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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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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希┖托轮刃蚬裁说墓遥饩褪沟鹿肯匀惶乇鹞选Ｋυ谒墓庵饕铩缎藕拧飞戏⒈砹艘黄ㄌ馕恼陆写鸶矗怠芭分尥沤帷钡氖乱翟缭�1870年和1914年使用有色人种的军队来攻打德国时就已经被出卖了。这件事在德国外交部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外交部于1942年3月派该部新闻司的乌拉赫亲王到罗马去，就这个问题向齐亚诺的秘书达耶塔进行试探。与此同时，德国的公众也开始对德日联盟是否恰当这一问题普遍感到怀疑，因此1942年6月5日博尔曼不得不向纳粹党发出了一项特别通知，要求全党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制止有关“黄祸”的进一步议论，他把这种议论说成是相当于“叛国罪”。但是，这种怀疑显然继续存在，甚至在最高阶层里也不例外，而希特勒本人则对日本人当时正取得的惊人的进展也开始不安起来。据戈培尔说，希特勒对“白种人在东亚遭到的惨重损失”“深深地”感到遗憾，有时还“忧虑地”问自己，“白种人最终是否能对具有巨大潜力的东方人民保持他们的优越地位”。
德国与其他轴心国伙伴和卫星国家之间的关系，同它与意大利的关系比较起来，甚至更为全面地受到希特勒本人的控制。严格他说，西班牙既不是盟国也不是卫星国，尽管佛朗哥很早就向元首和墨索里尼表示过忠诚，可是就西班牙而言，自从1940年底它退出“费利克斯战役”以后，希特勒显然已经不再把它当作轴心国事业中一个得力的正式伙伴了。他得出结论，西班牙“只有在战争的结局已定时，才会出来支持一方”。然而，他认识到，“至少在表面上”同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对德国是有利的，由于他看清楚“西班牙的立场极为可疑”，甚至到1944年1月那么晚的时候，他都不敢采取任何“可能会促使西班牙加入敌人阵营的措施”。另一方面，他也不阻止德国报刊对西班牙的态度进行越来越直率的批评，特别是在1943年底蓝色师从东线应召回国以后。德国新闻界态度的这种改变，其更加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强调西班牙渴望合作建立新秩序的，是报刊上的撰稿人，而不是德国官方的发言人。原先，每当一支西班牙“志愿兵”分遣队到达东线时，或者每当志愿兵频频赴德国作宣传性访问时，他们总是十分显著地加以报道，甚至象1942年4月西班牙与德国之间的国标足球比赛这类体育活动，也被急切地用来作为西班牙同轴心国“团结”的证据。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提到西班牙同轴心国的关系时，则谨慎得多，只把西班牙的态度说成是“非交战国”，或是“强调”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有“特殊情感的中立”。
在卫星国中，希特勒认为匈牙利、罗马尼亚和芬兰之同德国“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其意义和意大利并不一样。可是，拿罗马尼亚来说，他个人同扬·安东尼斯库元帅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比同墨索里尼的关系还要密切。事实上，他向墨索里尼承认，他“十分尊重”那位罗马尼亚元帅，虽然他“对米哈伊·安东尼斯库并不信任”。安东尼斯库元帅是希特勒遇到困难时曾经请教过军事问题的唯一外国人，也是在元首大本营中敢同希特勒毫无拘束地直率谈话的唯一客人。他还受到特殊的礼遇，希特勒从来没有给予其他卫星国领导人这样的款待。1941年6月，他事先便获悉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当他于1942年2月访问希特勒时，纳粹党报以头版新闻报道了他的访问，而对当时也在德国的吉斯林，却只给以简短的、不十分显著的报道。在这次访问时，希特勒亲自授给安东尼斯库金质鹰徽大十字勋章。6月里，他成为第一个获得骑士十字勋章的外国将领。
就政治方面而言，希特勒对安东尼斯库的这种偏爱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它大大加强了后者同匈牙利人的对抗。显然，这并没有使希特勒觉得遗憾，因为他象这个罗马尼亚元帅一样，也“看不起马扎尔人”。何况希特勒本人对霍尔蒂的感情始终就不是很真诚的。首先，那个匈牙利摄政未能全心全意地合作去“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这一直使希特勒感到恼火。其次，他对匈牙利人不愿全力支持东线的战事也非常不满，甚至在公开演说中也流露出这种不满的情绪，时常用不同的词句提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他的合作。在演说中，他还倾向于把匈牙利人同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混在一起，而对罗马尼亚人则另眼相看。他认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由于对轴心国的忠诚，在领土方面都已获得了不少的好处——匈牙利根据维也纳议定书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又在对南斯拉夫发动进攻后得到了普雷克穆尔耶、巴奇卡和巴兰尼亚，罗马尼亚在对俄国发动进攻后收回了比萨拉比亚，并且并吞了外尼斯特里亚。在希特勒同墨索里尼的会谈中，他主张“轴心国的外长有责任心平气和他说服这两个国家”，使它们之间敌对的情绪不至于发展到“公开决裂”的地步。他还说，他本人已经告诉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如果他们双方不顾一切想要打仗，他决不会阻止，但是他们双方都会因此得不偿失的。”可是，暗地里，他显然已经向那个罗马尼亚元帅暗示，他往后会让那个元帅放手去对付匈牙利的。米哈依·安东尼斯库第一次到东普鲁士访问德国元首大本营后一个月，就发表了那篇著名的1942年3月19日的攻击匈牙利人的演说，这不大可能是一个巧合。这篇演说一时使轴心国内部很有发生一场战争的危险。
至于保加利亚，希特勒似乎接受了这一事实：即保加利亚人民的亲俄情绪使他们不能参加这次进攻苏联的“十字军”。他同博里斯国王的关系一向并不错，即使不是真正友好的话，因为国王的“自然的”和“谦逊的”态度显然给希特勒和他的随从留下很好的印象。希特勒因为保加利亚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战役，所以给了它相当大的报酬，正如希特勒1941年5月4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从而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忠实的盟友付清了“历史的债务”。如果不是由于保加利亚同莫斯科保持外交关系的话，他无疑会给予它更多的报酬的。这意味着，提到保加利亚在新秩序中的作用时，德国宣传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德国和保加利亚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上，放在亲德派人士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正起着的作用上，而不放在可能牺牲苏联而作出的领土调整上。
至于芬兰，希特勒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它同盟国方面的一个主要国家（指美国）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象中立国的记者指出的那样，芬兰同德国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定，只是由于对一个共同敌人开展斗争而必须进行切实可行的合作。虽然如此，根据作者写本文时（1953年）业已掌握的证据来看，希特勒的确非常重视北方的这个盟邦。在1941年12月11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他在赞扬各卫星国时特别提到了芬兰，并在1942年6月专程去芬兰进行访问。
就德国同各卫星国的关系而言，军事合作或许并不那么突出（有时候的确非常脆弱），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倒是希特勒所采取的两个步骤：第一，“保护”轴心国内的日耳曼人，第二，在德国试图“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时，保证使这些国家同德国合作。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德国的政策是：坚持这些日耳曼人可以享有自己的法人团体，有权成立自己的地方政府，制订法律以维护他们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参加武装党卫队和德国其他军事组织，以及一般说来，同德国当局保持它可能要求他们保持的那种关系。例如，斯洛伐克是1939年“战争爆发时手持武器参加德国方面作战”的第一个卫星国。在那里，德国侨民团体的领袖弗朗茨·卡马辛便同里宾特洛甫经常保持联系，里宾特洛甫就用他作为非正式的德国专员。卡马辛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过程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他对于自己是德国特务一事也从不隐瞒。根据1940年7月21日的斯洛伐克立宪法令，在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将由一个国务秘书处来代表。1940年5月，据宣布，他们是一个自治团体，除斯洛伐克政府征收的各种赋税外，有权征收自己的赋税（Volkssteuer）。在克罗地亚，根据1941年6月21日的克罗地亚国家法和同年10月随后公布的一些法令，德国侨民团体也获得了自治团体的各种权利，其结果是：（1）他们的领袖布拉尼米尔·阿尔特加耶尔博士成了国家行政长官，在日耳曼族人的所有内部事务方面拥有最高权力；（2）日耳曼族人的文官都宣誓既效忠于希特勒又效忠于德国占领下的克罗地亚的首领帕韦利奇；（3）日耳曼族人可以按照纳粹党的仪式悬挂德国国旗，唱德国歌曲，穿制服和行纳粹党的敬礼。在罗马尼亚，德国侨民团体的地位，是在1940年8月30日签订维也纳议定书时由里宾特洛甫和罗马尼亚外长马诺伊列斯库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后来，这项议定书又由一个协定和一项法令加以补充。前者是1940年10月6日由安东尼斯库与侨民领袖安德烈亚斯·施密特签订的，后者则是同年11月21日使侨民团体成为自治团体，并授权给它颁布自己法规的一项法令。象在克罗地亚一样，侨民团体的成员被迫既向当地政府（所谓“罗马尼亚军团国”）宣誓效忠，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在匈牙利，侨民团体的地位也是由维也纳议定书签订时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这项议定书赋予当地的德国人毫无阻碍地保留他们民族风俗的权利，并允许“匈牙利境内德国人民族同盟”在弗朗茨·巴施博士的领导下，有权决定哪些人可以被承认为侨民团体的成员。日耳曼人将有自己的德国学校，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将有适当的人数参加。可是，同其他卫星国家的日耳曼人享有的权利比较起来，匈牙利境内日耳曼人的权利仍然受到严密的限制。他们没有获得法人团体的地位，他们领袖的权力也不能同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侨民团体领袖的权力相比拟。地方当局禁止他们在国旗旁边悬挂“万”字旗。在匈牙利议会的辩论中，议员们常常流露出对日耳曼少数民族领袖们敌对的情绪，而在种族上属于日耳曼族的人们，大多数又都拒绝参加纳粹党控制的侨民团体。
象日耳曼人那样，犹太人也成为德国干涉卫星国内政的一种借口。1941年12月，外交部主管“德意志领土”司的副国务秘书路得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方面德国的计划究竟要求各卫星国参加到何种程度。根据路得的意见，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通过下列方法：
1。将居住在德国及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 2。将占领区内已经丧失公民权的所有德国犹太人押送出去；3。将所有塞尔维亚犹太人押送出去； 4。将匈牙利政府移交给德国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出去；5。向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德国准备把居住在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6。促使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政府制定类似纽伦堡法令的法律； 7。劝说欧洲其余各国政府颁布有关犹太人的法律；8。并象以前那样“自觉地”与盖世太保“合作”以执行这些措施。
有一时期，纳粹当局显然妄想起草一份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共同条约，要求防共协定的所有签字国予以签署，从而使他们的“彻底解决”计划对各卫星国都有约束力。可是，这项计划似乎遭到了反对，因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匈牙利都不愿意对这种多边的谅解承担任何义务。因此，德国最后决定对各卫星国分别施加压力，迫使它们一个个同德国签订双边协定，允许德国人把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出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还是拒绝听从德国人的号令。为了要澄清有关“彻底解决”建议的许多问题，纳粹于1942年1月20日召开了著名的“万湖会议”。在会上，海德里希发觉不得不指出，尽管“在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项问题已经不再有什么困难了”，尽管“罗马尼亚也已经委派了一名主管犹太人事务的专员”，在匈牙利“却仍有必要在不久的将来迫使该国政府接受一名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顾问”。但是，事实上，正象里宾特洛甫的特使费森迈尔于1943年4月和12月两次访问布达佩斯回来后不得不汇报的那样，外交上的任何威胁都没有能促使匈牙利人改变态度，事实上匈牙利押送犹太人出境的工作直到1944年3月德国人占领该国后才开始。
第三章 党卫队与新秩序
如果我们不提党卫队在新秩序的筹划和组织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篇概括的研究就不是完整的，因为党卫队对那个议论很多的（即使是多少有些模糊的）政治概念的形成无疑起着极其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影响。的确，我们甚至可以说，希特勒的欧洲主要就是党卫队的帝国。元首本人特别赞赏地看待这一帝国，就因为它体现了那么许多他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可是象我们往后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一帝国也是占领区内民政和军政机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常徒劳地尽力加以反抗的。由于这个原因，一般很难把德国大空间的历史同党卫队的历史和它的政策与活动分割开来。
党卫队的登场一点不是因为它在国家和纳粹党的结构内享有特别有利的地位，而是因为它在初期就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有好多年，党卫队一直独断独行，成了国中之国，象波森军区司令官佩策尔将军早在1939年11月就很有理由抱怨的那样。希特勒为了奖励党卫队“在1934年6月30日事件”中立下的功劳，不仅把它提升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结构内一个独立组织”的地位，而且还容许党卫队的官员象盖世太保的特工人员那样，实际上不受正常的德国司法机关的管辖。党卫队遇到可能的时候，总避免通过正规的国家和党的机构发挥作用。它从一开始就保有自己的情报体系，而且在很早时期这个情报体系就成了纳粹党和它的各个组织的唯一情报机关，后来还取代了正式的军事情报组织谍报局。其次，它还设立了自己的一些从事政治、思想和“社会学”研究工作的独立机构——其中包括由希姆莱担任主席的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党卫队研究和训练协会”（遗传研究所）。
在各项活动中，党卫队具有一个有利条件（这是同希特勒的欧洲有关的许多其他机构所没有的），即在自己组织内享有协调的、有效的领导，因此，象时常发生的那样，如果它在工作中同国家和党的其他机构发生矛盾时，它对于自己的目的应是什么至少十分清楚。总的说来，就它乐于宣布的政策而言，它在说明自己的目标方面要比其他那些机构直率。党卫队看不起那些“计划制订人”，它的机关报《褐衫队》专爱拿那种人取笑；它对于那种建立在许多宣传人员所鼓吹的广泛基础上的新秩序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深信，在德国领导下经过改组后的欧洲的任何地区，首先考虑到的应是“血统、国土和种族”，尤其是种族，以及某一个党卫队发言人所谓的“武力全能这一概念”。因此，党卫队在这方面工作的重点在于德意志各族人民和日耳曼侨民，即希特勒保证要“收回”到德国来的那些国外的德意志人。
象在德国本土那样，党卫队在被占领的国家内也成了执行希姆莱这个德国警察总监所必须承担起的许多特别“保安任务”的主要工具。1939年10月7日，希特勒颁布命令，任命希姆莱为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Reichskommissarfur die Festigung deutschen
Volkstums），根据这道命令，党卫队又取得了广泛的权力。这项任命（我们随后即将谈到）实际上给了这个党卫队头子无限的实权，使他可以在占领区内指定“居留”区，从而根据他认为种族上和人口统计上合适的情况调整欧洲的地图。结果，不仅是党卫队（由于它的警察权力）成了新秩序的保护人，它的头子希姆莱在某些方面也成了新秩序的缔造人，正象希姆莱自己的一群大空间计划制订者——施图卡尔特、贝斯特、赫恩等人——于1940年他四十岁生日时献给他的那卷关于党卫队地缘政治学的专论集中正式承认的那样。
1942年8月12日，希特勒颁布了一道法令，授与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全权处理纳粹党同丹麦、挪威、比利时和荷兰的所谓“日耳曼民族团体”的意识形态关系，从而大大扩张了党卫队在国际领域里的权力。起初，这种职权只涉及纳粹党同有日耳曼人的国家内亲纳粹的组织所保持的关系。可是后来，由于被占领区内的德国代表事先未同希姆莱商量，在涉及日耳曼人团体的事务上便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这种职权也就应用到了这些国家的官方机构。结果是，党卫队竟然认为自身对这些日耳曼人将向新秩序作出的贡献享有绝对的留置权，它还认为自己是负责计划和监督大空间未来发展中指派给这些日耳曼人的任务的唯一权力机构。
希姆莱权力的这一新的扩大成为一种信号，德国及其占领区内的报刊随即发表了大批文章和讲话，强调德国人、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之间的关系，并且鼓吹要建立一个以这些人民和其他“日耳曼族人民”组成的牢固的“日耳曼人联盟”为基础的新秩序。《褐衫队》这时热情地采取的这一思想并不完全是创新，实际上，这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日耳曼人国家本身。例如，1942年2月，吉斯林（他在2月1日成为挪威亲纳粹政府的首领）曾经向希特勒献策，主张把欧洲的领导权交给在德国指导下的一个“大日耳曼联盟”。这个联盟将由一个定期在柏林召开会议的“日耳曼联盟理事会”予以管理，并由联盟的一支共同的陆、海、空军来提供防御。吉斯林期望得到希特勒赞同的答复——结果却杳无音信——于是把自己的挪威党卫队组织（即“SSNorge”）改名为“日耳曼挪威党卫队”，同时声称它是“大日耳曼党卫队的一个小队”，将“贡献其一份力量向各日耳曼族人民指出走向一个崭新的未来的道路，并为一个日耳曼大家庭打下基础”。吉斯林还鼓励在挪威全国发行一篇由克努特·克努松·菲恩写的专题理论性文章“日耳曼联盟”，旨在作为宣传日耳曼联盟的官方指导性文献。鼓吹成立这样一个联盟的日耳曼族合作者，也不仅是吉斯林一个人。在荷兰，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领袖米塞先在1942年5月17日于海牙宣誓就任德国党卫队直接统率的荷兰党卫队队长的仪式上（希姆莱亲自参加了这一仪式），后来又在7月31日于隆特伦发表的一篇讲话里，极力要求成立一个“日耳曼联盟”。米塞在这两个场合都表示希望最终组成一支日耳曼军队（“新的荷兰军队”将是这支军队的一部分）来保卫“日耳曼各族人民的联盟”。他认为，这样一个联盟应是建立新秩序的第一步。然而，这个联盟将不是德国某些报刊和电台评论员所鼓吹的那种紧密团结的组织，而是相当独立的“日耳曼族国家”的一种广泛的邦联。
在德国方面，纳粹发言人也讨人欢喜地提到使日耳曼族国家同德国联系在一起的种族关系。在挪威，特博文（1940年4月以后的德国专员）力图强调挪威人“不是波兰人或亚洲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同德国人有着“共同血统”的“民族”。他还说，因此他认为“促使德国人和挪威人作为平等的伙伴在一个日耳曼大家庭内团结起来”是他的使命。在荷兰，赛斯…英夸特好多次都力图说明，没有把荷兰置于军政府管制之下，而由一个德国专员来治理，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日耳曼族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他这样希望）不久将准备并乐于为建立一个新欧洲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样，在丹麦，诺尔…斯勒斯维的德国人领袖帕斯托尔·施密特表示，正因为认识到斯堪的纳维亚人“血统相同”，德国人才决定不在北方扩大其征服区，这同他们在东方进行的广泛的进攻适成对照。其他人士则着重指出，所有日耳曼族国家都将获得参加这场重大的东征的机会。就在这时，荷兰为了发展在东方地区的民族利益，宣布成立了荷兰东方中队。的确，这件事或许不止是一个巧合，然而，突出的是，希特勒本人对于在俄国建立大片非德国人的殖民地显然并不十分热心。
在德国本土，有一时期，纳粹当局即便的确未曾加以鼓励，却给予日耳曼族内奸团体相当的自由，容许他们向在德国工作的本国工作人员进行宣传，尽管对其他亲德组织的活动则严加取缔。举例而言，根据海德里希（当时的保安警察和保安处头子）1941年9月3日和12月6日发布的两道命令，挪威民族统一党、丹麦国家社会主义劳动党、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佛兰芒民族同盟和比利时雷克斯运动等组织的代表，都明文规定不受那项取缔外国政治组织在德国境内活动的禁令的限制。同样，属于“国家社会主义瑞士联邦”和“大德意志瑞士联邦”的瑞士国民也可以举行集会。另一方面，当驻柏林的斯洛伐克公使馆要求德国当局同意在德国设立一个格林卡党国外办事处，以便把德国境内的五万名斯洛伐克工人组织起来时，这个要求竟遭到拒绝，理由是，德国政府认为，在战争时期采取这样一个步骤不会有任何益处。同样的禁令也推行于法国的所有同纳粹合作的团体和塞尔维亚的所有团体，“包括目前参加塞尔维亚政府的利廖蒂奇集团（兹博尔运动），以及斯托亚迪诺维奇的追随者。克罗地亚纳粹党虽然被认为是“特别亲德的”，却也没有获准在德国建立组织，德国境内克罗地亚人中的政治活动只能在乌斯塔沙运动的照管下进行。
德国纳粹党全党这时对日耳曼民族的问题十分重视。希姆莱在这种情况的鼓励下，指定南汉诺威…不伦瑞克行政区作为党的单位，负责“利用其影响促使日耳曼德国的所有日耳曼人组成一个联盟”，同时还在1943年5月在行政区首府汉诺威建成了一座“日耳曼大厦”，参加大厦落成典礼的有德国党卫队的领导官员和西欧各国内奸集团党卫队组织的代表。在党卫队内部，希姆莱委托一个所谓“党卫队日耳曼大空间工作组委员会”去研究有关日耳曼民族的理想的各项问题。这个委员会由所有对日耳曼民族事务感兴趣的党卫队机构的代表组成（遗传研究所、第六局、德国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办公厅、日耳曼族中心、种族与移民总局等）。
然而，作为一种学术性的，甚至思想性的活动来促进日耳曼民族的理想，党卫队倒并不是迫不及待的。事实上，它的主要兴趣在于日耳曼民族的实际团结方面，即推动武装党卫队各日耳曼族分队的招募工作。由于这些分队都宣誓效忠于“日耳曼民族的元首”希特勒，同时它们又都被正式称为“新秩序的党卫队突击部队”，所以这些分队的招募工作在政治上对党卫队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它事实上扩大了党卫队对占领区内各内奸集团的影响，并在制订纳粹党的占领政策时使党卫队“日耳曼总部”（所谓“德国控制区党卫队总部”）有了发言权。不过这种招募工作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用途：它补充了德国武装部队在东线挫败后兵员方面的损失，这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到达了顶峰。当时他们作了疯狂的努力，把日耳曼民族的党卫队分队扩充成为正规编制的装甲军。只是当这种征募运动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结果时，支持日耳曼民族的理想的大量宣传才开始减少了。这时，他们对非日耳曼族的武装党卫队队伍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些队伍在招募“志愿兵”时不是以种族为根据，而是利用人们对布尔什维主义共同怀有的恐惧心理。
虽然这些队伍中有些是在战争初期组成的，但是它们的实力也是在斯大林格勒溃败后才开始扩充的。拿瓦隆军团来说，它原来只是由一小群狂热的雷克斯党徒组成的，1943年5月却扩充成为党卫队瓦隆旅，并成为一次重点招募运动的对象。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所有适龄的人都被迫应征加入拉脱维亚党卫队军团和爱沙尼亚党卫队旅。希特勒原来坚持只有日耳曼人才可以携带武器，现在这种主张已由在东方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大规模强迫征召人员的政策所代替了。偶尔，就以加利西亚师为例——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施图姆称这一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同从前的奥利地军队一起作战的当地退伍军人”所组成的队伍——征召起来的部队即使在战斗力方面不十分可怕，在人数方面却确实令人生畏。但是，总的来说，正象军事评论员迪特马尔中将在1943年底觉得有必要指出的那样，征募这些“志愿兵”和东方其他“志愿兵”的工作，只不过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
然而，日耳曼民族理想的真正黯然失色，并不是因为征募了一些非日耳曼族的党卫队队伍，而是因为希姆莱决定使用俄国“志愿兵”，并使党卫队支持安德烈·A·弗拉索夫将军的“俄国解放军”。这件事象这个党卫队头子本人在演说中表明的那样，起初是一剂他很难吞服下的苦药。在1943年10月那么晚的时候，他对弗拉索夫的建议（“俄国只能由俄国人去征服”）曾经表示非常愤怒，他曾经强烈谴责“弗拉索夫的大惊小怪”（Wlassow…Rummel），这件事在德国其他部门已有不少传闻。然而，到1944年11月，东线战局的变化迫使希姆莱加入了支持这个俄国将军的那批“卑微的政治流浪汉”（用他本人较早时候所说的话）的行列。从那时以后，他同弗拉索夫的关系，至少在表面上变得极其亲切。他时常同那个“R。O。A。”司令互相致意。1944年11月5日，当“俄国解放委员会”在布拉格成立时，希姆莱就选派了自己的一个幕僚洛伦茨代表德国政府前去祝贺。
希特勒于1939年10月6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到需要“重新安排人种分布关系，即让各民族重新定居”，这样将使东欧和东南欧各民族之间的“界线更为鲜明”，从而“消除掉欧洲冲突的一个起因”。第二天，他颁布了一道法令，任命希姆莱为德国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会长，肩负起双重的责任：把分散在这个地区的德国人和日耳曼人组织起来送回德国，以及把可能“对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大家庭构成危险”的大德国新边疆内的各外国民族分裂集团的“有害势力”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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