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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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组成南斯拉夫主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不过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另外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德意志人移民区，甚至在塞尔维亚也有一些。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分布得最为广泛，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是从十三世纪以来的移民，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三个享有特权的民族之一，保持了高度文明的传统以及精心构成的民族组织；在巴纳特是施瓦本人；在布科维纳，在比萨拉比亚，还有多布罗加，是人数较少的德意志居民群，主要溯源于十九世纪。在保加利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无足轻重。但是在一千多英里以东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是另一个德意志人的社区，建立于凯瑟琳大帝之时，1923年正式成为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它只是在1941年秋天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后才被苏维埃政府驱赶到西伯利亚。
　　德意志人是东欧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而由于他们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联系，变得极其危险，就象所自发源的那个民族一样，他们大都在传统上忠于居住国的政府，经济上先进繁荣，依恋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是听话而有价值的移民。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那场革命先已落到帝国的德意志人身上了。在接管政权的几个月内，纳粹分子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国境以外的所有德国公民吸收入党，要唤起所有德意志少数民族觉悟到是同种的同志，德意志人的成员。一个同种的同志的定义就是德意志后裔和德意志血统的任何人；德意志民族有别于德国，据称有一亿人口；而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已转变成为有独特力量的国际第五纵队。
　　德国在东欧占有优势的第二项具体资本是基于它的雄厚经济实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一百年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霸主，随着德国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就如影随形地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东欧和近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这个概念里，各种经济考虑总是从属于权力考虑。普鲁士各邦关税同盟的原意是促进德意志北部和外部世界的贸易，但是后来就象利斯特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德国为了战争目的实行经济统一的工具，就体现了这种特色。因此，在希特勒时代也没有以经济理由作为德国有权统治东欧的论据。确实，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提供别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德国作为它们的农产品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东欧各国对德国并非十分重要。同德国总的贸易相比，德国同东欧的贸易是小额的。德国在东欧努力实施其经济霸权，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目的。
　　德国要求统治东欧，一百年来主要体现在关于中部欧洲的概念上。这是以奥地利帝国为一方同德意志联邦和帝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实质上就是说需要在德国领导下统一中欧。利斯特——普鲁士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的倡导者，终于认为德国命定的目标不是向西跨越海洋，而是朝向多瑙河流域和土耳其欧洲部分，他首先想出了柏林…巴格达铁道的办法。布鲁克是建设劳埃德·的里雅斯提诺公司和的里雅斯特繁荣商业的德国商人，在施瓦岑贝格下面任奥地利商业大臣，他希望把整个奥地利帝国都合并到德意志联邦之内，以便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统一起来的德意志人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中欧的主人。俾斯麦击败奥地利，导致哈布斯堡帝国按1867年的协议转变为奥匈二元帝国，以及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于是一个实验性的中部欧洲成为现实，而凭借的则是德国所获得的凌驾奥匈帝国及其皇帝之上的权力。奥匈协议使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奥地利处于最高地位，使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处于最高地位，同时又使两者最终仰赖于柏林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中欧各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中部欧洲终于完全实现，此外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几年还产生了对它的经典性理论说明。
　　世界大战证明了奥匈对德国的价值。哈布斯堡王朝对于眼光短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不是对俾斯麦）来说，好象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大联合道路上的障碍物，事实却证明是中部欧洲、德意志世界帝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甚至连最极端的奥地利泛德意志主义者也转向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所有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现在有了共同的政纲——要保留奥地利，在德国的基础上重建，并牢固地适应德国体制；它的政策要从属于中欧政策，哈布斯堡的全部遗产都要接管并由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力量来加以巩固。通过中部欧洲，奥地利德意志人既回到了泛德意志思想，又回到了大奥地利思想，此刻两者相互调和了。他们再次看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作为其一部分，他们重新开始了一种对于先前处于分离状态的他们来说是范围很大的“帝国主义”。
　　对于纳粹的外交政策，根据上述向东扩张的传统所作的推测很多。在希特勒同波兰签订惊人的协议来开始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就很容易假定，他既然是奥地利人，他的政策一定是哈布斯堡传统，而不是普鲁士传统，又可假定在实现他的公开表明的目标德奥合并之后，他就会恢复历史上向东推进的政策，推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确实，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影响应该是赞成向西北方面扩张，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他本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是直到1939年2月，希特勒一系列的外交胜利——同波兰缔约，接着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可以证实了第一个假设。错误在于以为纳粹政策只把它自己限于上述政策中的一项，好象它们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似的。希特勒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他十分轻视他们的反民族政策，就象居留在维也纳的日子里他对他们一直在深思熟虑的治国术的各种问题根本不了解一样。他的根源是大德意志，但他又成为小德意志的元首，大的包括小的。他的反俄政策直接来自哈布斯堡传统而非霍亨佐伦传统，但他自己用古德意志命运的措辞加以表述，却又先于哈布斯堡和霍亨佐伦。他的外交政策把哈布斯堡传统和普鲁士传统混在一起，同时他又超过了这两种传统，就好象拿破仑的政策超过了波旁王室的扩张传统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远远不是废除凡尔赛条约和恢复第二帝国以前的边界；它的最终野心超过了普鲁士祖先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哈布斯堡祖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的主宰地位。旧的中部欧洲观念为生存空间的新理论所改变和吞没了。
　　这一变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和骚乱之中发生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德国政策的激变。六个世纪之中第一次，在帝国和欧亚大陆的无林大平原之间没有大国阻碍了，而在战争危机达于顶峰的六个月里，德国的统治从索姆河扩张到顿河。这才是希特勒想要恢复的帝国。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意地越过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行动路线来制定一条路线。我们停止了德国向欧洲南部和西部的不断的进军，而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东方的国土。我们最后停止了战前时期的殖民和贸易政策，转而执行未来的领土政策。不过在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应当想到俄国和依附附于它的周边国家。……今天，在欧洲有八千万德意志人。在仅仅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大陆上将居住着二亿五千万德意志人，不是象在另一个大陆上挤在工厂里当苦力，而是土地的耕种者和工人；他们的劳动将是他们生存的共同保证。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执行的。
　　俄国和普鲁士由于征服波兰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了一百五十年。1914年，俄德之间爆发了自七年战争以来的笫一次战争，波兰问题又一次摆在欧洲政治的最前线。在这个问题的阴影之下，出现了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代人时间里是奥匈帝国的利益所在，现巳成为德国政策的必然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出现的新权力体系确认，越过一条弱小国家组成的地带，德国人回到乌克兰的路是永远畅通的。原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居住在柏林附近的万湖，跟据情况他有时是流亡者，有时是首领权位的觊觎者，乌克兰方案是纳粹的手中存货；罗森贝格在他的外交政策说明中阐述了《我的奋斗》中的广泛言论；而由于接管了政权，乌克兰计划成了德国外交政策中公开承认的部分。
　　如果我们能随意处置（1939年希特勒在一次著名的轻率讲话中说）乌拉尔山脉的无尽宝藏和乌克兰平原的无垠沃土，而且在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开采生产，那德国人民就会在财富之海中游泳。
　　在希特勒的秘密建设中，需要生存空间是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主题而始终强调的。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希特勒确定了他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而且要求把这些思想看成是他的临终遗嘱。一开始，他就陈述这个原则：德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空间需要的解决”。他随后检查了扩张的需要能否用自给自足的办法或是用更多地参加世界经济体系的办法来抑制。德国在现存的边界以内在原料供应上只能获得非常有限的自给，而完全不能达到粮食自给。世界经济则由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帝国的形成而已经在瓦解。因此，唯一的补救办法，而在我们看来也许是空中楼阁，在于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种寻求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形成和民族迁徙的根源。……因此，如果我们承认粮食情况的安全是主要问题，那么，保证这一安全的必要空间就只能在欧洲去寻求，而不是象自由资本主义观点那样通过剥削殖民地去寻求。这不是增加人口的问题而是获得为农业用的空间。此外，出产原料的区域可以更实用地在欧洲毗邻于帝国的地方去找，而不是到海外去寻，这样获致的解决办法谅必足够一两代人之用。……德国的问题在于，从何处能以最低代价得到最大收获。
　　他在会上对这问题未予解答，但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本人十一年前在《我的奋斗》中提出的答案。
　　征服和肢解俄国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标，其他目标都从属于这一目标。在机会主义和策略变换的背后，这项目标保持不变。“但泽不是我们活动的目标”，他在1939年5月说，当时但泽危机正在酿成。“这是在东方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的问题，是保证我们的粮食供给的问题。”在1939年11月23日的会议上，他又一次说，我们愈益增加的人口要求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我的目标是在人民的数目和他们生存的空间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把德意志人的人数同可利用的空间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永久性问题。必须得到必要的空间。任何聪明的算计都毫无帮助，只有用剑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不侵犯他国的国家，倾向于从合作中寻求安全，以便维持均势。扩张中的国家则谋求分而治之。对敌人各个击破，对目前要搞的对手加以孤立，避免全面谈判：这些就是一切侵略治国术大师们的原则。希特勒的政治战略从其主要路线而言，是同俾斯麦、拿破仑和路易十四的路线一样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强调外交政策目标的简约性。他攻击议会空谈家，他们把愤慨花费在南蒂罗尔问题而不是放在征服生存空间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停地对五国或十国吼叫，我们就不能集中民族意志的全部力量和物质力量对最凶恶敌人的心脏给予打击。”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一旦纳粹执政，虽然保留了原则，但是其实践却是相反。打击的不是最凶恶的敌人，而是逐步升级，从最弱小和最无害者开始。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赞同地引用一位萨瓦亲王的经典说法：“我的儿子，米兰人象是朝鲜蓟，必须一片一片地吃掉它。”丘吉尔用了一句话，注定要变得同样著名：“一个接一个，这就是程序，这就是对希特勒帮了如此大忙的简单而阴暗的计划。”
　　正是在实施近期目标要筛约的原则过程中，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拿破仑的敌人大部分是王朝，希特勒的敌人却是民主国家、选举区和造成舆论的群众，必须把他们的思想搞乱，加以麻醉，“愚弄下去”。他对这种政治艺术所作的主要贡献可以称为逐渐增加剂量的规则。他在《我的奋斗》最有洞察力的一段中对此作了描写，而这一规则的关联性在西方各大国人民之中仅仅是很缓慢地才被认识到。
　　精明的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勒索永远都是尽可能分阶段进行的。因此就可以预期一个失去所有骨气的民族——自愿屈从于对手威胁的每个民族都是这种情况——在面临任何这些压迫行动时，如果这些行动又是分开实行的，就不会有充分理由重新拿起武器。消极地接受勒索的次数越多，在其他民族看来反抗就越没有道理，如果被征服的民族在经受长期压迫之后最后想要通过反叛来结束压迫的话。而如果这个民族业已长期沉默地忍受苛刻得多的盘剥，那就尤其如此。
　　希特勒预测和利用的不仅是他的牺牲者的弱点，还有他们的长处，例如，英国政府坚持谋求欧洲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坚持到了极端的程度，以致容忍挑衅，实际上丧失立场，也不肯对加速另一次战争负责。1934年流产的奥地利暴动，是错误估计了力量，那是希特勒在1938年以前唯一的引起了对手调动军队来反对的政变。希特勒成就中并非最小的就是他成功地掩饰了这件事，还掩饰了一个月前德国国内的一场屠杀，这是就外国的舆论而言；除此之外，到1939年3月为止的这一时期是一系列完善地逐步取得的胜利，而且每一项胜利都逐一得到西方大国舆论界主流的认可和喝彩——1933年10月14日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1934年1月26日签订波德条约，1935年1月13日举行萨尔公民投票；1935年3月10日宣布德国空军已经重新建成；1935年3月16日宣布恢复实行义务兵役制；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莱茵兰；1939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罗马…柏林轴心；1936年11月18日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1936年11月25日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公约；1938年3月18日同奥地利合并，以及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第一次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过去的一个时期”，希特勒在1939年5月说，“已经很好地加以利用。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指向我们的目标的。”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究竟在哪一点上是其他大国应当协同加以抗争的呢？每一事件如就其是非曲直来进行争论，全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的不公正部分予以纠正，或者看作是巩固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回溯历史，显然重新武装莱茵兰是分水岭，在那以后事件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不可遏止了。但是在当时，鲍德温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我们只是要保持沉着，保持镇静和继续设法使法国和德国都同我们友好。”
　　希特勒政治手腕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巧妙地利用时机的艺术。他用来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一系列外交突然行动都照例选择在星期六，这时英国式周末意味着他主要潜在对手的政府机器要采取紧急行动是十分不便的。比起利用他的敌人的社会惯例更为重要的，则是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见。1935年夏季．纳粹分子急切地等待着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战争，盘算着这将为欧洲局势带来骚乱，他们可以从中获利：使他们得以重新占领莱茵兰。西班牙内战则为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了背景。
　　由于世界形势政治上的不稳定，发生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求德国武装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便（1）在任何时候可以应战，以及（2）能够在军事上利用可能出现的有利的政治机会。
　　1937年秋季，德国人看出，法国内战或者法英意之间地中海战争的爆发，将造成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机会。“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并不理想，”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会议上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战争的继续和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在慕尼黑之后，他已取得了欧洲的独霸权，上面的考虑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作出了方向的改变。
　　不过希特勒选择时机不仅是灵巧的机会主义。这最终取决于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实力同变动着的欧洲力量均势的关系的判断。1933年2月20日，他在一次工业家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一条重要原则，如果我们想要把另一方彻底粉碎，首先必须把全部权力拿到手。只要一个人权力仍在增长，这个人就不应该发起打击对手的斗争。只有在一个人知道他已达到权力的顶峰，再也不向上发展了，他才应该进攻。
　　这个原则是联系到德国的政治斗争和即将举行的选举两件事制订的。这一选举是建立纳粹政权后的第一次。“我们在普鲁士必须再赢得十个席位，而在帝国要再赢得三十三个。如果我们全力以赴，这并非不可能做到。只有在那时，反共的第二次行动才能开始。”但是，等待相对的力量积聚到最大的时刻再进行打击，这条实力顶点原则构成了他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在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上，他把1943…1945年规定为标志德国权力的顶峰的年头。“照我们看来，从此之后能预料的只是往坏的方面变化。”到了那个时候，同其他强国的反措施相比，德国的战备将已达到最高点，而德国武器装备可能过时的危险将会增长。“征募后备役军人只限于当时的那一档年龄的人；进一步从年龄大些，缺乏训练的那些人当中征兵不再有效了。”随后的任何一年都能给德国的食品供应带来危机。维持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所造成的困难，生活水平下降和出生率下降所造成的危险，“＇纳粹＇运动及其领导人的老化”，都意味着走下坡路的趋势那时就要开始。“今天，没有人知道1943…1945年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就是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元首现在还活着，至迟在1943…1945年，他的无可改变的决心就是要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正是在这一年份限制之内，由于抓住有利的意外事件，诸如法国的内讧或是法意之间的战争，军事行动的时间可以提前。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对他的司令官们说，欧洲局势中的一切因素目前都有利于进攻波兰。“对干我们来说，不难作出决定。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只会有所得。我们的经济状况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局限性，我们不能支持到几年以上。”随着波兰的倾覆，力量顶点看来是明显的。“时间有利于我们的对手，”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说。“现在有一种力量关系，它对我们永远不能比现在更为有利，而只能恶化下去。……今天我们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优势。”也许这正是希特勒政策的缺陷，根据其自身的原则，在利用有利机会与等待德国力量的集聚超过其敌人这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表现出愈来愈倾向于前者，长期以来他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形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使他的判断的敏锐性减弱，而赌注加倍的趋势则是一种充满动力的政策所固有。
　　一个侵略性国家往往独立行动，除了根据自己的条件，它对于同其他国家实行合作总是谨慎小心的；如果达成协议的话，就是双边性的，而非多边性的。“为君之道，以不受制于人为上策。”象拿破仑一样，希持勒的目的是同每一个国家单独打交道，而且避免全面谈判。他对哈利法克斯说：“他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会谈的狂热敌人。他决不让自己被那些认为每三个月就该有次会谈的政治家们拉进这种程序中去。”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是他外交行动合乎逻辑的开始；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毁弃洛迦诺条约；除了他自己发起的以外，他拒绝参加任何别的多边协议。
　　但是，政策的独立性一旦获得成功立刻吸引了合伙人和清道夫，这就正面提出了问题，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这些关系。自1936年德国分别同意大利缔结轴心条约，同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公约以来，这一问题就是德国政策所关心的一件事。意大利是最密切的合伙人，但是希特勒每当合适的时候，就不管它而独立行动起来。1937年9月25日，齐亚诺在访问柏林期间提议，德日条约与意大利人正同东京谈判中的类似条约融合为一。牛赖特说，三边协议并不需要，同日本保持双边协议则是比较可取的。一个月之后，德国已改变了政策，由它采取主动。里宾特洛甫鉴于他去伦敦的使命失败，不能把英国吸引到反共轨道上来，便到罗马去迫使意大利依附反共产国际公约。但是据霍斯巴赫备忘录的记载，希特勒在1937年11月5日的侵略计划中并不存在同意大利合作的问题。
　　我们进攻捷克人和奥地利的时间必须取决于英法意战争的进程。……元首的思想中也没有同意大利的军事协定，但是在保持独立行动的同时，想要利用这个时不再来的有利形势，开始对捷克的战役并将其进行到底。
　　德国将自行其是。这是第二年夏天计划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所依据的原则中的第一条德国没有承担义务参加任何会导致德国自动卷入好战的外国冲突之中的军事联盟。按照我自己的自由决定来解决捷克问题，这仍然是我政治意图中的当务之急。
　　轴心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大伙伴的独立性，而在1939年3月危机中表现得最为蛮横。“轴心的作用只有利于轴心的一部分，这部分往往占优势，而且完全自主地行动，很少考虑到我们”。
　　同样的原则指导着希特勒对他的小走狗的指挥。对波兰甜言蜜语让它充当这一角色，直到时机来到把它转变成为牺牲品为止。对匈牙利的控制要比意大利来得巧妙。它作为东欧次要的主宰民族，是德国传统的盟国；它是比意大利弱小的国家，作为合伙人或是作为独立的部分，对德国来说都不太为难。希特勒始终可以告诉它，他不需要它的合作，但是除非它实行合作，否则就分不到残羹剩饭。1938年8月23日，伊姆雷迪访问希特勒的时候，讨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问题，他感到十分宽慰的是，元首对他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不需要匈牙利的任何协助。他本人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凡是想到餐桌上来的人至少要去帮厨。如果匈牙利希望同总参谋部对话，他没有异议。
　　五个月以后，希特勒同恰基谈话的时候，把德国及其伙伴比作足球队。关于慕尼黑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在那时希特勒放纵了它们的许多欲望，协调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没有受到那些不受他直接控制的国家的损害。到1939年3月，这个体系有所变化；匈牙利被更紧密地纳入了德国的轨道，而波兰却已陷于合作与敌对之间的中立而软弱的境地。
　　希特勒外交的最重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对别国实行政治渗透和心理麻痹以及激起革命动乱。欧洲历史以前的时代，战争与和平的分界线已变得模糊不清和难以分辨；在宗教战争中菲利普二世占优势的时期尤其如此，这是另一个狂热和群众忿激的时期。希特勒的政策设想和利用了这种外交上的一片混沌。这是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的另一份财产，他们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摇篮时期就宣布“不战不和”来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宣而战，即“那种宣传同政治军事威胁缠绕在一起的卓越的极权主义德国式战役——战争仅仅是政策的继续——加上经济压力和最充分地利用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存在”，是从纳粹革命以来欧洲的实况，并终致取得1938…1939年的巨大成就。随着宣传战之后的军事战，也是不用宣战的形式加以宣布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纳粹政府执政伊始，我同戈培尔有过一次谈话＇乔治·S·梅塞史密斯在纽伦堡法庭的供词＇，我说由于他们在欧洲的作为，将不能逃脱处罚。他回答说：“但是你不了解我们通过制造不和能做到什么——不需要我们特别去做什么事，也不能把事情委过于我们，我们将使这些人自相残杀，使他们自我削弱到尔后很容易落入我手的程度。”我还能想起在他阴险狡猾的表情下，他提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痛处”，抓住这些痛处，通过阴险手段，德国代理人能挑起不和并且使所在国家的各民族自行分裂。
　　制造革命骚乱是希特勒的拿手好戏，是他引以自豪的“新式武器”。那是宣传、强盗行为和暴动对国际关系行为的适用。他在1932年说：“如何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在精神上摧垮故人——这是使我关心的问题。”由于存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德意志少数民族，在东欧这一任务便易于解决了。
　　宣传战必须一方面以威胁手段恐吓捷克人，销蚀其抵抗力，另一方面必须暗示少数民族如何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向中立者施加有利于我的影响。经济战的任务是利用一切可用经济姿源加速捷克人的最后崩溃。在时间上，宣传和经济战的开始可先于军事行动。
　　然而不是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不稳固并有德国第五纵队的东欧各国，而是在西欧最大的国家法国，希特勒的制造精神崩溃先于军事交锋的技巧产生了最显著的成果。
　　在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计划初稿中有一个说明，其中十分精练地概括了纳粹外交的主要因素：“基本原则，造成既成事实以便（1）援助来得太迟——其他国家不进行干预，（2）盟友参加（就象狼一样，也要抢到点几肉），（3）国家从内部崩溃。宣传工作：对德意志人下达指示。对其他人进行威胁。”
　　希特勒的政策表明，他的个人哲学与大政治冒险家，如拿破仑、腓特烈、瓦伦斯坦和切萨雷·博尔贾，所特有的哲学是相同的。这是一种三重信仰，把各种极端融合在一起——宿命论，与命运合作的观念；极瑞坚持个人意志，作出蛮横决定的神秘性；迷信机会，迷信事情的突变，这些突变给予领袖以灵感的干预机会，克伦威尔称之为“天意”或“天命”。上述因素一再作为希特勒的政策基础出现。他说：“我象一个梦游者那样有把握地在天意叫我走的道路上走着。”这也许是他所说过的活中最可怕的一句了，发出一种无可抗拒的革命进军的威胁。这种威胁本身就是对手士气低落的一个原因。但是有些时候，他似乎又不体现或听从命运，而是同它搏斗，就象克伦威尔同上帝搏斗一样。“只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