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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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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欢仍悸遣扇≌庵志滦卸钦馐彼呛涂ǘ嗄扇床辉蕹烧庋恿恕Ｕ馐抢寺实囊獯罄硐胫饕宓囊恢直硐帧２扇≌庵肿龇ǖ哪切┤耸且Х�1849年马志尼的榜样，建立一个哪怕是暂时的象征性政权，以表现他们自己的民族愿望而不受盟国政策的约束。奥索拉那些爱国者非常缺乏武器，如果他们得不到增援，敌人肯定又会回来把他们赶走。事实上，敌人在10月的下半个月就是这样做了。
实际的情况是，尽管盟军对武器的供应在夏初很慷慨，但从8月初起，英国空军把全部力量都用在对华沙的爱国者供应武器上，于是奥索拉的战斗就为此付出了代价。11月13日，亚历山大将军的一项命令，使意大利游击队更为沉痛地感到失望，他提出游击队应该分散回家，等到明年春天再活动，因为这时无法有效地使用游击队。卡多纳的态度一直非常客观，他后来指出，虽然冬季自然而然地促使那些可以回家的人都遵照亚历山大的指示行事，但是一些左派政党的愤慨却是很强烈的，也是有理由的。不仅共产党人，全体游击队也都觉得盟军司令部不信任他们，这一点倒不是完全不真实的。卡多纳同意隆哥的看法，认为军事领导人的态度必须始终是积极的，绝对不能这样消极。
由于来自瑞士的财政接济中断，游击队的经费问题在1944年夏初变得严重起来。一开始，阿尔弗雷多·皮佐尼就被推选为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因为他没有任何党派关系。6月间，他终于安排好由两家大银行——意大利商业银行和意大利信托银行——贷款给米兰的一些爱国企业，例如法尔克、爱迪生和皮雷利，再由这些企业把钱转给皮佐尼。可是需要的东西一直在增加。8月间，法国解放以后，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比较容易展开活动了。11月14日，帕里、皮佐尼和其他两个代表到达巴里郊外的莫诺波利与盟军当局进行磋商后，继续前往罗马，拜会意大利临时政府的成员。这样，在人心非常沮丧的时刻，仍然能够作出几项重要的决定。盟军当局答应向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提供经费，这显然是宁愿借此进行控制，而不愿把控制权交给博诺米和他的同僚。同时，在1944年12月7日，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承认了财政援助的必然结果，即承认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意大利北部负责对敌斗争事宜的权力机构，也是在盟军部队到达前负责一切行政工作的权力机构。博诺米内阁批准了承认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意大利能够“自由决定其自身命运”（1944年12月20日）以前为临时政府。
在1944…1945年那个漫长的冬季中，意大利军事行动一直停滞不前，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4月10日，盟国军队终于开始行动了。后来，在4月19日，波伦亚的人民奋起反抗德军，发生了残酷的巷战。4月21日，盟军占领了这个要害据点。在此期间，著名的游击队英雄博尔德里尼和他的部下已经解放了弗利和腊万纳。从这时起，纳粹…法西斯方面就不过是个总崩溃的问题了，因为德国人和新法西斯政权分子都竭尽所能地在互相拆台。至于墨索里尼4月25日逃跑未遂及其后果，上文已经叙述过了。
与此同时，意大利北部正处于骚动中。游击队已经制定计划，准备接管各大城市并防止德国人破坏交通（象在佛罗伦萨发生过的那样）和工厂。1945年3月间，米兰的罢工增多了。4月初，游击队控制了米兰…都灵公路（主要的汽车路）。4月10日，共产党发出最后的指示——第十六号——号召准备“群众起义”。4月23日，热那亚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部队起来攻击德国人，后者被迫于4月25日投降。也在4月23日，米兰的铁路工人实行罢工。4月24日凌晨，共产党、行动党和社会党（在米兰，社会党是很强大的）的一个“起义委员会”发出命令，在大街和工厂公开进行抵抗。4月25日在试图同墨索里尼谈判的时候，布雷达公司和皮雷利公司的一些厂里全发生了战斗。4月25…26日夜间，游击队占领了无线电台。隆哥向卡多纳汇报了情况。4月27日清晨，上意大利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接管了权力。在都灵，工人于4月25日开始占领工厂，他们同德国人展开了激烈战斗，德国人大都夺路逃出市区。民族解放委员会于4月28日接管了该市。这样，在盟国军队到达以前，意大利北部的重要城市基本上已经全部落入爱国者手里——有时候，例如在都灵，伤亡惨重。接着，盟国当局就着手匆匆接管一切权力，其急促情况往往暴露出来，很不策略。事实上，他们对游击队的不信任，给意大利解放的气氛投下了阴影。
除了全面不信任的气氛外，意大利人还同法国人为了向来讲法语的奥斯塔地区发生了一场冲突。从1943年底开始，那里对纳粹和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一直是由埃米尔·夏努领导的，他在1944年5月间被新法西斯分子折磨死了。那年冬季，主张脱离意大利并入法国的宣传，开始从奥斯塔地区的一些教士中散布出来。1945年4月28日，当地的游击队赶走了敌军，可是次日晚间，法国的巡逻队越过了边境。这时，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奥斯塔人全部情绪激昂，其中奥斯塔人最希望的也许是自治。5月5日，盟国军政府和美国军队接管了奥斯塔地区。
最后，必须记载一下的是，除了在与盟军正式作战中阵亡的意大利士兵外，抵抗运动付出的代价至少是：有两万人被击毙（或者被折磨死），有四万人受伤和失踪。往往还出现整个村庄被毁灭的情况，这是从1943年9月18日皮埃蒙特的博维斯村开始的。同时，还有被押送出境和受党卫队严刑拷打的事件。有许多资料记载了德军当局把死尸吊在沿街的所有树上，以宣扬他们的恐怖统治。也许，最声名狼藉的大规模屠杀，是1944年3月发生在罗马的阿德亚廷河畔的——当时从被捕的人中随便挑出了三百三十个人加以杀害，因为有人在拉塞拉路扔了一枚炸弹，炸死了三十二名德国士兵。在全国的牺牲中，也许代价最大的是丧失了一些能干的——确实是才气横溢的——年轻领袖，象加利姆贝尔蒂、贝尔特拉米、莱奥波多·加斯帕罗托、库列尔以及无数其他人士，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将为这些人才的损失而深感惋惜。
第四编 法国
第一章 维希法国
1940年5月和6月间法军溃败以后，法国于6月22日同德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又于24日同意大利缔结了停战协定。法国处于混乱状态中，法国人民，用莱翁·勃鲁姆的话来说，“在这个打击下惊慌失措，呆若木鸡……丧魂落魄，寸步难行；事实上，他们在麻木和绝望中在地上躺倒了”。法国国内显然已不可能进一步抵抗下去了。全国各地都承认了6月16日贝当元帅组成的政府的权力；作为一个沉痛的但又无可避免的事实，停战协定也被接受了。
另一方面，在法国的海外领土中，最初的反应是拒不承认战败。摩洛哥的诺盖将军、近东驻至总司令米特尔奥塞将军、叙利亚高级专员皮奥、吉布提的勒让蒂约姆、印度支那的贾德鲁将军和德古海军上将等等，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要继续战斗的决心。“法国出了什么事情”，《印度支那电讯报》问道，“使得贝当元帅主持的政府，在我们已经庄严地保证决不缔结这种性质的和约的时候，竟要求单独媾和？”“我们乐于接受这项和约吗？根本谈不上。今天，帝国可以拯救法国。”不过，这是一种非官方的反应；而各级官员却具有等级从属观念和服从事实上的政府的传统，他们经过短时期的犹豫不决后，所有主要的殖民地都同贝当站在一起了。同样，对于法国部队的军官来说，拒不接受停战协定似乎是违背了效忠祖国的誓言。因此，虽有些微不足道的反对，波尔多政府还是能够使整个法兰西帝国随同法国本土一起退出了战争。少数几个顽抗的人，如贾德鲁和勒让蒂约姆，都被撤了职，他们后来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法国政府作了必要的人事更动，在一批明确表示接受政府权力的总督统治下，可以深信殖民地的忠诚是可靠的。这些总督是：摩洛哥的诺盖将军、近乐的米特尔奥塞将军、叙利亚的富热尔将军、吉布提的热尔曼将军、突尼斯的埃斯特瓦海军上将、阿尔及利亚的阿布里亚尔海军上将、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布瓦松、马达加斯加的凯拉、印度支那的德古海军上将，以及法属西印度的罗贝尔海军上将。
戴高乐在英国举起了继续抵抗的大旗，他本来可以依靠英国的军事援助在某些法国殖民地取得立足点。但是，英国政府亟盼不使他们同维希的关系恶化到开战的地步，并且在一项政策声明中明确地表示，英国只愿意用海军部队支持法国殖民地内持不同政见的运动。9月底，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对达喀尔发动的进攻被击退了。自由法国运动仅仅在非洲、大洋洲和印度争取到一些较小的殖民地，这些收获，同接受贝当权力的广大的法国本上和海外领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法国非占领区，新政府没有遇到抵抗就接过了控制权。6月28日，新政府迁到克勒蒙菲朗，然而，这个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适当房屋，它们只得分散在附近的一些矿泉疗养地上。二十四小时的经验就足以说明这种局面是无法容忍的。另一个可能的去处是里昂，但是，政府不愿设在一个容易受到大量城市人口压力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人又都是忠于赫里欧的。维希拥有大量的旅馆房屋，可以安置政府的各个部门，所以是解决这个最大的实际困难的地方。7月1日，贝当和他的部长们迁到了这个城市。维希作为他们首都的时间，比他们原先预料的要长久得多，而维希的象征意义，也远远超出他们原先希望的或是担心的。自从6月16日成立以后，这个政府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动。赖伐尔最初拒绝就职，因为没有让他担任他想担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可是他不久就后悔自己不该一时赌气，于是参加政府当了内阁会议副主席和国务部长。波尔多市长，赖伐尔的党羽马尔凯，同时成为内政部长。
谁都知道贝当厌恶议会政治的支持者，所以新政府中虽然还容纳了几个这种人士，但也包括许多第三共和国的敌人。对当时政权的敌视往往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人竟然对法国的沦陷表示欢迎，因为它意味着民主共和国的结束，尽管并没有很多人象《瓦砾》一书的作者走得那么远。这位作者公然高兴他说，战败比胜利更为有利，因为战败就摧毁了一个“不光彩的议会制度”。一个法国军官的日记中表达了一种较为温和的反应：
当然，至少就目前而言，官兵们心里全都想到在法国建立独裁政治。我简直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曾对议会政治表示厌恶的士兵，他们都坚持认为众议员和他们的政策是唯一应对这场大灾难负责的。
这种心情无疑是普遍存在的；它也说明了何以不搞政变，却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尊重宪法，就可能使第三共和国结束。议会1940年的常会于7月6日正式闭幕，第二天，两院在维希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提出了一项修改宪法的建议。7月9日，参议院的二百三十名议员中有二百二十九票（拉斐特的后裔七十五岁的德尚布伦侯爵是唯一的反对者），众议院的三百九十八名议员中有三百九十五票表决赞成修改宪法。为了试图避免立即取消第三共和国，一群参议员，其中包括保罗…邦库尔，提出了那项托林修改法案，这项法案提出：在缔结和约以前，暂时中止实行1875年的宪法，授与贝当全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家的秩序和生活，委托他在一个委员会的协助下起草一部新宪法，以便提交国民表决。这里还应该提一提一个奇怪的插曲：弗朗丹企图说服国民议会议长勒伯伦在议会召开前辞职。据弗朗丹说，他这样做是企图保全第三共和国。人们自然很想知道：个人野心和想要抢在赖伐尔前面的念头会不会同这种花招多少有点关系。无论如何，这一企图毫无结果，因为贝当正要依靠赖伐尔来争取众议院同意废除现行的宪法，赖伐尔的政治活动力，当时简直是无穷无尽的。勒伯伦评论赖伐尔说：“他真会笼络人！”莱翁·勃鲁姆则说：“这件事是他一手搞起来的。”赖伐尔的影响，从他在波尔多所采取的、阻止政府迁往北非的强有力的步骤中已经显露出来了。贝当尽管个人对赖伐尔相当反感，却始终不曾完全忘记是赖伐尔出了最大的力为他取得他的地位的。他说：“赖伐尔可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参众两院，或者至少是当时在维希的两院议员，于7月10日上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听取政府的意见。赖伐尔作为一项建议的发言人，提出授予贝当全权起草一部新宪法。他以贝当的名义提出保证说，两院将继续存在，因此议员们将继续支取薪金，直到新的议会建立起来为止，这样他就在反对托林修改法案，为他的建议赢得支持的努力中取得了相当成功。他还坚持主张新宪法应交由国民批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对这种批准规定一个期限，也没有规定国民批准的形式，这部宪法一经颁布将立即生效。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贝热里提出一份由一百名左右的议员签署的声明，宣称法国所能走的唯一道路是同其他拉丁国家，甚至同德国合作，建立起一种在性质上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大陆新秩序。弗朗丹这时用一篇生动有力的演说，支持赖伐尔的制宪建议。当天下午，根据1875年的修改宪法条款，两院作为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在可能有的八百五十票中（1939年被排除出去的七十二名共产党人不算在内），有五百六十九票赞成贝当的建议，八十票反对。
贝当立即行使他新获得的制宪权力。他的首席顾问是阿利贝尔，一个观点流于极端、性格容易激动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律师。7月11日颁布的第一项制宪法令明显地避而不用共和国这个词，只宣布贝当就任了法国国家元首的职位。他以这一身分下令废除1875年2月25日那项制宪法令的第二条，即著名的瓦隆修正案，这一条为总统的选举作出了规定，因此实际上奠定了共和政体。也许这项法令的最意味深长的特征就在于它开头的一句话上——“我们，菲利普·贝当”——通过这句话，贝当权力的个人性质一清二楚地表明了出来。根据7月11日同时颁布的第二项制宪法令，贝当使自己在新议会组成之前拥有立法权力、拥有任命其他未作规定的一切军政职位的大权，以及国家元首的全部恰如其分的权力：实际上，他是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个职位的。这样，行政权便取得了全面的自主，它颁发的命令就是法律。根据第三项制宪法令，原来的参众两院一律休会，听候进一步的通知。法国在两天之内已经从议会制变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总统制的政体，这是多少不免令人回想起1850年和1852年间路易·拿破仑所实现的一种变化，当时，担心社会秩序崩溃的恐惧心理使法国投入了一个较早的社会救星的怀抱里。
新政府的新起点就是赋予贝当以个人权力；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对这位元帅普遍怀有忠诚感。按照这个政权的逻辑，可望出现的唯一有效的立宪方面的发展，就是通过实行效忠宣誓这类措施来加强个人因素。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政府，便自然而然产生了由谁继承贝当的问题。根据1940年7月12日颁布的第4号制宪法令，赖伐尔是应被提名的第一个继承人；这是一项极其不得人心的决定。赖伐尔在12月13日倒台，自然使他被排除于继承人名单之外了。1941年2月10日达尔朗被指定为新的“皇太子”，这标志着他的地位上升。赖伐尔的姓名直到1942年11月才再度出现。
从1940年9月到1941年7月，在国家元首贝当下面有两个会议，一个是部长会议，由他本人主持，一个是内阁会议，由内阁会议副主席主持，负责处理一大部分实际工作。1940年9月6日和1941年2月23日颁布的两项命令，设置了十五个国务秘书，1941年6月9日又增加了两个，直属于内阁会议副主席本人。某些国务秘书担任部长的职务，地位高于其他一些秘书。参众两院仍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只能由国家元首召集，而元首却无意召集它们。1941年1月弗朗丹当权时，曾负责设法产生一个国民会议以代替参众两院，国民会议成员由国家元首提名，而且只能在他的动议下发挥谘询作用。《时报》当时很恰当地用了一个十八世纪的术语，称这个会议为“名士会议”。在它最初的一百八十五名成员中，大约有九十名是议会政治的支持者，这个事实使贝当大为恼火，因此，他拒不发给这些人任何薪金，甚至不给他们以举行开幕会议的权利。这个国民会议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只是通过国家元首任命和召集的几个委员会发挥作用。1941年6月，成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由约瑟夫·巴泰勒米担任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贝当宣读了一遍讲话，宣称将以一个独裁主义的等级制的国家来代替早已信誉扫地的、经过选举的、代议制的、多数主义的政体，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始终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的成果。
立宪计划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在维希这段插曲中，实际政治自始至终就是官僚政治。主要部长之一布蒂耶说：“我们把全部信心都放在行政工作上。”在部长会议之下，最重要的机构是国务会议，它的立法部门在1934年曾被撤销，这时又恢复了。贝当所挑选的部长，大多数不是政治家，而是行政人员，其中许多是来自“财务督察”这个有势力的紧密团结的团体。他们不得不应付巨大的困难，两个区的存在，以及维希和巴黎之间行政工作的区分就很不简单，虽然1941年间大多数部门都已经逐渐迁回了巴黎。贝当的第一个办公厅主任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曾经著文高度赞扬在维希政府中当权的高级官员们的勇气和专业能力，他说，“人们永远说不清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拯救了法国。”这个评语很可能说出了不少实情，虽然现在还不大能够获得材料来作出公平的判断。然而，他也曾指出，这些人的行政才干，由于他们特别缺乏政治头脑而被抵消了，这一点的确也说得很对。为了给日益扩大的官僚政治提供它所需要的新人员，在较低一级上起用了迪穆兰所描绘的“临时拼凑的、高谈阔论、飞扬跋扈的骨干：打手、法国人民党或蒙面党的失意分子、上流社会的纨袴子弟，以及‘从城堡里逃出来的人’拼凑起来的一个奇怪的混合体”。而这群人的中心人物，用美国大使的话来说，是“一个被一群谋求私利的阴谋家团团围住的虚弱无力、惊慌失措的老人”。
维希始终没有达到政治上的团结一致。魏刚认为它根本不配称为一个实体。他说：“维希政府并不存在”；维希政府一直都是由一些分裂的和对抗的集团组成的。它的历史不是由贝当或是由其他什么人执政的历史，而是相互冲突的派别之间的阴谋与斗争的历史。这些人在法国残存的土地上争夺权力，却四面八方受到正在打仗的世界局势和德国人的命令的约束和限制。维希政府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十八世纪法国宫廷的一个东歪西倒的复制品，而贝当就是年迈的、清教徒般的路易十五，他以一种超乎个人好恶的独特作风任免他的朝臣，听任一个集团抵消另一个集团，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或者，如果说他信任任何人的话，那就只有他的私人侍从医师梅内特勒博士了。甚至在外交事务上，情况也是如此，1940年秋，当外交部企图同英国进行谈判，而赖伐尔却企图同德国达成一项交易时，贝当就有他自己那可怜而又无益的“国王的”小秘密。这一切构成了这个临时凑合的政治实际，而所谓民族革命的那种理想主义则为它提供了一个堂皇而孤立的外表。
如同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维希政府不得不面对惊人的经济困难，只是靠了政府的出色努力才在一个陷于混乱的国家中恢复了秩序。到了1940年7月底，把难民遣返到他们在占领区内的家乡的工作开始了。解除武装（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军事当局尽力把德国人不知道的秘密军备仓库保存下来）和复员工作也必须着手进行。到11月，失业数字达到了一百万人。他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对付这个问题——解雇妇女劳动力和外国人，禁止任何接受政府合同开工的商业或工业部门雇用农业工人，尤其重要的是，还制定了强制性的缩短工时的规定。然而，失业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更为持久的困难则是劳动力的缺乏，因为开始时在德国的战俘将近有二百万人，而迟至1941年12月仍有一百二、三十万人在囚禁中。
除了战争和战败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困难之外，还有法国的征服者的系统的经济剥削所引起的困难。为了战略上的缘故，占领区内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迅速修复了。原料、机器和车辆都被没收后运往德国；德军的军需品则在农村进行征用，由法国当局负责付款。兑换率固定为一德国马克兑换二十法郎，而不是按战前的一对十一，或是按物价水平所表明的约为一对十四的比率，这就鼓励了占领军大规模购买东西送回德国去。法国同意支付占领军的费用。尽管法国对此一再提出抗议，这笔费用据估计每天为四亿法郎，这个巨大数目实际上等于战前法国预算的一倍。事实是，德国人向法国索取的不仅是一支正常占领军的费用，而是为作战目的集结在法国的全部庞大部队的费用。
除了德国的勒索，停战以后在法国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事实是，国家被划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分界线从瑞士边界靠近日内瓦的地方开始，向西北延展到多尔，再往西到图尔东面的一个地点，然后在圣…让…皮厄…德…波特附近朝南转向比利牛斯山。在占领区内，北部和东部的工业区被置于一种特别统治之下，9月初，海峡沿岸三十公里内的平民都被撤走。被占领的法国划分为五个区，各区之间的往来受到严格的管理。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的往来也有严密的限制办法。甚至邮递都受到严厉的限制。1940年10月以前，两区之间是禁止通信的，在这以后才准许通信，但仅限于使用上面印好字句的明信片。法国当局虽然继续在占领区内行使职能，但只是在德国军事司令官及其下级军官的管制下行使的。
非占领区同法国其余地方的不相往来，意味着它同法国比较富庶的一半地区隔绝了，失去了百分之六十六的耕地，百分之六十五的产业工人，百分之七十四的小麦产量，百分之七十的牛奶，等等。此外，1939…1940年冬季的严寒对农作物十分不利，而1940年夏季的战事又妨碍了收割。
英国于1940年6月25日已把封锁扩大到法国，这就切断了法国大西洋沿岸和海峡沿岸各港口的交通往来。在地中海，倒不是战舰使封锁生效。英国人对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船只本来是可以控制的。但为了不使他们同维希的关系更加恶化，在1940年就没有试图加以限制。然而，通过地中海港口进入法国的供应物资中，有一大部分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了。博杜安在8月22日的一次广播中抗议说，英国的封锁正在使法国人活活饿死，同时宣布了德国的一项提议，从海外获准运入的粮食都将留供平民之用。事有凑巧，第二天，德国人竟要求非占领区立即交出五十万头牛，一百五十万只猪，以及其他供应物资，而被要求交出这些东西的地区，甚至在平时粮食也不能自给，何况现在又是难民充斥的时候。1940…1941年冬季，巴黎情况异常严重，整列车整列车的粮食和燃煤从非占领区送往巴黎，因此非占领区的情况就更形恶化了。
粮食供应是维希最紧迫的问题。由于大批战俘被拘留在国外，农业劳动力非常缺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41年春颁布命令，准许强制征召劳动力去种地，同时采取了一些措施鼓励适合农业生产的家庭返回田间，还在农场里为城市失业者安排了工作。在德国人的鼓励下，“回到田间去”成了维希宣传的题目之一，因为当时德国人还没有感到需要法国的工业产品，他们抱有一种想法，要把法国变成一个卫星般的农民社会。法国各个方面对这种想法很不欢迎。增加农业生产的计划显然并不成功。组织一种总体制度的企图在农业方面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里推行得都更远。它遭到农民的冷待和敌视，只得让农民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农业总体协会。根据1941年8月18日的一项命令，协会的一切活动都由国家进行控制，这个团体于是变成了不过是中央政府用来执行农业部长作出的一切决定的一个机构。维希政府不断发出怨言，说农民自私自利，说这种情况使城市注定要闹饥荒，同时又呼吁农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工业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由于封锁，法国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进口纺织原料，百分之六十的纸浆供应，以及全部进口的燃煤，进口煤在1938年消费的六千八百万吨中占两千三百万吨。这种损失以及随后使用浪费的、效率很差的代用品，其结果之一是，整个工业生产下降，以1938年的生产率为一百，1941年下降到七十一，1942年下降到五十七。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采用从公安委员会时期以后未曾使用过的经济控制就不足为奇了。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法国工业能否避免彻底崩溃是很值得怀疑的。尽管遭到相当大的反对，还是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委员会制度，负责采购、分派和配给原料。这种制度发挥作用时所表现出来的弱点，从贝当1941年8月12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全暴露出来了。他解释把供应部长阿夏尔解职的原因，同时谴责国家各分配中心，他说这些中心损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让一些大商业代理人对供应品进行了垄断性的控制。
尽管法国的经济情况日趋严重，却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大崩溃，这应归功于组成法国真正政府的那些官僚政治的技术专家。财政部的工作尤为出色，它创建了一种近乎封闭的货币流通顺序。据估计，其有效系数1940年为百分之七十六，1941年为百分之八十，1942年为百分之六十七。当时占领费用和其他由于停战协定而出现的开支占去了法国预算的一半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谈不上什么健全的财政。1940年，支出超过三千六百五十亿法郎，而收入则为八百二十亿，下一年的相应数字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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