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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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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4年俄国经济的情况，可以获得的资料是有限的，因而许多情况只能加以推测。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这个国家已经贫困到英美人简直难以相信的程度。这个国家东部地区历尽艰辛得来的成果，不能抵销西部地区的损失。更有甚者，由于把资源集中于军需品生产，人民无法得到生活用品，这些东西在西方是被认为维持最低生活的必需品。人民渴望得到较好的食品、衣服和住房，并从战时工厂的额外劳动和严格纪律中解脱出来，以得到休息，这种被压抑的渴望十定非常强烈。尽管如此，在1944年整整一年中，俄国人照样过了下去。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确实是巨大的成就。
当欧洲战事进入高潮时，租借物资装运工作达到了顶点。运送到联合王国的租借物资的价值从1943年的四十五亿七千九百万美元增加到1944年的六十二亿一千二百万美元。同期，给予俄国的租借援助从二十四亿三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四十亿七千四百万美元。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经济上互相依赖的方式基本上与1943年相同。鉴于英国工厂的军需品产量稍微下降了些（因为劳动力转移到了军事部门），英国部队所消耗的军需品总数中有较大一部分不得不从美国运来。这不过加强了两国于1943年早已建立的良好关系。
同样，俄国象在1943年那样，继续依靠租借协定来获得军粮和许多战地运输车辆。运往俄国的租借物资的形式有了显著的变化，即美国给予的物资中工业机器和设备的数量有了增长。
1944年，美国国会再次讨论延长租借法的问题。据官方报道：“对于通过该法案的必要性，没有发生争论”，国会也没有象在1943年那样，为租借法能否给美国带来利益而顾虑重重。1944年5月8日，国会通过了该法案，5月17日经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
国会议员对1944年的租借法案比前一年的较为满意，一个原因是美国在不列颠群岛上集结部队以后，美国称为逆租借办法（英国称为互助协定）的物资的数量迅速地增加了。到1944年6月，美军在欧洲战区所需要的全部物资和装备，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一来自英国。某些供应的东西——例如在英国建造的、供美军在诺曼底海滩使用的人造港口——是无法替换的，官方努力宣传美军从英国和其他盟国所得到的援助。美国总统于1944年11月提出的《提交国会的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七号报告》，完全是为了阐述到1944年6月底为止逆租借办法的执行情况。
另一方面，当英国给美国的互助物资增加到很大的比例时，英国给俄国的援助却从1943年的水平进一步下降，实际上，除了几种特殊供应的项目，如阿巴丹的汽油、锡兰的橡胶、南非的工业用钻石和联合王国的喷火式战斗机与医药用品外，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到1943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内，英国援助俄国的物资金额是一亿八千七百七十万英镑，到1944年6月30日为止的一年内，已减少了一半左右，只有九千三百三十万英镑。这种减少也是1943年变得明显的事态的发展。这不过是英国根据本身地位的改变所作的合理的调整，因为它必须把国内生产的全部物资供给本国部队和驻扎在不列颠群岛上的美军使用。
到1944年，租借物资和互助物资的管理工作已达到例行公事的水平。由于供应和船只都比较充裕，向各战区和申请国分配物资的工作相当简单。1944年英美官员之间为了限制英国的输出额曾发生过争论，但并未妨碍租借协定的工作顺利而友好地逐月进行下去。
1944年2月，加拿大同俄国签订了一项互助协定，使租借制度的法定关系发生了一个不甚重要的变化。该协定为加拿大提供了正式的依据，使它可以单独签署《对苏供应议定书》。这种做法是从1943年的《第三号议定书》开始的。
掌握盟国之间作战物资分配工作的行政机构是稳定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妨碍了联总力求在解放区建立分配救济物资的制度。第一届联总理事会于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月在大西洋城举行，会上决定：“本署在物资供应与船舶运输方面所提出的要求，应通过现有从事分配物资与船舶的几国政府共同参加的机构办理，以便同其他的要求协调。”唯一的这种机构是英美各个联合委员会。如上文所述，这些委员会曾有过一段波折。除了联合原料委员会之外，一般说来，有关人士在设立这些联合委员会时所抱的奢望都化为乌有，因为这些机构的实际效果并不大。它们担任联总和其他要求得到紧张物资和劳务的机构之间的仲裁者，这一新的任务似乎使联合粮食委员会和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获得了新的生命。实际上，在估计救济物品和满足供应方面，联总总部和联合委员会的人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过去曾经妨害联合委员会在处理作战物资方面的工作效果的同样因素继续存在。各国的经济管理机构，尤其是美国的这类组织，一般都不愿意听从联合委员会的意见。因此，联总对物资的要求实际上必须先由各国当局批准，然后联合委员会的正式行动才能生效。
联总工作的另一个重大障碍是，它的活动只限于那些无力用本国储存的外汇来支付救济物资的国家。实际上，这意味着联总的活动仅限于东欧、东南欧、中国和菲律宾。从理论上讲，其他国家对救济物资的要求在联合委员会通过或拒绝之前，须由联总加以审议。但是，有能力支付救济物资的国家不想受联总的监督，因为他们觉得直接同有剩余物资出口的国家打交道，其效果似乎较好、较快，所以毫不踌躇地越过了联合委员会。结果造成了管辖权的混乱，在1944年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直作出种种努力，但是甚至在签订协议之后，也并未改变有关各国政府掌握实权的现状，它们依然不愿受联合委员会的控制。结果，由于战时机构仍处于紧张状态，联总发觉很难聘任干练的办事人员，这种困难加剧了行政上的混乱，几乎变得不可收拾．究竟联总何时可以开展工作，这个长期不能肯定的问题造成了另一个困难。这一问题首先取决于军事事态的发展。其次，要通过战地军事当局和联总之间的安排，把救济平民的职责移交给联总。为了达成这种性质的协议，双方只在1944年磋商过，内容是关于联总在巴尔干各国的工作。但在联总开始活动的日期尚未确定之前，难以作出具体的决定。事实上，在整个1944年中，军事当局仍然担负着救济平民的责任，联总只能处理管辖权方面的争端，同时为一个令人烦恼的捉摸不定的未来进行着一般的准备工作。
尽管如此，某些方面也有些进展。1944年1月25日，英国议会同意拨给联总八千万英镑，美国国会于3月28日批准给予十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拨款，4月17日加拿大议会跟着也批准拨给一千万美元，这三个国家的捐助占联总全部活动经费的百分之九十四。美国在第一年单独提供了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三。
这种不均衡只不过反映了联合国家之间国家财富的不均衡。但是，美国所占的巨大优势必然使联总有可能变成一种美国的组织。诚然，这种性质由于其他国家的参加而冲淡，但归根结底仍须依赖美国国会的善意，并在无数问题上还受到美国官员们否决的限制。美国人通过拒绝提供物资的手段（除非按照他们的条件），使自己处于可以左右联总一切业务的地位。结果，对联总来说，同美国对外经济管理局的关系远比任何日常公事重要，同美国国会的关系决定了联总工作的长期规模。因此救济工作的国际合作实际上不过是决定于美国的意图如何而已。但在1944年，当战争仍在激烈地进行时，这种实际状况并不显著，因为当时军事上的需要仍占优先地位，联总只能制订计划和提出请求。
尽管如此，一个国际管理组织的核心毕竟形成了，关于救济物资分配的原则也拟定了。欧洲被解放的国家的粮食最低需要量都已详细地计算出来，其他需要的物资则尽量事先估计好。拟订这些计划的主要机构是联总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总部设在伦敦。为远东设立的类似组织直到1945年才开始工作。7月间，把联总基金分配给需要援助的各个欧洲国家的工作开始了，到1944年11月，确定了一项试验性的分配方案。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着手委派人员，拟订国家救济计划的细则，以及分配供应的物资。尽管有种种困难，一个开端终于形成了。
大战使世界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损害，救济和重建工作显然不过是使世界经济复兴的第一步。但是用什么办法、按照什么蓝图来重建国际经济关系，这一问题是不易解答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一般都确信，要实现持久和平，就必须使世界上的贸易摆脱或几乎摆脱关税壁垒、输入限额和限制货币的使用等束缚。为了遵从这个观点，大西洋宪章内写上了一条，保证要力求使各国“在平等的条件下，参加国际贸易和获得世界各地的原料”。但在丘吉尔的坚持下，对上述规定作了些修改，加上了一句话：“同时适当地尊重……现有的义务”。在与英国签订的租借总协定内有更具体的内容，其中第七条规定：两国政府要在“国际贸易方面消除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降低关税和减少其他贸易壁垒”。在同其他国家签署的租借总协定内也有类似的条款。在莫斯科会议上，赫尔为战后国际经济组织提出了一项更详细的计划，但在那时没有执行。赫尔建议设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一个负责监督逐步拆除国际贸易和生产方面一切壁垒的委员会。
英国、俄国和其他联合国家已正式遵守大西洋宪章，并签署了租借总协定，其中规定各国在战后应接受自由贸易政策，但盟国之间对这项问题并来达成真正的协议。英国和俄国在协定上签了字以讨好美国人，但是两国都不准备使战后经济政策适合美国人的观点。严酷的事实是，当自由贸易看来有利于美国的工农业时，它似乎有可能损害到英俄两国的利益。至少，要推行自由贸易这类制度，俄英两国的国内经济就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两国政府都不准备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在1944年变得很明显。那年夏秋之交，由于英国内阁反对降低关税、废除出口津贴和输入限额等计划，英美两国官员关于战后贸易政策的谈判陷入了僵局。
当美国的计划受到这种挫折后，国务卿赫尔及其同僚把他们的精力日益集中在政治方面。他们在采取紧急行动时，或多或少将自己的自由经济思想置诸脑后。相反，美国财政部带头磋商战后的经济政策时，却把注意力集中在货币问题上。
1943年初开始进行细致的初步会谈。之后，由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主持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自1944年7月1日至7月22日在布雷顿森林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其基金由各国政府捐助。会议通过了两个机构的具体规章。
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象三十年代那样广泛的国际财政战争重新出现。此外，应禁止用竞争性的货币贬值以获得贸易利益，废除对各国货币兑换的限制，废除以特殊货币进行出口贸易和一切类似的歧视性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作用被一项一般性的条例削弱了。这项条例承认有一段“战后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允许会员国“保持……对当前国际贸易中支付和汇兑的限制，以适应不断变更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把新的货币原则的实施推迟到将来国际收支达到稳定的时候。
基金组织的任务是，除检查各会员国的货币政策外，还要发行货币证券，当任何会员国暂时需要外汇以支付所购的货物和劳务费用时，即可出售给这一会员国。其用意是，由于世界各国都能得到基金组织的这种服务，外汇兑换率的短期波动便可以减少，而有了稳定的货币，国际贸易便能够在比较巩固的基础上发展。
看来可以很公正地说，该计划的制订者排斥或试图排斥沙赫特博士在国际贸易和财政上的做法。他们肯定没有料到，使战后世界受害的“缺乏美元”的情况将在多么广泛的范围内不断存在。这个计划也没有考虑到，苏联在大战刚结束后的时期，马上就会采取对邻国进行经济剥削的手段。如同美国的许多战后经济规划一样，国际货币基金计划是一种向后看的东西，不能很好地适合战后世界实际面临的形势。然而在1944年这一点是不明显的。而且抱着希望的人们还认为，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将大力支持它所宣布的目标：“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平衡的增长”。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意图是为各国进行长期的基本建设提供一个可以借贷资金的来源，经济落后的以及遭受战祸的国家，都被认为特别有可能需要该行的援助。同时，按理来说，国际银行不应当代替外国私人投资。事实上，按照协定的规定，在各项基本目标中，有一项就是要鼓励私人投资，当情况似乎需要给予这种鼓励时，银行可以给私人投资者各种担保，或者分担投资者所承担的贷款。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无法获得私人投资时，国际银行本身也可以放款。
该行的资金定为一百亿美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政府出资。银行的职务是双重性的。在短期内，它将辅助和完成由联总和那些有能力支付救济费的国家所进行的复兴工作。从长远来说，它将协助资金的转移，这一点象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所设想的那样，是使货币关系稳定的基础。因此，成立该行的目的是：要在支持“国际贸易的平衡发展和保持收支平衡”方面起积极作用，从而配合货币基金组织的基本上是消极和治标的作用。但在1944年，人们没有预见到：国际银行有限的资金来源和拖沓的手续，将不足以应付战后国际经济活动非常不平衡的局面。
当然，在布雷顿森林达成的协议需要由各联合国家的政府批准。在战后暂时发生的特殊困难尚未得到解决之前，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国际银行都不准备展开活动。相反，按原来的打算，这两个组织将塑造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长期格局。有关方面创立这两个组织时，把它们设想为比三十年代存在的更加自由、安定、繁荣的经济秩序的基石。
总的说来，在为了达成上述协议而进行的商讨中，美国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们的思想和理想是占上风的。美国的经济优势反映在它向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提供的大量经费上面。可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中所依据的设想对形势估计不足，与会者没有预见到：国际贸易和财政方面暂时出现的特殊困难将长期存在，其严重性将发展到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无法应付的地步。相反，专家们幻想恢复三十年代盛行的情况，并根据这一点设计新的机构，以满足这样一个时代的需要。
在布雷顿森林拟订货币计划的同时，粮食及农业临时委员会也试图设立一个常设国际组织，来辅导和帮助世界各国政府解决农业技术问题。该委员会于1943年6月由联合国家粮食及农业会议建立，到1944年8月1日已完成为建议设立的组织起草章程的工作。粮食及农业组织主要是一种谘询机构，它将收集和散发情报，必要时就粮食生产和供销问题建议各国应采取什么行动，并在该组织的财政预算许可的条件下，有权组织技术力量去支援要求帮助的国家。
正如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的协议那样，这一文件需要签字国的批准，又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那样，建议设立的粮食及农业组织主要是美国倡议的成果。1944年在考虑粮食和农业问题时，同拟订货币协定时的情形相仿，依据的设想并不适合战后的现实情况。美国人主要担心的是，当战时亟需大量粮食的情况结束时，美国农民和政府又将面临象三十年代那样农产品过剩的威胁。这种忧虑促使美国政府于1944年解除对肉类等商品消费的一切限制，并劝导农民减少养猪。结果是居民消费量显著上升，造成1945年美国国内市场肉类供应严重缺乏的现象。然而，当粮食的需要并未象预期的那样大量减少时，粮食及农业组织能够配合形势，向各国政府建议采取适当的政策。该组织没有约束的权力，因而不必象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那样以不充足的资源与财力应付意想不到的情势。
英美两国石油公司在近东关于开采权的争端，已在1944年年初成为两国政府之间一个困扰的问题。一系列的专家谈判导致了7月和8月举行的阁员级会谈。结果在1944年8月8日，代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掌玺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签署了一项特殊的石油协定，其中规定设立拥有谘询权力的英美国际石油委员会，并宣称，一旦可以实行，应与其他国家磋商，并邀请它们参加一个常设的国际石油委员会。可是这一协定并未实施。当它被提交美国参议院批准时，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因此罗斯福于1945年初撤回这个协定，重新与英国进行谈判。石油问题丝毫未见缓和，继续引起纠纷。当英美两国的民族和商业利益直接发生冲突时，达成双边协议是很困难的。而英美两国在达成协议之前，都不肯同其他国家磋商。结果，为了对石油业进行国际管理而作的努力，不过是对未来抱着一种希望而已。
第二章 从诺曼底到雅尔塔 1944年8月…1945年2月
1944年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中，“欧洲堡垒”似乎即将全面崩溃。西面，英美军队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率领下，已经冲出诺曼底桥头堡，越过法国北部的田野，全力追击德国人。南面，法美军队于8月15日在里维埃拉登陆，开始以令人振奋的速度向西和向北挺进。在意大利也是如此，盟军对德军的追击继续进行，虽然比较缓慢。在亚得里亚海彼岸，铁托的游击队在少数英军的协助下，已经肃清了南斯拉夫的大部分沿海地带，内陆的德军交通线受到不断的骚扰。
东面，红军于8月20日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攻入罗马尼亚。仅仅三天后，国王米哈伊策动了一场武装政变，结果到8月25日罗马尼亚军队已经和红军并肩作战，攻打德国人了。俄国前线的中部比较平静，只有波兰国家军同德国国防军在华沙市内进行殊死决战。在芬兰前线，也没有准备展开大规模作战。8月25日，芬兰人主动开始停战谈判。8月26月，保加利亚政府宣布，今后它在战争中将保持中立。8月29日，德国人不得不在匈牙利进行干涉，更换政府，以防出现一场同样的背叛行为。
因此，仅仅在十天内，希特勒在东欧的一些最宝贵的盟友都抛弃了他。德国在东南方的防务支离破碎，造成了很大的漏洞，使红军可以插入巴尔干，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中欧。法国也丢掉了，德国的边境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似乎可能（实际上很可能）在年底以前土崩瓦解。
这种前景给盟国造成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更多。尽管根据1943年10月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而设立的欧洲谘询委员会做了不少工作，关于盟国对德国应采取的政策尚未取得一致意见。虽然关于盟国管制机构已达成一项重要的协议，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美国和英国各自分得的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长期争执，因而在对战败后的德国的行政管理方面，无法进行细致的准备工作。
除了关于德国的前途这个重大问题外，盟国已经发现，要在对欧洲被解放国家的政策上取得一致意见是多么困难。长期存在的波兰问题，由于华沙起义，又迫切需要解决。再则，虽然英美在法国问题上的争端已经涣然冰释，但余波未尽，特别是在法国人本身之间。对于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美国和英国的政策继续有分歧。在欧洲各处，俄国人和英国人彼此不安地注视着对方的行动。
随着对德战争似乎即将结束，有关对日战争的问题变得更重要了。就“大同盟”来说，重大的问题是英苏两国将通过什么途径、用多少兵力以及在何种指挥系统下，把它们的军队从欧洲开往远东。盟国在太平洋、缅甸和中国的合作始终没有象在欧洲那样顺利和有效。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而作的种种努力，未能使事态走上正轨。尽管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于1943年11月被任命为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英国、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摩擦继续存在。在太平洋，美国完全支配一切，以致盟国关系的问题退居次要地位，而最受人注意的倒是美国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竞争。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战事结束后英国进攻日本的作用是和经济问题分不开的。欧洲战斗停止后，英美经济一体化的结构至少会部分分裂开来，英国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经受不起这种打击。这使英国人面临严重的进退维谷的局面。英国政府用于对日作战的人力和物力愈多，则可以用来为英国经济的独立和战后的稳定作准备的力量就愈少。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它对战胜日本的贡献愈小，则在未来困难的经济过渡时期它可以从美国得到的帮助和同情也就愈少。苏联也面临类似的困境，尽管相形之下不是那么严重，因为俄国的经济始终没有象英国的经济那样完全依赖美国。然而，俄国人能够参加对日战争的规模和速度如何，除其他因素外，还要看输送租借物资的情况如何而定。苏联在对日作战中出力愈多，则可以用来恢复受损害的经济的力量就愈少。
考验盟国的诚意和智慧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怎样制订一种长期的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能够为战胜德日两国后的世界保证和平与繁荣。大家都认识到，要保持和平，主要的盟国必须在主要政策上意见一致。英、美和俄国都准备进行这种合作，但又都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条件。这就蕴藏着以后引起麻烦的根源。但在1944年8月，德国尚未溃败，主要盟国之间公众相互的同情依然高涨的时候，大同盟中潜在的裂痕多少是不明显的。
欧洲胜利在望的局势带来了一些问题，盟国着手处理这些问题所用的方法，同它们在大战初期应付问题的方法一样。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平时经常联系。此外，三国代表在1944年秋季开了三次重要会议。从8月21日到9月28日，英国、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在敦巴顿橡树园讨论了未来的国际组织；从9月29日到10月9日，英美两国代表和中国人研究了同一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偕同各自的属员，从9月11日至16日在魁北克会晤（即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或“八边形会议”），设法解决他们之间发生的某些问题。在正式会议结束后，丘吉尔同总统在海德公园又待了一星期，然后于9月25日回到伦敦，紧接着又动身前往莫斯科跟斯大林会晤（从10月9日至20日），试图为英苏关系做些工作，正如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为英美关系解决了一些问题那样。丘吉尔不虚此行。他的努力和事态的发展消除了主要盟国之间引起摩擦的某些问题，缓和或搁置了另一些有争执的问题，结果到10月底，大同盟看来比1944年早些时候更为巩固与融洽。然而好景不常，到年底时大同盟又需要修补了。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就是为了这项任务而举行的。
1944年8月，欧洲战场在政治…军事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队从意大利调到法国南部以后，英美在巴尔干和中欧显然不能从事任何大规模的作战了。同时，德国在罗马尼亚的防御引人注目地崩溃，为红军开辟了进入匈牙利和巴尔干北部的途径。俄国人赶紧利用这个机会。俄军于8月31日开进布加勒斯特。9月5日，苏联对保加利亚宣战，9月9日在保加利亚新政府成立并对德宣战后，战事中止了。红军长驱直入索非亚（9月16日），立即朝西转向南斯拉夫边境。10月1日，俄军前锋进入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两星期后，10月15日，贝尔格莱德解放了。在此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已经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入匈牙利。11月11日，红军直抵布达佩斯郊外。到月底，一支强大的俄国部队从南斯拉夫挥戈北上，渡过多瑙河，从后方袭击匈牙利首都的德国驻军。但是，德国人机敏而坚决地继续战斗，希特勒又派来了援军，再加上俄军给养上的困难，所以大约在年底前后俄国的攻势暂时停止了。
俄军在布达佩斯附近暂时受阻，但南线俄军的夏季攻势在三个月左右期间已经完全改变了欧洲的地图，这一局面并无变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斯洛伐克的一部分领土，都已经进入苏联的作战范围，对这些国家国内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后果。随着俄国势力的扩张和威望的增高，西方，特别是英国在欧洲这些地区的影响相应地降低了，一种特殊的近于革命的形势在东南欧四处蔓延。
在更北面，俄国人也没有闲着。1944年9月15日，他们在爱沙尼亚发动了一次强大的攻势，又于10月3日在立陶宛展开进攻。到10月10日，红军已经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美美尔附近，切断了拉脱维亚一大批德军的退路。可是10月16日对东普鲁士发动的进攻遭到德军猛烈的抵抗，仅仅十天后就被迫暂时停顿。这一挫折，连同两个月后在布达佩斯附近一次类似的挫折，证明德国人在本国和中心战略防线受到威胁时，仍然没有泄气而能作出顽强有力的抵抗。
在11月和12月间东线稳定下来以前，德国在西线的处境有了同样的好转。到1944年8月底，艾森豪威尔的补给线拉得太长，已经不能满足他麾下所有的陆军司令们的要求。有两种可以采取的办法。或者放慢全线追击的步伐，直到给养重新齐备，能够发动新的攻势为止，或者在一段战线上全速推进，而所有其他的部队则留在原地不动。
要在这两种可以采取的办法之间作出决定，既困难又不易处理。蒙哥马利将军在进攻法国北部的第一阶段曾指挥全线的战事，而到1944年9月1日变得和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居于同等的地位，他们各自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直属艾森豪威尔领导。指挥系统的这一变更事先早已筹划停当，但有些新闻记者和其他的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把蒙哥马利降了职，后者率领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没有象美国人在最初突破诺曼底时那样，取得辉煌的胜利。蒙哥马利的地位即将改变的消息在8月19日泄漏出来。起初官方加以否认，但在8月31日，艾森豪威尔正式宣布这件事，同时充分说明了变更的原因。这件事，加上报纸上关于美英两国军队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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