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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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丘吉尔受到美国人、意大利的反对派和他本国的总司令三面夹攻。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暂时给他解了围。1944年3月13日，苏联政府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了巴多里奥政府。接着在4月2日，意大利共产党在政策上作了显著的大转变。在意大利投降后的几个月里，意大利共产党是同反对国王和巴多里奥的那些党派站在一起的，但是当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从莫斯科回来，接过党的领导权后，他完全改变了共产党的路线，提出支持巴多里奥政权，并表示君主政体的问题应留待将来举行制宪会议时再解决。政务会内过去共产党的伙伴为之目瞪口呆，而巴多里奥政府却显然得到了新生。
　　苏联同巴多里奥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使英美大吃一惊。事先，俄国并未同它们商量过这一问题，因此两国都认为斯大林无礼地漠视了意大利谘询委员会，而当初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俄国、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要求，使它们在意大利事务方面有发言权。英美在向莫斯科提出外交抗议的同时，也向巴多里奥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尽管英美根据法律观点争论说，巴多里奥无权同其他政府建交，西方盟国还是毫无办法改变这项新的安排。
　　俄国政府究竟为什么要对意大利采取这些行动是不得而知的。莫洛托夫向美国人辩解说，俄国在外交上承认巴多里奥政府的理由是：西方盟国在处理意大利问题时没有考虑到俄国。既然意大利谘询委员会实际上已无实权，这就可能促使俄国人采取这种行动。但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即俄国人暗中打算与英国做一笔交易：如果英国愿意支持俄国对波兰的政策，苏联人愿意在意大利问题上礼尚往来。
　　看来斯大林心中至少可能有过这一类的打算。自从2月22日丘吉尔发表演说，赞成把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疆界后，英国和俄国就波兰问题达成协议似乎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了。在斯大林看来，必要的是，丘吉尔应迫使在伦敦的波兰人接受协议。但是在伦敦的波兰人决不是一味对丘吉尔俯首帖耳的。光是议论并不能说服波兰人，使他们感到自己对战前波兰东部几省的领土主张是不合理和不正当的，而丘吉尔又不愿采取激烈的强迫手段。
　　相反，他设法向斯大林解释波兰人的观点，并建议，波兰疆界争端的最后解决应当留待未来的和平会议去处理。斯大林认为这是企图不遵守在德黑兰达成的协议。1944年3月23日，他以强硬的措词打了一份电报给英国首相，责备他不守信用。斯大林说：“我毫不怀疑，如果你继续坚持你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立场，同波兰流亡政府发生的纠纷早已解决了。”他又说：
　　你在3月21日的来电中表示，将在下院发表声明：所有关于变更领土的问题，应推迟到战胜国召开的和平会议举行之后，在这以前，你不能承认用武力造成的任何领土的转移。
　　你可以在下院发表任何演说。这是你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发表这样的演说，我将认为你对苏联作了一件不公正和不友好的事情。
　　丘吉尔面对这样的威胁，决定暂时中止促使俄国同波兰达成协议。他以公开的方式作了温和的答复，在3月26日的广播中称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他在东线指挥作战方面”促成了“团结和一致，这对苏联和所有它的盟国都有极大好处”。
　　就在丘吉尔以这种方式放弃了他对波兰问题所持的立场后，意大利共产党作了惊人的大转变。虽然意大利共产党选定支持巴多里奥的时刻或许同波兰事务并无关系，但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即斯大林要让英国人明白，只要丘吉尔象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坚持你在德黑兰会议上的立场”促使在伦敦的波兰人听话，那末事情便可以多么顺利地解决。
　　同时，俄国由于1944年1月通过贝奈斯递交给波兰流亡政府的提议遭到拒绝，便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计划，以对付由于波兰人的不妥协态度而造成的问题。他们的策略是想得到美英两国政府的支持，设法变更波兰政府的人员，从而可能达成符合斯大林的条件的协议。1月17日，苏联发表了一项声明，直截了当地关闭了同伦敦的波兰人直接谈判的大门。第二天，莫洛托夫打电报给美国政府，声称：改组波兰政府以容纳“民主人士”，是解决已产生的争端的必要条件。他于1月24日又建议，应由来自美国、英国和俄国的波兰领袖一起组成这样的政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斯大林在1944年3月初邀请两位美籍波兰人，一个是奥斯卡·兰格教授，另一个是天主教神父斯坦尼斯瓦夫·奥莱曼斯基，去莫斯科进行磋商。他们于4月底抵达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在谈话中要他们两人安心。他告诉兰格，他没有干涉波兰内政的意图，但确实希望得到保证，未来的波兰政府将遵循一种对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斯大林告诉奥莱曼斯基神父，他支持宗教自由，并相信同教皇合作将是可能的。
　　但是斯大林的努力没有得到什么建设性的结果。美国政府，也许还有英国政府，对于由象兰格和奥莱曼斯基这类人来组织一个新的波兰政府并不感觉兴趣。波兰流亡政府不愿跟他们两人打交道，认为这两个密使不是受了骗就是叛国分子。
　　正当丘吉尔同斯大林关于波兰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时（3月23日），他同罗斯福的关系也变得更紧张了，从而使丘吉尔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如上文所述，美国总统在波兰问题上并不支持丘吉尔，对巴多里奥的态度又同他意见不一。同时，在战略问题上，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英国主张在意大利作第三次突破德军防线的攻击，并放弃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准备工作而去攻克罗马。美国反对这个战略。除了这些矛盾外，双方在3月里又在对法国和戴高乐的政策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当时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就解放后法国的管理问题起草给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都希望依靠戴高乐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授权该组织在行政上管理法国。然而，罗斯福仍然不信任和不喜欢戴高乐。他想指示艾森豪威尔，除维希政府外，可与任何受当地人民支持的法国团体作出安排。罗斯福认为，法国人民是否欢迎和信任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这一点并不能肯定，因此在当局了解被解放了的人民的真正感情之前，先使艾森豪威尔的行动受到限制，这样做是不对的。
　　鉴于艾森豪威尔是一位美国将领，给他的指示的初稿归美国政府办理。3月15日，初稿草拟出来了。但是丘吉尔却不同意，他提出要更坚决地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再次试图安排一次同罗斯福的私人会晤。当时法国、波兰和意大利等问题都很尖锐。是否要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军事问题仍然在激烈的辩论中。丘吉尔感到自己越来越孤立。他很想同美国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办不到的话，他准备与俄国人打交道，看看能获得什么成果。
　　因此，丘吉尔于3月底打电报给罗斯福，建议4月5日在百慕大召开会议。总统又拒绝了。当时罗斯福精疲力竭，几乎支撑不住，他于4月8日离开华盛顿去南卡罗来纳州静养，以求恢复健康。就在这次休养时，罗斯福的最亲密的朋友和心腹之一李海海军上将幽默地说，应当树立一座历史性纪念碑，上面刻着：在1944年，罗斯福象他的前辈麦迪逊总统于1814年所做的那样，逃出华盛顿以避开英国人。这个笑话并不是无的放矢。罗斯福在生病，脾气急躁，不希望丘吉尔或是任何别人打扰他，但是后来随着健康的好转，精神也振作起来了。总统在5月6日返回华盛顿时，几乎同以前一样健康了。
　　自从德黑兰会议以后，盟国之间真诚的关系一直在冷下去，到1944年3月下旬和4月初降到了最低点。此后，情况开始好转一些。例如，艾森豪威尔能够于4月8日，正式把进攻欧洲大陆的日期通知俄国人。同时，英国积极备战的情况必然使俄国人相信这次不会再推迟了。俄国在意大利的行动和英国在波兰问题上的沉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两国政府的紧张关系。同样，关于法国问题，俄国人和法国共产党人都象英国政府那样支持戴高乐。
　　4月里，美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也趋向缓和。4月7日，新任命的副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国务院官员一行到达伦敦，以便讨论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歧问题，这是代替另一次丘吉尔…罗斯福会谈的。直到5月4日，斯退丁纽斯才返回华盛顿。他的工作虽然成绩不大，却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国务院的主要官员可以与英国人进行磋商。即使结果是双方同意保持不同的意见，但气氛却澄清了。
　　虽然如此，英美两国对意大利、法国和波兰的政策仍然很不协调。英国政府同斯大林能达成有深远意义的协议，而同罗斯福与美国国务院却不大能做到这一点。5月底当赫尔和罗斯福第一次得悉英俄两国已商定将巴尔干各国划入各自的“行动范围”时，美国政府才很强烈地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这种安排是由于红军胜利进入并越过乌克兰，在军事形势方面迅速造成了变化而作出的。3月29日，俄国军队在占领比萨拉比亚后抵达了普鲁特河，从而到达了苏联和罗马尼亚在1940年的边界。接着，红军又马不停蹄地渡过河，乘胜前进，占领了雅西城周围的一小片罗马尼亚领土。1944年4月2日，莫洛托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这一成就，并指出，苏联并不企图并吞罗马尼亚的领土，或者“改变罗马尼亚现有的社会秩序”。这项声明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它向全世界宣布比萨拉比亚是苏联的一部分，罗马尼亚未来的国境线将是普鲁特河而不是德涅斯特河。另一方面，它必然想使西方盟国不要为苏联的意图担心，或许也想安抚一下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因为看来他们已经不愿继续站在德国一方作战了。
　　但是这种声明却不足以使丘吉尔放心。他不愿看到俄国用刺刀在巴尔干各国扩展势力。他预料到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将不感兴趣，因此决定单独采取可以采取的行动。丘吉尔决定应做两件事。首先，要加倍努力来改组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使两国在解放后不会有发生内战或共产党政变的危险。其次，同俄国人达成谅解，为两国在巴尔干划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如上文所述，丘吉尔采用了高压的手段，分别于5月和6月成功地改组了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经过这样的改组，他有一定理由可以希望，共产党领导的抵抗法西斯的军队和流亡政府之间的公开冲突是能够避免的。
　　当这些步骤接近完成时，艾登于1944年5月5日向俄国驻伦敦的大使提出了双方在巴尔干划定行动地区的问题。在这次和以后的几次会谈中，商定的分界线相当简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将是俄国的行动范围，希腊和南斯拉夫则是英国的行动范围。1944年5月18日，俄国人暂时同意了英国的建议，同时询问英国，是否同美国进行过磋商，如已谈过，美国的意见怎样。事实上，丘吉尔事前并未同罗斯福商讨过这一问题，即使在俄国人询问之后，也并不急于这样做。无疑，过去几个月中美国人一再拒绝和反对丘吉尔的建议，使他很不高兴。他很明白，英国向俄国所建议的这项安排是不会很轻易地得到美国同意的。
　　然而，丘吉尔还是于1944年5月30日训令英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同赫尔磋商这个问题。这一次，哈利法克斯只谈到希腊和罗马尼亚。他煞费苦心地解释英国所提出的这项协议不过是一种临时的权宜之计，只适用于军事行动以及同军事行动直接有关的民政事务。赫尔强烈地反对整个计划，因为他从该建议中识破了强权政治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马脚。丘吉尔遭到这次挫折以后，直接同罗斯福商量这一问题。他在5月31日又谈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再次着重阐明这是暂时的安排，并且强调说俄国人已经接受了这个建议。
　　罗斯福没有立即同意，他把丘吉尔的电报转给国务院，但是正当国务院官员在草拟复电时，丘吉尔于6月8日又打来了一份电报，其中初次谈到除希腊和罗马尼亚外，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也将由英国同俄国划分。6月10日，美国的答复终于拟就了。美国建议，关于巴尔干事务，应成立一个协商委员会来解决，而不是由英俄两国去安排。这一次轮到丘吉尔说“不同意”了。翌日，即6月11日，丘吉尔拒绝了美国的建议，说它太笨拙，同时又利用罗斯福的虚荣心，提出建议说，这个问题由他和罗斯福亲自处理，可能会比委托一些平庸的官员组成委员会来处理要好得多。丘吉尔又建议说，他和俄国人拟定的安排应该先试行三个月，如果不行，可以放弃。
　　当时赫尔因病不在华盛顿。罗斯福决定准备接受丘吉尔的建议。但是，他认识到赫尔反对势力范围的看法多么根深蒂固，便采取了回避困难的办法，没有把他所采取的步骤通知国务卿。结果，赫尔回到华盛顿后，又着手起草一份照会，进一步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照会发出后，6月26日，美国驻希腊流亡政府的大使告诉赫尔，美国政府已经同意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这项交易（美国大使是从英国大使那里得悉的）。赫尔于是向罗斯福提出这个问题，但很迟才收到一封信，获悉罗斯福已如何处理了这件事。由于罗斯福不愿同国务院一起研究重大的政治问题，又不喜欢把令人不快的消息告诉亲密的朋友，因而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正常联系的脱节，这件事不过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而已。
　　对于美国政府内部的混乱，英国人一定感到几乎难以置信。当丘吉尔接到国务院批评巴尔干协议的照会时，他作了强硬的答复，并辩护说，他先同俄国人谈判、再同美国人商议的行为是恰当的，他责备罗斯福在某些问题上也是越过了他而同斯大林打交道的。在这一点上，丘吉尔是很有道理的，因为6月初，罗斯福曾经直接与斯大林交换过关于波兰问题的意见，并没有把他所做的事通知英国。于是6月26日，罗斯福给恼怒的英国首相写了一封道歉信，声明他们两国必须在一切有关作战的问题上保持和谐一致。
　　同时，华盛顿与伦敦发生纠纷的消息已传到了莫斯科。7月1日，俄国人直截了当地询问华盛顿，美国人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7月15日，国务院给予答复，承认美国政府赞同巴尔干的这项安排，但强调先试行三个月，并重申不应划分势力范围的这项总的原则。此外，美国在照会中还声明，美国在巴尔干的利益将丝毫不受英俄两国协议的影响。
　　这个答复显然使这项协议丧失了许多价值。如果美国人保留权利，可以在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里阻碍英俄两国的计划，那末英俄划分行动范围的基础就不巩固。真正需要的是一项三国协定。在1944年夏天和秋天，英国和俄国作了种种努力，一直企图说服美国在巴尔干支持它们的行动。直到10月，美国才被说服，勉强同意签署一项明确的议定书。
　　可是英国和俄国都不放弃5月间达成的临时协议。事实上，在某些紧要的时刻，两国政府倒是按照这项协议的精神办事的。例如，1944年夏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派遣使节，要求英美出兵同红军抗衡，英国人就不肯积极干预罗保两国的事务。俄国在1944年8月给予报答，劝告希腊共产党参加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尽管由于美国的反对，英俄两国没有签订任何正式的协定，但它们的实际行动还是表明，从1944年5月以后，这些巴尔干国家似乎已经由它们两国划分定了，希腊和南斯拉夫归英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归俄国。
　　在4月、5月和6月间，巴尔干问题再一次变得十分突出，但这并未使英美停止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政治活动，它们在那里的政策和先前一样，仍然互相抵触。俄国对意大利和法国的政策一般是消极的。尽管在3月和4月间，俄国在外交上承认了巴多里奥，意大利共产党又公开表示支持他，这种戏剧性的行动并不能抵销来自美国政府和意大利人本身要求改变意大利政权的压力。
　　自从4月初意大利共产党的态度大转变后，巴多里奥开始同各个反对党的领袖和盟国当局进行商谈。结果，盟国于1944年4月12日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一旦盟军占领罗马，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就将放弃权力，任命王储为“王国的摄政”。4月21日，巴多里奥就任新内阁的总理，所有的反对党都参加了内阁。
　　英国人希望，通过给与美国人和意大利反对党这样的让步，可以使意大利的政局在攻克罗马后保持稳定，王储洪贝特就能顺利地继任他父亲的王位。但是事实上局势并未那样发展。1944年6月5日，盟军攻克罗马。按照4月12日的协议，维克多·艾曼努尔立即把宪法赋予的君权交给他的儿子。于是洪贝特要求巴多里奥组织新的内阁。但是罗马的意大利政界人士拒绝接受他。因此在6月9日，伊凡诺耶·博诺米成了总理。
　　丘吉尔看到局势这样变化，勃然大怒。他生怕意大利新政府会排斥社会上的保守派。6月10日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抨击那批接收意大利政府的“渴望掌权的老政客”，并提出，既然意大利人事先没有同意大利谘询委员会商量过，这个新内阁就不应得到盟国的承认。对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回答说，如果不尽快使博诺米内阁行使职权，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看来木已成舟，无法改变，丘吉尔最后只得同意了。
　　意大利政局混乱造成的这个结果，可以说是美国观点的一次胜利，可是法国的局势却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尽管罗斯福不信任戴高乐，戴高乐将军的实力却越来越强。1944年3月26日，戴高乐公开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为法国临时政府，旋于5月15日又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把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吉罗将军由于针对他作为法军统帅的权力引起了一场争论，随后即于4月14日辞职。他的被排除出去巩固了戴高乐个人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
　　英国政府尽力设法加强戴高乐的地位，为他的组织和法国各抵抗团体之间提供联络工具，并站在戴高乐一边同美国人争论。除了戴高乐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其他可以与之打交道的法国当局了，因此他只得同临时政府的代表安排军事上的联络。然而罗斯福却始终反对任何有关行政方面的协议，所以到诺曼底登陆那天，艾森豪威尔尚未作出任何安排。由登陆的前夕，罗斯福依然反对戴高乐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首脑，这几乎促使艾森豪威尔拟定的军事部署遭到破坏。在登陆开始后，戴高乐于6月10日公开宣称，关于法国的行政问题，他一直无法与盟国达成任何协议。
　　美国政府无可奈何，只得让步。7月6日，戴高乐正式访问了华盛顿，他在那里的言行非常得体，甚至使某些最敌视他的人也得到较好的印象。况且，事实证明戴高乐在法国内部没有什么劲敌，共产党人已接受他的领导，其他的抵抗团体和人民群众也是如此。结果，罗斯福和赫尔于1944年7月11日承认戴高乐和他的委员会为法国人民事实上的代表。经过漫长的时间，戴高乐想成为公认的法国政府首脑的雄心即将实现了。
　　盟国同欧洲中立国家之间的关系是造成英美摩擦的另一个原因。一般说来，美国想采用较为强硬的手段去促使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等国同德国断绝贸易和其他关系，而英国政府则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在西半球，英国不愿支持美国对阿根廷采用高压的手段。不过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事情，并不涉及最终目标的分歧，只是对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已。
　　关于西欧较小的国家和它们的解放问题，1944年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困难。在盟国看来，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的流亡政府显然具有合法的地位，这些国家内抵抗运动的组织也承认流亡政府的领导权。因此，解放的问题基本上是技术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盟国军事当局同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等国流亡政府的关系，是由5月16日艾森豪威尔签署的各个协定加以规定的。
　　1944年6月6日进攻法国开始后，诺曼底的军事胜利大大改善了盟国的关系。长久的等待和忧虑终于过去了。英美联军开始投入战斗，俄国也发动了新的攻势来配合英美的进攻，这时盟国阵营内到处充满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表示欣慰、自豪和早日获胜的信心。罗斯福的心情随着健康的恢复也好转了。到6月间，他也许感到过去几个月里对待丘吉尔相当简慢，特别在法国问题上面。至于丘吉尔，当他看到他原来极为担心的军事灾难没有出现时，他觉得十分安心，而且鉴于盟军进攻的威力，他感到非常乐观，甚至公开预言：在1944年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
　　斯大林也觉得高兴。他在6月13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象这样深思熟虑、规模巨大和行动熟练的壮举。……这件大事将作为一个极其辉煌的成就载入史册。”苏联还有两个姿态也值得注意。6月11日，俄国政府公布了—份官方报告，讲明从战争开始后，英美和加拿大供给苏联物资的情况。这个声明不仅开列了所收到的项目众多的物资的数量，还说：“通过供应苏联上述宝贵的物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作出了贡献，有助于红军胜利地从法西斯侵略者手中解放祖国的土地，并促进了盟国的共同胜利。……”苏联政府正式地、公开地承认西方国家给予他们的物资的规模和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
　　另一个类似的姿态是，人民委员会命令全国于1944年7月14日隆重庆祝联合国家日。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些姿态便可以证明斯大林及其同僚对于在欧洲终于开辟了期待已久的第二战场表示满意。这时，看来胜利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或许将很快到来。
　　诺曼底的胜利带来了一段相互友好、轻松愉快的时期，从而为进一步安排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第二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显然，胜利将引起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最短期间内动员最大的力量去击溃日本的问题。至少罗斯福想在三国协商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斯大林仍然象往常那样不很愿意，到6月底，看来已经很清楚，他不会同意在最近的将来举行一次会议了。
　　同时，丘吉尔一再催促要举行另一次英美会谈。但是罗斯福对于这样一次会谈是否会达到他心中的目的却没有把握。他的一些顾问担心，如果没有斯大林参加，他只同丘吉尔磋商，那会显得好象英美人在考虑问题时想把俄国排除在外。也有人说，同英王乔治三世的宠臣们过分接近，将对罗斯福的重新当选不利。
　　尽管有这些争议，当丘吉尔于1944年7月16日急切地要求同罗斯福再举行一次会谈时，总统还是决定他应同意于9月中旬和首相在苏格兰会晤，商讨的事项中有德国问题和对日作战问题。后来，这次会谈于1944年9月11日改在魁北克举行。
　　诺曼底登陆使盟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但是好景不长。到1944年6月底，当红军在中线重新发动攻势，开始进入无可争议的波兰领土时，波兰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几乎就在这次攻势发动前的最后时刻，俄国人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希望同在伦敦的波兰人取得谅解。4月和5月间，斯大林同兰格和奥莱曼斯基的会谈没有取得成果，此后苏联代表又向伦敦的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非正式地进行试探。但是斯大林的条件象罗马女巫的条件那样，比他在1月份所提出的更为苛刻。现在，他不仅要对方承认寇松线，并且要求驱逐包括总统在内的波兰政府某些主要人物。俄国人又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充当调停人，可是毫无成效。无论，是俄国人或是波兰人都不肯让步。
　　在同捷克人打交道时，俄国人丝毫没有碰到在波兰所面临的那些困难。根据十九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捷克人很珍重泛斯拉夫民族的感情，把它看作抵御那种几乎从四面八方把波希米亚团团围住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堡垒。况且，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没有象造成俄国和波兰对立的那种纠葛，他们的敌人是德国，在这以前是奥国。因此，捷克人比较容易把俄国人看作朋友和斯拉夫族的同胞。
　　1943年12月12日，俄捷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其中不仅规定两国在未来对德作战时相互支援，并且保证“互不干涉内政”。1944年5月8日又签订了一项补充协定，规定红军司令员和捷克行政当局的关系，一俟俄国军队进入捷克境内，立即开始生效。根据这项协定，军事行动完全由俄国负责，但是“一旦解放区的任何部分不再是直接军事行动的区域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就将接过全部权力来管理公共事务。……”
　　这样便为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作战扫清了道路。当然，在波兰边界争端没有解决之前，不可能同波兰流亡政府作出类似的安排。
　　同时，伦敦的波兰人正在谋求获得罗斯福的帮助。他们认为，丘吉尔公开支持寇松线是出卖了他们，斯大林则是他们的敌人，惟有罗斯福才是他们的朋友和支持者。但是总统很不愿意处理如此棘手的问题，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机敏地回避了这个争端。可是，罗斯福在拒绝了两次要求以后，终于同意接待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的正式访问。这次访问于诺曼底登陆日的前一天，即6月5日开始，历时九天。
　　罗斯福同米科拉伊奇克会谈了三次。总统敦促米科拉伊奇克设法同斯大林当面会谈去解决问题，并一再暗示，波兰人应当准备对俄国人的要求作些让步。可是罗斯福不敢直言不讳，也许说得更恰当些，他仍然抱着希望，认为还有可能达成一项会使斯大林和波兰人都满意的协议。
　　波兰问题对美国国内政局有着越来越大的重要性。总统的竞选运动即将开始。同波兰流亡政府公开争论将有失去美籍波兰人选票的危险。这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们几乎团结得象铁板一块。另一方面，罗斯福把他的整个国际政治纲领放在同俄国取得协调上，同时美国有许多人认为，几乎应不惜任何代价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罗斯福非常谨慎，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波兰总理讲得十分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