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国政客们的错觉，以为希特勒是个幻想家，听信了错主意，或者只听到极端主义的下属的不完全的情报，以为里宾特洛甫是个有不良影响的人，或者戈林是个有温和影响的人。但是实际上，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没有一项不是希特勒的，他的政策鼓舞了并包括了他的部长们的阴谋，它也不需要外部的邪恶影响来加强，时机一到，他个人就单独作出决定。
　　第三，希特勒具有一种最高度的政治艺术：在权力斗争中的绝对驾驭能力。其主要的源泉是他那异乎寻常的意志力。此外，他在操纵驾驭中策略上的能屈能伸和圆滑灵活，觉察敌人弱点和他们很可能作出的反应，等待时机和在进行打击前迷惑敌人时的逢迎随顺，都有拿破仑的水平。虽然希特勒靠直觉行动，而且远远缺乏象拿破仑那样在广阔视野的明察秋毫的能力，但他把权力政治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他深知个中道理，他对权力政治留下了象马基雅弗利那样深入和持久的名言，例如以下的原则：谎言越大，群众越易受骗；一个精明的征服者将分阶段地进行勒索。
　　他在1939年获得威望的主要源泉是他的政治眼光，他对行动的时机的识别，这在德国称之为他的敏锐感觉。在1933年以来对外关系连续发生的危机中，他的意见经常是对的，而他的政治和军事顾问们却是错的。他预先通知帝国政府有关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是退出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困难的决定。说这一行动将导致占领莱茵兰＇即由法国人出兵＇的预言家很多，相信的人却很少。”他个人决定在1936年重新占领莱茵兰，是在占领前两三天内自动作出的，而且未同内阁磋商。——“那时这是又一个看来不可能的行动。相信我的人很少。”随着他冒险范围的扩大，总参谋部的反对情绪变得强烈些了。1937年11月5日的会议，自始至终有一种怀疑和不赞成的暗潮来自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契。他们争辩说，法国在沿德国边界一带军事上将占优势，即使它同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也仍然如此，还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堡垒可同马奇诺防线的实力相当。1938年2月，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契因此免职，希特勒自己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里宾特洛甫取代牛赖特，冯克接替沙赫特在帝国银行的职务。这些是希特勒同军队发生冲突最早的外部迹象，希特勒靠占领奥地利提高了威信，从而解决了一次政府危机。1938年5月30日，约德尔在签署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时，他写道：
　　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应该今年干，军队的意见是我们还不能干，因为极其肯定的是，西方大国会进行干涉，而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同它们匹敌，这两种意见的矛盾又一次尖锐化。
　　1938年7月，总参谋部向希特勒提交一份备忘录，是由总参谋长贝克起草的，其中论证德国在军事上居于劣势，在对捷克斯洛伐克出战争初期即使取得胜利，也会被法国击败，因此不应在苏台德问题上冒战争的风险。备忘录激怒了希特勒，他免去了贝克的职务，以哈尔德接替。2月份将军们还没有作好行动的准备，9月危机中，在哈尔德领导下，已商定如果战争爆发便立即推翻希特勒。
　　但是张伯伦先生来了，弹指之间避免了战争的危险。希特勒从慕尼黑回来时，是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所推崇的兵不血刃的胜利者。因而德国人民理所自然地欢迎和享受他的胜利。即使在希特勒的反对派——高级军官集团一群人之中，上述胜利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慕尼黑以后的六年中，在德国国内再也没有对希特勒的有组织的反对。
　　曾有人说，希特勒政治和战略的最终失败，其原因在于不负责任的政权的腐败以及缺乏“对这样一个任性的天才进行必不可少的”批评。这是完全确实的。但是如要估价他的天赋的政治能力，就要涉及更深刻的问题。有一个分析的最终标准，我们必须依据这一标准来考虑用以判断政治成就的各项标准。是否有道德，或仅仅是执行得出色，或是为国家的利益服务；还是为国家利益背后的价值准则服务？就最后一点而言，希特勒确实宣称他的政策不是纯粹的国家政策，而是以生物目标为宗旨。这是取代西方文明原则的伪科学。至于德国的利益，他已经使之成为普遍不稳、积极动荡和长期革命的工具；当他写到“外交政策的目的不应该只看着一个国家英勇地倒下去，而应该是以实际的方法生存下去”，他自己就在无意之中对此作了定论。还剩下技能问题。希特勒有时把这种品质解释得极其低下，说它简直就是圆滑。“政治就是赌博，在一切赌博中什么诡计都是允许的”，他说“赌博的人经常变换规则以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不过这种水平的政治除了成功以外是没有标准的，而从长期来看，希特勒不是一个成功者。如果技能意味着更多的内容，高超的技术应当取决于能否正确衡量运用这种技术所处的形势，那末我们应当考虑到希特勒把现实主义同狂热主义两者可怕地结合起来的两重性。因为这就意味着他看待某些事情异常清晰，同时他的眼睛晶体的边缘又总是可能被乱槽糟的东西所蒙蔽。他的洞察力可能被他的信条和脾性所影响，就象他认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种族分离活动，在军事上会表现出软弱无力，或是认为世界上仅有的杰出人物就是他自己还有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而只有他们才具有唯一的那种政治家气质。1939年3月15日，他占领布拉格，就是认为“小蛆虫”张伯伦和达拉第，他在慕尼黑见过，他们个人不可能存有比那次决定命运的会晤的水准更深入的目的，而英国和法国除了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政策之外也不可能存有更深刻的道义力量。技术标准本身就提出了问题，是否希特勒政策的根本缺陷就是道义丧尽，从而使他错误估计他企图毁灭的文明的绝对本质。
　　在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冒险家中，希特勒在一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切萨雷·博尔贾能把马基雅弗利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所想出来的治国大计的模式加以实现，这是他的幸运。但是，希特勒倒适合于普遍半知识化和新闻业发达时代里的博尔贾的身份，他把切萨雷同马基雅弗利合而为一，而且早在他发迹伊始，在独立不群的透明面纱的掩映下，他已表达了要成为实际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稀有结合物这个自我感觉。他最持久的纪念碑（这要比他打击西方文明的物质后果持久得多），很可能就是《我的奋斗》。在主张实力以取代对权威的维护这一点上，在用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来非难理性的统治这一点上，在用操纵群众实现破坏性革命的目的来代替有秩序的行政进程这一点上，《我的奋斗》是在政治哲学里的一个显著标志。《我的奋斗》是一本革命者的手册，其中所包含有关革命策略的有实效的意见比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在一起的还要多。这本书作为文学作品是可鄙视的，然而由于受到野蛮力量的激励，却显得有活力，如同一条干旱的林荫大道吹过一股恶风，它也许是二十世纪政治书籍的代表作。
　　《我的奋斗》除了它的政治内容外，作为希特勒对其所处时代在心理上洞察世态的说明，也是值得加以分析的。他在书中不仅勾画了十年之后他担任德国国家元首所要奉行的政策路线，而且描绘了使他能够这样做的世界上的思想状况。他描述一般民众陷于“这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这种镇静而无力的态度，描绘了资产阶级如何闭眼不看政治前途，只拘泥于从不久前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这是由于他们有着一种消极的顽固性，这种顽固性从未转化为积极的防御；又描绘了当资产阶级一旦不能否认邪恶的存在时，他们又如何不能组织力量与之斗争，却试图立足于一个安全的距离去表明这种冒险的事情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是在写纳粹运动同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但同时他也在预言德国同资产阶级世界后来的斗争以及绥靖政策的心理基础。当他在书中谈到他的党在魏玛共和国如何被剥夺了官方保护，因为警方不去逮捕扰乱和平的人，反而作为预防措施禁止无辜者的合法活动，他是在预示墨索里尼和他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要使国际权威处于衰弱地位。他对1939年以前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作了判断．他认为民族精神比武器军备更重要，而且认为在一个多数人至少是消极地反对任何坚决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就无足轻重。
　　但是，《我的奋斗》的迷惑力比上述更为深刻之处倒不在于对希特勒的敌人描绘，而是在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的描绘，《我的奋斗》很可能是反映一种心理现象，亦即把一个人自己无意识的态度转到一个替罪羊身上的政治著作中最持久的例子。正是在这种间接和反射的意义上，而不是直接的意义上，《我的奋斗》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经典。在希特勒描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威胁的时候，浮现出深仇大恨的图景是他本人、他自己的策略和他自己的运动的图景。人们一般都忘记了，在《我的奋斗》中有两段著名的描写宣传的威力的文字，都间接地提到了希特勒。“谎说得越大就越有人相信”这条原理正是犹太人把1918年的崩溃归罪于鲁登道夫的原理，而正是“只有犹太人”才认识到有效而不间断的宣传能把天堂说成地狱，把最悲惨的生活说成是乐园。希特勒描绘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恐怖和肉体威胁的方法，描绘他们以对无产阶级的挑衅的罪名来破坏或阻挠资产阶级会议的技术，描绘社会民主党颇覆工会运动，描绘议会各政党的纲领对社会各阶层都答应他们的每一项要求的时候，他是在叙述纳粹分子赖以夺取政权的方法，他庆幸自己已从对手那里学到了这种方法。他说犹太人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国界，而是分布在全世界，纯粹由单一种族的成员组成；结果犹太人已经形成了国中之国。对东欧人来说，这更象是在描写德国人，而不太象是说犹太人；后来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代表德意志人宣称，他们也应该拥有一个领土不受限制的国家——
　　德国的国界是机会的产物，而且仅仅是暂时的国界，是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政治斗争的结局所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疆界是由人类建立的，也可以由人类来改变。
　　他写到迫在眉睫的犹太人征服世界，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若不囊括全世界就不能继续存在，但是只要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就可以动摇它，这个时候，他是在描绘纳粹帝国主义的逻辑。它为同一个命数所驱使而去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又经受了未能征服英国的惩罚。“只有在妖怪的头胸里，”他写道，“而不是在人的思想里才能形成这个组织的计划，它的实施最后将使人类文明毁灭，世界化为荒漠废墟。”在这种疯狂地失掉道德平衡和辨别力的情况之下，仇恨者与被恨者难以区分了，而希特勒本人也为自己下了定论。
　　《我的奋斗》的实质就是仇恨，而仇恨的中心目标就是犹太人。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中欧长期传统的顶峰。希特勒仇恨犹太人是在舍纳勒和卢埃格尔那个时期里从维也纳得来的。但是，他之所以相信犹太人的世界性阴谋，其可能的来源是郇山长老文件，这是一份伪造文件，来自政治上无知和心怀恶意的与《我的奋斗》相同的土壤，来自与《我的奋斗》一样一知半解，识见肤浅地相信世界上有各种阴谋，有地下独裁者和秘密武器，相信犹太人、耶稣会士和互济会员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在。《我的奋斗》是以该文件为前兆的现实。但是希特勒在他一见到一个犹太人时的激烈反映——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得最生动的各页中之一页——则是他自己所特有的；而随之而来的加深的仇恨就是他的思想的最邪恶的表现。他的反犹太主义超越了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解释，而最终必须用心理学和神学的词句来说明。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对新约的颠例，是救世主故事的世俗翻版，国家社会主义同样地是对旧约的颠倒，是自命为新的上帝之选民，盗用了上帝的许诺而未接过上帝的判决。希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其根源就在于这个宗教上的篡夺。纳粹的魔鬼学说确实是被利用于政治目的；如同大多数暴政统治一样，一个既可作替罪羊又可充当妖魔的对手，正是法西斯宣传的一项需要；而犹太人威胁对于希特勒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是极端重要的，它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使他的党兽性大发，来威胁他的反对派，来把德国人民、整个东欧的统治阶级和所有在国外的那些受到反犹太运动病毒腐蚀的分子（反犹太运动标志着一个处于危机中的社会）都粘结在一起来拥护他。希特勒的天才把崇拜教义的狂热情绪同对权宜手段最冷静的考虑结合起来。尽管如此，他的反犹太主义远非是单纯的策略问题；这是他的最终信仰。1945年4月29日，他自杀前的那天，在柏林地下碉堡内他们的帝国废墟之中，其口授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责成他的继承者必须“在一切之上，最严厉地执行各项种族法令，无情地抗击全世界各国的放毒者，国际犹太人”。
　　贝尔福早在1916年就看到，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被击败，如果同时奥匈帝国瓦解的话，德国在中欧与东欧的统治地位仍然会加强。1919年，德国虽然被暂时击败，但它在欧洲的潜在力量相对地大于1914年。因为在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中，德国受到的损失最小。它完全在国境以外作战。实际上德国全靠自己在1917年就已击败了它的两个最大的军事对手。俄罗斯帝国被击败是由于1918年3月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强加于它的布尔什维克继承人而得到确认。法国在1917年兵变之后已经不再是西线协约国中最大的军事强国，而且把西线的主要部分拱手交给英国，就象贝当所说的，满足于“等待美国人和坦克”。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已经无力再在军事上进行反抗；但是它的情况还不同于俄国的痉挛惊厥和法国的精疲力竭。俄罗斯帝国的瓦解比德意志帝国更富有戏剧性；它失去的领土更多；它在内战中陷于分裂，最高权力为革命集团不稳定地掌握着，这个集团的成功是以被国际社会完全排除在外的代价换取的。法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文明，社会更复杂的国家，成了战争的主要牺牲者：它的最富饶的领土夷为荒地，人口减少在加速。在德国，由帝国向共和国的过渡在没有任何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帝国的团结得到加强，1918年的“革命”提供了不是革命的革命的范例；统治阶级、军队、政府机构都不受干扰地保持统治。
　　德国地位的主要变化是由东欧另外两个军事王国的消失造成的，一个是俄国，是由德国自己毁掉的，第三个是奥匈帝国，过去曾是它自己的伙伴。从维也纳会议以来，德国就面向西方。它的注意力在莱茵河，有争议的边境省份是阿尔萨斯和洛林。它的东北边界一百年来没有出过问题。它同俄国隔着被瓜分的波兰国，并沿着波希米亚的山地边界转回到西方和南方。但是这个表面上已经解决了的边界隐藏着弱点和变态，因为普鲁士国家同德意志民族在范围上有区别，它们只是在俾斯麦的帝国中暂时地会聚在一起。1815年的德意志联邦继承了古代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界，一方面包括了哈布斯堡皇帝的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领土，另一方面又放弃了普鲁士国王的波兰各省。1866年德意志邦联解体，由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拥有波兰领土而放弃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的德国。最后在第二帝国中屹立的普鲁士…德国，包含着五分之一的波兰民族，却排除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的一千万德意志人。这是由于执行小德意志政策的结果，这是俾斯麦终身争取和维护的微妙平衡。这样就需要在普鲁士的波兰各省维持普鲁士贵族的统治，并在德意志居民和他们的马扎尔人同盟者的控制下维持哈布斯堡君主国作为一个独立而多民族的国家。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东欧革命，把这两项目标都给毁了。俄罗斯帝国的灭亡意味着波兰的解放和失去普鲁士的波兰各省。哈布斯堡帝国的灭亡意味着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漂泊不定，并意味着实行大德意志政策，把所有的德意志人包括在一个国家之中终于有了可能。东欧一连串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从芬兰到阿尔巴尼亚，都为德国在它的东部边界上提供了全新的势力安排。法国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一直能够扩展它的东部边界，兼并由弱小公国组成的缓冲地区。现在为德国在东方开放了一个相似的缓冲地区。它首先是在1918年通过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建立的，这个条约把芬兰、波罗的海国家，俄属波兰，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高加索从俄国分开。“在二十世纪，在向东再去五百英里的地方，我们看见了拿破仑莱茵联盟计划的新翻版。”暂时，这个德园计划由于在西方被击败而受到挫折，但是德国东部边界的新情况仍旧存在；因此，在适当的时候德国朝着这一方向的扩张是肯定的。
　　德意志共和国的领导人可以默认失去阿尔萨斯…洛林并接受同法国和低地国家的西部新边界。他们却不能同意东部的让与——失掉但泽；把西普鲁士和波森割让给新的波兰国家，把东普鲁士从帝国身上割去，把上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把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从帝国分割出去。施特雷泽曼1925年在一封著名的致前王储的信中规定：
　　德国外交政策在近在眼前的将来面临的三大任务——　首先是在德国能够忍受的意义下解决赔偿问题，保证和平，这是恢复复我们国力的保证＇？前提＇。
　　第二，保护在国外的德意志人，有一千到一千二百万我们的同族正在外国的土地上，生活在外国的枷锁之下。
　　笫三项大任务是重新调整我们的东部边界；收复但泽、波兰走廊和修改上西里西亚的边界。
　　在背后还存在着同德意志的奥地利统一问题，虽然我很明白这样不仅不能给德国带来好处，而且会使德意志帝国的问题变得严重地复杂化。
　　1925年的洛迦诺条约展示了德国政策的这个总方针。上述条约通过对法德边界和比利时德国边界的相互保证，以及对非军事地区的共同保证．来稳定德国的西部边界。但是，德国拒绝作出类似保证来接受东部边界，当时它希望通过和平改变来纠正。法国人认为它的东部盟国的安全对法国安全是不可缺少的，希望能象对法德边界作出保证那样也对波德和捷德边界作出保证。不过，英国拒绝把它承担的义务扩大到东欧，却支持德国的理由；结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从洛迦诺条约所得到的，只是同德国的仲裁条约以及同法国的互助条约。因此，洛迦诺条约虽然为西欧的安全和信心开辟了新时期，也为德国参加国际联盟作了准备，但它也透露：德国有义务尊重西部边界，不是基于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而是基于后来在洛迦诺谈判期间它自愿作出的同意；既然它并没有自愿同意接受它的东邰边界，它也就没有义务尊重它。这一美景暂时被各项仲裁条约、国联盟约的各种义务以及根据盟约笫十九条关于和平改变的规定所织成的迷雾掩盖了。但是，在法国同唯一能对德国东部边界单独施加压力的国家苏联签订法苏条约的时候，希特勒便以此为借口废除洛迦诺条约和重新武装莱茵兰，这正是洛迦诺符合逻辑的后果。洛迦诺的力量均势随之便从法律义务的语言转而变成堡垒和军备的语言：齐格菲防线巩固了法德边界，而德国安全地准备以武力来改变它的东部边界。
　　德国在东欧的优势基于两个传统和两项具体资产。第一个传统是条顿骑士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优势，其中东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德裔居民中失去产业的贵族便是这种遗迹。这一传统的社会动力是德国东部的普鲁士贵族。他们是东部殖民土地的农业大资本家，他们的祖先是条顿骑士，这些“生财有道的老手”征服和没收了斯拉夫民族的土地，使之成为无土地的劳动者。在德国人的思想中，斯拉夫人和奴隶仍是无甚差别，斯拉夫人是基督徒的世仇，就象热尔贝曾经称呼他们那样，尽管斯拉夫人自那时以来已经成为基督徒，德国政府倒恢复了异教徒的信仰；而对易北河那一边人民的剥削，照德国人看来从来是开化的使命。俾斯麦的1886年波兰没收法以及在比洛的统治下对波兰人的加倍迫害，都被认为是德国文化对野蛮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东部铁路，即柏林以东的第一条铁路，被普鲁士贵族称为是“自从条顿骑士以来德国对东欧最大的挺进”。德国的边界传统追溯到若干世纪以前的一切野性和气势——回溯到立陶宛的追捕逃犯，那是没落中的条顿骑士冬季的消遣，到1147年文德人的十字军行动，口号是不接受洗礼便灭亡；到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向波罗的海地区的定居者发出谕旨，他在那里建立起吕贝克，回溯到十二世纪大德意志殖民运动初期宗教的和世俗的萨克森王公们早期发出的呼吁，直那时易北河以外的肥沃和无垠的土地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北部各民族就象美国获得独立初期时对于俄亥俄河以外的土地一样；甚至或许可以溯源到八世纪后期的各次战役，那时查理曼蹂躏了撒克逊人，而且首先强迫他们信奉基督教，后来他们又强迫斯拉夫人信奉。在这种普鲁士和波罗的海传统之中，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艾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他是爱沙尼亚的德意志人，俄国革命时正在莫斯科学习，逃出来之后取得了德国国籍，在1923年促成了希特勒同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的会晤。
　　第二个传统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的。奥地利一直是喀尔巴阡山脉以南德意志文化的旗手，就好象普鲁士是山脉以北的旗手一样。从历史上看，奥地利的作用比普鲁士更晚一些，然而更重要，而且是由哈布斯堡王朝整个时代来正式代表的。它因土耳其的征服东南欧而发挥作用，使奥地利成为西方基督徒的堡垒。但是正如这一作用是强加于哈布斯堡王朝——它们的政策到那时为止一直是贪得无厌，优柔寡断和不光彩的，同样地，在土耳其的威胁已经衰退，因此其必要性也随之失去很久之后，他们仍然想办法利用这个作用的好处。在十九世纪，奥地利帝国逐渐羸弱，秩序混乱，成为欧洲的中国；它的生命力已丧失殆尽。对帝国复兴中的各民族除了要求对一个顽固不化、昏庸不堪的王朝表示尽忠以外，已毫无裨益。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它仍自诩负有在东欧各民族中传播德意志和天主教文明的使命，作为毫无效率和高压统治的画皮。
　　德国在东欧的优势所依仗的两项具体资本是人口众多而分布广，还有它的经济实力。十九世纪欧洲人口的主要变化就是德国人口的增长成为欧洲——除俄国人以外——最多的。强调这一数目优势是纳粹宣传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正是德国人口的政治分布使得德国在一些大国中显得独特。1938年以前，德国从来不曾接近达到别的民族那样的民族与国家相互一致的性质。欧洲的操德语人口同德国居民是两回事。直到1866年为止，帝国的疆界，随后是邦联的疆界之内，都拥有德意志人的大多数，尽管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从1866年到1938年，中心的德国排除了周边大约占潜在的全民族百分之十五的说德语的人民。一直到1938年德奥合并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主要德意志国家边界之内包括了欧洲十分之九以上的说德语人民，还不算相当数目的非德意志居民，大德国出现了。
　　但是，德意志民族的分布尤为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并不紧密地集合为一体。在整个东欧都有互不联系的德意志居民群，要把他们合并到德意志的中央国家，只有通过把非德意志民族也合并进来才有可能，而德意志人在他们之中又只是少数民族。除了芬兰、阿尔巴尼亚和希腊之外，每一个东欧国家都有德意志少数民族。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波罗的海贵族”，他们是最初征服波罗的海沿岸的十字军的后裔，以及开发这一地区的汉萨商人的后裔。在立陶宛，有一个由德意志新教徒居民构成的少数民族，他们于十九世纪初为逃避在德国受的压迫而跑到俄罗斯帝国的这个省份避难。梅梅尔原是一座德意志城市，在它的土地上将近一半人口是德意志人。波兰在波兹南和波莫瑞有相当数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主要原因是，当它们是波森和西普鲁士的时候，普鲁士努力实行德意志化的结果；在波兰的上西里西亚，还有另一个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原俄属波兰有德意志移住民，他们是农民和产业工人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在罗兹；在波兰再往东部一些则有德意志农业移民的集团，他们是在十八世纪末定居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沃利尼亚和海乌姆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人数比任何国家都多，他们在居民中历史悠久，以致人们争论他们究竟是移民还是本地居民。他们大多数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他们大多在这几省的边缘集中居住，包括主要的矿区和工业区，不过别处也有大块德意志人的飞地，在主要城市中，特别是在布拉格，也有德意志居民区。在斯洛伐克和喀尔巴阡…鲁特尼亚，有不同祖先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是古匈牙利移民的后裔。匈牙利本身的德意志人，其古老程度仅次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德意志人。中世纪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这些纯农业经济的落后国家的国王们都曾鼓励德意志人移民，尤其是在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后，并且有好几百年之久由德意志人提供了他们的资产阶级。直到十九世纪初，几乎所有的匈牙利城镇都是德意志人占优势，尽管他们多半已被马扎尔人同化。此外，还有一些说德语的农业移民区；这些区有的起源于中世纪，但是大多数都建立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推行移民计划的时候，是从土耳其人手中重新夺回国土外将南方德意志人或“施瓦本人”移民到这个国家来的。他们大都定居在布达佩斯周围、巴拉顿湖以北和西南地区。根据特里亚农条约的规定，施瓦本人移民区从伏伊伏丁那改属继承国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组成南斯拉夫主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不过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另外还有一些星星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