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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现实之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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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最主动的一次求学经历，也是动力最大的一次，小时候是为了老师而学习，我一直都没有体会过为自己学习的感觉，没想到生病后终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新鲜之余，才真正地感到了学习的快乐。我不禁暗自庆幸自己的生活经历，尽管在很多人眼中看来我是个可怜的女孩，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不感到痛苦、不感到自卑。是的，在健康方面我是不幸的，但是我又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遇到了那么多好的医生，认识了那么多好的朋友，更重要的，通过这样一个转折，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理解生活了，自己的人生也因此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切入点。一个挫折、一段磨难，不应该成为一个人逃避现实的理由，也不应该成为把一个强者变成弱者的理由，发掘自己人生道路中新的闪光点远比仅仅克服困难更有意义。
痛并快乐着
九八年十一月份的时候，爸爸告诉我，周小燕歌剧中心将在十二月份到宁波大学作专场演出，这个消息对于一个生活在文化气息比较淡薄的城市而又真正热爱艺术的家庭来说，无疑似一泓甘泉沁入心扉。妈妈作为周小燕先生的学生，又作为宁波大学美育委员会的负责人，自然而然要为歌剧中心的到来做大量前期工作，爸爸和我更是热情高涨。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和好友猎尘一起为周小燕歌剧中心做了一个网站，来表达我们对这位声乐大师的敬意。连着几个星期，我们全家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为了修改歌剧中心网站的某个图片，猎尘和我常工作到深夜而不觉得累。
十二月九日，这是一个我一生都难忘的日子，周小燕歌剧中心主要成员都到了宁波大学。第一天晚上是周小燕先生的公开教学，从短短的两个小时里，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大师，经她点拨过的歌声都会有一种新的东西──能够感染人的音乐。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做同样一件事情，最后能够成功的只有那么几个，在看了周先生的公开教学之后，豁然开朗，只有用心去看事物本质的人，才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才会做得更好。其实，音乐就是这样，所有的形式，所有的技巧，所有的繁复的理论，都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感动人，让人获得美的享受。而这一点，在公开教学后的一个余兴节目中获得了证明。周先生的两位学生唱了中国歌剧《原野》的片段，那是我至今为止听到过的最完美的《原野》，在这之前我听过好几个版本的《原野》，总是觉得特别难听，我一度以为是作曲家写得糟糕，直到那一次，我才知道原来是歌者的演唱问题，原来《原野》可以是这么热情、这么充满激情、这么有味道！听着没有经过任何扩音设备修饰的原声，听着穿透礼堂每一寸空气的高音，我和所有的听众一样，被深深打动了，人的声音太美太有魅力了！一回到家，虽然已经很晚，我还是很兴奋地反复哼唱着《原野》：“人只活一回，没有爱我会死……”，我想象着剧中人物金子的心情。整个夜晚，歌声萦绕在我心中久久不去，每个人只能活一回，我又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之后两天的演出带给了我更多的感触，当我看到猎尘在倾听音乐时眼中流露出的那种向往、感动，我知道自己一定也是那样的。猎尘甚至感叹着说，如果能够每天让她听这么美妙的音乐，她愿意每天为歌剧中心扫地、做饭不要任何报酬。我也在想着一个问题，这么好的艺术形式，这么好的音乐却因为没有普及而缺少人来欣赏，这么好的艺术家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三百多元人民币！在体会着强烈美感的同时，我不禁感到深深的悲哀，这是怎么啦？我们的社会怎么会有这么多事情发生错位？有的人付出了很多，却得不到理解和回报，而有的人轻而易举就能获得很多，也许，这就是生活，不会十分的公平，不会十分的完美。我一直都很感谢周小燕歌剧中心给我带来的这段美好记忆，那些旋律一直在我的生活中回荡着，在我经受磨难的时候，那些歌声就会轻轻地抚慰我的伤痕，给我新的力量。
快乐总是与痛苦并存着的。就在爸爸妈妈一起去送周小燕歌剧中心离开宁波的时候，独自在家的我为了接一个电话，不小心摔了一跤，好半天都爬不起来。我一个人坐在地上痛得直掉眼泪，小狗利利听到声音赶紧跑过来，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拼命用嘴巴拱我的手，要我快点站起来。我担心极了──眼看着就要完全恢复了，如果把骨头摔断了，之前近两年的种种努力不是都白费了吗？担心归担心，我还是得努力先站起来再说。我站起来后不敢走动，撑着拐杖站在原地，幸好电话离我并不太远，我先打了个电话给爸爸在医院里的朋友，约好半小时后在医院门口碰面，请他带我去拍片子。然后我再打了个电话给网友，请他们来帮忙。最后我拨通了120急救电话，叫了救护车和骨折病人专用的硬固定设备。一切安排妥当了，我就在离我最近的沙发上躺下来等待。
过了几分钟，有人回来了，是妈妈。妈妈很高兴地告诉着我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说着说着，发现我还是很严肃很安静地躺着，觉得有点奇怪。我告诉她我摔跤了，妈妈立刻着急了起来，一边埋怨我怎么这么不小心，一边准备去打120电话。我告诉妈妈所有该打的电话我都已经打好了，救护车马上就会来。妈妈放下手里的东西，开始把我以前拍的片子都拿出来，再拿好钱，坐在我边上，心神不定的样子。
没多久，网友和救护车都来了。救护人员给我在髋关节的地方放好硬固定，再把我抬上担架，我就躺在担架上让大家把我给抬下了楼，放进了救护车，这是我第四次坐救护车了。一路上救护车“呜啊呜啊”地直朝医院驶去，躺在担架上，我很想哭，如果不摔这一跤，过几个月我就可以扔开拐杖正常走路了，可是我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坐在我边上的妈妈不知在想什么，车里面很沉默。
医院很快就到了，爸爸的朋友早已等待在门口，我直接被抬进了X光室，拍片子的医生看见我就说：“你怎么又来了？”，我只好苦笑，没想到连医生都记住我了。拍片子的时候，我心中暗暗祈祷着，千万千万别骨折啊！
X片当场就出来了，请了两位骨科医生看了，都说没有骨折。一颗悬得高高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虽然腿还在痛，但是我已经一骨碌坐了起来，抢过片子自己看了起来。
为了保险起见，几天后爸爸专程带着我的X光片去了一趟上海，请几位为我动手术的医生们确认一下我是否骨折了。当天晚上爸爸就打电话回家了，电话中爸爸的声音出奇的柔和：“医生都看了，说没有骨折，但是有医生提出，你的巨细胞瘤可能复发了。”爸爸的话就像一颗炸弹在妈妈和我的耳边响起，我满脑子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个消息，肿瘤又复发了？怎么可能？我不是都快好了吗？我都走得这么好了，肿瘤怎么会复发呢？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向我袭来，太意外了，我丝毫心理准备都没有！我都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才是正常的，震惊？沮丧？伤心？最终我选择了平静，也许这才是最应该有的反应吧，我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坏消息，我平静地对电话那端的爸爸说：“等所有的医生都看了再说吧……”
那一夜，天上没有一颗星星，我不断地做着各种各样的梦，又不断地从一个一个梦中醒来，我感觉到体内的血液缓缓地流动着，我轻轻抚摸着自己的伤腿，想要对它说，它是多么的倒霉，苦难总是缠绕着它，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黑暗中的思绪是清晰的，我开始设想各种可能，如果没有复发，那么就当作是虚惊一场，如果真的复发了，那就意味着我浪费了两年的时间在病床上，爸爸妈妈将受到多大的打击呀！我今后的生活还不可预知，我又该怎么面对将来，一片茫然又将我带进了梦乡。我就在梦与清醒之间沉沉浮浮，我听到妈妈睡在隔壁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声音，我想象着爸爸在上海的家中为我担心的情景，这一夜，无眠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
第二天清晨，爸爸又打电话来了，让妈妈和我别担心，关切的语气掩不住他自己心中的担忧。我觉得很愧疚，我已经二十四岁了，本应该是为父母带去欢乐的年龄，我却总是为爸爸妈妈带去担心、焦虑、煎熬。一想到已经六十四岁退休在家的爸爸还在外面为我的病情奔波，一想到已经辛苦照顾了我两年的妈妈总是得不到休息，我的心里难过极了，我恨自己生的这种病，我恨那张拍出我有问题的X光片。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善良的家庭总是无法过幸福平静的生活？妈妈总是说我个性太强，所以要多受些挫折来磨去我的一些棱角。我一直都不相信，但是却不得不承认，我所遇到的事情确实是在渐渐磨平我的个性。
几天后爸爸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还来不及坐下来，就把X光片拿出来给妈妈和我讲医生的意见。几位为我动手术的医生及骨病组的几位医生──杨医生、刘医生、冯医生、王医生、沈医生、张医生都看过了我的片子，有的认为复发了，有的认为还不能完全肯定，大家的意见都是再观察一个月，看看那块可能是肿瘤也可能是骨头被吸收而产生的阴影是否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家都选择了接受阴影是我的骨头在生长过程中被吸收的那种解释。因为对于植骨手术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离下一次检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如果不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如果不把情况设想得好一些，这一个月真不知该怎么度过了。照有些人的想法，我们应该是终日以泪洗面，或者是愁云密布，又或者是痛不欲生，但是生活不允许我们选择那些给家庭带来痛苦的方式，我们一直是个快乐的家庭，不管有多少苦难，我们都一直保持着这种快乐，这个时候也不会例外。
我们继续着正常的生活，自己创造着快乐，经常是爸爸妈妈唱歌，我为他们用钢琴伴奏，这个时候，小狗利利就会跳到我的身边坐着分享我们的快乐；朋友们有时候也会来我家，陪我聊天，和我说些外面有趣的事情；我继续在网上传播着我的快乐，网友们也会不断地给我带来快乐。有人会说，我们这是在逃避现实，我却要说，如果你用一种轻松的态度去看待生活沉重的一面，也许会有不同的感受与收获呢！
春天很快就来了，九九年是兔年，也是我的本命年，对我来说更是大起大落的一年。中国人有个老习俗，本命年要扎红腰带，以避过一些意外事件。还在我对此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就听到与我同样属兔的猎尘在年初一夹断了手指，我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在脖子上挂了根红带子。带着这根红带子，一月份的时候我和爸爸又去了上海，拍了X光片、做了CT、MRI核磁共振，然后提了厚厚的一叠片子去给医生看。一个月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即使有变化，也不足以成为我复发的证明，几天的时间里，我们从这位医生问到那位医生，从一种结果听到另一种结果，经历着心情从天堂到地狱又从地狱到天堂的跨越。最后，医生们的建议是，再观察两个月，再下结论。我和爸爸都释然了，管它什么结果呢，生活还是要照过，三个月的时间还长着呢。即使真的复发了，我们也要过三个月的快乐生活。
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为手术费用做着准备，为手术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做着准备，为即将离家一段时间做着准备。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都难忘的事，爸爸妈妈带我去宁波的一个超市让我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在超市门口被拦了下来。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坐在轮椅上，门卫说，轮椅是不允许进超市的。我不禁觉得奇怪，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只能坐在轮椅上的话，就永远都别想进这个超市购物？我毫不犹豫地问那位门卫：“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残疾人就不能入内？”，门卫显然没料到我问得这么直接，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给我的理由竟然还是“超市规定轮椅不能入内”。我不由得想起了有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说，我坐在轮椅上就是另类了吗？就不再具有和别人平等的权利了？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只想到了我进大部分商店可能会有不方便，因为那儿没有无障碍通道，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因为坐在轮椅上而被拒之门外。我只不过是因为手术后需要暂时坐在轮椅上，等我今后能走路的时候我可以不坐轮椅再来这个超市，但是，如果是真正的残疾人呢？他们该怎么办？永远在门外徘徊吗？永远被拒绝吗？如果这个世界真是这样的话，那又该是多么的黑暗！
我们要求门卫把商场的有关规定拿出来给我们看，门卫指指超市门口一块牌子上的字，让我们自己看。我们三个人睁大了眼睛，却怎么也没找到“轮椅不得入内”这一条，我们只看到“推车不能入内”。看起来，这个超市还没有完全无可救药，只是，为什么一个门卫会对这条规定做出这样一个解释？我忽然很想知道，在我之前有多少坐在轮椅上的人遭到了拒绝，而这个超市的负责人在制定这条规定的时候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对门卫说，要么让我们进去，要么把具体规定给我们，我们可以不进去。而门卫什么也拿不出，但是又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就在超市的门口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僵局，三个站着的人和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互相干瞪着眼。
幸好，过了一会儿，该门卫的领导走过来了，是位女士，再告诉了我们一遍，这是超市的规定，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才无可奈何地说：“算是照顾你们吧，你们可以进一楼看看。”我很坚决地回答：“不，我为什么不能去二楼？”这位女士表现出惊讶的样子，但是，她的修养无疑比较好一些，她还是很耐心地再告诉了我一遍这是这个超市的规定。我们还是很坚持地要求他们选择让我们进去或者把书面规定给我们看。可能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们这样坚持的人，最后，那位女士宽宏大量地说：“算了算了，你们进去吧。”
虽然我坐在轮椅上进了这个超市，但是，我原来的强烈的购物欲望、快乐的心情全部都烟消云散了，我只想着，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轻易地拒绝一个和他们一样有权利享受服务的人，为什么他们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为什么他们同意让一个坐着轮椅的人进来的时候表现得像是在施舍？！我们一家人在超市里面走着，看见原本打算买的东西，也提不起兴趣。从那之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再去过那家超市，不是害怕被拒绝，而是讨厌看到那种施舍与不屑的眼神。没多久，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家超市破产倒闭的消息，我一点也不意外，但我也没有觉得快意，超市倒闭了，可是那些把我挡在门外的“规定”、那些把我当作另类的人并没有消失，天知道今后我还会遇到多少这样的拒绝。
肿瘤复发
时光过得很快，转眼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原本应该走得越来越好的我，却觉得自己走得越来越糟，而且腿总是会有点痛，我心里想着也许真的是肿瘤复发了。就在我要离开宁波去上海检查身体的时候，宁波晚报的两位记者来我家采访了我，并写了篇“甩开拐杖，与虫共舞”的报道，介绍我的主页“菜青虫之家”。几天后，还来不及等到报纸印出来，我就出发了。
我记得那是四月份，爸爸妈妈带我去上海复查。我在医院里做了所有该做的检查，等片子都出来了，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拿所有片子请几位医生看，医生们很仔细地看着，但是结论都是一样的──我的肿瘤又复发了。虽然爸爸、妈妈、我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当事实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还是打击太大。爸爸妈妈拿着我的片子对着阳光反复地看着，仿佛希望那一片阴影能够在阳光下消失，我们甚至希望那是由于拍摄的曝光问题或者角度问题出现的阴影。阳光没有让阴影消失，却将爸爸脸上的皱纹刻画得更深了。尽管两年来我拍过厚厚的一叠片子，我们也看了很多，心里都清楚这是什么，但是就是不愿意就这样承认事实。我们还在想着，会不会是因为第一次植入的骨头被吸收了，会不会是我活动量太少引起骨质疏松所以骨头密度下降了……所有的设想在片子上明显的阴影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长在我骨头里的巨细胞瘤确确实实是复发了，而且往下长了些，即使是不懂医学的我们，也已经能够看出来。
看到父母原本充满希望的眼睛又变黯淡，看到那个清清楚楚在吞噬着我腿骨的阴影，我的心也乱了，我一边想要否认我的病复发了，一边又有个理智的声音在提醒我，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不由想起两年前动手术时的痛苦，不由地想起两年间一点点康复的快乐，还有两年间爸爸妈妈为我做的一切，以及生病以来的点点滴滴──这不是一段时间啊，这中间凝结着爸爸妈妈多少的心血，这中间又夹杂着多少希望！当一个人的希望在就快实现的时候破灭，这无疑是最残酷的。
两年间本已过度操劳的爸爸妈妈一夜之间又老了许多，新增了不少白发，他们担心的不仅仅是这次即将要动的手术，他们还担心着我的将来，毕竟我才二十四岁，而爸爸妈妈都已经退休了。
医生们的决定是斩钉截铁的，这次一定要换个金属的人工关节，如果还像第一次手术那样刮除肿瘤后再植骨的话，可能肿瘤的复发的周期会越来越短。我很想保住自己的骨头，因为我知道人工关节的功能比起自己的骨头来要差很多，爸爸也很希望这次手术能够像第一次手术一样地做，但是一想到频繁的复发可能，一想到我第一次手术后的痛苦和不方便，我们都沉默了。
爸爸妈妈和我商量着，最后我们决定还是选择置换人工关节的手术方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坐在瑞金医院骨科的办公室，听着杨医生给我们说着手术的方案和人工关节的一些问题。我看着杨医生和其它医生严肃的表情，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就像是在听一件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的事一样。有时候，人也许要置身于事外，可能才能比较冷静比较理智地面对一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从各位医生那里，我知道了放置在我体内的将会是一根冷冰冰的钛合金，我知道了我的那段长了肿瘤的股骨将要被截去多少，我知道了手术后我将要面对的种种不便──不能拿重的东西、不能走远路、上身与下身的夹角不能小于九十度、不能下蹲、两条腿随时都要注意姿势和摆放的位置……我还知道了即使我的肿瘤不再复发，我仍然要在若干年后进行第二次、第三次手术，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将要动的手术是人工关节置换术。
看着被拍成照片印在书上的金属人工关节，优美的弧线、细腻的光泽、冰冷的金属质地，我反复地看着，想要记住这个画面。就是这个制作得象艺术品的东西，将要置入我体内，代替我的骨头，陪我度过今后的生命；就是这段几近完美的金属，将要支撑我的体重；就是这道优美的弧线，将要改变我整个生活的方向。
我曾无数次地想象过身体完全恢复后走出门的那个情景，我曾无数次想象过再次蹦蹦跳跳地出现在朋友们的面前……可是这一切想象都不得不以另外一种方式描绘。残酷的现实把我从想象的路上拉了回来，我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尽管我有很多不愿意；我不得不选择置换人工关节，尽管我有很多舍不得；我不得不考虑今后的几次手术，尽管我很想要逃避这个现实；我不得不努力让爸爸妈妈觉得我不在乎这次手术，尽管我很不喜欢再一次被推上手术台。有太多的不得不，让我清楚地看清自己应该做什么。很多人都问过我，是什么使我很快地调整了心态，是什么支撑我度过一个个难关，是什么给了我面对挫折的勇气，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当你找不到更好的方法的时候，你就只能挑选你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方法。是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让我必须睁大眼睛去判断事物；是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使我能够静下心来耐心等待奇迹的发生；是现实，让我只能选择正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意外。
我一直都不以为自己是个英雄式的人物，我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面对困难也会退缩，但是，当命运只给你安排了这一条路可以走的时候，你就无法退缩，你必须走过去，否则你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地。我只是在做着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可以创造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延伸开去。
手术的方案定下来了，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定制关节了。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口金属关节，另一种是国产金属关节。除此之外，还有关节的材料、形状、样式也将直接影响到关节的功能。几位主治医生们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用美国一家公司出产的钛合金肿瘤关节。医生告诉我们两个星期之内关节就可以到货，等关节一到他们就会通知我住院动手术。所以，交掉了定制关节所需的费用，我们就住在离医院只有五分钟路的奶奶家里，等待着那个将要置于我体内的肿瘤关节。
等待的过程中，好友猎尘为我借了一个手提电脑，并且专程从宁波送到上海，这给我在上海期间的枯燥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我终于又可以上网了，通过网络我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联系着，通过网络我又是那个在网上爬来又爬去的快乐的菜青虫了。
两个星期的时间过得很快，医院却没有给我任何通知，爸爸又开始心神不安了，每天一到下午就到医院去问情况。那个即将属于我的进口关节还在海外的不知道什么地方飘泊，大家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自我安慰着，也许明天关节就到了呢，也许明天我就可以住进医院了呢，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意外发生，只不过差几天而已，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啊，还是再耐心等几天吧。
就在那几天，传来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消息，暂时转移了我们全家的注意焦点，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忧虑，政局的关系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关节定制情况？常会有网友从遥远的地方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动手术了，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也不知道。有的网友还帮我在网上到处求医，可是，我不能动手术的问题并不在于医生，而在于那个进口关节迟迟进不了口。这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一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美国医疗器材公司竟然会无法保证产品的交货日期，我们都只能寄希望于这仅仅是个意外。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们的耐心也渐渐地被磨失了，爸爸更加频繁地在医院和家之间传递着没有消息的消息。等待是一种艺术，等待是一种考验，等待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家庭在接受着一场考验，我们每天都在希望中醒来，却不得不在失望中入睡，期盼与焦虑交织在一起汇成一种复杂的感受。肿瘤一天天地在我的骨头里继续生长着，虽然长得很慢，虽然我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变化，但是我的腿开始会在半夜里痛起来，我的股骨头已经很脆弱，我不得不刻意去减少行动量以避免新的意外发生──骨折。一整天我基本上就一直坐着，连倒茶也得请人代劳，这种情况下，网络成了我最好的消遣方式。每天白天，我就坐在那儿看看报纸、用手提电脑上网，和网友们联系，和世界相通。因为宁波晚报的报道，宁波的很多网友知道我又要动手术了，于是每天会有很多不认识的朋友在我的主页留言本上留言，无数关心、祝福和感人的言语，看着这些留言，我总是会鼻子酸酸的，心中被一种东西填得满满的。至今我还保留着所有的留言，时不时地打开看看，给我留言的朋友也许从来不会想到，他们的一个字、一句话会带给我多少力量、多少度过难关的勇气。我所能回报他们的，也许就是把菜青虫之家办成更好，让更多的人在网络世界里分享我的快乐。在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中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真实和美好；在闪烁的屏幕前，我第一次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这么近。那一刻，我是多么地感激猎尘为我借了这个电脑，让我可以接触到人性中这么美好的一面！
生命在艺术中迸发
就在那时，周小燕先生知道我们到了上海，爸爸去探望了周先生，说起了上次周小燕歌剧中心带给我的美好记忆，也说起了我的身体情况。恰逢上海大剧院要上演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票非常难买到。周先生送了两张票给我们，希望我在住院前能够欣赏到这部歌剧。
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大剧院，也是我第一次在正式的剧院里现场听歌剧。爸爸提前一点时间带我到了上海大剧院，推着我的轮椅让我先在外面转了一圈。正是黄昏时分，大剧院内外灯火辉煌，映着天空也灿烂了起来。虽然时间还早，但是大剧院正门前的阶梯上已经有一些人在拍照留念了。那一段阶梯增添了大剧院的庄重，很美，让人走在上面就会有种正在步入音乐殿堂的感觉。在上海大剧院的前面看着那高高的阶梯，看着在上面上上下下的人们，我对爸爸说：“这里多漂亮啊！可惜我们不能从这里进去……”我很羡慕那些走在阶梯上的人们，我羡慕他们可以感觉到那种步入音乐殿堂的神圣感觉，而我只能远远地看着，在心里想象着自己在阶梯上走的情景。爸爸推着我转到了上海大剧院的后面，那是另外一种景致，各色灯光映照下的水流在黑暗中闪闪发光，顺着后面的阶梯逐级泻下，潺潺的水声显得有点神秘。我们找到了一个有电梯的入口，坐电梯上到大厅，坐在大厅的大水晶吊灯下面，我观察着周围，每个人的穿着都很正式，在明亮的灯光的映衬下，和墙上陈逸飞的画、边上放置的装饰品一起融入了那一刻我的记忆。
我自己撑着拐杖走进了大剧院，轮椅留在了门口，爸爸在我的身边小心地为我引着路，踏在剧院地上的红地毯上，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空气中流动着的艺术气息。我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静静等待着歌剧的开演。音乐就是有着这么一种魔力，当你沉浸在其中的时候，它能让你忘了所有的羁绊，你的心就与音乐一起化作一缕清风，飘在这个世界的上空，达到自由的顶峰。当女高音那一个极具穿透力的高音穿过整个乐队的伴奏在剧院中回荡，当剧终时森塔义无反顾地跳入海中，当红帆船缓缓沉下而漂泊的荷兰人与拯救他的森塔相互拥抱着的形象从海中浮起，我被深深地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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