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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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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使妇女长期受压抑的智慧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样反映婆媳关系的还有《传家宝》。相同的题材却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孟祥英的婆婆不让媳妇参加社会活动，是由于抗战时期党在这里建立的政权还不稳固。婆媳矛盾中包含着鲜明的政治矛盾的内容。《传家宝》中李成娘和金桂的矛盾，却反映了解放区政权稳固之后，经济上的发展带来农民理家方式的变化。李成娘箱子中破布片的分类归档，是为适应自然经济下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生活的，从这里表现了李成娘的勤俭、精明的劳动妇女的本色。而金桂的布包里的钱粮票证，却表明在农村交换发达，集体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家庭生活的改变。她同样善于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而且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犯了经验主义的婆婆在媳妇面前认了输，这不仅是新型婆媳关系的开始，也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生动表现。《福贵》反映改造二流子问题。为了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改造二流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但是，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习惯势力，使干部和群众也把某些善良的受压迫者误为二流子。福贵正有这样的遭遇。族长王老万以高利贷盘剥的手段，夺走了福贵的土地，还以族规严惩了福贵，使自己的剥削完全合法化了。福贵走投无路，当了吹鼓手，而这是被视为下贱的职业，因此被蛮横无理地当作“二流子”。通过这些描写，对旧社会提出有力的控诉，也对习惯势力作了严正的批判。《邪不压正》描写中农王聚才的女儿软英的婚姻纠纷，本意在于通过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混入干部队伍继续为非作歹等情节，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问题。但这个作品更大成就在于极为形象地描写了以“割封建尾名”之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阶级根源。不但象小旦这样的人在不断侵吞，而且一部份贫农干部，也多占了胜利果实。这就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农村，更显得僧多粥少了。为了填满“窟窿”，必然向中农开刀。作品不仅提出了当时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且对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的复杂状况，也很有价值。赵树理还满怀热情地歌颂农村新人新事。《小经理》中表扬了三喜，他是一个十分平凡的青年，却是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人物。《田寡妇看瓜》通过田寡妇的心理变化，歌颂了新农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观。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农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现的对象。鲁迅第一个怀着炽热的同情描写了受着深重压迫的贫苦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尝苦难而尚不觉醒，身心均打着阶级压迫的深深烙印。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但是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特别由于作家未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实丰满的农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还不免夹带着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杂质。在这点上，赵树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由于时代的缘故，他的笔下出现了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农民关心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有了主人公感，开始表现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尽管人更加熟悉并能得心应手加以表现的，仍是老一辈的农民；但就是这类农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时代大潮所冲击，挟带着向前进步着的。另一方面，由于赵树理来自农民，始终不脱离农民，热爱而且深刻了解农民，使他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性、气质，到观察、思考、表达的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的特质。这就是在文学的内容和形象塑造上，赵树理为新文学所增添的新因素。
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使赵树理的作品表现的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事。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注：《也算经验》、《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写《李有才板话》，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注：《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防止土改运动中，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流氓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以及少数当权干部容易变坏，他写了《邪不压正》“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注：《关于〈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他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常常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并不是政治概念的没有艺术生命的图解。赵树理的小说，描写也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党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赵树理却已敏锐地抓住阶级斗争尖锐性、复杂性的问题，在一些作品中描写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同时，赵树理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即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之后，对旧农村社会的改造。他描写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在《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福贵》、《传家宝》等作品中，他相当深刻地描写了宗族、家庭中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矛盾的演变。这些描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并且表现了一个新时代、新天地的诞生。越树理并不回避矛盾，敢于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落后面。他认为只有展现阎恒元的全套阴谋诡计和老槐树下受压迫者继续受压的真实状况，才能与“模范村”的称号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揭露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只有写活了二诸葛、三仙姑，才能使人们从他们的愚昧麻木中，加深对改变封建旧习俗的严重性、迫切性的认识。在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比中，赵树理在进步的一方加上了政权的力量，使矛盾最终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他认为当时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亟需民主政权的支持，现实生活中矛盾的解决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不愿为了激化矛盾而改变构思，而是按照他所看到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安排情节。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过漫长的历史，小生产方式的影响更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普遍存在，在作为劳动者的贫苦农民的心灵中，也留下很深的印记。中国农村的民主改革，必然是复杂曲折的，充满了从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到内心深处的微妙波动的各种矛盾冲突。赵树理以其细致生动的笔触，充分地刻划了这些变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上，他都有所创造，形成了他在艺术上的独特风格。这既是他个人的艺术风格，也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是赵树理对新文学发展所增添的又一新因素。
赵树理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没有对这些人物作静止的描绘、分析、议论。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从“不宜栽种”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把二诸葛的迷信、迂腐、懦弱但又老实、厚道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从“米烂了”到精心梳装打扮，赶到区上去闹，则表现三仙姑假装迷信、泼而且赖的特征。同样两个落后人物，放在同样环境中，却能将其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凸现出来。由于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因而寥寥数笔就能把人写活，很有以笔传神的功夫。《催粮差》中旧衙役的走狗特性，《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地主少爷的凶顽而又娇弱的性格，《小经理》中老管账的油滑世故，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些次要人物，也能一两笔写活。于福牵驴送三仙姑上区，张得贵抱着笔砚算盘随阎恒元丈地，只用一个动作就把他们的身份、地位、性格点了出来，颇可耐人寻味。就是老槐树下的那些“小字辈”，或热烈，或冷静，面目也不雷同。赵树理的小说较少大开大阖的情节，激烈动荡的场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动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通过朴实、简炼但却细腻的描写去展现。象孟祥英、李成娘等都是在日常家庭生活细节中表现她们的。细节的真实，颇能表现赵树理的精确描绘生活图画的长处，并使他的小说具有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特色。《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的神课、三仙姑的装扮，《李有才板话》中“小字辈”的称呼和他们过“添仓”节吃黏米糕的细节，《邪不压正》中下聘礼的具体入微的描写，《李家庄的变迁》中树木和侧所所有权的诉讼、吃烙饼的陋规，《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给关老爷唱戏的活动……，这许许多多细节，不但与人物塑造有密切关系，而且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它们都是地道的中国的，说得更确切一些，都是十足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即使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读，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赵树理小说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故事性强，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常常采用大故事套着几个小故事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作品的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而后随情节的发展展开人物的性格，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来龙去脉，都有头有尾。注重故事性，还使他的小说叙述多于描写，描写融于叙述。那些用白描手法所作的细腻的描写，往往是最为引人入胜的段落。赵树理在语言上更有杰出的创造。在他之前还很少有人完全做到使用北方农民的口语来写作。不但人物语言是农民的口语，就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完全口语化了。无论讲述故事或评论人物、事件，都使人觉得是一个农民在说话。但这又是经过提炼的，纯粹、质朴、平易，描情状的，绘影传神，都能形象逼真，生动活泼；在轻松幽默、风趣横生之中，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机智和乐观主义。没有这种独具色彩的语言，也就没有赵树理的特殊的艺术风格。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他的高度的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写作时首先考虑使群众听起来顺当，读起来习惯。写成一篇小说，往往先念给周围的农民或基层干部听，以检验实际效果。凡是农民听不惯的就设法修改。他不认为这是牺牲艺术性去俯就群众，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真正在广大群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并没有迁就、迎合某些落后、狭窄的趣味，而是在群众口语、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提炼加工。他的作品做到雅俗共赏，把大众化和艺术化统一了起来。他强调继承民间艺术的传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他清醒地看到民间的传统文艺存在着“缺陷”，需要加以“补充”改造（注：《〈三里湾〉写作前后》，《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使之丰富多样，便于表现现代的生活，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赵树理的小说又融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长处，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民族新形式。他的这种具有鲜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发生深远的影响，在五十年代形成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注：《火花》是五十至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艺刊物。山药蛋是山西对于马铃薯的俗称）的艺术流派。
第二节：孙犁、刘白羽的作品及其他短篇小说创作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不久，在短篇小说方面相继涌现出不少引人注目的新人新作，并且由此开始了解放区整个小说创作活跃繁荣的新阶段。
当进的解放区主要在农村，解放区的群众基本上是农民，革命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也是首先表现在农村的生活现实中。文艺工作者在工农兵方向的指引下，深入基层，和群众相结合，他们接触得最多，了解得最深的，同样是农村和农民。所以，十分自然地，解放了的农村构成短篇小说最常见的题材，翻了身的农民成为这些作品最普遍的形象；而且，这个时期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大多也来自农村题材的作品。
孙犁是以写冀中农村人民抗日斗争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的作品数量不少，质量也较好，有着自己的鲜明风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他已经写过剪影式的短篇如《邢兰》等，但创作取得成就则主要是文艺座谈会后。他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嘱咐》《采蒲台》等，基本上以他的家乡冀中平原农村为背景，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抗日战争。作品的笔调清新明快，充满抒情诗意，在表现艰苦斗争的同时，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作者特别善于刻划农村劳动妇女的形象。在他笔下，中国劳动妇女一个个都是那样坚贞美丽，活泼可爱；她们对待自己的亲人是那样温柔多情，细致体贴，对待敌人则是那样英勇顽强。她们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承担着生活和斗争的重任，显示出解放了的妇女的本色。小说《荷花淀》和《嘱咐》中的水生嫂写得最为突出。她勤劳能干，活泼深情，开始似乎有些天真，但经过战争的考验逐渐变得勇敢机智，通情达理。在《荷花淀》中，她和妇女们一道也组织起水上游击队，而在《嘱咐》中，她熟练地驾着冰床送走抗战八年刚回家一夜又要去打反动派的丈夫。她们不是和男人一样支撑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愧为中国历史的脊梁吗？《采蒲台》中小红母女是那样平凡，她们勤劳坚韧，又那样爽良乐观，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光荣》中的秀梅爱憎分明，大胆泼辣，《蒿儿梁》中的妇救会主任坚定沉着，积极热情，爱护子弟兵象对待自己的亲人，她们都表现了解放区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的确，这些农村妇女形象一个个“象金子一样坚硬，象水一样明澈”。可以说，短篇小说写劳动妇女象孙犁这样写得活泼可爱，美丽多姿，尚不多见。孙犁还写有一些反映阜平一带山区人民斗争的小说，然而艺术成就不如写水乡风土人情、生活斗争的作品。写得稍迟的描写互助合作和土改复查的中篇《村歌》，则保持了作者写冀中平原农村生活和妇女形象的短篇小说的特点，以晓畅的语言和清新的风格生动地刻划了一个活泼开朗、爽直倔强、能干好胜的青年妇女双眉的形象。她有缺点，如有些急躁、自满和脱离群众。然而，在党的教育下，这个不断努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终于战胜周围的保守落后势力的偏见，同时克服自己身上的弱点，成为村里的妇女大队长。双眉的性格特点十分突出，显示了作者塑造人物的艺术才能。不过作为中篇小说，《村歌》有些散文化，结构不够严谨，不象作者写短篇小说组织得那样周密。在这个作品中，他写到了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说明作家对于生活的敏感和具有较高的思想水平。
孙犁注意具体细致地描绘了人物的外貌特征，又深入刻划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且总是扣住时代特色，去展示他们的性格，从人物身上可以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与此同时，作者也善于通过日常生活事件和用侧面描写来反映大的斗争。他用灵巧轻捷的笔触刻划出人物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狂风暴雨中锤炼出来的坚毅、英勇、智慧的性格，他们对于生活的喜悦和希冀，以及如何以艰苦的抗争打碎旧秩序、迎来新世界。他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而是用平易单纯的文字，写出了人物身心的内在的美，生活斗争和自然风光的诗意。他几乎不用慷慨激昂的言辞，作品的基调却同样是激动人心的，唤起了人们对于那样的人物和那样的生活斗争的热爱。因此，他的作品看来似乎平淡，但从平淡中显出新鲜；表现简朴，而于简朴中含着隽永；近乎轻柔，却从轻柔中透出刚强。他的作品没有离奇，不觉紧张，然而主人公的遭遇和命运却紧紧扣人心弦。至于自然景物，作者轻轻勾勒，浓淡适宜，既富地方色彩，又充满时代特色。可以说，他的白描手法做到既绘形又传神；特别是他对白洋淀水乡的人物景色的描写，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挚感情。作家关于乡亲和故土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描写，凝结着他对于人民和祖国的深沉爱恋，也饱和着对于他们命运的热烈关切。这种感情，使他的作品具有特别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魅力。作品的语言也凝炼优美，刻划人物，抒情写景，十分准确细腻，而且基本上是群众化的语言，这就使作品更易在群众中传播。这是一位十分重视创造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小说作家。
开始创作和成名都略早于孙犁的，有孔厥。他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收入短篇小说集《受苦人》，其中已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篇什。他写到了大公无私的新一代农民（如《郝二虎》、《父子俩》），描绘得更多的却是被旧社会压迫，性格比较特别的人，或者革命队伍中思想作风不良的人。孔厥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进行剖析和表现。题名《受苦人》的那篇，叙述一个童养媳和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的生活悲剧。后者身心都饱受旧社会的摧残，对她真心诚意，她对他却只有感激和怜悯而毫无爱情。她同意完婚，想的是尽快解除婚约，双方都因此痛苦不堪。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剥削、封建婚姻的野蛮性质，和对于这种制度的控诉，都具有强烈的艺术力量。作家以冷峻的态度，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矛盾；但作品留有旧现实主义的明显痕迹，有的缺少明朗乐观的气氛，读了给人以重压之感，就反映解放区农村新的社会现实而言，使人觉得有所不足。写于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则是歌颂解放区表现新人物新气象的好作品，与原先的格调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作品带有传记性，有些近似报告文学，但在当时仍被认作较为优秀的小说。作品通过陕甘宁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解放前后的遭遇，歌颂了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逃荒要饭被卖给人当童养媳的小折，在原来那个坏男人要跟她成亲的当天投奔了红军，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和一个革命残废军人自由恋爱，“在学习、生产的战线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当了学习模范和劳动英雄，成为抗日妇女先锋，全边区千百万妇女的代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复杂，甚至可以说比较普通平凡，但它写出的人物作为一个典型，却是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本质，而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由衷喜悦，更是表现得十分突出。孔厥创作面貌的这一变化，在当时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这个时期里，同样以描写新的农村生活著称的作家，还有康濯、秦兆阳等人。他们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成长起来的。康濯的作品大多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解放区农村生活的巨大变革。由于他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并亲身参与他们改造社会的斗争，所以易于发现他们身上新生的萌芽。代表作《我的两家房东》以金凤和栓柱的婚姻恋爱问题为主要线索，写出了解放区青年敢于冲决旧婚姻的束缚，真正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在金凤的带动下，已经结过婚的金凤的姐姐也和欺压她的坏男人离了婚。就连开始对女儿婚姻自主不以为然的老汉陈永年，在看到孩子们精神获得解放而无比欢乐时，也被感染得一道高兴起来。通过这个十分平凡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儿女间的琐事，读者可以看到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是怎样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民的家庭生活。《初春》则从另一角度即写一个带有旧思想的老汉对新事物（如生产用的活底粪篓，讨论生产计划的会议，青年人自由恋爱等等）看不惯，但在事实教育下终于纠正了旧观念，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深刻变化。写得较早的《灾难的明天》虽然篇幅较长，故事有些枝蔓，矛盾冲突解决得也稍嫌简单，但作者通过祥保一家三口关系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优越和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力量。过去遇着灾荒年，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痛苦不堪；现在新社会，政府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并且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把旧社会在劳动人民之间（作品中是母子、夫妻、婆媳之间）造成的不正常状态以及留在他们身上的不良影响，逐渐地克服了过来。作者的其他几篇作品《亲家》、《腊梅花》等也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情况。前一篇写一对新老中农亲家在党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把其中老中农错划为封建富农）后，欢欢喜喜成立拨工组搞好生产；后一篇刻划了一个受地主压迫极重的农民范老五终于敢起来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范老五的形象虽然不十分典型，却有鲜明的性格。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刻划人物，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事件，特别是农民家庭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艺术上认真而不刻板，细致却不烦琐，有着生动的朴素性，不加铺张的真实性，显示了淳厚朴实而又清新的风格。他的小说，常常给人留下扎实、新切的印象。康濯在全国解放前夕还写有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工人张飞虎》及长篇《黑石破煤窑演义》，艺术上都不及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秦兆阳的一些作品也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翻身后的新生活。他的《老头刘满屯》、《幸福》写了农民生活的变化。作品故事性强，语言形象生动，艺术上也十分注意群众化，民族化，显示了作者自己的风格。《东西李庄的故事》通过李庄农民被地主挑拨不和，分成两个李庄，土改后认识了阶级的利益，从而消除隔阂的故事，反映了人民政权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炊事员熊老铁》写的是部队生活，却成功地刻划了一个事事秉公、铁面无私的炊事员形象，歌颂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高尚品质。比这些作品稍早，秦兆阳还写有《娘》、《仇恨》、《路》、《何花秀》等作品，收在短篇集《平原上》，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的斗争，大多近乎速写，比较单薄，艺术上不及后来的作品成熟。
表现农民翻身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作品还有林兰的《红棉袄》、潘之汀的《满子夫妇》、西戎的《喜事》等。《红棉袄》通过刘老三一家土改翻身分得果实的故事，写了东北农民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作品着重写了刘老三的妻子带弟，她原是漂亮、干净、爱打扮的女人，因为嫁给刘老三，受地主剥削，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共产党工作团到屯里来，他们一家翻了身。作品十分生动地勾画了东北农村翻身解放喜气洋洋的场面，人物形象生动，既有全景又有特写，抒情气氛寓于现实描写之中，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满子夫妇》和《喜事》都是写年轻农民婚姻恋爱的故事，前者写一对年轻夫妇开始感情不深（并非思想上有矛盾），经过上冬学学文化，夫妻增加了接触和了解，很快加深了感情；作品篇幅短小，故事情节十分简单。后者写一对青年自由恋爱结婚，他们完全摆脱封建包办式婚姻，大大方方，新事新办，周围乡亲看了也高高兴兴，从而显示出新社会新制度的优越。两篇作品虽然内容不尽相同，却都充满活泼欢快的情调，风格明快，生动反映了解放区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除此以外，束为的《第一次收获》、《卖鸡》，方纪的《魏妈妈》也都写出了新农村的变化。束为的两篇小说虽然截取的是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的通过对比，有的通过具体描写，却都反映了解放区的生活本质。这两篇作品的结构不十分严谨，语言却比较清新流畅。《魏妈妈》以第一人称写了魏妈妈一家从伪区到边区后生活的变化，歌颂了边区新社会。
这一时期解放区的短篇小说还有相当部分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其中主要是写实行减租减息，斗争封建地主。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以十分复杂、十分微妙的状态进行。王力的《晴天》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民和地主的斗争。作品写一个叫太平庄的村子，外号“四臭肉”的地主王宏银过去凶狠地欺压农民，八路军工作组来了，经过艰巨的工作，发动群众进行二五减租，首先斗倒了地主的走狗毛老道，接着对“四臭肉”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打垮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农民翻了身，太平庄也晴了天。作品虽存在一般化的缺点，但基本上反映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束为的《红契》也是写地主阶级在减租减息问题上明减暗不减。外号笑面虎的地主胡丙仁，当农民要他减租减息时，他痛快地一口答应；然而不久，他就对农民暗地里威逼，把地契要回来，照旧收租。区干部老马深入了解情况，耐心做群众工作，思想落后的农民苗海其他终于提高了阶级觉悟，打消思想顾虑，对地主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菡子的《纠纷》没有直接写减租减息，而是写新四军所在根据地农民反对封建势力的故事。从另一角度上反映了农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寡妇来顺子妈和雇农刘二结合了，原来的“老甲长”、一贯欺压本村农民的地主狗腿子楼志清还想欺侮他们，妄图利用家族观念霸占来顺子家的田产。在民主政府支持下，来顺子妈终于和刘二正式结了婚，楼志清的威风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作品虽然没有写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受欺凌的来顺子和刘二显得过于软弱；但比较具体地写出了封建势力在农村的严重影响，表现了农民群众在自己政权支持下怎样力图摆脱旧势力的束缚，而且开始显示出作者描写细腻的特点。写于建国前夕的马烽的《村仇》是一篇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比较深刻的作品，它通过旧社会农村常见的两姓的村仇揭露了地主阶级的阴险毒辣。赵庄和田庄的庄稼汉都是受苦人，由于地主的挑拨，利用修水渠制造械斗事端从中渔利，两庄结下了深仇。甚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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