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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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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宣布这件事，同时充分说明了变更的原因。这件事，加上报纸上关于美英两国军队作战能力对比的有些排外主义的评论，以及战场上两国军队和将领之间一定程度的恶感，使得艾森豪威尔几乎不可能把所有的给养和运输工具分配给蒙哥马利或者布雷德利，因为这样就会引起严重的互相指责。
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都在最高统帅面前争论和要求较多的给养，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满足一方的要求，就不得不相应地削减对另一方的供应。所以艾森豪威尔对双方全都拒绝，并决定下令各条战线全面展开进攻，目的是达到莱因河沿岸一带。在作出这一决定时，艾森豪威尔不仅要求在他手下两员竞争的将领之间谋求和解，不致伤害各自的民族感情，而且，他也显然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几乎所有的人一样，相信德国人不可能从8月间所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因此盟军有可能在各条战线上长驱直入。
英美司令官认为德国崩溃指日可待的希望非常大，以致9月10日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商谈时，决定作出一项大胆的尝试，在莱因河下游对岸建立一个桥头堡。这是很冒险的行动。英美军队的给养很不稳定，因为法国港口刚开始使用，而且需要经由诺曼底海滩和空运输送给养。当蒙哥马利的军队于9月4日攻克丝毫未遭破坏的安特卫普时，这个问题似乎即可解决。9月10日尚在争论的问题是，先派英国和加拿大军队去攻打那些仍然据守斯凯尔特河口北岸封锁着安特卫普通道的德军呢，还是径向莱因河挺进以期纳粹德国的整个机构彻底垮台。蒙哥马利强烈地主张继续向前，追击到底，这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同意，并答应把自己的主要战略后备部队——由三个师组成的一支空降部队——交给蒙哥马利使用于这一计划。
当时打算把这三个师赶在挺进中的英、加部队之前空投下去，布成梯阵，以便夺取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重要渡口。这三个师于9月17日空投下去，但不适宜飞行的恶劣天气妨碍了增援和补给。经过一星期苦战后，蒙哥马利的地面部队同空降部队中的两个师取得了联系，到达了莱因河下游的南岸。可是最前面的那个师——英军第一空降师——被迫从阿纳姆的阵地上撤退，只有残余的部队平安地渡过莱因河下游退到了南岸（9月25…26日）。
阿纳姆战役使战争进入新的局面。由于德军增强了抵抗而天气又越来越坏，盟军在穷追猛赶以后，不得不艰苦纡缓地推进。8月中和9月初，德军士气普遍消沉，后来略见好转，没有完全崩溃。盟国早日胜利的希望落空了。德国人垂死挣扎，拼命战斗，甚至能在阿登山一带对美国人发动反攻（12月16日至1月26日），并在匈牙利对俄国人发动反攻（2月15日至3月15日）。
当德国人在欧洲的处境这样好转的时候，对日战争在三条主要战线上——中国、缅甸和太平洋——有了不平衡的发展。在中国，日军于1944年4月发动的攻势不断取得进展，为了轰炸日本而费力建成的美国空军基地一个个被敌侵占，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桂林的基地，它于1944年9月14日放弃给了日本人。此后不久，日本深入中国内地的进攻暂时停止。
美国人认为，中国军队之所以无力保卫这些空军基地，主要是由于蒋介石把他的军队的很大一部分驻扎在华北，以防备共产党。补救的方法看来很明显。把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再加上这两个敌对的党在政治上达成协议，这似乎是可以使中国对战争作出重大贡献，或者在战后有和平与民主发展希望的唯一办法。结果，从1944年夏天起，美国在中国的政策开始越来越有意识地把政治目的置于狭义的军事方面的考虑之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中国在军事上有助于抗日的信心逐渐减少，由于这样，美国人原先设想要进行缅甸战役的根本理由也不存在了。
但是，对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的指示并未变更。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重新打通经过缅甸到中国的陆上交通，同时防卫印度境内作为飞越“驼峰”航线基地的一些机场。因此在深山丛林中的战役继续进行。我们已经知道，缅甸北部的密支那最后于1944年8月3日被夺回。不久，在8月20日，曾在那年春季侵入印度的英帕尔的日军被赶过边境退入缅甸。经过长期战斗，形势终于好转了，英印军队证明能够解决在荒无人迹的丛林中作战的问题，而在战争初期，这一问题简直使他们束手无策。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空中运输和大量的医疗措施，后者把热带病的发病率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从5月到10月的雨季在前几年总是使军事活动无法进行，但在1944年，蒙巴顿坚持要追击退却的日军。虽然如此，前进的速度却极慢。雨季过去后，作战的进度加快了。英国和中国的军队向南推进，去攻打缅甸中部的曼德勒。在遥远的南方，1944年12月12日在沿海一带，朝着若开方向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可是，虽然缅甸的日军到处居于守势，盟军到年底时只收复了这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在缅甸的决定性胜利还要等到1945年。
同在中国的挫折和在缅甸的缓慢进展相对比，太平洋地区的战事出乎意料地顺利。到1944年夏天，西南太平洋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和太平洋中部尼米兹海军上将的部队，已经进入能够相互支援的范围。尼米兹的舰队和航空母舰上的空军已经取得对日本海军很大的优势，因此几乎能在辽阔的太平洋上任意行动。7月间攻克的马里亚纳群岛的前哨基地，使日本和菲律宾都落入美国海军攻击的范围以内。同时，麦克阿瑟的部队已于7月30日到达新几内亚的东端，离菲律宾群岛最南部的岛屿只有四百英里左右。
1944年9月15日，这种战略地位可能产生的成果显示出来了，两个司令官指挥的部队共同进攻位于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之间的摩罗泰岛和佩利柳岛。美国舰队袭击了菲律宾日军阵地以掩护海陆并进的战斗，日军的抵抗微不足道，因而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同意修改原定的计划。他们不再分阶段地逼近菲律宾，而决定立即进攻群岛中部的莱特岛。于是，美军于1944年10月20日在该岛登陆。这次进攻促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海战，即10月22…25日的莱特湾战役。日本人集结了几乎全部海军的力量，可是未能击退美军，而且在作战中损失惨重。
这次海战以后，日军不能再指望同美国海军势均力敌地较量了。由于没有舰队的支援，留在太平洋各岛上的、甚至在缅甸和马来亚这类地区的日本守军实际上陷入绝境，除了偶然的联系外，和日本本土完全隔绝，不得不依靠积存的物资以及在当地能弄到的无论什么东西维持必要的给养。由于日本人的顽强勇敢，要肃清这些守军也许是困难的。可是显而易见，保卫日本的海军力量已被打垮，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的分散的前哨阵地联接起来。
诚然，日本已经在感受美国空袭的威力了。从1944年11月起，以塞班岛为基地的B…29型轰炸机开始对东京和日本其他城市投下炸弹。这样，中国空军基地的损失由美国海军的胜利抵消了。从纯军事观点来看，美国人可以忽视中国，但实际上他们并未抛弃自己保护的这个国家，而是把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主要兴趣转向政治方面。同时，跟上述情势非常相似的是，缅甸战役，以及把这一战役扩大到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计划，也逐渐变成在日本人于1942年从欧洲国家手里夺去的地区恢复英帝国和荷兰帝国统治而作的努力。这两种转变在使盟国在中国和缅甸取得协调方面，却没有丝毫裨益。
随着盟军在1944年秋天对德国和日本逐步逼近，关于怎样处理被解放的欧洲国家的形形色色问题，也亟需盟国解决。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并且声称在适当的时候应让获得解放的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热爱的政府，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这样说是容易的。苏联和英美都赞成这些准则。可是眼前还得打仗。军事交通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些新解放的地区，周围是贫困、混乱和政治动荡的环境。必须采取临时性措施以维持秩序、恢复交通和满足基本的民用需要，而临时措施向来容易在社会和政治领域里固定下来。
因此，军事事态的进展在欧洲造成了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东面，红军在作战中一路经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兰和芬兰的部分地区。这一事实使俄国人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民政安排方面取得了主要的发言权。西面，英美军队同样地在作战中一路经过法国和比利时，以及意大利和荷兰的部分地区。此外，一小队英军于1944年10月5日在希腊登陆，并在月底以前，由人数极少的几支分遣队向北推进，追击溃退的德军，直到希腊全境都被解放为止。英美两国的军事行动十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从军事发展中没有形成明确的各自的势力范围，可是两国政府之间的非正式协议使英国人在希腊、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居于主导地位，而法国，至少从经济和军事补给的观点来说，主要是在美国的影响之下。
假如英美两国政府在对待解放了的欧洲的政策上没有分歧，它们各自的军事行动范围不很明确就无关宏旨了。但事实上，两国政府之间经常有很多意见不一致的地方，这种局面一再引起了摩擦。各个被解放的国家内部的各种政治集团，可能并且确实利用了英美在政策上的矛盾，这样就更难以采取坚定的和有效的行动。
俄国和英美军事活动的范围有两个普遍的差别，这里应该提一下。第一，东欧以农业为主，因此战争的损害总的说来，不象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西欧所造成的损害那么严重。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交通和供应失常，不过理所当然，这对农民的损害要比对产业工人的损害小得多。这一事实使红军不仅可以不向它的作战范围内被解放的居民提供救济品，而且还可以通过向当地人民征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靠它所经过的国家来提供给养。这种政策无疑造成了苦难，有时甚至造成了饥荒，可是它却大大简化了俄国人的管理工作，并在物质上帮助了他们的军队。
同英美人比较起来，俄国人享有的第二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在他们军队进入的每个国家，他们都能找到一个愿意毫不犹豫地接受俄国人命令的共产党。共产党人能提供重要人员在红军后方担任民政工作，他们表面上作为本国的政党，可以掩盖俄国人对每个国家的内政控制到何种程度，不仅使当地人民而且使西方盟国都看不清楚。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能掌握这样有用的和驯服的工具，以便在被解放的国家内部执行他们的命令。
虽然如此，俄国人开始时并不想使他们所解放的国家发生革命。再则，他们愿意对盟国合作的事业作某些表面上的让步，让英美的代表和他们自己一起参加在以前的敌国境内成立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就象英美曾让俄国人在意大利谘询委员会里占一席位，使其在意大利事务中名义上也发挥作用那样。在南斯拉夫和波兰这两个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盟国里，情况当然完全不同。这两个国家里的棘手问题是，促成流亡政府和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之间的某种和解。
1944年秋间，波兰的局势使盟国的亲密关系严重地紧张起来。英美报纸对波兰国家军从1944年8月1日至10月3日在华沙进行的战斗大肆宣扬，波兰人的英勇行为在政府官员和一般公众中激起了日益增长的同情和钦佩。可是斯大林却别具心肠。在他看来，华沙的起义是波兰流亡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在波兰显示力量，这是令人讨厌的和具有潜在危险的。
斯大林的态度在8月13日塔斯社的一份公报中公开宣布出来了。公报说：“导致华沙目前情况的责任完全在伦敦的波兰侨民方面。”这种声明在西方人听起来是十分冷酷的，可是更坏的情况还在后头。8月14日，美国政府请斯大林同意让向华沙起义军运送补给品的美国飞机使用俄国的空军基地。这一请求遭到拒绝。这引起了美国人的进一步抗议。8月17日，莫洛托夫以比较温和的口气通知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俄国政府不反对英美飞机向华沙运送补给，可是仍然坚决不让它们使用俄国机场。英国发去的同样电报也同样无效。
8月20日，丘吉尔和罗斯福以个人名义联合向斯大林发出呼吁，但是这也未能改变苏联的政策。丘吉尔非常生气，8月25日他力劝罗斯福命令美国飞机（这些飞机当时在意大利待命，一俟获准在俄国着陆，立即准备起飞）飞往华沙，并在俄国降落，不管苏联人许可不许可。可是罗斯福不愿意这样直接和斯大林对抗，待命的飞机被分配了其他的任务。
在此期间，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几次飞到华沙上空，向波兰国家军空投武器和弹药。8月4日和8日，他们成功地作了一些小规模的空投，从8月11日至14日每天晚上都进行了规模较大的空投。可是损失很重。8月14日以后，英国皇家空军司令官决定对华沙的空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空投物资的地点改在华沙附近的一片森林地区，因为那里德军的高射炮火不是那么危险。
到8月底，波兰人在华沙的英勇行为已经在英美获得了普遍的同情，英美竭力支援起义军，而俄国人甚至冷酷地拒绝给予便利，这引起了日益增多的批评。这种局面显然使斯大林很为难。他最初大概以为起义军只能坚持几天，但是这场战斗已经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既没有得到俄国的任何支援，英国方面的援助也很少。斯大林感觉到他几乎在全世界的眼里扮演了一个特别残忍和道义上不可原谅的角色，并且为了波兰人，他同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关系又一次紧张起来。斯大林可能也关心卢布林委员会的反应，其中有几个成员不可能对华沙的悲剧袖手旁观而无动于衷。最后，我们有理由认为，红军的战略计划也要求早日攻入华沙。如果继续采取对起义军不合作的政策，进军华沙就不得不延迟到起义军瓦解以后，而当时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原因影响了这一决定，9月10日斯大林改变了政策。他通知罗斯福，支援华沙的穿梭飞行可以使用苏联机场。同一天，红军也开始向普拉加进军，这是维斯杜拉河东岸的华沙郊区。9月15日，普拉加被苏军占领了。苏联飞机从9月13日晚上开始向起义军空投给养。普拉加的德军被肃清以后，属于科希丘什科师的两营波兰人（他们是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上效忠于卢布林委员会）渡过维斯杜拉河，和华沙城内的国家军部队并肩作战，打了好几天。最后，因为天气恶劣迟延了几天以后，大批美国飞机于9月18日来到城市上空，空投给养，但是其中大部分落到了起义军控制的地区以外。
这些变化当然鼓舞了在华沙奋战的波兰人，并有助于缓和斯大林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可是华沙得到的援助不足以避免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苏军的攻势在维斯杜拉河边停了下来。已经渡过维斯杜拉河的那两个营的残部维持不住它们在西岸的据点，几天后就撤回来了。德军对城里一些仍然在波兰人手中的孤立地区继续发动无情的进攻，守军粮尽弹绝，丧失战斗力。最后，当红军方面迅速给予救援的希望成为泡影时，起义军于1944年10月3日向德军投降了。华沙已成废墟，国家军的士气丧失殆尽，从此以后不能再发挥积极的军事作用，他们一方面畏惧俄国人，一方面又痛恨德国人。这样一来，波兰流亡政府便失去了它在波兰最宝贵的实力基础，而卢布林委员会争取权力的一项严重障碍，即使没有完全被消除掉，至少已经缩小了。
因此，华沙起义惊心动魄、悲壮激烈，对波兰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在一瞬之间瞥见了斯大林那种莫洛克火神的容貌后，无法轻易便忘却它。对苏联在东欧意图的不信任，此后连罗斯福也始终不能完全打消，更不用说丘吉尔了。
这些事正在波兰发生的时候，斯大林又有机会在巴尔干地区考验一下他的外交。红军迅速攻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一般说来要求明确盟国和那些新占领的以及新解放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明确红军和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罗马尼亚。这个国家从法律上讲，同三大国都处于战争状态，但实际上罗马尼亚军队只同俄国人打过仗。当红军于1944年4月开始渡过普鲁特河进入罗马尼亚国境时，俄国人向全世界宣布了他们同意停战的条件。可是罗马尼亚政府犹豫不决，生怕俄国要完全统治他们的国家。他们力图说服英国人或者美国人派遣伞兵部队进入罗马尼亚，以抵制红军，但毫无结果。当俄国人于8月间重新展开攻势时，国王米哈伊在一些陆军将领和几个在战前已经著名的政治领袖的帮助下，于1944年8月23日完成了一次武装政变。以康斯坦丁·萨纳泰斯库将军为首的新政府成立，全国农民党、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袖都参加了内阁。
新政府立即接受了俄国人在4月间规定的初步条件。德国人当时只有较小的兵力驻扎在罗马尼亚，罗军能够把他们赶回喀尔巴阡山去。同时，8月27日，俄国人宣布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战事停止了，而且，一俟红军推进到能够重新和德军接触时，往日的敌人马上就跟红军并肩作战，穿过喀尔巴阡山的要隘，然后向西，直到收复了整个特兰西瓦尼亚。
上文已经提到，俄国人在4月间曾宣布他们无意干涉罗马尼亚的独立、领土完整或社会秩序。8月25日，这项声明又正式重申了一次。这适合于紧接在政变之后所发展的局势。这是一次确确实实的宫廷革命，罗马尼亚的军队和行政机构原封不动。新政府所接受的初步停战条件主要涉及军事和领土问题。罗马尼亚人同意参加对德作战，承认俄国兼并比萨拉比亚，对苏联缴纳赔款，允许红军自由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并且遣返战俘。作为答复，苏联政府“答应”把1940年被匈牙利兼并的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归还罗马尼亚。
这些初步条件并未规定盟国和罗马尼亚政府的关系。这个问题于9月10日至12日在莫斯科提了出来，那时罗马尼亚的全权代表正和俄、英、美三国政府的代表在谈判一项停战协定。根据官方的公报，这三国“代表了所有联合国家的利益”。
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于1944年9月12日签字。一般说来，意大利投降的谈判为这方面的有关程序树了一个榜样。于是，就象艾森豪威尔签署了意大利停战协定那样，马利诺夫斯基将军代表三个盟国政府签署了罗马尼亚停战协定。下述条文规定三个盟国将继续参与罗马尼亚的事务：“成立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在代表盟国的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总的指导和命令下，管理并控制目前各项条款的执行，直到签订和约为止。”这一条文的别扭的措辞并未明确地规定管制委员会的权力，这种含糊不清使后来引起了争执。可是当时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英美和俄国一致认为，对罗马尼亚事务的唯一重要的外来势力将来自苏联。在意大利，俄国实际上无法有效地积极参加盟国的决策，西方盟国也就不能期望俄国人在罗马尼亚给予它们不同的待遇。此外，1944年5月英国政府暂时承认了俄国在罗马尼亚的支配势力，以换取英国自己在希腊的支配势力，虽然这项协议没有正式签订，但也没有遭到拒绝。
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条文重新肯定了8月27日已经接受的那些初步条件，并使罗马尼亚政府承担的某些义务更为明确。对苏联的赔款规定为三亿美元，分六年以农产品偿付。但同时却给予苏联最高司令部无限权力，使它可以动用罗马尼亚的资源来维持红军。这就使得规定赔款的数目几乎没有意义。俄国人可以合法地要求无限的物资和劳务，以作军用。苏联最高司令部还有权检查一切公共通讯和逮捕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将“在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的总的领导下”作战。西方大国获得保证，“联合国家及其侨民战前在罗马尼亚领土上的一切合法权利和利益”都将予以恢复。当然，岌岌可危的主要利益是西方公司原来拥有的在普洛耶什蒂的油井和炼油厂。
作为交换条件，除了紧接前线五十至一百公里的地区外，全国各地的民政机关一律“恢复”，但同时又规定，罗马尼亚当局应执行“盟军（苏联）最高司令部为了保证实行停战条件而颁发的指示和命令”。
显然，停战协定的条款赋予苏联军事当局以处理罗马尼亚事务的十分广泛的权力，而罗马尼亚政府不可能反对苏军最高司令部想要实施的任何政策。所谓尊重罗马尼亚独立这一句话，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然而，这一点在意大利也是如此，那里的停战条款给予盟军司令同样无所不包的权力。在这两个事例中，赋予军方的特权，推测起来，大约只限于战争时期，可是这种时间上的限制，并没有阻止西方盟国在意大利或者俄国人在罗马尼亚从根本上影响和约签订后出现的政权。
早在1944年5月，英国政府已表示愿意牺牲在罗马尼亚的势力，以确保在希腊自由行动。然而，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同意把巴尔干各国分成各个国家的活动范围，因此对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制订方式并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抗议。美国人特别反对规定赔款的具体数目，反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权力含糊不清，并反对在制订停战条款时完全撇开欧洲谘询委员会的这种做法。
但是在占领罗马尼亚的最初几个月里，俄国当局的行为在英美都没有引起严重的疑问。红军并未带来革命，虽然它的确给罗马尼亚共产党带来了新的领导人——一些长期流亡在莫斯科的人。最初几个月，共产党在罗马尼亚政府里接受了次要的地位，国王、军队和老的政治领袖们在红军的保护下表面上保持着权力与影响。
在保加利亚，局势则完全不同。保加利亚人和俄国之间有着强烈的感情联系，从圣·斯捷凡诺时代（1878年）和更早的时代起就是这样。希特勒始终没有能说服战时的保加利亚政府派遣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到俄国前线去，或者甚至对苏联宣战。因此，1944年9月初出现了一种很不正常的局面。俄国军队已迫近多瑙河，可是保加利亚却只和英美两国处于交战状态。如果保加利亚人想要退出他们同纳粹的联盟，他们必须与之解决问题的就该是西方国家。然而在新的军事形势下，保加利亚人必须与之达成协议的却显然是俄国人。
这种古怪的法律上的状态于1944年9月5日俄国人对保加利亚宣战时，获得解决。保加利亚政府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向俄国人请求停战，接着又于9月8日对德宣战。第二天，俄国人停止对保加利亚的军事行动，实际上这种行动几乎还没有开始。同时，苏联政府正式宣布，它正在和英美两国共同拟订停战条件。这一次把草拟停战协定的任务交给了欧洲谘询委员会，作为对美国就罗马尼亚停战谈判的方式提出抗议的一种让步。
协议很难达成。主要的障碍在于保加利亚人不愿意退出他们在战争期间占领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领土。俄国人并不急切地想在这个问题上强迫保加利亚，因为那就意味着把北爱琴海上一个出口交给希腊。可是当俄国人建议让保加利亚人至少保留这片领土的一部分时，欧洲谘询委员会的美英两国委员坚决反对让一个以前的敌人保留一部分从盟国夺取的领土。双方僵持了很久，直到10月11日，经丘吉尔亲自调停，使谈判完全撇开欧洲谘询委员会以后，三个盟国政府才正式通知保加利亚政府：
开始停战协定谈判的主要先决条件是，保加利亚政府应保证从希腊和南斯拉夫领土上撤退所有保加利亚的军队和官员。这种撤退必须立即开始并在收到本通知后十五天内完成。为了监督和管理此项撤退，三个盟国政府将派遣代表到保加利亚，他们将作为盟国联合军事代表团，并以苏联代表为团长。
保加利亚政府当天就表示接受，撤退如期完成了。
另一个困难是如何使用保加利亚军队的问题。应该命令它从原来在南斯拉夫的阵地上向前推进去攻击德国人呢？还是应该把保加利亚当作战败的敌人，马上解除其武装？结果，各方一致决定，保加利亚部队应该在苏军最高司令部的统率下作战，但在任何盟国的领土上使用时必须事先取得该国的同意。
使西方盟国在处理保加利亚问题方面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复杂情况是，1944年9月间一种近乎革命的运动风行该国。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不同，保加利亚共产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不用考虑到国内那种由来已久的对俄国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曾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使得罗马尼亚共产党处于瘫痪的状态。1944年春天和夏天，有一些小股的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保加利亚的山区组成了。9月8…9日，一场军事政变使通称祖国阵线的政治组织在索非亚掌握了政权。祖国阵线是一些政党和政治集团的组合，共产党人虽不能完全支配这个组织，却占重要的地位。但是，当祖国阵线政府执政后，那些游击队侵入了保加利亚的城镇和村庄，他们在那里对当地的旧官员进行了有时候是血腥的清洗，并代之以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里共产党人通常总能取得统治的地位。再则，以游击队为核心，民兵也迅速组成了。民兵不仅代替了旧警察，而且，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也采用了旧警察那套臭名昭著的残暴的手法。
这些发展大概反映了保加利亚内部政治压力的影响，而不是由于莫斯科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下达了任何指示。这些发展赋予保加利亚政治局面一种完全不同于罗马尼亚的特征。在罗马尼亚，共产党起初太弱，发挥不了多大影响，但是要说保加利亚出现了彻底的革命，那也言过其实。特别是，农民党继续在中央政府具有实际的影响。1944年秋天祖国阵线的联合，并不仅仅是一场骗局。
尽管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有这些不同之处，1944年10月28日最后签订的停战协定却完全接近罗马尼亚停战协定的型式。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赔偿没有规定数目，苏联政府则完全没有要求赔款。另一方面，苏军最高司令部“为了履行它的职务”，有权要求无限的供应与劳务，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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