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5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承诺给予东非总司令在任何地区宣布紧急状态后所具有的权力，这些地区是总司令认为必须对共同的敌人进行军事行动的地区。他同意把奥加登全境＇埃塞俄比亚最东面的一省，1891年归并给它，但从未受它治理；居民几乎全是索马里人，1936年以后它并入意属索马里领地（governo）了＇在协定生效期间置于索马里的英国军事管制之下；他还同意，只要东非的英军总司令认为有必要，英军就可占领从亚的斯亚贝巴到法属索马里兰边界的铁路和从厄立特里亚沿这一段边界延伸到索马里的二十五英里宽的地带。英国承诺为征集、组织和训练埃塞俄比亚军队而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这支军队尽可能用从意大利驻军缴获的军需来装备。英国还将在皇帝未经与英国政府磋商将不另派顾问这一谅解的基础上，为埃塞俄比亚的行政、警察和司法部门提供顾问和官员。英国将给予财政援助，协定生效后第一年为一百万英镑，以后逐年递减，至第四年如协定仍然有效，则为二十五万英镑。在埃塞俄比亚的敌国私人财产将按国际法处理，至于被转移到意大利的埃塞俄比亚的公共财产，英国政府将努力设法追回。
　　英国有一批人对协定提出不太负责的批评，其中黑利勋爵以其权威与经验而著称。他在上院提出抗议说，苏丹的六百二十五万居民就有四百七十五万镑的预算，给予埃塞俄比亚的财政援助本来“已经不够充分”，如若皇帝果真要按现代方式来发展他的国家，或者甚至要确保法律、秩序和象样的施政，他所需要的财源就要大得多。然而，自治领地事务国务大臣（埃森登的塞西尔勋爵）却声称，埃塞俄比亚在财政上永远依靠英国，是同皇帝所希望的独立自主不相容的；政府遵循的原则是英国的拨款加上当前财政收入的估计数，不宜超过埃塞俄比亚政府最后可望达到的税收所得。英国曾经试图通过在驻有英国政治官的省区组织临时国库的办法，为埃塞俄比亚建立一套西方的财政制度，但是事与愿违，“因为皇帝从一开始就宁愿按照在意大利占领以前的老方法通过各地方的首领和官员尽量聚敛而不借助于英国军事管制当局”。
　　因此，英国人所作的安排，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一次买卖式的安排。如果皇帝准备让他们更加放手地去对他的国家进行改组和现代化的话，毫无疑问，他们也会更加乐于慷慨解囊；但是显然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幻想破灭的感觉与日俱增，因为皇帝既倾向于企求使他的流亡岁月得到实惠的补偿，同时又舍不得让任何外国对于可以由他随意开支的款项进行控制：
　　一些国家……为了非要他们感恩戴德不可而怀恨，而且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施舍是极其难得完全不抱私心的，受惠的一方通常也都能找到理由去规避不惬意的义务。埃塞俄比亚人可以认为，英国军队之所以使他们得到解放，只不过是为了英联邦的利益而必须采取的军事行动。其次，在被解放的国家中，领导人为了鼓舞全国的士气民心，都以为歌颂抵抗运动的成就比歌颂盟军的胜利更好些。埃塞俄比亚是这类国家中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而况，埃塞俄比亚人记忆犹新的，不仅是英国在本世纪开头的二十五年间曾经不时卷入的不光彩的外交活动，并且还有在史册所载的那次最为明目张胆的侵略案件中，埃塞俄比亚之遭到国际联盟的遗弃。英国带头反对侵略者时显得如此畏首畏尾，后来同侵略者言归于好时却又那么轻松愉快，算起这笔账来是对它不利的。诚然，给出走的皇帝提供交通工具和栖身之处的是它，然而，就是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当皇帝平白无故地遭遇大难的时刻，为了他的体面，为了给他支持而使出的气力又是少得可怜。
　　另有一位关心这段时期英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的观察家评论说：
　　由于丧失掉埃塞俄比亚对一个为它恢复它所万分珍惜的独立的那个国家的良好情谊，而去批评驻在当地的英国官员，自然是便当不过的事（批评伦敦当局更加便当），但是也应该承认他们的困难和成绩。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为法律和秩序的恢复作出了大好的开端。他们人员不足，一筹莫展，加之大多数人员虽然都是受过训练的殖民地行政人员，却都不曾有过同一个以其自己的文化而自豪和独立的人民打交道的经验。大多数人员有生以来只同迤南一带的讨人欢喜、秩序井然而又驯服易管的东非班图人打过交道。根据他们以往的一套堂堂不列颠帝国的治政方法的经验，他们对周围的腐败无能以及他们要为之负责的那一批人民的公然侮慢和故意阻碍感到没有信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能体察埃塞俄比亚人的性格，把埃塞俄比亚人同英国属地的和蔼可亲、善迎人意的非洲人对比而使前者相形见绌，这一点也许是可以理解的。最优秀的官员自然有本事对付这一情况，不因埃塞俄比亚人表面上乖戾粗暴的特性而束手无策，他们懂得存在于他们自身和他们的新职务所要治理的人民之间的不同的心理关系；他们也就得到了那些人民忠心耿耿、竭诚拥戴的报答。但是在战争时期，行政人员不能个个都是经过挑选的，很多英国官员提到埃塞俄比亚人的时候，说出许多考虑不周、心直口快的话，对两国人民的关系趋于恶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英国的官员以及后来的英国顾问感到他们所处的地位并不十分令人称羡，那么回返故国的皇帝本人也同样发现此时的埃塞俄比亚同他仓皇出走时的埃塞俄比亚相比，问题复杂得多。他必须不断讨好英国人，但又不能搞得那么完善，使自己的一批满腹狐疑的民族主义者同他疏远。他必须使他的王国现代化，它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也不能搞得那么快，使他的那些反动的贵族和教士们同他疏远。他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格拉齐亚尼杀光，他不得不起用年轻人担任异常重大的职务。他的各种问题也同伊拉克已故国王费萨尔的那些问题差不多。此刻在他身边的那些尚未成熟的政治顾问们之所以焦急不安，并且心怀疑虑，担心会有什么外来的政治影响，或许不是不合人情的。……
　　说来有趣，埃塞俄比亚人在他们自己的头脑里把英国人严格地划为两类，一类叫做“宗主国的”，另一类叫做“殖民地的”。他们相信，前者大体上都已超越了比较低级形式的帝国主义、肤色偏见和白人主宰的意识。对于后者，他们干脆不信任。不管这一干净利落的分类有什么谬误，可是必须认识到亚的斯亚贝巴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调派到埃塞俄比亚军事代表团去的皇家非洲步枪队的英国军官一开头就在这一方面遇到障碍。如果这些军官里面有谁在入伍前是定居在肯尼亚的，人们对他的怀疑就更严重。有些人靠以后的表现消除了人家的怀疑；另一些人却不幸成为火上加油的人。说一句不免要显得有失厚道的话，南非部队在解放埃塞俄比亚的部队中所占百分比高，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没有他们及时来援，埃塞俄比亚的解放就会推迟相当长的时间。然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南非人对待肤色问题的态度，实在不容易为受到种族歧视的人们所理解。还应该记住一点，解放埃塞俄比亚的兵力都是从非洲各地抽调来的，那些地方的非洲土著在白人面前所处的社会地位决非骄傲的阿姆哈拉人或绍阿人所能忍受。可是，埃塞俄比亚人自己就是把许多非洲种族看作是生来只配充当奴隶的，他们也没有资格对南非人提出指责。
　　从国内当局方面来说，他们对于重大的政治问题的郑重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他们把这一次解放的困难看得小了。在战争开始时，负担过重的文官有其他更加迫切的问题须待解决。在这场为了不列颠帝国的生存而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斗争中，对于那些比较起来毕竟是次要的问题有深切了解的人，或者甚至说，有所关心的人，即使有，也不多。……
　　总的看来，可以说，这么一个极易导致相互触犯的阶段毕竟是经历过来了，其结果也不是那么糟不可言，象当初可能会担心的那样。但是，埃塞俄比亚的新政府在英国的直接控制放松之后，就立即动手把自己身上任何形式的英国建议，特别是英国控制的痕迹，都要急急匆勿地揩拭干净，几乎到了有失体统的地步，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章　伊拉克的独立要求　1940…1941年
　　战争爆发前夕，伊拉克国内最活跃的力量是军队、青年和德国公使馆。常备军约二万至二万八千人，并有一支有四、五十架飞机的空军，主要是想约束北部的强悍多事的库尔德人以及几乎同样难于驾驭的下伊拉克的阿拉伯部族。委任统治期间，在英国监督下，伊拉克军队的规模一直不大，但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开始实行征兵制，军队即已扩大。根据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英国政府保证：“在可能向它提出要求的任何时候……（给予）一切可能的方便……以提供可以得到的最新型武器、弹药、装备、船只和飞机。……”然而，1935年以后，英国武装力量的扩充使英国政府无法满足伊拉克的军备要求；1937年以后，虽然伊拉克不再坚持要求最新型的武器，并同英方商妥由伊拉克接受英军在更新装备后替换下来并经修复的陈旧枪炮，但在谈判尚未完全结束时，战争即已爆发。一些较年轻的伊拉克军官，所负军事任务不足，对西方世界与文官老爷们怀有同样错综复杂的心情：这种半是明言、半是隐忍的心情中，交织着自卑感和妒忌心，缅怀往昔历史上依稀存在的辉煌业绩，借以寄托精神，他们渴望有所作为，把外国巨人打翻在地，象大卫王射杀歌利亚那样凯旋而回；这种隐忍不言的要伤人、要复仇的愿望特别是针对着一个强国，它通过隐藏在一项不平等条约中的监督特权，使他们处于无法动弹（这是他们的想法）的境地，还用翻新的枪炮和废弃的飞机来使他们丧尽体面。
　　少年气盛的“知识分子”在中学里面就已饱受令人醉心的民族主义的熏陶，然后被扔进一个落后的经济体系中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连让他们活命的薪金都难以支付；他们醉心政治，但又难有机会钻进那个壁垒森严的圈子，那个圈子中的政坛耆宿都象玩皮球一样把官职传来传去，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法国否定了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和叙利亚兄弟的独立，有关这个问题的宣传鼓动，他们听了更是心潮澎湃，块垒难平。
　　这两股心怀不满的力量都被德国人巧妙地利用过。纳粹党驻伊拉克高级代表朱利叶斯·乔丹博士担任了政府的文物局局长，这个职务使他能够自由自在地旅行各地并同伊拉克的官吏厮混。1934年以来驻在伊拉克的德国公使弗里茨·格罗巴博士是位才干出众和富有东方经验的人。
　　格罗巴博士一表人材，令人倾慕，他的浑身活力加上他的阿拉伯语知识和对东方人心理的深刻了解，为他在一大批有权有势的伊拉克人中博得了亲密的交情。他抛弃＇原文如此＇外交的先例，亲身前往政府各部、局去拜访部长、局长们。他经常在德国公使馆大开盛宴，邀请的宾客“无分贵贱”。他又通过举办小型宴会的手段，尽情款待一些精心挑选的伊拉克人，这些人是有指望能给公使馆的特殊工作出力效劳的。
　　他对伊拉克人的奉承拉拢不会得不到实惠的报答。
　　1937年，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访问德国，他在那里受到正式的欢迎和盛情的款待。回国以后，贾马里博士就被德国人说服，派遣了一个伊拉克代表团参加1938年的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代表团由……穆罕默德·法迪勒·贾纳比率领，他受到引见，亲自与元首会面。这次会见，加上大会上军容整饬＇原文如此＇的气氛，印象深刻，在若干程度上可能说明为什么贾纳比一回到伊拉克后就如此热中于按照希特勒青年团的方式改组福图瓦（伊拉克青年运动）。代表团成员在纽伦堡党代表大会上所穿的特别设计的制服，后来为福图瓦所采用。
　　在这个时候，要对德国人能在教育部里产生影响这一件事负责的教育专家们，如法迪勒·贾马里博士、萨米·舒卡特博士等人，心目中可能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向伊拉克青年灌输健康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无疑看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方法对那两个国家的青年具有神奇的效力，使那里的青年产生了狂热的爱国心。那么，把这种方法应用于伊拉克也必定会有好处，那时伊拉克青年还不知“爱国主义”为何物。他们满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要使一个尚在胚胎之中的国家发育成长，唯一的方法就是向它的人民灌输深切的民族自豪感，他们的说法未必没有道理。……
　　医务人员也受到德国人的拉拢劝诱。一些曾经在德国学习受业的医生也被诱导去对医科学生散布纳粹的理想。皇家医院院长、伊拉克医学院院长赛卜·沙瓦克＇原文如此，系舒卡特之误＇，系声名狼藉的穆萨纳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当这个俱乐部后来成为德国人的工具时，他做了它的主席，于1937年访问第三帝国，在那里受到正式接待，并接受了全套纳粹制服的礼物。……
　　与此同时，德国人对待军队，也象对待其他社会阶层一样，不惜耗费相当大的精力，灌输纳粹主义。通过他们的教育方针，德国人确保这个国家的青年在成年后能作为受过纳粹制度基础训练的青年军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部队中去。另一方面，除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宣传小组外，德国公使馆还竭力对军官们表示殷勤款待的热情，并使唤年轻美貌的德国姑娘为他们的宴会增添异性的迷人色彩。然而，德国人活动的主要焦点仍然是怂恿和资助高级军官搞阴谋和颠覆计划。
　　1933年国王费萨尔的逝世使这个国家失去一位能掌握其命运的人物，他的儿子加齐（1912年生）统治的时期也就相应地是一个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在此期间，军人扮演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1936年10月，巴克尔·西德基将军建立的军事独裁政权因他在1937年8月被暗杀而告终。继任的贾米勒·米德法伊政府存在了十六个月，它试图通过实施新闻检查和限制主要政敌的自由等办法来遏制那种照常日益增长的反抗。最后，新任命的年轻国防部长萨比赫·纳吉卜侵犯了参谋长的职权，迫使后者愤而辞职；他还把一些年轻军官列入退役名单，以致巴格达附近的拉希德兵营的军官在1938年12月24日至25日要求国王解散内阁和任命那个“不知休息的智囊”努里·赛义德为首相。努里是一位经历过阿拉伯叛乱的政界显要人士，自从巴克尔·西德基建立独裁政权之日起就寄寓国外。他深知与英国保持密切关系对伊拉克的好处；但他在这个时刻重新掌权却把私人仇杀之风又带回政治舞台。这种风气由于巴克尔·西德基的政变而激化，但在米德法伊政府执政期间有所缓和；努里重新掌权，使伊拉克军队的有害的政治影响复活，并使塔哈·哈希姆在以后两年中做了国防部长。此人曾为努里效劳而一手策划了12月24日至25日的政变，但才智有限。他深深为德国的军事力量以及从它那里获得武器的可能性所打动。不久前，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叛乱触发了巴格达的反英骚动，他就是这次骚动的领导者之一。1939年初，努里在伦敦出席关于巴勒斯坦问题（他对这个问题兴趣很浓，因为他和泛阿拉伯运动各方人士已有长久的交往）的圆桌会议，据说他的出国鼓励了军官中一个敌对集团，即已故的巴克尔·西德基的党羽，趁机进行反对他的阴谋活动。但在3月5日他们被发觉了，那个在巴克尔·西德基独裁时期做过首相的希克马特·苏莱曼及其他五十多人被捕，经军事法庭判处徒刑。
　　4月3…4日夜间，国王加齐在巴格达的御花园里驾车高速行驶（这是他的爱好），因失去控制，汽车越出路面，撞上路灯支架，支架倒塌，压在车上，国王当场身死，同车二人受伤。当国王去世的消息传到摩苏尔时，据说居住在该市的一个德国眼科专家手下的特务挑动了一伙愤怒的暴民袭击英国领事馆，特务告诉那些暴民，英国人害死国王加齐，罪责难逃，甚至还说前王费萨尔在瑞士中毒殒命，也是英国人下的毒手。在随后的骚动中，英国领事蒙克…梅森被殴倒在地，并遭杀害。伊拉克政府匆忙赔偿损失并正式确认，国王之死完全是意外事故；但是对英国特务卑鄙勾当的指责，很快在近东各国和埃及的反英分了中间传开，并受到轴心国报刊和电台的呼应。
　　加齐的儿子费萨尔二世继承了王位。费萨尔二世出生于1935年；在王子成年以前，费萨尔的长兄阿里的儿子阿密尔·阿卜杜勒·伊拉（出生于1913年）受命摄政。加齐死后的几个月是平静的，当时人们一心关注的大事是国家的财政，赤字已达一百万英镑，相当于岁入的八分之一，然而，伊拉克石油公司按低息贷款三百万英镑，英国政府又进一步提供用于购买武器的三百二十五万英镑贷款，另外五十五万英镑用于接通著名的巴格达铁道从摩苏尔向南到巴伊季之间尚未完工的一百英里的一段。尽管有这种援助，两位议员还是抱怨说，英国向伊拉克提供贷款的条件同它对其他国家的慷慨相比是不相称的。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伊拉克政府于9月3日实施新闻检查，并在首相与“伊拉克的老大哥”埃及的首相经过一番电话磋商之后，于9月7日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没收德国财产，并拘留尚未离境的德国侨民。伊拉克首相在说明他的国家根据1930年英伊（拉克）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时，正确地声明，这些义务限于提供“一切便刊与援助，包括铁道、河流、港口、机场和交通工具的使用”（第四条）；除非伊拉克领土受到直接威胁或伊拉克遭受任何形式的侵略，伊拉克的军队不介入。伊拉克政府继续谋求同阿拉伯各邻国和在萨达巴德公约签字的北面各国的深切了解。10月，土耳其同英法两国签订条约后，伊拉克也向它表示祝贺。然而，除了这种表面上的礼尚往来之外，政界人士却对英法两国深怀仇恨，因为它们拒绝让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兄弟们独立。极端分子所持的这种不起作用的敌视态度并不因为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因以及伴随他前来的那些流亡的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于10月中旬到达而有所改善。这些极端分子两年前逃离巴勒斯坦后一直在近东各国受到监视。英国外交次官知悉，“穆夫提进入伊拉克，并未获得伊拉克主管当局的许可，并且是在没有被人发觉的情况下越过国境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伊拉克最高当局对他的到来是知情的；对他殷勤接待可以在政治上获得好处；而且，他们似乎曾经希望说服他，他对巴勒斯坦事业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公开宣布，甚至通过电台广播，说他站在盟国一方，从而使英国政府要对他知所报答。他到达伊拉克后不久，摄政即在王宫正式设宴对他表示敬意；努里和其他显贵均出席宴会；此后，穆夫提即开始从伊拉克官方领取丰厚的津贴。可是，努里为了要弥合穆夫提的企求和英国的巴勒斯坦白皮书政策之间的分歧所作的努力，尽管几乎又经过了一个年头，却是注定要失败的。
　　1940年1月18日，财政大臣拉斯坦·海达尔（什叶派）被刺毙命，开枪行凶的是一名因办事不力而被撤职的前警官。根据凶手（一个笨蛋）在伊拉克军事当局审问下所作的口供，萨比赫·纳吉卜（据说他在一次酒醉时曾辱骂过拉斯坦和什叶派）以及其他政界显要被捕。一个包括伊拉克刑事调查局的英国顾问在内而以一位素有清名的伊拉克法官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根据大多数的意见裁决，没有证据表明受控的那些政界人物是有罪的。这个时候，努里感到他一方面受到什叶派教徒和一些军官的压力，前者希望为已故的拉斯坦报仇，后者则与萨比赫·纳吉卜怀有宿怨而要清算旧账；另一方面，他又受到三位大臣的压力，他们要求释放那些被告。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于2月18日辞职，遗下的真空几乎引起两个敌对的高级军官集团统率的部队之间的火并。在这个紧急关头，年轻的摄政在2月21日授命努里重新组阁。努里得到这两个敌对集团中较强一派的支持，于是遵命组阁。然而，他只答应在涉嫌的政界人士受审期间任职。除萨比赫·纳吉卜外，他们全部获释，纳吉卜则因其“言语容易引起仇恨情绪与纷争”而被判处一年徒刑。一般认为，这个判决不过是为了安抚什叶派教徒和纳吉卜在军队中的私敌；然后，努里就辞职，让位给以拉希德·阿里·吉拉尼为首的新阁。
　　此人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的后裔，1892年生于巴格达，经过在当地的法律学校毕业后当过法官的途径而在三十二岁的早年首次当上大臣。弗雷亚·斯塔克在描述他的时候，说他是一位“工作努力、言语动听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野心勃勃，不顾一切，经常在激烈辩论时作出当时确是真诚、但以后却无法履行的保证”。上面提到过的一位有地位的权威人士曾经这样强调过他的鲁莽：当他登上高位的时候，他还几乎不曾出过国门，对伊拉克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因此他也就无法看出他的政策和措施将会造成的后果。他不是一个因为抱着民族主义或反英态度而在伊拉克政界出人头地的人：他的突出之处在于他是个毫不克制的人。努里尽管不喜欢他，却仍在1938年12月为他谋到宫廷总管的职位；但人们认为，由于处在这个有利地位，他的影响曾有助于阻止伊拉克象努里所盘算的那样，在英法对德宣战之后也对德宣战。到了1940年3月，努里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让拉希德·阿里当政比不让他当政要少些麻烦，因此就在上面所说的情况下一手策划，让他当上了首相；然而，这样一来也正好显出了努里的弱点，他制造了一个局面，事后又证明他自己无力加以控制。
　　新政府在人事方面没有多大变动，努里仍然主持外交部，塔哈·哈希姆蝉联国防部。公开宣布的政策还是同阿拉伯人民、英国以及萨达巴德公约各签字国保持友好。但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新政府立即解除“戒严状态”，在所谓1939年3月阴谋案发生后，努里曾经利用它把军官们约束在拉希德营里面。1940年4月德国向丹麦发动进攻后，拉希德·阿里同受人支配的丹麦政府断绝了关系；但德国人首先在挪威后来又在西线所取得的节节胜利，使得新闻界的审慎的中立态度越来越带有反对盟国的偏向。意大利参战后，一些意侨立即被关进集中营，但伊拉克政府仍然不顾英国大使馆的抗议，拒绝同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尽管意大利公使卢吉·加布里埃利被公认是轴心国安插在这个国家里的间谍头子，并且还传说他曾付给穆夫提一万英镑的津贴。伊拉克政府提出的借口是，有必要同埃及和土耳其就它们的政策进行磋商：外交大臣努里·赛义德和司法大臣纳吉·舒卡特在6月25日至28日同土耳其总理和外交部长在安卡拉举行谈判。所发表的公报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但可以认为，土耳其不愿断然与意大利断交，有助于坚定伊拉克政府的决心，继续同英国人拖延一阵。
　　采取这种延宕策略是由于拉希德·阿里和努里两人都试图利用战争局势为手段，以促使英国政府加速实现1939年的巴勒斯坦白皮书，立即让那个国家走上独立的道路。那里的阿拉伯人对犹太人以二比一以上的优势占据多数。S·F·纽科姆上校于1940年7月对巴格达作半官方访问，伊拉克通过他向伦敦提出，愿意根据这些条件宣战。然而，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却已热切地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主张让他们武装起来，实行自卫，他认为这样就有机会把巴勒斯坦的英国驻军调往别处，以供差遣。英国政府终于在8月29日拒绝了泛阿拉伯的建议。伊拉克政府因未能给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争得一点让步而陷于分裂，只不过在世人面前把这次分裂隐瞒了几个月。它严重地削弱了象努里那样的温和分子的影响，驱使野心勃勃、渴望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者而被欢呼喝彩的拉希德·阿里去同意大利公使，同穆夫提和他的巴勒斯坦流亡人士组成的影子内阁，以及同号称“四大金刚”的四名上校的野心集团携手合作。
　　英国最后拒绝伊拉克政府关于巴勒斯坦的建议之后大约一星期，曾在6月份陪同努里与土耳其政府磋商的纳吉·舒卡特再度前往安卡拉，这次名义上是为了治病，但实际上是同冯·巴本商量。他在10月28日才返回巴格达；23日，德国政府和意大利人一致行动，在阿拉伯语广播中宣布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友谊，他们祝愿阿拉伯人万事顺遂，繁荣昌盛，并对阿拉伯人的独立斗争表示关注和同情。英国政府于是怀疑拉希德·阿里同轴心国的一些代表关系密切，接触频繁，怀疑他正在密谋策划，重新挑动一次巴勒斯坦骚动并与德国恢复外交夫系。因此，到11月末，英国大使巴兹尔·牛顿爵士受命极力劝说摄政要努里辞职，并劝说摄政趁此时机扶植一位比拉希德·阿里更加友好的首相。然而，摄政和努里都慑于极端主义者的势力，尤其是统率驻巴格达四周的部队的萨拉赫丁·塞巴格，因此他们暂时采取观望态度。拉希德·阿里此时对英国大使保证他对盟国的忠诚，并否认有关纳吉·舒卡特在土耳其同德国代表会晤以及有关同德国恢复外交关系的建议的传闻。英国人怀疑他在拖延时间，以俟轴心国对他所提出的军事、财政和经济援助的要求给予答复。根据可靠的权威消息，可以相信他已经提出上述要求。因此，他们明白表示，伊拉克政府在同意大利断绝外交关系以表明它对盟国的忠诚以前，不能期望获得英国的经济援助。12月15日，努里给拉希德·阿里一份备忘录，指出美国和土耳其两国政府最近均对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倾向表示关注，并极力主张内阁对维护同英国所订盟约这个已经公开宣布的政策，有合作的必要。他希望借此促使内阁倒台；但他认为本来会支持他的两位大臣却使他大失所望；接着拉希德·阿里在接到摄政要求他辞职的通知时当着塔哈·哈希姆和财政大臣纳吉·苏瓦伊迪之面告诉摄政，政府已决定留任。他于是对财政委员会发出一份有关政府对外政策的声明，在承认与英国有结盟关系的同时，他又说同“其他友好国家”正在加强和谐的关系。
　　到了1941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