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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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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簧鲜裁唇∪牟普�1940年，支出超过三千六百五十亿法郎，而收入则为八百二十亿，下一年的相应数字为三千零二十亿和九百一十亿。因此，1940年的收入只占支出的四分之一，而1941年则占三分之一还不到。
接着便实行了冻结工资的政策，不过，采取了加班费、对低工资工人的补助和增加家庭津贴这种种形式的例外办法，减轻了这项政策的影响。德国人禁止全面增加工资，因为工资低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工资把工人吸引到托特协会和德国去。早在1940年10月便制定的控制物价条例，有助于稳定生活费用，它只是缓慢地上升。以1938年的数字为一百，1940年12月的零售价格指数为一百三十六，1941年12月的指数为一百六十。同时工资指数从1939年10月的一百零三上升到1941年10月的一百二十一。不过，这些数字并没有非常公正地表示实际情况，因为农产品价格比较难于控制，它比工业品价格上升得快，因此，城市人口的生活比农业人口的生活要差得多。在一个严重匮乏的时期，实行这种控制工资和物价的政策，势必要实行一种全面的配给制度，1940年9月开始配给粮食，随后便扩大到石油、肥皂和其他许多商品。在这种艰难形势下，人们甚至还能对法国的未来满怀雄心壮志，这一点从当时制定的灌溉、排干沼泽和电气化的计划上便显示出来了，有些计划甚至已经付诸实施。然而，在1941年中，经济情况却渐趋恶化，维希政府只能采取一些治标的办法，不过，在他们到了山穷水尽之前，还得经历很长的一段路程。
经济政策大多是维希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它的政治，就它所有的那点政治而言，则是它自己的，因为维希与其说是一种政体，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状态，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聚集在一起的许多常常互不相容的思想状态。第三共和国的各党各派都被淹没在维希的洪流中，它们的组织被取缔了，这样，新政权的政治便无可避免地是以贝当和他的亲信的那个寒酸的小朝廷为中心，采取了派系斗争和钩心斗角的形式，这些人混乱地挤在一个十九世纪温泉疗养地的那些旅馆的经过半改装的沙龙、卧室和赌场里。起初，许许多多时髦的追随者和善于钻营的政客也麕集在那里。
维希仿佛是一个极盛时期的多维尔，吵吵嚷嚷，十分热闹，＇《瓦砾》的作者写道＇从火车站到阿利埃河，一路上尽是艳丽的女人衣服，巧妙地做得象游泳衣的女便服和式样非常考究的男上衣，这里有好莱坞，有朱安莱潘，有香榭丽舍大街，有整个奥特伊尔，整个帕西区，还有伯痕斯坦和让·科克多所有出色的“新剧本上演”，有高等服装店，有银行，有法兰西喜剧院，有电影院，也还有马德兰大街上最漂亮的妓女，她们背后紧紧跟着路易十五那样的人物。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时髦社会对维希感到厌倦，尤其是到了冬天，他们都回到有钱的地方去，回到巴黎德国人的身边去了，《瓦砾》的作者就是头一批走掉的人士之一。
这些人的离去，使维希更同现实政治隔绝了，但是，在追求自身的理想方面却更加自由。维希的人们怀着一种几乎是受虐狂的快感在思量法国犯下的罪恶和随后所带来的惩罚。就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职业军官和高级官员们而言，失败虽然是丢丑的和有害的，却也带来了新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件珍宝。在苦难中复兴，这是贝当1940年6月25日在广播演说中所弹的基调，而且成为维希心理状态中一种主要的因素。夏尔…鲁写道：“我们的一小撮同胞陷于扪心自问和忏悔罪恶的狂热之中。”如果我们低估了维希的理想主义和贝当身边那一小群人想要进行一场伟大的道德改革的愿望，那将是错误的。当然，他们的理想是参照法兰西行动党和法西斯与半法西斯集团多年来进行的反对第三共和国的运动而设想的。1940年6月28日，魏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曾为贝当、博杜安等人阅读过，他号召结束共济会式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折衷妥协的旧秩序，结束阶级战争、蛊惑人心的拍卖选票，以及贪图安逸享乐，他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现念上去。1940年9月15日的《两个世界评论》上有一篇贝当署名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富强的国家，家庭，青年，等级制度，总体主义——并攻击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集体主义。贝当和他的支持者们反对过去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阶级冲突，呼吁发扬服从守法的精神，发扬社会等级制度、管制的经济和总体专业组织的精神；反对议会政治，呼吁发扬领袖原则。
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一个颇为含混的翻版，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鼓吹之后，似乎终于在它的追随者称之为“民族革命”的运动中盛行起来了。法兰西行动党是仇英的，主张迫害犹太人的，反对民主制度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德国人看来，它也是反对德国和敌视极权主义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同情分子在维希上台执政的这种环境下，迟早将使他们面临这一抉择：或是采取亲德的和极权主义的政策，或是下台让位；然而他们开头并未意识到这种两难的局面。于是，那些极右党人在战败后趾高气扬，着手搞起他们梦想已久的民族革命来。
他们手头最大的资产就是贝当的名声。这位元帅的人格对于战败的法国人民所具有的那种异常的吸引力，是无法简单、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事实也不容否认。他于1940…1941年秋冬两季巡视法国非占领区时，在大城镇和小居民点，乃至最小的村庄，都受到热烈而亲切的欢迎，就一再证明了上述事实。当然，所有惯用的手段也都被采用来助长对元帅的崇拜。他的大大小小的照片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组织义卖他的照片来筹集救国基金。全国各地，一队队青年男女高唱着民族革命的《马赛曲》——“元帅，我们来啦！”人们以这种种方法来利用贝当的声望，然而，他的声望却不是他们树立起来的。《时报》（1940年12月3日）写道：这个国家是把他作为救星来欢迎的，它接着说明了其中的一个原因。“今天谁都不会否认，6月间发生的灾难本来很可能会带来另一场更大的灾难：我们逃脱了社会动乱……我们避免了残酷的革命和亵读神明的骚动这种疯狂行为。”正是多少由于这个原因，虽然贝当不是一个正式的天主教徒，教会却为他渲染上了一种宗教气氛。里昂的大主教、红衣主教热利埃宣称：“贝当就是法国，法国就是贝当”，他称贝当为蒙难的法国的化身。红衣主教絮阿尔和红衣主教博德里拉在巴黎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法国新教教会的会长伯格纳牧师代表法国新教徒宣称，当前只有一个义务，就是跟着元帅走。
贝当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使得一个垮掉和战败的民族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呢？颂扬他和攻击他的文章都很多，但却无助于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试图按照他的实际为人来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将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贝当，这位凡尔登的英雄，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他具有仁慈及无私的爱国的名声。法西斯和半法西斯的政党在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曾经希望利用他，右翼的宣传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相当成功地为他树立了一个潜在领袖的名声，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做什么工作来助长这种名声。在一个对老人政治具有传统癖好的国家里，他是一个老人。他立身处世正直谦逊，庄严冷静，是一个宿命论者，有着一种几乎是帝王般的不动感情的本领，可以保持淡薄疏远而又不显得冷漠无情。然而，确实没有什么个人的品质可以说明1940年围绕着他的那种崇拜。事情的真相是，一般法国人在彻底失败的时刻需要有一个可以相信、可以依靠的人物，而希望把战败作为资本，促进自己的主张或个人野心的人物与集团也需要有一个傀儡。贝当满足了这两种需要。如果他不是法国人民所认为的那种救星，他也不完全是那些政客所希望的已经找到的一个仅仅是傀儡的人物。那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谁又能讲得出来呢？“我不了解元帅”，勃鲁姆在他受审时说。“他具有一种我看不透的神秘性。”他生来是守口如瓶的——夏尔…鲁说：“他一贯显得很神秘，生性又讳莫如深。”魏刚在议会战争委员会中作证时，说他“极为神秘”。
这种守口如瓶的脾气使他不断地把他同一个部长推行的政策对另一个部长隐瞒起来，这在他的敌人看来可能象是两面派手法，而他的仰慕者则称之为机敏的左右逢源。这是对看来主要不过是守口如瓶的脾气的过大的曲解。经常和贝当见面的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李海认为，他所真正关心的是法国人民的福利和怎样保护他们。不过这种关注却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受难和牺牲这种精神美德的概念是非常强烈的。贝当在他的第一次广播中说：“为了减轻法国的灾难，我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这话是够诚恳的，不过它已经显示出在他性格中占了相当成分的、由民众的逢迎养成的那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之所以显得更为强烈，也许是因为它并不是以任何普通的外露的形式显示出来的。贝当的另一个弱点，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为危险的一个弱点，就是他的思想不过是任何一个具有他那种教养和地位的普通人的思想，他的智力有限，不能牢牢地把握住基本原则，虽然他也墨守一小套固定的想法。此外，他的政策和讲话则是他适逢其会地受到其影响的那个集团或个人的政策和讲话。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贝当的年纪。尽管他异常健康，但是即便他心力有余，他也没有体力来有效地控制他的内阁。他所主持的那些会议都大得使他无法掌握，因而他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一个出席议会战争委员会作证的人说，只要过了二十分钟，你就总能“骗过”贝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写道，他把时间浪费在细节上，而主要的条款则是在极端混乱中“强加”给他的。
贝当可以为迷失方向的法国人民提供一种团结的错觉。但是，他不能使维希的政策统一起来。的确，维希那帮人部分就因为无法商定一项政策，才通过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人来谋求一种代替办法。在他的名义下，至少拆除第三共和国残骸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第一步就是废除议会制政府。接着便是对地方政府开刀。根据一系列法律。有两千居民以上的行政区内的选举全部取消。主要由佩鲁通和布蒂耶负责的这些措施，固然满足了大官们的官僚主义气概，但是，却使维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更其孤立。
工会很早也遭到大刀阔斧的砍削。法国总工会试图以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来保全自己。它的书记莱昂·儒奥宣布辞职，副书记勒内·贝兰参加了维希政府。尽管如此，法国总工会还是同天主教工会联合会、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以及各雇主公会一起被解散了。接着企图在工业和各行业中创立总体制度的尝试应该被判定为一场失败，就同1940年12月想在总体的基础上把农业组织起来的卡齐奥法令一样。总体自治同需要由政府日益严格地控制工业，两者之间无法调和，于是各个总体如果说也发挥了一点作用的话，那也不过是成了官僚政治的一层薄薄的伪装而已。
然而，当时倒是有要进行社会改革的一种真诚愿望，即使它是在一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精神的鼓舞之下的话。它表现在1941年10月的劳动宪章和一系列社会立法中。实行了许诺已久的养老金。青年问题和家庭问题是这场民族革命主要关注的问题。政府为培养青年履行公民义务，发展体育事业，取缔酒精中毒，限制离婚，以及鼓励多子女的家庭，通过了各种法律。
1940年底，著名的天主教徒谢瓦利埃当上教育部长后，重新把宗教引进学校的企图达到了高潮。他在1940年12月7日宣称：“不要上帝的学校今后不会再有了。”反对世俗教育的最重要的步骤是，1940年9月废除了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1940年9月3日废除了1904年的禁止教士教学的法律，并在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后，于1942年4月8日立法规定恢复主教会议的法人地位与合法权利。但是，反教权主义的情绪在法国仍然一触即发，在维希的支持者中也有些重要的反教权主义分子。1941年初，谢瓦利埃被比较温和的卡科皮诺所取代，后者不顾教会的抗议，撤销了谢瓦利埃政策中受到较为强烈的批评的突出部分。
由于维希在政策方面并不是清一色地支持教权主义的，所以天主教教会也并不是一致支持维希，更不是一致主张同它合作的。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八十一岁的院长红衣主教博德里拉是公开提倡合作的唯一的教会知名领袖。圣母升天会主编的那份销路最广的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只谈论宗教问题，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占领区的各主教在1941年2月致教皇的信件中宣称：“我们的意图是坚决保持宗教的立场，避免采取任何政治的或党派的行动”，但是，面对着一套极权主义的纲领，证明这种政治上中立的政策是很难维持的。德国人不相信教会，这从占领初期他们搜查和没收主教办事处和宗教团体的文件便表明出来了。在东部，几乎不可能期望地方教士们不同情从洛林被赶出来的居民。坎佩尔的主教对纳粹策划的布列塔尼分离运动发出了抗议。德国人企图镇压“天主教行动党”各组织活动的尝试，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不论法兰西行动党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从天主教徒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教会本身对于种族憎恨的教导却不能鼓掌叫好，尽管在1942年夏季以前，除了一些个人提出的抗议之外，教会在反犹太问题上始终没有表明立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多明我会神甫在《青年评论》上，都发表了具有相当独立见解的文章，天主教民主党人在对德国权力的让步中没有受到损害，又没有同维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势力不断地增长。1941年7月，《今日报》把他们描绘为民族革命的最机警、最狡猾的敌人。到了1942年4月，合作分子的出版物竟然宣称，法国的青年已被拱手让给了“法德之间的任何协定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天主教民主党人。然而，这种发展只是缓慢而来的，在1940年，教会还是贝当政权的支柱之一，大多数天主教徒都盼望新法国会体现他们的社会与政治理想。
在研究“民族革命”的历史时，它的建设性成就同表达它的理想的那种夸张的、但不一定不诚恳的语言比较起来，再同维希政府一心从事的破坏工作比较起来，就一定会显得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变更机构之外，它同样急于要改变主持这些机构的人。所有的革命都要搞清洗，民族革命首先是清洗官员，特别是针对三种人——非法国血统的人，共济会员和犹太人。反共济会的运动由历史学家贝尔纳·费伊接过去作为一种个人拿手的本领去办理。他在《公报》中以整栏整栏的篇幅刊载出被指控为共济会要员的名单，他的活动在下级行政人员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法兰西行动党的宣传长期培植的反犹太主义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右翼政党手中的陈腐的课题之一。在巴黎，法兰西人民党组织的反犹太示威几乎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立即就搞起来了。合作分子的报刊从一开头就大喊大叫反对犹太人，同时德国人也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措施。在法国非占领区，推动反犹太的力量，实际上同“民族革命”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都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已。第一个不祥之兆是，1940年8月27日废除了1939年4月颁布的那项禁止种族诽谤的法令。10月间，制定了一项说明种族概念的法律，不许犹太人担任一切官职、教学工作、由政府津贴的工业部门的工作，以及出版物、电台和电影院的管理工作，并定出从事自由职业的犹太人的百分比。这是一长串反犹法律的第一项。同时，废除了授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以法国公民权的克雷米厄法令。然而，这时主管大员还不是真正刻毒的反犹分子，这项立法还准许有许多可以豁免的情况，被解除公职的犹太人仍旧有权领取年金，暂时还发给他们补助。除《法兰西行动报》外，维希报刊对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避而不谈的。
1941年3月29日，维希的主要反犹分子之一，格扎维埃·瓦拉，受命掌管一个新成立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6月间，更加严格的限制条例取代了10月的那些法律，把犹太人从许多职业中排除出去，其中包括银行、证券经纪、广告、新闻，以及已经列举过的各种管理职位。在诸如法律、建筑、医药等行业中，犹太人的限额规定为百分之二，在高等学校中规定为百分之三。最为不祥的是，6月间，地方当局还颁布了勒令所有犹太人进行登记的法令。虽然有了这些措施，非占领区的反犹活动仍然远远落后于德国人所规定的标准。
维希政府当然继续开展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产业全被没收。1940年秋和1941年春曾大肆逮捕所谓共产党人。尽管这样镇压，秘密出版的《人道报》仍有很大的销路。1940…1941年的冬季，经济情况、低工资、粮食匾乏、失业，都有利于地下共产党宣传的传播。到了1941年5月，据报道大约有三万名共产党员遭到监禁，占领区一万八千名，非占领区一万二千名。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全然可靠，这从下述事实便可获得证明：这些被捕的人中，有些被控“传播了戴高乐派的宣传”，这是当时任何一个遵照党的路线办事的共产党员决不会想到去干的事情。
维希最恨的还是戴高乐将军及其支持者，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继续对纳粹作战就是对维希的一种含蓄的谴责。戴高乐派不仅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被视为叛国分子。凡是离开法国或法国属地以“逃避民族责任”者——换句话说，就是逃避接受停战协定者——或者凡是从事反对民族复兴的宣传工作者——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维希的政策者，都被宣告褫夺法国国籍，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接下去的一长串定罪的宣判包括戴高乐、德拉米纳、勒让蒂约姆和贾德鲁这些军事领导人。凡是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人都被宣布为应受死刑的处罚。实际上，这种宣判只是对那些不在国内、无法将判决予以执行的人。虽然如此，毫无疑问，贝当和他的许多支持者的确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感到深恶痛绝。在贝当看来，戴高乐这个一度是他本人幕僚的人——“我怀里焐活的这条毒蛇”——竟敢出来表示异议，这不仅有伤他的尊严，而且是忘恩负义。另一方面，在一般公众中往往认为，政府反戴高乐派的行动只是欺骗德国人和掩饰维希和自由法国领袖之间的秘密谅解的一种诡计。
最后，维希的愤怒特别集中在一个小集团身上。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最最强烈的一种情绪就是，要为战败找出几只替罪羊来。约瑟夫·巴泰勒米写道，团结并不意味着忘却和宽赦。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说，对停战协定的最初反应是：“我们被出卖了……必须惩办卖国贼！”于是，1940年7月30日的第5号制宪法令规定在里翁设立一个最高法庭，对一些前部长和高级官员在1939年9月从和平走向战争时期的行为，以及后来使局势恶化的行为进行审讯。这样，维希实际上是在倡议以发动战争的罪名审判它自己的公民了。作为一种预备性措施，许多被告，其中包括达拉第、勃鲁姆、樊尚·奥里奥尔、朱尔·莫克、格伦巴赫、波马雷、马克斯·多尔穆瓦、居伊·拉尚布尔、雷诺、芒代尔和甘末林将军，都受到行政拘留。然而，对他们进行审讯所出现的困难比维希起先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贝当任命的一个特别法庭以七票对四票宣布雷诺和芒代尔有罪，贝当判决将他们拘留在一处严加防范的地方。对其他被告的审讯经过一再推迟之后，才于1942年2月在里翁开庭。
维希甚至不能对那些被它认为是敌人的人进行有效的报复。不过，我们的确只有把问题简化，才能说维希是一个政治实体，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利害关系互相发生冲突的集合体。它以它的弱点、浮夸的辞藻和平庸的政绩、经常见风转舵的做法、为官职而进行疯狂的争夺，以及令人眼花镣乱的人事更换，延续并扩大了第三共和国的一切错误。直到1941年底，民族革命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要有的话，也许就在纸上。与此同时，贝当朝廷里的陆海军将领和高级官员们懂得很少的外交和内政问题则正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来，要求给予愈来愈多的注意。
在维希盛行的种种幻想中，最大的一种是，认为法国将会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独自推行它在国内的各项新政策，而让世界其余国家继续去打仗。他们希望变成和平绿洲的这块地方，结果只是战场上的一片无人地带。逃避到中立状态中去，结果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一个象赖伐尔那样的现实主义者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他公开表示希望德国战胜英国。对于合作分子来说，反对法国战败的政权和反对英国人本来就是一回事。
英国胜利＇菲利普·昂里奥写道＇将使共济会各分会得救，犹太人重新掌权，“民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人士”恢复原来的地位，而“马西利阿”号这艘被人误解了的“十字军”的旗舰就会提升到“胜利”号的级别。
有着一种反英倾向的上层社会是准备对这类宣传作出赞同的反应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向来就不大敌视英国，甚至1940年夏季的事态发展也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情绪。维希电台在赖伐尔的控制下发出的猛烈反英宣传完全做过了头，反而助长了亲英情绪，尤其是在德占区。莫拉斯这个年纪虽老却激烈如故的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提倡人，曾经愤怒地抗议过英国的无线电广播，这就显示出这种广播所造成的影响。他说：“我们中了英国电台的毒”，“英国电台经由我们的南部，拚命地在广播。”同时昂里奥早在1940年8月就已经指责说，“现在在城乡各地开始悄俏流传着的宣传，追根究底都是从伦敦来的。”
在维希，象赖伐尔那样的人一心盼望英国迅速战败，想使法国立即加入德国阵营，并且设想法国的未来将成为德国珍爱的一个行政区。另一些人，包括法兰西行动党的大多数拥护者，则相信有可能保持真正的中立。这两派人的冲突是很激烈的。到了8月底，当赖伐尔在部长会议上重新提出他的对英宣战的主意时，反英情绪达到了高潮。9月1日，递送给海军参谋长奥方海军上将的一份证询意见书，暂时结束了这场骚动。他的回答表明，法国根本没有海军、陆军和空军力量可以进攻英国。此外，人民群众的情绪也开始变得更加明朗了。当亨茨格在1940年9月12日离开他在停战委员会中的职务时，他警告他的德国同事说，德军和法国居民的关系正日趋恶化，即使人民这时还不亲英，总之，他们正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敌视德国占领的迹象。
与此同时，在维希政权成立的头几个月里，赖伐尔显然正福星高照。在赖伐尔和他的副手蒙蒂尼的主持下，维希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无线电广播，是猛烈地反英同时又极力亲德的。在9月6日的政府改组中，赖伐尔除了保留他的副总理职位外，又得到了情报部长这个关键性职位。另一方面，赖伐尔的亲密盟友，机会主义分子新社会党人马尔凯却被贝当免了职。他是首先号召同德国人合作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人士之一，但是，贝当不相信他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委派佩鲁通接替他为内政部长。魏刚和赖伐尔之间的对立在政府中引起了猛烈的争吵，终于使前者被免去了国防部长一职，虽然还是另委他为驻北非总代表这一重要职务，因为他势力太大，不能贸然把他闲置一旁。
英国政府对维希的各个派系几乎是不加区别的。他们同情戴高乐为争取把法兰西帝国团结到自由法国事业中来所作的种种努力，但是，他们不希望把维希的任何统治者激怒到要打仗的地步。1940年9月18日递交给贾德鲁的一份备忘录就证明了这种小心谨慎的态度。那份备忘录指出，英国政府不愿同维希完全破裂，因为这可能会促使维希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因此，英国的政策是对继续效忠贝当的法国殖民地施加经济压力，凡是站到自由法国一边的法国殖民地，英国就答应协助进行防卫，但也只限于对付海军的进攻。1940年7月3日在米尔斯克比尔（奥兰的军港）对法国舰队的攻击，以及随后的断绝外交关系，加强了停战协定签订后法国爆发的反英情绪。尽管如此，伦敦和维希之间并没有完全切断一切联系。在英国同意下，派了一个驻在法国政府的加拿大代表，还通过法英两国驻马德里大使德拉博默先生和塞缪尔·霍尔爵士（后为但普尔伍德勋爵）建立了接触。夏尔…鲁说，到10月底，伦敦和维希的外交部之间已就一项协定的基础达成了协议。
与此同时，贝当通过一位法国教授路易·鲁吉埃的协助，开始了另一项谈判。贝当以特有的保密能力把这件事完全瞒住了他的外交部。鲁吉埃于9月29日会见了贝当，获得他的同意，打算到伦敦去力求达成一项放松封锁的协议。他在伦敦见到了英国首相和政府其他成员。有人建议他应努力同魏刚展开谈判。他后来声称他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丘吉尔当然不反对进行谈判这个主意，他在11月10日预先通知戴高乐，英国政府想努力同维希达成一项暂时解决办法。1940年11月21日，英国政府把答复鲁吉埃的建议的内容电告他们驻日内瓦的领事。这份答复承认英国政府已接到维希政府提出的不会毫无理由进攻英国的保证，并意识到维希有继续控制法国殖民地和舰队的决心。英国政府只要求维希应避免对自由法国的殖民地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并顶住德国人攻击或利用维希控制下的殖民地的企图。英国断然声明它希望看到法国及法兰西帝国在胜利以后恢复其崇高和独立的地位。英国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通过马德里的渠道开始讨论经济问题。鲁吉埃显然以为英国政府打算走得比这更远。但是，鉴于英国人对戴高乐所承担的义务和他们对维希这帮人的深刻怀疑，他们只打算采取非常缓慢而谨慎的行动。鲁吉埃的谈判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秘密，没有让赖伐尔知道。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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