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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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是这个理儿。”张老汉长叹了一口气，在过道长椅子上歪身坐下，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后悔不迭地埋怨自己：“都怪我这老头子，催呀催呀，催个没完，硬挤着要早点动手术。唉！真没想到……这，陆大夫要是有个好歹，这可怎么好啊！”

老汉说着，伤心地低下了头。

孙逸民也赶在上班前来看望陆文婷。他忙忙地走着，不意被王小嫚一把拉住。

“孙主任，您是去看陆大夫的吧？”

孙逸民点点头。

“带我进去看看吧！嗯？”

“过些日子吧，现在不行。”

张老汉也闻声站了起来，摸索着拉住孙逸民的袖口说道：“孙主任，听您的，我们就不进去。可，我有句话，今儿不管您多忙，您得听我把话说完。”

孙逸民用另一只手拍着张大爷的胳膊说：

“好，您说吧！”

“孙主任！陆大夫可是个好大夫。你们当领导的，可得花本钱给她治啊！您把她救好了，她能救好些人哪！不是有那好药吗？给她吃，别舍不得！我跟人打听，吃那贵重的药得自个儿掏钱。陆大夫拉家带口的，这又一病，她能掏得起吗？医院这么大，能给她掏点不？”

张老汉住了嘴，两手拉着孙逸民，脸向着他，侧过耳朵，期待着回答。

孙逸民为人古板，从不喜怒形于色。但这一次，他被老汉的话打动了，激动地握着老汉的手说：

“我们一定尽一切努力给她治病！”

张老汉似乎才把心放下，又叫过孙子来，摸着他胳膊上的布书包，对孙逸民说：

“给，几个鸡蛋，您能进去，您给她带进去！”

孙逸民忙说：

“这个，不用了。”

张老汉顿时生气了，拉着孙逸民大声说：

“您不拿进去，今儿我就不走！”

孙逸民只好接过一书包鸡蛋，打算等会儿再叫护士给送回去，解释一下。谁知，张老汉却猜到了，又说道：

“孙主任，您要叫人送回来，我可不依您！”

孙逸民无法，只好拿着鸡蛋，直把这一老一小送下楼去。

这时，赵天辉陪着秦波朝内科病房走来。

“赵院长，我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你怎么也不了解情况哟？”秦波边走边说，神情非常激动，“要不是老焦把她认出来，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那一段我也在干校啊！”赵天辉无可奈何地答了一句。他们进入病房时，孙逸民也走了进来。内科大夫汇报了昨晚的险情和抢救情况。赵天辉又看了看病房记录，点头说：“要继续密切监视。”

傅家杰见来了这么多人，忙站了起来。秦波根本没有看见他，抢上去就在那张圆凳上坐下说：

“陆大夫，你好一点吗？”

陆文婷双目微启，没有应声。

“焦部长都跟我讲了。”秦波叹息道：“他很感谢你。他本来要亲自来看你，我没让他来。我代表他来看你。你想吃什么，缺什么，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我们帮你解决，不要客气，大家都是革命同志。”

陆文婷闭了闭眼睛。

“你还年轻，要乐观些。对待疾病嘛，既来之，则安之，这……”秦波还想说下去。

一旁的赵天辉拦住她说：

“秦波同志，让病人休息吧，她刚好一点。”

“行，行，你好好休息吧！”秦波一边抬身站起，一边说：“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走出病房，秦波又皱起双眉对赵天辉说：

“赵院长，我可要给你们提个意见呀，像陆大夫这样的人才，怎么平时不关心，让她病成这样呢？中年干部，现在是我们的骨干力量，我的同志哟，要珍惜人才呀！”

【文】“对。”赵天辉答道。

【人】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傅家杰小声问孙逸民：

【书】“她是谁？”

【屋】孙逸民从镜片上方望着门，皱了皱眉头，答道：

“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

二十

这一天，陆文婷大夫的病情略有好转。她能不大费力地睁开眼睛了，她还喝了两匙牛奶和一点橘汁。但，她仰卧着，两个眼睛直视着一个地方，目光是呆滞的，没有任何表情。似乎对四周的一切幸与不幸都很淡漠，对自己的重病以及这给全家带来的厄运也很淡漠。她那无动于衷的可怕的呆滞，简直是对人生的淡漠了。

傅家杰从未看见过她现在的这种样子。他被吓坏了。他连连唤她，她只轻轻晃动了一下手掌，好像不愿让人惊动，好像她在那种令人担心的半麻痹状态中感到舒服，决心把自己永远禁锢在那里面。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傅家杰紧张地坐在陆文婷床边，已经两夜没有合眼了。他觉得自己也到了疲劳的顶点，也在断裂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一阵撕裂人心的哭叫声，震动着每一个病房，也把傅家杰从麻木的疲惫状态中惊醒。

只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在厉声哭叫：“妈、妈妈呀！”接着是一个男子呜呜的哭声。再接着是一阵混杂的脚步声，好像很多人朝隔壁涌去。

傅家杰也奔到病房门口。他看见，先是一张病床从房里推了出来。床上严严地罩着一条白被单，蒙着一位死者的遗体。接着露出护士白色的身影，她轻轻地推着这活动床。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猛地从房中追了出来。她头发散乱，浑身颤抖，扑过来双手痉挛地抓住床沿，泪流满面地哀哀哭叫：

“别推她走！别推她走！我妈妈睡着了！她会醒的，会醒的呀！”

往来探视病人的家属被堵塞在过道里。人们让开一条道，用静默来表示对这位陌生的死者的哀悼。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移动脚步，似乎怕惊扰了被单下安息着的灵魂。

傅家杰也呆立在人群中，双脚像被钉子钉在那里了。他那明显变得消瘦的脸上，两个颧骨凸起。浓眉下布满红丝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他把汗湿的手掌紧紧捏成拳头，仍然克制不住周身簌簌地颤抖。他几乎想用手蒙住耳朵，不愿再听那凄厉的哭声。

“妈，妈妈呀！你醒醒，醒醒呀！他们要把你推走了！”那女孩子疯狂地喊着，扑过去要掀那被单，好不容易才被两旁的人拉住。

那个尾随在床边痛苦的中年男人，一边哭，一边反复喊着一句话：

“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呀！”

这绝望的喊声像一把尖刀刺进傅家杰的胸膛。他睁着眼，紧盯着从他面前缓缓推过的这张床，紧盯着那无情的白被单下隆起的遗体。突然，他像触了电似的，猛然朝陆文婷的病房跑去。他一口气跑到她的床前，一头扑在她枕边，闭着眼，喘着气，嘴里只喃喃地重复着三个字：

“你活着！你活着！你活着！”

他那粗重的喘息声，惊醒了半睡中的陆文婷大夫。她睁开眼来，朝他望了望，又好像并没有看见他。

这呆滞的目光，使傅家杰浑身发抖，他失声喊道：

“文婷！……”

陆文婷的眼光又停留在傅家杰脸上，仍然是那种冷漠的眼光。这眼光令人胆寒心碎，使人感到她的灵魂已经飞离身躯，正在太空中遨游。

傅家杰不知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唤回她对生的热望。这是他的妻子，是他在世上最亲的亲人。从那年冬天和她漫游北海，给她念诗，到如今，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她一直是他最亲的人。他不能没有她。他要留住她！

诗！念诗吧！还像当年那样念诗吧！十多年前，是动人的诗句打开了她的心房。今天，再用同样的诗句唤起她最美好的回忆，唤起她对生的欲望和勇气吧！

于是，傅家杰半跪在她床前，含泪念道：

“我愿意是激流，

……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这诗句，好似惊动了她，她侧过脸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爱人，嘴唇动了动。傅家杰挨近她，听懂了她含混不清的话：“我不能……游了……”

傅家杰忍下眼泪，又念道：

“我愿意是荒林，

……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稠密的，

树林间做窝、鸣叫……”

陆文婷又轻轻吐出几个字：

“我……飞不动了……”

傅家杰心痛难忍，但他仍含泪念下去：

“我愿意是废墟，

……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春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这时，陆文婷眼里滚出两行晶莹的泪珠，默默地顺着眼角滴到雪白的枕头上。她又吃力地说：

“我……攀不……上去了！”

傅家杰扑在她身上，像孩子似的哭起来：

“是我没有把你照顾好……”

他睁开泪眼，呆住了。只见陆文婷的眼光又像先前一样停在一个地方，呆呆地停着，似乎没有听见他的哭声，没有听见他的叫声，对身旁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了。

病房大夫闻声赶来，见这情景，对傅家杰说：

“陆大夫身体很弱，你，不要跟她多说话！”

傅家杰就这样无言地守了一个下午。黄昏时，陆文婷好像又好了一些，她把头转向傅家杰，双唇动了动，努力要说什么的样子。

“文婷，你想说什么呀？你说吧！”傅家杰攥住她的手哀求道。

她终于说了：

“给园园……，买一双白球鞋……”

“我明天就去买。”他答着，泪水不自主地滴了下来，他忙用手背擦去。

她望着他，还想说什么的样子。半天，才又说出几个字来：

“给佳佳，扎，扎小辫儿……”

“我，给她扎！”傅家杰吞泣着。他透过泪水模糊的眼望着妻子，希望她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可是，她闭上嘴，好像已经用尽了力气，再不开口了。

二十一

两天以后，傅家杰收到一封寄自首都机场的信。他打开看到——

文婷：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见到这封信。也许，它将是一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我多么希望不会是这样的，我也相信绝不会是这样的。这次，你病得很重，但我总觉得你会好起来的。你还能干很多事情，你正是出成果的时候，你不应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

昨晚，我和老刘去向你告别时，你还昏昏地睡着。我们本来准备今天上午再去看你，可是临行前的琐事太多了，实在抽不出时间。一想到昨夜一别，也许会成为我们最后的一面，我的心就发抖。同窗共事二十余年，知我者莫如你，知你者也莫如我，想不到我们竟是这样地分别了。

现在，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室里给你写信。你知道我站在什么地方吗？就在二楼出售工艺美术品的柜台边上。这里没有人，只有玻璃柜里陈列的展品对着我。还记得吗？我们俩第一次坐飞机，也曾来过这里，还在这个卖工艺品的柜台前欣赏了半天。有一盆水仙做得那么逼真，那么娇好，细细的绿叶上还滴着露水珠。你说你最喜欢了。弯下腰一看标价，把我们俩都吓跑了。唉！现在我一个人站在这柜台前，又有一盆水仙，只不过花盆是另一种黄色的。那一盆，想必被人买走了。我望着这盆水仙花，不知为什么，只想哭。我忽然想到，一切都过去了。

记得傅家杰刚认识你的时候，有一次他到我们宿舍来，随口念了一句普希金的诗：“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当时我直撇嘴，说这话不确切，还质问他：“过去的不幸也怀念吗？”傅家杰笑笑，拒绝和我辩论。他心里一定认为我不懂诗。今天我忽然懂了！我觉得这句诗太确切了，简直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写照，简直是为我写的！我真的觉得：一切过去了的都是那么亲切，那么让人怀念啊！

耳边又听得一阵隆隆声，又是一架飞机起飞了，不知要飞到哪里去？再过一个钟头，我也要登上舷梯，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一想到足踏在故国土地上只有六十分钟了，我忍不住泪水，我哭了，把信纸打湿了。可是，文婷，我没有时间换一张纸了，就这么写下去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伤心，我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我不该走的。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舍不得！舍不得我们的医院，舍不得我们的手术室，舍不得门诊室里我那一张小小的桌子！我常在背后说孙主任凶，不允许人家有一点错。现在，我愿再听一声他的斥责。他是个多么严厉的老师，没有他的苛求，我不会有今天这一手技术！

广播又响了起来，在祝愿旅客一路平安。能平安吗？想到就要上飞机了，我心里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漂泊在天空的气球，不知将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又将是什么？我心神不定，甚至感到害怕！是的，是害怕！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一个同我们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我们能适应吗？怎么能不害怕呢？

老刘坐在那边的沙发长椅上发呆。他一直忙于收拾东西，不及思索，好像走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昨天晚上，他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箱子里去，忽然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天涯孤客了！”后来，他就一直沉默不语。直到现在，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我知道他心里也很矛盾。

亚亚对这次走是最积极的。她甚至还表现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兴奋之情，我几次恨不得揍她一顿。但此刻，她站在候机室的大玻璃门前，望着忙忙碌碌的停机坪，也好像不愿离去了。

“不能不走吗？”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你家里，你曾这样问过。

我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你，为什么我们非走不可。这几个月里，我和老刘几乎天天都在为走或不走烦恼着，争论着。促使我们下这决心的原因很多。为了亚亚，为了老刘，也为了我。但是，各式各样的理由，都不曾使我减少内心的痛苦，我们是不该走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历史（或许还该加上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用造反派的语言来说，则是“工人农民的血汗把你们养大了，你们不应该背叛！”

同你相比，我是软弱的。我在这十年中受到的磨难比你少得多，但是我不能像你那样忍受。对于那些恶意的中伤，无端的诽谤，我常常爆发。这并不是我比你坚强，恰恰是我比你脆弱。我确实曾经想过，那么屈辱的活着不如死了好！只是为了亚亚，我才打消了这种念头。老刘作为“特嫌”被关起来那几年，我能熬过来，能活下来，亲眼见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伤心事了。傅家杰说得对，“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来。”可惜的是，林贼、“四人帮”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积怨难除，人言可畏。我惧怕过去的噩梦，我缺少像你那样的勇气！

记得有一次批判白专道路，那些占领医疗卫生阵地的“沙子”，点了你的名，也点了我的名。会后，我们一起走出医院的大门。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刚有一点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就要打下去？以后，再开这种会，我不参加，以示抗议！”而你却说：“何必呢！再开一百次我也参加。反正手术还得我们做。我回家照样钻研！”我问你：“这么批你，你不觉得冤吗？”你还笑了，你说：“我一天忙得晕头转向，没时间去想它！”当时，我真佩服你！只是快分手时，你却嘱咐我：“这种事，你别告诉傅家杰，他自己的事就够烦的了。”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条街。我看到你的脸色是平静的，目光是自信的。你心里的想法是任何人动摇不了的。我也明白，你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如果我能够有你一半的勇气和毅力，我也不会作出今天的抉择。

原谅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我走了，我把心留在你身边，留在我亲爱的祖国。不管我的双足走向何方，我都不会忘记故国的恩情。相信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相信我们会回来的。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等亚亚学有所长，等我们在医学上稍有成就，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最后，衷心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经过这场大病，你应该接受教训，自己多照顾自己。这不是我劝你自私。你的不自私，是我历来敬佩的。我只希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只希望中华医学的新秀能够吐出更多的芬芳！

别了，我的好友！

亚芬

匆匆于机场

二十二

一个半月以后，陆文婷大夫病体初愈，被允许出院了。

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以陆文婷平日极为虚弱的身体，突然遭到这样一场大病的袭击，几次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竟能活了过来，内科大夫都感到惊异和庆幸。

这天上午，傅家杰怀着感恩的心情在妻子身边忙着。他替她穿上棉衣毛裤，又穿上一件蓝布棉猴，围上一条驼色大长毛围巾。

“家里怎么样了？”她问。

“挺好。昨天你们支部还派人去帮着收拾了。”

她立即想起那间小屋，那个罩着白布的大书架，那窗台上的小闹钟，那张三屉桌……

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她，虽然穿了这么多衣服，仍觉得身上轻飘飘的。当她站起来时，两腿打着哆嗦，很难支持身体的重量。她整个身子几乎全靠在丈夫身上，一手拽住他的衣袖，一手扶着墙，才迈出了步子。接着，一步又一步，她慢慢地走出了病房。

赵天辉院长、孙逸民主任，还有内科和眼科的一些同志们，跟在她身后，看着她一步一停地沿着长长的甬道，朝门外走去。

接连下了几天雨，一阵冷风吹得光秃的树枝呼呼地响。雨后的阳光格外的明媚，强烈的光束直射进这长长的长廊，冷风也呼啸着迎面吹来。傅家杰倍加小心地搀着妻子，迎着朝阳和寒风朝前走去。

门外石阶下停着一辆黑色的小卧车。那是赵院长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的。

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

1979年11月于北京

并非有趣的自述

一

关于我自己，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愿写。

多年来我奉行这样的原则：谢绝采访、谢绝上镜头、谢绝上封面、谢绝介绍创作经验。为这，我得罪了很多不辞辛劳的记者、得罪了很多可尊敬的编辑，也得罪了很多热心的爱好文学的朋友。我常常因此而自疚，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难言之隐。我没有什么个人的秘密。如果需要的话，我什么都可以公开，包括我的身世，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遗憾。可是，有这个必要吗？

这也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谦虚。我并不具有这种高贵的美德。我非常自信，很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常常为此受到批评。

这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创作的诀窍不能外传。我在创作的路上走得很苦。我不敢说有什么创作经验，更不相信我的“经验”能帮助别人打开文学之门。

我只是认为，对于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写出作品来。读者关心的是你的作品，不是你的家庭，你的经历，你的脾气。作品中包含了作者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自然也包含着作者对创作的探索、包含了作者的个性。读者需要了解的，尽可以从作品中去了解。除此之外，一切都可以说是多余的了。

坚守这道防线，我“击退”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也遭到过很多次的失败。或者为了很好的朋友，或者为了工人，或者为了农民，我只好退却。但我还是尽可能少说一点。我以为就是这一点儿，也已经太多了。

然而，世上确实有这样的“能人”。他们没有访问过我，能写《谌容访问记》、《谌容在农村》、《谌容谈创作》。有的送我“审阅”，被我扣下了；有的未经我同意，竟自发表了。到后来，以讹传讹，许多不实之词，弄得人啼笑皆非。

抗议吗？都是好意。怎么能抗议呢？我只剩下沉默。

现在，我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要出《谌容研究专集》。作为一个作者，我属于人民。我的作品，属于社会。我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既然不能拒绝别人研究，我也不能拒绝向人家提供资料。我不得不再一次退却，并且不得不退得更后一些，我想到那些见之于文字的和未曾见之于文字的讹传，也许利用这个机会，把我的生平，我的写作，明明白白地写出来，或许有益于我的作品的研究，至少可以澄清一些误传。

于是，我来写这篇并非得已的自述。这里没有轶闻，没有趣事，有的只是严峻的生活。它只供研究之用。对于那些茶余饭后喜欢议论文人逸事、特别是女作家逸事的人来说，这绝非什么有味的文章。

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今后再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

二

“祖籍四川巫山，生在湖北汉口，长在嘉陵江畔和长城脚下，浪迹天涯海角，当过工人，上过大学，搞过翻译，任过教师，被别人改造过，也‘改造’过别人，现在是个专业作者，或曰作家。”——倘问我的简历，如此而已。

三

我从来没有到过巫山，至今不识故乡的面目。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听说，老家在巫山县的大山中，祖父有不少土地，想必是个地主。

父亲毕业于中国大学，解放前在国民党北平、重庆、内江等地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任过庭长，院长等职务。

母亲是河北保定人，毕业于河北女子师范高中。曾任教师，不过，她教书的时间很短。

公元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我降生在多难的中国。（我的生辰日月，直至前年我母亲来北京小住，适逢中国新闻社记者来访，和老人闲谈中才搞清楚，她说，“我这个女儿是民国二十五年阴历八月十八日生的，不到一岁就‘七七’事变，抱着逃难至四川。”）

关于我的童年，一九八一年岁末，在广州时曾同《花城》编辑部的同志谈起，想写一组散文。后来写成几篇，（两篇底稿给编辑同志看过）。其中有一篇《童年的记忆》，可以说是这组散文的开篇。

我是这样写的：

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连绵不断地逃难中，在光怪陆离的“大后方”度过的。

黄金一般的童年时代，去得那样匆忙，竟不曾在我心中留下些许美好的回忆。襁褓之中，由楚入川。稍知世事，由川西平原来到川东乡间，寄居在层层梯田环抱着的一个寂寞的坝子上。生活就像那里的冬水田一样静静的，没有涟漪。

我多么希望从记忆的深处去搜索童年的诗情。哪怕只是半点天真的欢喜，一缕浪漫的幻想，也可以让我去细细地咀嚼其中的甘苦，寻觅那消失在远处的生活的脚印。

然而，仿佛这一切都不曾有过。

我的童年是冷峻的。

残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那些不可捉摸的大人投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的阴影。我早熟，孤僻，不记得曾经有过亲密的小朋友，却记得曾经一次又一次悄悄地探索过大人们的秘密。

大人，简直是个谜。他们的喜怒哀乐，变幻无常。他们的言谈笑语，高深莫测。大人，是一个神秘的海洋，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这个小小的探险家。说也奇怪，有些大人，只见过一面，只听到他或她的片言只语，却永远留在记忆中了。

那其实也只是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记忆。现在想来，多半是当时年纪太小了，对大人们做的和说的，不理解，不明究竟。但，终因为曾经想过，思考过，反留下了印记。待到白发爬上鬓角，自己在生活的路上走了长长的一段，阅尽人间沧桑，那不曾理解的终于理解了，那朦胧的终于清晰了。我的大朋友们就像拨开重重迷雾的幽灵，臂挽飘逸的轻纱，飞舞在我的思绪里，逼着我的笔，把他们勾画出来。

啊！失去的童年，那是一个死了的时代，它不会回来了。这是新一代的幸福。

在这一组散文里，我写了《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美人儿》。原准备再写几篇，一并发表，后因赶写一个中篇，把这个计划中断了。

一九八三年初，在上海参加故事片会议，看到上影厂根据台湾女作家的小说改编的《城南旧事》，那也是以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旧社会的人和事的，同我写的这组以人物素描为主的散文，在手法上有几分相似。尽管我写的人和事同《城南旧事》并不相同，她写的是旧北平城市生活，我写的是四川农村生活，但那情调却颇接近。我遵循的创作原则之一是，努力不雷同自己，更不要雷同于别人。她既先于我为观众所知，我就退让了。就这样把这组散文搁下了。《花城》编辑部的同志去年还催问我这组散文，我未便明说，只说手懒，尚未完工。其实，我是在等待上天，赐我以新的写法。如果找到了，写出来了，我愿意把这组散文奉交《花城》发表。那或许有助于读者们了解我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了解生活曾经给了我怎样的教育。

四

一九四九年底重庆解放了。那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那时，我是重庆南岸的女二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我和同学们一来起迎来了山城的春天。

不知为什么，父亲把我和妹妹送到成都的一个亲戚家里。这位亲戚很富有，开着一个针织工厂。我是他家的客人，也是个特殊的学徒工。在那里一年，我学会了用机器织袜子。但我觉得住在那里索然无味。

我渴望脱离我的家庭，渴望过一种新的生活。

一年后回到重庆，我报考过部队文工团。他们录取了我。我又报考了西南工人出版社，他们也录取了我。

那时候，到处都要人，到处都有工作。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参加工作”就是“参加革命”。“革命”二字，对于青年学生，即便是对我这个所学极少的女学生来说，也是多么富有吸引力啊！

我在部队文工团和工人出版社之间选择了后者。在人生之路上的这第一个抉择，对我后来的生活当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但，对我说来，作出这样的抉择并不困难。较之歌舞，我更爱书籍。自从认识了一些字，我就偷阅了家里所有我能看懂或半懂不懂的“闲书”，能有机会生活到书的海洋中去，可谓“得其所哉。”

当时的西南工人出版社刚刚创办，还没有力量出书。它只有一个门市部，只有一项任务——卖书。我站在书台前，看了不少书。我背着书箱到工厂、到煤矿，看到解放了的工人多么渴望书。

一九五二年，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并入新华书店。我被调到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工作。在编辑部，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作人员。登记来信、分发来稿、收抄记录新闻。我努力完成分配给我的每一项工作，并且自学俄语、画画和高中课程。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五五年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现为北京外语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在大学里，我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