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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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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在北京住了近两个月后，张艺谋的学校生活和我们的蜜月同时结束了。
回西安途中，张艺谋谈了他以后的打算，他动情地对我说：“学校生活的结束，就意味着拼搏开始了。我知道自己有许多闲难和局限，但就是要闯一闯。我对自己有信心，不信干不出个名堂。在学校我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小我七八岁甚至十岁的同学精力差，在许多方面我还优于他们。现在把我分到广西厂，看起来不太理想，但什么都是有利和弊的。厂子不好，缺人，反而会提供机会使我早日出头。”说到这里，他停了停，深情地望着我，说：“说实在的，我只是放心不下你，你现在怀了孕，最需要照顾，而我却远在广西，无能为力……”他的话使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拉着他的手摇了摇，表示我会自己照顾自己，不用担心。也许是为了排解忧虑，他笑了笑，继续说：“我这个人，你也知道，事业心强。想干什么，一门心思都用上了，就是在身边也不一定能照顾好你。”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找一个同行作妻子，这样她就能和你一块干，对事业有好处！”他说，“从表面道理上似乎是这样，但我不愿意。首先，现在的女孩子我不了解她们，就拿我们班上那三个女同学来说，我和她们没有多少共同的东西，生活、环境、经历都不一样，思想感觉也不一样，这个差距很难弥补。而咱们相处了十几年，我极了解你，你虽在事业上直接帮不了忙，但你在其它方面给了我很多很多，这就够了。再说夫妻之间怎能整天谈什么艺术、事业，在外面谈已经够累了，在家里我需要的是温顺的妻子，安逸的家庭。”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1983年过了元旦不久，学校就放了寒假。这时我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行动很不方便，我没有自己的家，回西安只好住在妈妈那里。那时在家里爸爸妈妈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给张艺谋写信，盼他的回信。我不好意思对父母直说心曲，只是每天催着父亲去收发室拿报纸，因为取报纸的同时就能看到来信。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接到张艺谋的信，心里直发毛，整天掐着指头算日子，越猜想，越不安，怀疑他病了，出事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借口户外活动对胎儿有好处，把父亲取报纸的钥匙要过来，每天几趟跑去开报箱，但每次都很失望。我几乎支撑不住了，不想吃饭，不想睡觉，父母也陪着我着急。有一天收发室分信件的人问我父亲：“肖老师，您知道不知道肖华是谁？”原来张艺谋把寄到我父亲单位的信，在封面上写了我的名字，收发室的同志不知道是谁差点要退回去。这真是人们常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精细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
张艺谋在广西厂也很忙，厂里当时有个《凝视》摄制组（这部电影后来改了名），张艺谋为了早点工作，积极要求参加这个组，做摄影助理。这个组的导演是广西厂从北影借来的。张艺谋说那导演已快五十岁了，还没有独立拍过片子，北影僧多粥少总轮不到他，像他这样被窝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
据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越急越办不好事，说要在白桦树上找一个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全组人一齐出动，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满意的。还有许多相类似的情况，造成了时间、财力上的浪费。广西厂领导痛心地说：“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对此非常感慨，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他说要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他也就完蛋了，他时时刻刻准备投入到工作中去。
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军钊、肖风、何群一起四处游说，成立青年摄制组自己干。筹备的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离开《凝视》组返南宁的途中，他绕道回西安来看我。接到他的电报，我高兴极了，几乎是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到，刚吃完饭我就坐不住了，借口说出去散步，就挤上了公共汽车。这时正值下班高峰，汽车里挤得满满的，我挺着大肚子也不在乎。
到了火车站，我才想起不知道他乘坐的车厢。张艺谋知道我行动不便，不想让我去接，所以电报上没写车厢号。我顺着火车从前往后找，每个窗口都注意看看。当我把全部车厢看完，还没见到他时，我急了。又折转身子从后向前找了遍，还是没有。我仍不甘心，眼睛一个劲地在人群中来回搜寻，直到车站上彻底没人了，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坐汽车回家。
一进大门，我就发现妈妈正站在大操场上往这边张望。见了我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我拼命地克制着自己，点了点头。
“哎呀呀！”妈妈着急地说，“张艺谋回来了，见你不在，我们分析你可能是去了火车站，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你看看，两个人找来找去，你在家里等着多好！”
“他回来了？”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对妈妈说了声“我去找他，”就直奔汽车站而去。
我家在两个车站之间，不知道他去了哪个站，我没有犹豫，任意向前走。先到了一个车站，不见人，又转身向另一个车站跑去。老远我就望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飞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只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张艺谋在家只住了几天就又回了广西。但这短短的几天，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充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忧郁了。
女儿出世
我的预产期是4月15日，谁知3月29日就破水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已三十二岁，这在医生眼里已列入高危产妇，医生几次试图给我做剖腹手术，可妈妈总是认为自然生产顺乎自然规律，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剖腹。就这样，我在一切听其自然的心情下，经过了两天的阵痛折磨，1983年3月31日生下了女儿张末。
第二天，爸爸替我给张艺谋发了个电报，告诉他生了个女儿。
后来张艺谋告诉我，他当天就接到了电报，当别人把电报递给他时，他正代表青年摄制组，向厂里立“军令状”，此时，《一个和八个》摄制组正式成立。导演张军钊，美工何群，摄影是肖风和张艺谋。
会后，他向这几个同学说了得女儿的事，大家一齐转着脑子给小孩起名字。提了许多都觉得不合适，最后张军钊说：“今天是四月一日，从今天起我们就开始干事业了，就要走向不平凡了。三月三十一日是我们大伙平凡生活的最末一天，就叫张末吧。”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我女儿的名字就这样和张艺谋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说也奇怪，从打末末出生以后，张艺谋在事业上就开始步步上升，连连获得成功。
末末四十天时，张艺谋回来了。他是趁《一个和八个》从河北外景地转往宁厦外景地的途中下车来看我们的。丈夫回来了，孩子也躺在我身边，我感到无比幸福和充实。多日来的辛苦、劳累、委屈，似乎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看到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女儿，想抱不会抱，想模不敢摸，想亲又怕把女儿碰疼的傻样子，我心里真是惬意极了。
没想到第二天末末突然发起了高烧，我们急忙将她抱到医院去看，大夫怀疑小孩有心脏病，还问我们双方家里有无心脏病史，建议住院观察。我和张艺谋一听都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坏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赶紧办了住院手续。
张艺谋在西安只能呆五天时间，遇上了这事，他非常着急。每到下午探视时间，他早早就来了，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过了两天，末末的烧退了。医生也确诊她不是心脏病，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末末这次住院给张艺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之后，他再次回家之前，都要在来信中嘱咐我：“你这些天，一定要看管好末末，不要让她在我回家期间再生病！”
他越来越自信
张艺谋要去陕北拍《黄土地》了。定时告诉我，西影要放《一个和八个》，他已和张子良（《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编剧）说好，到时通知我。我心里高兴极了，为自己终于能看到丈夫参加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而自豪。这两年他在外面风风雨雨，艰难奔波，不都是为了他所热爱的电影事业吗？我早一天看到他的作品，就能早一天体会到他的苦乐。我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张子良来告诉我说，晚上西影放映《一个和八个》并说好他在厂门口等我，带我进去看。我随张子良顺着楼梯往三楼放映室走，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一个和八个》，因为那天下午厂里已放映过了一场。
张子良把我领到放映室的座位上就忙着招呼别人去了。我坐在椅子上，虽然竭力作出平静的样子，但还是不由自主地伸长了耳朵去听别人的议论。
“听说这部片子不错，哪个厂拍的？”有人问。
“广西厂拍的。广西厂能拍出这样的片子，应当刮目相看了。”另一个人说。
“比杨在葆还杨在葆，如果其中那一段不改，就更气壮山河了。”我后面的—个人激动地说着。
时间过得真快，一个多小时的影片，不知不觉就放映完了。放映室的灯刚—亮，大家就噼噼啪啪地拍起手来。吓了我一跳。我当时还没意识到，这是大家对影片的肯定，因为营业影院里没有这种习惯，还以为西影的人都文明，对每部片子都采取这样礼貌的态度。
那天晚上，我骑着车子往回走，脑子里老出现那—幅幅油画似的电影画面，似乎感觉到了张艺谋拍这个电影时憋的那股劲，下的那些工夫。我虽然说不出这个电影好在哪里，但我喜欢它，由衷地喜欢它。
张艺谋拍完《一个和八个》回家来时，带了一个剧本，我看到了就随手翻了翻。
“你看了这个剧本后，第一印象是什么？”他问。我一时答不上来。
“共产党员的种子作用。”说完他自己笑了。
“噢，你问的是这个呀，我还以为你要我说什么艺术呀、情节呀什么的，所以吓得我在你这个艺术大师面前不敢胡说。”
他对我说《一个和八个》的分镜头剧本是四个人共同讨论的，他们经常讨论到深夜。何群、肖风他们困得去睡了，他和张军钊还在谈。一会儿张军钊也支持不住了，就说：“艺谋你把刚才咱们讨论的那些记一记。”往往是他们三个都熬不住，去睡了，他却还在苦思冥想，写着分镜头剧本，这个剧本他付出的最多。有好多后来大家评论有新意的场次转换等等，都是他提议的。通过这次验证，他对自己在电影方面的能力建立了信心。
我也感到，张艺谋在任何事上都越来越自信。从那时起，他的心里就默默地有了要当出色导演的想法。
三色气球
一九八四年春节，张艺谋因拍《黄土地》要去北京。当时末末只有几个月，我不能远送，就陪他到汽车站。一路上他反复叮嘱我要保养好身体，把末末带好，孩子有病要赶紧给妈妈打电话，去医院看，等等。我心中不免有些凄凉，但又不愿意表露出来，知道他也是为了事业去拼搏。在这家家户户团聚的日子，谁不愿意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呢？
走出胡同口，远远看见一辆汽车就要到站，他赶快跑去是能赶上的。我心里更是一紧，他立刻就要离我而去了，真不愿意让他走，但又怕他误了时间，犹豫了一刹那，还是强忍着说：“你赶这趟车还能来得及。”他没有动，还是和我并肩缓步往前走，说：“不急，等下一辆吧”。我欣慰地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他的心情也和我一样。
走到车站，他嘴里还在不停地嘱咐我。每次他走都是这样，出门时一定要把嘱咐过的话再反复叮嘱一番，似乎不这样他就不能放心地离开。我也喜欢他这样，他在我身边的时间太少了，能多听听他说话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突然，他把肩上的背包交给我说：“你在这里等着，我过去一下”。我没来得及问他去干什么，他已跑到马路上了。我极力在猜想他去干什么，是看到了熟人？还是想买什么东西？车到站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提着他的包往后退了几步。等车开走，我看到他手里拿着三个色彩鲜艳的氢气球，已走到马路中间了。他跑过来对我说：“给末末买的。”
“你真是的，末末还不到一岁，哪会玩气球呢！”
我一边笑着，一边接过气球说。
“当然不能给她抱在手里，那样我还怕崩着她呢。把这三个气球拴在一起，松开手它们就会飞到天花板上，让末末躺在床上看色彩和形状”。
他走了，我小心翼翼地拿着气球往家走，一路上我不停地抬头看这三个气球：红、黄、蓝，如果这个红色的是我，这黄色的是末末，把这蓝色的就是他，这三色气球正好象征着我们三口之家，他买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想的。想到这些，因分离而凄凉的心情也就好多了。
末末果然很喜欢这三色气球。没过几天，氢气渐渐跑光了，气球再也飞不到房顶上去了，我就把它们拴在末末的小童车上，让她随时都能看到它们。
以后，每到过年，看到路边卖氢气球的，我就会想起那属于我也属于我们的三色气球。然而，那只不过是记忆罢了。
我上班后，仍然代三个班的英语课。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只好把末末托管在别人家里。每天早上由那位阿姨来接，末末一见她就嚎啕大哭。我坐在屋里听着末末的哭声从三楼到二楼，又从二楼到一楼，响彻整个教师楼，随后横穿校园，渐渐微弱下去……我的心整个儿都碎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义务，让孩子遭受这样的痛苦，心里非常难过。
就这样过了四十天，我和未末都支持不住，病了。我形如枯槁，末末严重的营养不良，小脸蜡黄，牙床因充血而肿胀起来，嘴都张不开。正巧张艺谋的母亲来看我们，一见我们俩这样大吃一惊，连连叫着：“这样还行，孩子都失了形，人都成这样还上什么班，快跟我回去。”不由分说，去校长那里请了假，我带着末末又回到了西安，去医院一检查，末末的血色素只有7克。
我们回西安没多久，张艺谋他们也到西安来给《黄土地》录音乐。尽管大多数的时间他还是忙他的事，不回家，但我总觉得有了主心骨，心里踏实多了。
在甘家口的日子里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份，我带着末末同作曲家赵季平一起去了北京，在这之前，张艺谋来信说，《黄土地》已在北京放映了几场，反映强烈，震动很大，他们在北京有许多事要做，所以还需停留一段时间，让我带着末末去北京与他相聚。就这样，我又来到了北京。
这时，张艺谋、陈凯歌、何群正忙着拍一部电视剧，名字叫《强行起飞》。这是给空军拍的一部片子，反映在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仪式上，参加检阅的空中梯队，为了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汇报空军的实力、接受党中央的检阅，在天气情况不好的情况下，冒着巨大的危险强行起飞的经过。
在这次工作中，张艺谋认识了空军高政季的女儿高力力，她是后来《大阅兵》的编剧。力力是个性格非常开朗、活泼、带点男孩子味道的女子，她与人谈话、交往表现出来的豪爽让人感到非常亲切和可爱。她从陈凯歌和别人那里知道了我们没地方住，就把甘家口她家原来住的两间房子借给了我们。我们就在那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那天要从姐姐家里搬被褥和一些生活用具到甘家口，陈凯歌带着《黄土地》组的几个人来帮忙。他们从五楼上一件件往下搬东西，上上下下许多趟。当时我姐姐家和我们一样生活很清苦，没有闲署的被褥，就从床上抽出两条被子、褥子给我们。这些干净而破旧的被褥和用具，对我们过日子是再适用不过了，可在外人面前我又怕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凯歌似乎理解这一点，说：“俗话讲，‘破家值万贯’，置个家不容易呀。”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多了。
《强》剧完成后，张艺谋没什么事了。而这时《黄土地》的反响很大，他和陈凯歌合计着想趁这个热乎劲儿，再拍一个情节片。为了工作方便，张艺谋让陈凯歌天天来我们临时的家里商讨剧本。我当时最发愁的就是给客人做什么吃？我和张艺谋每天都随便煮点面条下肚，对客人这样怎么能行？可陈凯歌并不在乎，碰上什么吃什么，吃得也很高兴。张艺谋爱吃面，为了不单调，我只好在面条上下工夫。今天是麻辣面，明天是炸酱面。那天我做卤面，陈凯歌看我把生切面放在炒好的菜上焖，很新鲜说：“面还可以这样做”。面熟后，他吃着连说：“好吃，好吃。”有一次包饺子，只准备了两个人的，没想到陈凯歌要来。他进门看见案板上摆着的饺子，说：“哎呀，肖华这饺子包得好。”我不好意思笑笑，知道这是客气话，没想到他还对他妈妈说了，后来我去他家，他妈妈还说：“听说你饺子包得不错，过年来我家过吧，帮我包饺子。”
在甘家口住的这些日子里，还有一个新朋友罗雪莹经常来。张艺谋告诉我说，罗雪莹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他们通过陈凯歌相识。罗雪莹给我的印象很好，她对人亲切，既没有电影圈里的那股高傲味，又不失文雅大度。她每次来总是评论电影，谈电影界中的事物，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一些电影圈内的事。
有一大晚上，罗雪莹来访，说某作家有一个写好的本子，是写对越反击战的，人情味很浓，景致也很美，她非常喜欢，她热情地把该剧的大致内容讲述了一遍，并说她向这位作家推荐了张艺谋，希望张艺谋接下这个本子。张艺谋认真地想了想，婉言谢绝了。他说：“这个戏我拍不一定能拍好，这个本子不太合我的口味，我比较喜欢苍劲，浑厚的东西。我建议让吴子牛来拍，他一定会喜欢这个本子，我了解他，他喜欢人情味的东西。”我觉得张艺谋还有另外两点想法没有说出来。一、那时他认为自己改导演时机还不成熟；二、对越反击战这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题材，张艺谋由于家庭问题，对沾政治边的事情一向很谨慎。
我们在甘家口住时，正赶上北京举办意大利电影回顾展。他对我说：“我本来买了两套票，后来一想，如果咱俩个都去看，末末谁管呢？就退掉一套，这一套咱们换着去看。”于是，第一天吃过午饭，张艺谋很自然、很轻松地说：“我去看电影了。”第二天他似乎想起说过两人换着看的诺言，他试探地说：“今天你看怎么办，谁去呢？”见我没有吭声又说：“你一去三四个小时，末末肯定要哭，她一哭我真没办法！”他真鬼，很会钻我的空子。我心里的确是放心不下末末，也看出他非常想去，就说：“算了，还是你去吧！”他高兴了，说：“这也对，你是看故事，我去是工作，我需要多看电影。”他说这些话时，我觉得他简直像个孩子，自私的孩子。如今，对我和张艺谋都有所了解的一些人，说是我惯坏了张艺谋，惯得他总以自己为中心，不知道去关心对方，体谅对方，我觉得这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尽管如此，在这段日子里我与张艺谋的感情是相当融洽的。每次他晚上回来，不管多晚，我都要给他等门。他经常是进门来不及脱掉外衣就奔到床前，吻吻我，亲亲睡着了的女儿。然后就眉飞色舞地给我讲他今天都干了些什么事，看的是什么电影，内容是什么，影片好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可以借鉴的。我记得他特别欣赏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说这部影片在色彩运用上有独到之处，作者敢大胆地把自然色根据内容需要而“戏剧”化，把本来是黄色的沙漠拍成红色的，让人们认可。这些将来都可以借鉴。
一天，张艺谋回来说，他的同学吕越要来，已讲好让他晚上来家里吃饭。早就听张艺谋说过吕越，说这孩子很有出息，在学校时特别好学、特别用功。无论什么时候，身上总是背着一个大书包，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了书，有空就掏出书来看，就是和同学们一起上街玩，另的同学逛商店，他竟能坐在马路边上看书等同学们。这使我没见面就对这位同学颇有好感了。听说要来吃饭，我有点着急，家里什么也没有，请人家吃什么呢？人家是第一次来，太简单过意不去。我和张艺谋商量，他出去买了只烧鸡回来。说实话，这是我们家第一次这样奢侈。
吕越来了，平头、布鞋，一身朴实的学生打扮。他和张艺谋寒喧过后，极自然、极热情地把手向我伸了过来，我稍稍一怔，因为以往张艺谋的朋友来访，不管男女都是对我亲切地问候一声，我也只报以微笑、点头和相应的问候。今天吕越以对张艺谋同样的礼貌待我。使我感激至深，立刻被他那热情和真诚的表情感染，果断地伸出我的手与他那大而有力的手握了握。饭间，他谈笑随和自然，没有拘谨之感，使人很愉快，他和张艺谋谈起毕业两年来的感慨；谈到当前赚钱、经商的风气；谈到他恋爱的波折。张艺谋问道：“在金钱和女人面前你能超脱吗？”吕越十分诚挚地摇摇头，说：“不能。”张艺谋自我标榜地说：“那你不如我。”我在一旁只觉得张艺谋的话虽使我心安，而吕越的话更诚实坦率，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
吕越现在在法国留学，曾来信给张艺谋，说“……当年实习时你、我、侯咏（张艺谋的同班同学）咱们三个在一起谈理想，你想当导演，侯咏想当摄影师，我想出国，现在都实现了，只是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罢了……”的确，也许人就是如此。追求的时候，向往的情感是那样强烈，可当达到目标时，却又觉得不过如此，那时的感受远不如没达到目标时那样强烈。
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
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的元且前后，张艺谋去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举办的青年导演、摄影研讨会。甘家口的家中只剩下我和末末，实在冷清寂寞，我就带着孩子去到姐姐家住两天。谁知张艺谋一天晚上特别想末末，赶回甘家口来，结果扑了个空。我们只有一把钥匙，由我带在身上，他那天晚上连门也没能进，还差点没赶上末班车。研讨会一完，他就急忙赶了回来。那天下着雪，他进门带进一股寒气和雪花，浑身的雪也顾不上打扫，直奔到我们跟前，连连亲吻着未末和我。他身上的雪花沾到了我的脸上，化成点点水珠我却感到特别温暖，张艺谋也动情她说：“真想你们啊，以后我有了资历，有了条件，一定要把你们常带在身边。”他的话使我心热脸烧，就像喝醉了酒，还能埋怨他什么呢？
那时，我们的生活挺紧，张艺谋拍片没有任何酬金，只有少许的外景地补贴费。他的工资又在广西厂里，不回厂就拿不到。我由于带孩子请了长假、只能拿到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每月不到三十元。有一天，张艺谋拿回来一个手工捣食物的捣罐说，别人告诉他，黄豆的营养成份很高，每天给孩子吃些黄豆，不亚于牛奶和鸡蛋。他借这个罐子是准备每天给末末捣豆浆喝。我们从自由市场买了两斤黄豆，每天晚上抓一小把泡上，放在暖气上温着，第二天用捣罐捣碎，加糖煮开给末未当牛奶喝，末末很爱喝，我们都很欣慰。剩下的小半碗豆浆渣，我俩你推我让地都想让对方补点营养。我们每人为末末的营养忙碌着。精心地给她做饭，尽量变换花样，让她吃好。末末眼看着就胖起来，身体也好了，整个冬天没有得过病。
有一天张艺谋回来，声不吭地在房子里转了两圈，然后来到厨房，看我做饭，一直不说话。我觉得有点反常，抬头看了看他，发现他脸上的神情很兴奋，极立刻感觉到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神秘地看了我一眼，坐在凳子上，缓缓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我因拍《黄土地》得这一届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
“真的？！”我惊喜得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他看我那高兴劲儿，就说：“不过还没有正式宣布，只是评委会评委们通过了。你先不要对别人讲，这是别人悄悄告诉我的。”
“嗯。”我点点头。这么大的喜事突然降临，我真料想不到。但这毕竟没有正式宣布，心里很不踏实，于是，我便问：“会不会变呢？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张艺谋会心地笑笑，他很知道我当时的心情，说：“我认为是不会变的。等正式宣布了，你就会相信是真的了。”
第二天，罗雪莹来了，张艺谋把我的担心告诉了她，她笑着对我说：“不会变，评委会上决定的事一般不会随便更改，除非再召开一次评委会，还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你就放心吧！”我心里这才踏实了。我为张艺谋高兴，他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才华被大家认可了，从此他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底，张艺谋和陈凯歇去香港参加第九届香港男际电影节（3月29日—4月13日）。他回来情绪很亢奋，讲了一些电影节的情况。他说，当最后一场《黄土地》放映完，他和凯歌随片登台，电影散场竟然没有人肯走，他们整整在台上站了一个钟头，接受观众和记者的提问，在国内还没有过如此热烈的场面。
张艺谋从香港回来，末末两岁生日刚过不久，他拿出在香港为末未买的玩具、画板、小头饰、胸花等给末末补生日礼物，嫁凯歇把头饰和胸花给末末别在头上、身上，末来高兴的什么似的。她举着画板让我教她画画儿。我边和张艺谋、陈凯歌说着话，一边随手两三笔画了个猫。陈凯歌见了说：“肖华的画儿，画得很不错嘛。”张艺谋接茬说：“在中学里她就比我画得好。”后来陈凯歌在他写的《森国人》中还提过这事。
张艺谋还告诉我说，他这次理了个平头，到香港后好多人把他当成日本人。有一个记者干脆说地像三岛由纪夫。人的心理是非常复杂有趣的，从此张艺谋总是理平头。尤其是出国前五六天定要去理发店理成平头。我家的书架上也渐渐有了三岛由纪夫的书了。
紧接着，五月份他又去了法国，参加在戛纳举行的第三十八届国际电影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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