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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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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因为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载国家之多、记载之翔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著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八十四：《元和郡县图志》
“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
《元和郡县图志》为唐李吉甫所撰。吉甫，字弘宪，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生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卒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旧唐书·李吉甫传》说他“少好学，能属文”，“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著有《六代略》、《百司举要》、《元和十道图》、《删水经》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但只有《元和郡县图志》流传下来，其余几种早已亡佚。
《元和郡县图志》写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当时正处于藩镇割据的局面。按唐代政区来说，起初基本上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贞观年间分全国为10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到开元年间，又析关内道置京畿道，析河南道置都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南三道，分江南道为江南东、西二道和黔中道，这样就成了15道。但道只是监察区，并不构成一级政区。州的长官仍然听命于中央。而在安史之乱以后，一些藩镇“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实际上形成州县以上的一级政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即以贞观十道为基础。唐中叶以后，陇右道被吐蕃占去，但为了表示有志于“收复故土”，仍列于最后。又按照当时的情况，分为47个节镇，将所属各府州县的户口、沿革、山川、古迹以至贡赋等依次作了叙述。每镇篇首有图，所以称为《元和郡县图志》。但到南宋以后图已亡佚，书名也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了。
《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清初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元和郡县图志》的内容非常丰富，作为一部讲述全国范围的地理总志，首先对政区沿革地理方面有比较系统的叙述。
在每一州县下往往上溯到三代或《禹贡》所记载，下迄唐朝的沿革。其中特别是关于南北朝政区变迁的记载尤其可贵。记述南北朝时期的正史，除《宋书》、《南齐书》、《魏书》外，其他各史皆无地理志；《隋书·地理志》虽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志，但隋以前的四个朝代较为简略；《水经注》虽是北魏时期的地理名著，但它毕竟是以记述水道为主，因而《元和郡县图志》有关这一时期的叙述至关重要。《元和郡县图志》中在每一县下都简叙沿革及县治迁徙、著名古迹等，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如京兆府万年、长安、咸阳三县均有名叫细柳营的地方。《元和郡县图志》在“万年”县下注明：“细柳营在县东北三十里，相传云周亚夫屯军处。今按亚夫所屯，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言在此非也”。又在“长安”县下载：“细柳原在县西南三十三里，别是一细柳，非亚夫屯军之所”。在“长安”县下还有关于秦阿房宫、汉长乐宫、汉未央宫及秦始皇陵等遗址的记载。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区变化，考证一些名胜古迹遗址，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某些弄不清楚的问题，书中也并不是武断地下结论，而是抱着存疑的态度。如《元和郡县图志》卷2京兆府兴平县（今陕西兴平县）对马嵬故城的记载，就说：“马嵬于此筑城，以避难，未详何代人也。”又如，卷9申州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对平靖关城的记载，只是说：“旧有此关，不知何代创立。”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自然地理方面，资料也极其丰富。在每县下记载着附近山脉的走向、水道的经流、湖泊的分布等等。在这方面自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以来，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大部分都有记述，但内容过于简略。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比较详备，可是自北魏至隋唐数百年中没有记载这方面的书籍保存下来。因此，《元和郡县图志》中保存下来的这部分资料也非常可贵。全书记载到的水道有550余条，湖泽陂池130多处。
不仅记载了人所共知的大川大泽，也记载了一些小的河流和陂泽。如卷11密州高密县（今山东高密县）的夷安泽，“周回四十里，多麋鹿蒲苇”。又如卷18定州望都县（今河北望都县）的阳城淀，“周回三十里，莞蒲菱芡，靡所不生”。另外还有对各种地形特征的描述。如卷1京兆府万年、长安、三原等县均有关于西北黄土高原上所谓“原”的记载，如毕原、白鹿原、细柳原、孟侯原、丰原、天齐原等。卷4灵州鸣沙县（今宁夏中宁县东北）有关于沙漠的记载，说“人马行经此沙，随路有声，异于余沙，故号鸣沙”。卷30辰州卢溪县（今湖南沪溪县西南）又有对于喀斯特地形的记载，说“溪山高可万仞，山中有槃瓠石窟，可容数万人”。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水道、湖泊的变迁，各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在经济地理方面，每个府、州之后有“贡赋”一项，可以说是《元和郡县图志》一书所首创。贡品多数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包括著名的手工业产品及矿产、药材等；赋为绵、绢等物。如卷1京兆府下记载：“开元贡：葵草席、地骨白皮、酸枣仁；赋：绵、绢。”在县下又有对于当地水利设施、工矿业及其他经济资料的记载。如卷1京兆府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有关于郑、白渠灌溉情况的记载；卷16相州邺县（今河北临漳县）有西门豹及史起引漳水灌田的记载；卷11密州辅唐县（今山东安丘县）有语水堰灌田的记载，并说“今尚有余堰，而稻田畦畛存焉”；卷3原州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县）有西北地区监牧场地、马匹数字的记载；卷4盐州有关于盐池的记载；卷3延州肤施县（今陕西延安市东北）和卷40肃州玉门县（今甘肃玉门市北）都有关于石油矿的记载；卷14蔚州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有三河冶官营铸钱工业的记载，并描述了作者亲自主持恢复铜冶置炉铸钱的经过。至于一般铜矿、银矿、铁矿的记载就更多了。《元和郡县图志》对各地户口记载的一大特色是兼记不同时代的户口数。地理志对户口的记载始于《汉书·地理志》，但《汉志》对西汉一代的户口，只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字；《元和郡县图志》既记载开元年间的户数，也记载元和时的户数，为我们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各地户口的变动提供了重要佐证。
当然，《元和郡县图志》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如叙述某些州县沿革过于简略。由于资料不全，往往显得残缺、混乱，给人以拼凑起来的感觉。而且，《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他在宪宗时，两度被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官居宰相要职。他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如他在原序中所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精研地理，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正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但这书毕竟保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都有一个简要的叙述。在编写体例方面，对宋代乐史的《太平素宇记》，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人们盛赞《元和郡县图志》开我国总地志的先河，这话也并非过誉。
《元和郡县图志》在流传过程中，不仅附图散失了，而且文字也有残缺。全书40卷中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三十六诸卷及第十八卷和第二十五卷的一部分。
清代严观有《元和郡县补志》及缪荃荪《元和郡县志缺卷逸文》等均可供参考。
八十五：《岛夷志略》
中外交通史必读之书
《岛夷志略》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汪大渊撰。
原名《岛夷志》，明代作《岛夷志》，清代改名《岛夷志略》。
全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地点总计220个，均系作者亲睹，其说可靠；其第100条“异闻类聚”，是摘录前人旧记《太平广记》等书而成，没有什么价值。
汪大渊，安焕章，江西南昌人。关于他的生平，据吴鉴在《岛夷志·序》中介绍：“豫章汪君焕章，少负奇气，为司马子长之游，足迹几半天下矣。顾以海外之风土，国史未尽其蕴，因附舶以浮于海者数年，然后归。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校之五年旧志，大有迳庭矣。”汪氏自己在《岛夷志后序》里说：“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张翥在《序》里说：“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赍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可见，汪大渊是大游历家，曾两次随中国商船到东洋（即南洋）、西洋（即印度洋）。《岛夷志略》前99条中有关各地的山川、风土、物产、居民、饮食、衣服和贸易的情况，都是他当时根据亲身的见闻记录下来的，因而是可靠的。
归来之后，他又以5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记载，发现其中许多与自己的见闻“大有径庭”的地方。可以断定，该书初稿，大概也是在这5年内完成的。
《岛夷志略》最后成书是在“至正己丑冬”，即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冬天。这年冬，汪大渊路过泉州，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莅任。偰以《清源前志》（泉州在五代后曾置清源军节度，宋代加清源郡号，故又称清源）散失，《后志》仅至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为止，乃命吴鉴编修《清源续志》。吴鉴以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船舶司的所在地，诸蕃幅辏之所，不能没有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于是请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这一是为增加商人、文人的见识，二是宣扬元朝的威德远大。从吴鉴为《岛夷志》作“序”在“至正己丑冬十有二月”看出，汪大渊最后成书的时间不会晚于这年11月。
不久，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复将《岛夷志》刊印成单行本，以广其传。至正十年（1350年），又请翰林修撰张翥为之作“序”，正式发行于世。现存的《岛夷志略》，在吴序之前，有张序，可见源于南昌所刻之单行本，而不是出自《清源续志》附录。
元代海外地理专著还有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两书都不如《岛夷志略》的价值。《大德南海志》原书20卷，今仅存卷6至卷10。所收地名多虽多，然仅列其名而无叙述。《真腊风土记》虽记载详赅，但仅一国而已。总之，《岛夷志略》是我们研究元代中外海上交通最有价值的必读地理著作。
《岛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启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但《岭外代答》，特别是《诸蕃志》，主要是作者耳闻，而不是亲历，因此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中指出：“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马欢著《瀛涯胜览》，是受汪大渊的启发。他在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瀛涯胜览》虽叙事更为详细，但涉及的只有20个国家，远不如《岛夷志略》之广。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在他的《星槎胜览》里，许多地点的记述是从《岛夷志略》中抄袭来的。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所收条目与《瀛涯胜览》相同，内容也大同小异，实不过是根据马欢的记录加以润色，行文瞻雅罢了。
《岛夷志略》自明至今，一直为我国公、私藏书家所珍藏。
例如：明《文渊阁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钱氏《述古堂书目》等均收有《岛夷志》；《袁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东西洋考》、《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引用过《岛夷志》，清代的《四库全书本》中有《岛夷志略》，而《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作《岛夷志略》，这说明明清官方都收藏有《岛夷志略》。
在明代，未闻有《岛夷志》刻本，当时藏书家所藏刻本当是汪大渊在南昌所刻的单行本。钱氏《述古堂》还藏有“元人钞本”，《天一阁》则藏有明抄本。元、明抄本今已亡失。
清代有刻本，也有抄本，民国初年所见的抄本为旧抄本和《四库全书》传抄本。彭元瑞、李文田所藏的旧抄本与《四库全书》本有出入，说明在明、清有多种抄本存在。彭氏《知圣道斋》藏本今在北京图书馆，丁氏《竹书堂》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在日本、美、英、法也有藏本。
《岛夷志略》自元以来，为中外研究海上交通的学者所重视，校注的人很多。从现存的来说，以沈曾植的注本为最早。
1912——191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将该本刊于《古学汇刊》中，题名《岛夷志略广证》，分上、下两卷。沈氏认为不妥，在他本人著作《海日楼书目》中改为《岛夷志略笺》，孙德谦帮助校订。沈氏不懂外文，书中所考之地名往往游移不定，错误之处较多；孙氏校订时，亦仅以沈氏笔误、字误为限，因而价值不大。今本则以北京大学苏继庼教授的《岛夷志略校释》为最好，他以《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作底本，同时以龙氏《知服斋丛书》刊本、彭氏《知圣道斋》藏本、丁氏《竹书堂》藏本以及《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书中引用的《岛夷志》互为比勘，并以《诸蕃志》、《星槎胜览》等书为旁证，因而纠缪补正较为完备。在注释方面，更是详征博引，参考图书达100多种，涉及的语文、方言有10余种；他集中外诸家之说，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取长补短，考诸家之所未考；此外，在校释中，苏继庼教授还涉及到了中外交通史、华侨史、西域南海物产志和民俗学等，为研究古代中外关系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并有独创的见解。这些，都是中外其他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岛夷志略》在国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凡是研究元代东亚、南亚诸国及海上交通的外国学者，都一定阅读《岛夷志略》。
在国外，研究和阅读《岛夷志略》的学者大有人在。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就注意到《岛夷志略》这本书，接着就进行翻译、征引和考证。其中最著名的学者首推卫理亚瑟（Arthurwylic）。在他1867年所编的《汉籍丛录》里，列有《岛夷志略》。格伦维尔（Croeneveldt）在1876年编辑的《南海群岛文献录》里，亦有此书名。布莱资须纳德（E·V·BreCitschneider）在1888年《中世纪史地探究》中，将《岛夷志略》中的“天堂”条译成英文。伯希和（P·pelliot）对《岛夷志略》的有关地名，也有颇多的论述。
日本学者对《岛夷志略》的重视与研究远远超过海外其他诸国。藤田丰八以龙氏《知服斋丛书》刊本为底本，参考其他藏本，对《岛夷志略》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同时作出注释，题名为《岛夷志略校注》，于1914年在罗振玉主编的《雪堂丛刊》第二集中刊登出版。1935年，又在北京《国学文库》中重版。这是当时最好的版本。作者博学多才，所注可取者多。然而仍不完全，且多错误。现在，研究《岛夷志略》的日本学者仍有不少。
美国学者对《岛夷志略》的研究较晚。柔克义（W·W·Rockhill）曾将《岛夷志略》的前99条中的60条地名译成英文，发表在1914…1915年《通报》上的《十四世纪时中国与南洋群岛印度洋沿岸诸港往来贸易考》里。此后，随着贸易的发展，美国学者（包括华裔汉学家）研究《岛夷志略》的日多。
八十六：《徐霞客游记》
“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日记体裁撰写的一部光辉著作，它生动、准确、详细地记录着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景观。它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受到国内外广大专家和读者的赞赏，称霞客为“千古奇人”，称《徐霞客游记》为“千古奇书”、“古今一大奇著”。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评价道：“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明朝南直隶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南晹岐村（今属马镇乡）人。他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年），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享年54岁。
霞客从小就有一个远大理想，立志游遍祖国的锦绣河山，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直到生命结束为止，在30多年中，他先后东渡普陀，北游幽燕，南达闽粤，西北勇攀太华之巅，西南远涉云贵边陲。游历了相当于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及云南等16个省区及北京、天津、上海3市。可以说，几乎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地理考察事业。
徐霞客在考察大自然的过程中，不管困难多么大，条件如何恶劣，每天都坚持把旅游的经历和考察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详尽而生动地记录下来，据他自己说：“余日必有记”，从未间断过。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因疾病缠身，双足不能行走，才由云南木知府用轿送回家乡。
霞客回家后，即卧病在床，已无力整理自己的游记手稿。
临危前，不得不委托其外甥季梦良（字会明）来实现这一心愿。后经季氏、王忠纫共同努力将游记手稿编辑成书。可惜的是，时值明末战乱之际，江阴县广大地区遭到清军的蹂躏和屠杀，《游记》手稿大部分被焚于火，季氏整理本亦散失殆尽。幸世上尚有数种抄本流传，但皆有残缺和讹误。后来由季会明、李寄（霞客的第四子）的多次搜集整理，去伪存真，才使得这部《游记》免于湮灭的命运，世称之为李本，曾被后人误认为是霞客的原稿本。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霞客的族孙徐镇又进一步对李本重新编订，与各种手抄本对比校勘，考其缺失，订其异同，然后刻印出版，成为《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面世，这个本子一直流传至今。不过这个徐本仍然不够完备，尚缺考察太湖、泰山、孔陵、南京、荆溪、勾曲、罗浮、京师、盘山、闽州、障州等地的游记和《滇游日记》首册。
嘉庆十三年（1808年），藏书家叶廷甲（字保堂）又对徐本进行了校勘，并增辑补编一卷，其中收集了不少霞客及其亲友的诗文、题赠、书牍，成为最通行的本子，共40余万字。
此后陆续续印的各种版本（包括石印本、铅印本）达10余种之多，皆以叶本为底本。
民国初年，在著名地质地理学家丁文江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专门撰写了《徐霞客先生年谱》，编绘了旅行地图，与《游记》合在一起，重新印行，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
近年来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书库发现了季本的残存部分，名为《徐霞客西游记》，共5册，虽然只有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十九日至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七日的游记，但比通行本记载详细、具体、生动。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恢复《游记》的本来面貌，约请褚绍唐、吴应寿两位专家对《游记》进行整理、校点，以季会明抄本《徐霞客西游记》和徐镇本为底本，参考多种抄本和印本，并由褚绍唐、刘思源二人编绘旅行路线图39幅，另印成册。卷首还收有徐霞客的肖像、手迹和季会明、徐建极抄本书影及岩溶地貌等图片多幅，可以说这是目前了解和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最完善的本子。
《徐霞客游记》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欢迎，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天已掀起了研究徐学的高潮。大家一致认为《游记》至少具有以下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
第一，《徐霞客游记》（包括《徐霞客西游记》）是霞客30多年旅行考察的真实记录和结晶，它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从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的考察到奇峰、异洞、瀑布、温泉的探索；从动植物生态品种到手工业、矿产、农业、交通运输、城市建置的记述；从风土人情的了解到民族关系和边陲防务的关注等等，皆有记载。它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开创了我国地理学上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的先河。
第二，霞客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石灰岩地貌（亦称岩溶地貌），他的《游记》对峰林、洞穴、溶沟、石芽、石梁、圆洼地、落水洞、天生桥和地热显示等地貌景观的分布、类型、变化、特征和成因皆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研究，有比较科学的解释，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岩溶地貌的珍贵文献，比欧洲人于18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岩溶地貌的考察，还要早100多年，其中许多西方地理学家认识到的地理现象和规律，早在《游记》中有了论述。它在世界上开辟了岩溶地貌考察的新方向。
第三，霞客考察了湖南、湖北、广西、云南等省区的大小河流，对诸水的源头、走向进行过认真的探索，他勇于打破传统的错误说法，并纠正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和地方志记载的错误。尤其是他的《江源考》，正确指出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不是岷江，大胆地否认了1000多年来陈陈相因的“岷山导江”的错误论断，为以后进一步探求长江源头开辟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四，《游记》对一些奇特的自然地理现象作了许多科学解释，揭示了一定的自然规律。例如，它以福建宁洋溪（今九龙江）与建溪为例，说明二水发源的山岭高度相等，但距海的远近不同而决定了二者流速的快慢，即所谓“程愈迫，则流愈急”。
第五，《游记》中有关各地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风土人情，动植物的种类、分布、特征以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亦有不少记载和认识，给我们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动植物地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资料。
第六，《游记》充分反映了霞客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考察方法和追求真知的献身精神。霞客旅游的目的，就是要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攀登地理科学的高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下定了最大的决心，临行前，他嘱咐儿子说：“譬如吾已死，幸无以家累相牵矣。”在考察中，他不畏巉岩，不避死，百折不挠地同大自然作斗争，“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他重实践、勤考察，不迷信书本知识和民间传说。他能够经常遵循科学的原则去认识和解释自然界中各种奇异现象。总之，我们通过《游记》，可以学到徐霞客的许多优良品质。
第七，《游记》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从《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霞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爱憎分明，对当时政治腐败不满，尤其对宦官头目魏忠贤一伙深恶痛绝，不入仕途，不与贪官污吏为伍，并同情被迫害的东林党人，情愿和他们交朋友，他以“身许之山水”，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恤孤怜寡，拯弱救饥”。
因此，凡是读过游记的人，无不被霞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行为所鼓舞。
此外，《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部地理学名著，还是一部享有盛名的文学佳篇；不仅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祖国的锦绣河山，自然界的万千奇景，在霞客的笔下，如诗如画，栩栩如生。写动态，千变万化；写静态，清新秀丽；写山，或峻险幽奇，或巍峨雄壮，令人目不暇接；写水，或碧波荡漾，或水清石寒，令人心旷神怡；写洞，或玲珑剔透，或乳柱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写险，或悬流而下，或猿挂蛇行，令人心惊胆战。如此种种，美不胜言。它文字优美，语言生动，感情真挚，表达深刻细致。洋洋60多万字的大著作，人们读起来，如身临其境，深受感动，爱不释手，真不愧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八十七：《天下郡国利病书》
“造端宏大，未为定稿”
《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撰。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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