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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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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
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可知《陈书》正式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实际上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才修成的。在《陈书》中，仅本纪中有姚察史论两篇。看来思廉写《陈书》因袭父亲的成果较少，自己创作的居多。
《陈书》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陈书》与《梁书》都出自姚氏父子，特别是姚思廉之手，因此在撰述的特点上，二书多相同之处。陈朝历史仅33年时间，书中的列传却达30卷之多。《陈书》记述了陈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交待了陈朝末代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信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大量陈朝历史人物事迹在书中得到反映，其中争夺诈伪，营营苟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又足为世人楷模。陈朝一代之史虽然短暂，但留给后人的教益启示却很多。《陈书》交待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描画了陈朝社会历史全图，现在人们研究陈朝的历史，《陈书》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材料，这是它的根本价值。
《陈书》因为姚思廉一个人编次的工夫较多，所以列传的体例比《梁书》要整齐规范一些。在文风上，《陈书》与《梁书》是一致的。这两部史书，尤其是《梁书》中多用古文，一反六朝以来争尚骈俪对偶的颓靡文风，给人以清新健康的感觉。《梁书》总论为魏征所撰，行文还采用骈四俪六的方式，两相比较，更显示出姚氏父子这方面的卓见。清代史家赵翼评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韩愈）始，而岂不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对于姚察、姚思廉改变六朝文风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陈书》与当时问世的其他史书一样，撰写中看重士族门第、履历身世和家族兴亡。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总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列传就占去11卷，叙述王子55人，几乎占了其他列传的一半。把一代史书写成了陈氏家谱，这是令人不能满意的。《陈书》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史书内容的空泛和乏味、呆板。它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个固定的程式，一般都是先列姓名、地望、祖、父官职，次及传主幼年生活、性格相貌、次及历任官阶，次及行事文章，有时最后还有饰终诏书、封赠、子孙官职、著述名称等。
《陈书》和《梁书》中，都贯彻着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正宗思想。它们对臣僚、百姓宣扬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对封建帝王则极力吹捧、赞颂。在书中统治者的面目被添加了很多油彩，他们的丑行则被尽量加以掩饰。《南史·刘师知传》记载：陈霸先为篡夺皇权，命令刘师知去杀害梁敬帝，敬帝绕床躲避，刘师知抓住敬帝的衣服，手下人上去杀了敬帝。
在《陈书·刘师知传》中却只字未提杀敬帝这样一件大事。为个人恩怨而上下其手的事情，在《陈书》、《梁书》中也有一些表现。虞寄、虞荔兄弟在陈朝，虞荔的儿子世基、世南在隋朝都曾同姚氏父子共事。姚思廉在撰史中，就为虞寄兄弟尽力浮词溢美，撰写佳传。对于史家来说，这是严重的失德，可惜的是，从南北朝到唐初的史书中，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严重影响了史学的健康发展。
四十三：《魏书》
“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
在“二十四史”中，名声最差的就该算是《魏书》了。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时朝野大哗，攻之者蜂起，很多人把它说成是“秽史”，几经修改，方颁行于世，它的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它和它的作者可议之处实在不少。平心而论，《魏书》取得了一定的史学成就，说它是“秽史”有点过甚其词，但是指出它存在着严重的曲笔讳饰缺点，则是十分必要的。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学（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它的监修人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其他撰修者如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等人由于缺乏史才，也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整个这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他在魏、齐两朝先后任过太学博士、散骑侍郎、著作郎、秘书监、中书令、太子少仆与尚书右仆射等官职。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
他所作的《南狩赋》、《庭竹赋》等都得到时人好评。在一次应诏赋诗时，他在诗作中写出“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之句，意谓不动干戈，就可招降南方的萧梁和北方的西魏，一时传为名句。他的文才得到北齐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朝廷的重要文告、册命、诏书等，大多由他执笔。魏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好色、恃才傲物。史学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却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在承担了撰写国史的任务之后，他曾经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史·魏收传》）出自他手中的《魏书》颇遭物议，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十志20卷。
北宋初年，《魏书》已经残缺不全，纪缺2卷，传缺22卷，不全者3卷，志缺2卷。后人据魏澹《魏书》、张太素《后魏书》以及《高氏小史》、《北史》等书作了订补工作。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是目前整理最好的版本。
北朝魏政权重视修史工作，从开国到灭亡，历史记录未尝中断。这一时期，南朝也有多部史书记述了北朝史实。因此《魏书》所依据的材料是丰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有邓渊受诏所撰编年纪事的《代纪》10卷，崔浩、高允等人陆续受诏写的编年体《国书》（又名《国纪》）30卷，李彪、崔光等人改编《国书》而成的纪传体《国纪》，邢峦、崔鸿等人修撰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起居注，元晖业写的记载皇室人物事迹的《辨宗室录》30卷，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诸家《晋书》、沈约《宋书》等。
利用丰富的现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时期内修成了卷帙可观的《魏书》，对材料的广泛采择，也使《魏书》具备史料价值较高的特点。今天，记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大都亡佚，《魏书》已成为介绍北魏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来说，它的参考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拟的。
《魏书》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书中特别设《序纪》一卷，追溯北魏建国前的情况。反映了拓跋部与魏晋皇朝发生联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私有制得到发展，氏族成员发生分化，以及设置百官，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魏书》也记述了拓跋部封建化的漫长途程，记录了它在汉族封建文明影响下逐步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对于冯太后和孝文帝为完成鲜卑族封建化而实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书中记述得尤其详尽。书中还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在北魏政权中的合作和矛盾。《魏书》专门记载我国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内容比较丰满。《高句丽传》、《百济传》、《勿吉传》、《契丹传》、《氐传》、《吐谷浑传》、《蛮传》、《僚传》、《西域传》、《蠕蠕传》、《高车传》等，分别记述了夫余、沃沮、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然、高车、突厥、伊吾、龟兹、于阗、疏勒、乌孙以及吐谷浑、蛮、僚等少数民族和朝鲜等外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皇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书中的这些记载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错居杂处和共同进行生产，民族融合日益加深，不仅南迁中原的鲜卑等少数族人民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就是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书》对于北魏社会历史的记述范围比较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书中介绍了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发展情况。《魏书·官氏志》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是别具匠心的。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600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封建社会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北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书中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130余次之多。《魏书·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责任把它反映出来，《魏书》特辟专章，记录这方面内容，是有功劳的。
《魏书》在撰写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魏收在本纪前立《序纪》追述北魏建国前的历史情况，把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化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得体的。书中引文很多，引文与叙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丰富了本书的表现能力。书中还详记了一些君臣对话和外交辞令，生动、得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另外书中描写人物，也有很见功力之处。
《魏书》的主要缺陷：一是书中宣传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释老志》记崔浩劝太武帝毁佛，寇谦之对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不仅宣扬了非佛之报，还宣扬了道士寇谦之预见的灵验。
二是歪曲史实，为现政权服务。魏收为北魏、东魏、北齐争正统地位而贬低东晋及南方各朝和西魏、北周政权。在述及北魏先世时，书中千方百计掩盖拓跋部被前燕、后赵、前秦等国统治的真相。对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政权，取消其固有的国号，加以谩骂攻击，冠以岛夷等称号。对于西魏、北周政权，书中也尽量贬低，对它们进行丑化和攻击。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魏收往往根据他们在世子孙的地位而决定对其的褒贬。书中为此而篡改史实的地方是很多的。它所以被人们称为秽史，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是为了讨好当时权贵，不惜浓墨重彩地为高门大族树碑立传。在很多传中对他们的谱系姻亲，加以胪列。如陇西李宝传中列举50人，赵郡李顺传中列举59人，简直把一部正史写成了士族地主的家谱。
四十四：《北齐书》
“下笔不苟，以史为签”
《北齐书》与《梁书》、《陈书》有两个相同点：其一，它们都是父子相承的世业；其二它们都诞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都由官府下令修撰，而成于私人之手。《北齐书》有50卷，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自高欢秉政于东魏政权，止于北齐政权灭亡，大致包括534年到577年北齐政权（包括东魏）44年的历史。《北齐书》到宋朝时，原文已缺失33卷。
现在我们见到的《北齐书》是后人根据《北史》和《高氏小史》等书陆续订补而成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于565年，去世于648年，享年84岁。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齐书》。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技术方面，书中记载了信都芳和綦母怀文的事迹。从《北齐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信都芳是个发明家，他明习算学，为发明之事常常废寝忘食。他著有《器准图》3卷，书中把古来浑天、地动、欹器、漏刻等发明汇编在一起，配上图样及文字说明，是一部可贵的古代科学发明史专著。綦母怀文是灌钢技术的发明者。他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生铁灌注熟铁之中的灌钢冶炼法，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刀，能砍透三十层铠甲。通过《北齐书》，我们知道灌钢技术的发明在我国约有1500年的历史，比欧洲的炼钢法要早上1000多年。在学术思想方面，书中记载了佛、道二教在当时的流传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樊逊传》记载樊逊评论二教：“……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又末叶以来，大存佛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这样的思想材料是很宝贵的。书中的《杜弼传》反映邢邵反对佛教唯心主义的论辩，具有理论性质。邢邵继承范缜的唯物主义思想，对佛教生死轮回、灵魂不死等教义进行了批判。
他说“人死还生，恐为蛇足”，对生死轮回的说法加以否定。
他继承东汉桓谭以来用烛与火来比喻形神关系的说法，指出“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有力地回击了佛教灵魂不灭的谬说。邢邵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北齐书》对此加以记述的意义则不言自明。
《北齐书》在体例上也有可取之处。北齐朝建立于文宣帝高洋，但他的开国事业是由高欢和高澄奠定的。《北齐书》在本纪中首列《神武本纪》和《文襄本纪》，追叙北齐建国前的史事，既可交待清楚北齐建国的历史起源，又可补充北魏晚期的历史事实，是很得史学要领的。这种写法创始于陈寿的《三国志》，魏收写《魏书》改造运用了这一方法。李百药把它运用于《北齐书》的撰写之中，体现了他历史见解的卓越。
《北齐书》还具有叙事简要的特点。李百药修史态度认真，下笔不苟，对于琐言碎语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史实，作了大量删削，这是本书的一个很大优点。但由于作者水平的缘故，捡起芝麻丢了西瓜的情况，在书中是存在的，这又成了书中的一个缺点。对此刘知几、王鸣盛、赵翼等史家都曾作过评论。
其中赵翼的说法比较客观一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把《北齐书》和《北史》作了比较，举出实例论证这两部书在记事的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因此从史料价值上看，二书长期并存，互相补充还是比较适当的。
《北齐书》贯彻了封建正宗思想。对于北齐政权的建立，书中作了一些神异的描写，如写高洋出生前有赤光照室，出生时“鳞身、重踝”，即位时“京师获赤雀”等等，以此证明封建政权的建立是天命所归，这是书中最主要的糟粕所在。
《北齐书》的列传中，存在着叙事年代紊乱的毛病，对此刘知几在《史通》中作过分析。
四十五：《周书》
“旁征简牍，意在摭拾”
《周书》是唐初所修八史之一，它的成书与初唐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有着密切联系。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乾牵连，他被免职。后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作出了由萧瑀等人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征等人修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作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著，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的。
《周书》有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记载北周（包括西魏）的历史，时间溯自534年东西魏分裂，止于581年隋文帝灭周立隋。
《周书》的修撰有一个很大困难是文献资料缺乏。除隋朝牛弘的18卷《周纪》之外，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著作可供取材了。而《周书》却以材料丰富见长，可见令狐德棻搜罗材料的功夫下得相当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的例子，评论“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是有说服力的。
《周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继承了《汉书》、《宋书》的优良方法，收录了很多当时的重要文献。在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以见到周代授勋之典。《苏绰传》中载录六条诏书和《大诏》全文，可以考见周代创制之事。
《宇文护传》记其母子相寄的书信，今天读来，其母子的真情也催人泪下。《王褒传》记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记其《哀江南赋》都是文学史上的杰作。这些文献的采录可以使人们更真切地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周书》所记史事范围广阔。从纵的方面看，它的记事仰包西魏。对于西魏时期的政治、军事大事，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述。在魏澹所撰记述西魏历史的《魏书》佚失之后，《周书》对魏史的记述，更加宝贵。从横的方面看，从宇文泰控制西魏到建立北周之时，北有东魏、高齐、南有梁、陈，在48年时间里，有6个政权先后或同时存在，史事错综复杂，头绪纷繁。但《周书》却能很好处理这些关系，把几国的大事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赵翼对此最为赏识，他说：“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之，使阅者一览了然。……
此书法之最得者也。“（《陔余丛考》卷7《周书》条）
《周书》所记史实详尽，还可以补充其他史书记载的不足。
萧詧是梁武帝萧衍的孙子，初封岳阳郡王，因援助其兄湘州刺史萧誉，被梁元帝萧绎逼迫，遂在襄阳自立为梁王，后在江陵称帝，建立起后梁政权，成为西魏和北周的附庸，历三帝33年后灭于隋朝。后梁在当时是一个国家，可姚思廉的《梁书》不载其事，造成历史记载的一年缺失。《周书》特立《萧詧传》，补充了当时的重要史事，这是很妥当的。
《周书》和《魏书》、《北齐书》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这三部史书比较集中地记述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如果把这三部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变化，与《三国志》、《后汉书》里所记鲜卑族历史加以比较的话，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这个记录是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发展进步，和他们同汉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华民族不断扩大、不断发展的伟大过程的一个缩影。
《周书》同当时修成的其他各史一样，对记述文人有特殊的兴趣。他不但详记了王褒、庾信等文学家的事迹，所记史学家的事迹也比较详细、具体。如对西魏史学家柳虯，记下了他提出的修史后即在朝廷公布，以杜绝曲笔现象，及时发挥劝戒功能的重要建议，也写出了柳虯直书宇文泰废黜西魏废帝的过错并当朝宣布的史实。这对于史家励节励行是有促进作用的。
《周书》在行文叙事上能够做到繁简得宜，文笔简劲，反映了令狐德棻深厚的史学功底。
《周书》在撰写中暴露出作者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它同许多正史一样，把农民起义诬为寇乱，对帝王将相却尽力粉饰、美化。书中还反映了作者较深的门阀观念，在讲到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时，作者津津乐道：他们当时的荣盛，没有人比得上，现在称道门阀，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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