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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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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拿拦四宰永锘沽粲幸恍┎恍湃蔚牟屑！５牵兰偷挠⒐盐薹ū３炙氖屏Φデ蛊ヂ淼胤⒒诱庵值值才分耷痹谇致哉叩钠琳献饔昧恕Ｍ饧滤姆从Ρ冉掀鹄矗チ焦车暮奂Ｔ诿拦诘男睦镆巡徽贾饕匚涣恕�1917年以及1941年，英国和它的盟国可能无法阻止一个胜利的德国主宰欧洲（也许从主宰欧洲走向主宰全世界）的这一前景，导致美国加入英国一边共同作战。冠冕堂皇的原则无疑起了一些作用，使美国人两次都相信介入欧洲战争是必要的，但是担心出现一个新兴的、残忍的统治世界的德国主子，肯定是一个更为有力的动机，特别是在1941年。
世界的均势和英美两国间文化的相同，并没有产生任何精确的效果使美国舆论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的事业。诚然，孤立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在1940年和1941年中的长期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美国应不应支持英国以及支持到什么程度的一场争论。
紧接着珍珠港事件后的几星期内，孤立主义的发言人都渴望忘却和原谅过去的事情，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但是珍珠港事件以前的那几个月里鼓动着他们的那股力量却没有完全消逝。对英国的猜疑和不信任仍然隐伏在脑际，没有多久，在以前的孤立主义报刊上再一次出现了对英国的公开批评。
在国会中，珍珠港事件以前，孤立主义者一直是一个强有力的少数派集团。罗斯福面对着他们的反对常常踌躇不决，甚至畏缩不前。但是在战争开始后。国会议员方面对对全面作战已没有反对的意见了，在这一点上国会仅仅是反映了公众的态度而已。
就罗斯福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来说，同英国合作一直是他们政策的基点。战争的爆发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因为以后再也不用每走一步就得小心翼翼地计算国会和公众中潜在的反对意见了，当丘吉尔打电话来核实一下珍珠港受到袭击的最初消息时，罗斯福的态度从他对丘吉尔所讲的话中便表明出来了。他说：“我们现在坐上了同一条船啦。”
从1940年初夏以来，当英国一连几个月显得真有被打败的可能时，美国政府已经逐渐同英国结成一种日益亲密的伙伴关系了。在军事方面，到1941年12月，美国实际上已在大西洋进行着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美国海军担负起了护送商船远及冰岛的主要责任。
美英两国之间“除了作战以外”的陆军与海军的实际合作，只不过是范围广泛得多的一个计划中的一部分。起草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万一美国成为一个实际交战国，就用这个计划来指导英美的联合军事行动。早在1940年6月，负责起草作战计划的美国陆军和海军军官们就同意英国人所提出的进行磋商的建议。1940年8月，在伦敦和华盛顿开始了商谈。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在华盛顿召开了正式的参谋会议。从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一般简称ABC…1的联合战略计划，“如果美国被迫作战”，这个计划就将付诸实施。尽管起草这个计划的时候俄国还不是一个交战国，而且当时仍然希望日本可能不会在太平洋参战，但ABC…1计划中所商定的主要战略及行政原则却正是那些用来指导英美实际作战的原则，而且还提供了整个战争时期英美军事合作的基本体制。
ABC…1中关于首先打击德国这个主要决定，是以下面这样的语言表达的：
鉴于德国是轴心国中的首要成员国，因此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战场。美国军队的主要力量将使用于该战场，其他战场上美国部队作战的指挥均应有利于这方面的战事。……
即使日本起初不站在轴心国方面参战，协约国＇即美国与英联邦＇仍然必须把它们的军队作某种部署，以防日本最后介入。如果日本参战，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美国无意加强它在远东现有的军事力量，但是将以最合适的方式把美国太平洋舰队投入进攻，以削弱日本的经济力量，并牵制日本用于马来西亚的力量以支援马来要塞的防御。美国企图把它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部队予以增强，使英联邦得以抽出必要的部队来增援远东。
用来对付轴心国敌人的“主要进攻政策”列举如下： （1）利用海、陆、空军以及其他一切手段来施加经济压力，包括采取外交及财政措施在商品来源地方控制商品。
（2）持续不断地对德国的军事力量进行空袭，并辅之以对敌人控制下有助于德国军事力量的其他地区进行空袭。 （3）早日消灭意大利，使其不再是轴心国的一个积极的伙伴。
（4）遇有机会，就使用联盟国的陆海空军对轴心国的军事力量进行袭击，并展开小规模的进攻。
（5）支持中立国，支持联合王国的盟国、美国的友好国家以及轴心国占领区中反抗轴心国家的人民。 （6）建立最后进攻德国的必要兵力。
（7）夺取据以发动最后进攻的阵地。
鉴于后来发生的争论，把指派给联合王国境内地面部队的进攻任务的纲要同指派给地中海和中东战场的进攻任务的纲要作一比较，是颇有兴味的。联合王国境内的地面部队将“按往后商定的美英联合计划，遇有时机即承担起由陆上展开进攻的任务”。在地中海和中东，地面部队和空军将“对欧洲大陆的轴心国展开进攻”。指派第二项任务的措词较为有力，这似乎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地中海是入侵欧洲的较好的基地。诚然，英国军事当局早在1941年1月就已经开始预见到入侵西西里了。这似乎是英国单独作战可能发动的最为可取的进攻之一。上述第三条建议在这场战争中早日消灭意大利，这反映出在制订ABC…1的参谋会议上必定讨论过英国的这项计划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美国人已经暂时接受了这项计划。
ABC…1中制定的进攻政策产生出了这一总的方式——经济封锁，空袭，外围的军事袭击（特别在地中海地区），然后给予一个推测起来已经大大削弱了的德国以一次“最后”的直接进攻。尽管后来俄国人一再请求，美国人也施加压力，要求提早直接进攻德国权力的中心，但英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还是死抱住这个方式不放。而且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到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当英美部队可以在战略上采取主动时，他们实际遵循的也是这条路线。
ABC…1不仅奠定了基本战略，而且还列出了对指挥作战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若干行政原则。首先就是：连续不断地共同制定计划：
美国和联合王国最两统帅部将在统辖作战行动的战略方针与计划的制订和执行方面不断地进行合作。它们和它们各自的战地司令官将在适当的情况下，在美英两国军队可能联合承担的军事行动的计划与执行方面，进行同样的合作。这种安排也将应用于那些分别承担的计划和行动，因为每一项特殊的计划或行动所需要进行的合作的范围，是在总的政策决定以后互相商定的。
为了实现上一节中所考虑的由最高一级来制定计划，双方同意互派军事代表团，伦敦和华盛顿的地位将完全相等，每一国的首都将成为制订“在该国承担起战略性指挥的责任的地区中进行作战”的计划的场所。两国负责的地区在《报告》的第二号和第三号附件中都详加说明。在这些军事上应严格地取得协调的条文外，参谋会议还建议战争的政治及军事的全面指挥权应交给一个最高作战会议，并建议应在伦敦及华盛顿设置有实权的机构，以处理每一国政府中负责同另一方在公务方面进行接洽的代表们的一切活动，由于这些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军事方面的问题，所以没有列入ABC…1的《报告》中，而是在一份单独的文件里作为一项建议呈交给各自的政府。
1942年以后在欧洲战场上实际发生的那种连续不断的大规模联合作战（由一个英美联合参谋部加以指挥），如果说已预见到的话，那也只是模模糊糊的，而且无论如何要被拖到无限期的将来。ABC…1中考虑到的这种关系是极其有限的：
按照以联合战略方针为基础所制定的计划，每一国要对在某些地区中正常作战的联盟国的所有军队负战略指挥的责任。这些地区在第二号附件一开始就作了明确的规定。
就一般情况而言，联盟国中每一国的军队应在他们自己的司令官的指挥下在他们自己国家负责的地区内作战……
在另一国所任命的司令官的战略指挥下正常服役的两国中任何一国的军队，适当地照顾其兵种，将作为负责执行特殊战略任务的特遣（特编）部队而加以使用。这些特遣（特编）部队将在自己的司令官指挥下作战，而不分成隶属于另一国军队的小队。只有在特别的军事情况下，才可以把正常的战略任务暂予停止。
最后一条行政原则规定：“为了顺利地进行战争，两国中任何一国的军事基地、修理设施及军需物品在必要时可由另一国的军队自由处置。”
鉴于在战争的年代里英军和美军在北非和欧洲实际联合起来的程度，这个文件看来可能是颇为审慎的，但当我们回想到它是在美国还处于和平时期，美国人也还不一定会参战的时候商定的，那末美国军事部门敢于制定这样一个协定的胆量也许已可以获得赞许了。实际上，这个文件并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它必须经两国高级军事和政冶当局的批准。虽然美国的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对这个计划已正式表示认可，总统却始终没有加以认可。不仅如此，整个计划还取决于美国是否向德国正式宣战。但由于这样制定计划，它带来了某种道义上的义务和实际的后果。美国陆军和海军本身部署得就好象马上要同德国开战一样，这就意味着陆海军，特别是海军，将按照ABC…1采取行动。这些“除了作战以外”的行动当然必须获得总统的批准，但是这些行动累积起来，其力量使英美两国在大西洋的合作如此密切，以致在12月7日以后过渡到全面交战状时，并没有立即造成很大的差别。
但是，在太平洋方面就不是这种情形了。ABC…1把太平洋方面各军区的详情细节留给美国、荷兰和英联邦（美荷英）的武装部队当地司令官的代表们随后举行的一次会议去决定。1941年4月，适当的商谈在新加坡举行了。经过了一些相当激烈的争论以后，美荷英会谈达成了一项协定。各自负责的地区全划定出来，保障海上交通和新加坡海军基地的安全这两个目标被宣布为联盟国在远东的“最为重大的利益”所在。一般说来，日本的潜在力量大大地被低估了。起草这项协定的人们认为日本如果面对着坚强的英…荷…美政治阵线，可能不会发动战争，因而提出了一种最后通谍，先期规定了一些界限。倘使日本人的推进，超越了这些界限，就将成为有关各国开战的理由。协定中筹划的部队的战略部署是要求集中在作为主要基地的新加坡，同时守住香港和菲律宾这两个前进基地，从这两处封锁和袭击日本。但考虑到这两个前进基地可能会被攻占，因而也规定了撤退的计划。
当这个协定的文本送给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H·R·斯塔克诲军上将时，他们在1941年7月3日联合加以拒绝。斯塔克进而收回原来批准的指示美国亚洲舰队的司令官在万一发生战争时，在英国的战略指挥下作战的那道命令。美荷英协定的战略原则不符合美国的设想，任何人，连罗斯福本人，也不能使美国对这一计划的政治条款承担义务。
美国人的拒绝美荷英协定，标志着达成一项太平洋全面计划的努力已告失败。每个国家都随之自行制定计划和作出准备，但仍然继续进行商谈，希望最后能由此达成全面的协议。通过这些途径，美荷英计划的重要部分总算抢救出来了。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实施的美国海军作战计划打算把美国亚洲舰队的大部分从中国和菲律宾派遣到南方的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交由英国指挥。而且，象ABC…1中先前所商定的那样，英国人在1941年秋也派遣了“威尔士亲王”号和“击退”号以及四艘驱逐舰到新加坡，开始加强他们在远东海域内的舰队。
但是，美国、英国、荷兰及澳大利亚陆军和海军作战计划的协调工作仍然未臻完善，这依旧是一个事实。大约在1941年仲夏，美国陆军改变了它对菲律宾的计划。根据当时任驻菲律宾军队的元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乐观的报告，以及他对美国重轰炸机的效能的同样乐观的报告，军方断定，菲律宾群岛的主岛吕宋岛，也许还有其他的岛屿，对于日本的进攻是能够守得住的。因此，美国空军和地面部队已开始集结，只是在12月日本发动进攻时被打断了。这种战略上的变更（以前曾认为菲律宾是守不住的），导致美国亚洲舰队的司令T·C·哈特海军上将建议把这种影响到他的防区的作战计划加以改变。他本来奉到的命令是，一旦战争迫在眉睫，他的舰队应向南调动，但由于从10月27日到11月20日的紧要关头中等候答复整整等了三星期，他推迟了这一行动。
一般说来，日本在12月的袭击，对于英美两国的军队是攻其无备。美国陆军加强菲律宾兵力的行动原来预定在1942年4月完成，考虑到部队的这种新部署，我们有理由推测，盟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本来是会进一步协调的。但是日本人把所有这些计划和准备工作一下都打断了，而且由于日本人取得的惊人成功，他们不仅使英美战前的计划，而且使英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立即在协调行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很快全都失去了时效。
经济合作是英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的补充和不可缺少的支柱。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是逐步形成的，开始时很不系统。在欧战开始的头几个月里，英国和法国组成了政府代表团在美国办理军用物资的采购工作，但是它们购买的规模相当小，而且是通过商业渠道进行的，美国政府并没有直接干预。1940年春法国崩溃以后，情况开始改变了。英国人接过了未交付的法国定货，并且大大增加了自己购货的规模。同时，美国国内重整军备的计划也开始执行了。由于对一个接一个项目的需要超过了当时的生产力，缺货的单子越来越长。随着这种短缺现象的出现，美国官员开始越来越多地进行干预，起先是劝告性的，后来则是强制性地规定了优先购买权。
接近1940年年底，伴随着缺乏美国产品的情况，英国开始缺乏起美元来了。1941年3月，租借法的通过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在美国开始执行租借法以后，在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密切的行政管理上的一体化。英国采购代表团不用再设法向制造商订货，并且不再受到美国官员的限制和管理了。相反，英国的需要直接向美国政府提出，已经批准的项目的实际购买工作则交由各个正规的行政部门去办理。英国代表常常被邀请去参加美国政府各部门内成立起来的委员会的会议，他们在会上可以为他们提出的要求辩护，争取获得优先权并随时了解生产和采购的详情细节。
这样，美因政府的采购活动就同为英国及接受租借援助的其他国家的采购活动合并到了一起。政府的需求于是联合成为一个整体，就理论上讲（即使还不是就实际上讲）可以按照美国工农业的具体生产力而加以调节了。但1941年，英美两国之间对现有的和潜在的资源仍然缺乏有组织的统筹考虑。租借法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因为英国人当然只是要求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而且，各方面的美国官员对英国的需要要求“提出正当的理由”，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人越来越频繁地把他们战时总生产量的统计数字和其他资料提供美国官员们查阅。商定好的原料采购工作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区域被认为是英国或美国特有的禁区；一国政府有剩余的原料就分给另一国政府使用。如果全世界都缺少，就商定分配原料供应的份额。这些控制原料分配的方法在1941年已经发展得很完善，此时对工业制成品的类似的控制，尚处于初创的阶段。
1941年英美两国战时经济的第二个并与上述情况有连带关系的缺点是，生产计划同ABC…1中所设想的军事义务之间缺乏任何牢固的关系。当然，必须记住的是，ABC…1并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协定，美国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这项战略计划是严守秘密的，而且也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美国人民是否会真正参战或是在什么时候参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一个足以确保对美国所有潜在的敌人取得胜利的规模来筹划战时生产，这在美国人中间是不可能获得普遍同意的，而由于任何全面战时生产的计划必然会牵涉到民用消费的一次大幅度的牺牲，情况就更是如此。但是在1941年这一年，民用工业已经开始向战时生产转变了。
当然，事情是明摆着的，现有的美国工厂不可能满足普通消费者、美国的武装部队以及英国、俄国、中国和其他各国政府提出的多方面的需要。必须而且确实排定了先后次序，但直到1941年年底为止，这种分配办法还没有一个合理的依据。相反，作出的那些特别的经验主义的决定，大部分都是忽视此后军事方面的需要的。美国未来的政冶方向基本上还捉摸不定，因而也不可能采取其他的步骤，没有一个美国人确切地知道要对什么事作好准备，或是在什么时候作好准备。
也许，日常管理中最主要的争端就是一直存在的长期与短期之间的矛盾。长期增加生产，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工厂和新的机器，但用于这方面的材料和熟练的人力就必须从当时的战时生产中抽调出来。1941年9月30日，优先分配供应局授权把美国钢的产量扩大为一千万吨，这是为长期增产所采取的最基本的决定之一。但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这一新产量尚未完全实现，而在这期间，钢铁厂的建造耗费了大量当时原有的供应品。实际上这项决定和其他类似的决定相反把美国战时生产的高峰推迟到1944年才出现。如果把主要工厂小规模地扩充一下，可能会使高峰生产出现得更早一些，但这也就意味着最高产量必然会比较低。
1941年作出的决定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些决定没有作出任何认真的努力，把经济计划同军事计划联系起来。但是象扩大钢产量并把最高产量推迟到1944年的那样一个决定，显然在军事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1941年夏季，美国和英国有许多人开始看到这种缺乏联系的情况了，还有许多人深信，如果要确保胜利，美国的生产水平还需要大大提高，有些人希望查明哪些东西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开始尽量正确地估计打败轴心国所必需的军火弹药和供应物品，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他们的这项努力的成果被人称为“胜利规划”。
实际上，“胜利规划”的编制工作——估计需要量和估计能满足这些需要量的生产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等等——在1941年12月4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三天才完成。这一巧合解决了要不然便会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战火方殷的时候，反对“胜利规划”的意见都烟消云散了，尽管这项规划要求美国人民在生活方面作出牺牲，并要求美国政府增加临时的开支。这样，当日本人袭击的时候，正巧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所必需的参考资料和粗略的生产计划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把数字变为事实的努力便立即开始了。
“胜利规划”中所包含的同ABC…1中所包含的军事计划相配合的是经济方面的计划，而且至少同军事计划拟订得一样大胆。对美国来说计划经济的概念完全是同传统格格不入的。奉派起草和执行这项计划的人员必须在工作能够开展以前就先接受这一概念（也许说是“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可以更贴切地叙说出有些人的经验）。1941年间，一次主要在幕后进行的长时间的宣传运动，顺利地使美国行政人员（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新近从私人企业中抽调来的）作好了思想准备，可以接受一个战时经济的全面计划了。结果，当美国一旦参战以后，争论主要是集中在执行战时经济的方法上，而不是在筹划一个战时经济组织的原则上。
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英国拥护和热切地接受这个“胜利规划”是非常轻率的。英国本来已经不得不依靠美国，现在不仅在两国国内的经济管理中，而且在两国之间的经济管理中实现生产合理化，英国对美国的依赖，于是更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官员们势必对英国的整个经济施加潜在的约束力。
但轻率从事却得到了好结果。美国和英国把工业和原料的资源合到一起，使两国的战争潜力远远超过了每一国单独经营所能达到的程度。经济上相互依靠这一点，促进了战略上的长时期紧密合作，而且确实也要求有这样的合作。1942年以后，两国的联盟已经达到难解难分的程度，即使有人想要拆散这个联盟，他也几乎无能为力了。
根据上述情况，显然可知，早在美国参战以前，美英两国政府之间接触的频繁，就远远超过任何类似正常的外交关系了。由于在美国成为交战国以前就制定了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其结果促成了两国政府低级官员之间经常交换情报、意见和态度。
这种关于情报和意见的交换，对英美关系到底有什么实际效果，人们只能加以臆测。但是，说美国官员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内部从英国的经验和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似乎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概括。ABC…1的纲要似乎更多地是反映了英国起草人的意见而不是美国起草人的意见。英国的经济动员在1941年已经将近完成，这为美国的许多措施提供了详细的范例。这并不是说美国官员们自觉地全盘采用了英国的做法。这还不如说是，当实际问题发生时，在华盛顿的英国代表可以引用他们在自己国内应付类似的困难所取得的经验，从而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在起草“胜利规划”时，美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在比较低的级别上就已建立非常紧密的合作，他们反复讨论各自国家的经济怎样才能对联合作战作出最大的贡献，在这类交换意见中，英国人对战时总动员这些新问题具有较长时间的经验，这也就是说英国人的观点常常占上风。
美国和英国低级官员的这种交往不论多么重要，必然是私下进行的，而且只有详尽的行政史料才能说明两国政府之间这种伙伴关系的各个方面，对比之下，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引人注目、较为容易掌握，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诚然，单就罗斯福和丘吉尔体现他们各自国家的人民意志这一点来讲，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就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合作。
这里我们并不准备来评论这两位政府首长的性格和历史任务，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想说几句话。首先，在丘吉尔初开始同罗斯福打交道时，他就怀有一份敬意，后来尽管他们日益熟悉，这份敬意却始终没有消除，这部分是由于罗斯福的职务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和海陆空军总司令，因而就外交礼节上讲，级别高于丘吉尔。第二个因素，当然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丘吉尔完全能够用一种既是拘泥形式的礼节同时又是屈尊俯就的态度去对待小国的君主），就是罗斯福所领导的国家凭着地理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长处，具有远远超过英国的潜在军事力量，而且这个国家是英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完全依赖的国家了。这样，丘吉尔施展计谋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万一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可以反对美国的立场，但他决不敢冒公开破裂的危险。丘吉尔在经常打给罗斯福的电报上所用的署名——“前海军人员”——就是表示他意识到自己在同总统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个象征。
如果我们可以确切地把丘吉尔在同罗斯福交往中的那种缺乏自信心，归因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他个人和国家的实力都有限，那末，我们似乎也可以同样确切地把罗斯福对丘吉尔的那种同样缺乏自信心，归因于丘吉尔的政治见解一般说来都不合罗斯福的胃口。罗斯福在美国历史上已经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战士而出了名；丘吉尔在一段饱经沧桑的政治生涯之后，结果只落得以一个保守党人而终。罗斯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相信通过运用善意、智慧和劝导，人是有可能改好的。作为一个威力显然在蒸蒸日上的国家的代表，他可以注意世界的前途，而不过分急切地去关心美国的特殊利益，可以相信，美国的威力是会自动去照料美国的利益的。因此，罗斯福感到他可以自由地去做那些关于全人类未来的和平、幸福和民主的美梦。在这样做的时候，他能够在许多人的心里在许多国家，许多不同阶级和情况的人中激起热烈的反应。
丘吉尔则更多地缅怀过去的光荣事迹，并把自己想象为英帝国广泛利益的坚贞不屈的守护人。也许丘吉尔在内心里认为英国人天生应该领导世界和统冶世界，认为有一批在门第和教育方面经过挑选并通过不断补充新进人士而代代更新的上流英国人，应该来领导和统治英国人民，但是这时候他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理想再也不能实现了。对于孤立无援的英国力量来说，丘吉尔是完全准备把美国人当作一种必要的支持和补充而表示欢迎的。
但是，如果丘吉尔隐藏在心底的这些想法大体上如上面描述的那样，那就同罗斯福对人类怀有的较为宽宏大度的理想发生了抵触。尽管由此而产生的意见分歧往往并不妨碍两人在战时发展起来的合作关系，但内心深处恰是不一致的。
尽管我们就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差异作上述应有的考虑，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互相尊重、非常的坦率和全面的同情，这一点却仍然是事实。罗斯福曾经说过：“跟您一同度过这十年，真有意思”，这句话反映出了他们两人各自感觉到自己的历史作用；他们两人也都深切地相信必须相互合作，以便做到几乎始终能够对对方的论旨随时作出反应，并体谅对方的感情。
两位领袖之间通常的联络方式是利用横渡大西洋的海底电报和电话，并有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的访问，最著名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的访问，加以补充。这些途径使较为寻常的外交联系手段黯然失色。而且到美国突然被迫参战的时候，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已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会议中举行了第一次私人会谈。的确，从这次会晤发展起来的私人友谊是大西洋会议的最重要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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