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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坑-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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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句话，所有人的目光一齐聚集在李政道的脸上。
1936年1月初，南方红军和南方局终于抵达陕西，双方的合并进行得十分顺利。这次合并完成了党内的专业化分工，以及职权分立均衡的基础。
陕西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终于迎来了剩余几张椅子的主人。
朱老总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军队的最高代表。按资排辈，他也是红军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就是陕西红军的高级将领也没有任何异议。
周总理暂时以副主席身份直接领导国务院，成为太上总理。而且政治局常委一半以上的常委在第一次常委会上已经说明，因为新的制度当中，总理和主席最多担任三届，所以这个副主席不过是个幌子，周总理统领庞大的官僚系统已经是大家的一致观点。统管国务院的副主席只为周总理一人所设，并非常设编制。
马前卒作为党校校长，自然也有一张椅子。
交通部代表王启年也获得一席。
人民银行作为央行，行长杨柳也得到了常委的席位。
其他的各个重要部门同样分得席位。
唯一有重大争议的，就是主席的席位。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主席的权限。无论是否支持主席的陕西众，都认为现在的新体制，根本不可能出现历史上主席绝对权力的可能性。但对主席的恐惧，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这已经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纯粹的积威。
主席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给陕西众中的一部分人造成了强大的心理阴影。但另外一部分人更坚定的支持主席。最后，主席还是得到了常委的席位。而且出任党主席一职。
而且在一部分强力推动下，1936年开始的整风运动由马前卒牵头，主席和总理作为副组长亲自参与指挥。
整风运动是主席上位的重要经历，作为整风小组，实际上掌握了整风运动后的全部人事安排权。这是要洗牌的重要运动。经历整风运动之后，新的中央在解放全国前将尘埃落定，各大势力的权限划分也将结束。
无论怎么看整风运动的重要性都不过分。（文*冇*人－冇…书－屋－Ｗ－Ｒ－Ｓ－Ｈ－Ｕ）
主席和总理以无与伦比的理解力，以及对组织的洞察力，加上马前卒的全力支持，整风运动进行的十分有效。借鉴了历史上整风的成功经验，这次整风效果颇好。中央权力划分在大面上也算是颇为成功。更重要的是，主席和总理以其个人能力与魅力，影响了大批的陕西众，虽然对主席的恐惧还是谈不上根除，但是至少大家都认为，主席个人的能力，他长远深邃的战略观，绝对是逆天水平。
而主席和总理，以及南方局的同志们，同样经历了震惊。他们发现，原来中国也有足够数量的超级人才。无论是对世界的认识也好，对中国现状的认识也好，对工业的建设以及对未来的预期，陕西的同志绝对可以称得上出类拔萃。最重要的是，陕西同志将大批的新概念深入浅出的对南方同志讲述清楚。这大大的开拓了南方同志们的眼界。
当然，作为不二的人杰，主席和总理同样洞察到了陕西的弱项，他们构架的体系过于先进和庞大，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了过于先进和的体制与现实的反差。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陕西同志手中缺乏足够经历残酷考验的队伍。而南方红军绝不缺乏这样的人力资源。陕西表面上的强势中，有着根本性的缺陷。而南方红军的弱势现状，却有着自己的独特强项。
陕西和南方红军的最终结合，集结了强大组织的所有拼图碎片。加上双方强者的精诚合作，中国最强大的势力正式诞生了。
新的中央，权限一分为三，党领军，并且负责意识形态，政府负责具体政务的执行，央行控制着各大商业银行，统领了经济方面的工作。作为三方势力的粘合部分，就是司法体系。
作为司法体系的资金来源，人大，虽然貌似控制在党的手里，但是司法资金属于独立预算，法官的任命体系也不是由人大负责，而是司法体系自己靠了自己的考试系统来组建的。法官任期内受到各种保护，不受党政财三方任何弹劾。最重要的是，虽然法律制定和审批，都由人大负责，但是释法权在法院手里，人大实际上对司法体系并无办法。
而且各大势力之间的问题，除了组织程序之外，只有司法程序一个解决途径。例如，如果银行对政府某项措施不满，可以向政府提请意见，如果政府认为自己做得没错。那么银行只好把政府告上法院去了。
虽然和欧美那种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有诸多不同，但司法的确是独立存在了。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去这些大家暂时觉得不爽或者不解的一些事情，总的来说，新中央的调整还算是令众人满意。
1936年4月，四川军区司令沈茂率领红七军顺江而下，红九军司令彭德怀，政委左权攻下河南大部后南下，7月，双方在武汉会师。。
9月，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四川、云南、贵州、西北诸省的国民代表预备会议，在西安召开。10月1日，国大宣布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1927年建成的非法政变政府，并且改中华民国国名为中华共和国，改“国民大会”为“大民代表大会”共和国主席太祖在新一届人大正式宣布，“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正式进入高潮阶段
1936年11月。“这批钢材质量还是不怎么好。”新任东南区运输总监的司得人无奈的看着报告。
攻克了武汉三镇之后，共和国第一件事就是修复汉阳钢铁厂，从陕西运来的设备是随着红军九军一起到达武汉的，现在已经安装调试完毕。汉阳钢铁厂10月份重新运转之后，造船厂也立刻开始投入生产。其中最重要的设备就是一台1000吨水压机，有了这台水压机，船用钢板生产起来极为方便。到了11月份，现在已经生产了三艘小火轮拖船。别看只有三艘小火轮拖船，它们投入运输后，几乎是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大冶矿的品位太低，冶炼之后的钢材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在 21世纪，武钢靠的是外国矿石，可现在根本没有外国矿石可用，大家只好无奈的将就品位只有30％的国内矿石了。
对司得人来说，进度令他郁闷的只想睡觉。可对南京方面来说，这个消息不亚于晴天霹雳。
“共军修复了武汉钢铁厂，新建了一个武汉造船厂，现在每周都有数艘蒸汽船舶下水。现在从四川运物资延长江极为方便。”
除了蒋介石被这个消息震惊之外，这个消息也在其他渠道开始流动。例如，在商人们看来，这个消息就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一处宅院里，说完了这个消息的商人开始喝茶。周围的人互相用眼光交流着情绪。
“赵兄，这消息确切么？”有人问道。
“我看到至少三艘新船。船厂周围根本不让过去，所以里面也不好说。不过，我在码头看到了另外两艘新船。”姓赵的商人一面喝茶一面说到。
“会不会是用旧船翻新了一下，就充作新船？再怎么快，也不是这个快法。”有人十分怀疑。
“不是旧船翻新。新船船壳是钢铁造的，而且是蒸汽船，这个决不会错。现在国府怎么会让外国卖船给共军，既然不是外国船，又出了新船，那除了是他们自己造的，也没有别的解释。”姓赵的商人还是神定气闲。
“共匪，哦，共军居然能够造船。这说不过去啊。”“是啊。”……，众人都表示了怀疑。
倒是那位姓赵的商人还是毫不在意，“再看看不就知道了？如果共军能够造船，那么他们绝对不会只造那么几艘。我看到的几次，这些船运输的都是矿石和煤炭，汉阳钢铁厂炉火日夜不灭。按这个速度，只要再等一个多月，共军如果有更多船投入运营，那么肯定是他们自己造船，不用怀疑了。”
“赵兄，这该如何是好？共军如果能够自己造蒸汽船，那国军可……”有人有些害怕。
“要我说，国军被干掉没什么不好，除了横征暴敛之外，他们也干不了别的。既然官府都是横征暴敛的混蛋，至少相信能自己造船的官府吧。”赵姓商人说道，“我请大家来，倒不是为了这件事，现在国军吃紧，必然对咱们商人下手，所以我请大家来，是告诉大家，我是准备关了店门，去武汉那边避避风头。”
“……”所有商人一时弄不明白，既然武汉在共军手中，那么国军势必不会轻易放弃武汉，此时去武汉避避风头，又是何意。
不过也有机灵的，“赵兄的意思是，难道共军还要顺江而下？”
赵姓商人点点头，“除了这个之外，我向共军捐点钱，顺道买船。就是现在他们还没空卖船给我，至少以后有空了，总会卖船给我才对。”
“攻克武汉实在是太跃进了。”司得人闷闷不乐的说道。这是一次非官方的会议，虽然在武汉的各方大员们都列席了会议。但是这仍旧是非官方会议。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虽然红军势如破竹，但是毕竟四川还很不稳定，而河南根本没有什么基层组织。集结在武汉地区的只有红军两个军的兵力，相当一部分后勤供应靠的是四川的运输。虽然在湖北开始建设基层政权，可基层政权也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顶多是维持驻军的基本粮食供应而已。如果没有来自南方红军的干部，这些根据地恐怕都不会有现在顺利。陕西方面的干部也勉强维持了武汉地区的经济运行而已。
但这一步必须迈出，在日本人很可能发动侵华战争的今天，堵住光头西逃的路线是必要的。无论如何，光头无论对日是战是降，都只对光头有害。陕西政权都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
南方红军带来的不仅仅是经历了残酷锤炼的组织，更重要的是，南方红军带来了全国范围内的谍报系统。和陕西不同，参与了大时代的南方红军拥有远超陕西的人脉。全国形势对陕西很有利。
但全国形势无论如何有利，地方上的压力始终很重。本该依托河南与四川的湖北区，则成了四川与河南地区所依靠的一个要点。蒋介石面对武汉方面的压力，无力去争夺河南的控制权。现在，武汉地区一面要保证对河南南部的支援，一方面要维持四川到湖北的水路贸易。武汉方面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这次会议实际上被定位为“诉苦会”，所以没有成为正式会议。
会议也不是没有好消息，例如四川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动员起来。土改政策也终于定了下来。河南方面的工作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进行得颇为顺利。可别的地区的好消息，对武汉来说毫无意义。蒋介石致力于夺回武汉，湖北地方的地主们合作意向也近乎于零。虽然江西老区已经开始恢复，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武汉地区还必须向江西提供武器援助。虽然汉阳钢铁企业逐渐附会生产，可光武汉地区本身就需要的海量物资，凭借一个汉阳远远不够。
“至少铁制品的销路还是非常不错的。”沈茂虽然身为军队指挥官，只好尽可能的给大家打打气。36年10月，沈茂由四川军区政委，转任湖北军区政委。这个调任虽然体现了组织的重视，但是给沈茂的压力却也足够沉重。现在他手中的兵力仅仅能够维持现状，而河南军区与江西军区那含糊其辞的，需要湖北军区配合进行军事行动的电报与建议，都让沈茂感觉烦不胜烦。
刚刚控制湖北，军校系统自然没有建立起来。不过这也不是沈茂烦恼的源头。作为军区的一把手，沈茂有义务制定几个紧急备案。制定作战计划和相应后勤计划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作，沈茂本人的工作已经非常多了，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个。很不幸的是，湖北军区的军队本身也有“工作组”的繁重任务。军队内部也不得不一手抓工业建设，一手抓地方政权的建立。所以干部都有自己的工作。那些暂时没有民事工作的同志，则要进行备战，并且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沈茂能够抓在手里面的军官，完全没有制定系统的作战计划和后勤补给计划的能力。
无论有何种实力，但是陕西众也是人类。沈茂自己都记不太清楚，上一次悠闲的喝茶是什么时候。自从进了四川，他就一直在处理繁杂的事务工作。刚理顺了四川的情况，制定出各种计划和条例之后。沈茂就被一纸调令派往湖北作战。一年多来，沈茂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见到，只寥寥的通了几次信。以沈茂的地位，真的想把老婆带在身边，也不是问题。可沈茂有个怪癖，他自己越是身居高位，反而对自己的要求越严格。
既然沈茂作了表率，其他高级军官自然不好意思把自己的老婆给接过来。虽然有人“善意的关心”过沈茂，想自作主张的把沈茂的老婆给接过来，结果沈茂知道以后，那人就不得不在党委会上作了深刻检讨。于是沈茂“毫无人性”的作风，自然而然的让不少干部对他有些疏远。
这次“诉苦会”，沈茂并不想发言，他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跟睡着了一样。实际上沈茂本人的确有打瞌睡的准备。他刚才做了一个决定，不管手下的家伙多么不争气，他每天都拿出两个小时，领着这些家伙把湖北省军区的后勤计划给做出来。不过白天的工作安排已经满了，沈茂不得不每天牺牲两个小时的睡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沈茂觉得自己有理由现在打会儿瞌睡。
在沈茂入定一般紧闭双眼靠在椅子上的时候，他不知道的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员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正在打量他。同样作为进军湖北的主力之一，彭总和左参谋长带领着红九军出潼关，走河南，一路南下。河南没有什么像样的敌人武装力量，激战是在武汉地区爆发的。但是守卫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军，在以老陕西红军为底子的两支红军夹击下，很快就崩溃了。彭总也是善于打硬仗的悍将，但是新部下们的战斗力仍旧给了他极大震撼。
进湖北的红军主力全部是陕西的老班底，战术训练完成到了团级水平。彭总私下听说，在军委会议上，红九军军长职务是在他和林彪两人之间选一个。之所为彭总能够获得任命，主要是彭总在土地革命上更有经验，林彪指挥作战能力极强，但太偏于纯军事方面。
但这也很难说林彪就落了下风。林彪现在就任陆军学院副校长，主要从事军事研究工作。彭总忘不了自己在陆军学院的短暂经历。学院的大图书馆和那个只向高级军官们开放的特殊藏书馆，给他留下的极其深刻的印象，数以万计的军事专著摆满了大图书馆中密密麻麻的书架。而提供各种战略战术具体研究报告的小藏书馆，详细地资料更是不计其数，这些针对性极强的文献资料在彭总这样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眼中，那就是无价之宝。
林彪素来爱看书。到了陕西之后，林彪本人虽然也算是要参加整风高级班的干部，不过他经常莫名其妙的失踪。早在江西时代，林彪本人就对整风之类的活动从来没有什么兴趣。每次彭总去陆军学院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总是能够看到林彪沉默的坐在舒适的软椅上，聚精会神地翻看资料。不仅仅是林彪一人，南方红军的高级将领都在陆军学院分配了房子，那是52平方两室一厅的公寓，将领们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图书馆，公寓，兼做会议室的教室，三点一线，雷打不动。
作为新编红军当中排名前三十位之内的沈茂，彭总的评价不算太高。沈茂给彭总的感觉是细密规整。战前详细的侦查规划，冷静平淡的用兵，更像是一部机器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类在指挥作战。但沈茂给人的感觉就是“可信”。他指挥的每一场战斗都谈不上血战，死战，或者绝妙。沈茂指挥的战斗看上去更像是一场演习，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目标。部队伤亡控制在预计范围之内，他的部队每一次战斗结束后都保有余力，始终如一的井井有条。
彭总是员悍将，在他指挥下，部队势如破竹，大胜特胜。但是彭总有点郁闷的是，无论获得如何的大胜，他的进攻进度始终无法超过沈茂的部队。
如果双方不太融洽的根源或许是性格原因，那么彭总对沈茂的不满却是政治方面的分歧。沈茂曾经在军内的政治会议上明确指出，陕西和南方红军的分歧就在于双方的政治态度。陕西走的是工业化道路，为了推行工业化，才选择了革命。南方红军进行的则是农民革命，也就是地主出身的上层在造地主阶级的反。这是双方到现在为止的最大分歧。
彭总是知道陕西党内的成分，最穷的恐怕是高岗一人而已。就是如此，高岗也绝对是富农出身。而包括刘志丹在内的陕西本地早期党员，清一色出身于地主，甚至可以说是大地主家族。在陕西推行的土地政策当中，地主们绝不是照顾的对象，但是地主也绝不是要打倒的对象。
和陕西自己说的革命路线一样，凡是想维持旧土地制度的人，无论是地主还是封建宗族，统统在陕西的打击范围之内。但这个打击非常“不革命”，仅仅是从制度上摧毁这些家伙的生存根基，他们所代表的旧制度已经土崩瓦解。可这些人之中“聪明”的，主动投靠了新制度之后，都得到了不错的结果。
以陕西为例，因为旧上层和陕西党中央存在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所以这些人当中上过学的，大批成为新政府和军队当中的干部。对这个问题，沈茂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已经是党的干部，而不是地主的干部。没有理由把这些人彻底打倒。
彭总手下的参谋部就有不少出身陕西地主或者富农的军官，就算是以彭总挑剔的眼光来看，这些人也是合格的革命军人。不过这些人身上却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他们制定计划的时候，同样深入的考虑到政治因素，但这些人很像沈茂，是用一种冷酷算计的角度来考虑政治因素，而没有革命干部那种发自内心的革命激情。
这些人仅仅是为了更好的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使用了现有的革命理论和手段。当遇到危机时刻，这些人同样会第一个站出来，带领着党员去炸碉堡。他们所作所为都与一流的党员没有两样。但是彭总仍旧感觉，他们仅仅是要做到一个党员该做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为革命奉献一切。
但这种想法，彭总并没有对别人说起。他本性光明磊落，所以有时候他也在反思，是不是自己对旧上层出身的同志有偏见。
和彭德怀不太一样，也许两人都属于作风细密的类型，左权对于沈茂的观感较好。不过左权也不认为沈茂属于有灵气的将领。甚至也不是一个有足够鼓动性的政委。左权甚至认为沈茂的个人资质也不过是中人而已。和南方红军那些才华横溢的军事政治干部相比，沈茂是弱了很多。但左权认为在现在的装备训练条件下，南方红军能够在军事上战胜沈茂的将领不超过三人。
如果是沈茂一人领军，彭总和左权自己搭伴，各一个军三万人，双方一日内或许能够打成平手，但是五日之内，沈茂的胜算超过七成。如果是十日内的战斗，沈茂的胜算在九成左右。
沈茂对于现有战术的应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左权曾经看过沈茂指挥下的一次营级战斗，面对武汉三个营的守军，沈茂突然接掌了一个指挥不力的营级指挥权，接下来，红军不仅正面压倒了国民党中央军，甚至还有余力派出包抄部队从侧后翼发动进攻。从始至终，战斗节奏都完全掌握在沈茂手中，他不仅完美的控制着红军，（W//RS/HU）还有效的调动着国民党部队的行动。战斗过程看上去完全不够激烈。但对战术的应用方面，沈茂发挥的淋漓尽致。
无论沈茂是如何精通指挥，左权都无法将他和天才划上等号。沈茂的指挥清楚明白，井井有条，左权可以非常透彻的看懂。沈茂是那种把基本常识应用的符合常理的人。他从没有试图去创造什么，相识这么久，除了谁都能干的工作之外，沈茂业从没有干过任何一件有自己创意的事情。
不仅仅是沈茂，左权见过的陕西同志们，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思路。支撑陕西同志们的，是一套完整的社会模式。陕西同志们一直在追求的，也是对这种模式的有效运作。
左权很清楚，南方同志们和陕西同志们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此。
南方同志还理解不了陕西同志们的整套理论与模式。或许在摸索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南方同志往往有自己独特的发挥，从这个角度上，陕西同志是通过扼杀个性与制度化条理化创造来进行自己的革命。但左权也很深刻的感觉到，陕西同志貌似更有力量。
这不是某个人单对单的比较，现在是个人和整个完整系统的较量。陕西的完整系统将大批没有个性的人组合成一个强大的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只要按制度来，就可以轻松的拥有强大的力量。很多在能力、意志、认识都远不如南方的同志，却通过组织性纪律性，达成超过南方同志的功业。
和南方红军在江西不同，南方红军组织的扩大化，往往会影响效率。而陕西红军的组织越庞大，它就越有力量。
不过那些真正有能力的强者，在这个集团中更容易上位。例如主席、例如总理，甚至包括他左权在内。TG的纪律性在整个组织运行中发挥的淋漓尽致。钢铁纪律的组织，在左权这等天才和沈茂这等实事求是的常人手中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而这就是现在红军战无不胜的根基。
诉苦会持续进行，虽然沈茂打定主意不发言，可这也不全由他决定。很快，事务性工作就开始提上来，沈茂只好打起精神参与讨论。
现在湖北革命两大关键一是土改，二是工商业。
湖北是个贸易相当发达的地区，作为水陆中心，湖北交通发达，商贾云集。汉阳钢铁厂开工以来，钢材质量一直不是很高，想提高钢铁质量就得加大投入。这又面临设备不足的问题。加上湖北属于战区，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各种贵重设备放在湖北也不让人放心。所以此时汉阳钢铁厂炼铁比例更大。各种铁农具和民用铁制品，以及各种钢铁小零件产量比例颇高。一部分民用品流入了市场，造成了各地商家的疯抢。
以铁镰刀和铁犁为例，汉阳钢铁联合企业的主管是陕西来的同志，按照陕西的管理模式，效率大大提高。加上那三条专用铁矿运输船组成的运输专线，成本比历史上低了一半不止。
新汉阳钢铁联盟以平价出售铁农具，本来只是一个刺激点。大概向市场表示共和国已经有了向市面提供商品的意向。但商人们追逐利益的勇气令人赞叹。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节，还有不少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开始大量购买铁农具。向南方贩卖。
这两年南方气候不错，农民收成普遍较好。在普遍习惯了战争的现在，人民还是要过生活的。铁农具市场出乎意料之外的好。
加上共和国政府从来没有横征暴敛的制度，国民党政权在湖北瓦解之后，以往的税收体系也已经崩溃。商人意料之外的不再面临各种苛捐杂税，利润自然是大大提高。
有些大胆的商人，甚至请求新政府打击各地土匪。有些商人则希望出钱请解放军保护他们的贸易运输。
左参谋长就是湖北人，前来攀亲的很多。那些有胆量的商人对这个乱世规则非常熟络，他们表示愿意支持新政府，只求得到一些“特权”。对于出身陕西的同志来说，这个特权实在是“可怜”。商人们只希望得到政府的保护，能够正常做生意而已。
武汉新政府和商人们现在有一个共同利益点，湖北混乱的局势都在损害双方的利益。打击各地的土匪流寇，是现在的一个重要工作。而且各地地主们有可能在对抗新政权的时候，雇用这些土匪流寇。新政府也需要用人头来立威。
近期，打击土匪就是一个重要工作。
在武汉地区，打击土匪恶霸，已经轰轰烈烈的展开。在商人和中央情报网的帮助下，武汉当地的帮会头领已经被列出名单。工作组人员一一上门拜访。凡是属于恶霸范畴或者与新政权不合作的帮会，统统被连根拔起。在这方面，出身南方的同志干的就很非常好。
游街，示众，公审，公开处决。这些群众性活动对南方同志轻车熟路。公开杀人是非常有威慑性的活动，公开杀那些曾经的恶徒，更有威慑性。曾经横行霸道的恶徒们带着高帽，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木牌上用写着大大的“黑帮分子XX”姓名，还是很有观赏性的。
能杀恶人的，肯定是更有力量的。被害家属声泪俱下的控诉，极具技巧的口号煽动，围观群众的情绪自然也被调动起来。对这些犯罪分子的明正典刑以绞刑来进行。高高的木架上绞死罪人，能让很远的人都看清楚。
这一切活动都代表了众多利益方的利益。只是不少共和国干部心里面都有些不满。
红军流血牺牲肥的却是那些商人，他们象征性的出点钱，于是财源滚滚。而且不少最会钻营的商人，和前湖北国民代表沆瀣一气，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湖北政协代表。成了堂堂国家权力机关的成员。
中国土星共同体这个组织，本身就拥有极强的排他性。首先这个工业化革命政党，拥有自己完备的工业，政府，农业体系。也有自己的内部选举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个体系内部民主程度远胜中国的其他组织。纪律性更是其他组织永远都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对其他体系的排他性自然极强。
所以，诉苦会上，各种不满的言论纷纷出炉。有认为对地主过于软弱的。有认为对腐朽的旧上层过于妥协的。沈茂听了一阵之后，却颇为失望。同志们对于组织的忠诚从这些发言当中可以完全体现出来。其彻头彻尾的排他性毋庸置疑。
这是好事，沈茂曾经很担心过，至少在陕西方面已经有了这个苗头。很多中低层的干部，开始有意或者无意的在经营自己的小团体，小山头，小班子。而且这些人对于这些小团体，小山头，小班子的忠诚，很难说比对党组织的忠诚度更低。
对于这些，整风运动是毫不留情的。沈茂正是亲自参与了整风运动的预备会议之后，才明白为何后世对于历史上的“整风”有那么多不满。这也是沈茂为什么在之后的陕西众内部会议上，对主席坚决支持的原因。
土星共同体人，他并不需要个人利益。而作为领导者，他必须维护的是整个党，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行。小山头对整个党来说，是绝对有害的。在这方面，历史上的那些前辈，至少是太祖，无疑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实实在在的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谓土星共同体人的觉悟，觉悟的就在这个方面。他的一切利益都是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以前曾经让沈茂觉得过于可笑的“革命觉悟”，在沈茂亲自参加了革命之后，居然成了唯一真理。正是因为干部们有了觉悟，所以才能够领导着下面的同志们去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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