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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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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顾涌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写了顾涌回到暖水屯后就没有以更多的笔墨突出写这一人物，而是进一步写了土改斗争给这个村子带来的震动，以主要篇幅写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张裕民、程仁以及钱文贵、李子俊等。他们在作品中被刻划得生动具体，鲜明突出，一个个有血有肉，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对于张裕民这个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品突出了他沉着、老练、忠心耿耿的品质，他虽然有过一些缺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有一段时间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钱文贵自己不好办，但他大公无私，冲锋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决心，便勇猛顽强，坚决果敢。正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威信，在干部中有号召力，在村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张裕民一样从小受地主剥削的长工程仁，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因为和钱文忠的侄女黑妮的关系，他在斗争中也有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但他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还是站稳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坚决和广大群众一道，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和张裕民都象质地纯朴的玉，虽有瑕疵，终掩不住本身的光辉。至于恶霸地主钱文贵，如果作为一个丰富的典型形象来要求，他的个性显得还不够突出，然而实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却自有其独到之处。从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怎样奸诈狡猾地抗拒土改斗争的。作者突出了钱文贵的谋略见识：土改之前就让儿子钱义去参军，土改时又搞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去找农会主任程仁；他伙同白娘娘、任国忠搞迷信，播谣言，利用女婿张正典欺压贫农，妄图转移斗争目标；就在被押上台斗争时，开始还故作镇静，想用“威严”的目光压制农民的控诉。他无恶不作，一手遮天，的确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作者没有夸大他的能力，也没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当。除钱文贵外，作者还写了其他几个不同特点的地主：胆小绝望的李子俊，凶险厉害的江世荣，对农民恨得咬牙切齿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写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开始她装得百依百顺，想以此软化欺骗前来清算她家的贫雇农们；当这一着失灵时，虽然表面上还要强装笑脸，内心却恶毒咒骂斗争她的农民——特别是她在果树园中的心理活动，把一个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阴暗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写出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和个性的人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人，文艺作品应该着重表现他们。比起有些作品，这部小说的正面人物如张裕民、程仁等并不那么“高大”，甚至有的论者认为作品对他们“行动的积极性”表现不够。然而不能否认，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写得相当真实，使读者感到可信，可亲。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斗争环境中加以分析，既努力发掘他们要求翻身、敢于革命的本质，又注意到千百年来封建生产关系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她没有拔高，而是在歌颂斗争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存在的弱点、缺点，写他们在斗争前的顾虑和一时的挫折。本来，农民需要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缺点，才能逐步成长起来。小说写到了农民（包括张裕民、程仁这样的先进农民）身上的弱点、缺点，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形象，而且有助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突出土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另外，作者在着意刻划主要人物的同时，也认真细致地描绘了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如刚正不阿踏踏实实的民兵队长张正国，积极活泼头脑清晰的村民政、支部宣传委员李昌，不声不响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的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以及勇敢坚决略带一点鲁莽的积极分子刘满，干脆利落的妇联主任董桂花，泼辣能干的羊倌女人周月英，等等，一个个都个性分明，写得生动逼真。作品自始至终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斗争中，从生活实际的基础上，从斗争的发展上加以表现。一句话，作者刻划这些人物是为了表现斗争。因此，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可有可无地存在着，而是在斗争中占有一定地位，发生一定作用。如张裕民、程仁以至钱文贵等这样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就是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也无不和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象张正国、李昌、赵得录等不但是为了衬托张裕民、程仁，而且是和他们一起组成了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进攻的坚强队伍，显示了我党在农村的基本力量；刘满的存在表明了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愤懑，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土改斗争的强烈要求；黑妮是为了说明钱文贵的阴险，当然也为了表现程仁的思想矛盾；李子俊是为了突出钱文忠，刘教员是为了反衬任国忠；而任国忠、白娘娘也都表明了封建统治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土改斗争牵动的社会面和深入的程度。作者通过描写这些人物，去展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表现土改斗争的曲折发展。与此同时，也总是让他们的性格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发展，让他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现实斗争。如程仁对黑妮的态度变化就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展示了程仁的思想性格。因此，作品就体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土地改革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旧秩序，也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他们思想、性格的变化发生着直接的影响。和其他有些反映土改斗争的作品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显得扎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农村阶级斗争内在的原因对党的领导作用揭示得十分深刻。作者一方面强调指出：没有工作组和县宣传部长章品代表的党的领导，暖水屯不可能开展土改斗争并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党的领导只有通过农民内在的解放要求及其本身力量的成长，只有和农民的斗争紧密结合，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作者有鉴于此，对工作组的作用写得恰如其分，甚至较多地写了工作组负责人文采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某些坏习气，如脱离群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等。对工作组其他两名成员杨亮、胡立功既写了他们能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也写了他们缺少经验，理论水平较差。对县宣传部长章品也同样如此，作者虽怀着敬意写他怎样深入群众，受到群众欢迎，又是怎样敏锐果断，既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又具体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并没有把他写成超现实的英雄，甚至还写了他外表上的几分稚气。正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可信的工作组，经过本身的思想整顿，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了党的政策，更好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终于和农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很快打开了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小说以生动的形象辩证地说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党怎样在土改斗争中起着领导的作用。
应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还在它对农村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得细致具体，这使它比一般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显得真实、深刻。作者不是简单地理解和表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去反映土改斗争，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把延续千百年的中国农村封建关系和社会情况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小小的暖水屯阶级阵线虽然基本清楚，但人们的关系却犬牙交错。富裕中农顾涌既把大女儿嫁给了外村富农胡泰的儿子，和本村地主钱文贵又是儿女亲家；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儿媳妇出身贫农，另一个儿子在村里当青联主任，是个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不坏的干部。钱文贵是群众最恨的恶霸地主，可是他的亲哥钱文富却是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又是村工会主任；他的儿子被他送去参军，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他原来的长工）有着较深的感情。侯忠全是地主侯殿魁的佃户，一生受着侯家沉重的压榨和剥削，然而他和侯殿魁又是堂叔侄的关系。斗争最坚决的积极分子贫农刘满，他哥哥刘乾却当过伪甲长，然而那又是钱文贵等硬逼着他干的，为的是敲榨勒索把他搞穷，最后终于把他逼疯。……总之，生活就是这样复杂，而人们也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生活着，斗争着。敢不敢表现生活的复杂面，能不能表现生活的复杂性，这不但有一个作家的认识问题，气魄问题，也有一个作家的艺术能力问题。如果作者不熟悉生活，不了解中国农村由于封建落后形成的特殊情况，也便不可能表现出这样使人眼花缭乱的关系。然而，如果作者没有勇气涉及生活的复杂面，即便看到生活中的复杂现象，也同样不敢真实地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表现出来，只会按一定的成规、一定的框框表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一个作者倘没有精到的艺术素养，即便认识到并力图表现生活的复杂面，也会由于笔拙而力不从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表现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关系方面，是相当充分的。除上面所说的以外，小说在反映贫苦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也深入表现了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譬如顾涌和钱文贵之间，钱文贵与李子俊之间，李子俊老婆和顾涌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虽然和贫苦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有着性质和程度的差别，然而这些富裕农民与地主、地主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样是客观生活的真实反映，而且往往和农村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作者还写了生活在地主营垒中的黑妮，她也有一种解放的要求，在她的二伯父钱文贵被斗倒后，她是怎样喜悦地参加了游行的行列；而在农民队伍里也出现了村治安员张正典这样的败类，他甘心投靠丈人钱文贵，欺压自己的阶级弟兄、贫农积极分子刘满。这一切都形象地表明，农村的阶级关系是多么微妙复杂，农村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在无声的刀光剑影中激烈地进行。小说在这些方面的独到成就，使它超过了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全书共五十八节，近四十个人物，写了一个农村土改斗争从酝酿到发动群众，几经曲折终于斗倒地主的过程，波澜起伏，疏密相间；故事线索纷繁，然而主次分明，繁而不乱。这样宏大的结构对反映巨大的规模的农村土改斗争及其复杂性十分合适，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其次，气氛描写十分突出。作品首先从顾涌开篇，进而写土改斗争在各个阶级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一直到工作组进村，整个暖水屯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工作组进村后，斗争逐步展开，紧张气氛仍有增无减。农民对翻身斗争的要求、欺待、兴奋、欢乐，同时夹杂着一些疑虑；地主阶级在暴风雨前的惶恐、紧张、挣扎、反抗，有的还抱着幻想：都表现得活灵活现。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经常用人物分析的方法，即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不时穿插叙述一些人物的身世经历和性格特点，这样从整部作品看虽然有时多少影响故事发展的连贯性，不免使人感到沉闷，但对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无疑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作品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也比较突出，如对程仁、李子俊女人的几段心理描写的确细腻深入；这是作者擅长的刻划人物的一个特点。正是人物分析的方法和心理描写的方法相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显得鲜明、丰富。另外，场面描写也比较成功，如统制果树园和斗争钱文贵的场面生动活泼而又层次分明，特别是“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节写得情景交融，有声有色。在写场面时，作者善于把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叙述故事和心理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多种手法加以表现，因而整个画面有动有静，使人印象深刻。还有，浓重的生活气息也是本书一个特点。作品虽是写土改斗争，但围绕这一斗争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犀利的笔触深入到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的细小角落，既写了人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也写了他们生活上、伦理上的联系；既写了现实矛盾也写了历史纠葛，因而整部作品就象一幅宏大绚丽的巨制图卷。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是黑妮写得不够扎实。无可否认，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存在的，作品也写得比较活泼生动，能够引起人们同情，但对于她性格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则表现得不够。作者没有充分写出这号人物的性格和周围环境、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让人多少感到她是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面貌不够清楚。其次，作品的语言总的说来十分生动形象，作者也努力学习劳动人民的语言，但有些地方特别是描写人物心理时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语言，不够口语化和大众化。据作者说：小说的写作计划一再变动，在写作过程中，对原来的安排作了“压缩”，有些地方写到后来“没有把问题发展开去”（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在前边》）。由此产生的有些情节显得匆促，有些描写不够丰满的痕迹，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然而总的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愧为一部反映土改斗争的优秀作品，它在艺术上的成功标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长篇小说创作达到的新高度。
第四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其他中、长篇小说
紧接着短篇小说的繁荣，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也获得了巨大成就。由于作家比较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生活，进行了认真的创作准备，更由于他们通过生活实践加深了对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理解，因此，解放区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中、长篇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数仍然是写农村生活斗争的，其中主要写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即便是写革命战争题材，基本上也是写解放区农民的群众武装如何抗击日本侵略者，显示人民战争的巨大力量。在解放战争进行当中，也出现了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不过它们出现较晚，为数基少。随着城市、矿山的逐步解放，写工业题材的作品，还只是个开始。从这一时期解放区中、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看，大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同反动势力和民族敌人进行激烈的搏斗，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生活发展的趋势。从这些作品可以清楚看到新的一代群众正在成长，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时代正在迈着大步向人们走来。
土地改革，作为解放区农村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成了当时一些中、长篇小说共同的题材。这类作品中，除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外，要以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最为突出。《暴风骤雨》的写作时间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大体相同，也同时获得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三等奖。周立波（1908—1979），湖南益阳人。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活动：参加了“左联”，写过一些散文和文艺评论，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就是由周立波翻译的，在传播报告文学这种富有战斗性的新型的文学体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战爆发后，周立波到晋察冀根据地，写过一些通讯报告；后在“鲁艺”任教。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思想发生较大变化，认真深入生活。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参加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这为他创作《暴风骤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暴风骤雨》的人物和情节都比较单纯，但反映土改斗争的规模比较大，过程比较完整。作品从工作组进村掀起土改斗争写起，除了写斗争恶霸地主外，还写了土改复查，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枝，打土匪，一直到最后掀起参军热潮。作品分上下两部，第一部反映的时间是一九四六年党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土改斗争的第一阶段，第二部则是写一九四七年十月末《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情况。作品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画面，使人们清楚看到被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了千百年的中国农村是怎样在政治、经济、思想以至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经历着伟大的变革，歌颂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决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
《暴风骤雨》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形象。赵玉林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双重压迫下，老母饿死，妻子讨饭，全家三口都“光着腚”（因此他外号赵光腚），蹲过监狱，受过残酷的私刑。郭全海的父亲在旧社会被韩老六害死，自己十三岁就当了韩家的马倌，跟韩家是两代血海深仇。他们在工作队进村前还无可奈何地过着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一旦受到工作队的启发，他们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任什么力量也不能扑灭。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土改运动的群众基础，强调了这一伟大革命的必然性。尽管作者也写了他们的弱点（如赵玉林的缺乏斗争经验，郭全海在坏分子掌权后斗争意志一度消沉），但更主要的是突出表现了他们勤劳朴实、积极勇敢、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至于其他一些人物如白玉山、小马倌呈家富，妇女如赵大嫂，白大嫂，刘桂兰，也大多斗争积极，个性鲜明。
从艺术形象的塑造看，赶车把式老孙头是全书中写得最丰满的一个人物。这是个暂时还残存着落后自私的缺点然而又热切盼望翻身解放的老一代农民。他有些胆小自私，爱吹牛，好面子，但当看到地主势力开始真正崩溃时，他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积极地投入了斗争。赶车的生活经历，使他沾染了旧社会的一些坏习气；然而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开朗的性格，也使他很有风趣。作者是怀着满腔热忱和热爱的心情来写这一人物的，艺术上也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既概括又具体地写出了这一类农民的特点，因此人物形象刻划得颇为成功。除此之外，老一代农民形象老田头的性格也写得相当鲜明。
《暴风骤雨》对于党在整个土改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十分重视。作品通过工作队长肖祥的活动，具体表现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全书的故事发展看，肖祥实际上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中心人物。如果说元茂屯的广大农民是火种，肖祥就是点火人。因为他的第一次到来，元茂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因为他的第二次到来，元茂屯被坏分子篡夺政权、土改回生的现象得以扭转，复查深入的斗争得以展开。作者强调肖祥的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少有些过份，因为他离开村子地主就实行“翻把”，显得经过土改斗争考验并组织起来了的广大农民有些过于软弱。然而作为一个比较正确、比较理想的人物，肖祥的形象表现得相当感人。他是一个久经磨练的、思想和作风都比较成熟、具有党员领导者风度的人。由于作者更熟悉这一类人，所以写得比较具体亲切。作者没有把他写成为高踞于群众之上的“救世主”，而是把他作为党的政策的体现者和群众的领路人来塑造。他了解群众，启发群众，在斗争的重要关头替群众撑腰。他的特点是：阶级立场鲜明，认识问题尖锐清醒，既实事求是，善于走群众路线，又具有远见卓识。作者有意写了另一个工作队成员刘胜，以他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看问题主观，衬托肖祥的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在艺术上也是比较成功的。
《暴风骤雨》反映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是相当鲜明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争夺和固守东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因此，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十分必要和重要，和同时期一般老区相比，显得更为尖锐而紧迫。东北的土改运动实际上和清匪反霸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和解放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前线战争形势影响土改斗争的进行，而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对前方打仗有着重大影响。作品中韩老六的淫威，韩老七的反扑，以及逮捕韩老五等情节，都充满当时东北特有的气氛；作品结尾郭全海等青年参军更是揭示了解放战争推动了土改，而土改斗争又支持了解放战争。
《暴风骤雨》具有饱满的革命激情。作者描写人物，表现他们的斗争，都灌注深厚的阶级感情，歌颂暴露，是非爱憎，了了分明。在这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周立波善于选取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用简练、朴素的笔墨加以描绘，展示人物性格。作品很少冗长、沉闷的叙述，风格单纯明快。作者介绍赵玉林，主要是再现了他被摊劳工以及回来后和沦为乞丐的妻子见面的情景，也再现了“赵光腚”这个绰号的来源以及他向地主借债的情景；而对郭全海，作者只集中地描写了他父亲被害和他受地主欺骗这两件事。郭全海开始出场，作者写了他轻巧地降伏一匹脱了笼头的儿马的细节，显示了郭勇敢大胆、爽朗机灵的性格特征。小说的结构单纯，故事突出，线索清楚。全书以土改斗争发展的过程为主线，写了一场场斗争，让所有人物在斗争中活动；同时，在斗争中也插有一些生动的情节或细节，增加读者兴味。有些场面描写如“分马”一节，写得层次分明，人物活动形象具体，有声有色。另外，作者善于向群众语言学习，作品中运用东北农民的口语，语汇丰富，生动活泼，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及地方色彩。特别是许多对话，都是个性化的语言，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不足的是作品中有时口语用得太多，由于缺乏提炼和选择，因此多少影响读者的理解。
另外，作品在结构上也存在一些缺点。第二部有些松散，反映的事件较多而表现不够集中精炼；第一、二部之间联系也不够紧凑，多少给人脱节之感。有些细节描写显得烦琐，而有些重要斗争却展开不够充分。至于人物刻划，主要人物如赵玉林等表现得过于单纯；反面人物地主韩老六、杜善人、唐抓子等有些类型化和脸谱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总的说来，《暴风骤雨》仍然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和《暴风骤雨》同样写东北土改运动的还有马加的中篇《江山村十日》，作品以一个小村庄在十天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土改斗争的迅猛发展，马加在此之前曾著有长篇《滹沱河流域》，写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农村发生的一些变化；写得较为稚嫩，语言失之书面化，人物性格也不够完整统一。他还写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和抗日斗争的短篇如《减租》、《母亲》、《过梁》等，思想上与艺术上均有可取之处。《江山村十日》则是写得较好的一部中篇，显示了作者思想上艺术上的进步。作品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给以适当加工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被描写的对象——江山村的贫雇农也参加了讨论。自然，作者对于所反映的生活并不是没有提炼和集中。故事写的是一九四七年冬《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东北地区的土改斗争情况。作品集中写十天内发生的事件，从划阶级，成立贫雇农大会，发动斗争，农民群众和地主高福彬进行面对面斗争为主线，以金城和周兰的婚事为副线，两条线索紧密结合，显得内容充实，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形象也较为突出。与此同时，小说通过贫雇农委员会对待陈二踹子的态度表现了土改中如何正确对待中农的问题；李大嘴的形象则说明了积极分子队伍的变化和教育问题。作品结构也比较严密，开头结尾互相照应。小说结束时群众谈论村名的演变，最后一致决议把原来的村名高家村改为“江山村”，表明土改以后是“老百姓坐江山”，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伟大变化，也给读者留下深长的意味。作品的主要缺点是典型化不够，有些地方如搜地主的财物、分浮财的描写显得有些自然主义；工作组沈洪作为代表党的领导而贯穿全书的人物，他和斗争的关系写得不充分，形象也显得单薄；语言虽然总的说来比较流畅，学习运用群众语言也较好，但仍有一些知识分子语言，群众口语也锤炼不够。
写成较早的欧阳山的《高干大》，是反映解放区农村生活比较优秀的作品。作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开始了文学活动，后来参加了“左联”。他曾以罗西等笔名，发表过不少短、中篇小说，内容以反映广东一带城市的中下层生活为主，或者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郁闷烦忧，或者叙述工人的斗争，以短篇《七年忌》等作品较为著名。然而由于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写劳动人民的生活不够真切深刻，再加上创作上的欧化倾向（包括表现形式和语言）比较严重，减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效果。三十年代中期和抗战初期，他提倡“方言小说”，自己也作了一些尝试。到延安后，欧阳山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积极深入生活和群众斗争，认真改造世界观，从而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干大》。这不但是他创作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也是《讲话》发表后中长篇小说创作中取得较好成绩的作品。
《高干大》写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陕甘宁边区一个叫任家沟的地方办供销合作社的故事。为了克服困难，改善农民生活，也为了增加生产支援抗日战争，边区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社经济。任家沟供销合作社主任任常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思想机械保守，虽然辛辛苦苦，却不受群众欢迎。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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