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第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颂嵋榘粘�科举制，金世宗就请张浩裁决。金世宗对张浩说：“自古帝王中有不用文学之士的吗？”张浩回答说：“有。”金世宗问：“谁？”张浩答：“秦始皇（指他的焚书坑儒）。”金世宗环顾左右说：“难道要把我当作秦始皇吗？”通过这次咨询，以科举取士的办法不但没有废除，反而得到充实。金世宗还创立了女真进士科，设立了女真国子学、女真府学、女真太学，为女真族培养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金世宗这个文化改革措施，使金朝的官吏队伍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女真人的汉化和民族的融合。
　　金世宗还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革。1164年，在金军还有相当强大实力的情况下，全世宗主动和宋朝议和。从此，金、宋双方休战了约三十年。为了与民休养生息，安定社会秩序，他颁发了免奴为良的沼令，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他还采取了重视农桑、奖励垦荒，进一步开弛禁地，实行增产者奖，减产者罚等一系列措施，发展了农业和畜牧业。对于遇有水旱灾害的地区，实行减免租税的办法，减轻人民负担，稳定了生产情绪。金世宗本人又提倡节俭，注意兴修水利，鼓励民间发展手工业生产。因此，从金世宗大定年间开始，金朝的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这时，金朝的统治达到了全盛时期。历史上，有人把这个时期称作“大定仁政”，“号为小康”，而把全世宗誉为“小尧舜”。
　　芦沟桥就是在金世宗统治的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五月，决定修建的。不过尚未动工，金世宗就在第二年年初病逝了。这年六月，金章宗继承父志，开始修建芦沟桥，三年后建成。初名“广利桥”。后因桥身跨越芦沟，人们都称它芦沟桥。早在战国时代，芦沟河渡口一带已是燕蓟的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原来只有浮桥相连接。1153年金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市宣武区西）之后，这座浮桥更成了南方各省进京的必由之路和燕京的重要门户。车水马龙，行人相接，原有的浮桥显然已不能适应都城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交通上的需要。金世宗才诏命建桥。芦沟桥的修建，尽管已不在金世宗统治时期，但实际是金世宗“大定仁政”的一个结晶。
　　三十九、集天下英俊
　　──忽必烈任用汉官
　　张显传
　　北京城内有座城中之城，它位于北海公园的南门外，这座砖砌的圆形小城叫团城。在这面积总共只有四千五百多平方米的城中，殿堂辉煌，松柏参天，景色优美，称得上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园林。团城内还有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玉瓮亭内的黑王酒瓮更是引人注目。这个玉瓮高七十公分，重三千五百公斤，可贮酒三十石，制作于元朝初年。它是我国现存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传世玉器。元世祖忽必烈曾用它来盛酒，宴赏有功之臣。所以，人们又称玉瓮为酒瓮。忽必烈宴赏的功臣包括蒙古族的，也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真可以说是集天下之英俊。
　　忽必烈（1215—1294年）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蒙哥的弟弟。1251年，蒙哥即汗位以后，把大漠以南领土的军政大权托付给了忽必烈。从此，三十六岁的忽必烈开始接触大批汉族知识分子。
　　1252年七月，忽必烈奉命进攻南宋，随军有个智囊团，其中有著名的汉族文人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等人，他们都辅佐忽必烈多年，得到了重用。刘秉忠从小喜爱读书，博学多才，尤其精通天文、地理、律历等知识。青年时代，他因怀才不遇而出家当了和尚，后经人推荐，来到忽必烈的军中，得到了忽必烈的器重。张文谦是个聪明好学的人，善于记诵，他是刘秉忠的同学，经刘秉忠引荐成了忽必烈的谋士。姚枢通晓儒、道、释、医，尤其精通农桑，也是忽必烈的一个重要谋士。自从他们得到重用之后，总是细心观察、精心计划、主动地为忽必烈提供必要的谋略。有一次，当他们得知邢州（今河北邢台）的人户一下子由金朝时的八万多户减少到六、七百户时，非常着急，就建议忽必烈选派得力的官吏前去治理，结果政局为之一新，户口猛增十倍。忽必烈由此认识到任用汉官的重要意义。不久，忽必烈进攻南宋，让他们随同，一起纵论时政，分析形势，以取得战斗的顺利进行。
　　南宋军队在蜀地防守严密，抵抗顽强，蒙古军队不易攻取。忽必烈与谋士们商议后，决定绕道吐蕃，进攻云南的大理，然后南北合兵进攻南宋。一天，行军到一个叫曲先脑儿的地方宿营，忽必烈决定招待一下手下的武将和臣僚，让大家痛饮一番。酒过数巡，兴致正浓，姚枢对忽必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宋太祖赵匡胤派曹彬率军去攻南唐时，不杀一人，还禁止将士掳掠老百姓。因此战争过后，市场仍然繁荣，秩序也很稳定。金陵群众把这件事传为佳话。”忽必烈听了没有作声，但他心里明白，这是姚枢的劝谏。第二天，忽必烈见到姚枢时说：“昨晚你说的曹彬取南唐的故事，我也能做到的。”姚枢高兴地回答：“这是圣明贤君的心肠，是百姓的福音，也是国家的幸福啊！”
　　1253年十月，忽必烈率领中路军到达金沙江边，只见江水滔滔，汹涌澎湃，将士们在江边徘徊。刘秉忠建议寻囊造筏，用革囊和木筏渡江，把全军将士顺利地送过了金沙江。接着，他们又降服了附近的一些部落，就向大理进军，这时，离大理国也只有二百里的路程了。
　　大理国原由白蛮的首领段思平所建，自937年建国（那时中原正是五代时期），到这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当时的国主名叫段兴智，管辖现在的云南全境和四川西南境的土地，但实权掌握在高祥、高和两兄弟的手里。
　　怎样攻取大理国呢？根据当时大理已处于四面包围的形势，大家建议用先礼而后兵的办法，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大理国。1253年十一月，他们派使臣玉律术等前去招降。段兴智想议和，但拿不定主意，高祥拒绝投降，还杀了三个使臣。忽必烈非常生气，下令攻击，十二月攻占了大理国的都城──羊苴咩城。段兴智见势不妙，逃奔善阐（今云南昆明），高祥逃到了姚州（今云南姚安）。
　　城破之后，蒙古将领纷纷提出要为死难者报仇，惩罚大理城，忽必烈也同意了。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等得知消息，即刻拜见忽必烈。他们对忽必烈说：“杀死使者抗拒命令的是高祥，不是人民。人民没有罪，我们不能杀害这里的人民。”忽必烈认为他们说得在理。刘秉忠接着说：“况且，我们兴师动众的目的是为了以仁义获天下，如果滥杀无辜，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城，这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大王还记得曹彬取南唐‘市不易肆’的故事吗？我们千万不可嗜杀呀！”忽必烈感激地说：“我一定遵守自己的诺言。”于是，他们用帛作旗帜，上写止杀的命令，到处宣传、布告全城。大理由此免遭屠城之祸。忽必烈的军队由此改变了过去倾城屠杀的野蛮做法。攻下大理后，留下部分军队戍守，忽必烈班师回到了蒙古。
　　1259年七月，蒙哥汗在攻打南宋的合州钓鱼城时，中炮重伤，后死于营中。死讯传出后，忽必烈接受汉族士大夫的建议，一面迎接蒙哥的灵车，一面与南宋签订密约，并抢先于1260年三月自立为大汗，定都开平府（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以后他又依靠汉族官吏的支持，战胜了阿里不哥。
　　忽必烈是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决心按照中原封建王朝的“汉法”来改造蒙古国家。在经济上，他“以农桑为急务”，1261年设立了劝农司，任命姚枢为大司农（掌管农桑水利的高官）；1262年，为了整治水利，他请大臣们引荐各种懂得水利的人才。张文谦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
　　郭守敬从小喜好自己动手制作各种器具，也受到了祖父的深刻影响。他的祖父郭荣，学识渊博，精于数学、天文和水利知识，刘秉忠是他祖父的好朋友。大约在郭守敬十几岁的时候，刘秉忠在武安县紫金山与老友张文谦等人在一起读书，郭荣就把郭守敬送到他们那里，向他们学习。这次学习使郭守敬在天文、数学方面受益不浅。对郭守敬成才影响最大的是刘秉忠。同学中还有一个比他小四、五岁的王恂。郭守敬三十二岁那年，被忽必烈任用来管理水利事业。
　　忽必烈在上都（今内蒙多伦附近）接见了郭守敬。他向郭守敬询问了有关水利方面的问题。郭守敬根据所学知识和实测情况，立即提出了六条建议。第一条建议修复从中都（北京）到通州的漕运河道；其中的三条是有关城市用水、灌溉渠道和地方水利建设的意见；最后两条是关干中原地带水源的合理利用和黄河北渠建设的建议。这些建议有利农业的发展，也是切实可行的。忽必烈很赏识。于是，任命郭守敬为提举诸路河渠（管理各地治河工程的官），具体负责水利建设。第二年又升为银符副河渠使，以后又擢升至都水监（管理治河等事务的官）、工部郎中（掌管工部事务的官），主管水利事务。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到西夏视察水利设施。以后在他主持下，宁夏地区唐来、汉延等大小八十余条河渠得以修复，九万多顷田地重新得到灌溉，为西北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276年，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生前的建议，派刘衡、王恂和郭守敬主持修订历法。在召见郭守敬时，忽必烈对他说：“修改旧历是刘秉忠的心愿，在他临终时仍没忘记此事。你是他的学生，理应担此重任，完成这一使命。”郭守敬说：“我当呕心沥血，不辞劳苦编制新历。但是历法的根本在于测验，而测验的关键是仪器。”忽必烈命张文谦等人协助制造仪器，并派了十四名监候官到全国各地二十七个观测站进行观测工作。这时，郭守敬还亲自动手制作了一些仪器，如简仪、仰仪、圭表等。有一天，忽必烈在太和殿召集文武百官议事，赞扬了郭守敬的创造精神，还在郭守敬的陪同下参观了这些仪器。经过四年的辛勤劳动，1280年新历编成，忽必烈赐名为《授时历》。1292年春，郭守敬主持修建的从杭州到大都的运粮河也正式通航。
　　忽必烈任用汉官、重用科学家的政策，对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起了积极作用。
　　四十、从火箭到“火龙出水”
　　──火药的发明
　　伊　强
　　火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它的用途很大，可以做爆竹，放焰火，也可以用来开山筑路，还可以制造各种火药武器，打击敌人。
　　那么火药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它的原料谈起。火药的原料是硫磺、硝石和木炭。人们大约在三千年前就懂得砍伐树木，烧成木炭，作燃料用。硫磺是一种矿物质，最初是西汉年间在我国华南地区发现的，人们叫它硫磺矿；后来在华北地区的山西等地也陆续有发现。硝石的发现也不晚于西汉，因为在西汉人著的《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着这种东西，它常常附着在阴湿的墙根上，象霜一样呈白色，形状似针，有细芒，所以古人也称为“芒硝”。
　　硫磺和硝石在发现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作药用的，《神农本草经》里就记载着这两种东西能治一、二十种病。因为有治病的功效，有人就用来和其它的矿物按比例配合在一起放在炉里烧，炼丹药。据说人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永保健康，长生不老。这当然是妄想，因为人的生老病死，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任何药物都是无法挽回的。但是，丹药没有炼成，人们却意外地发现，炉里的硫磺、硝石、木炭，达到了一定的温度，会散发出大量的气体，从而引起膨胀，以至于爆炸。《太平广记》就载有这样一个故事：隋初的杜子春，一天去拜访一位炼丹老人，当晚住在他家。半夜，杜子春醒来，见炼丹炉内“紫烟穿屋上”，顷刻间房屋就烧了起来。这可能是丹方配合不当而引起的。但以后人们就把硫磺、硝石、木炭称为会发火的药，简称火药。有年代可考的火药配方，记载在公元808年唐朝清虚子撰的《铅汞甲庚至宝集成》一书里。内容是把二两硫磺、二两硝石和三钱半的马兜铃（草本植物，在这儿起木炭作用），研成粉拌匀，放在罐子里。再在地上挖个坑，把罐子放在里面，罐口与地面一样平。然后把燃烧的一块弹子大的木炭，放在罐里，就会逐渐冒起烟来。这样，火药就发明出来了。
　　火药发明后，人们很快就根据它的性能用到了军事上。据路振的《九国志》说：唐哀帝时（约905—907年）郑�＇攻豫章（今江西南昌），使用“发机飞火”，烧了沙龙门。北宋人许洞解释说：“飞火，谓火炮、火箭之类也。”所谓火箭，就是在箭头部分缚上火药，加引线，打仗时，把引线点上火，用弓射出去烧杀敌人。这类“火箭”到北宋时已大量运用。据说1083年，宋军为抵抗西夏军入侵，一次就领用火箭二十五万支。火炮则是用一种名为“抛石机”的工具改装的。“抛石机”最初装的是大石球，把大石球抛向敌人营垒；后来则把火药做成火药包代替大石球。由于火药包比大石球轻，不单抛得远，而且落地能燃烧，所以杀伤力也较大。
　　五代时（公元十世纪左右），在我国战场上，又出现了“火毬、”火蒺藜“。它们的制作方法在十一世纪成书的《武经总要》中有详细的说明，大致是这样的：用火药做成火药包，加上助燃的沥青和有毒的砒霜等物即成”火毬“；如果在”火毬“中再塞进些有刺的铁蒺藜，那就是”火蒺藜“。由于”火蒺藜“与”火毬“实际上是同一东西，所以又叫”蒺藜火毬。“火毬”和“蒺藜火球”也均装有引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向敌人，“火毬”可以使敌人灼伤中毒，“火蒺藜”则还能把敌人刺伤、刺死，所以是相当厉害的。
　　公元十二世纪初，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开始南进。宋政府退守长江以南，史称“南宋”。南宋不断与金发生战争，自然双方都会研究和改良武器的应用。于是，除“火毬”、“火蒺藜”等外，又有了火枪，据说是公元1132年南宋的陈规发明的。火枪是在一根竹管（也有用厚纸糊成的纸管）里面装上火药，临阵时点放。这种火枪是原始的步枪，也是管形武器的始祖。1259年，南宋寿春地区又有人制造了“突火枪”。枪管也是毛竹筒做的。竹筒中除了装有火药外，还有“子窠”。“子窠”发射时还会发出炮一样的声音。所以，“子窠”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们初期使用的子弹，“突火枪”则是初期的原始的枪炮。
　　此外，南宋还发明用火药、石灰等物做的“霹雳炮”，这种炮爆炸时会发出同后来的火炮一样的声音。
　　南宋用火药做各种武器抗金的同时，又开始用火药做爆竹、焰火等。腐朽的南宋封建统治者在大敌当前之时，还大放焰火来点缀“升平”景象。
　　可是，就在南来封建统治阶级醉生梦死之际，金朝也学会了用火药做武器的技术。他们不仅用这种武器来进攻南宋，还去抵御漠北兴盛起来的蒙古族。到元朝时候，又开始用金属铜或铁做大炮。这类炮称“火炮”，因为它的威力大，被尊称为“铜将军”。现在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大炮，就是元朝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用铜铸造的，至今仍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这种炮，元末农民起义军曾使用过，重量大约有三百多斤到五百来斤。参加元末农民起义的张士诚，在1356年还铸造过铁炮。
　　到了明代，火药武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飞弹”。“飞弹”，也叫“震天雷炮”，球形，用竹木扎成，再在表面糊以纸，球身装上两个象鸟翅膀一样的东西，球内装上火药和引火线，引火线烧完，火药就会爆炸，杀伤力很大。
　　大约在这前后，前面说到的“火箭”，也有了新的用法。那就是在火箭上绑一个装有火药的火药筒，点燃引线后，火药很快就散发出猛烈的气体，向后喷出，把火药射向远方。不过，每次只能射一箭，不够理想。于是，有人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把几十支箭装在一个大筒里，各支箭的引线都与另一根总线相连；总线点燃后，传到各支箭的引线上，使所有的箭同时发射，威力自然也就大得多了。
　　还有一种“神火飞鸦”也是在明代发明的。具体做法是：把箭筒扎成形似一只乌鸦的东西，肚内塞满火药，每支翅膀下装两只起花，乌鸦背上留一个洞，把引线与四只起花相连，引线点燃后，四个起花也很快燃着，能射百来米远。着地时，鸦身火药爆炸，起火焚烧敌人营垒，在这之后，人们还创造出“火龙出水”。它是用五尺来长的大竹筒做成龙形。龙身前后各扎两支火箭，称第一级火箭，龙腹内又装上几支火箭，称第二级火箭。作战时，把第一级火箭点燃，将龙身推出去，如火龙出于水。飞到二、三里远时，引火线又燃着第二级火箭，“药筒将完，腹内火箭飞出，人船俱焚”。这种“火龙出水”，是最古的“两级火箭”，现代的火箭制造，也是参考了这种原理的。
　　明代以后，火药使用更为广泛和普遍，类似地雷、水雷、炸弹等武器都陆续创制出来了，并用于战争。因此，就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大约早在八、九世纪时，我国的硝石就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到阿拉伯、波斯等国。阿拉伯人称硝石为“中国雪”，波斯人称“中国盐”。当时是作治病药物用的，不懂得这是火药的一种原料。十三世纪前期，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作战，因蒙古人使用了火药武器。于是火药武器传到了阿拉伯，据阿拉伯兵书记载，当时传去的火药武器有“契丹枪”和“契丹火箭”（阿拉伯人称中国为“契丹”）。随后，阿拉伯人也学会了制造火药的技术，又把这项技术传到了欧洲。从此，欧洲人也开始制造火药和使用火药武器，并且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
　　四十一、惩贪官，奖廉吏
　　──朱元璋打击贪污
　　陈梧桐
　　百僚己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
　　据说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做皇帝以后写的一首诗，表明他的辛勤。朱元璋的确是个勤于政事的皇帝。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他经常换上百姓的衣服，出外私访。有一天，他跑到罗复仁家，想看看这个陈友谅（陈友谅，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个将领，后成为地方割据势力。1363年，为朱元璋大败于鄱阳湖，至九江口中箭死。）的旧臣，表现怎样。罗家在南京城外一个小巷子里，房子破破烂烂，屋里也没有什么家具。罗复仁正扒在梯子上刷墙壁，一见皇帝来了，慌忙叫妻子端个小凳子来请皇帝坐。朱元璋见他为官清廉，穷到如此地步，很不过意，忙说：“好秀才怎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就赏给他城里的一所大房子。相反，对那些贪官污吏，朱元璋一经查实，执法极严，从不宽容。
　　朱元璋为什么能这样奖廉吏而惩贪宫呢？原来，朱元璋（1328～1398年）本是安徽濠州（今安徽凤阳）农村的一个穷和尚。通过参加农民大起义，他推翻了元朝的腐朽统治，夺取到全国政权，建立了明王朝，登上皇帝的宝座。从此，朱元璋就总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再发生农民起义。他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觉得吏
　　治的腐败，是造成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朝后期，政府公开卖官器爵。很多官吏用钱买到官做，就想尽一切办法搜刮钱财，贪污盗窃，敲榨勒索，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连那些奉皇帝之命到各地“问民疾苦”的宣抚官，也是见钱眼开，大收贿赂，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老百姓编出民谣，诅咒他们说：“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都啼天哭地。”百姓活不下去，只好铤而走险，起来造反了。从这里，朱元璋认识到，吏治的好坏，是关系到能否巩固统治的大问题。因此，他下决心整顿吏治，严惩贪官。
　　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召见大臣，宣布说：“从现在起要严立法禁，凡是官吏贪污害民的，决不宽恕。你们都要好好领会我这句话，如果廉洁奉公，就好似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从容自在，如果贪赃犯法，将好似闯进荆棘丛中，寸步难行，即使勉强挣扎出来，也是体无完肤的。”接着，他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严禁官吏的贪污盗窃，并召见各府州县的官吏，告诫他们说：“现在天下刚安定下来，老百姓的财力都很困难，好比刚飞的小鸟拔不得羽毛，新栽的小树动不得根，应该让他们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你们千万不要去扰害他们。”
　　但是，当时的官吏，并没有把朱元璋的活放在心上。他们认为新登基的天子都要来这一套，那不过是说说而已，不必当真。他们学元朝官吏的样，见钱就抓，见财就捞，贪赃枉法，无所不为，“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即刑罚，泛指法律）者出入刑名（即不按法律办事）”。浙西地区农民交纳秋粮，原先规定交到京城南京的仓库，农民就要额外花销一笔很大的运费。后来朝廷为减轻农民的负担，让农民把粮食折成钞币，将钞币直接交给附近的官府，称为“折粮”。但许多地方官却向农民征收各种车船运费和包装粮食的蒲包、竹篓费。这些加征的运费和包装费，竟高达粮食折价的百分之五十。有个负责征收税粮的粮长邾阿仍，在征收粮米一万石之外，用巧立名目的办法，多征粮食二万二千石，钱一万一千一百贯。农民缴纳不起，他强迫农民揭瓦拆屋，变卖衣裳、锅灶、牲口和农具作抵押，弄得许多人倾家荡产。一个地方的小吏竟贪污这么多钱粮，中央的大官贪污的数额就更大了。丞相胡惟庸广收贿赂，他家中的金帛、名马和各种奇珍异宝，据说多得没法数。朱元璋连声哀叹说：“各衙门的官吏上任前，我都开导过他们，叫他们不要胡作非为。但去了以后，有几个听我的话？”“象这种愚下之徒，我这般大年纪，说得口干了，气都接不上来了，也说他不醒！”
　　为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着想，朱元璋便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来打击贪污。只要发现官吏有贪污违法的行为，他即动用残酷的刑罚，严加处治。凡是贪赃枉法的，统统发配到北方偏僻荒凉的地方充军。贪污赃款银六十两以上的，都押到土地庙枭首示众，剥皮实草。连官吏出差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严惩不贷。明政府规定乘坐官家的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人物品超过十斤的，每五斤笞（用小荆条或小竹板敲打臀部、腿或背）十下，每十斤罪加一等，最重到杖（用大荆条、大竹板或棍棒拷打臀部、腿或背）六十下。乘坐官家车船，附载私物超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到杖七十下。
　　除了平时的零星打击，朱元璋还集中清查了几个大的贪污案件，对贪官污吏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1385年，御史余敏、丁举廷告发北平（今北京）承宣布政使司（主管行政的省级机构），提刑按察使司（主管司法的省级机构）的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主管土地、户籍、财政的副长官）郭桓、胡益、王道亨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命令司法部门严加追查，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主管刑法的最高长官）王惠迪、兵部侍郎（主管军事的副长官）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朝廷的高级官员和各布政使司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许多豪强地主。明政府发现他们除了盗窃国库的金银宝钞，盗卖官仓的粮食外，还贪污大量没有入库的税粮和鱼盐等各项税款。贪污盗窃的总额折成粮食，共达二千四百多万石。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市（在闹市处死，将尸体暴露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以下的官员也统统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都逮捕入狱，严加治罪；追赃牵连到各地的许多大地主，被抄家处死者不计其数。
　　在打击贪污的过程中，朱元璋不仅雷厉风行，毫不手软，而且不避权贵和亲属，不论职位多高，同他本人的关系多么密切，也决不曲宥。丞相胡惟庸除了贪污，还犯有其他罪状，被处死。开国元勋华云龙，在北平私自占据元朝丞相的住宅，被撤职罢官。驸马都尉（皇帝的女婿）欧阳伦，凭着自己是朱元璋结发妻子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禁令私自贩卖茶叶，几次在陕西贩运私茶；他的家奴周保还叫当地官吏，征调民间的几十辆车子为他家运输私茶，稍不如意，就任意打骂地方官吏。由于欧阳伦有权有势，谁也不敢过问。有个河桥巡检司的小吏不堪凌辱，把这事告发了。朱元璋得到消息，怒不可遏，下令赐死欧阳伦，诛杀他的家奴周保，还写了一个通敕令，派人带去给那个告发的小吏，表扬他不避权贵的精神。
　　在严惩贪官的同时，朱元璋又大力表彰廉吏，以扶正压邪。济宁（治所在今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为官清廉，关心百姓疾苦。当时朝廷号召农民开荒，规定荒地垦种三年才开始征税。但他上任之前，当地官吏不按规定办事，不到期限就向开垦的农民征税。百姓说朝廷不守信用，都扔下土地不种了。方克勤上任后，就宣布要严格执行朝廷的规定，并把土地按土质的肥瘠分成九等，依照等级收税，民心马上安定下来，开荒种地搞得热火朝天。后来，有一年夏天遇到干旱，农民正忙着抗旱抢种庄稼，当地的官军却下令征调民工修城。方克勤赶忙出来阻挡，说：“老百姓正忙着耕种，怎么能去干扰他们？”他请求中书省取消这项徭役，得到了中书省批准。徭役废除后，随即下起了一场大雨，老百姓非常高兴，编了一首民谣说：“孰（谁）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方克勤还注意兴办教育，在乡村办起社学，延请儒师教民间子弟读书。他在济宁任职三年，“户口增数倍，一郡饶足”。但自己却过着十分简朴清贫的生活。一件布袍穿了十年没有换新的，每天只吃一顿有肉的菜。三年后方克勤到京城朝见，朱元璋特地赐宴表彰他，并把他送回济宁继续做知府。
　　经过二、三十年的斗争，明朝官场的风气逐渐有了好转，吏治日趋清明，社会慢慢安定下来，经济也随着发展起来了。
　　四十二、三宝太监的遗迹
　　──大航海家郑和
　　陈梧桐
　　打开世界地图，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海南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