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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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友好的背景，盟国之间在政策上反复出现的一些冲突，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中不过象针刺那样令人烦恼，有时几乎使人愤怒，但仅仅如此而已。大同盟已失去初期的某些光辉，但是完全失望的局面则要到1946年和1947年才出现。
　　除了影响盟国之间和睦的各种局部冲突外，还存在着一个总的问题：战后世界的政治地理和性质将会是怎样？美国和俄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英国则采取了中间的立场。
　　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人民指望建立一个世界组织，其中的会员国将接受民主自治的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根据这个愿望，美国政府认为有理由在欧洲拒绝参加不合时代精神的争权夺利，而这种争夺看来已在英苏之间开始了。一般说来，美国政府试图把边界和政体等问题拖到战后再决定。罗斯福和赫尔希望，届时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起作用，从而大大改变国际关系，用法律和多数表决的办法来代替传统的强权政治那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气氛中，他们希望并相信，波兰、意大利和其他地区的具体问题将会在满足了对国家安全、自由和正义的一切合理要求之后迎刃而解。
　　1944年上半年，有许多特殊因素影响了美国的政策，其中之一是罗斯福的健康问题。总统自1943年12月从德黑兰回国，到1944年5月间，患了慢性呼吸道感染，身体变得十分虚弱。4月里，他只得离开华盛顿，准备长期休养。在此期间，总统处理日常事务的进度放慢了，他的下属有时发现很难从他那里得到明确的指示。
　　1944年是大选年，这也妨碍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象美籍意大利人和美籍波兰人这些选民团体，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均势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罗斯福认为，他不能很冒昧地得罪他们。美国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改组意大利政府，这一举动至少部分是想讨好意大利血统的美国选民。关于波兰问题，避免麻烦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在1944年11月大选结束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并设法缩小已产生的问题，推迟作出任何可能失去人心的决定。
　　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罗斯福坚信，美国舆论不会永远支持参与欧洲事务。他估计，战后会出现1918年以后产生的那种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想积极参与解决战后欧洲的政治问题，这种政策会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遭到反对，而且可能还会影响到美国参加任何新的国际组织的问题。因此，采取一个适中的政策，即把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更有效的国际联盟式的组织，并与主要盟国继续保持合作，这似乎是比较明智的办法，更有利于美国继续参与国际事务，更不易引起公众的反感。波兰和巴尔干那样的地区距离美国毕竟似乎还是很远的。
　　最后一点，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的外交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国务院来抓。罗斯福本人，在他的那些如霍普金斯那样的心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的协助下，同美国的盟国进行主要谈判。德黑兰会议以后，霍普金斯患病，甚至在他恢复健康以后，大致有一年的时间，他失去了总统的信任。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把主要精力放在太平洋战略上，原则上避开战后的政治问题。国务卿赫尔也在生病，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医院里。他的下属不能日常同总统接触，因而根本无法使他听取他们的意见。由于没有来自政府最高领导的指示，他们很难推行任何积极的政策，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很难办到。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并不想这样做。美国外交人员在战前所怀有的那种想法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袖手旁观，批评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在处理或建议一项行动时犹豫不决，这些都可以用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来加以辩解。一个大国执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时，负有行政上的责任，而对那些完全不习惯于担负这种责任的人来说，最自然、最简便的办法就是保持消极，等待着实际上很少会下达的指示。
　　因此，在1944年的头几个月里，罗斯福周围执行美国战时外交政策的那些人，一般都对欧洲政治问题不感兴趣，或者由于人选不合适，或者因病不能全日工作，而且也没有一个机构或一套班子可以来接替他们。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财政部长摩根索突然参与国际事务，这表明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总统周围人手不足。在1944年大约有十个月光景，罗斯福没有一个亲信的顾问认真研究战后的特殊政治问题。而罗斯福有这样一种脾气：喜欢依靠自己的心腹来促使他下决心解决困难的问题，否则，他总是听其自然，大约指望船到桥头自会直。
　　从1942年年初起，美国政府曾反复声明这样的原则，即在战争结束之前，对战后边界或政体问题不作任何最后决定。这种认为欧洲在政治上可以保持真空状态的理论表面上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一原则却能使美国官员经常回避作出决定。他们能聊以自慰的是：一切都是暂时的，在和平会议上，一切都会重新受到审议，既成的事实可以取消，自由民主的思想还会占上风的。上文所述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犹豫不决的态度，而这个原则却支持了这种态度，仿佛这是有道理的。
　　1944年上半年。俄国政策的目的比美国政府的要具体得多。在这段时期中，俄国政府在处理事务方面从来不象美国那样明显地犹豫不决或消极被动。看来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心目中的主要目标是：俄国无论如何要设法保卫自己，不再受德国在1914年和1941年发动的那种袭击。他深信，如果不采取预防性措施，德国的势力将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复活，再次威胁到苏联的安全，正如1918年德国被击败后重新恢复过来那样。斯大林对德国的军威、人民的活力、技能和纪律性有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怀疑德国的民族性有改变的可能，或是在德国土地上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1944年8月，他向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说：“要使一个德国人接受共产主义就象是把一具鞍子放在母牛身上。”
　　因此，斯大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必须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软弱的地位，而苏联则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未来的德国政府永远休想重启战端。要达到这个目的，看来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在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国家内，要建立亲苏的政府，将来俄国同德国发生任何纠纷时，可以指望它们和俄国站在一起。第二，要同英美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使它们不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来反对苏联。
　　当然，斯大林不一定这样想。或许他仍然希望，作为战争的后果，欧洲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他在1944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表明他认为可能爆发革命，也不表明他将用俄国的实力来煽动革命，从而冒同西方决裂的危险。总的说来，似乎可以断言，斯大林是坚守着布尔什维克的信仰的，不过他把它应用于遥远的将来，那时也许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已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而苏联也有充分的时间从战争的损失中恢复过来。等待客观条件成熟再发动革命，这本来就是纯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最纯粹的学说。同时，俄国政府庇护着一批来自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流亡者，象列宁在1917年那样，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就去接过本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尽管人们对于斯大林对欧洲革命的态度有种种怀疑，但对于他的领土要求却是毫无疑问的。在战争时期，他一直声称，他于1939年和1940年从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并吞的土地是永远合法地属于他的，并声称，1940年并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已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要增强俄国在西线的军事安全，无疑是促使斯大林采取这一立场的重要原因。威望是另一个因素。斯大林只不过重申俄国对某些领土的主权，那些地区历来承认沙皇的统治，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革命力量还弱小的时候，被别的国家夺去了。此外，斯大林对战前波兰东部几个省提出领土要求，很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有必要安抚一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情绪。至少，他是这样说的。鉴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之间存在的相当微妙的关系，斯大林说的或许倒是老实话。
　　对于斯大林的政治纲领来说，不幸的是，他在东欧的目标和他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两者之间有着潜在的矛盾。美国在1940年和1942年对斯大林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明确地表示反对，而且在正式场合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立场。更为关键性的则是波兰问题。斯大林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可以指望它反对德国，支持俄国。他打算把德国领土移交给波兰，并鼓励波兰人把这些领土上的德国居民赶出去，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这样既能补偿波兰以前割给俄国的东部几省的损失，又能在新波兰和德国之间造成永久的不可调和的仇恨。由于害怕德国的复仇，波兰人将无可奈何地被迫支持俄国，并接受俄国的支持。
　　现在无法断言，当时斯大林对俄国邻帮中共产党的未来任务究竟作何打算。苏联政府几次否认对波兰或其他邻国有改革其社会秩序的任何企图。斯大林于1944年10月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波兰人。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波兰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接着，他又告诉他的吃惊的对话者：他将命令波兰共产党不要企图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我们不能确定，斯大林是否会如此坦率地讲过这些活，但是，从他的日常政策来看，在整个1944年中，他很希望同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中的非共产党集团达成圆满的协议。直到1952年写本书的时候，这种政策证明在芬兰是成功的，看来在一段短时间内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获得成功。或许斯大林希望，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战后将变得足够强大，可以通过在国内否决的办法来阻止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产生的反苏倾向。他对最近的将来所想望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如果我们这样说是公正地阐明了斯大林的目标（鉴于这方面事情的性质，只能加以猜测），那末他无疑希望，这些目标将为西方列强所接受。事实上，如果斯大林能说服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接受做他所指派给他们的角色，那末英美两国很可能已经同意斯大林的纲领了，但事实证明，如果他不用高压的干涉手段和粗暴地漠视民主政治的细节，他就无法达到这些目标。
　　在保持同西方列强的友谊和使俄国西部边疆在政治与军事上变得稳固这两个目标之中，斯大林选择了后者。他可能从未审慎冷静地考虑过而作出了这个抉择。他宁可坚持边疆的安全而逐渐失去英美的同情，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等到发觉时已经太晚了。
　　我们可以设想，斯大林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随意破坏西方所信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原则。他大概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不过是陈词滥调，适合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胃口时，他们便加以利用，正如斯大林本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一样，或者利用，或者在需要时故意忽视。事实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可能更加低估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难道他不知道西方民主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遮羞布吗？难道他没有看出英美统治阶级为了自私的利益而操纵民意吗？
　　如果斯大林确实按照上述方式藐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那末西方对于1944年和1945年他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行动的反应，一定会使他大为吃惊。英国和美国曾经郑重宣布，它们愿意同俄国合作，可是现在它们却以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名义，支持俄国在东欧的敌人。这种行为只能说明，它们几乎不加掩饰地用宣传来攻击苏联，此外还能作何解释呢？除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次背信弃义的行为外，又能作何解释呢？
　　然而，这些事态的发展是缓慢的，俄国同西方的分裂现象在1944年仅仅是忽隐忽现。美国政策的消极性，尤其在关于东欧的问题上，或许促使斯大林认为，就美国而言，他将继续不受约束。在1944年，只有英国和温斯顿·丘吉尔是俄国实现其计划的严重障碍。
　　1944年英国政府想在欧洲政治方面起作用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英国民意和英国政府恳切地希望（象美国已直率地表示的那样）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将从战争中诞生。在这样的新世界里，主要盟国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一个国际组织的合法权力，将使国际政治的传统形式变得过时。况且，丘吉尔的政策中一条主要的原则是，要尽可能保持美国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坚决的支持。
　　但是，英国首相非常不信任俄国，他怀疑斯大林实际上是否会按罗斯福所希望的条件同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同时，他看出斯大林准备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因而担心俄国势力可能进一步扩张到西欧本身。防止这种后果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在英美或在英国的势力下（因为美国人一直对这项计划不感兴趣），建立一个抗衡的国家集团。当丘吉尔考虑到纳粹占领时期出现的欧洲局面时，他必然想到军事安全、经济利益、国家威望，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在法国、意大利和西欧一些较小的国家建立比较倾向英国而不是倾向俄国的强大而稳固的、非共产主义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在俄国的陆军和英美的海空军之间建立一种均势。丘吉尔深信，惟有在这样一种均势的基础上，才能与斯大林保持合理的良好关系。
　　在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府谋求保持或恢复战前它所拥有的属地。提出英帝国今后应该解散的意见，使丘吉尔大为激怒。他毫不掩饰地抱怨美国人干涉英帝国内部宗主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1944年初，丘吉尔希望，通过将比萨拉比亚、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各国让与苏联，有可能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建立完全不受苏联控制的政府。当然，他并不想在沿苏联边境出现一个反俄的国家集团，然而他确实希望非共产党集团将在俄国本土以外的整个欧洲保持优势。
　　英国政府正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物色一些非共产党的、然而能为俄国接受的政治领袖。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丘吉尔认为，通过5月和6月间两国流亡政府的改组，他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人物。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自己似乎已经发现贝奈斯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但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却找不到一个合乎要求的人或集团。俄国人生怕西方再建立一条象二十年代那样的“封锁线”，英国人则担心东欧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并成立卫星国政府，甚至干脆将东欧各国并入苏联版图。我们在1952年想起来有讽刺意味的是，双方害怕的事情大半都发生了，而各自所抱的希望却一点也没有实现。
　　德国仍然是促使大同盟保持团结的主要因素。无论俄国或者英国单独都没有力量防止德国的复兴和复仇。要防止这样的报复，看来战后仍需要合作。但是对如何处理战败的德国的问题，英国和俄国仍有分歧。丘吉尔关心的是，和约不要带有过分的惩罚性。他不希望把德国人搞得太贫困和悲观失望，以致变得信仰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斯大林却不顾德国人会受到怎样的苦难。眼下他需要德国的机器、人力和生产来帮助俄国恢复经济。但从长远来看，他希望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变得十分虚弱，不会威胁到苏联。
　　其次，丘吉尔最害怕的是，美国在战后将放弃欧洲，让英国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可以与之结盟的欧洲国家去应付苏联。相反，斯大林对美国撒手不管欧洲事务的任何迹象自然会表示欢迎，只要他认为针对德国的必要的军事部署是由英苏两国的部队来负责，而不是由英、苏、美三国的部队来担任的话。
　　三大国在重要政策上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使英国处于难堪的孤立的地位。美国和俄国在第二战场问题上意见相同。在远东，美国准备作一些让步，以争取俄国的帮助来打击日本。在政治事务方面，美国对英俄两国不能消除分歧感到恼火，并为盟国之间出现新的裂痕责备这两个国家。罗斯福有这样一个看法：只要英国肯放弃在欧洲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按照美国的计划同斯大林打交道，那就有可能把斯大林争取过来，自由民主的原则便将占优势。
　　由于英国在一切方面同美国接近得多，所以英国不听美国的意见比俄国在东欧寸步不让地追求本身的利益，更加激起美国的不满。说到底，如果连英国人都不能被说服把希望寄托于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好的新世界上，那末对俄国人还能有什么期望呢？因此，恰恰由于英美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美国对英国格外不满。总之，丘吉尔觉得自己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他既渴望先发制人地遏制俄国，又急切地想使美国人改变态度，同意他对战后政治问题的看法，结果却一无所成。
　　盟国之间基本政策的分歧不久就反映出来了。1944年1月4日，德黑兰会议结束才一个月左右，俄国军队便越过了波兰战前的国境线。当然，俄国人不承认已经到达什么边界，他们很平和地认为，波兰边境离他们前进的部队还有一百英里左右。可是，在波兰流亡政府看来，情势已经变得相当紧迫。如果他们打算收复1939年被苏联侵占的东部几个省，他们决不能承认俄国的要求。
　　结果，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于1944年1月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自已有权治理解放的地区。俄国人迅速给予答复。1月11日，塔斯社发表了一项声明，断言把它所谓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地区并入苏联是正当的。同时，塔斯社声明说，苏联政府并不认为1939年的边界是“不可变更的”。它还建议，订立一项俄波互助反德同盟是可取的，并且主张以牺牲德国的利益来补偿波兰在东部的损失。尽管这项声明中有些讨好波兰爱国者联盟的话，同时还抨击“波兰流亡政府”未能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斯大林仍然希望同伦敦的波兰人达成协议。1944年1月初，他利用贝奈斯的调停，把有关未来边界的建议递交给伦敦的波兰人。这项建议允许在寇松线的北段作些变动，以讨好波兰人。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尽力想说服波兰人接受这项合乎德黑兰会议制订的方案的俄国新建议。
　　然而，伦敦的波兰人却坚决不答应，他们不同意放弃相当于他们在两次大战之间所拥有的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1月14日，波兰流亡政府答复了俄国人，毫不妥协地拒绝承认“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关于波兰共和国的领土的既成事实或单方面的决定”。这项声明并向英美两国呼吁，要求协助解决他们与俄国人之间的争端。
　　三天之后，即1月17日，俄国人作了一个侮辱性的答复，其中断然声称：“苏联政府不能同已经与之中断外交关系的政府进行正式谈判。”声明进一步谴责伦敦的波兰人拒绝承认寇松线和不愿同苏联建立睦邻关系。看来这个声明关闭了直接谈判的大门。
　　在上述情况的背景下，发生了俄英两国战时关系中最离奇、最神秘莫测的事件之一。1944年1月17日，《真理报》在“开罗的谣言”这一标题下刊载了一则简短的电讯，署名是《真理报》记者，日期是1月12日。报道中说：
　　据来自希腊和南斯拉夫可靠方面的消息，不久以前，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海滨城市，两位重要的英国人士同里宾特洛甫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其目的在于阐明对德单独媾和的条件。据推测，会议并不是毫无结果的。
　　英国政府立即毫不含糊地辟谣。莫斯科电台沉默了一天以后把＇英国＇辟谣的声明广播了，辟谣声明后来又在报纸上发表，但同时刊登一篇引自伦敦一份报纸的报道，提到德国通过安卡拉向英国求和。这实际上削弱了英国政府辟谣的作用，使人们相当怀疑英国政府的信用。
　　这篇报道的发表在英国激起了强烈的反感，在苏联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同时还刺激了美国新闻记者，使他们对俄国可能有的意图进行种种猜测。但是事实很快证明，这篇报道并非通过正常的新闻渠道来自开罗，因为开罗的新闻检查没有通过这项消息。德国新闻界却急切地引用了这条消息，以证明盟国的不团结。1月22日，德国海外通讯社发表了一则来自驻土耳其的一位瑞士记者的报道，说德国向英国提出了八点和平建议。对此德国既不证实也不否认。此外，又有来自斯德哥尔摩和巴塞尔的报道，暗示德国试图通过谈判与俄国单独媾和。显然，英国和美国竭力使人们对这件事不加渲染，因此一星期后所有盟国的报纸都不提此事了。
　　我们无法知道俄国究竟为什么要把来自开罗的这则报道刊登在《真理报》上。当时有三种假定：或许俄国人很重视这种谣言，希望能查明其中可能具有的任何实情；或许他们采取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想使英国在进一步商谈波兰问题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再不然第三种假定是，或许俄国人正在为他们自己同纳粹单独媾和准备条件。
　　当时记者们不了解一个事实：英国人那时正在主张最好把诺曼底登陆日从5月1日推迟到6月初。俄国人没有正式接到通知，但是似乎可以相信，他们可能已经通过自己的情报机构获得丘吉尔在提出什么建议的消息。这种不愉快的情报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使斯大林或是他的一个下属决定发动这场心理攻势。
　　不管俄国人的动机是什么，《真理报》上的这个报道给英俄关系带来了不良影响。德黑兰各项协定带来的盟国友好的时期突然结束，棘手的波兰问题仍然使局面动荡不安。丘吉尔断定，如果能尽人事来解决问题的话，解决斯大林与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关系的时刻已经到来了。1月20日，当《真理报》的报道引起的轰动仍在高潮时，丘吉尔亲自来处理他患病期间和到地中海去时艾登曾经极力主张的那件事。他劝告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接受他和斯大林在德黑兰商讨过的那些建议，至少可以把它作为同苏联政府谈判的基础。波兰总理要求有充裕的时间同波兰国内的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磋商。如同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波兰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拒绝任何妥协办法，美国的答复则是含糊的。在伦敦的波兰人抱着得到美国援助的希望，自己又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决定坚持不屈。他们断然拒绝以寇松线作为他们祖国未来东部疆界的基础。
　　当波兰人于2月15日把这个决议通知丘吉尔时，他对波兰流亡者不切实际的行为大为生气。一星期后，即1944年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公开赞成把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并表示这样的意见：俄国要求合并那条线以东的旧波兰领土是合理的和正当的。
　　丘吉尔对波兰问题感到的烦恼肯定由于在意大利同时发生的困难而毫无减轻。1943年11月，有关各方曾一致同意，关于意大利政府的政治决议应推迟到占领罗马后再行作出。这个协议是在盟国仍旧指望在圣诞节以前攻下罗马时达成的。当这个希望变得渺茫以后，意大利国内反对国王和巴多里奥的政治团体加强了反政府的活动。1944年1月28…29日，政界人士在巴里开了一次大会，一致决定国王必须逊位。三天之前，美国国务院重新开始全面讨论这个政治问题。当时，国务卿赫尔通知意大利谘询委员会中的美国代表：意大利政府应进行改组，应当说服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逊位。
　　这一行动激起丘吉尔的强烈反对。他不信任那些要国王逊位的人，尤其因为共产党人在他们中间非常活跃。他希望战后意大利将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保守派将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强大的力量。但是丘吉尔同美国人争论时，不能随便表示这种意见。他只得从军事方面摆出自己的论点：如果迫使国王逊位并推翻巴多里奥，那可能引起意大利官兵的不满，因为他们都是追随国王参加盟国阵营的。因此，美国所建议的改组可能不利于盟国作战。丘吉尔又提议，这个问题应暂时搁置，等到占领罗马之后再谈，届时将有充分时间仔细研究并作出妥善的安排。1944年2月10日，经过长久的电报往来，罗斯福同意了丘吉尔的主张，指示国务院在最近期间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意大利政府改组的行动。
　　当波兰和意大利问题陷入僵局时，丘吉尔决定要使自己与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唯一的方法是再举行一次会谈。由于安齐奥之役的挫败，丘吉尔没有达到他原来满怀信心地预期的结果。此后，进行地中海战役还是“霸王”行动这个军事问题变得尖锐了。在丘吉尔看来，这至少同政治问题一样重要。2月7日，他向罗斯福建议早日举行会谈，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总统却拒绝了。美国人认为，德黑兰会议以后，军事问题已完全解决，因而不愿再讨论。罗斯福这时身体不好，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太平洋战区。结果，丘吉尔的建议一无所获。他的建议遭到华盛顿的冷淡，反映出英美关系的日见紧张。
　　尽管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4年2月10日同意暂时推迟意大利政府的改组，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2月下半月，由六个反对巴多里奥和国王的意大利政党组成的委员会或者称为政务会的组织，向盟国递交了一项改革意大利政治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国王逊位和改组政府，以便使所有非法西斯的政治团体都可以参加内阁。丘吉尔于2月22日公开出面支持国王和巴多里奥，在下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赞扬他们并恣意嘲笑意大利的反对派。但是就在第二天，美国政府竟然赞成了由政务会提出的改组意大利政府的计划。
　　这件事促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以后的三个星期里，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意大利问题上长久地电报往来，有时争论得很激烈。罗斯福指出，原先达成的在占领罗马之前支持巴多里奥的协议，是在预料很快便可攻下意大利首都的情况下达成的。在企图突破德军防线打到安齐奥和罗马的第二次进攻失败以后（1944年2月15日至3月），罗斯福便认为改组意大利政府的行动不能再拖延了。丘吉尔却责怪罗斯福不遵守协议，在意大利问题上不支持他，并指出，当美国人同达尔朗的关系发生类似的情况时，他曾忠实地支持过他们。
　　事实上，丘吉尔受到美国人、意大利的反对派和他本国的总司令三面夹攻。但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