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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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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五月份他又去了法国,参加在戛纳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电影节。他到戛纳就寄来张明信片。
小蓉:你好1
明信片上是第三十八届国际电影节举办的地方,这是戛的城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由于历届的国际电影节。使这个只有六万人的法国南部小城举世闻名!我们曾在巴黎通留三天,那真是个美丽的地方!在戛纳我们将住七余天,二十三日经瑞士苏黎世回国。回北京后即要去抽《大阅兵》,只有待影片完成后再回家看你们了。举好末末,祝她健康愉快,快快长大!
问候爸、妈好!
谋谋85、5、9
看着明信片上的那些异国风格的建筑,我的心也好像随他一起到了那里,我真羡慕他。一星期后。他只寄来一张明信片。
蓉子,你好!
上次的明信片不如收到否?这张是戛纳的夜景。我们看电影常常到深夜,为不量多看片,一天到晚乱跑,很累。这个小城很美丽,风景宜人,在地中海边。你和末末都好吗?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希望尽量照顺好孩子,使她吃她睡好。要慢慢对她建行教育了。我大的在八月底才能拍定《大阅兵》而后田家。忙乱之余很想念你们。问使爸、妈好!
谋谋85、5、16
在出国短短的十几天中,他念念不忘地惦记着我和孩子,我很感动。这两张明信片散发着爱的深意,我一直精心地保存着。
同年十二月他又与陈凯歌一起去了美国夏威夷。他们的《黄土地》在这次夏威夷电影节上获得了摄影最佳奖。
张艺谋又要去忙他的第三部片子《大阅兵》了。临走前,他告诉我说西影厂厂长吴天明有意把他调到两影来。他虽然同意,但知通广西厂不会轻易放人,一时半会儿也调不来。建议把我先调到西影,吴天明答应了。
《大阅兵》拍完,张艺谋回家来,带广许多鱼、肉罐头。在湖北外景地拍摄的时候,天气炎热,体力消耗大,在作现场不时有人中暑、昏倒,摄制组每顿饭给大家发一个罐头,补充营养。他没舍得吃,都给末末带回来了。我听了后,心疼得鼻子直发酸,说:“你自已应该吃,孩子需要,可你更需要,那么消耗体力的工作,营养跟不上,身体会垮的。你身体坏了,可就什么都完了。”
就在这时,我得到通知,我调西影的事办妥了。厂里破例分给我们一套一间半的房子,我们搬到西影。后来我才知道,是张艺谋对厂里说,他在岳父岳母家住得不顺心,经常发生口角,不能再继续住下去,要求立刻能分一间房子。自从末末出生以后,我们一直在我父母家中住。父母帮助我照料末末,对张艺谋也极好,很赞赏他的事业心,而张艺谋却这样胡诌,也太不应该了。
搬家时,我们的全部家当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大纸箱。这张床还是我姐姐一九七七年在北京给我买的。厂里借给我们一张写字台和一个书架。我把那间小屋作为卧室,放上那张床和装被褥衣物的大纸箱,大房子作为起居室,摆上写字台和书架,还有一把椅子。由于没有什么东西,房子里空空荡荡,显得特别大。末末可高兴了,在房子里骑车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朋友或同事来家里,我都很尴尬,因为只有一把骑子,让来让去,最后总是大家站着说话。所有我家里人都说:“你们这个家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临时的。”但这些在我的眼中却是那么完美。我和张艺谋经历了十几年的磨难和分离以后,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是多么值得庆贺啊!这个家虽然清贫、简陋,却是一个温暖的家。我精神十分愉快,夜里常常睡不着觉,看着身边熟睡的丈夫和女儿,心里充满了幸福之感。拥有一个有事业心的丈夫,还有一个漂亮、听话、可爱的女儿和一个清贫而温馨的家,我已心满意足了。
当然,我决不会心满意足得忘掉了过去。
从张艺谋给我写第一封信起,到一九八二年他从电影学院毕业止,整整十四年,其中三年的农村生活,七年的工厂生活,四年的学校生活,我保存了他写给我的书信大捆。搬家到西影厂的时候张艺谋见儿还保存着这么多的信,就让我把信全部都烧掉,还索回了他在一九七二年写给我的一封血书。记得当年我收到他的血书后,约他回西安,见面时,我发现他的右手中指上裹着胶布,立刻明白了血的出处。我查看他的伤势,他告诉我:他下决心后,先拿针扎了两次,出血不多,写一两个字就凝了。后来他用木刻刀使劲捅了一下,这才血出如注,写这封三张纸的血书,他在手指上共捅了三次……。从那时候起,我就在心里发誓,再不使他流血,不管是心录上的还是躯体上的。
说实话,为了表达坚定的信念和赤诚的爱情,我一直认为血书这种形式不一定必要,尤其是一个真正的的男子汉,本身的自信和能力就足够了!所以当他向我索要血书时,我很理解地还给了他。但他要我烧掉十四年间全部的信件时,我却痛苦了。
“为什么不能再保留这些信件呢?”我问。
“我们现在已是老夫老妻了,还留着谈恋爱时期的东西干吗?如果什么都舍不得丢的话,光旧东西咱们这间屋子都搁不下。你现在整天上班、管孩子、干家务,忙得焦头烂额,哪有时间看那些信呢,就是以后孩子大了,你有时间了。看那些信又有什么意义,我们又不会离婚。”
听到“离婚”两字,我感到屈辱和陌生,我决心把信烧掉。可最后烧信时。我还是没有舍得把信全部毁掉。只烧了在农村和工厂时的信,他上北京电影学院那四年的信我仍保留至今。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回亿的、无论是苦难的回忆还是美好的回忆。
一九八五年底,张艺谋来西影厂报到,他和广西厂签了一年合同,给西影厂干一年,与吴天明合作拍《老井》。
调进西影后,厂里安排我在图书室工作。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既安静又可以看书读报。看的东西越多,越感到自己知道的太少,又勾起想上学的念头。我满怀希望地和张艺谋商量,想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没想到,他听完我的打算,第一句话就是:“你要去上学,那末末怎么办?”
“放在你家里,让你妈妈帮忙带。”我建议道。
“那不行,我妈还要上班,再说弟弟他们的孩子已经在我妈那里,哪能再看末末。”
“那就雇个保姆”我说。
“说的好听,哪来的钱,再说我长期不在家,你去上学,把这个家和末末交给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你能放心?”他连连摇头摆手地说。
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争了起来,我很生气。他说的那些话,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只是对他的态度生气。他话里的潜台词就是:你是女人,你不能去上学,只能在家里管家看孩子。
这一次我没听他的,还是坚持报了名,自己开始复习。可惜的是,临到考试那几天,末末突然生病,张艺谋又不在家,我只好又一次地放弃了上学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这段时间我突然感觉身觉强烈的不适,仔细一想,不禁叫苦连天,我怀孕了。没办法,只得决定做人流手术。
那天下午,张艺谋去托儿所接末末,回来后忍着笑告诉我,他一去托儿所,末末和他们班的小朋友正在院子里玩,老师叫:“张末,你爸爸接你来了。”末末抬头看了看张艺谋没有动。老师又说了一句:“你爸接你来了,还不跟着回去?”末末说了声:“我让妈妈接,每天都是妈妈接我。”就仍然玩她的。张艺谋走过去拉她,她扭身就跑和张艺谋在托儿所的院子里转起圈子来,不肯跟张艺谋回家。托儿所的阿姨们都捂着嘴笑。我听完张艺谋的叙述也不由地笑了。
晚上我吃了一顿张艺谋做的饭,这是我在病床上唯一的一次吃他做的饭。吃完晚饭,楼下有人叫。说厂长找他,他慌慌忙忙地去了。一个多小时后回来告诉我:“厂长让我明天去山西选演员,我想说你的情况,没好意想说出来,就这样定下来了。明天中午两点的飞机,一点钟到厂门口等车。”我听后心里很感凄然,组里的工作固然不应该因个人的私事受到影响,但我在他心里就这么无足轻重,一个女人在这种非常时期最需要丈夫在身边。可是我却没有这份福气。生末末时,他在千里之外的广西,没有办法;这次他在身边,却又要走,我心里委屈极了,怨恨他不把我放在心上,好像只是我自己的事情,与他无关。女人一生中最需要丈夫在身边的时候能有几次!我不禁伤心地想,假如有一天我病得快死了,而这时又正好有一个显示他才能、让他成功的机会,他定会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机会,把我这个快断气的人扔到边的。我越想越伤心,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我能说什么呢?他已决定了,再说有什么用,只是默默地流泪。他见我情绪不好,就说:“要不,我去告诉我妈,让她来照顾你两天。”我一摇头,说:“算了,你妈妈家里也有一大堆事情。”他也没有勉强。第二天早上出去买了一堆吃的东西塞进冰箱,中午就抽身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既要照顾自已,还要照顾末末,那种凄凉现在想起来还难受。
发现《红高粱》
半个月后,我上班了。在一大堆新杂志中发现了《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莫言的小说《红高梁》,我喜出望外。年初张艺谋曾嘱咐过,要我注意一下莫言的小说,说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很感兴趣。这回发现这一篇,怎能不高兴?我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连忙拿回去给张艺谋看,并谈了自己的感受。张艺谋看完后很兴奋,连声叫道:“好东西,好东西。”打这起,他就拿定了主意准备搞这个戏。从此,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
一九八六年夏天,他去北京找莫言。上公共汽车时把大脚趾夹伤了。当时挤车人很多,他是最后一个挤上去的,关车门时只觉脚上一阵发麻,但由于人多没顾上想那么多。中途一位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阶梯往外流。这时他才感到自己的脚板底下有一层粘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拇脚趾头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就拖着伤脚去见莫言了。
张艺谋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是惊人的。他从山西体验生活回来,带回了一包农民衣服,说是从农民身上买下来的,带回西安穿,以便找找感觉。那是一条发白的蓝卡叽裤子,一件白布衬衣。还有一条红腰带。我担心衣服上有虱子,就放在脸盆里煮。煮了一会儿,过去一看,两人都傻了眼,由于红腰带掉颜色,脸盆里的水都成了红色。我赶紧用凉水冲,结果蓝裤子还可以,那件白衬衣一块红,一块白的成了花衬衣,衣服干了以后,张艺谋真大摇大摆地穿了出去,晚上他买了两个西瓜回来,对我讲:“今天穿这身衣服谁见了谁都要问怎么回事,连卖西瓜的农民都说,这样的衣服现在要饭吃的都不穿。你们拍戏一天挣多少钱下这苦?”
“你怎么对农民说的?”
“我对他们说一个月才几十块钱,他们根本不信,说我骗他们。”第二天他干脆不穿上衣了,光着脊梁,只穿着那条旧蓝布裤在外面转。女儿末末逢人便说:“爸爸像个济公”边说还边学着张艺谋的样子,逗得大家直乐。
这年夏天,张艺谋几乎是光着脊梁过来的,简直成了习惯,有一次我们带末末去公园玩,出来天已近中午,张艺谋骑自行车一前一后带着我们母女俩,中途他突然停下车来,我还以为有什么事,急忙跳下来。谁知他把上身仅穿的一件汗衫又脱了,光着脊梁骑车。这一下可好,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一家人身上看,看得我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把目光投向哪儿才好。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你也讲点文明,怎么能在大马路上光脊背骑车呢,简直有碍观瞻。”“这怕什么,在东大街(西安最繁华的街道)我也敢。”他满不在乎地说。我脑子里立刻出现了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光着身子在街上走,警察举着警棍威胁他,他竟然捡了一块煤,在身上画了一件汗衫,气得警察干瞪眼。当我们骑到大雁塔十字路口时,我跳下车领着末末走便道,一直拿眼睛盯着马路当中的警察,担心他会干涉光身子的张艺谋。还好这位警察并没有说什么,张艺谋居然光着身子在他眼皮底下转过来了。
也就是在这年夏天,张艺谋表现得特别恋家,他让我与他一起上街挑选窗帘布,买地板革等,还对我说,家里该做几件家具了。我们家里一无所有。我也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要做一套家具要花许多钱,还要费不少神,我不敢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他主动提出,我自然很高兴,一连几天,每天晚上他都坐在灯下画家具图,一画就画到夜里两三点。常常我和女儿已经睡了,他画到兴头上,就把我拉起来和他一起丈量房子,研究尺寸,讨论式样。为了准确无误,我们用报纸裁剪贴成家具的模型,在房子里摆布,他声称对绘制家具图样有极大的乐趣。经过几次修改,他画的图纸就相当像样了,在他妈妈的帮助下,我们做了一套很不错的家具,我们的图纸也很快被别人要光了。
看过《老井》样片之后
这年深秋,《老井》摄制组出发了。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充分,很快就拍回来一批样片。样片洗出来后,我带末末去看,也许是由于我太熟悉张艺谋了,总觉得他不像孙旺泉,而只是张艺谋自己,连看了几次,才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了。我看《老井》时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不愿意在银幕上看到他演的那些镜头,另一方面又为他能演好角色而高兴。
张艺谋一当演员,厂里的闲话就多了起来。一天,一个朋友问我:“你带末末去看《老井》的样片了?”
“是呀。”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回答说。
“你怎么能带孩子去呢,他们都在说你带孩子去看,末末喊叫爸爸怎么跟阿姨睡觉。”
“胡说,这完全是造谣。”我生气了。末末才三岁,这些话是一个孩子的话吗?再说,末末是个很内向的孩子,在公共场合从来不乱出声的,而且几次看样片末末都在我身边,说没说话我心里清清楚楚。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我对张艺谋还是理解和支持的,看过两次样片后,我给他去过一封信,信中说:“你们送回来的样片我看了,也带末末看了。你演的比我想象的要好,只是还有些拘谨、不自然,应该再放松一些,既然承担了这个角色,就要演好。我希望你演好,我也觉得你能演好,让别人看看,我的丈夫不但摄影是一流的,其它方面也是一流的……”
张艺谋托人捎来了回信,称赞说:“你的信,关于”床上戏“写得很好,真是我的好女人,明事理、通大义。吴天明打算将其中几段话在摄制组大会上宣讲呢!关于这方面的传闻,你大可不去管它,中国人都太无聊。我们是在认真搞创作。”
他的信使我心里最后一点点因各种流言蜚语造成的不快也消失了。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是一心在搞创作、干事业。听说他们那里很艰苦,又从样片里看到他背石板、挑水、打石槽,瘦了许多,我非常心疼。默默地想,等他回来一定好好昭顾他。
这时,陈凯歌为《孩子王》来西影厂,带来了美国朋友送给我们的四把塑料折叠椅。他笑着对我说:“我可是用张艺谋背石板的精神把这四把椅子从北京给你们带过来,又从招待所给你们带到家的”。我感激地连声向陈凯歌道谢。陈凯歌和我攀谈起来,他说:“末末现在一天天大了,你也应该放开手脚,把生活的圈子扩大一些,否则总是家里——孩子——图书室,生活太枯燥了。”我非常感谢陈凯歌,他看到了我内心的寂寞。
张艺谋终于从山西回来了。一天晚上末末睡了,我和张艺谋聊了起来。
“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
“这是剧情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张艺谋挥了挥手说。
“你们演床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觉?”我知道,我的问话里充满了醋味。
“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他笑着说,他的话虽然无可挑剔,可我还是觉得,连身上的味都能闻到,离得太近了,叫人心里不舒服,他接着问我:“你对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想的?”
“看见你的那些镜头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对于那些流言我是不往心里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野心还大着呢,你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目标。你不会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达到了目标那就难说了。”
“你说的很对,真是知夫莫如妻,我的目标无止境,我永远也不会停下来把精力用到别处,所以你就放心吧!”
当时我听了他的话的确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心里觉得踏实、愉快。其实生活往往就是从人们最放心的地方开始发生变化的。
希望我理解他的一切心理
一九八七年八月份,张艺谋他们的《红高梁》组在山东高密县外景地进入了拍摄后期,恰好我有半个月的假期,就给张艺谋写信,告诉他我想带着末末去山东。信中写了三点理由,一、想看看他们摄制组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我到电影厂工作两年了没有下过组,二是自七月初他们摄制组大队人马走后,直没有接到过他的信;一个多月了,这炎炎的夏日他们怎样过的,生病了没有,我很放心不下;三、我也想带末末去见识见识,顺便还可到离他们外景地高密不远的青岛去看看海。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大海!哪怕只呆两三天也好。
没过多久就接到张艺谋的回信:
小蓉妻:你好!吻你!
接到了你托小周捎来的信及衣服。衣服很好,正用得上,我前几天刚给你发了信收到否?
……工作很紧张,当导演,事无巨细都要去干。我现在还年轻,没有那份权威,动口不动手不行,所以事事要带头。总之,无非是多费点力,好在我吃苦惯了,身体顶得住。
你同末末去北京,我很同意,只是要提前托人买票,钱如不够先借着。
说来也是,我干的这份差事挣不了许多钱,让你跟末末享不上什么福。你如果在八月底或九月初在北京的话,我届时要从山东转宁夏,可以到北京去看你们。你们还是不要来了,天气热,这里条件不好,工作也紧张,无法照顾你们,而且我也不愿意别人有什么看法,想看我怎样工作,以后还有机会,待我具有一定权威时,这都不成问题。你看好吗?
很想你,想末末,想你们。在家虽然时间少,但那毕竟还是我的家啊!
一天到晚东跑西颠的,在家中毕竟还是很幸福的,那是我唯一的避风港,是我的窝,你跟孩子是我的精神寄托。希望理解我的一切心理,我没有什么其它意思。……
吻你,吻你们!
谋谋7月19日
我知道张艺谋是个很注意影响、很好面子的人,一丝一毫有沾光之嫌的事他都不去做,也不让我去做,我这次提出来也实在是想了解他在外面的生活。既然他说得这样动情,我只有理解和体谅的份了。可我的心里很委屈,也有一些不平,只要求我理解他,他却不理解和体谅我!
八月十七日我带末末去北京看姐姐,这难得的半个月假,不该白白浪费掉。姐姐很喜欢末末,她第一次见末末时,还是一九八四年底我们来北京住在甘家口的时候,那时末末还是一个男女不辨的小毛头,而这次却长成一个一走一甩辫子的小姑娘了。
一天,我带着她去雍和宫玩。车到了宽街,她说有点难受,我知道是晕车,就赶紧带她下来,那天是阴天,还时不时地下点毛毛雨,街上行人不多。我与末末正漫步走着,只听末末喊了声“爸爸”。我一愣,怎么回事,前后左右都看了看,没有人,刚想问她,只见路边竖着一个大广告牌,上面画的是《老井》里孙旺泉和巧英在井下的镜头广告,画得有几分像张艺谋。我心里顿时觉得不是滋味,本来演《老井》是迫不得已的事,为什么总把这些抱在一起的镜头当广告,难道别的镜头就代表不了《老井》吗?再说这次假期完全有条件一家人在一起呆几天,可他偏不,让孩子对着广告牌叫爸爸,想着这些,我逛景的兴致一下子没有了。
九月二日,张艺谋结束了山东外景地的拍摄,转点宁夏,中途来到姐姐家,一同来的还有顾长卫、杨凤良、张大维。他们声高个大,又活泼好逗,末末一下子被这四条大汉给震住了,无论他们怎么逗也不说一句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叔叔。坐了一会儿,他们三人走了,末末才活跃起来。
张艺谋给我、姐姐和姐夫大致讲了一下山东外景地的情况,说这次来北京是为女主角的合同问题。这个女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要开学了,学校叫回去,可戏没拍完,摄制组不能等,要下本钱把人借出来,当时张艺谋神情疲惫,嗓子沙哑,我问他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他说:“喊的,一天到晚的在现场喊,很累。”“那你就早点睡吧。”我给他铺好床,他就自顾自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说今天事很多就匆匆走了。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打来电话说:“今天奔波了一天,现在才完事,你说我还回不回月坛了(我姐姐家在月坛)?我现在宾馆。”
“你太累就算了,现在都十点多了,跑回来恐怕已快半夜了,今晚你早些休息,事情办完了,早点回来陪我和末末玩两天。”
第三天下午,张艺谋提了一兜儿吃的东西,来到我姐姐家,他情绪很好,说事情都办妥了。还对我说:“凯歌邀请咱们去他女朋友家作客,女朋友的母亲是章含之。”我一听吓了一跳,对于这些名人我一向很敬畏,况且,还要去别人家里做客,我真有点怯阵,不由地脱口道:“免了吧,我就不去了。这两天有点感冒,在人面前鼻涕眼泪的怪丢人的。”张艺谋说:“凯歌特别强调要让你带着末末一起去。”我听他这样一说心里热乎乎的,就答应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陈凯歌总是尽量使我和末末多接触外界事物,我很感激他,心想如果张艺谋是这样时时刻刻都想着我和末末该多好啊!
一封信引起了我的注意
不久,日本第二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评比揭晓了,《老井》获得了四项奖。消息传来,西影厂一片振奋。
10月17日,张艺谋从北京回来了。晚上九点多钟,我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只见张艺谋脸色灰黄,神态沮丧倦怠地站在门口,我赶紧接过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当摄影师、演员时,每次拍完戏回来,从没这么疲倦,当导演真不容易,这么累人。现在才拍了一部戏就累成这个样子,将来年纪再大一点,身体哪能吃得消呢?
10月23日下午,我打开柜子找出张艺谋的干净衣服,随手把脏衣服扔到洗衣机里。在开动洗衣机之前,我习惯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从张艺谋衣兜里掏出不少东西,有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随手打开信,一下愣住了。
信劈头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接着写道,“我的眼睛还很疼”,是“小杨到学校打了我。闹过之后,现在校园里都在议论这件事,大家猜测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听说系里要找我谈话,我已做好了准备,等他们来找我,我就向他们说清楚。他们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我认为,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也就没人敢动我了,……”“我认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爱情,你应该得到幸福和爱情……我想结婚,我希望能得到答复,我期望上天赐给我幸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赖在我怀里的样子可爱极了!再有几天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干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们干不完的事是指什么吗?”……
我的脑袋全麻木了,不断地嗡嗡作响。我呆呆地坐了十几分钟。看看躺在床上睡觉的张艺谋,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信还在手里嗦嗦地抖动着。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才能稳住我混乱的心情,我来到厨房,没活找活地做着什么,直到两点的闹钟铃响过。张艺谋起来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从他口袋里掏出的东西,感到不妙,他高声地问我:“我的脏衣服呢?”
“在洗衣机里。”我在厨房里回答。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洗衣机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衣兜儿,然后在房子里转了几圈,走到厨房来问我:“看到我的信没有?”
“看到了,但我不给你。”
“你要怎么样?想张贴出去吗?”
“没这个打算。”
“把信给我。”他坚决地说。
“不给。”我更坚决地说。他焦急地看了看表,开门走了。整个下午我都是晕晕沉沉的。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一夜没有合眼
录完台词大约一周光景。一天晚上张艺谋气势汹汹地回来问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诉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么能认识她的男朋友?”我生气地说。
“那又是谁说的?谁这么爱多管闲事?”他摇着头,自言自语道。一会儿他态度缓和下来对我说:“她打来电话,说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顿。”看看他那认真的样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两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张艺谋开门进来。我听到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没有睁眼,也没有理会。谁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着我的头,他可从来没有这样粗暴地对待过我。我睁开眼,疑惑和惊愕地看着他。他瞪着眼睛说:“你到底给她的男朋友说过这件事没有?”我忽地坐起来,怒不可遏地对他说:“张艺谋你别昏过了头!”
“那别人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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