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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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威尔逊将负很大的责任。
　　有识之士曾经说过，神话同事实一样，推动着人类并影响着历史向前发展。战时人们曾希望，一旦获得胜利后，便将出现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这肯定是一篇神话，无视历史和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现实。然而，如果神话是扣人心弦、符合人们心灵深处的愿望的，象这一篇这样，如果它最终能在人们心中唤起新的忠诚之感，象这一篇可能会唤起的那样，那末它们便能超越事实，排除失望的情绪，从而创立伟大的制度，在人类的事务中促成革命。当然，这种制度或革命的形式不一定完全合乎最初的意图或预见，也离不开自私、野心、憎恨和恐惧等其他的动机。
　　要说罗斯福写入大同盟历史中的这篇神话，最后是否能同促进人类演变的巨大推动力如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这些神话媲美，这在1952年也为时过早，但如果把它一笔抹杀而称之为愚蠢的幻想，那就会误解人们的心意，并对一种最有力的政治领导方式作出错误的判断。
　　甚至在1952年，人们就大可以这样说。那就是，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俄国国家权力在国内外的扩大与巩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和得到理论根据的。同样，美国权力的扩大与巩固，似乎是从这些同威尔逊和罗斯福的姓名联在一起的神话中得到了思想上的（或者可以说是文字上的）根据的。如果人们相信和平、正义、自由与富饶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它们就成为值得争取的强有力的积极目标，而这些目标是一项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的支柱，并促使人们在单靠民族利己主义决不敢冒险的地方大胆行动。
　　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一切因素中，官方宣布的战争目标看来是最脆弱的。当战争尚未结束时，罗斯福本人为了波兰和满洲问题在同斯大林交涉中，就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原则。他为了保持各大盟国之间的合作而作出了这些让步，但在摧毁共同的敌人之后，这种合作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领导大同盟的政治家们向全世界声明和宣布的理想，到头来可能成为他们所有的行动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
　　二十世纪人类信念中最大的变化之一，是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社会与经济关系至少有可能加以合理的控制和有意识的安排。罗斯福对于通过发挥人的意志力可能创造一个美好世界的信心，就反映了这种信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幻想也是基于这一信念。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成长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处心积虑地想通过切实的努力来管理人类的事务。同样，新兴的超级大国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散布在地球上广大地区内千百万人的社会力量得到成功的协调，这是通过政府的官僚机构而实现的，它企图运用人力物力来建立军事力量，或许还想达到其他种种目的。因此，由战时大同盟（及其敌人）所促成的一切持久的变革，可以看作人类思想与行动大变化的各个方面，这个大变化可以称为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
　　这种认为人类可以有意识地控制和操纵他们的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信念，具有深远的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直到二十世纪，这个信念才越出思想界扎根成长，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白日梦，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活动的基础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有意识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会与经济的传统格局。那次大战以后，布尔什维克便着手使社会与经济计划成为俄国的常规。经过几次冒失的开端后，这个新制度直到1928年才真正发挥作用。不久，从1933年起，希特勒在德国创立了基本上类似的制度。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这种做法，都是根据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动员期间两国在控制社会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后来，他们为新的战争作准备时，又扩大了这一制度，使它臻于完善。相形之下，西方国家远远落在后面，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类似的事情也发生了。英美两国政府作了重要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内表现出富有意义的克制，从而建立了它们自己的有控制的社会。
　　因此，我们可以把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看成是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接生的两个助产士。在和平时期的发展中，这方面的先例与雏形很容易找到，而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则大大加速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外来的威胁和对胜利的希望，迫使或敦促人们采取控制社会的新措施。当这些新措施产生巨大的成果，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通过或多或少受到合理控制的行政管理机器的运转，各种社会力量都被成功地调动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时人们似乎突然可以掌握新的权力与新的财富了。
　　这次社会革命可以同近代欧洲史上两大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事实上，它同那两次是完全一样的。工业革命是科学应用于工程的结果。人们经过深思熟虑，能驱使自然界的物质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从而大大增加了他们可以运用的财富与权力。当然，这并非人类初次合理地操纵事物，但确实具有新的规模，并取得惊人的效果。
　　法国大革命有许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运用或试图运用于政治制度。人们经过思考，认为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调整各种政治关系，使它们适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当人类的这种理性用之于事物时，便产生新兴工厂的产品，而当这种理性施之于政治时，便可能产生（或许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爱这类产品。
　　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工业产品易于得到良好的评价，事实上几乎得到普遍的赞许，例如比过去便宜的布料、便宜而迅速的运输等等，都使人们获得物质上的舒适与便利，这是很少人能否认的。可是政治制度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却含糊得多，会引起激烈的争辩，并涉及种种感情和利害关系，这些几乎是不能用合理的计算和调整来处理的。
　　对于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来说，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同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一样，目前也在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内实行合理的控制与操纵。多少世纪来偶然组成的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制度与机构，现在都经过改组与调整，使它们为一个目标服务，即争取胜利。在战争或备战的压力下，这个目标可能足够了。但在军事至上的国家中，一切社会力量及物质资源都被用来保持尽可能强大的军事实力，这种国家本身就不太吸引人，即使仅仅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压制或漠视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与价值。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民主主义者都声称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福利国家。在这方面，人们只做过部分的试验，而且不能回避要达到什么具体目标这个问题，即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与种族之间时常相互矛盾的福利中，究竟为谁谋福利？而且是什么样的福利？
　　无论军事国家或福利国家都建立在一个原则上，即有计划地运用人力物力来达到一致同意的目标。这两种国家发展到极端必然会在国内形成两个集团：受役使的人和看管和使用这类人的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在管理人员之间就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就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就可能需要独裁。事实上，到1952年时，俄国的社会已经接近这一极端了。
　　任何珍视个性的人必然会认识到这种演变的后果而感到害怕。幸而通过推理而假定的极端，即使曾经出现过，也极少在实践中成为现实。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期望：不管上述社会革命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古老的、不合理但具有奇特魅力的旧时代的残余将继续存在。恐惧和疑虑不大可能使已经建立的事物化为乌有。人们已经知道能够做到的事情，他们希望至少得到有意识的社会管理所产生的某些成果。只要世界上继续存在对抗的主权国家，对敌人的恐惧始终会鞭策落后者，使他们在有计划的协调与合作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以求获得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永远虚幻的“安全”。
　　这里值得着重指出，大战期间在有意识地操纵社会行动方面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即使所用的合理计算方式是临时的、粗糙的和现成的，例如在英美采用的那些方式，它们也相当突然地使过去不可能达到的生产指标、不可能进行的后勤工作与军事行动都变得可能了。由于消除了财政和其他方面的障碍，劳动力、机器和人的创造性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打破了历来对人类活动的限制。
　　这些社会限制由来已久，人们向来未加重视，现在却被打破了，这在合理运用工具和手段上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在一个又一个人类活动的领域内，人们悉心研究如何才能得到特定的效果，因而能用合理的方式安排人力物力，以便取得接近于预见和期望的目标，即使难得完全吻合的话。
　　有计划管理的经济不仅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变得很普遍，而且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有计划的管理还扩展到国际经济与军事行动方面。此外，在所有交战国中，在有限制的范围内，宣传和发布“战事消息”的技术都被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与感情。在这方面，俄德两国比英美走得更远，因为在英美两国，古老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产生的顾虑继续干扰着控制社会的新技术。
　　武装部队的扩充带来了合理控制人力的第三种大发展。一个通称“政府”的抽象观念供给士兵们衣、食、住的条件，用纪律约束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派往远方，指令他们执行各种各样的大量任务，最后遣返本国或加以埋葬。说得更具体些，这些工作是由军官和官员们做的，他们则遵照自上而下的一条连续不断的指挥链环发出的号令办事，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是政府等级制度中最高级的几个人。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新鲜。可是，有关人员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他们体验军事生活的时期也长得多。武装部队从人数有限的专业军人组成的团体，变为相当大的组织，其成员占全部成年的男性人口中的大部分，还征召了大批妇女入伍。这种做法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但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巨大的。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变得一模一样，这是经过仔细筹划所造成的，旨在达到某种目标。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大部队所产生的力量，以往只能梦想而已。
　　平民也在一定程度内感受到国家的新权力。配给制度，控制物价与工资，支配劳动力，规定优先权，为了军事需要而减少生活中享受的用品，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削减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措施和类似的措施使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受到深远的影响。当然同军人的情况相比，平民生活中的这种变化远远不是那么剧烈。
　　大战引起的社会动荡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副产品。一是民政与军事之间传统的正常区别变模糊了。经济规划不能一目了然地划成军事与民政两类，事实也是如此。为军事或民政的需要而分配人力是同一个问题。平民和军人都是为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总任务效劳出力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是政府中的筹划者和行政人员力求实现的理想。
　　同样，历来对于战争与和平的区别也逐渐模糊和减少了。战事结束后，缔结和约这件正经事碰到了意外的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人们恰切地称为冷战的阶段便开始了。更有意义的是，人们发现战时制订的非常措施不能取消，至少不能立刻取消。周密的规划已使社会与经济方面实行的办法大为改变，以致在战后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战前的状态，实际上丝毫也不可能。战前为了备战而煞费苦心地设计的社会秩序，到战后必须有意识地重新调整与变更，以适应新的条件。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寻根究底，可以辨别出两个结合起来使社会革命成为可能的因素。一个是行政管理技术的发展，诸如通讯与统计的发展，干练的官员的增加以及各种新观念的形成，其中包括国家产品、人力的流动性、综合规划以及进行大规模训练以掌握新技能的计划等。这些发展是由管理人员促成的，即由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以及军官等促成的。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在广大民众中间社会的传统势力削弱了。这个现象本身有许多原因，这里无法缕述。但应该指出的是，战争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在大战期间，欧洲、亚洲和美洲有千百万人颠沛流离，结果民族、宗教与个人的传统对他们生活的影响减弱了。先进的工业国家的人民则逐渐变成易于驱使的群众，对于官僚作风的操纵越来越顺从，并不进行有组织的抵制。
　　然而，不管对社会控制起阻碍作用的传统势力削弱到何等地步，人的心理中依然残留着倔强的情绪，它必将永远限制管理人员的行动。在通常情况下，要争取群众的支持，与其提出推理严密的论点，不如用粗俗的言语触动人性中固有的恐惧和贪婪。策划人员及管理人员所冒的风险是，他们将发现自己被束缚在一头愤怒的巨兽身上，那就是广大的民众，他们已摆脱绝大部分能约束激情的传统势力，惟有用哄骗或恐吓的手段才能使他们俯首帖耳，惟有通过警察和宣传才能使他们听任驾驭。
　　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肯定没有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即由于人类一般不够善良与明理而造成的问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理智和先见、规划和纪律以及工业和社会的技术已使人类赢得空前巨大的力量与财富。不论人的理性这根芦苇运用于事物及人的行动时多么脆弱，它却获得了多次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冒险的探索经历中写下了伟大的一章。人们现在所掌握的知识和力量为改造世界提供了手段，但是当传统与习惯再也不能使人们就社会价值保持一致看法时，用上述手段来达到什么目的，以及这个目的是否有价值，这些都更成问题了。
　　细致的组织工作和大国的结盟，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得以形成。不管这些组织的细节多么短暂，也不管这种结盟多么不稳定，这些大变化却有可能在未来持续很久。超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英国作为大国的日见衰落、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通过人的谋划使大地实现和平的神话以及把推算应用于社会活动而引起的社会革命，所有这些都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但每一项都受到了新的推动。大盟国之间的合作促进了这些变化。倘若它们各自为政，那就不可能起到这种促进的作用。正是这一点，以及由伟大的行动、伟大的危险、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胜利交织而成的引人入胜的历史，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同盟具有恒久而重大的意义。
　　附录一　盟国间的主要会议　1941年12月7日…1946年12月31日
　　日期　　　　　　　　　　　　　地点　　　　　名称或代号　　　　　　　　　　　主要参加者　　　　　　　　　　　　　　　　　　　　　　　　　　　　　　　　　主要讨论事项
　　1941年12月22日…1942年1月14日　华盛顿　　　　阿卡迪亚　　　　　　　　　　　　丘吉尔，罗斯福，霍普金斯，比弗布鲁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英国参谋长们　战略：牵制日本，先攻德国；英美联合委员会；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远东联合司令部；联合国家宣言
　　1942年4月　　　　　　　　　　　伦敦　　　　　　　　　　　　　　　　　　　　　霍普金斯，马歇尔，丘吉尔，英国参谋长们　　　　　　　　　　　　　　　　　　　美国进攻德国的计划：“大铁锤”与“兜捕”
　　1942年5月20日…6月2日　　　　　伦敦及华盛顿　　　　　　　　　　　　　　　　　莫洛托夫，丘吉尔；莫洛托夫，罗斯福，美国参谋长们　　　　　　　　　　　　　　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向俄国运送物资；英苏条约
　　1942年6月18…25日　　　　　　　华盛顿　　　　　　　　　　　　　　　　　　　　丘吉尔，罗斯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　　　　　　　　　　　　　　　　　　　　第二战场；原子研究（被托卜鲁克来的消息打断）
　　1942年7月18…25日　　　　　　　伦敦　　　　　　　　　　　　　　　　　　　　　霍普金斯，马歇尔，金，丘吉尔，英国参谋长们　　　　　　　　　　　　　　　　　决定进攻北非——“火炬”计划
　　1942年8月12…15日　　　　　　　莫斯科　　　　　　　　　　　　　　　　　　　　丘吉尔，英国参谋长们，斯大林　　　　　　　　　　　　　　　　　　　　　　　　向俄国人透露关于“火炬”计划的消息
　　1943年1月14…25日　　　　　　　卡萨布兰卡　　　　　　　　　　　　　　　　　　丘吉尔，罗斯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　　　　　　　　　　　　　　　　　　　　地中海地区的进攻；无条件投降
　　1943年5月12…25日　　　　　　　华盛顿　　　　三叉戟　　　　　　　　　　　　　丘吉尔，罗斯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　　　　　　　　　　　　　　　　　　　　1944年的“霸王”计划；缅甸；船舶问题；原子能
　　1943年8月14…24日　　　　　　　魁北克　　　　象限　　　　　　　　　　　　　　丘吉尔，罗斯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　　　　　　　　　　　　　　　　　　　　意大利，缅甸；“霸王”计划；东南亚司令部
　　1943年10月18…30日　　　　　　　莫斯科　　　　　　　　　　　　　　　　　　　　莫洛托夫，艾登，赫尔，迪恩，伊斯梅　　　　　　　　　　　　　　　　　　　　　战后计划；国际组织；同俄国的军事协作
　　1943年11月10日…12月1日　　　　大西洋城　　　“联总”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战后救济工作
　　1943年11月22…26日　　　　　　　开罗　　　　　六分仪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　　　　　　　　　　　　　　　　远东战略；解决战后远东的问题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德黑兰　　　　优里卡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艾登，霍普金斯，莫洛托夫　　　战略：地中海战役对“霸王”行动；初步磋商解决战后的问题
　　1943年12月3…6日　　　　　　　　开罗　　　　　　　　　　　　　　　　　　　　　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伊诺努　　　　　　　　　　　　　　　　战略：缅甸战役对地中海战役；促使土耳其参战
　　1944年7月1…22日　　　　　　　　布雷顿森林　　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　　　　　　　　　　　　　　　　　　　　　　　　　　　　　　　　　　　　　　　　　　　　货币基金；国际银行
　　1944年8月21日…10月9日　　　　　敦巴顿橡树园　　　　　　　　　　　　　　　　　美国、联合王国、苏联与中国的代表团　　　　　　　　　　　　　　　　　　　　　战后国际组织
　　1944年9月11…19日　　　　　　　魁北克　　　　八边形　　　　　　　　　　　　　罗福斯，丘吉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摩根索　　　　　　　　　　　　　　　　对战败的德国的政策；英国经济前景
　　1944年10月5日…11月23日　　　　华盛顿　　　　　　　　　　　　　　　　　　　　凯恩斯，摩根索　　　　　　　　　　　　　　　　　　　　　　　　　　　　　　　欧战胜利日与战胜日本日之间的租借办法
　　1944年10月9…20日　　　　　　　莫斯科　　　　　　　　　　　　　　　　　　　　丘吉尔，斯大林，哈里曼（仅作为观察员）　　　　　　　　　　　　　　　　　　　　巴尔干；势力范围；波兰问题
　　1945年1月31日…2月3日　　　　　马耳他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丘吉尔，艾登，斯退丁纽斯　　　　　　　　　　　　　　　西线战略；船舶问题；英美在德国的占领区
　　1945年2月4…11日　　　　　　　　雅尔塔　　　　　　　　　　　　　　　　　　　　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参谋长们，莫洛托夫，斯退丁纽斯，艾登，霍普金斯　　　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安全理事会投票方式；波兰问题；对德政策；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　　　　　旧金山　　　　国际组织会议　　　　　　　　　　五十国代表团　　　　　　　　　　　　　　　　　　　　　　　　　　　　　　　　联合国组织
　　1945年5月26日…6月5日　　　　　莫斯科　　　　　　　　　　　　　　　　　　　　霍普金斯，斯大林　　　　　　　　　　　　　　　　　　　　　　　　　　　　　　波兰
　　1945年7月17日…8月2日　　　　　波茨坦　　　　　　　　　　　　　　　　　　　　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艾德礼，贝尔纳斯，艾登，贝文，莫洛托夫　　　　　　　德国，赔偿；对日本提出的条件；缔结和约的程序
　　1945年9月11日…10月2日　　　　　伦敦　　　　　外长会议，第一次会议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夫，皮杜尔，王世杰　　　　　　　　　　　　　　　　　　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和约
　　1945年12月16…26日　　　　　　　莫斯科　　　　外长会谈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夫　　　　　　　　　　　　　　　　　　　　　　　　　　缔结和约的程序；中国；占领日本；朝鲜；巴尔干各国政府；波斯；原子能
　　1946年1月10日…2月14日　　　　　伦敦　　　　　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第一部分　　　　　　　　　　　　　　　　　　　　　　　　　　　　　　　　　　　　　　　组织工作：成立安全理事会，等等
　　1946年4月25日…5月15日　　　　　巴黎　　　　　外长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一部分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夫，皮杜尔　　　　　　　　　　　　　　　　　　　　　　五项和约；和会；对德政策
　　1946年6月15日…7月12日　　　　　巴黎　　　　　外长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二部分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夫，皮杜尔　　　　　　　　　　　　　　　　　　　　　　五项和约；和会；对德政策
　　1946年7月29日…10月15日　　　　巴黎　　　　　巴黎和会二十一国代表团　　　　　　　　　　　　　　　　　　　　　　　　　　　　　　　　　　　　　　　　　　　修改对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的和约
　　1946年10月23日…12月14日　　　　纽约　　　　　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第二部分　　　　　　　　　　　　　　　　　　　　　　　　　　　　　　　　　　　　　　　完成联合国附属机构的成立工作
　　1946年11月4日…12月11日　　　　纽约　　　　　外长会议，第三次会议　　　　　　贝尔纳斯，贝文，莫洛托夫，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　　　　　　　　　　　　　　最后修订五项和约
　　附录二　租借法
　　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
　　假如我邻居的房子着了火，而我有一根花园里用的水龙管在四五百英尺远的地方，如果他能把我的水龙管拿去接在他的消防龙头上，我就可以帮他把火扑灭掉。请各位说说，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见得在他用水龙管把火扑灭前对他说：“我的邻居，我买花园里用的那根水龙管花了十五美元，你要用你就得给我十五美元。”……我不要十五美元，我要的是在火灭了后把花园里用的水龙管还给我。
　　这就是租借协定和互助办法的由来。在以后的五年内，美国给予租借援助的总额达五百另二亿四千四百万美元，同时接受逆租借援助的总额为七十八亿一千七百万美元；联合王国给予互助的总额超过八十亿美元，同时接受互助的总额超过二百七十亿美元；加拿大给予互助的总额超过四十亿美元。
　　结果，原来的比喻证明是完全不恰当的。除了少数例外，火灭了后，救火的水龙管并没有归还。
　　在珍珠港事件以后，租借法的基本原理不同了——即由共同努力的伙伴把资源集中用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上。这一宗旨在总统每季度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报告》（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中曾反复地并强有力地表达出来。我们必须把“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生产的武器用于能够最有效地使用它们的地方”。
　　战争的真正代价是无法用货币来计算、比较或偿付的。这种代价必须而且正在以鲜血和辛勤的劳动来偿付。但是战争的财政费用能够而且应该由符合持久和平和相互的经济繁荣所需要的一种办法来偿付。
　　所有的联合国家都在根据它们特殊的资源情况谋求最大限度地转向战时生产。如果每个国家把国民生产中大致相同的份额用于战争，那末战争的财政负担就在联合国家之间根据它们的支付能力作了平等的分派。这样分摊战争的财政费用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会从盟国的战争努力中致富。战争的货币代价将根据同等牺牲和同等努力的原则而降低。
　　这一主题在后来的报告中，特别在第十四号和第二十号报告中一再有所发挥。
　　从1939年欧战爆发后到1941年我们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这段时期内，英联邦的主要国家和苏联用于战争方面的费用在它们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大超过了美国用于防御方面的费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到了1943年，美国、英联邦的主要国家和苏联把它们国民收入的一半左右用于战争，这包括它们用于租借援助和逆租借援助的款项。这样，在1942年以后，美国和我们的主要盟国捐献于战争的相对的财政费用，按实际意义来说，近乎相等了。……在这个基础上，每一盟国为全力打败敌人而竭尽其职责，战争的金钱代价将根据同等牺牲和同等努力的原则而降低。
　　实际上，租借法未能做到同等牺牲。苏联以及领土遭到占领与蹂躏的所有国家蒙受了惊人的损失，而领土未被占领的联合国家则完全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