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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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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诸多条件下，在大农业区内部，老弱、儿童、女性的比例竟然占据了将近七成，壮年劳动力数量不足四成。但整个生产效率比起其它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农，高了很多。
畜力的集中使用，水利兴建，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效率。按照21世纪的成熟经验搞起来的饲养业，草创阶段就展现出强劲的势头。
这不仅仅是科技含量高，规模够大，机械设备的使用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也是惊人的。说白了就是武汉轴承厂开始大量提供平板车轴承，平板车轴承让平板车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虽然还是木轮车，平板车的大量使用降低了运输成本。仅这一点就让大农场的劳动力效率提高的极多。
武汉发电厂经过整顿之后，发电量稳定很多，相当一部分电力被用在了饲料加工行业方面，这些相对21世纪水平低下的新饲料，在1937年就是神奇的玩意。饲养业的效率比家庭饲养提高了一倍以上。而规模化的饲养业，又提高了将近一倍的效率。大农业区现在虽然很多地方还没有完成，但春节时分，大批上市的副食品，就让市面上很是活跃了一番。
市面上的肉、鸡蛋、皮革制品，比以往价格低了两成，但供应总量提高了三倍还多。春节前，省委邀请沈茂带着夫人一起下乡慰问农业工人。当然，慰问政府工作人员家属的工作也已经展开了。
解放军1936年在湖北征召了第一批兵员，整个湖北省有五万多人自愿入伍。武汉三镇有五千多人入伍，军区展开了慰问工作，凡是入伍家庭，都可以分到五十斤肉，十斤鸡蛋，五丈布，五条肥皂，一套被褥，一条毛毯。而军队因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消费的地方，加上军队内部的教育，出身武汉三镇的士兵，大多数把自己的人民币工资寄给家里。
以往当兵就是生离死别，家里因为过于困苦才当兵。除非混到一定的官位，否则哪里有钱寄给家里。而现在普通士兵的家庭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助，士兵反过来补贴家里。几百年没有听说过这等好事了。解放军军纪严明，从不骚扰百姓。城市的很多重要市政建设工作，都是解放军承担的，这样的作风让共和国政府开始得到人民沉默的支持。至少政府推行的各种行政命令，人民开始服从。
而这些慰问军属的物资，基本都是大农业区提供的，军区不出面慰问一下，也实在说不过去。
沈茂的夫人对于下乡慰问，是非常兴奋的。沈茂暗自猜测，靠着沈茂的名望享受到地位带来的尊荣，估计也是自己夫人兴奋的原因之一。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高官们，站在大农业区的居住区门口的时候，真的是百感交集。
陕西同志们因为重新看到了住宅小区，有种怀念的感觉。而南方出身的同志们，则惊讶的一时无话可说。
为了方便建设，住宅区是标准的三层楼房。因为按照拆迁计划，住宅区将在15年后推倒重建，那时候会全部采用新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标准，所以楼没有办法修的更高。红砖墙，预制板。主梁采用了低强度的钢筋混凝土浇注模式，使用寿命在25年左右。这是在陕西时代弄出的最合算设计。
小区里面有绿地，有公园，有游乐场。学校、幼儿园、政府办公楼、警察局、医院、邮政局、供销社的小卖部、小型商场一应俱全。只是天寒地冻的，除了来迎接的人员之外，外面没什么人。因为小区设计的非常合理，可用地面积足够大、整个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小型城市。这是一座比上海还要漂亮的小型城市。
当然，这座小型城市还不够完善，很多地方依旧在修建当中。但已经建成的部分，足以让参观者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感到震惊。
同来的不仅仅是政府官员，政协代表也有代表。他们出身多是武汉有钱人，看到这片小区，他们大多数只能摇头感叹。
司得人指着这座小区对政协代表说道：“以前成立能住这等地方的，那就是非富即贵。在政府的指导下，以后中国所有人民都能够住这种小区。”
“司领导，你觉得达到你所说的这个目标，需要多久？”武汉当地报纸的记者问道。
“大概得15年吧。”司得人自信满满的回答了问题。
慰问一般都是和表彰大会结合在一起，在表彰现在的表彰会针对的是大农业区首先建立的饲养业。
大农业区建设的同时，各地的土改也进行得不错。因为弱劳动力大批被吸收进了大农业区，成为农业工人，而家里子嗣多，劳动力强的家庭更多的成为自耕农。这样算是符合经济学原理，让生产资料更有效率的运转起来。
当然，吸收弱劳动力家庭进入大农业区绝非一件易事。这个运作也包含了很多相当微妙的背景。孤儿寡母无论如何都会受欺负，这在任何时代都无法避免。工作队是把这个问题当作某种助力来用的。所谓农业工人，就是没有自己生产资料的工人，在以前就是佃农。土改普遍分地的时候谁不想给自己多捞些好处，那些孤儿寡母同样分到和大家一样的土地，这本身就让子嗣多的家庭少分到地。
工作队针对这个情况提出，需要一些家庭编入大农业区，而且点选的不少家庭都是弱劳动力家庭，一方面是去肥沃的膏腴之地当农业工人，一面是留在自己家乡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各地的农会也“相当配合”的将大批弱劳动力家庭丢给了政府。政府其实并不太在意这件事，人口集中之后，管理效率自然是大大提高。也不会怕那些弱劳动力家庭真地能闹出什么不得了的大事出来。强有力的自耕农家庭，集中人口的大农业区，这也算是各取所得。而且加入大农业区的人口当中，壮劳动力决不缺乏。
湖北各地都农会都组建了自己的民兵组织——工程兵。工程兵在军队铁道工程兵的指挥下，迅速建设了居住区，那些忐忑不安的家庭搬进楼房之后，不满自然弱了很多。来自各地的工程兵回家后，把妥善安置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反过来安定了农村民众的情绪，国家是真的在用心安排大家的生活。加上自己分到了土地，人民对新政府的支持可谓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唯一极为不满的是地主阶级，地主们拿到了土地债券，正好赶上了过年，政府也不小气，大笔一挥就给了他们第一年的红利。这些人民币红利又能够在政府经营的供销社买到商品，所以不满之气虽然浓厚，却没有到不死不休的程度。更何况，那些敢于反抗的地主，早已经被彻底打倒，游街示众，偿还血债，那批人在各次农村运动当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再也没有人会为地主阶级说话。
湖北几个大农业区在很单薄的工业支持下，表现得很出色。部队的补给终于有了稳定的来源。在各种悲喜下，慰问活动算是很及时的给大家鼓了劲。
这些农民从没听说过这样大的一群官还会来看望他们，1937年的人民真的够老实，被领导接见，就好像是有了什么保障。虽然他们的确获得了保障。
沈茂除了一系列的接见会，庆功会，表彰会之外，重点是慰问军属。挨家挨户的赠送军属慰问物资，这些家庭见到了亲切和蔼，威风凛凛的大首长。沈茂的夫人长相在这个时代算是“不好看”，但是至少她不到20岁，很年轻，这点柔美还是被这些家庭的审美观接受。更何况沈茂夫人整洁的装束还给她增加了很多印象分。因为年轻，所以沈茂夫人称别人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的时候，也不会有丝毫的做作感觉。这次慰问活动是相当的成功。
成功的慰问，直接后果是春节过后的征兵活动，各地志愿入伍的人数比去年增加了三倍，达到了十五万人之多。兵源问题得以解决。
1937年3月，蒋介石政府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外国干涉”。
英国、法国联合表示支持蒋介石政府，而且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国内战局势问题。其实英法没有武装干涉的想法。他们认为新的共和国不过是苏联的傀儡，为了势力范围的划分，他们认为有必要表个态。于是英法代表团，派遣了代表前往西安，和共和国政府商讨中国内战问题。
对这个形势，大部分共和国干部只觉得义愤填膺。中国内政哪里轮到外国来指手画脚。特别是北洋出身的干部们，他们嘴里不说，实际上却时刻关注着政府的动向。从1840年开始，97年了，中国屡战屡败，政府无法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他们所见到的最强集团，中国土星共同体，是不是真的有维护中国利益的意志，这是严峻的考验。
至于高层，则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光头对“外国干涉”的迷信，是他的致命伤，南京就是个兵家死地，在武汉被占据的时候，顺江而下，南京其实不可守。所以在1936年，政府没有继续东进的举措，就是怕光头部队四散，难以收拾。
现在在南京聚歼光头部队的机会终于来了，为了“国际观瞻”，在“和谈”期间，光头无论如何都会在南京进行抵抗，如果运作的巧妙，南京一战解决光头主力部队，也并非不可思议。作为进攻的主力，湖北军区的军事工作压力陡然升高。
面对新情况，沈茂提前制定的那些军事计划，现在就显现出了足够的价值。对沈茂“按部就班”的习性，湖北军区的同僚们现在突然有种疑问，沈茂是不是得到了内部的什么通气。不然，无论怎么看，这项工作就该交给参谋长，而不是沈茂自己亲自带队督办。
出于这种考虑，彭总不得不和参谋长左权亲自来拜访沈茂。
彭总性子直，刚落座就开门见山的问道：“沈政委，我想问问关于南京战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指示？”
“如何特别法？”沈茂不温不火的反问道，“或者彭总你的意思是，我有些关于南京战役的情报没有向你们通报？”
话说到这份上，彭总也有些觉得讪讪，如果有这种秘密情报，沈茂绝不可能将其单独拦下。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大问题，假如确定，那沈茂的前程就会毁于一旦。这不可能是沈茂会干出的傻事。但是沈茂莫名其妙的提前制定各种作战计划，这些计划虽然的确如沈茂所言，现在武汉军区的参谋部无法独立制定，但这样的做法，的确显得非常微妙。要么就是沈茂得到了某些消息，要么就是沈茂觉得彭总和左权参谋长不合格。除此之外，别无解释。
虽然一定要追究个原因，对内部团结未必是好事，但作为湖北省军区的司令，彭总认为沈茂有必要将此事说明白才好。
沈茂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虽然一开始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示弱。但最终，这个问题还得讲明才行。
“蒋介石此人，对于外国干涉十分迷信。共和国成立之后，各种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各个地区都没有足够精力。更何况，如果强行出兵南京，赢了也没用。蒋介石各部放了鸭子，我们占了座孤城南京，对我们有何好处？那时候让他占着南京，是有极大好处的。”沈茂对彭总和左权参谋长解释了当时的情况。而且这个情况，彭总和左权参谋长实际上是清楚的。
“就是现在，解放南京的主攻部队，也未必是我们湖北军区。蒋介石在南京是跑不了的，与其光向着战果，还不如好好的把现在的解放区管理好，把各种问题理顺。我觉得这才是当务之急。制定哪些作战计划，纯粹是我自己的决定。没有让左参谋长参与此事，也是因为左参谋长当时实在太忙。”沈茂的话很不含蓄，也很深入。
彭总和左参谋长并没有生气，对于沈茂所做的工作，两人实实在在是非常赞赏。沈茂身为军区政委，一方面是政治工作，另一方面还充当了修补匠的工作。在湖北军区为了纷繁的工作焦头烂额的时候，那些干部们看到沈茂面无表情的翻看起堆积如山的公文，都往往有种放心的感觉。无论何时，沈茂总是能够拿出办法来。按沈茂自己所说，“总能够符合常理的应用常识”。仅仅是这点，就没有人敢于出来挑战沈茂的地位。
就像彭总对出身旧上层的同志有种本能的反感，沈茂虽然对任何出身的同志都一视同仁，但是他总能够拿出足够的条例，非常有针对性地限制同志们阶级性的负面因素。不近人情，却又洞悉人情。
“不过，有个新消息，我正想通知彭总和左参谋长。”沈茂看两位已经没有原先的抵触情绪，这才说道。
“什么消息？”两位军区领导登时来了兴趣。
沈茂双手抄在袖筒里，语气平淡的说道：“据我所知，苏联方面的特使已经到了西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大批苏联的武器援助。虽然牵扯运输问题，但是我想让两位做一个计划，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武器，假如军委发文询问，我们也不至于乱了手脚。”
每次提到苏联，沈茂的语气当中总有一种阴险的恶意。这和南方同志对苏联发自内心的憧憬，格格不入。就连苏联将会向共和国提供新的武器援助，也没有让沈茂有丝毫感激的情绪，这样冰冷的态度，着实让军区两位领导十分不解。
“苏联的援助是好事，为何沈政委反而不高兴的样子？”左权参谋长问道。
“在我的战略思考当中，我们收复整个蒙古，未必不需要和苏联有些摩擦，甚至是军事讹诈。让我对这个潜在对手有什么好感，我实在是做不到。”沈茂还是非常直接的回答了提问。那冷漠的语气，让彭总和左权参谋长无言以对。
看到两人都沉默不语，沈茂下了逐客令，“制定所需援助项目和数量的问题，请两位开始制作方案，制作完，交给我审批。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就请二位开始制定计划吧。”
两位军区首长起身向军区最高长官沈茂政委敬礼，然后出门去了。
“这位沈政委到底准备做什么？”彭总虽然性子够直，也算是了结党内派系斗争，但是对整个国内国际政治的认识相对幼稚，在这方面，他更信赖左权参谋长的意见。
左参谋长沉默不语，对这个问题，左权曾经私下请教过沈茂。那是一次完全秘密的谈话。沈茂对左权参谋长讲述了一番对国内国际政治的评论和预测之后，左参谋长从此再也不对沈茂政委的政治观点持任何评价。听了彭总的话，左权参谋长只淡淡地回了一句，“服从政委领导是我们本职工作的一部分。这件事以后再说，彭总，倒是这个援助，我们真的得好好研究一下。”
除了沈茂所在的湖北军区开始内部研究这些援助事宜之外，共和国属下的各军区同样在研究。援助这玩意，不是你想要就能够要来的，也不是你不要就没人上门送。
苏联急于拉上工业国的盟友，如果是土星共同体当政，那就更好。对于陕西众的崛起，苏联原本以为仅仅是个托派或者社民党性质的组织。但冯玉祥倒台之后，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盟友。所以把原本要给冯玉祥的武器弹药给了陕西众。
但是陕西众的行事让苏联越来越不敢小看，他们竟然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在西北搞起了工业，和其他中国势力要钱要枪不同，陕西众从不向苏联开口要钱，对武器的需求更是“挑剔”。令斯大林大吃一惊的是，陕西众索要的援助，大部分是交通线绝对可以运输的仪表设备，和一些关键工业部件。如果不是陕西众过于自大，那么这些要求意味着陕西方面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工业化建设。
对于苏联来说，一个土星共同体领导下的工业化政权，是天然的笼络对象。而不要钱的盟友，苏联还从没有在中国遇到过。驻扎在西安的苏联联络员，不断把陕西工业化进程汇报回克里姆林宫。粗糙但是有效的工业体系一天天的完善，眼看着在中国西北，工业中心已经初步成型。
西北局和南方局的合并过程当中，没有杀人，但是整风运动进行的十分彻底。这群中国同志表现出来的革命素质，让斯大林都有些惊讶。
唯一的问题在于，苏联代表团的飞机失事了几次，包括朱可夫少将在内的苏联军官死了几十位。但苏联的军官车载斗量，这么点损失对于斯大林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到了1936年，国际局势变得颇为微妙。在中国，新的中华共和国已经准备解放全中国，而且中国特使周恩来，亲自飞赴莫斯科，向苏联透露了共和国方面的计划。一旦统一全国之后，就要进军东北。在共和国工业实力远不如日本的情况下，共和国请求苏联在飞机、火炮方面给与共和国以全面支持。
苏联政治局责成红军方面对共和国的军事计划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是，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共和国方面是可以达成对日作战计划的目标——将日本人赶出东北。
在远东沉重打击日本人，是苏联的一贯希望。如果共和国方面能够做到，苏联人绝不反对对共和国进行援助。唯一的问题在于，周恩来坚决反对苏联提出的外蒙独立的方案。周恩来严肃表示，共和国绝对不会允许外蒙以任何形式独立出去。保证中国领土完整，是共和国与苏联谈判的底线。
共和国理解苏联方面对西伯利亚铁路的担心，对这个问题，共和国可以和苏联签署任何程度的友好条约，甚至共和国方面可以在外蒙不驻军，但是外蒙绝对不允许独立。
这样强硬的外交作风，斯大林一点都不生气。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一个本能，但是对外蒙，斯大林有自己的想法，当他开始以武器援助为要挟手段的时候，周恩来表示，共和国绝对不会屈服于任何要挟。收复东北是共和国的既定国策，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共和国都不会有丝毫动摇。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同样是共和国的底线，共和国绝对不会各让一寸土地。
这次莫斯科会议双方可以说不欢而散，苏联暂时中断了对共和国的援助。
总理回到西安，已经是1937年初。包括主席在内的政治局常委一致赞同总理的态度。主席慨然说道：“死了张屠夫，也不吃带毛猪。”
政治局常委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和国核心的200名委员和增补委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40多名没有站对立场的委员们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动摇。对这批人，负责党政的任弼时率先发难，严厉批评了这些人的“托派”立场。接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决议，临时罢免这部分同志的一切工作，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
不仅如此，中央以整风调查为名，针对各部分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凡是有丝毫动摇的同志，统统被临时免职，集中进行思想改造。常委们内部达成了协议，任何被列入名单的同志，想解除“冷冻状态”，就必须得到七名以上的常委签字通过，否则，他们就做好一辈子“学习改造”的准备。
这样的雷霆手段，震慑了党的内部，“共产国际派”被清洗一空。在此时，苏联的外交使者赶到了西安，他们带来了斯大林同志的意向，如果中国同志靠自己的努力将日本赶出东北，让日本无力威胁远东，那么苏联可以考虑在友好同盟协议的框架下，解决外蒙问题。共和国方面也跟没事人一样，开始提出苏联军事援助共和国的计划。
不过苏联人也够阴狠，他们暗示，只要日本开始进攻苏联，那么这个口头的框架式协议立刻解除。
主席是战略大家，陕西众有着充足的经验。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日本在今天的战略格局下，绝对无力进攻苏联的余暇。就是苏联的对华援助到了日本忍无可忍的地步，日本也绝对没有办法在1939年前主动对苏联发动进攻。所以对日作战的最终时间定在1939年3月。这也意味着，蒋光头政权的寿命，绝对无法熬过 1938年3月。
1937年4月初，*****向各个军区司令下达了命令，解放全中国的军事行动，将在5月底正式展开。而进攻江南的主力，落在林彪指挥的河南军区头上。武汉军区主要负责牵制工作。在全国战略形式上，武汉成了磨盘的中轴，不是任何主攻方向，却要呼应东路，南路，并且掩护北路的侧翼。沈茂从1936年制定的诸多屯兵，屯粮，疏通交通的计划，全面地派上了用场。
早在1936年9月，丁宫作为共和国驻德国代表，终于得到了德国元首希特勒的接见。
具体会谈内容只有一个，丁宫用一百万美元的存款作为抵押，向元首申请在德国开采油田。当然，丁宫也不认为自己可以糊弄希特勒，所以话说得很明白，这是为了中德友好，所以自己想为德国开出几口油井。一百万美元的存款，是作为费用抵押，让德国放心。丁宫本人不是骗子。直到这一百万花完前，开出了油井，那么德国评估之后，返还丁宫钱，直到全部返还这一百万为止。之后的工作，就当时丁宫为中德友好做贡献了。
元首对于这种微妙机会的把握，从来是跟有魔力一样。他当即表示同意。
但是丁宫又含蓄的希望这件事能够元首派遣可靠的工程队来执行，不然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极有可能下绊子。元首对此也表示认同。
一般来说，打油井选址成功率不足4％，也就是说这一百万顶多能打五次。而丁宫只用了一次，就打出了一口油井。这个看似笑话的行动立马震动了整个德国石油业。
对德国这个工业国而言，油井就是日进斗金，夜进斗银的玩意。丁宫花了不到20万美元，就打出一口井，按照这口油井的产油量，只要能够产油一个星期，所有成本就回来了。
对德国来说，石油运输成本远高于石油本身的成本。而德国正在高速复兴当中，本国石油产量的提升，对于人民的信心鼓舞之大，甚至在这口油井的本来利益之上。更何况，这口油井产量颇为可观。
所以，在1936年10月份，丁宫要求收回上次一百万美元的保证金，并且申请再次打油井的时候，元首，包括经济部长和戈林，还有一些容克资本家，以及军方代表都参加了会议。
存款簿原封不动的退回给丁宫，列席人员对波恩大学毕业的丁宫，提出了无数关于德国石油储量的问题。丁宫表示，他仅仅对三处油田有些研究，至于到底有多少储量，他也不清楚。不过可以先开采一下试试看。
从1936年10月开始，到了12月初，丁宫带着德国石油业工程师，连续打了四口井，三口井成功。这前后五口油井，80％的命中率，和同业们4％的命中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打了五次油井，总共花费了不到一百万美元，四口油井日产石油1200吨。德国高层为了这个彻底鼓噪起来。
在当时，德国自己缺油，从外面运石油回来，成本贵不说，连带英国封锁，想买石油也是千难万难。
丁宫突然接到了无数德国容克财团的邀请函，等他在灯红酒绿的宴会中被灌得晕三道四，宴会后和一群德国美女胡搞的天昏地暗，偶尔半夜醒来，他突然明白过来。原来自己被变相软禁了。
这边软禁了丁宫，另一边，德国容克财团立马开始和总理希特勒谈判。对前四口油井所属权，容克财团认为“归属不明”。容克财团表示，可以用十倍开采费的价格购买这四口油井。而之后的油井开采，必须交给容克财团来负责。
丁宫在波恩大学的所有矿业学、数学、机械学、地质学老师，已经被容克财团全部雇走。又掌握了丁宫本人，容克们石油行业的大佬们握着坚强底牌，底气十足。
元首此时还无力和容克们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摊牌，经济部长出身容克，他也不得不对容克做出一定让步。连日的谈判以产油价格和比例争论的面红耳赤。然后不少人又开始散布关于丁宫这个中国人仅仅是运气好的流言蜚语。
经过了一个礼拜的激烈讨论，最后达成了勘探费用由经济部出，产油利润四六分帐的最终方案。容克拿大头，经济部拿小头。这转眼就到了1937年。从1月到4 月，丁宫又打了六眼井，三口完全成功，一口也在勉强出油。到了这个地步，元首第一次就国事方面正式召见丁宫，询问他带来了共和国的什么消息。
其实消息很简单，共和国方面希望在得到国际承认方面，得到德国的支持。即使不支持，也别下绊子。对这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元首表示了认同，并且热情赞扬了丁宫对德国的帮助。
共和国的事情谈完了，元首询问丁宫，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有没有什么可以开采的油田。丁宫表示没把握，但是应该有几个地区可以开采。
三天后，丁宫踏上了前往奥地利的行程。随行队伍前呼后拥，把丁宫照顾的无微不至。仅仅在德国，丁宫的油井就给德国增加了每年120多万吨的石油产量。如果能够开出奥地利和匈牙利的油井，德国军部甚至乐观的计算，包括现有产量，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的石油总产量能够达到每年400万吨石油，那么德国就能够保证战争时期，石油供给不出现大的问题。
在德国待了将近10年，丁宫作为海外埋伏的人员，深知德国的情况和历史上所说，希特勒一人想发动战争完全不同。德国军方和容克财团们，为了战争已经忍耐了太久，为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德国已经把裤子都给当了。石油产量的暴增，会让整个形势更加火上浇油。
1937年5月底，在丁宫打出第五口油井的时候，德国和奥地利已经完成了合并谈判。双方达成了全方位的统一。而此时，共和国的部队进入集结地。
准备在“外国干涉”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力量的蒋委员长，正将重兵集结在南京这个兵家死地。
四川军区的部队顺江而下，集结在武汉地区，战争这匹烈马，正等待着最后的信号，然后就要狂奔而出。
不过，形势并没有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发展。进攻不得不暂时缓了下来。尽管南方局拥有更强大的情报系统，但是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力，对那些出身中小地主阶层的家伙们，招降工作进行的不令人满意，而政治局常委杨柳，坚决反对在没有彻底招降这批人之前，进行全盘战役。
这些中小地主出身的人们，有自己的资产，最需要国家保护。所以对强有力的势力，有一种强烈的依附感。当然，对于那些会让自己破产的势力，也有强烈的反抗。尽管采取了赎买政策，在新兴的行政管理，工业、大农业等行业，有充足的岗位让这些人参与，但是彻底失去了土地，仍旧让这批人十分不满。对这些人，中央是花了大力气来劝说的。给政策，给出路，很多运输，销售，都交给这批人来做。
在陕西和山西，这批人接触土星共同体早，融合过程较长，他们总算是在新政权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在南方，因为接触少，而且当年南方中央也曾经对他们有过激烈的冲突，所以招降他们的工作，由前北洋出身的干部，及其任脉往来完成。现身说法总是有一个极限，而且共和国方面的干部也没办法大摇大摆的前往那里游说这些人。这些人最在意的土地，共和国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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