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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悠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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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大家虽然年龄小，但对这种事情还是相当的敏感，我和张艺谋之间的这种朦胧的秘密还是被同学们觉察到了。一次我到学校很早，大部分同学还没有来，走到教室门口听见里面有几个女同学在议论我：“肖华长得一般，张艺谋还老看他！”我抽身退了出来，心里很不是滋味，非常委屈，想对她们说点什么，又觉得没法说，只好忍了。直到上课铃响了，同学们都来了，我才走进教室。平时对我有好感的男同学也慢慢地一反常态，处处和我过不去。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天之间学校里就到处贴满了大字报。班上几个男同学也在我的课桌上贴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苗圃劳动不去”，下联是“临潼爬山第一”，横批是“真是笑话”（肖华）“。说的也倒是事实。当时我们班每月都要去大雁塔苗圃劳动一次，有两次我因病没有去。春游爬骊山我是女同学中第一个登上烽火台的。然而，看到这幅对联，我还是极为伤心，接受不了。有一个坐在后排的男同学，几次都在写大字时故意把墨汁朝着我乱甩，弄脏了我的几件衣服，我明知道他是故意的，也没有办法。有一天他又在乱甩，张艺谋抓住了他的手，劝他不要这样，他才悻悻作罢。为这我很感激张艺谋，我从他那里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保护的安全感。
两年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学校开始乱了。一些从来没有预料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眼前。同学们都很激动，但又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心里就像荡秋千时的感觉一样。我和同学们一块去凑热闹看大学生们在省委门前静坐，看他们大辩论，还到钟楼去看大字报，真是新鲜极了！这时候学校里已经停了课，好多同学都不到学校来，从那时起大约有两年时间我没见到张艺谋。
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性的大串联已形成高潮。我和班上的八个女同学一块，在学校里开了介绍信，开始了串联。
我们几个先去南京。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到中山陵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在雨花台捡了一些石子，又在其它的地方匆匆转了一圈，我们就乘车到了上海。
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出发去北京。到北京最主要的目的是接受毛主席接见。那时毛主席已经接见过五次红卫兵了，我们等的是第六次接见，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天。
第二次串联是一九六七年的四月份，我们到过四川的成都、重庆及贵州的桐梓。回到西安那天正好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坐公共汽车，售票员还把我们当儿童免了票，真是顺利极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又回到北京。在北京一住就是二个多月。在这期间，几次准备回西安都被姥姥留住了，尤其听说回去可能要上山下乡，她就更舍不得让我走。我是七月份来北京的，带的都是夏季的衣服，十月的北京已是深秋，天气很凉，最后姥姥只好同意我回去。
十月二十九日，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姥姥和姐姐，回到了西安。一到家就感觉到了西安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搞得相当断热，我心里很不安，很想知道学校的情况，又害怕到学校里去。因为我觉得到那里将会决定我的命运，可能把我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过一种无法预测的生活。那种生活，不知会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
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回到西安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二日，那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窗外，忽然有敲门声，走进来同院的两个孩子。我很诧异，因为平时我与他们没什么来往。
“大姐姐，给你的信。”我更惊奇了，我刚刚从北京回来，姥姥姐姐的信不会这么快就到。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确实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字迹却相当陌生。地址是对的，可门牌号数不对，我们院是一一八号，信封上写的是五十号。信封的右下角发信人地址处仅有两个字：西安。我简直糊涂了，两个孩子一走，我就急忙打开信飞快地看了起来。抬头是：“肖华同学，你好……”，接着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的话，我迅速把这些都跳了过去，急忙寻找信末的署名。上面赫然写着：同学张诒谋。我的心一震，他的形象仍从遥远的地方迅速扑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学校的生活画面在一瞬间又展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他给我写信？在班上我见过他的字，似乎不是这样的。他给我写信有什么事呢？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肖华同学，当前社会上和学校里都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大家都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上面的政策是什么？是必须全部下，还是部分下，我们到处打听情况也没有结果。听说你父母在有关部门工作，所以托你了解一下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准备……不管打听到与否，都请给我回信……
看完信后我的心一下子更加混乱了，除了为自己的命运着急外，同时也为他的前途担起忧来。同窗生活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也了解他是一个好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麻烦别人的。他给我写信，让我去了解情况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需要我的帮助，虽然我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我的父母只是在一般机关单位工作，对上山下乡政策方面的事不可能很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打听了这方面的情况，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父母一去上班，我立刻给他回了信。告诉他我家的情况，请他原谅。同时，告诉他我自己刚刚从北京回来，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信发出去后，我总觉着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呢？况且门牌号数不对，而我竟然能收到信？我来到大门口一看，真是活见鬼，大门上的门牌真的变成了五十号。我去北京前还是一一八号呢，怎么现在就变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新门牌是一个月前换的。后来张艺谋给我说，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我在前面走，就尾随着直到我走进院落大门。他写这第一封信的前一天，还特地跑到我家大门口看了一下门牌号数。
回过信后的那两天，我心绪不安，总觉得他还会给我来信。我想去看看信箱里有没有他来的信，可又胆怯得不成，好像周围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为了掩人耳目，我就自己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趟又一趟地去打水、洗衣服（我家那时住的是平房，水池在院子里）、买菜，一次又一次地在信箱旁停留。在家里的小厨房中，我意外地发现透过窗户能够看见信箱。距离虽然远了点，但有信没信是完全能看清的。看见有信，再找借口跑过去，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空跑与失望，我为自己找到这个方法而高兴。
张艺谋的信很快来了。这次省去了那套“祝……祝”的格式，开门见山、非常简洁地追述我们在学校的同窗友情：“在明亮的教室里，我们曾一起听课，一起作习题，一起制作计算尺；在课余时间里，一起办壁报，打篮球……”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经他这么一提，一描述马上又重新闪现在我的眼前显得特别清晰，特别值得回忆。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澜，我感激他对我的好感，感激他一直记着我。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脸红心跳，不知道如何回信如何平静我的心。
我还没给他写回信，他的第三封信就又到了我的手中。信中说，我们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地方是省内宝鸡地区的千阳县，报名人数已满；第二批是富平、乾县，马上就要开始报名。还听说下一批就是麟游、黄龙等地，而这些地方有地方病。到底该怎么办，去哪里，有什么打算很想与我当面谈，信中约我到他家去。
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我最关心的事情，第二天我就按照他在信中所写的地址去找他。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家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有，似乎很平常，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笔法近乎木刻与剪纸之间，线条道劲有力，隐隐地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我没有马上去敲门，心想两年没有见面了，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呢？见面后相互感觉还会像以前那么好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到一个男同学家里来？这在别人眼里将意味什么呢？继而又想，自己不是来了解上山下乡的情况吗？他又不是什么坏人，了解完情况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静了静心，抖了抖精神，把车子锁好，上前举起手来准备敲门，可手还没触到门上，门竟然开了，他迎了出来。
他没有变，还是学校时的那个样子，只是略比以前清瘦了些，或者就是长高了一些。他的衣着相当朴素，这朴素中看不出贫气，反而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从他的表情上看，我大概与从前没有多少变化，也是他预料中的我。见面的气氛相当自然，我们两个很快就放松了，毫无拘谨之感。我问他：“我还没敲门，你怎么就来开门了？他笑笑说：”你的车子一到我就听见了，而且从窗户里看到了你，看见你伸手敲门时，我就赶紧把门打开。“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原来他在屋里已经偷看我半天了。我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那次大扫除，我从玻璃的反射里偷看他的事，我暗暗地笑了，这也算一报还一报吧，这件事我始终没好意思告诉过他。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坐得这么近谈话，而且只有我们俩，心底里泛起阵阵的欣喜。我看他也一样，他始终微笑着，看得出这笑发自内心，不是装出来的。在学校里，我似乎从来没有见到他这种令人感到亲切的笑容。
这天我们谈得很高兴。海阔天空，他没说几句关于下乡的话，我也没有介意，似乎上山下乡与我们无关。仅仅是作为见面的借口而已。
他们住的这间房子很小，是他母亲在单位的一间休息室，大约只有七、八平方米的样子。一横一竖放着两张单人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门后摞着两个箱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就这么简单。他告诉我，平常他和他母亲在这里住，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奶奶爸爸家去。
从那次起，我每隔三、五日去他家一趟，听他给我讲从学校和社会上打听到的各种各样消息，讲的最多的当然是我们最关心的上山下乡的事。从此，我们不再用信联系，这次见面就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
他的小屋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
有一次我去他家，张艺谋告诉我，当天晚上他要和几个同学到我们学校第一批去宝鸡插队的地方看看。由于没有钱，准备扒车去。尽管在串联的时候我自己也曾扒过火车，但对他的这次冒险行动却十分担心。虽然我觉得，去看看我们学校已下乡的同学怎样生活，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对农村的感性认识是必要的，可我总感到会发生什么不测。我把这担心讲给他听，他半天没说话，只是呆呆地看着我。这时候屋子里的光线渐渐地暗下来，已经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都坐着不动，谁也没去开电灯，似乎在等待着一种东西。我心慌得很厉害，冬冬的直跳，既担心他的伙伴们来碰上我，可我又不愿意离开。他的心情似乎和我差不多，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好一会儿，他伸过来一只手触到了我的脸上，那凉凉的感觉，使我浑身震颤，直想流泪。我多么希望他把手彻底伸过来，给我一点温存和安慰。可是他没有，那只手抽了回去，还掩饰地把我的头发向耳中捋了捋，然后就插进了衣袋里，站起来在屋里踱起步来。看他这样，我站起身来同他道别。当时我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怨气，我也说不清楚，这种怨气究竟来自哪里，是怨他动手动脚呢？还是怨他没有更亲切的举动，也许就是在这二者之间，总之说不清楚……
那时候，这间小屋成了我最向往的地方，在那里留下了我们多少欢乐，又酝酿着我们多少美好的希望啊。
我终于答应和他一起去下乡。然而，我却又有所犹豫，我为什么就这么匆匆地答应和他一起去下乡呢？难道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吗？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反复地琢磨和自我回答着这些问题。张艺谋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很好，我明显地感觉到他也非常喜欢我，可这次下乡，说不定就要一辈子呆在那里。农村的生活又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他能永不背叛我吗？如果不是这样，我可怎么办呢？思前想后，越想越后悔，就写好一封信，装在信封里，本想寄给他，转而一想还是应该把信当面给他，最好能解释几句，以免他伤心。第二天我去他家，潦潦草草地谈了几句话，就借故离开。我临走时拿出那封信，对他说：“这是给你的信，我近来的一些想法都写在上面，希望你认真看看。”他当时就要看，我说：“等我走了你再看。”出了门我骑上车子逃也似地走了，一路上我的心特别慌乱。这一晚，我辗转不能入睡，一种莫名其妙的痛苦袭击着我的心。我想很快得到他的回信，又怕得到他的回信，我好像感觉到会有什么灾难降临。第三天我接到了他的回信。他对这件事做出的反应的强烈程度是我始料不及的。
他在信中写到，他读完信就象当头挨了一棒，不知身边发生了什么，心里冷极了……大约五年级时，他爸爸晚上来到妈妈和他住的那间小屋，在他们以为他睡熟之后，爸爸不安地讲着，妈妈低声哭泣着，他们想……他难过极了，硬憋着不让眼泪流出来，一动不动。他在想，真的父母要分开，那自己将怎么办？小学要毕业了，学校让填表格。“家庭出身”这一栏他不知道如何填。当他妈妈写上“国民党少校军需”后，不无痛苦地对他说：“孩子你要好好学习，你和其它同学不一样，全靠你自己努力了。”从此，他常常知道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刻苦学习，从不敢惹事。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是拔尖的，但他在政治上是凄惨的，他不敢写入团申请书，不敢提父亲。他把痛苦埋在心底，等待着能和别人一样平等生活和学习的日子，现在要上山下乡了，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平等的机会，而我却又给了他一击，他说：“我心中的痛苦是无法用笔表达的！这一切的一切我是多么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友情！……我有能力，我坚信我将来会有所作为的！无论何时何地，如果有一天我能出类拔萃，能出人头地，我衷心地希望你能与我共同分享这成功的喜悦。……”
尽管信不算长，看完信我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我被他那种倔犟的性格，那种空逆境中奋斗不止，那种不屈的自信心和对我真挚的情感深深地、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为他在疼痛，觉得再不能让这颗受伤的心痛苦了，我要去找他，我要立刻走到他的身边。我突然醒悟到我们俩人从开始交往那一日起，就不是一般少男少女的游戏，而是两颗心的碰撞。我不顾一切地向他家跑去。
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生日。这天，我们这一批知识青年，在锣鼓声和家长的嘱咐声中，踏上了上山下乡的征程。我们坐上汽车，以红旗、锣鼓开道，在市区周游一圈，然后离开了西安。我既没有欢乐，也没有苦恼，坐在汽车上，心里的感觉就像往常乘公共汽车一样，一味看着街道上的人们，似乎并不知发生了什么。汽车一出西安，大家都安静下来。热闹的大城市迅速远去，平时很难见到的田野、村落扑面而来。想象着今后无法预测的生活，想象着我们将去插队的乾县，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惆怅。我悄然向张艺谋望去，他一脸深沉。
到了我们插队的那个公社，已经是中午。照例有来欢迎的人群。这个公社叫杨汉公社，距乾县县城二十里路。我们学校分到这个公社的有一百多个知青。我和张艺谋、刘全、李广平四个人是事先约好一块下乡的，一同被分到北倪大队。我们大队距公社七八里路。来到队上天已近黄昏，大队部的门口聚集着各生产小队的队长和前来看热闹的孩子们。大队干部致了简短的欢迎词后就让各生产队长出来挑人。我们大队有七个小队，各生产小队长的热情似乎比大队干部低多了，他们对身体瘦弱的，个子矮小的都不屑一顾。一个小队长把张艺谋和另外一个高个子女同学挑上了，我却被晾在一边，心里委屈得直想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还是张艺谋胆大，他站起来，指着刘全、李广平和我说：“我们四个一组，要去一块去，不能分开。”这个小队长把我们四个人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摇摇头走了。挑来挑去，有的嫌我们人数多，有的嫌我们体力不强，最后我们被派到全大队最穷最缺劳力的一个小队。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高兴，大家总算没被拆散。
来到生产小队，队长把我们几个带到了饲养室，那里已经有许多人在观望，男人们是来看新来的人身体怎样，是否是些好劳力；女人们则是看新鲜，看新奇；小孩子们当然是凑热闹瞎起哄了。看我们进了屋子，大人们不好意思站在那里呆看，只是装做有事，或找人，或办事，进进出出。小孩子们挤在门口不眨眼地往里看，比比画画地议论。时不时的把一个小孩硬推进来，这小孩慌忙地往外逃，其他孩子哄哄乱笑。也有几个胆大懂事的孩子，居然平平稳稳地走上前来，叫我和李广平“学生姨”，叫张艺谋和刘全“学生叔”，还老练地问寒问暖，使我们觉得又有趣，又好笑。我当时只有十七岁，以往在西安小孩们都叫我大姐姐，第一次听别人叫我“姨”，很不好意思。
队上让我们几个人就住在饲养室的院子里，这个饲养大院座落在村外，离村头最近的社员家还有好长一段路。事实上我们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集体。
我和李广平住的那间房子小得古怪，大约只有五平方米，真是一间屋子半间炕。除了两米见方的土炕外，剩下的地方，从炕边一步就能迈到门槛上。我们俩一人带一只箱子，我的箱子大，放在下面，李广平的箱子小，摞在上面。脸盆等洗漱用具，只能放在地上，用完就马上靠立在墙根，不然房子里连脚都插不进来。房门后边有个像一块砖头大小的佛龛洞，大概是预备放煤油灯的。我们因地制宜，把牙刷、牙缸和肥皂盒放在里面，还挺合适的。我们又在墙上钉了两颗钉子，系上一根绳子，上面搭上毛巾、手绢。等一切收拾好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如果谁再多带一件东西，就不知该放在哪里了。
相比之下，张艺谋、刘全他们住的窑洞就宽敞多了，大约有我们房子三四个大。乾县是平原，这里的窑洞和陕北的窑洞不一样，不是依山挖成的，而是用土坯在平地上固起来的。这窑洞原来准备做队上的仓库，我们来了，临时腾出来住人。他们搭的是木板床，那木板有两寸多厚，结实极了。开始我们很羡慕，后来一打听，这木板原来是借别人家作寿材的板子，就再没有提这件事。
我们刚下乡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给我们寂寞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农村的雪景比城市的好看多了，衔天接地，白茫茫一片，一连好多天都是那样洁白、干净。为这雪，我们好一阵激动，为它的气势、它的洁白所倾倒。
那场大雪的第三天，我们四人为赶回西安过元旦冒雪往县城走。看看前后左右的洁白世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心胸豁然开阔起来，一种豪迈之情油然从心中荡起，真想张口甩出一串美妙的诗句，无奈不知怎样抒发，于是只能直拧着脖子向天大喊。
下乡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无论和哪一种生活相比，它总是诚实地展现着自己本来的面目。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既不像“文化革命”中宣传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也不像后来有些知青小说描写的那样凄凄惨惨。就我而言，我觉得，只是换了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比起原来的生活方式来，有得也有失。而这些得到的和失去的，都是在真实中进行的。
我当上了户主
一九六九年的元旦，我们在西安多住了几天。回到队上饲养室，不由惊喜一番，院子里明显地整理和打扫过了。队上还给我们买了一大堆做饭用的炊具，有烧火用的风箱，有擀面用的案板和擀面杖，这案板足有多半个单人床那么大，擀面杖也有一米多长，另外还有锅碗瓢盆之类的东西和一个装面的缸。队长还派人帮我们在张艺谋他们住的窑里砌了一个灶，灶头上安着两口大锅。一看这两口锅。我们四个人都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前面那口大锅直径足有二尺，后面那口小的也有一尺六。我们长这么大，几乎没见过这么大的锅。队长对我们的笑挺不高兴，他说村里家家户户都用这么大的锅，比这大的还有的是，前面的锅做饭，后面的锅温水，饭做好了，水也热了，用起来方便。经队长这样一介绍，我们也觉得这种灶还是蛮科学的。
刚下乡的那几天，我们都是到农民家吃派饭。现在我们要自己开灶了，心里虽然没底，但有一股吸引人的新鲜感。第一次开灶，队长背来一背篓麦草，说：“咱们这里没有硬柴（指木柴）就烧这东西，你们是公家人，场院里的麦草随便用。”队长走后我们就开始行动了。第一顿饭吃的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大家手忙脚乱，直到队长第二次来看我们，饭还没有做熟，柴草已烧完。窑里浓烟弥漫，呛得人睁不开眼睛。队长叫张艺谋跟他去再背些麦草来，我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眼泪，正想出去躲一会儿，就跟他们一块去了。路上队长对我们说：“你们不会烧火，这一背篓柴，要是农民就可以做几顿饭了。”来到场院他一边往背篓里装草，一边细心地给我们讲怎样用麦草烧火。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心想反正有张艺谋呢，于是就转着脑袋看景致。嗬！这大麦草垛子，有几间房子那么高大，哪能烧得完呢！麦草垛的底部中间已经被提麦草的人掏了一个半人多高的沿，一屁股坐进去既挡风，又挡雨，真是个幽静的好地方。这小小的场院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遐想。以后每次来扯草我都轻手轻脚，唯恐惊扰了什么。我一边扯，一边支楞起耳朵听，就怕在这里会突然遇上一件什么事。有时候背篓已经装满了，还探头探脑地向四周张望一阵子。一次我和张艺谋一块去，看见我这付神情，他挺纳闷，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觉得一时半时说不清，就支支吾吾地搪塞了过去。
开始的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窑里做饭，几乎每做一顿饭都是一场灾难。火一点燃，拉起风箱，一会儿窑里就浓烟滚滚，伸手不见五指。张艺谋和刘全主管烧火和拉风箱，我和李广平操刀，擀面条。由于烟总是往上窜，我们俩呛得透不过气来，捂着鼻子跑到院子里换气，擦眼泪，抹鼻涕。而他们两个总是在稍后一些功夫才跑出来，还嘲笑女的忍耐力差，我和李广平很不服气，想辩解但又喘不过气，只有拿白眼看他们。
这种炉灶里做出的饭总有一股烟昧，吃起来呛鼻子。大家都很饿，又经过烟熏火燎的磨难，也就顾不上说什么了。时间不长张艺谋他们住的窑洞就被熏得一塌糊涂。靠近炉灶的地方黑得最厉害，几乎能当黑板用。灯泡也成了黑黄色的球。张艺谋下乡时带来的毛主席石膏像也变成了灰色。他们俩人的被褥，就更不成样子，几乎无法辨出原来的花色。
后来我们实在熬不住了，就把队长找来，告诉他我们用眼泪换来的饭是什么滋味。队长拧着眉头替我们想法子，他把烟囱捅了又捅，毫无效果。最后队长给我们在院子里另砌了一个灶台。还拉了些玉米杆搭了一个棚子。开始时，大家都很满意，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受烟熏火燎的苦了，谁知时间一长，糟糕的事又来了。
实在没办法，我们就把锅抬回窑里去做，要不就一做好饭，马上拔锅回窑。看到我们经常拔锅农民都笑我们。他们十分讲究，锅是不能从灶台上拔起来的。当地风俗是只有日子没法过下去了，才拔锅散伙。而我们经常拔锅，弄得灶台和锅的缝隙越来越大，火也越难烧，夹烟味的饭也越难吃，搞得我们直想骂娘。
刚下乡的半年，我们的口粮是由国家供给。每个月拿着粮本到粮店去买，买粮的地方离我们生产队有十五里路，每次都是他们两个男的去买。一次刘全和张艺谋都没在，粮食吃完了，我和李广平只好去买粮。我们赶到粮店已是中午，粮店的人下班了。只得先休息。等他们上班。我从衣袋里掏出粮本来翻看，意外地发现在户主一栏里填着我的名字。这使我非常惊讶，谁也没说过，我怎么当了户主。过了些天张艺谋和刘全回到队上，我问张艺谋，他漫不经意地回答说：“办粮本的时候，人家问户主姓名，我随口就说了你。”“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自己？”他笑笑没回答。这件事我印象很深，我觉得张艺谋时时惦记我，总想维护和抬高我的地位，我心中甜甜的。
“锅净饱”笑论芭蕾
刚到农村的时候，我有意同张艺谋拉开了点距离，为的是不在农村这个新环境里造成什么影响，也不使刘全、李广平他们不自在。但不知不觉中这种距离慢慢地没有了。当两个人之间产生了爱之后，你越想拉开距离，距离反倒更小。
一天中午，太阳很好。张艺谋和刘全拉开架式开始洗衣服。他们飞快地从井里往外绞水，给院子里扯起绳子。不一会儿绳子上搭得满满的。我和李广平从绳子边经过，觉得很可笑，李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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