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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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英国当局的紧张关系严重削弱了它作为一支抵抗德国人的战斗部队的效用。实际控制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希腊共产党领导人首先忙于消灭那些对抗的抵抗运动组织，后来又忙于准备解放后夺取政权的工作。在追求这两个目标时，他们遇到了英国人的反对。尽管在高阶层中有这种对抗存在，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地方指挥官获准或者愿意主要致力于攻击占领军的希腊那些地区，他们却打得很出色。
　　在抵抗运动中，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竞争对手，实际上也是唯一能在占领期间一直存在下来的对手，是希腊西北角上由拿破仑·泽尔瓦斯上校（后为将军）指挥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人数虽然始终没有超过几千人，它虽然一直限于在一个战略重要性不大的地区活动，却同英国当局合作得很好，并且根据英国的计划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进行了有效的战斗。它经常得到英国人的支援，这使它能够顶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再进攻。然而，到1944年，雅典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组织竟然同占领当局进行勾结。泽尔瓦斯手下的主力部队虽然同戈纳塔斯领导的雅典集团破裂，这时却已经改变了当初的共和政策而采取保皇政策，并变得日益保守了。在占领的后期，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部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前希腊陆军军官，这些人尤其是反共的。
　　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在抵抗运动中的其他竞争者都不十分幸运。有些竞争的领袖，如萨腊菲斯将军，被生擒了去，然后通过威胁，劝诱他们接受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另一些集团干脆（不管有无根据）被控同轴心国勾结而由全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予以消灭。其中最悲惨的是普萨罗斯上校的实例。他是雅典一个自称为“民族与社会解放”（以希腊文缩写EKKA闻名）的虽小而进步的政治团体的军事代表。普萨罗斯上校的部队在1943年内两度遭到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攻击，几乎被消灭。1944年4月，它终于全部被歼。
　　在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若干英国军官奉命从1942年秋季直到占领结束期间与之保持联络的，就是这些不同的希腊抵抗运动团体。第一批英国军官于1942年10月1日从三架飞机上空降到希腊中部。他们的特定任务是破坏萨洛尼卡…雅典铁路，切断非洲隆美尔将军的供应。这组英国人顺利地同泽尔瓦斯将军取得联系，他从一百英里以外赶来支援他们。主要是偶然碰巧，他们也同共产党人阿雷斯·维卢基奥蒂斯建立了联系，他十分勉强地同意他手下的全国人民解放军队伍也进行合作。11月25…26日夜间，混成的游击部队袭击了防守戈尔戈波塔莫斯桥的意大利人，同时英国人员则成功地毁坏了部分桥梁，从而完成了使命。
　　这组英国人员与原先的预料相反，在希腊逗留下去，并扩充成为英国军事使团。为了作战目的，对希腊全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解放军都派驻了英国联络官，但在联络的初期，全国人民解放军便怀疑英国人在武器和金钱的供应方面偏袒希腊全国民主同盟。1943年夏初，全国人民解放军同边远的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的冲突，还有同“民族与社会解放”的队伍的冲突，都被英国人加以制止了。英国人经过一番困难，终于说服三方于1943年7月签署了“国家队伍”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三支部队都被承认为中东总司令部指挥下的独立兵团。
　　与此同时，在1943年6月，由于全国人民解放军拒绝合作，一组英国人员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希腊人的支援下再度对雅典…萨洛尼卡铁路发动攻击，这一次的目标是阿索波斯桥。中东总司令部曾要求进行一系列战斗，主要是破坏活动，作为战略上迷惑轴心国计划的一部分，使它们相信盟国即将进攻巴尔干各国，而不是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在这一系列战斗中，全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一般也表现了同样的不合作态度。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使希腊共产党的政治野心大为膨胀起来：全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地接受了意大利皮涅罗洛师的投降，随后又解除了这师人的武装。因此，意大利的垮台给全国人民解放军补充了大量的武器，使之成为最强大的抵抗运动组织。全国人民解放军迅速采取了行动：10月间，它不顾前一年7月的“国家队伍”协议，再次攻击了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并采取行动去消灭一些较小的竞争团体。
　　在这种局势下，盟国军事使团（第一个美国军官于1943年9月参加到希腊的英国人中来）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紧张到了几乎破裂的地步。英国人暂停向全国人民解放军供应武器。同时，他们增加了对泽尔瓦斯将军的供应，从而使他能够抵挡住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到1944年2月29日，盟国军事使团才设法促成了普拉卡协定，结束了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之间的敌对行动，划定他们各自的活动区域，并要求中东总司令部对希腊所有抵抗德国的部队提供一切可能的供应。作为普拉卡协定的初步措施，签字各方又于1944年2月19日签署了一份对保安营的联合谴责宣言，全国人民解放军一向怀疑英国人纵容保安营。
　　然而，正在局势似乎恢复稳定的时候，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于3月26日再次使盟国军事使团大吃一惊。它们宣布组成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以希腊文缩写PEEA闻名）作为一个“预备性的政府委员会”。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中只包括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的成员和少数几个匆忙参加到他们那边去的无党派社会人士。它的第一任主席是埃夫里皮泽斯·瓦基尔齐斯上校，他从前曾加入“民族与社会解放”，但是4月间雅典大学的亚历山大·斯沃洛斯教授，一个持有社会党观点的知识分子，取代了他。
　　参加5月间黎巴嫩会议的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代表团名义上的领导人就是这个斯沃洛斯教授。也许部分由于受到同他接触的英国代表的影响，他的语气颇为和解，有助于达成黎巴嫩协定。但是，当民族解放政治委员会的代表团回到希腊时，他们发现希腊共产党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决意阻挠协定的履行。结果是，在1944年夏天，全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和盟国军事使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敌对。
　　尽管如此，到1944年9月2日以帕潘德里欧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终于成立的时候，盟国于德国人撤退时在希腊登陆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做好。美国当局决定美国部队将不参与这次战役的军事行动，而只限于参加救济工作。结果，纯由英国人组成的登陆部队不可能超过四千人左右。这个数目太少了，如果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人民解放军用武力反对英国人的话，英国人的处境将是极端危险的。
　　快到8月底时，帕潘德里欧首相到意大利拜访了丘吉尔。丘吉尔终于同意，按照先前的计划，乔冶国王几乎立即便回到希腊国土上去是不可取的；他的回国将延迟到可以举行一次公民投票的时候；而且民族团结政府在回到希腊后也将进行改组。
　　民族团结政府在成立后不多几天，便由开罗迁往意大利的萨勒诺。9月底以前，代表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萨腊菲斯将军，和泽尔瓦斯将军一起到达卡塞塔，同地中海地区总司令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和帕潘德里欧缔结了一项军事…政治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希腊国内的所有游击部队都承认民族团结政府的权力。政府则将这些部队置于盟国司令部代表罗纳兹·斯科维将军的指挥之下。各游击部队不得在解放的时刻图谋夺取政权，而应“结成一个民族联盟，以便协调它们的活动”。
　　9月底，英国军队开始在希腊登陆，虽然登陆情况直到10月5日才公开宣布。英国人、全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和希腊全国民主同盟的队伍全对退却的德国人进行袭击，但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英国登陆部队和当地的民族解放阵线及全国人民解放军首领之间的关系在有些地方十分紧张，不过一般说来表面上仍然相当正常。英国部队几乎在各地部受到希腊人极其友好的接待。
　　民族团结政府的主要成员同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先生，后为爵士）一起，在10月18日雅典解放后不多几天便抵达了该城。同退走的德国人之间的小战斗在希腊北部又延续了好些天，但是到11月初，德国人已完全撤退了。
　　保加利亚人从希腊北部的撤退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因为9月9日，根据保加利亚新成立的祖国阵线政府的看法，该国已经成为一个共同参战国，并且热切希望驻在希腊马其顿的保加利亚占领军也能攻击退却的德国人。英国和希腊民族团结政府（或者可以说，它的大多数成员）都坚持保加利亚人必须离开希腊国土。俄国无意支持保加利亚的建议。驻莫斯科的保加利亚停战代表团受到了压力，于是到10月25日，最后一名保加利亚人离开了希腊。敌人对希腊的占领结束了。
　　第五卷　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
　　前言
　　查塔姆大厦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丛书中，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撰写，与盟国进行和赢得这次战争具有一个共同的长处。那就是这部历史是由英美两国人士通力合作完成的。本卷的作者就是一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美国人，查塔姆大厦乐于借此机会向给予麦克尼尔先生两年假期，使他能来伦敦撰写这部历史著作的芝加哥大学表示谢意，并向因富布赖特参议员的远见卓识而创建的交换组织为此提供的财政资助表示谢意。
　　本卷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事务中最重要而且是最有兴味的历史。这里叙述的1942…1946年间美国、联合王国和苏联三国关系的经过，首先决定了这次战争的结局，其后则决定了战胜国之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充塞在这短短五年之内的历史事件既是一长串先前历史发展的顶点，又是越出观察者在1952年分析形势的视野之外而伸向未来的历史新篇章的一个出发点。
　　本卷回顾的这几年历史，就象罗马帝国建立之前最后那场混乱一样，由于这些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演员的独特个性，这段历史是引人入胜的，即使记叙他们的行动对于所有政治意义和目的毫无重大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统率着胜利一方的英、俄、美三头政治中的每一个成员，他本身就是使人着迷的心理研究对象；他们每个人都和其他两个伙伴显然不同；而由于一种飞跃发展的技术造成“距离的消灭”的结果，这三个人的遭逢是人类不同的种族在狭路猝然相逢的一个缩影，这是这一代人的历史中最突出、最主要也是最尴尬的一个特征。
　　三头政治中的那个英国巨头——他象恺撒一样，如果没有以一个伟大的活动家著名于世，便会以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成名——已经用别人无从模仿的语言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而美国巨头则很幸运，他个人的班子里有些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写下的记录既亲切又富有洞察力。格鲁吉亚的那位巨头则相反用那种把自己包在一团神秘的迷雾之中的手法，发挥了他的魅力。当然，本卷的作者在分别和同时写到这三个伟大人物的时候，是受到历史学家的限制的，但这种限制又是历史学家的有利条件。作为一个观察家而不是拥护者——特别是，不是作为一个自己的事业的拥护者——来写作，就使作者同他所写的主题保持一定的距离，传记（自传就更不必说）艺术无须克服这种距离，相反，这种距离却使作者有可能正确地观察并表现那些事件，而这正是那种自己就是他所描写的场景中的主要演员的作者几乎无法办到的。如果有读者尚不熟知丘吉尔先生的著作和霍普金斯的文章，那末本书肯定会促使他去埋头阅读这些引人入胜的原始资料；然而，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也会认识到，从一个政治家的观点，或者从国家利益是掌握在一个政治家手中的一个大国的观点，要对事实经过作才气横溢、娓娓动听的叙述，那还需要辅之以一种试图不是从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个国家的观点而是从整个人类的观点出发，把事实经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的作品，从而告诉人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这些短暂的事务似乎必然要发生显著而持久的影响。
　　就1952年所能正确地观察到的1942…1946年这五年的历史而言，当时已很明显，唯有把发生在这一段短暂但是决定性的时期之内的引人注目的事件，看作是一则触及透过军事和政治的表面深入人类生活的漫长故事中的一连串事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人类在1914年和1945年间的两次大战中既是行凶犯又是受害者，这两次大战显然是人类为了向政治、社会和精神的统一作革命的飞跃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种统一本身显然又是技术革命的代价——或者说是红利——而技术革命通过它所带来的“达那厄的礼物”正在加速人类在他们活动中的一切非技术方面走向统一的前进步伐。从生活在二十世纪这场革命中的一个观察家看来，这次在技术的显然冷酷无情的鞭策之下进行的急行军，似乎是他正巧诞生在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特点；然而，再仔细看一下，这也可以被视作是这个时代与人类有史以来一切以往的时代所共有的特点，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时代里，没有一个时代人类不是在他自己的技术发明的压力之下奔波忙碌的。目前人类生活中残存的最古老的遗迹不是骸骨而是工具；虽然在本文写作时间以前的最近两百年内，人类技术发明的步伐已经变得快得可怕，但是自从人类以前的动物变成人以来，这种奇观在本质上也许始终是一样的。这是两足动物集两种性格于一身的奇观，一方面是理性的明白事理的人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任性而执拗的骆驼、骡子或山羊的性格，而且这种两足动物由于同时扮演使人心烦意乱的畜群和自己心烦意乱的赶牲口人这两种角色，似乎永远要遭到谴责。
　　至于1942…1946年这几年间国际事务所提供的更为宽阔的眼界及其所具有的更为深刻的意义，这就无需在这篇前言中引伸扩大，因为这已经很清晰地集中反映在本卷结尾的感想和一般意见中了。前言的作者只想提示读者：结尾的那一章作为构成本卷大部分篇幅的叙述所导致的结论，恰恰是麦克尼尔先生的主题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阿诺德·托因比
　　0作者序言
　　本书于1950年11月至1951年11月间写成，然后修改订正，直至1952年6月始告完成。本书全部根据已发表的资料，原稿经许多熟悉本卷叙述的事件的人士悉心校阅，获益良多。但按照查塔姆大厦的方针，他们的大名必须不予披露。由于他们的帮助，使我在史实及着重点方面避免了很多错误。我对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精力使本书得以提高，深表感激。至于留下的错误，以及一切意见、推测和解释，当然都是我自己的，查塔姆大厦不负任何责任。
　　我必须进一步对驻联合王国的美国教育委员会，即富布赖特交换计划执行人员，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谢意，由于他们共同给予的财政支持，才使我能够写成本书。我还需要向查塔姆大厦全体工作人员给予的协助表示谢意，他们在学识方面的支持也是同样不可缺少的。
　　最后，查塔姆大厦的研究部主任阿诺德·托因比在学识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是细读本书的人从字里行间都能看到的。　1952年6月本书主要引文均已获得许可，参考的著述于第一次提到时一律在脚注中详细注明书名、作者和出版者等。
　　第一编　协同作战　1941年12月…1943年12月
　　第一章　美国参战
　　1941年12月7日，黎明静谧地降临到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几乎在这同时，在大约二百七十五英里以北待命出击的一支日本海军特遣舰队的上空也破晓了。天刚破晓，日本飞机就腾空而起向南飞行越过瓦胡岛上空，把满载的炸弹和鱼雷向珍珠港倾泻。日本飞机的突然袭击，把在这以前一直是属于欧洲和大西洋的战争一变而为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冲突。
　　如果我们在想象中追踪珍珠港黎明的那片曙光环绕全球的话，我们也许能稍稍使那些错综复杂的、影响全世界的纷至沓来的事件在我们眼前重现，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在黎明降临珍珠港几小时以后，旭日的光芒掠过国际日界线，新的一天——12月8日开始了。那第一线阳光越过西太平洋，发现日本军舰从各个方向在洋面上蠕动，准备好或正准备着向威克岛、关岛、菲律宾和香港发动攻击。当曙光照亮了马来海岸时，我们发现日本军队已在哥打巴鲁替陆，他们是在第一批飞机进袭珍珠港一个半小时以前在夜幕的掩护下开始登陆的。袭击珍珠港意味着同美国开战，因此这一次登陆就意味着同英国开战，但是在这两国中不论是哪个国家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日本人在12月8日上午6时（东京时间）就已经通过了宣布一场他们早已打响的战争的仪式了。
　　当曙光向西飞驰，到达亚洲境内的时候，它并没有带来象上面那样惊人的变化。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和多年以来一样，在满洲同阿穆尔河对岸的俄国军队相对峙，不过珍珠港的曙光使这些军队——就它所带来的变化而言——放松了紧张状态。每一国都在其他地方忙得分不开身。向南方望去，在中国本土，日本驻军同几年来一样，占领着这个国家的最富饶、最发达的地区，而蒋介石的政府和军队则据守着长江上游地区，急切地等待着国际均势发生变化，使他们能够收复失地。在这条战线，珍珠港的早晨也没有带来重大的变化。
　　更向西去，在俄国，曙光展现了一条广阔的战线，这条战线北至科拉半岛的阴沉北极区，南至黑海，以一系列不规则的环线和曲线延伸着，沿着这条俄国战线，重大的事件、强烈的希望和严重的恐惧达到了顶点。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刚刚在三天以前（12月5日）停顿下来，俄国在12月6日开始反击。当珍珠港的曙光前来照亮这场战斗时，它发现德国人由于侧翼和后方受到骚扰而弄得颇为苦恼，正在向希望可以获得安全的冬季营地撤退。自从两年多前战争在欧洲爆发以来，德国陆军未能轻而易举地赢得一次全面的胜利，这还是第一次：希特勒显然是弄巧成拙而不得不退却，这也是第一次。在柏林，12月8日带来了一篇公开的声明，承认在东方“停止了大规模的作战”。看来苏联政权即使没有逃脱，但也至少已从西方观察家差不多全都认为苏联肯定会战败的那种局面中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在利比亚，珍珠港的曙光也照亮了重大的事件。英国第八集团军在将近三周以前（11月18日）展开进攻，经过多次紧张的逆转的局面和甚至有可能威胁到命运的逆转的局面后，终于在12月8日同被围困的托卜鲁克守军会师了。象在俄国一样，德国人和他们的盟友都在撤退，英国人经历了那么许多灾难之后，终于可以为他们战败德国地面部队的一次胜利而额手称庆了。
　　在英国本土，使日本飞机起飞去攻击珍珠港的那片曙光，照着皇家空军的飞机从空袭亚琛之后正返回基地。日本发动进攻的消息在12月7日晚上已经传到了英国政府和人民那里。完成适当的宣战手续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到了12月8日午后，也就是在日本袭击马来亚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英国已经不仅同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在欧洲的卫星国而且也同日本正式开战了。
　　曙光向西掠过大西洋上空，照见由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军舰护航的集结在一起的大批船只。在冰岛，一支美国驻军组成了罗斯福总统的西半球防务的一个最前哨。在纽芬兰、百慕大和加勒比地区的各岛上，其他的美国驻军据守着1940年9月以后在英国领土上新建起来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这是英美之间那笔以基地换驱逐舰的交易的结果。
　　尽管英美两国政府之间有着这些紧密合作的具体证据，但是，照见珍珠港遭受袭击的那片曙光环绕地球一周，到达美国的海岸时，它见到的却是一个名义上仍然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早在12月7日的下午，日本人发动进攻的消息便已经传到了华盛顿，但美国政府的行动比英国政府缓慢，直到12月8日下午四时十分（华盛顿时间），美国才正式成了一个交战国。又过了三天各大国的主要军事联盟才告完成。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同一天，美国国会也以宣战回敬了它们。通过这些行动，美国同英国才结成了全面的战争伙伴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共同的敌人和朋友，但是英美两图同俄国的伙伴关系却依然不是全面的，因为苏联政府同日本尚未开战。对俄国人来说，这场大战仍然不过是一场欧洲的战争。
　　美国舆论在参加欧洲战争的问题上早就极不一致。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天为止，一群人数不多但吵吵闹闹的“孤立主义者”一直认为欧洲的战争同美国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猛烈抨击罗斯福总统采取协助英国和俄国抵抗德国的行动。在相反的那方面，很多人则认为同德国开战的日子最终肯定会到来，但不论是知名人士或者普通老百姓，很少有人公开拥护美国正式宣战。深思熟虑地决定要打一场战争这似乎太可怕了。也许，公众中大多数人都模模糊糊地希望，美国运给英国和俄国的供应品已经够了。
　　日本对珍珠港的袭击改变了一切，只有这一着才使美国人团结起来进行战争。没有一个人曾料想到日本人竟敢以如此罪大恶极的方式侮辱美国的威力，而日本人进攻的规模、大胆程度和手法，只是在几星期后人们才能知道。人们对珍珠港被袭击的消息的直接反应是震惊，是决心要向日本报仇雪恨。许多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拿不定主意的人感到战争一开始反而安下心来了，因为事态已经为他们下定了决心，已经不需要美国自己来下这个困难的决定了。大家立即团结起来，一致支持总司令罗斯福，孤立主义者同干涉主义者之间先前的争论至少已暂时忘却了。
　　紧接着日本的袭击之后，当美国人仍然处于极度愤慨之中时，欧洲的战事似乎有被忘却的可能。但是人们采取了一些步骤，不使这种遗忘继续发展下去，早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通过主动宣战解决了这一战争的全球性的问题之前，大部分过去拥护罗斯福的援助英俄政策的报刊，就强调这场战争的全球性了。罗斯福也竭力说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行为都是一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在对德宣战后发表的讲活中，他一再强调希特勒是美国的敌人中最为突出的敌人。
　　以前反对干涉欧洲战争的报纸觉得最好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太平洋方面的战争。当最初的震惊刚刚过去，一家象《芝加哥论坛报》那样的报纸——最极端和最激烈的孤立主义报刊之一——立刻就发表意见说，美国的真正利益是在太平洋，因此把兵力从太平洋调走将是错误的。美国公众起先对日本的仇恨，一般说来远比对德国的为大，这样说似乎也是公正的。对珍珠港的袭击直接而深刻地触犯了美国人的自豪感。日本人在太平洋的节节胜利以及美国军队在巴丹半岛的艰苦奋战，使日本方面的战事，在珍珠港事件后好几个月一直都成为头版新闻，而且直到1942年11月美国军队在北非积极地同德国作战时为止，欧洲的战争看来不可能象太平洋战争那么紧迫。
　　但是尽管有这些事实，公众却认识到美国已参加了一场全球性的战争，而且也不得不同德国和意大利交战，并且一定得把它们打败。公众所不知道的是，罗斯福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所议定的那个重大战略，要求美国在太平洋上起一般防御的作用，而首先集中力量打败欧洲的轴心国家。但在战争初期，当公众对美国的战略计划和日本的进攻实力全都不知道时，没有实际情况能供他们在日本和德国之间抉择哪一个是头号敌人。期望在太平洋早日取得胜利的那种轻率的想法普遍流传着，于是在一种想在各条战线上作战并取得胜利的决心下，其他一切全都被置诸脑后了。
　　回想起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珍珠港事件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对美国公众心理方面的影响。长期的犹豫不决一下全结束了。美国已舆论一致地对敌人开战了。同美国国民心理的这种转变比较起来，珍珠港事件的军事后果是短暂的。不论日本立即得到了什么好处，也不论珍珠港事件给盟国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紧急状态，日本戏剧性地打乱世界大战均势的行动，在美国最高统帅部的长期战略部署和计划中只起了极小的变化，这在现在看来仍然是真实的，他们计划的基础便是同英国和俄国合作，因此我们现在必须转到美国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上去。
　　从许多方面看来，英…美的密切和有效的合作是这次战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最为显著的成就。这在1936年美国国会制订一项使这个国家不参加任何未来的欧洲战争的《中立法》时，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这在1938年美国舆论一般都嘲笑英法两国在慕尼黑投降的时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在1940年法国的突然崩溃打乱了世界均势的全局，但又无法使美国舆论界的重要人士摆脱掉长期以来对英国的不信任的时候，简直是一个失策，但到了1941年，这成了一个日益真实的情况，而到了1942年，则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了。
　　英美两国间文化和制度的基本相同为英…美战时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然，语言是最重要的链环。的确，如果英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任何接触都需要翻译人员的话，那末，两国人民最终的大规模合作就不可能了。
　　但是文化和制度的近似，本身并不足以现明英…美合作的有效性，世界政治的格局也有力地推动这两国结合在一起，而且通过建立起真正共同的利害关系，还提供了一个文化方面的近似能够产生效果的背景。在十九世纪，英国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形成了一种屏障。英国的政策有助于阻止欧洲的任何一国把欧洲大陆搞得那么团结一致，从而可能产生一个主宰世界的权力中心来威胁新大陆。在欧洲以外，英国运用海军和经济的实力赢得了一定程度的世界霸权。这样一种局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同美国的一系列争吵；甚至在二十世纪中叶，回想起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时两国间的关系，某些集团的美国人脑子里还留有一些不信任的残迹。但是，二十世纪的英国已无法保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