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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传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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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壁画、塑像、手抄或印刷各种文本的文书，就达二百七十七箱。解放后，丝绸古道连同道上残留的或还暂时埋藏在流沙中的文化遗产，才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和珍视。敦煌莫高窟、楼兰古城、高昌古城、克孜尔千佛洞，都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丝绸大道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们，正在把丝绸路上数不清的谜，一个一个地解开。
十五、从甲骨片到纸张
──纸和造纸术的发明
奚椿年
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郊的一座西汉古墓中，得到了一批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叠纸。这叠纸有八十八片，尺寸大小不一，最大的长宽度为十乘十厘米，最小的为三乘四厘米左右。由于这批纸是在灞桥发现的，所以称灞桥纸。这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纸的用途广泛，不仅可以包裹物品，又是最理想的书写材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人们要问：纸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呢？
在发明纸以前，人们把文字刻在甲骨上。甲即龟甲，骨即牛胛骨及兽骨。上面的文字就叫“甲骨文”。1898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耕地时，无意掘得许多片有文字的“甲骨”，被收购药材的人买了去。第二年，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这些甲骨上发现了文字。安阳小屯一带原是殷商的废墟，所以学者认定它是商代的文字。这些甲骨片距今大约已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内容大多是商代奴隶主阶级占卜的纪录，所以又叫“卜辞”。自那以后，不断发现，至今已积有十万片以上。
不过，甲骨得来是很费事的，刻字也不大方便，所以使用甲骨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就在商代，除了甲骨外，人们还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和青铜器上；同时又大量使用竹木，《尚书》就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所谓“册”和“典”，即为用竹木做的书。
竹木的用法，据古籍记载是这样：先把竹子或木板劈成狭长的小片，用刀在片的表面刮削平滑，然后用笔写上文字。不小心写错了，用刀刮掉重写，就象我们现在写错了字用橡皮擦掉一样。这种写成字的竹片叫“简”。把一片一片的简按文字内容的次序，用牛皮、丝绳或其它什么绳子串连起来，叫“简册”。这在战国时使用得很普遍。最近几十年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南部和甘肃敦煌等地，以及解放后在湖南长沙、山东临沂等地的汉墓中，又大批大批地发现古代的竹木简。这在历史或文物展览会上我们是常常可以见到的。
可是，在简上写字，每个简容纳的字数是很有限的。一般一个简一行，每行多的能写三四十字，少的只有几个字。所以要写的字多了，所用的简也必然要一大批。西汉时的东方朔有一次向武帝上奏章，共用简三千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简携带起来也不方便。战国时惠子出门，喜欢带上书走，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春秋战国开始，又用帛来写字，叫“帛书”。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帛书，有十二万多字。“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但帛比竹、木的价格昂贵，一般人是用不起的。所以，它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要找到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
我国最早的纸是用什么原料作成的呢？东汉的许慎在他写的《说文解字》一书中谈到“纸”字的字源时说：“纸”从系旁。这说明，早期的纸与丝有关，古人称“赫蹏”（xī tī夕蹄）。据古籍记载，公元前12年，汉成帝后宫一个姓曹的女子生了一个儿子，引起了皇后妹妹赵昭仪（“昭仪”为妃子的称号）的嫉妒，把她投入监狱，并派人用“赫蹏”包裹着毒药，上面写了迫她自杀的字。
大家知道，我国的蚕丝业发明得很早，商代以前就种桑养蚕。到西汉前期，丝织业已相当发达。那时人们用茧缫丝外，还做丝绵。做丝绵一般用病茧、次茧。方法是：先把这类茧在沸水中煮过，剥开，洗净，再放在浸于水中的席子上捶打，直到茧衣被捶得稀烂为止。这时除了可以得到丝绵外，由于捶打，席子上还必然会有一层互相交织的乱丝沾着。这层乱丝晒干后揭下来，就成为薄薄的丝片，压平后便可用来写字了。上面这种丝片，后人叫“丝绵纸”，它是做丝绵时的副产品。由于是副产品，大量生产是不可能的，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人们不得不设法去另寻一种可以大量生产的原料。这种原料，不用说，是应当最易为人们得到而又便于加工的。这样，经过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
这种纸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因为古籍上没有留下记载，我们不知道。但是，上面讲到的从西汉古墓中得来的“灞桥纸”，为米黄色，就是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经反复考证，这座墓最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因此，可以断定，大约二千多年前我国就已有了植物纤维纸了。当然那时的制作是很粗糙和原始的。
如何把植物纤维纸从粗糙和原始变得更为精细些？这就得提到东汉时的蔡伦了。蔡伦是桂阳（今湖南耒阳）人。他于公元75年进京城洛阳皇宫当太监，后兼任“尚方令”。“尚方令”的职务就是监造和管理宫廷用品，也包括纸在内。这就使他有机会与造纸工匠进行接触，并因此熟悉了造纸的技术。当他看到造纸的技术不够理想时，便设法加以改良，把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等都用来造纸。这些东西不只容易得到，而且比之原始植物来也便于加工。加工的方法是：先把这些东西搅拌石灰，沤过，再放在石臼中舂，把纤维舂散，然后加水煮烂，掺和胶一类有粘性的物质，使纤维互相溶合成浆糊状，再把浆用细廉均匀地捞出，让它干燥。这样便可得到纸了。
蔡伦用这种方法造纸，造出的纸比先前的好了。他于公元105年（东汉元兴元年）上奏给汉和帝，得到汉和帝的赞赏，并把他的造纸方法推广。因为他曾被封为龙亭侯，这种纸便称为“蔡侯纸”。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他死后在他的故乡建立了“蔡侯墓”，传说墓穴里还留有一只石臼，就是蔡伦生前舂造纸原料用的。至今这座墓还矗立在湖南耒阳县城的蔡子湖畔。墓前的牌坊额题“蔡伦之墓”四字，是郭沫若的手书。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相传是蔡伦的故宅。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以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左伯造出的纸勾结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
随着纸的广泛应用，造纸范围的原料也扩大了。东晋用稻秆、麦秆造纸，叫“土纸”；又用藤皮造纸，叫“藤纸”或“藤角纸”；北方生长楮树，用楮树皮造纸，叫“楮皮纸”；南方产竹，从宋代开始用竹造纸，叫“竹纸”等等。由于造纸原料范围的扩大，造纸工业自然也就迅速地发展。在魏晋时，已经有人用黄叶汁将纸染成黄色；南北朝时更有青、赤、绿等各种颜色的纸，十分美观。四世纪起，四川、福建、浙江、安徽、湖南等地，先后成为有名的纸产地。
六世纪时，造纸技术开始传到国外，最先传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唐朝与阿拉伯发生战争，有不少唐兵被阿拉伯俘去。在这些士兵中有造纸工人，他们又把造纸技术传给了阿拉伯，于是阿拉伯也设立了造纸工厂。以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埃及与摩洛哥，也学到了我国的造纸技术。公元1150年，西班牙有了造纸工场。再后来，德国、英国、荷兰也造起纸来了。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我国以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一项不可磨灭的贡献！
十六、“龙门有灵秀”
──史学家司马迁
潘国基
座落在陕西韩城县芝川镇南原上的司马迁衣冠家和祠，犹如一座古城堡依山而筑，屹立在高高的山梁上。祠里现有碑石六十余块，镌刻着历代人们为纪念司马迁的业绩而撰写的诗文。其中有一块碑刻，为郭沫若写的五言律诗：
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怜才膺斧钺，吐气作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这首诗的意思是，龙门这一山清水秀的地方，培育了司马迁这样的人中之龙。司马迁学问渊博，超越前代，他的文章，可算是旷世奇才。可怜天才却遭受到不应有的酷刑，他以满腔怨愤写出《史记》，象长虹一样光彩。司马迁的功业可与孔子相比，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千秋万代流芳。）
诗中推许司马迁渊博的才学，赞颂他蒙受奇冤而发愤著述的崇高精神，讴歌司马迁完成不朽巨著所立下的千秋功业。悠悠往事，有多少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消失。唯独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史学家，精神与日月争辉，文字同天地共存，至今人们还在纪念他。他留给人们什么呢？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pingyi平意）夏阳（今陕西韩城县西南）人。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他出生在一个仕宦的家庭。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任汉武帝的太史令。汉代的太史令，主要掌管夫文星历、占卜祭祀、文书记载等事情，属于比较一般的职司。然而，司马谈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学、易学和黄老学，是一位著名的学问家。他写过《论六家要旨》的学术论文，将古代的学术思想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各家的优缺点进行过评论和总结，其中对道家思想尤其推崇。司马谈崇尚道家，与当时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显然是针锋相对，独树一帜。他是一位敢于坚持己见的思想家。司马迁在这种家学的熏陶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龙门度过的。龙门在韩城县北，黄河在此地穿过流入平原。这里有一座著名的龙门山，据说当年大禹曾在此穿山疏导黄河。所以这儿既是山清水秀，又是充满神奇幻想的地方。司马迁从小学过耕牧。后来，他随父迁居长安，住在茂乡（今陕西兴平茂陵）刻苦攻读古文。司马迁十岁就能诵读《左传》、《国语》、《世本》等古籍，曾经向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在这些名儒大师的指导下，他从小就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
二十岁那年，司马迁开始他的游历生活，对许多历史古迹进行实地的考察。他南游江、淮，到过浙江的会稽山，考察了有关禹的传说；同时还探访吴国、越国的旧地，搜集有关的遗闻轶事。他渡沅水、湘水，前往九嶷山搜寻舜葬九嶷山遗迹；又在长沙凭吊屈原自沉的汨罗江。他南登庐山，在那里实地考察了禹疏九江的故地。他到过齐鲁之都，搜集有关孔子和孟子的轶事。后来，他还游览丰沛、彭城等地，采访秦汉之际的人物故事，诸如刘邦、项羽、萧何、曹参等人的事迹。司马迁漫游大江南北，足迹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他通过游历访问，实地考察了名山大川，调查各地的风俗民情，搜集许多宝贵资料，对后来《史记》的成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司马迁回长安之后，就被任命为郎中（皇帝的近卫官），成为宫廷中的一名官员。当时，汉武帝正致力于开发我国西南地区，在现在的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先后建立越嶲（xi西）、武都、沈黎、汶山、牂柯（zang ke）等郡。为了加强西汉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大约在公元前111年前后，司马迁以郎中的身份，奉命出使西南，代表西汉政府对这些地区进行安抚。司马迁通过出使西南，亲自了解西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为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作出了贡献。
司马迁奉使西南回来，得知父亲病在洛阳，便立即赶赴洛阳探视。不料他见到病危的父亲后，司马谈只留下“无忘吾所欲论著”的遗嘱，就与世长辞了。司马迁悲痛欲绝，表示一定要继承父业，完成父亲的遗志。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正式继任父职，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从此，他利用宫廷图书馆，搜集大量文献资料，为著述《史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以满腔热情，开始著述《史记》。他胸怀壮志，夜以继日，勤奋笔耕。但是，这种平静的著述生活，只过了短短五年，一场横祸突然袭来，使他陷入了绝境。这就是“李陵案”的发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派宠妃李夫人的长兄李广利，与名将李陵分兵出击匈奴。李陵率步丰五千人，出居延（今甘肃额济纳旗东）与匈奴三万骑兵相遇，杀敌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立即调来八万骑兵，全力围攻李陵。在这种情况下，李陵转战千里，士卒死伤无数，最后箭尽道绝，救兵又不至，终于被俘投降。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引起朝中一片震动，大臣们都纷纷归罪李陵。当汉武帝问司马迁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为李陵辩护。汉武帝立刻大怒，认为司马迁有意打击李广利，为李陵开脱罪责。结果，司马迁被下狱论罪。第二年，又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将他判处死罪。根据汉代的刑法，死罪可以用钱赎罪，也可受“腐刑”（即宫刑，阉割男子生殖器的一种刑法）抵罪。司马迁家贫，没有钱赎罪，又得不到亲友的接济，终于受了腐剂。
司马迁蒙受奇冤大辱，精神受到沉重的打击。在他看来，一切耻辱，“腐刑极矣”！他痛不欲生，曾想自杀。但是，又想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明不白地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司马迁壮志未酬，史著未成。当他想到“草创未就”的不朽事业，终于在冷酷现实面前，逐渐地冷静下来。于是，这位为流俗所鄙薄的史家，“隐忍苟活”，并以古代圣贤发愤著述的事例激励自己，用他“身残处秽”的生命去完成那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我国第一部纪传史！
大约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司马迁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了《史记》的著述。这部史学名著的成书，前后大约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分别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组成，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记载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天汉年间（公元前100年──前97年），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内容。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他开创一种新的史学编纂方法，使纪传体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同时，司马迁具有进步的史学思想，《史记》不但有鲜明的政治观点，而且还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还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史记》既记述中国，又载及外国，还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使我国古代史学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死于公元前87年前后，这样，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生只活了五十多岁。
十七、虎豹犀象上阵
──昆阳之战
张习孔
文叔能读书，折节如儒生。
一战摧大敌，顿使河宇平。
上面这首诗是明末进步思想家顾炎武为歌颂东汉光武帝刘秀写的。文叔是刘秀的字，诗的前两句是赞美刘秀发奋读书；后两句是称颂他在一次关键性的战役中，一举打败了强大的敌人，使天下从此安定下来。诗中所说的“一战摧大敌”，就是指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新朝统治的昆阳之战。
王莽末年，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众多的农民起义中，有两支最为突出，这就是威震山东的赤眉军和纵横中原的绿林军。在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王莽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一些受新莽政权压抑的原西汉王朝宗室刘玄、刘縯和刘秀兄弟等，也纷纷加入到绿林军的行列。公元23年，绿林军接连击破了王莽的十几万荆州兵，又打败了王莽的大将严尤、陈茂率领的另一支部队。接着，绿林军首领王匡指挥汉军主力围攻宛城（今河南南阳）；王凤率领另一支部队攻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和郾城（今河南郾城），给新莽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
王莽在长安城里听到昆阳失守、宛城被围和严尤、陈茂战败的消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年三月，王莽命令他的亲信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征调各地精兵四十二万人，齐集洛阳，妄图一下子扑灭围攻宛城的汉军（绿林军后称汉军）。他还从各地征集懂得兵法的专门人才，充当军中参谋，让他们按各自所学的兵法，分为六十三家，人数有几百人。此外，王莽还特意挑选了一个身高一丈，名叫巨毋霸的长人，担任垒尉（负责防守营垒的官）。可笑的是，王莽听说巨毋霸会驱使猛兽，就把上林苑打开，放出一大群猛虎、恶豹、犀牛、大象等野兽，让巨毋霸指挥，走在队伍前面，来壮大声势，吓唬汉军。这支貌似强大的神话式的“人兽联军”，号称百万。行军的时候，旌旗蔽天，辎重盖地，黄尘滚滚，千里不绝。五月，王莽的大军在颖川（今河南禹县）和严尤、陈茂的残部合兵一处，如潮水一般地向昆阳涌来。新军的将领个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们以为把汉军歼灭在昆阳城下，只是弹指间的事了。
这时，驻守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汉军将领中有人见新、汉两军众寡悬殊，主张放弃昆阳，散归荆州各地；刘秀反对上述主张，他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现在我们兵少粮缺，敌人兵力强大，如果我们能够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还有取胜的希望；如果分散兵力，就只能被敌人各个击破，谁也不能单独保全。况且我军主力还没有攻下宛城，一时不可能来援救。如果昆阳被新军攻破，我们就拿不下宛城，拿下了也保不住。只要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全完了。”汉军正在议论间，敌人的前锋已逼近昆阳城北，后续部队也在源源不断地开来。这时，军情十分紧急，大家彼此观望，谁也提不出好的办法来。当时刘秀只有二十九岁，又是一员偏将，在以前的战斗中，也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因此平时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在紧急关头，他表现得这样坚定沉着，又能提出一整套御敌方案，人们开始对他的意见表示注意。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王凤、王常留守昆阳，派刘秀、李轶等十三人，突围出城，到定陵、郾城去调集援兵，夹击新军。
王寻、王邑率领新军，围攻昆阳城，一开始就遭到汉军的顽强抵抗。新军大将严尤同汉军作战吃过苦头，向王邑建议说：“昆阳城小而坚，不容易一下子打下来。现在汉军的主力在宛城，应该先击败宛城的汉军，到那时昆阳可不攻自下。”王邑骄傲地说：“现在我们统领百万大军，如果连一个小小的昆阳城都攻不下来，那还有什么威风可说呢？”他还疯狂地叫喊：“我一定要血洗昆阳，踏着血迹，前歌后舞地前进，那该多痛快呀！”王寻、王邑使用全部兵力，把昆阳城层层包围起来，命令士兵挖掘地道攻城，并用冲车猛烈地撞击城门。王邑又命新军推出十多丈高的“云车”（专门用来攻城的战车），靠近城墙。云车上的士兵居高临下，对着城中放箭和发射石块。新军的箭矢和石块象雨点般地向城中射来。在新军的猛烈攻击下，汉军坚守危城，顽强抵抗。严尤见昆阳屡攻不下，再次向王寻、王邑建议说：“围城必须网开一面，好让汉军跑到宛城方面宣扬我军声威，造成恐怖，以动摇汉军军心。”王寻、王邑认为攻破昆阳，是早晚之间的事，根本不去考虑严尤的意见。
六月初一这天，天空万里无云，骄阳似火。当攻防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城上的汉军忽然从垛口的缝隙处，望见南面山风的后面，尘土飞扬，腾空而起；不一会，又隐约地听见从远处传来马嘶声和喊杀声。他们心里有些明白。又过了一会，瞧望哨报告说：“刘秀率领的援兵到了！”城中军民听到这个消息，都象久旱逢甘雨一般，互相转告，喜讯很快传遍了全城。
刘秀等人把从定陵、郾城调集来的援军数千人，开到距新军主力四、五里的地方，布下阵势，准备战斗。王寻、王邑骄傲自大，根本未把刘秀带领的几千人马放在眼里，轻率地决定派几千人前去迎战。刘秀决定先发制人，亲自指挥步骑兵一千人做前锋，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冲击，斩杀敌军数十人；于是军心大振，乘胜继续猛攻，又斩杀敌军近千人，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这时候，宛城已被汉军攻下，但是消息还没有传到昆阳，刘秀也不知道。为了鼓舞汉军士气，动摇敌人军心，刘秀制造了一个宛城已被攻克的战报，用箭射入昆阳城中；同时，他还故意把同样内容的军报遗落到王莽军中。这个重大消息一经传出，汉军无不兴高采烈，勇气倍增；新军人人咋舌，个个吃惊，士气一落千丈！有利的形势，转化到汉军方面来了。
刘秀看到战机成熟，他亲自率领三千名精兵，作为突击队，在一天的拂晓，迂回到昆阳城西，向新军的大本营发起猛烈突袭。一时间，鼓号之声响彻云霄，喊杀之声震动天地，把新军从梦中惊醒。王寻、王邑见汉军兵力不多，仍然认为不堪一击，下令各军坚守阵地，没有将令，不得擅自行动。他们亲自指挥万余人出阵迎击刘秀。汉军由于接连胜利，胆气更壮；而新军士兵大都是临时胁迫来的农民，他们痛恨王莽，都不愿意打仗；诸将又借口“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乐得按兵不动。因此，汉军冲入新军阵中，竟没有遇到多少抵抗。斗志旺盛的汉军，猛冲猛打，新军招架不住，队形顿时大乱。在混战中，王寻被杀，新军四散逃窜。
新军兵败如山倒的情景，昆阳城上的守军看得一清二楚。王凤、王常指挥汉军乘胜杀出，夹击新军。在汉军的大举反攻中，王莽的几十万大军象山崩一样地溃败下来。他们争着逃命，互相冲撞践踏，死伤不计其数。天公也好象有意同新军开玩笑似的，正当新军溃逃的时候，忽然狂风呼啸，雷声轰鸣，天昏地暗，大雨倾盆，昆阳城北的滍（zhi志）川也暴涨起来。风声、雷声、雨声、水声和汉军的喊杀声汇成一片，简直要把丧魂落魄的新军淹没了。新军中的虎、豹、犀、象等野兽，在这样少见的恶劣天气中，吓得四腿打颤，早已脱缰逃散了。在汉军的追击下，新军掉到水里淹死的就有一万多人。淄川被新军的尸体堵塞，水都不能畅流了。只有王邑、严尤率领几千人，骑着马，踩着新军尸体，渡过滍水。狼狈地逃回洛阳。汉军取胜后，又分兵两路，以风扫残云之势，攻下洛阳和长安，推翻了王莽的统治。
昆阳之战是绿林起义军推翻新莽政权的一次正义战争，也是一次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我国古代的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十八、“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黄巾起义
潘国基
在现在的河北省平乡县，流传着东汉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到巨鹿落户的故事。相传张角的老家原本在山东，因为连年饥荒，就带着两个弟弟逃荒到了巨鹿。张角有一身好武艺，为人正直，敢为百姓申张正义，深得群众爱戴。后来就在巨鹿开场收徒，传授武艺，并在那里落户。这个传说反映了黄巾起义领袖为人民所敬重爱戴，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东汉农民起义是和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的。
东汉中期以来，由于豪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极端腐败黑暗，加以自然灾害相继不断，使农民陷于死亡的境地。因此，从汉安帝即位以来，到黄巾起义爆发前夕，共计七十余年的时间，农保起义几乎连续不断。仅在黄巾起义前的三十余年中，见于史书记载的农民起义就不下二十余次。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浪潮的普遍高涨，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这就是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张角，本是道教中太平道一派的首领。他自称“大贤良师”，以传布太平道为名，利用行医治病为手段，在农民中秘密进行组织起义的活动。开始，东汉政府认为，太平道是劝人为善的“善道”，并没有引起注意，使太平道得以顺利的发展。
张角继续扩大组织的范围，派遣八名弟子，分别到各地进行传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参加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遍及青、徐、幽、冀、兖、豫、荆、扬八个州（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数省），入道群众达几十万人之多。为了将分散在各地的力量组织起来，他们把人道群众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立一“渠帅”，由张角统一指挥。
眼看时机一天天成熟，他们决定在“甲子”年（即公元184年）发动起义，还颁布了四句口号，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就是指东汉，“黄天”则是张角自称。同时，他们又派人在京城洛阳的寺门及州郡官府的墙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两个大字，作为起义的暗号和标志。
公元184年，大方马元义先调剂、扬二州的数万名起义群众，赶到邺县（今河北临漳县）集中，准备配合京城及各地的起义。马元义又几次到洛阳，组织宦官封諝（xu虚）、徐奉等为内应，约定在这年的三月五日一同起义。但是在二月间，起义军内部出了叛徒唐周，把马元义的起义计划向东汉政府告密。东汉政府立即采取措施，首先在洛阳实行大搜捕，对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结果，马元义被捕，在洛阳牺牲；信奉太平道的一千多名官兵、百姓，也遭到了屠杀。同时，东汉政府又下令冀州官府，搜捕张角等人。
张角知道事情已经泄露，就连夜派人通知各方，立即举行起义。起义军头上都裹着黄巾，作为标记，因此称之为“黄巾军”。这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大起义，终于提前在二月爆发了。
黄巾起义爆发后，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统一指挥战斗。他们率领起义军攻打州郡，焚烧官府，没收豪族财物，许多地方官吏闻风逃窜。不到十天时间，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京师为之震动。
黄巾军英勇善战，战果辉煌，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郡黄巾军，攻杀了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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