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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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我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五五年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现为北京外语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在大学里，我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当俄语翻译和音乐编辑。先后在伊朗语组和对苏广播组工作。我得过先进工作者的嘉奖，也一次一次地晕倒在办公室。一九六二年，我被精简下放，到北京市教育局。当俄语教师。

五

但是，我又一次次地晕倒在讲台上。

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要一个经常晕倒在讲台上的教师。这样，我成了一个分配不出去的教师，一个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一个不为社会所需要的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页。

在绝望中，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文学才能，只是因为我不能上班，又不甘心沉沦，总得干些什么事。不能坚持八小时工作，那么四小时，三小时，只要还活着，我就得有所作为，就得对社会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那时候，搞文学创作，讲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对于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除了“深入工农兵”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在工农兵当中，我选择了农民。比较起来，农民对我不算太陌生。这同我幼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农村，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一九六三年秋，我把两个孩子送到上海的亲戚家里，告别了丈夫，只身来到山西汾阳县万年青公社贾家庄大队。六十年代中期，贯彻调整方针，农村在复苏。农家的小院里又有了猪，有了羊，有了鸡，农民的脸上又有了笑容。我生活在善良的农民中间。每天扛起锄头，同我的房东一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工余之暇，我给农民画画，也给农民当教员，教他们学文化，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使我精神非常愉快，得到极大的宽慰。我在城里几乎被人遗弃，在农村却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深入生活”为了写小说什么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但是，我的这些农民朋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音容笑貌，却铭刻在我心里，后来又一一再现在我的小说里。这年冬天，开始“四清”。工作队进村，我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又了解村里的不少情况，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但是，作为农民的朋友，我又不愿意干伤害朋友的事情。这不是什么“仗义行为”，而是因为我对那些老实、忠厚，有时也玩弄一些小小的计谋以应付上级领导各种命令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从心里深表同情。左右为难，我只好一走了之。

回到北京，我写了两个农村题材的多幕话剧。一个题名《万年青》，一个题名《今儿选队长》。我给剧院送去过，也给《剧本》月刊投寄过。我得到了鼓励：“有生活气息”，“语言很好”，“有的人物很鲜明”，“有的戏很精彩”，但是，“整个剧本还不成熟”。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这就是很高的奖赏了。它坚定了我走创作之路的决心。但是，怎样才能使整个剧本成熟起来呢？我感到茫然。

在这里，我要感谢戏剧家李之华同志，他看了我的这两个剧本，给我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并且允许我去旁听他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讲课，使我多少懂得了一些戏剧规律。

我的第三个剧本是《焦裕禄在兰考》。这个剧本送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后来准备恢复戏剧演出，北京人艺组织了戏组，准备排这个戏。我和导演、演员一起到河南兰考体验生活。我满以为这个剧本可以同观众见面了，结果又吹了。

接连三次失败，使我对剧本创作失去了信心。我同剧组的同志一起去体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体验到剧组的生活。我开始明白了一点儿：一个剧本从剧本组通过、导演通过，剧院领导通过，再到上级领导通过，有层层关卡。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怎干得了这个差事！

这样，我退下阵来。

但是，我并没有灰心。既然我的语言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笔下的人物还有某些可信之处，并且还能传递出某些生活气息，我为什么非在话剧这棵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不让我的人物，我的语言出现在小说里？小说不也需要生活气息，需要戏剧性的情节吗？于是，我开始写小说。

当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情了。

六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个“逍遥派”。

这并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因为别人或者“停课闹革命”，或者“就地闹革命”，我是教育局的编外人员，没有所在单位，没地儿“闹革命”。

然而，“逍遥”也不那么容易。后来，我们这些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列入编外的人员，同“旧北京市委”的干部，一起被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又来到农村。同上回去农村不同的是：上次是去山西，这次落脚在京郊通县。上次是通过“后门”，请了病假，拿着劳保工资，自筹路费；这次是通过正门，拿着全部工资，路费可以报销。对我来说，有这样优惠的条件去“体验生活”，是不幸中之大幸。

当时，除了每个月放四天假，回城料理家务，对于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放逐的生活，是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不过，我还算安心，因为它毕竟使我又有机会来到农民身边。我同他们一起插秧、割麦、喂猪，寒冬腊月去挖河；也同他们一起偷懒，一起糊弄上面的各种瞎指挥。再就是同老大妈、二婶子、姑娘们一起盘腿坐炕上纳鞋底，说家常，听他们说东道西，讲古往今来的各种故事。

后来，不知怎么又时来运转，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被委以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重任，进驻到各个村去，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当然，这也含有“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的成分。这场考验的结果是，开拓了我农村生活的视野，给了我极大的活动余地，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从县、社到左邻右舍各个大队的干部，结识了过去由于避嫌而不敢接触的地、富、反、坏各式人士。

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之余，我趴在农家小院的炕头上，开始写我那本倒霉的长篇小说《万年青》。如果我能够知道我这部处女作后来会惹出那么多事来，我肯定是不敢动笔的。

然而，谁又能有这样的预见呢？

七

《万年青》写的是一九六二年华北某地一个生产大队反对包产到户的故事。

这并不是我杜撰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很多农村都曾经发生过。焦裕禄树立的四面旗帜当中，就有一面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韩村。我那个未曾公演的剧本《焦裕禄在兰考》，主要就是写他支持韩村贫下中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那一段。当我改写小说的时候，就以一个村的贫下中农反对包产到户为主线，把我过去写的几个剧本中比较成功的人物和情节编织在一起，铺陈为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这部小说动用了当时我的全部“生活积累”。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来还比较顺手。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当我结束“下放”生涯，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中学当俄语教师时，我的丰硕成果之一，就是怀揣着这部手稿。

但是，当我脱稿时，我自己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我的第一读者是李希凡同志。他读了原稿，给我写了一封信，予以肯定。这使我有了寄送出版社的勇气。

说来也巧，当时被“打倒”在家的王揖同志（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听说我写了一部小说，毛遂自荐，说他同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同志很熟，可以请严文井同志给我看看，我欣然同意。于是，原稿就到了严文井同志手里。

那时，我还不认识严文井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严文井同志并没有因为是王揖同志转去的稿子有什么特别关照，而是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小说北组的编辑许显卿同志，说：“你把这部稿子看看，提点意见退回去。”这里，我丝毫没有责备严文井同志的意思。我所以要把他这句话写出来，是为了替他洗刷一下后来他为这件事蒙受的不白之冤。

许显卿同志是一位工作极端负责、有长期工作经验的文学编辑。他读了原稿，对《万年青》持肯定态度。于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级领导，包括王致远同志、韦君宜同志、屠岸同志都看了，一致同意把这部小说列入他们的出版计划，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替我请了创作假。我很快把稿子改完，给出版社交了去。

我等待着发排，等待着校样。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一九六四年我到山西起，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心血，现在要出成果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高兴的呢！

谁知就在这时，“批林批孔”开始了，我的厄运也来了。

出版社极少数“掺沙子”掺进来的造反派，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搞开“批林批孔”了。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攻击严文井、王致远、韦君宜等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其中一颗“重型炮弹”，就是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其罪证，就是准备出版我的《万年青》。我至今不明白这些造反派的战将们从哪里编造出来的材料，竟然说我父亲有七条人命。现在，出版社准备出版一个有七条人命的国民党法官的女儿的小说，岂不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于是，我那部长篇小说就被“批林批孔”扼杀在摇篮中。

八

出版社绝大多数同志都为我抱不平，但他们无权无势，爱莫能助。

我走访出版社的各位领导，申诉我的不平。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法官，并没有人命。他的历史远在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中就作过结论，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而且，在开始同出版社打交道时，我就本着“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原则，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出版社，并无半点隐瞒。出版社领导根据党的政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才把《万年青》列入出版计划，为什么现在又改变了主张？这些老同志劝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知道，他们是同情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能为力。那时，唯一能引以为安慰的是，稿子还留在出版社，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尽管已经是很微弱的希望了。

不久，这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批林批孔”中又杀出一个“批‘走后门’”，矛头也是针对老同志的。我那篇小说又被造反派抓住了，说它不是从邮局投递，经“前门”进来，而是从严文井同志的“后门”进去，勒令严文井同志从什么门进来的，还从什么门退回去。在这种压力之下，主管这部小说的王致远同志一气之下“出差”去了，严文井同志只好把原稿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一个字也没有写，给我退了回来。

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它不仅意味着我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意味着我被取消了出书的资格。今后，我写得再多，再好，也不会有出版社出我的书了。而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的生命。

我甚至觉得没法活下去了……

一个人业余时间搞点创作，不仅要付出很多额外的辛劳，而且要遭到很多白眼。在有些人看来，这叫作“不守本分”，“想入非非”，起码也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为了免遭讥讽和嘲弄，我和许多业余作者一样，在开始写作时是“保密”的，偷偷地写。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单位替我请创作假，才把“秘密”公开出来。现在，临到发稿前夕，书又不能出了，这，等待着我的将又是什么？

我怎能忍受这样的打击！

在走投无路中，我给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写了一封信。事关政策问题，她不表态，下边谁敢做主。附带说一句，这封信是从离我家最近的北京北新桥邮局挂号寄去的。

过了十天，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同志找我，谈话地点是在第五中学党支部办公室。这两位同志了解我的家庭情况，问了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他的档案现在什么地方，并让我把小说原稿送交中央办公厅信访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临走时他们对我说：“你要相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不相信，我就不敢写这封信。”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四十天），人民文学小说北组的同志跑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已把小说原稿寄到出版社，上面有批示，大意是：“小说基础是好的。作者本人没有问题。出版社应该帮助修改出版。”并说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在批示上画了圈。（这“批示”我至今没看过，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传达过的。）

这样，《万年青》又重新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这对出版社那些造反的勇士们是小小的一棒。而对于那些“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老同志来说，则是一个解脱。他们不必再为我承担“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名了。由于类似的原因从出版社计划中被除名的一批小说，也得到大赦。不幸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这批书的出版，有些作者和出版社的同志又挨了一次整。

对我来说，《万年青》冲破了如此巨大的阻力，终于能够出版，可谓万幸。但这本书的出版后来又使我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却是始料不及的。

九

当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洽谈进一步修改《万年青》时，我格外谨慎小心，生怕言行稍有不当，又被“造反派”节外生枝，再次发起攻势。更怕那些掌权的大人物出尔反尔，撕毁前言。出版社的同志、特别是小说北组的同志，也为我这一状告准了感到高兴。他们也是谨慎小心的，不敢因为重新获得编书的权利而稍露喜色。我们彼此合作，只求平平安安地出书。这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和我结成了患难之交。

一九七五年九月，《万年青》出版，我所在的学校和学校所在的教育局、区委对我的创作都是非常关怀和支持的。他们不但给了我创作假，区里的一些同志还把《万年青》的出版，作为他们工作的成绩，并请我介绍经验。我“谦虚地”谢绝了，一次也没讲过。只希望继续给我创作假，重返山西农村深入生活。承蒙他们关照，一九七六年初，正月初四，刚过了春节，我就来到了吕梁山。

我“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只希望离开乱纷纷的北京城，离开那些真真假假的恭维。我愿意回到安谧的农村去，回到给了我那么多生活乳汁的农民中去。我在那里见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已经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县委的领导干部。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县委书记，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下乡，一起去大寨参观。略知他们的苦衷和在夹缝中为民谋利的种种斗争艺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和中篇小说《赞歌》等，就是在那一段生活的基础上写成的。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农民，经常驱车在吕梁山积雪的山谷中。中篇小说《白雪》中所描写的山区，就是我那时生活的环境。我很喜欢那里的恬静。置身在那遥远的天际，忘却了很多尘世的烦恼。

然而，吕梁山也不是世外桃源。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和血迹，震动了全国，在这深山僻谷中也引起种种不安。我回到北京，在北京经历了唐山地震的惊骇。我一个在安徽合肥教书的妹妹邀我去避震。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安徽。因为我是“北京来的作家”，颇受照顾。我结识了很多当年新四军时代的地方干部，也结识了很多“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对一个以描写人生，时代为己任的作者来说，在中国，造反派的发迹史，同老干部的斗争史，都是值得一听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接着写《光明与黑暗》。按最初的设计，这是一部共分九卷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个县委内部各种力量的斗争。其中就有各种类型的老干部，也有造反起家的“革命领导干部”。我闭门不出，昼夜执笔，想以这部新作去迎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艺春天。谁知出版《万年青》的事又被翻了出来。

十

首先是查那封信，查那封信是通过什么“线”送上的。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便怀疑我的信是通过他经当时把持《人民日报》领导权的鲁瑛送上去的。其实，他们猜错了。正因为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当时，“四人帮”正在《人民日报》发动一场斗争：“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我丈夫不幸也被视为“邪气”。我躲还躲不及，怎敢沾边？说来有趣，不知凭第几感觉的小心，那寄挂号信的小条竟被留了下来。这时，拿了出来，双手奉上，并“供出”中央办公厅那两位同志姓名，请组织上详查。

其次，因为我去了一趟安徽，结识一些“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便让我写“交代材料”。（必须说明，人家说不是交代材料，只是为我好，什么事总是说清楚好些。）所幸我那时笔头勤快，每天都记日记，便把几月几日上午在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下午又到哪儿，见到谁，谈了些什么，一一交代得十分明白，写了一万多字的材料。后来，听安徽的朋友说，曾有人沿着我当年“走过的路”先后走了两遭，详细探查。结果大概未曾发现有什么阴谋活动，也就没有再来找我了。至于那“交代材料”和“外调材料”是否销毁或者还保存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得而知了。多少年以后，倘若我的作品还有读者，倘若还有人有兴趣研究我和我的作品，说不定会从什么地方找出这些“珍贵史料”，也未可知。

此外，还有人说，《万年青》里一个支部书记名叫江春旺，一个生产队长名叫邓万举，这部小说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同志的。这真叫我欲哭无泪，欲笑不能了。我写的是一个村子的事情。中国农村很多是两大姓或几大姓。我写的这个村子里，江、邓两大姓。姓江的有好人也有坏人，姓邓的有好人也有坏人。怎么能这样地“联想”呢？万幸的是，江春旺是男性，邓万举也不是“走资派”，要不然，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后来，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这可是一件大好事。然而，却通知我停止创作假，限期上班，否则停发工资。我向出版社告急。出版社小说北组负责人李景峰同志、责任编辑孟新禄同志忙去说情，并作检讨，检讨他们没有给我办续假手续，是他们的过错。（其实，从来没有人说过需要办这类手续，都是满口支持这个人去写小说的呀。）然而，一切努力都无效。一九七七年四月，我每月五十六元工资开始停发。

就在停发工资的困境中，我写完了《光明与黑暗》。第一部，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出版。接着我写了《永远是春天》和《人到中年》。有不少人问我：“《人到中年》里有没有你自己的生活感受？”以前我总用“外交辞令”含混过去。现在还是说出来吧：当然是有的。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就是啃两个冷烧饼，就一杯白开水，伏在三屉桌上写东西的。

我们的社会还是温暖的。很多相识、不相识的同志为我抱不平，在这样那样的会上替我呼吁。还有不少同志为我四处说情，希望有关方面收回成命。我对这些同志的关怀始终铭记在心。有时，我也为生活拮据，不得不向人借贷而烦恼。有时，我又觉得很难理解。当时一些干部支持这个作者深入生活，继续写作是对的，怎么又出来这么档子事儿呢？

一九七九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在报上发表了一段谈话。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意思是说中宣部是作家的后勤部、参谋部。我忽然觉得应该给“后勤部长”写封信。当年，《万年青》是在“中央”的干预下出版的；现在，我为《万年青》的出版写了那样一封信算不算错误，该不该扣发工资，看来也只有请中央裁决了。

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先后为我的信作了两次批示。中宣部的其他同志也为我的事跑了不少“衙门”。不过，问题的解决还是在一年之后，《人到中年》这部小说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和专业作家几乎每会都为我呼吁。北京作协热心支持业余创作的同志还上书为作者陈情。同时也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同情和关注。最后，北京市补发了我的工资，调我到北京市作协当了一名驻会作家。这已经是一九八〇年九月了。

十一

关于我的作品，那是应该由读者和评论家们去说的。我只想就我的两部长篇小说《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说几句话。

这两部长篇小说是不会再版的了。原因很清楚：小说的政治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现行政策。《万年青》写的是反对包产到户中的故事，而包产到户正是现在所推行的。《光明与黑暗》是写农业学大寨中的故事，而农业学大寨正是现在所不提的。

怎样对待这两部长篇小说呢？对于图书馆来说，事情很简单，下架就是了，全当没有出过这两本书。

对于作者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我不能否认我写过那两部长篇小说，我不能说我的处女作是《永远是春天》，而不是《万年青》。

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我不能篡改历史。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两部政治上有错误的小说呢？

有的同志说，这是作者脱离生活，紧跟政治的结果。我很难同意这种说法。我们的生活是同政治分不开的，文学作品要反映生活就不可能脱离政治。生活中确实反对过包产到户。不仅中央反对，各级党委反对，广大农民也被动员起来反对，并且很多人是诚心诚意地反对。一九六二年反对，以后一直反对，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在反对。

我在一九七四年写一九六二年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当然只能反映党和农民怎样反对包产到户，而不可能反映当时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党和农民怎样拥护包产到户。同样地，一九七五年，生活中确实有过“农业学大寨’运动，很多老同志确实曾经利用这个运动，同那些“只抓革命，不管生产”的造反派作过斗争，以求得安定团结，从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写一九七五年县委生活的小说，当然只能反映县委怎样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出各种文章，而不能反映当时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对“农业学大寨”的批判。

我以为，比较公正的说法似乎应该是：多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反映那个被扭曲了的生活。这类作品的出现，主要不能从作者个人身上去找原因。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有的文学现象。若干年后，也许可以作专题去研究。

十二

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我感到疲倦。我累极了。

这确实不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创作，是累人的。这不要紧，谁让你心甘情愿地选择了这一行呢？使人受不了的是，为了取得创作的权利，为了免遭诬陷，需要进行多么艰苦的持久的战斗呀！十多年中，小战不息，大战两次。我是一手拿盾，挡着明枪暗箭；一手握笔，趴在稿纸上，一步一步地走着。累，真累！

回首当年，我几乎很难相信，我竟有那样的勇气和精力，去应付那无休无止的纷争。今后，倘若还要“战斗”，还有第三次大战，我觉得我不会再有勇气和精力去应战了，我情愿不战而降。

人生毕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要手上这支笔不被打落，还能写下去，我实在舍不得时间去打那些无头的笔墨官司了。

（选自《谌容研究专集》，何火伍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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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人到中年》的读者

谌容

《人到中年》发表之后，我收到不少读者热情的来信，其中一部分是工交战线上的同志们写的。《工人日报》让我写些话，算做是回信。

对于一个作者来说，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读者喜爱自己的作品。正好像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最大的快乐是看到了病人的笑颜一样。热情的宽容的读者慷慨地将这种快乐给予了我，我深深地感激你们！在我的创作生活中，这一封封来信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得到教益，受到启发，鞭策着我写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我不是医生，不是陆文婷。恰如有的读者在信中所说，我只是“这默默无闻的众多中年人中的一个”。我熟悉陆文婷们的经历和处境，了解他们肩负的重担，知道他们生活的艰辛。他们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新人，他们应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各条战线都有陆文婷。有的同志把陆文婷比作天上的一颗星星，说她在我们的生活中静悄悄地放着光芒。我同意这个比喻。我认为，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星星，组成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灿烂的夜空。他们不求闻达，只把自己的血与力献出来，为了下一代，为了我们多难的祖国。他们是伟大的一代人，正如他们的前辈一样。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生活清贫，有着很多难言的困苦。我认为，他们是在作出牺牲，包括他们的丈夫或妻子，也包括他们的孩子，而这种牺牲又往往不被人重视和承认。于是，我写了陆文婷。我想，陆文婷这个艺术形象在读者中引起了共鸣，成了他们的朋友，就在于她大概是代表了他们。我写对了。当然，我并不奢求所有的人都喜欢陆文婷。

陆文婷的命运引起很多读者的关注。有的同志不同意把她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认为现在的结尾是“光明的尾巴”，应该让她死去。有位热心的读者，给我寄来了他写的《人到中年》续篇，共五节。他描写了傅家杰为儿子买了白球鞋，为女儿买了扎小辫的发带，带他们到医院去看陆文婷时，她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也有的读者建议陆文婷应神采焕发地站在手术台上，姜亚芬又飞到我们的身旁。我觉得，一篇小说的主人公的命运引起读者的关注，甚至有各种截然不同的想法，那么，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形象已经活在读者心中，他们希望她这样，不希望她那样，都是可以的。如果一定要问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更改现在的结尾好些。这不是“光明的尾巴”，而是生活给我提供的感受。陆文婷是“迎着朝阳和寒风”出院的。她可能神采焕发地重新走上手术台，也可能还会遇到艰难。当然，我是希望她的生活中充满阳光的，因为春天毕竟已经来临了。

现在我还没有写《人到中年》续篇的打算，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