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继续遵照1930年的条约处理，由印度调来的部队则作为战时守备部队予以默认。已经随同英国部队从外约旦返回伊拉克的合法摄政和他的一部分大臣于6月1日到达巴格达。德国空军使用过的摩苏尔着陆场也已在德军开往叙利亚之后收复。然而，秩序的恢复却因6月1…2日夜间发生了一次巴格达犹太人区的大屠杀而受到妨碍。
当时在旁观者看来，拉希德·阿里的暴动好象是德国在中东展开大规模钳形攻势的北路行动的一部分，其南路是由隆美尔出兵昔兰尼加。但是我们现在知道，那几个月内，德国人主要考虑的是计划中的入侵俄国。显而易见，伊拉克战火爆发时，德国人并没有做好协助拉希德·阿里的任何有效安排。如果德国人当初从希腊把可以调动的全部空军立即支援而不是从事于征服克里特岛的话（5月15日到31日，包括初期的空中轰炸），那末，英国人恢复伊拉克局势的可能性是很微小的，哪怕是那些真正到达的德国飞机因为当地航空汽油的缺乏而受到掣肘。但是，希特勒的视野局限于欧洲，他此刻正全神贯注于即将发动的入侵俄国，他曾想在德军进抵马塔潘角后，就停止巴尔干战役，头脑里当然不是从伊拉克出发来考虑问题。因此，德国同维希法国关于利用近东各国设施的谈判一直要到拉希德·阿里发动政变后四个星期方才开始，而且里宾特洛甫于5月13日会见墨索里尼时所说的话显得相当谨慎小心：“如果＇从叙利亚或土耳其启运的＇大宗武器能运抵伊拉克的话，把空运部队调入该地区才有可能。”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看来德国在1940…1941年冬向拉希德·阿里提供支援的建议，很可能同这个计划有关：占领直布罗陀并将英国人从当时正在受到雷德尔海军上将进逼的地中海赶出去；后来即使由于希特勒决心进攻苏联而佛朗哥将军的态度又是暖昧不明，这个计划只得作罢，但韦维尔在西部沙漠发动攻势，意大利军队溃不成军，为了分散英国在中东的资源实力而怂恿拉希德·阿里行事，无疑仍然是有吸引力的一着，随着拉希德·阿里在1941年1月底建立独裁统治的尝试失败后，外交主动权暂时转到英国人手中；我们看到，尽管他们没有立即以军事力量支持这个主动权，但康沃利斯的任命以及艾登在3月份对陶菲克·苏瓦伊迪的态度使拉希德·阿里分明察觉，他再也不能坐失时机了。4月1日到2日的政变同德国人的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同隆美尔在昔兰尼加的攻势，究竟配合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看来政变和哈巴尼亚之围都是拉希德·阿里被迫采取的行动，前者迫于康沃利斯的到来，后者迫于印度旅的登陆，而不是一个“宏伟计划”的组成部分。总之，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德国人对伊拉克这次暴动所持的态度，除了把它看作是一个牵制性的可乘之机以外，还另有企图；已经弄清楚的一点是，迟至希特勒发出5月25日第三十号命令的时候，伊拉克人之所以受到鼓励，只是为了他们具有同英国人捣乱的价值，好让德国人放手入侵苏联。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整个事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当时的形势比参与其事的人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伊拉克的政界人士虔诚企求泛阿拉伯独立，不管他们及在其邻国中和他们同样的人的愿望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过度的、长期受到挫折的贪得无厌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是一种得寸进尺的精神病态”。他们希望在战争的压力下强迫英国和法国承认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独立，但是到1940年9月还没有结果：维希法国仍然恃强行暴，压制近东各国的民族主义者；那时，由于1939年的巴勒斯坦白皮书而在国内和美国受到猛烈攻击的英国政府也难以同意对阿拉伯人再作让步。以努里和摄政为首的伊拉克温和派，虽然感到失望，但仍愿意暂时维持现状，以便等待新的机会来提出阿拉伯问题；可是拉希德·阿里和极端分子的视野，在西面仅以伊斯坦布尔为限，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在全世界进行的这场斗争的规模，也不理解在这场斗争背后的种种问题，因此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转而向德国人求援。由于他们的无知和自大，他们也可能当真认为不是他们把自己缚在希特勒的战车上，而是在他们自己的斗争中把德国人拉过来作为盟友。就这样，他们被卷入“行动主义”的漩涡中去，在这个漩涡里，随着伊拉克的每个行动，英国马上采取反行动，如此循环不已，越来越带有必然性；双方都不信对方的决心，而伊拉克人又对轴心国的物质支援过于相信。
第四章 近东各国的“解放” 1941年
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将近二十年的统治继续了十九世纪的工作，那就是把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从破落中振兴起来，法国曾在其中起过主要作用。马末娄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在许多个世纪之中失于治理，致使这两国落到这般地步。尽管发生过1925年到1926年间的叛乱，法国的统治还是保持了一个社会安宁的状态，因而人民的生活水平能有机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劫之后复苏。
然而，无论取得怎样大的经济进展，这个进展还是满足不了居民中那些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一小部分人的欲望，因为他们志在争取政治独立。而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一直横加阻挠。1936年的草约提出了半独立地位的诺言，这种独立所受到的限制，同埃及和伊拉克从它们与英国所订条约中获得的地位所受的限制相似；但人民阵线的垮台以及即将临头的战争阴影越来越逼近，致使法国政府于1938年12月决定不批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条约；新上任的高级专员加布里埃尔·皮奥于1939年1月到达近东国家后就提醒民族主义者：
在目前的国际均势中，法国的存在是对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唯一有效保证。如果法国一旦撤出或削弱其兵力，叙利亚的爱国人士就会明白，他们的最宝贵的梦想也就不复存在。
面临法国这种已经强硬起来的态度，连续两届由民族集团党成员组成的叙利亚政府相继在他们的支持者所组织的、规模日益增大的混乱局面中辞职。3月20日，高级专员授权他派驻在大马士革的代表接管叙利亚内政大臣所掌握的维持公共秩序的权力，很多民族主义者被捕。4月6日，无党派政府组成，高级专员就立即前往巴黎磋商。他回来后在5月13日发表广播演说，当他谈到法国政府希望同叙利亚政府达成一项最后正式协议时，他暗示法国将坚持把地方自治权赋予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中，逊尼派穆斯林仅占少数，而且逊尼派的官员在过去三年中在法国政府默许下已被当地居民驱逐出境；他声称法国政府认为国际局势需要一个法叙军事合作的新基础。叙利亚政府于是把已经宣布过的意图付之实施，就是如果高级专员无法在巴黎使草约获得批准，政府即行辞职。时间过了几个星期，新政府仍未组成。6月23日，民族主义者由于法国把哈泰（亚历山大勒塔州）割让给土耳其而受到一次新的、但不是没有预料到的打击。这就导致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在7月7日辞职。高级专员随即暂时废止叙利亚宪法，并在7月8日成立一个五人理事会；撤销外交部和国防部，这两个部的事务由法国直接掌管。7月末，很多民族主义者被指控阴谋暗杀新政府成员而被捕。
这样，在战争爆发前夕，尽管基督教徒占多数的黎巴嫩政府同法国人之间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代表着有政治头脑的一小部分人中大多数人的叙利亚民族主义者的各项要求和法国人准备向他们作出的让步之间的矛盾，实不亚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托管当局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不过英国人曾试图在1939年5月的白皮书中弥合他们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裂缝，即使所付代价是要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结下不解之仇；而法国人则把那种相似的尝试，即1936年草约中载明的妥协方案，也抛弃掉了，因此，到了7月份暂时废止宪法时，他们和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已经陷于覆水难收的地步了。
战争爆发时，魏刚将军被宣布为近东地区部队总司令，由于他在1923年到1924年间任高级专员时已得好评，这次任命深孚众望。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宣布紧急状态，警察和安全机构转归军事当局管辖，并采取措施对付囤积者和投机商，实施严格的新闻检查，禁止公众收听德国广播，违者判处徒刑。对这种种措施，公众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不少著名人士宣布效忠法国，可是投军效劳的人不多，也没有实行征兵制。9月21日，黎巴嫩宪法也被暂时废止，内阁权力转移到一位黎巴嫩籍的国务部长手中，有一位法国顾问和一个由政府各部的首脑组成的谘询委员会协助他行使职权。政府各部的数目也由九个合并为五个，大量冗员都被辞退。这些改革措施，除了对本身不利的人外，都是深得人心的，因为这个官僚机构对一个仅有一百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过于臃肿和浪费的；即使假公济私和裙带风的情况并不一定比其他中东国家更坏一些，但是机灵的黎巴嫩城市中产阶级至少更能感觉得到不法勾当比比皆是。
在叙利亚，法国人赶紧援用在紧急状态下取得的新权力，采取严竣措施对付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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