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干子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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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他有什么事？要是说情走门路的，就赶紧打发了，哪有闲功夫陪他们扯淡呀。”

电话里，传来值班人员询问的声音。

一会儿，值班人员又报告：“他说，不是为谁来说情的，是要感谢你，而且必须当面。”

“谢我？笑话！咱就是干这个的，哪天不得破几个案子，谢得过来吗？再说这是咱的本职工作，拿的就是这份工资，所以，没啥谢不谢的。你跟他说，让他把心放踏实喽，情咱领，就不必当面锣对面鼓地谢了，谁都耽搁不起功夫。”

值班人员又在向来访者做解释工作，但显然没奏效：“不行啊，说出大天来，他也非要进来见你不可，并且还威胁说，如果见不着你，人家就要请政协和统战部门出面正式联系，怎么着也非要跟你见一面不可，你看？”

“麻烦。”杨元朝嘀咕了一句，“那就叫他进来吧。”

让他料不到的是，幸亏人家台湾商人够执拗真诚，否则若是稍微搀杂一星半点儿的杂质，一个天大的机会就会跟他杨元朝悄默声的擦肩而过。

这个台商就是那次杨元朝端着“微冲”，冒着生命危险，在市文化宫练功房所营救下的人质。本来，事过境迁，见天办案，杨元朝早忘了这码事，及待彼此照面，方才依稀认出来。

“哈哈，你就是那个差一点儿没命的人质吧？”杨元朝乐呵呵地说道，“一向还好吧？在我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做生意，够顺利吧？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洪福嘛。”

台商的年纪比杨元朝大几岁，但还不到40，属同龄人，长得倒也仪表堂堂，一副西装革履的绅士打扮。

“上回多谢啦，不然，兄弟我的追悼会都已开过多时啦，让我怎能不感谢你呢。不见你这救命恩人一面，连起码的人情世故都说不过去。”台商客客气气地说着，随之恭敬地递上一张名片。

杨元朝扫了一眼当时还刚刚在大陆流行开来的长方形小纸片，见上面醒目地印着“郭家驹”三个黑体字，至于台湾某某贸易公司及一应联系方式和公司位址等，也均罗列的够详细，但他却没仔细看，随手丢在桌上。

对于这类交往，他向来不以为然，起码地点和场合不对，再者人家是来感激你救命之恩的，彼此的位置也不对等，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啥真情谊儿可言，做不得数，当不得真。

“哎呀，杨处长，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年轻？真是英雄出少年啊！上回可真够险，要不是你杨处长身先士卒，冒死救人，我都不知道会怎样了。”看来，对于上次的历险和救命恩人，台商至今记忆犹新，没忘了。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杨元朝应付着，“这都是我们平常干的事儿，一点儿不奇怪，用不着表扬。希望你在大陆的生意和投资能够圆满，多多赚钱，大大发财，总之一切顺利。”

这话，让任何人听起来都不免有一种干巴巴的应付事儿的感觉，可人家台商却并没因此觉着有多尴尬，依然热情洋溢地表示感谢。

“你的意思我明白，大约是想交朋友，至少，要请我出去搓一顿，表示表示你的一片感激之情，是不是？我看还是算了，我已经说了，这是我们警察的本职工作，正当该做的事，没啥值得感谢的。”

“哎呀，”台商不依不饶，“这可不是一般的小事，丢了点儿东西，破了财，消了灾，这可是救命之恩呐！你让我们台湾同胞怎么想？未免也太不近人情了吧？上次发生那件事情以后，我因为在上海有生意，就赶着过去忙活，直到最近才返回。既然回来了，总得让我表示表示吧？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会觉着欠你的债，活得不舒服。”

“真的不行，我们有纪律，不允许接受当事人请，这是原则问题，绝不能含糊。”杨元朝坚持。

商人到底是商人，心思花哨，鬼点子多，见杨元朝油盐不进，马上另辟蹊径，转换话题：“哎，杨处长，我觉得，你跟一般人不大一样，说话办事透着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想必，你的家世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吧？”

杨元朝一怔：“根据呢？我脸上又没写着？”

台商得意地嘿嘿笑道：“这就难怪了，除了你说话办事跟别人不一样，我还有另外一个佐证。”

“什么？”

“你家的电话是军线，对吧？”

杨元朝又是一怔，不知这主是打哪知道这些的？看来，还真不能小看商人，搞情报正经有一套。

“那你说说，这一般跟不一般有什么不同？”

“还是我猜对了。”郭家驹满意地笑了，“你杨处长是军人的后代，就是你们大陆人所俗称的‘干部子弟’，对不对？”

“干部子弟怎么啦？我们伟大领袖说过，大家伙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和社会公仆，不分贵贱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台商见他如此冠冕堂皇，便一反常态，不屑地挥挥手：“杨处长，你就不用给我上政治课啦，我知道你们大陆人，经过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练得人人都能说会道，理论水平高。其实，我来大陆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早先在广东、福建，后来在北京、上海，现在到了贵地，大陆的事，我都懂。你们干部子弟条件优越，属于社会各个阶层中的贵族，就像欧洲那些因战功被国王授予贵族称号的家庭子弟一样，哪能跟一般普通平民百姓的孩子相提并论呢？开国际玩笑！”

杨元朝没承想，眼前的台商居然懂得不少，不免重视和感兴趣起来，也便多少放下执法者的架子，显得平和多了，不禁刻意地瞟了一眼名片上的“郭家驹”三个字，然后道：“那你说说看，都还懂得我们大陆多少？我倒想领教。”

台商乐了，诚心诚意地说：“虽然，大陆和台湾岛远隔千山万水，可中间不过就是有那么一个台湾海峡挡着，其实二者都属于一个版图，同一个祖先，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这话我爱听。”杨元朝绝对赞成这种说法，“看来，你还是个民族主义者，起码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

“那是当然啦。”台商自觉不自觉地牛起来，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实话跟你说，我还是‘国军子弟’呢！当年，我老子也正经指挥过几万人马，跟你们真刀真枪地较量过，虽然最后失败了，躲到弹丸之地的小岛上，可毕竟那都是由于政治信仰不同罢了。如今事过境迁，老一辈儿的恩怨情仇已经成为历史和过眼烟云，咱做小字辈儿的不应该再延续仇恨而应该携手，共同繁荣昌盛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这一番直抒胸臆的见解，还真把杨元朝的兴致给勾起来了：“行，既然你‘国军子弟’如此坦诚相见，我作为‘共军’的后代，总不能欺负你。我答应你，接受你的感谢，今儿下班以后，咱们聚聚。不过，得由我掏银子，谁让我是胜利者的后代呢。”

台商听他这样讲，不禁高兴地乐了，已经看出面前的这个“共军”后代当真是个人物，尤讲义气。

当晚，杨元朝为慎重起见，在城郊结合部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馆子做东请台商。不仅如此，就只带了杨守信一个人赴宴，而且还没让他进门上桌，而是等候在外面的车里。

“共军”子弟和“国军”后代两人单独共进晚餐，彼此聊了很久，无论是谈兴还是气氛均和谐友好，直到午夜时分才依依不舍地相互握别，并相约以后一定要经常见面，聊聊天儿。

这就算是一份机缘，挺难得。不承想，当年在战场上拼得你死我活的对手的后人，竟然在多少年后，因一次涉及性命攸关的际遇，居然走到了一起，不能不说是缘分使然。

4

冬季又已快走到尽头。

正如盆地气候与别处不同，本来四季就不甚分明，即使是在数九隆冬时节，气温也不会低于零度。

这一年春节，杨元朝和英子仍不能回北京与家人团聚，主要是当丈夫的太忙，白天黑夜连轴转，连家都很少回。即使回，也只能跟老婆久别重逢地短暂小聚。之后，便得赶紧回单位忙案子。

这天，杨元朝坐在办公室里审批案卷，可总觉着一向表现中规中矩、恪尽职守的杨守信有些异常，老是坐不住，一会儿站起来瞎溜达，一会儿又停在窗前驻足向外面凝视沉思，显得心不在焉，似有心事。

“你别老在我跟前晃悠行不行？晃得人眼晕。”杨元朝终于忍不住了，抬起头，不满意地说。

杨守信心神不宁地“哦”了一声，连忙坐回沙发里。

“咦？”杨元朝突然发现手下神色不对，一脸晦气，透着隐隐地哀伤，而且眼圈还微微发红，却不像是睡眠少熬的，不禁感到很诧异，“杨子出啥事儿啦？你好像哭过？”

杨守信低下头，没言语。

“果然情绪不对！”杨元朝连忙扔下笔，从办公桌后面绕出来，走到杨守信面前，“把头抬起来。”

杨守信慢慢抬起头，眼里已经噙满泪水。

“家里出事儿啦？”

杨守信流下了伤感的泪水，从衣兜里慢慢掏出一条黑纱，惊得杨元朝愣了。

“你奶奶过世啦？”杨元朝大惊。

杨守信点点头，一时泪流更急。

“赶紧走——”杨元朝果断地拉起杨守信，匆匆往外走。

杨守信奶奶的灵棚已经搭好了，棚内中央处供奉着老人家的遗照，遗照下的供桌上，摆放了一些水果和糕点，算是供果；棚的两边，雁翅陈列着大大小小的花圈，花圈上方，悬挂着不少花里胡哨的蜀绣锦缎，算是权充祭幛；由于大杂院儿里地界儿有限，只好把灵棚搭在院门外一侧，几乎堵住了狭窄的街道。

最让杨元朝受不了的是，本来是一件够悲哀伤心的事，气氛应该沉重肃穆，却不料整个情景竟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开着录音机，不停歇地播放着一曲又一曲的流行歌曲，而且音量之大，响彻整个街道；不仅如此，更令他大跌眼镜的是，前来帮忙打理丧事的一干亲朋好友们居然都像是过节似的，摆起几张四方桌子，东一拨西一伍地搓麻玩！

“这是咋回事儿？丧事咋办成了喜事？”杨元朝不解地问。

杨守信这会儿已经缓过劲儿来，抽动了一下湿漉漉的鼻子，沙哑着嗓子解释：“你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个老规矩，要是家里的老人过世，年纪超过70岁以上，就算喜丧，亲朋好友们帮着守灵的同时，可以大张旗鼓地玩，算是送寿终正寝的老辈子上天堂。”

杨元朝听了，有点儿哭笑不得，连连摇头：“不可理解。”

说着话，进入到窄小的灵棚里。

杨元朝首先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仰脸冲着悬挂于正前方老照片里的老奶奶作揖叩拜，然后准备下跪磕头。

这份举动，完全出乎杨守信意外，不禁受宠若惊地连忙去拉杨元朝。

杨元朝甩开他：“怎么着，你还拦我送老人家呀？兄弟，弄明白了，你我都一样，咱都是小字辈儿，理应让老人家走得放心。”说完，硬是正经磕满三个响头，才算完事。

杨守信感动坏了，也赶紧跪下，陪着磕头。

杨元朝站起来，走出低矮的灵棚，耳边交响着流行歌曲和麻将声，一边用手拍打着膝盖头上的尘土，一边说：“咋没见你妹妹小兰呢？”

杨守信连忙道：“她一向和奶奶感情深，这会儿，恐怕正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呢。”

“那得赶紧去看看。”杨元朝拔脚便往大杂院儿里走，边走边埋怨，“你这个当大哥的也是，眼下你们已经相依为命了，还真舍得把她一个人单独留在屋里，也不怕出事？”

杨守信知道领导教训得对，不吭声，跟着。

“再说，你也真够戗，怎么这几天就没听你说过这事儿？工作归工作，可该请假也得请假，谁还没个家务事耽搁？还有，你家素来困难，应该申请补助，单位又不是拿不出钱来，再说也是通行惯例，早说早补贴你，至于这么死要面子活受罪吗？”

杨守信仍不吭声，可感动的眼泪却成串地淌下来。

果然，长了一双好看大眼睛的小丫头片子，正独自一人闷在屋子里哭得凶。

杨元朝有意分解她的悲痛：“丫头，还认得我是谁吗？”

小丫头泪眼婆娑地摇摇头。

“忘啦？真不够意思，我是那个你特别佩服的、不怕死的警察呀。”

总算认出来了，不禁悲伤和委屈地把嘴一瘪，哭唧唧地道：“叔叔，我奶奶没了，我好伤心啊！”

杨元朝心疼地掏出纸巾，一边替小丫头擦眼泪，一边沉重地说：“是呀，谁都有亲人，亲人一旦不在了，都会悲伤，也一样都会哭，这正说明骨肉情深。”

小家伙止住哭，天真地问：“那，你们警察会因为亲人死了哭吗？叔叔你呢？为死去的亲人哭过吗？”

杨守信赶紧喝止妹妹：“小兰，不准胡说！”

杨元朝不满地瞪了杨守信一眼，然后换出和颜悦色的神情，对小丫头说：“叔叔也是人，一样也会因为失去亲人痛苦和悲伤，当然也哭过啦。比如，前不久，叔叔的一个亲哥哥不幸去世了，叔叔虽然由于工作忙，没能亲自去送他，可还是伤心落泪了。不过，哭是为了纪念亲人和好人，但要是老哭，就会伤身体，死去的人可不愿还活着人伤身体，你说是不是呀？”

小丫头听了，总算止住哭泣，多少露出笑模样：“叔叔，听说你现在当官儿了，是吧？你真了不起！是不是我们全市的警察都归你管呀？”说着，仍像上次一样，冲杨元朝挑起大拇指。

杨元朝知道，准又是杨守信没事儿跟妹妹瞎嘀咕，便玩笑道：“叔叔可没那么大权，不过，倒是可以管你哥哥，他要是敢欺负你，你尽管告状，看我咋收拾他！”

“我哥对我好着呢，他怎会欺负我呢？”小丫头哏哏哏地笑起来。

杨元朝扫视了一圈寒酸简陋的室内，瞥见小丫头的书包已经很旧了，摊放在桌子上的文具盒也破了，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说：“以后，你哥哥负责你的生活，吃饭和穿衣。叔叔我呢，专门儿负责你的学习用具，给你换一个新书包，再买一个新文具盒，等等吧。反正，学习上的事，以后由我负责，怎么样？”

“真的？”小丫头惊喜地睁大眼睛，高兴地直拍手。

“叔叔说话算数，回头就给你换新书包，买新文具盒，我保证。”

“那就谢谢你啦。”小姑娘笑得很灿烂。

“丫头，说谢可就外道啦。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千万别客气。”

“呜，我要有新书包和新文具盒喽……”小姑娘欢天喜地地叫起来。

见她那份高兴劲儿，杨元朝乐了，当哥的杨守信也乐了。

杨元朝又说：“丫头，从今往后，你不用担心，叔叔和你哥一起照顾你，好不好呀？”

小丫头乐得使劲点脑袋：“我相信你，我哥也相信你。平时，他老是在背后夸你能耐。”

“那咱们就说定了，以后可不准跟叔叔客气见外。来，咱们拉钩，谁都不许反悔。”

小丫头用一根小手指头勾住杨元朝的一根手指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这种孩子般的所谓击掌为誓，把仨人儿都逗乐了。

两个成年人出来后，杨元朝说：“杨子，你家里就你一个成年人，你还是不要回单位了，我放你几天假，等丧事办完再上班，不着急。”

“没事儿，有不少亲戚老表帮忙，比我管用。再说，咱不能因为家事影响工作。”杨守信执拗地说。

杨元朝没有再劝他，知道这是个心中有数的主，尽管不言不语，但凡事门儿清，拿捏轻重缓急也是一把好手。此外，他心里也挺乐呵，尽管杨守信一向口风够紧，平时从不多言多语，但跟他的小妹妹却是啥都敞开了说，尤其没少白话儿自己，看来他对自己还真挺佩服。

鉴于杨守信家情况特殊，只剩下兄妹二人，一路上，杨元朝直催部下赶紧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平时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难得有准点着家的时候，可眼下，他家里就只剩下一个尚未成年的小丫头片子，够让人担心。

杨守信既没表示反对，也没表示同意，只是笑，不言语。

“你到底有没有‘目标’呀？有就赶紧办事儿，没有的话，也得赶紧撒开大网寻找，瞧你的架势，倒是不急，整个稳坐钓鱼台。”杨元朝杞人忧天。

杨守信仍只是笑，依旧不言语。

“痛快点儿，别跟我玩沉默。”

在领导的一再催促下，杨守信终于开腔了，但口气不紧不慢：“现在没有，不过，相信以后一定会有，忙什么？好事不在忙上。”

“你倒真能沉得住气？可你也得为你妹妹着想啊，家里老是没人照顾她，你让我这个做叔叔的怎么放得了心？为了工作，也为了你妹妹能有口热饭吃，健康成长，不影响学习，你必须作出牺牲，知道吗？”

“那也总得碰着合适的人吧，总不能临时抱佛脚，对付事儿，婚姻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丝毫马虎不得嘞。”

杨元朝无法，因为部下没说错：“那你自己照量着办，反正无论如何，你不能亏待你妹妹，得赶紧找个可靠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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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

照老规矩，一般都要在年尾或年头做上一年度的工作总结，以便评先选优，表彰鼓励，争取来年取得更大的成绩。

刑侦处也不例外，尽管案子够多，根本没多余的时间，可还是得照旧，依葫芦画瓢地例行公事，谁也不能借口忙就省略了，除非紧急案子，否则不经领导特批，谁也甭想请假，都得出席。

这天下午的会很重要，作为一把手，将由杨元朝做动员报告，宣布为期一个礼拜的年终总结的具体工作安排，同时还要公布评比的标准，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荣辱和一年来辛苦工作的评价，不是小事。

可当依序轮到点刘得胜的名时，却不见有人应声。

“刘得胜为什么没来？”主持会议的杨元朝拿眼朝台下黑压压的警察堆里踅摸，想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近期，这哥们儿表现不赖，这回总结时，已经内定，决定给他记一次个人三等功。此外，杨元朝还有自己的小九九，想要再提拔哥们儿官升半级，由副转正，当一科科长，也算是朋友的一番美意。

不料，杨元朝一连叫了几声，却仍不见刘得胜应声，不禁冒火了：“赶紧通知他，搞什么名堂？昨个下班时，还特意叮嘱每一个人，今天下午上班准时开大会，全体人员都必须到。”

几百号刑警身板笔直地坐着，保持着会场的肃静。

鉴于杨元朝担任处领导已有几年了，早已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在当了一把手之后，大胆提拔了几个年轻人担任科长和副手，均是跟他年纪相仿的，这是他为了便于管理和指挥的小九九，因为年纪和资格都比他老的人不是不好，也不是没能耐，主要是他认为不便于管理，同时也担心人家仗着老资格不服从领导，到时候谁都难下来台，反而会影响工作。

“一科的人呢，赶紧去找人呐！”杨元朝大声催促。

一科科长赶紧站起来，快步往外走。

“现在继续点名。如果还有人没到，请各部门负责人主动去找，别等着让我催，累不累呀？”杨元朝说完，继续念名单。

一会儿，一科科长回来了，面有难色地走上主席台，附耳对杨元朝说：“头儿，挺奇怪，我打电话到得胜家里，先是他家保姆说人不在，后来他老婆接电话，说得胜昨晚出去以后就再没回家，她还以为跟往常一样，在单位或是外面办案呢。”

杨元朝也觉着挺奇怪，小声道：“没听说他手头有啥急活呀？是不是你给他临时安排事儿啦？”

“绝对没有。”科长的口气非常笃定。

“那他会去哪呢？”杨元朝拧起眉头，“本来，他这一向干得不赖，本想犒劳犒劳他，记一次功，他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捅娄子，不仅立功的事得吹，还得受批评。”

杨元朝担心会影响刘得胜扶正。

“谁说不是呢，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纰漏，太不值当了。”一科科长也替部下惋惜。

“那就算了，咱们接茬儿开会，总不能因为找他影响开会。”杨元朝无奈地说。

可会议根本没开成，就在一科科长刚走下主席台，屁股还没在座位上落停儿，一个紧急电话便把杨元朝给叫走了。

电话是金牛分局刑警队打来的，报告说，午后有人在西郊外的一片菜园地里发现了一具死尸，当地派出所民警闻讯赶去，在保护好现场后，马上报告分局。分局刑警队迅速出动，可当到达现场进行勘察时，却意外地发现，死者似乎很熟悉，不过由于面部遭到严重破坏，很难辨认出本来面目。但由于刑警之间都不是陌生人，常来常往，不仅经常在一起学习开会，还时常配合行动，有人怀疑，瞧死者的身形和穿戴，倒有几分像刘得胜！

杨元朝听后，不禁大惊，匆匆对话筒说了句“我马上来”，扔下电话，立即紧急宣布，会议暂时不开了。之后便带着专门负责搞凶杀抢劫的一科全体人员，风急火燎、马不停蹄地往现场赶。途中，他把这天大的噩耗通知了老上司，市局现任主管局长老郑。

“我马上来！”老刑侦听了，也感事情重大。

当杨元朝还没走到死者身边时，就已百分之百地肯定，死者正是他的同事兼好友刘得胜！

“赶紧扩大现场范围搜索，一定要过细勘察。另外，注意警戒。”他大声吩咐完后，走近尸体，仔细观察。≮我们备用网址：。。≯

现场位于一块三五亩大小的农家菜地中间，在一条十余米长的豆角地的边缘，有一片深浅不一、杂乱无章的脚印儿，紧挨着的几架豆角，均已呈摇摇欲坠状，显然系被人磕碰和踩踏所致。

田埂上，躯体壮大的刘得胜静静地仰躺着，穿着一件惯常上身的蓝色卡其布上衣，里面套着其父转业前被授予军衔时的黄呢子将校服，裤子仍是蓝卡其布的，脚踝处露出里面的银灰色毛裤角，脚上依然套着同事们再熟悉不过的沾满泥污的将校皮靴。

问题主要出在他的脖颈以上，面部因遭到严重破坏，已变得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兼以泥污混杂，使得形容更加模糊，难以辨认。此外，头部肯定遭受到某种钝器的猛烈击打，以至于使脑袋的一侧完全塌陷下去，非常恐怖，令人不忍睹视。

杨元朝感到一阵头晕目眩和恶心，直想吐，尽管他没少近距离接触过死尸，甚至连已在流淌着绿色液体的高度腐败的尸体也曾多次见识，但像这么凶残暴戾、充满仇恨地作践生命的作案手段，还是头回见识。其实，主要还是因遭受如此摧残和作践之人是他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好友的关系。

他定了定神，压制住胸口窝里一阵阵剧烈地翻腾，示意法医可以动手履行职责了，随后又吩咐刑侦处和分局刑警队的人，立即分头开展走访调查。

他点起一支烟，大口抽着，进一步稳定自己的情绪。在起初的恐惧过后，随之而来的是满腔气愤：谁这么大胆子，竟敢残害人民警察？看来，不像是没前科的人所为。可刘得胜好端端的，干吗要到这种地界儿来呢？由于要搞年终总结，并没给他派活，那他一个人单独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是他主动约别人来，还是被动应约来？来后，究竟要谈什么事儿？从现场的情况分析，他应该几乎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突然遭到从背后偷袭而来的猛烈打击，或棍棒，或是某种钝器，一招便致他于无还手之力的地步，也有可能，一招便毙命了，也未可知。

他紧皱眉心，继续推理思索：如果这种设想成立的话，留在他脸上和头部的其他伤就更令人费解了，瞧架势，凶手似乎跟刘得胜有多大仇恨似的，即使在刘得胜已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情况下，仍没住手，而是更加凶残暴戾地继续殴打、作践和残害，应该看做是某种施孽行为，因那时凶手所报复的十有八九已经是死人了。照此推理下去，案子的性质不难解释，必是跟刘得胜有某种过节而寻仇报复！

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导致案子发生呢？根据这种施孽的心态推理，无非有几种可能：一是情杀，但这一点似乎并不靠谱，因为刘得胜的为人，大家伙还是了解的，就是他当牙医的老婆，也不大可能会红杏出墙，与奸夫合谋杀亲夫。单位的人都知道，这正经是两个情投意合、生活美满之人，一向挺和睦，因此，可以暂时排除；其次是仇人作案，可能是刘得胜曾办过的哪个罪犯，出狱或解教后实施报复？不然，就是曾被他处理过的人，心胸过于狭隘，一直怀恨在心，时间一长，导致心理变态，便抽冷子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这一点，应该作为重点。还有一个可能，尽管根本都不应该那么去想，可毕竟破案是要把所有可能性均得穷尽才行，这是规矩，即任何可能性都会成为疑点被怀疑。那就是，他参与了某种违法犯罪活动，如赌博、走私、贩毒等，由于赖账或私吞赃款赃物，再不就是因分赃不均，起了内讧，受到惩罚。之所以在死后遭受虐待，正是一些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的惯用手法，以儆效尤，杀一儆百！

想到这最后一条，杨元朝不禁为自己的大胆设想感到震惊，未免也太不讲情义了，再怎么说，到底也是朝夕相处的战友和好朋友，至于把人家想得那么坏吗？连他自己都觉着过了，不可能！可案子就是案子，想要破，就必须把所有可能性都考虑进去，不能搀杂任何个人感情的东西，否则就有可能会影响思路，导致案子破不了，这是曾有过的教训。

杨元朝不禁联想起，前不久参加一个有关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的会议时，听省市领导们三令五申强调，务必加强对于政法队伍的管理和整顿的警示，尤其是廉正建设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搞活了，一些执法者，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在内，均有少数人依仗执法特权，见钱眼开，对当事人吃拿索要，有的性质非常恶劣，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一个钱字，从而严重损害了专政机关的形象和声誉。

主管局长老郑匆匆赶到，杨元朝马上向他做了汇报，并把自己的想法和推测说了。

“哦，想得不赖。看来，你又进步了。”老刑侦挺满意老部下的考虑。

现场勘察和初步尸检，直到天落黑时才暂告一段落，但走访和调查工作仍在继续，实在是由于案情够重大，一个在职警察被害，必须得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不可。

除了刘得胜的特殊身份，还搭着他已故的老子是本省政法界的老领导，因此惊动了不少头头脑脑，不仅省委相关领导均有批示，就连省公安厅长也大驾光临刑侦处，亲自听取情况汇报和案情分析。

痕迹勘察人员没有提供多少有直接价值的线索，只是怀疑，除被害者刘得胜外，现场至少还有另外两个人以上的足迹，至于鞋码大小、身高和体形等，均由于现场系农家菜地，泥土够湿，水份够大，使得可疑的脚印儿均不能留下可供参考的价值。此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