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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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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中午，太阳很好。张艺谋和刘全拉开架式开始洗衣服。他们飞快地从井里往外绞水，给院子里扯起绳子。不一会儿绳子上搭得满满的。我和李广平从绳子边经过，觉得很可笑，李广平指着这些衣服说：“这哪是洗衣服呀，根本就没有洗净，这次洗不净，以后就难洗净了。”我伸手摸了一下衣服，果然油腻腻的。我把李广平的话向张艺谋重复了一遍，谁知他好半天才淡淡地回答：“这样也就行了。”我急了：“这样怎么就行了呢？明明不行嘛，我看还是再洗一遍吧！”他没说话，只是聋拉着脑袋看着我。看看他这副样子，我心动了，就说：“这样吧，你绞水，我来帮你洗。”他一听就跳了起来，口里连声说好，飞跑着绞水去了。从此，我们俩的衣服总是一块洗。他绞水，我洗衣服。这也许又是张艺谋的一个小计策吧。从那次起，我们俩之间超过同学友情的表现，就再也没有遮掩过。
张艺谋饭量大，是我们四个人里吃得最多的一个。每顿饭都是他刮锅收底。我和李广平背地里都叫他“锅净饱”。
他吃的多，干活也有劲。给队里拉粪，千把斤重的大车，他一人驾辕，我们一群女人套着绳子拉梢。有一次我们和社员一块在饲养大院前的粪场上起圈打粪，大家一边干活儿，一边说说笑笑，张艺谋突然问大家：“你们知道跳芭蕾舞《白毛女》的那个女演员，脚怎么能转得那么欢吗？”大家一下子被问住了，齐刷刷地看看张艺谋，那种神态真像看着一块突然开口说话的石头。张艺谋笑了笑继续问：“你们试一试，转两圈不晕才怪了，人家一转就是几十圈，怎么搞的？”我们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心想这恐怕外行人不好回答，涉及到舞蹈专业技巧、基本功等问题……估计他也许从什么地方获得了这方面的知识，不然他是不会轻易说这话的……还没等我往下想，就听张艺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因为舞台上有许多小坑坑，在台下看不见。白毛女的脚尖上带着滑轮，脚尖一插进去，就噌地转开了。”直到这时候，我们大家才意识到张艺谋在说笑话。一时间大伙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笑得肚子直抽筋。我真想不到他竟然会开这种玩笑，简直是在胡扯。后来我问张艺谋为什么要这样开玩笑，他说：“解闷儿。”
是的，农村生活的确很单调，是应该想些解闷的办法。
“文革”初期，我认识一位叫薛光熙的大学生，由于他的帮助，我一度喜欢上了小提琴，迷上了西洋音乐。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是薛光熙帮我挑选的，虽然是处理品，只花了四十元钱，但音色很好。在西安，平时我在人面前根本不敢拉，怕人笑话，等爸爸妈妈上班，家里没人了，才慌慌忙忙地拉上一会儿，觉得还像那么回事。下乡时我把它也带来了。有一天李广平不在，我就拿出来拉了一会儿，自我感觉还可以，谁知几天后张艺谋对我说：“那天我在窑里听见你拉提琴，声音简直像杀鸡。”气得我直翻白眼，从此再也没有动过它。
张艺谋到农村时带来了一支笛子。时不时也吹两下，他吹得还不错，可是他攻击我拉提琴以后，我就有意报复。一次我对他说：“吹的什么呀，简直像蹂了公鸡脖子。”他虽然没有马上扔开不吹，但能看出来，他也没有多大信心了。
有一天下午我们下工回来，看见张艺谋和刘全两人嘀嘀咕咕。过了一会儿，张艺谋向我要我的大绿帆布书包，我问他干什么？他把手一摆，示意我不要声张。我先是不解，随后就意识到他们要干什么了。那几天在地里干活时，妇女们都议论哪个队的豌豆长得好，有人上工时口袋里就装着豌豆角，边吃边干，我早已馋得像什么似的。
他们走后，我和李广平合计，晚饭不做了，就等豌豆吃。等呀，等呀，天黑了很久他们两个才回来。张艺谋背了满满一书包，刘全用外衣兜了一大抱。哈，真是满载而归。口径二尺的大铁锅装得满满的，锅盖都盖不严。我和李广平正烧水煮，几个农民来串门，热情地打问：“咋才做饭？还没吃？学生娃们真可怜！”把我们吓了个半死不活，只好支支吾吾瞎应付。豌豆煮熟了，那味儿挺浓、挺鲜，我们生怕农民们嗅出来，恨不能捂住他们的鼻子，好不容易挨到他们走开，我们几个才放开胆子吃起来。豌豆皮怎么处理呢，我们又发愁了，还是李广平想了个主意，把豆皮塞进炕洞里，众人这才彻底放了心。
爱情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来到了，这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忙天”。队长派我们在麦场上干活。场上脱粒机一开，就没有片刻喘息的机会。有人抱着麦捆往脱粒机里塞，有人往外挑麦草，一环套一环，流水作业。一个稍稍怠慢一点，就会影响整个工作进程。一两个小时下来，人人满头、满脸、满鼻孔、满嗓子都是麦芒的粉末。身上，尤其是两条胳膊被麦杆和麦芒划出道道伤痕，汗水一浸，又疼又涩。加上太阳光又毒，机器轰鸣，使人感觉到周围的空气都是稠乎乎的。一停机休息，大家就一下子散了开来，先是抢水喝，后是躺在麦草堆上喘气。每当这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无边无际的蓝天发呆，我真有些受不了。
正当我情绪极为消极的时候，“麦客”的生活深深地震动了我。“麦客”是替人割麦子的，他们绝大部分来自甘肃平凉一带，是被饥饿和穷困赶到关中平原来找口饭吃的人。他们那里由于气候凉，麦子的成熟期晚于关中平原一个来月。当关中的麦子开镰时，他们那里的麦田远远不能收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到这个季节就有成千上万的麦客来到关中平原。我们队也年年请麦客，有些麦客还和村里年长的人很熟悉。他们来后就被分派到各家去吃饭，每家三五个不等。给谁家派一个麦客，队上就每天给五斤面的补助，还给每户做饭的人记工分，补贴粮食。就这样，许多人家还不情愿，嫌麦客吃得多，嫌他们经常连吃带拿。有些农民说有的麦客一顿能吃几斤面，撑得不行，就用擀面杖从上到下在肚皮上擀，为的是早些拉出去，腾松肚子下一顿再吃。当地农民讲这些的时候满脸带着不屑和蔑视的神情，而我却觉得他们挺可怜。
后来我从接触过的麦客那儿知道，他们家里都有妻儿老小，由于土地瘠薄，连年歉收，他们在家很难填饱肚子。面条、馒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难遇到的美食，加上不限量，又与工钱无关，因此就有人见饭而忘了命。
这个话题，我和张艺谋也议论过好多次，他脸上总是透出一种严肃和深沉。那段时间李广平不在，每天吃完饭后，张艺谋就到我房子里来聊天。一次他拿着两本书进来，我要过来一看，一本是日记本，一本是鲁迅的书。“这个日记本送给你吧。”“好，可是本子上写什么呢？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本书你看吗？”他举起那本鲁迅的书问，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鲁迅的书我看不太懂。”“我也一样，只是没有别的书可看。不过，看后总觉得它能给人许多启发，使我们对身边的生活有更准确的认识。”接过书，我一跃坐在炕沿上，随手翻看书，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他也一声不吭地坐在炕沿上，离我很近，慢慢地把手搭在我肩上。我的心跳了，能明显地感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我转过脸来看他，他也在看我。突然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我顿时羞得抬不起头来，只觉得心慌意乱，脸上热极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从炕沿上跳下来站在地上，面对面站了许久。我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他，他也显得拘谨不安。后来他走近我，把手按在我的肩头，我不由得把脸埋在他的怀里。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和我的心一样冬冬地跳。好长好长时间，谁也没有说话，直到刘全在窑里喊他，他才轻声说了句：“我走了。”我没有说话，也没看他，只是点点头。那天晚上我的脸烧了一夜，整整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我梳头的时候都不敢正面看镜子，害怕看见自己的脸，走出屋子更不敢去看他的脸和眼睛。后来张艺谋称这次经历掀开了我们爱情史崭新的一页。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处得更加自然起来。他的衣服脏了由我来洗，破了由我来补。他的衣服特别爱破，尤其是袜子。他穿的都是那种黄线袜，三两天就得补。那袜子上补钉撂补钉特别难补，针好半天也扎不过去。每到我歪着脖子给张艺谋补袜子时，李广平就在一边笑。我很难过，并不是因为李广平笑我，而是觉得张艺谋穿这种袜子脚会怎样的难受，这种袜子又会怎样折磨一个男子汉的自尊心。
有一天我和李广平去村里的供销社买东西，看见有男式尼龙丝袜，就买了一双。吃完饭，天已擦黑，张艺谋把我从屋里叫出来，我们走到灶台棚子旁边，他背靠着墙半天没说话，把脚一会儿蹬在墙上，一会儿放在地下，好像心里很不宁静。我知道他叫我一定是有话说，就站在离他半步远的地方看着他。他终于说话了：“这袜子可真光滑，摸着也光，穿着真舒服……”后边的话我没听清，只觉得心里头阵阵发颤，眼泪直往外涌。心里说：“你太苦了，你一定是第一次穿尼龙丝袜，否则不会感受得这样细致。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好好爱你。”我忍不住把流满泪水的脸贴在他的胸口上，他用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肩膀，我们就这样默默地站着，直到饲养室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才分手。
“我家的成份不好”
紧张的麦收过去了，刘全和李广平回到西安，知青点上只留下我和张艺谋。一天我们在他窑洞里说话，说到很晚。他给我讲了许多他小时候的事。他讲，在他的记忆里，没有见过父亲的笑脸，也没有听过一句表扬的话。每次训斥他们时，都要求他们把手脚放得规规矩矩。一训就是一两个小时。平时坐着不许他们摇晃腿，站着不许他们歪歪扭扭。兄弟三人对父亲都十分畏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渐渐地从那严厉中感觉到一种疼爱。……
说到深夜，我们两人都坐累了，又都没有睡意，也不愿意分开，就各自倚着被子，半仰半躺在床上，接着又谈到三年困难时期。张艺谋说他家里那时候，几乎顿顿是煮一锅萝卜菜，只在萝卜汤里拌几把面。一掀锅盖，满屋子的萝卜味。直到如今他一闻到煮萝卜味就恶心。他还讲到了他的奶奶。说小时候奶奶给他们烙饼吃，偶尔不慎烙糊了，嫌把糊的扔掉太可惜，很心疼，不扔又怕孙子们不吃，就哄他们说：“小孩吃了糊糊馍拾钱哩。”看着他们吃了后，就故意在水桶呀、簸箕呀、条帚呀下面放一角钱，然后让他们去打水，扫地。他们一拿起这些用具就能拾到钱，老少皆大欢喜。
听着这些既使人心酸，又觉得有趣的故事，我更加心疼和依恋他了。我伸手抚摸着他的脸，心里有许多安慰的话，但不知如何说才好。突然，他一挺身坐起来，“叭”他拉灭了电灯，鼻子里呼出来的气又急又热，直烫我的脸。他沙哑着嗓子对我说：“我有一件事一直瞒着你，没敢对你说。这些日子我反复想了很久，还是应该对你说的。”我的心“格登”一下，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我不知道会有什么重大、可怕的事从他嘴里吐出来，我想看他的脸，找一点征兆，可是窑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我家的成份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可以说很严重，是历史反革命！”
这些字眼在当时确实是很可怕的，但比起我的想象来要轻松得多，我总以为会有什么人命关天的大事！就嘘了一口气，说：“这些我知道……”
他没让我说下去，继续激动地提高声音：“也许你不在乎，可是你父母一定会在乎，他们不会同意……”
“会的，”我拼命地喊。“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会理解这一切的。”
“不会，”他近乎粗暴了。“任何父母都不会。我是反革命的儿子，幸福和爱情与我无缘。”
他撇开我倒在一旁哭了，我也哭了。我双手搂着他的脖子，亲吻他，想用我的爱，我的柔情来温暖他冰凉的心。我只觉得他的脸特别烫，气喘得越来越粗，就十分关切地问：“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难受。只是害怕深不见底的将来。与其将来不得不分手，还不如现在你就别理我。你回西安去吧，你明天就走吧！”
“不，我不走，我不离开你。”我更紧地搂着他，我俩的泪水融在了一起。他吻着我，发狂地吻着我。我觉得他全身在颤动，不可遏制地颤动。突然他把一只手伸到我衣服下面的腰间摸索。我本能地一下子松开了搂着他脖子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他的那只胳膊不让他动。他的情绪反而更激烈了，我恐惧地“哇”一声哭出声来。他一下子怔住了，木然不动。半晌，他才慢慢抽回了手，慢慢地坐起身子，轻轻地打开了灯。我揉着被灯光刺得难受的泪眼也坐了起来。他坐在床沿上，背对着我喃喃地说：“我这个人不地道是不是？你现在真该不理我了吧？”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使劲地摇摇头。
“明天你一定得走！”
我还是摇摇头。
他接着说：“你实在不走，我走。我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大早就去找队长，要求到水利工地去，再也不回来了。”
他的这句话像雷一样把我震懵了，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因为水利工地的活儿，特别重，连队里的壮劳力都吃不消，没有人愿意去。我绕过他的背，面对他蹲下来，手摸着他的膝盖，扬起脸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水利工地？为什么要离开我？为什么不能和我一块留在队里？”
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嘴张了张，又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地吐出两个字：“不能”。
我回到自己的房子，一头钻进被窝里，泪水不住地淌，淌得满脸满脖子都是。我为自己哭泣，也为他哭泣。我整整哭了一夜，泪水把眼睛浸得酸痛。天亮了，也没起床，我不想去上工，害怕妇女们看见我哭肿的眼睛后说三道四。
突然，听到张艺谋和队长说话的声音。我心头一紧，一下子坐了起来，三把两把穿上衣服，当我穿鞋的时候，听见队长说：“要上水利工地那还不容易！”
啊，他真要去那里拼命？他不想活了？我呼地拉开门冲了出来。门的响声很大，队长和张艺谋同时转过脸来朝我看。张艺谋的眼光和我稍微一撞就赶紧转过脸去（后来他告诉我，是不忍看我那对红肿的眼睛），队长似乎没发现什么，他继续说：“这次人已经够了，下次再去。今天你和我上塬去一趟，大队派给咱的收废铁任务，要完成，去收点废铁。”说到这里又转过头来对我说：“肖华，你今天早上也别上工去了，给艺谋赶紧做饭，让他吃得饱饱的，再拿些干粮。这一出去就是一天，早了回不来。”
我没有说什么，回屋里擦了把脸，就到窑里动手做饭。他拉风箱，我烙饼，两个人谁也不看谁，谁也不说一句话。
“大春”打破了僵局
傍晚他和队长回来了，拉了一架子车破烂。意外的是张艺谋怀里抱着一只白绒绒球似的小白狗。我惊喜地跑过去，把小狗接过来抱在怀里。我们互相之间虽然还是没有说话，但僵硬的气氛，很明显缓和下来。我边吃饭，边喂着小狗。小狗还不大会吃东西，一根面条粘在它的胡须上，它使劲地甩着头，想把面条甩下来。结果面条没甩下来，它自己却失去了重心，连着滚了几个跟斗。我被它那娇憨的神态逗笑了。心疼地抱起它，为它摘掉那根粘在胡须上的面条，拍干净落在它身上的尘土和草屑。张艺谋端着饭碗，坐在床边上一声不吭地吃着。我虽然没有看他，但能感觉到他一直在看着我和这只可爱的小狗。
吃完饭，我收拾了碗筷，又抱起小狗坐在窑里的灶火前。这时天已经全黑下来，饲养室出出进进的人也走光了。四周静悄悄的，窑洞里更安静得令人憋闷。小狗不知什么时候已在我怀里睡着了。这时候，张艺谋才慢悠悠地说：“我抱这小狗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生活时有个伴儿，你这样喜欢，就送给你吧！”我再也忍不住了，一下子扑在他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从睡梦中醒过来的小狗，吃了一惊，看着我俩又跳又叫……
张艺谋带回来的那只小狗，帮我们度过了第一次的感情僵局。也许就是这原因，我们俩对它特别有感情。
这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一身白毛像雪团似的。张艺谋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大春”，不过这个名字没有叫起来，据队长后来告诉我，他们那次收废铁时，来到塬上一个村子，看见了几只小狗在一起玩。张艺谋一下抱起这只小白狗死活不松手，挨门挨户地找主人，找到后请求人家送给他。大人倒是好说话，家里的小孩就是不肯。张艺谋抱着狗在前面走，小孩在后面跟着要，一直跟了好几里路，才泪汪汪地回去了。队长在讲这番话时，还感叹地说：“艺谋真像个孩子。”
打这儿起，小白狗就和我们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我们四个人中，我最喜欢它，常常把碗里的饭分出一些给它吃，它也对我最亲近。我在我的炕角下给它用麦草铺了个窝。每天晚上我一上炕睡觉，它就安安稳稳地卧进窝里。有时候我睡不着，半夜拉开灯看它，它也机警地抬起头来看我。我们四目相望，互相对视许久，它还偏着头轻轻地哼哼两声，又像是安慰，又像是在向我撒娇。我对它轻轻地说声“睡吧”，关掉灯，躺进被窝，听见它在麦草上窸窣窸窣一阵子也就没动静了。
每天早晨，天一亮它就从门槛下钻出去，卧在门口。我去上工地它也跟在后边，休息时它就卧在我脚边，走到哪它跟到哪。渐渐的它长大了，从门槛下出入已经很艰难。有一次往外钻时它的头被门槛卡住，痛苦得嗷嗷直叫。我听见叫声忙跑过去，帮它把头拉出来。从此我就把它的窝挪到房门外，它很听话，没有一点为难的表示。张艺谋也挺喜欢它，有一次他和刘全要去水利工地，临走前还特地和狗一块照了张照片。这张照片，至今我还保存着。
从小白狗到大黄狗
我们的小白狗对我们饲养大院里的人都很和善，对我们队上的社员、孩子们也都很友好，可对陌生人就极凶狠。有一次它咬了一个路过我们门口的外村姑娘，姑娘的哥哥手里拿着一根棍子，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扬言非要打死它不可。我使劲地给这个小伙子说好话，他硬是不依，拼命地追打。张艺谋也帮着我再三再四地赔不是，并保证不重犯，要小伙子开恩。可这小伙子气越来越大。他追进窑里，想从床下把狗拉出来，又怕被咬了手，就用棍子往床底下乱打乱戳，床底下不时发出小狗的惨叫。我急得不行，就去求饲养员大伯出来说情，总以为他们都是当地人，能看点情面，结果也没起作用。我急得哭了起来。张艺谋对那小伙子说：“狗咬了你妹妹是该打，只求你别在屋子里打，这样我们受不了。到外面去打，我们看不见还好受一些。”就在说话当儿，狗从床底下蹭地窜了出去。那小伙子撇下我们发疯似地追去。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跑来说：“狗被那人打断了一条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噢，可怜的小狗！
一连三天没见到小白狗的影子，第四天它一拐一拐地回来了。我惊喜地去迎它，却发现它进门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跑到我身边，向我摇尾巴和我亲热。它抬起头定定地望了我们许久。它的眼神和以前也不大一样了，那种充满着好奇、充满着热情的神色不见了，好像增加了几分深沉和洞察。我简直不敢去正视它的眼睛，我为自己在关键的时候没能保护它而感到羞愧。我慢慢地蹲下来，察看它的伤口，它轻轻地呻吟着。我抚摸着它，捧起它的头，对它说：“你不要再闯祸了，真让我担心呀！”它看看我，低下头，用舌头舔它的伤，我心里难受极了。
以后它再没有咬过人，也不像从前那样天真活泼了。每次我出门它总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我到地里干活，它把我送到就走，下工了它又远远地来接我。就是我们几个人回西安探家，它也总要送到县城，然后一闪不见了。奇怪的是每当我们从西安回来，还没进村它就会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四个人相继离开农村返城后，听说它被外村人哄出去杀掉了。我和张艺谋知道后十分伤感。
一九七九年暑假，张艺谋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寄托了他对小白狗和农村生活的怀念。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张艺谋以后再没有提起过这个剧本。剧情大意是这样：一个生产队上有两个男女知青相爱了，他们养了一条大黄狗。招工时，这个男青年由于本身的家庭问题和队干部的坑害，没有被招出去的希望。女青年向队长求情说，她愿意把自己的名额让给那个男青年。谁知，队长早对这个女青年垂涎三尺。说只要依顺了他，就能让她的心上人出去，否则男青年永远也别想走。为了男青年的前途，女青年屈从了队长，但却被男青年所误解。他愤怒地责备她。这个女青年有口难辩，自尽了。后来当男青年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后，悲痛欲绝。在大黄狗的帮助下，杀死了这个队长。当他也准备自杀时，被公安局抓获。剧本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警车押着带手铐的男青年飞奔而去，后面有一条大黄狗在拼命地追……。
我估计那狗就是我们小白狗的影子。是张艺谋对这个悲剧角色有所怀念的结果。
水是那样的甜
一九七○年夏天，我的饭量越来越小，身体越来越消瘦。张艺谋很关心，几乎天天劝我回西安检查。并对我说，根据他的医学知识，这个症状可能是得了肝炎。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他一本正经地说：“你要是肝炎，那我也跑不了。你愿意咱们两个人都得这个病吗？”
我一听，也真是的，就和他一块回西安到医院去检查，果然转氨酶高出正常指数很多。回农村时他带了好几盒B12针剂，并给我注射。他很精，屋子里有人时他就往我胳膊上打，没人就往我屁股上打。我很难为情，他开导我说：“屁股肌肉面积大，吸收好，效果快。你没看见医院里，不管男女老幼都是往屁股上打，为了治病嘛。”我无可奈何。
得了肝炎，不光要吃药，还要营养调剂。当时的农村除了鸡蛋容易买到外，其它的都很困难。一次我到一个叫绒花的女社员家里去玩，发现她家有一只奶山羊。绒花说她身体不好，生了孩子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嗷嗷叫，没办法买了这只奶山羊。后来她家日子越来越穷，她又得了肺病，每天为没有东西喂羊而发愁。我突然想起我们每次磨面留下的麸皮都堆在那里，没有用场。麸皮不就是上好的羊饲料吗？能不能送给绒花呢？我把这个想法说给张艺谋，他高兴得连声说：“行呀！行呀！你把麸皮拿去每天挤一碗羊奶喝，这样你的病就会好得快一些。”另外两个同学也同意。从此，我们把每次磨面剩下的麸皮尽数给了绒花，我每天下午挤一碗羊奶喝。
慢慢地我的肝病好了。我也和绒花成了很好的朋友。她比我大几岁，那年也就是二十六七的样子。她的脸黄白瘦削，但长得十分秀气，如果不是有病，她一定是个很漂亮的女人。有许多次，我因为下工晚了，急着做饭，没工夫去挤奶，都是她把奶挤好，让孩子给我送来。我每次送麸皮去，她都要感谢半天，为这种“交换”感到不安。我很感激她，也很同情她，真希望她的病早点好起来。可是，我们下乡的第三年春天，绒花死了，还不到三十岁，疾病和贫穷就夺去了这个善良女人的生命。
六月份的忙天，活虽然累，但那时的天气还不太热，在地里干活的人也不太受罪。最使人受不了的活儿是七八间，给早玉米浇水。这时地里的早玉米已一人多高，大伏天里，烈日炎炎，玉米地里密不透风，人在里面干活就像掉进了蒸笼一样，浑身冒汗。一旦玉米叶子把手胳膊划破，伤口被水一浸，蛰辣辣的疼。
一次队长派张艺谋去浇地，他吃完午饭，搁下碗就走了。看着这么热的天，我心想他在地里一定很渴，就烧了半锅开水。等水晾凉了，找来一个带盖的大搪瓷缸子，盛好满满一缸子水，带上草帽，端着缸子给他去送水。来到地头，看见张艺谋正与和他一起浇地的九叔在地头休息。他们好像早已看到了我，我一走到，张艺谋就伸出了手：“真是雪里送炭。不，骄阳送水比雪里送炭还需要。”张艺谋嘴里说着接过水，递给九叔让他先喝。当着我的面九叔还有点不好意思先喝，我也说：“您先喝吧。”九叔痛快地喝了几口，感叹地说：“还是自己瞅下的对象好。”听九叔说这话，我和张艺谋都会心地对视一笑。我心里舒畅极了。
张艺谋后来曾在信中描述这件事时写道：“远远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你的身影，从小到大，你头顶着大草帽，手里端着水，向我走来……我只感觉到水是那样的甜，一直甜到心里……”
插队生活结束了
一九七○年，农村里开展了整团建团工作。张艺谋对我说：“你这次一定要争取入团，这对你出去绝对有好处。你的政治条件也不错，入团是完全可能的。”他要我准备个发言稿，在整团建团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给领导一个强烈的印象。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但不想这样做。张艺谋急了，自己动手写了份发言稿塞给我，要我一遍遍地念，直到背下来。并让我给他演习一遍，直到他满意为止。
那天会上，大队干部念完文件让大家发言，我心慌得厉害，看着张艺谋，他冲我又挤眼又点头，我把牙一咬，心一横，第一个举起手要求发言。由于事前准备的充分，话说得比平时流利多了，心里也不慌，使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女子平时不说话，水平还蛮高的。”那些大队干部也对我直点头。结果这次整团建团，全大队只批准了两个知青入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整团建团后不久，招工就开始了。第一批是铁路上来招工，全大队推荐三个男的，铁路上只要男的，张艺谋也被推荐上了。结果人家只招收了那两个男的。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特别不好，很少说话，尤其是不愿意提起招工的事。有时候大家在一块聊天，谈得正高兴，一说到招工他就溜走了。他知道自己很难被招出去，不愿意揭这个疤。
看到他这副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千方百计地关心他、体贴他。我家里每月给我十元钱营养费，我自己用得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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