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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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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歌》和《哀中国》两诗）但诗人并未被这些压倒，面对着正在高涨的群众运动，逐渐地转为兴奋，转为顽强。在“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日，他写出了充满愤怒情绪的诗章，要求以新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
顶好敌人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也以机关枪打去！
我们的自由，解放，正义，在与敌人斗争里。
倘若我们还讲什么和平，守什么秩序，
可怜的弱者啊，我们将永远地——永远地做奴隶！
——《血祭》
而在稍后的《寄友》一诗里，他更意味深长地写道：“朋友，我觉悟了，我们要把枪柄拿到自己的手里！”这些质朴无华的诗句，反映了诗人对必须坚持武装斗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认识。《哀中国》总的说来比《新梦》深沉，有着更为踏实的现实的基础。
一九二五年以后，蒋光赤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小说创作。中篇《少年飘泊者》，作者自称是在“花呀，月呀”声中“粗暴的叫喊”。它写农村佃户少年汪中，因父母被地主所害，流浪异乡，经历各种遭际，最后走向革命，牺牲在战场上，通过汪中的流浪历程，小说展现了“五四”到“五卅”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斗争，洋溢着分明的爱憎，有较强烈的浪漫主义色采，在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一九二六年所作短篇集《鸭绿江上》，共收小说八篇，借不同社会生活的描写，反映了民族、阶级之间的不平，革命倾向相当鲜明，但有些部分（尤其是写爱情故事的部分）也具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其中《鸭绿江上》、《弟兄夜话》等篇较有特色。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不到半月，蒋光赤完成了中篇小说《短裤党》，及时地反映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作品主要描写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过和失败，最后勾勒出第三次起义成功后的胜利图景。写到的方面较广，包括党内活动、工人群众会议、武装斗争、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屠杀罪行等，这一切又都围绕着起义斗争的发展而进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面貌和当时的社会气氛。作品着力描写斗争的领导者杨直夫、史兆炎的坚定、忘我的光辉品质。他们较早就指出国民党右派的阴谋。杨直夫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身患重病而坚持工作，写得颇为感人。作品还写出了工人李金贵、邢翠英等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英勇气概，歌颂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描写这样重大的题材，描写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形象，这在当时文学创作中是难得的尝试。作者写作时为“热情所鼓动着，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做小说”，立意要使《短裤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注：《短裤党·写在本书的前面》），这里也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可贵的责任感。作品还存在一些缺点，例如个别人物身上表现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肯定暗杀复仇的行动；由于作者写作时间过于匆促，而又企图较全面地反映起义斗争，来不及熔铸和精细琢磨，因此缺少比较完整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这时的一些小说具有共同的缺点：常常以热情的叙述代替对现实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细致而具体的描画，结构不够谨严，语言也缺少锤炼。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作者辗转沪汉，较多地看到了现实生活中蜕化或没落的方面，对于工农群众力量估计不足，心情悲愤而又低沉，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消极影响。《野祭》中的青年有的在革命的浪潮中退却，有的在继续斗争中牺牲；《菊芬》中的人物的斗争失败后以暗杀作为反抗现实的手段；《最后的微笑》也只能以自杀来结束斗争。这些作品，虽然仍表现了作者对敌人的强烈憎恨，但气氛比较沉重；早先作品如《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中还不算显著的所谓“革命与恋爱”的表现，此时也有了发展。作者思想上的消极倾向在《丽莎的哀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个作品描写一个白俄贵族妇女在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上海，最后沦为妓女的故事。小说过多地渲染了丽莎昔日的荣华富贵和眼前生活的沦落，它所采取的自叙形式，使人物的哀怨显得深切，作者对此又缺少必要的批判。因此，作品给予读者的并不是对于俄国贵族的厌弃和憎恨，反而是对于他们的怜惜。小说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评。
作者这时对于革命发展虽怀有疑虑，但又始终关注着它，并不曾放弃自己的革命要求。即使如《野祭》、《菊芬》等作品，故事背景也仍是当时动荡的革命现实；同时期写的长诗《哭诉》（即《写给母亲》），感情虽嫌忧伤孤寂，但对反动派表示了极大的愤怒。作者这样剖露自己：“我的一颗心，……只是烧呀，……任冰山也不能将它冷透！”在序文里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虽受创伤而决不屈服的心情：“我始终是在希望的路上走着。”正是这种坚定的革命感情保证了作者此后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新的发展。
这段时期内，作者实现了在一九二四年组成“春雷社”时就提出的以办刊物来“振作中国的文学界”的愿望（注：见通信集《纪念碑》（1924年11月3日信），亚东图书馆1927年11月出版），与钱杏村、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做着“建设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工作”（注：《停刊宣言》，《太阳月刊》停刊号，1928年7月）。《太阳月刊》停刊后。蒋光赤又先后主编《新流月报》、《拓荒者》等，明确地“想对目前的如火如荼的新时代文艺运动，加上一点推进的力量”（注：《编后》，《新流月报》第1期，1929年3月）。蒋光赤的这些活动，为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九年夏，作者去日本，写出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并企图指出他们应走的道路。女学生王曼英在大革命时期受革命潮流的潮荡，离家参加革命队伍，不久，反动政变开始，她陷入绝望与痛苦中，选择了一条企图“破毁这世界”、实际却只能使自己堕落和毁灭的道路。最后，她在革命者李尚志帮助下抛弃这种生活，参加了工人运动。作品在表现这个人物方面较多幻想色彩，缺少生活基础，也未能很好地回答这一类青年转变道路的问题。李尚志、李士毅等坚定乐观，始终与群众接近，这类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作者有意识地寻找并表现革命力量。作品中羼杂着某些狂热的描写，但也显示了作者对于革命的积极态度。
作者在日本时所写的日记（《异邦与故国》）及诗歌（《我应当归去》），表现出他的思想正在进展中。他对革命前途作了新的探索，消除了曾经有过的疑虑；他遥念祖国及苦斗中的群众和朋友，渴望参加他们的行列，要“在群众痛苦和反抗的声中”找到“伟大的东西”。与此同时，作者阅读了较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优秀的文艺著作，翻译了一些苏联作品，并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接近，艺术创作见解（如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艺术的作用等）有所进展，这些都为更好地创作作了必要的准备。
《咆哮了的土地》是蒋光赤开始趋于成熟的一部作品，它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大革命前后广大农村中剧烈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反映了党领导下早期农民武装革命运动的面貌。作品开头描写大革命风暴行将到来时农村的气氛：经过漫长的沉闷的日子，阶级仇恨逐渐在苦难的土地上升腾，“减租”、“革命”等口号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他们渴望着、等待着那已经预感到而还不很理解的生活变革。革命工人张进德和革命知识分子李杰来到了家乡，散播了反抗的火种，受苦人的心里开始明白，土地咆哮了。他们组织了农会，动摇了地主豪绅的权威，建立起新的生活准则。在这巨大的动荡中，农民的思想起了变化，善于思考的王贵才、较多束缚于旧传统的王荣发老汉、愁苦沉默的吴长兴等人，都在实际斗争中开始觉醒。不久，“马日事变”的消息从省城传来，逃出乡村的地主跟随反动武装回乡，企图解散农会，使旧的枷锁重又架在农民的脖子上。但觉醒的农民在张进德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武装反抗，最后冲出包围，奔向百里以外聚集着工农队伍的“金刚山”。工人和知识分子原是作者描写较多的对象，但对张进德和李杰的塑绘，超过了他过去创作中的同类形象。过去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工人，很多都是在不愿离开斗争又不知何斗争的处境中以盲动和牺牲为结局，知识分子往往是开始向往革命、参加革命、但当革命受挫折时即颓丧幻灭，而最后又突然转变，在工人群众运动中出现。这样的描写（在当时被称为“革命的浪漫蒂克”）正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理解不深，并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张进德和李杰则切实地投入了激烈的农村斗争生活中。张进德耿直勇敢，同时冷静机智，他从工人运动的岗位转到农村，讲究革命策略，善于联系群众、启发群众，显示了比较优异的领导才能。李杰曾参加黄埔军官学校，卷入革命洪流中，不久，他看到了“所谓‘革命军’的，未必真能革命”，但他并不灰心，回到家乡来继续做实际工作。作品虽然较多地强调了知识分子在农民觉醒过程中的作用，但也接触到剥消阶级出身的青年参加群众斗争的自我改造问题。李杰在同地主家庭展开斗争前所经历的激烈的内心矛盾，写得相当深刻，具有感染力量。作者过去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已大为减少。这种改变，反映作者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革命的认识也有了提高。《咆哮了的土地》的崭新的题材和人物，在进步创作界普遍关心农村斗争生活的当时，具有开创的意义。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大进展，宣泄式的叫喊已减少，更多是客观细致的描写，故事发展、人物出现较有层次，能从人物行动的描绘中体现出思想感情，生活实感较强，因而能相当有力地表现出当时农民革命运动日益深入发展的趋势。《咆哮了的土地》最初在《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及第四、五期合刊上发表了前十三章，因为反动派的迫害和禁止，在作者生前未能出版单行本，直到一九三二年才易名《田野的风》出版。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另一位积极倡导者郭沫若，这时也写了一些富有革命内容和战斗色彩的作品。除了前已提到的诗集《恢复》外，童话体小说《一只手》也有过较大影响。和作家过去好些着重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飘零沦落的小说不同，这里正面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虽然政治和艺术还不能和谐地有机地统一起来，作品却显示出作家思想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二八年前后出现的革命作家中，较多的是太阳社、创造社成员或在太阳社、创造社所编刊物上发表创作的青年。他们的创作都与蒋光赤的作品有着近似的特点。他们描写劳动人民的痛苦，宣传阶级斗争，表现出革命的热情，但作品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缺少生活实感，主观臆想色彩较浓，高昂的革命呼唤未能得到相应的艺术体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情较为明显。阳翰笙（华汉）有中篇小说《女囚》、短篇集《十姑的悲愁》等，较重要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地泉》，包括《深入》（即单行本《暗夜》）、《转换》、《复兴》三部曲，反映农村革命的“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换”，工人运动的“复兴”。作品描写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并企图表现革命的出路，却因生活的不足和艺术表现上的弱点，给人以概念化的感觉。革命作家曾借该书再版的机会，撰写序文总结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钱杏村（1900—1977）除从事文学批评工作外，有《义冢》、《革命的故事》、《玛露莎》、《饿人与饥鹰》等短篇集、诗集。最早的作品以反映知识分子穷苦潦倒的生活为主，一九二七年后多揭露、调刺革命浪潮中的投机分子，以后又描写了革命者的故事。戴平万有《出路》、《都市之夜》、《陆阿六》等短篇集，写社会各个角落惨苦现象、革命者的流浪生活，特别是农民的受压迫和觉醒。较后的《陆阿六》等正面表现革命者，生活实感不足，钱杏村后来认为其中人物似“‘譬玉无瑕’的天生的英雄”（注：《〈地泉〉序》）。楼建南（适夷）有《挣扎》、《病与梦》等短篇集，描写面较广，作者自称“表现的对象”“跟着时代的转换”而“转换了新的方向”（注：《〈病与梦〉后记》）。稍后的作品接近现实斗争《盐场》描写一场“风波”给盐民带来的苦难，内容扎实，颇有生活气息，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影响。冯宪章（？—1931）有《梦后》等诗集及若干短篇，大多描写并鼓动劳苦工农斗争。出现在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李守章的短篇集《跋涉的人们》和刘一梦的短篇集《失业以后》，大都描写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苦难和反抗，被鲁迅认为“总还是优秀之作”（注：《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蒋光赤和这些作家的创作、理论和组织活动，都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了初步的拓荒工作。他们旗帜鲜明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服务，政治立场明确，革命色彩强烈。他们的作品以主要篇幅反映工农群众的生活，描绘革命者的抗争。这些，都给新文学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色。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限制和实践经验的不足，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比如对于作家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感情的改造，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度，艺术描绘等方面都重视不够。有些作品，在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活动的描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斗争的处理上，还不同程度地显露出“左”倾思潮的影响。这些成败和得失，共同地显示出革命文学在前进过程中留下的足迹，给随后的革命作家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第二节：柔石、胡也频、殷夫等的创作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联”盟员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没有正式加入“左联”，但工作上有紧密联系）、冯铿和其他十八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此后几年内，应修人、洪灵菲、潘漠华等人又相继遇害。柔石等五烈士就义后，“左联”发表了抗议和宣言，指斥反动派的暴行，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的支持。鲁迅从来就关心这些革命青年作家，对他们抱有很大的企望，柔石、殷夫、胡也频等生前也都得到过鲁迅殷切的指导。鲁迅对他们的牺牲怀着无比的悲愤。在得悉这一噩耗的当时，他写了悼念文字，指出他们以鲜血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注：《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事隔多年以后，又怀着蜷蜷之心，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九三三年）、《白莽作〈孩儿塔〉序》（一九三六年）等文，赞扬他们的为人，肯定他们的文学成就。
烈士们生前大都从事实际革命活动，又以文学为武器参加战斗。他们从不同的道路走向革命，同时又把不同的经历带进文学。正如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样，他们也为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作留下了可贵的成绩，表现了他们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和努力。
柔石（赵平复，1901—1931）最初从事教育工作，并参加新文学运动。一九二三年开始创作，短篇集《疯人》透露出一些个性解放的要求，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和中篇小说《三姐妹》对知识青年游移徘徊的心理有所批判，现实生活的投影都还比较淡薄。一九二八年夏，他到了上海，与鲁迅有较多往还，在鲁迅的帮助下译介外国的尤其是东欧和北欧的进步文学，编辑《语丝》、《朝花旬刊》、《萌芽月刊》（注：《萌芽月刊》，由鲁迅主编，柔石等编辑）等刊物，这些活动对于他的创作起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期所作短篇集《希望》，写了日常生活中一些庸俗、卑鄙的人物与事态，现实意义和生活气息都较以前作品显著增强，并开始表现出独特的艺术见格，笔调简洁朴实，感情深沉。
长篇小说《二月》（一九二九年）是作者较重要的作品，鲁迅为作《小引》。主人公肖涧秋是这样一个青年：“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注：鲁迅：《〈二月〉小引》），他离开学校后在崎岖的世途上飘泊，六年后来到芙蓉镇，希望过清静的生活，然而他在这想象的世外桃源中见到的，依然是凄凉、苦难和凡庸。对于这些，他即不能象一些人那样视若无睹，也不能象另一些人那样习以为常，他有所激动，希望用个人的努力去改变现状。肖涧秋开始援助孤儿寡妇，想使那些善良的人离开悲哀的境地，但诬蔑非议也就随之而来，使他日益困惑。爱情纵然带来一些温暖，却仍然无法充实他的空虚的心怀。他不能在生活的“浊浪”中随波逐流，结果又离开了这个地方。小说通过这一故事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愤懑和对于知识分子道路的思考。几个人物也都写得生动而又各具性格。叙事抒情优美生动，语言流畅并常带有诗意，能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一九三年写的《为奴隶的母亲》是作者最优秀的短篇小说。题材深入到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生活中，表现的形式和手法也更为朴实，可以看出他这时正在努力“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注：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作者在《二月》中流露的伤感情调没有了，更多的是负荷着人民苦难的崇高感情。作品描写一个穷苦妇女，为了全家生活被丈夫出典给邻村一个秀才地主。整整三年，她离开自己的孩子，作为别人生孩子的工具，屈辱地生活在地主家里。孩子病重的消息传来，她憔悴痛苦，但得不到回家看望的权利。三年内，她生下一个男孩子，于是又被人夺下这亲生的孩子，赶回从前的家，而先前的孩子还是受着饥饿的熬煎，在前面等着她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生活。作者以沉挚的笔调描写了这个痛怵人心的故事，刻划了一个既是母亲又是奴隶的鲜明形象。小说写的是常见的人和事，但能够从平易中透露出深刻的意义，显示了阶级剥削制度是劳动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他们不仅身受着经济上的剥削，同时还身受着超经济的精神虐待，他们的苦难正象作品最后写的：“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为奴隶的母亲》写作的年代，中国的农村斗争已风起云涌，作品虽然没有直接反映这些斗争，但它接触和描绘了农村中苦难深重的一隅，具有强烈的控诉的意义。
“左联”成立，作者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等职，在紧张的工作中继续从事写作。一九三年六月作通迅《一个伟大的印象》，记述了他同年五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时的见闻；十月，作长诗《血在沸》（注：《前哨》第1卷第1期），纪念一位被反动派杀害的十六岁的少年先锋队队长。这些作品标志着作者生活道路和思想道路上重要的飞跃。在同时代的革命青年作家中，柔石在深刻理解和揭露中国社会的腐朽堕落，认真探索和实践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及对于艺术表现的重视等方面，都是有自己的显著特色和突出成就的。
胡也频（1903—1931）开始文艺活动在一九二四年，与人合编了北京《京报》附刊之一《民从文艺》，同时用胡崇轩署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作品。此后数年内，创作量很大，写成《圣徒》（短篇集）、《也频诗选》、《三个不统一的人物》（短篇集）、《别人的幸福》（戏剧集）、《一幕悲剧的写实》（中篇）等十多个集子。较早作品涉及题材很广，从生活见闻中信手拈来，以后则较集中于对不同类型知识分子的生活的刻划。文笔流畅明快，间或流露着幽默和讽刺。这些作品反映生活的深度还嫌不够，政治意识也不明显。一九二九年作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一九三年作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
一九二八年春，胡也频到了上海，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并明确地以文学为革命服务。在《到莫斯科去》的序文中，他强调创作应“抓住这斗争底时代的现实”，强调新文学的作者应跨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深入于无产阶级的社会而经历他们的生活和体验他们的意识”，这些认识和主张显然有助于他的创作，《到莫斯科去》正是“这种主张的实践”。作品描写一个“新女性”素裳，厌恶金马玉堂的资产阶级生活，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但对当时各种不同的思潮感到惶惑。共产党员施洵白的出现，使她在迷途中找到了指南，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两人产生感情，并决定一同到莫斯科去。这时她的丈夫官僚徐大齐却捕杀了施洵白，新的仇恨加深了素掌对旧的生活的憎厌，她终于毅然独自出发。作品倾向鲜明，表现了作者创作的新的起点。但政治热情尚未能同具体的艺术描绘紧密结合。素裳转变的最初过程较多在言谈和思索中越过，党员施洵白的形象也没有得到鲜明有力的刻划，这些反映了作者这时尚缺乏生活实感，有时还不自觉地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给作品带来了明显的弱点。
在写《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前后，作者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他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无产阶级文学，参加“左联”工作，任热行委员和工农兵通讯委员会主席职务。作品是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中挤出时间写成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通过一对青年的爱情生活的描写，反映了应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的问题。刘希坚坚信共产主义，他的爱人白华则为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着。他们经常讨论，争辩，都未能缩短他们思想意识上的距离。“五卅”惨案发生，一切行动、思想都在事实面前受到考验。共产主义者洞见历史发展的动向，踏实工作，受到群众的拥护，而只凭空想和狂热行事的无政府主义者却不为群众斗争所需要；白华终于在实际生活的教育下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作品描写了惨案在北京的热烈反响，最后写出青年们满腔热情地走向工厂农村。“五四”以后，一些决心反抗旧秩序的知识青年曾急迫地吸取一切从国外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同样吸引他们；到后来，他们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这部小说所反映的，正是中国现代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这样一段重要的生活经历和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抉择，具有宽广的社会内容和尖锐的思想意义。和《到莫斯科去》一样，它歌颂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较为丰满地描写了实际斗争，努力在斗争发展中写出人物的思想转变；这些都写得热情有力。《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是作者最好的一部作品，发表后受到批评界的注意和重视。作者最后写的《同居》（注：《前哨》第1卷第1期），力图反映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由于没有亲身经历，描写尚嫌简单，但作品洋溢着对于新事物的喜悦之情。
殷夫（徐白，白莽，1909—1931）从一九二四年左右起就开始写诗。一九二八年创作较多。殷夫早期的作品，内容多为对爱情和故乡的歌唱，也有对光明未来的呼唤。诗中大多带着他对黑暗现实的忧愤和自己内心的悒郁。这正反映了在沉闷而激荡的时代中一个有抱负的敏感青年的憧憬。他喟叹着“希望如一颗细小的星儿，在灰色的远处闪烁着”（《放脚时代的足印》）；他赞颂“沙中最先的野花，孤立摇曳放着清香”（《祝——》）；他“笑那倾天黑云，预期着狂风和暴雨”（《给某君》）；他又感到自己是“枕着将爆的火山，火山的口将喷射鲜火深红”（《地心》）。他守候在“寂寞的窗头，热望未来的东方朝阳”（《独立窗头》）。在这些诗句里，交织着殷夫的孤寂和热烈的感情。也正是其中不断向上、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精神，使得他在参加革命以后，在党的教育下，迅速地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诗人。
殷夫与革命发生关系较早，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第一次被捕。一九二九年，他离开学校，专门从事青年工人运动，创作趋向高潮，以殷夫、白莽、莎菲等笔名发表了不少诗歌、散记、论文。这时的抒情诗如《赠朝鲜女郎》、《梦中的龙华》等篇，表现出他坚决的斗争意志。他还写了不少政治鼓动诗（也被称为红色鼓动诗），大多发表在作者自己编辑、秘密发行的刊物《列宁青年》和“左联”刊物《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等上面。这些诗格调新颖，境界开阔，个人感情的抒唱与革命斗争的赞颂交响成气概雄浑、声调激昂的战歌。作者宣称要为时代“唱一支新歌”（《Romantic的时代》），宣称“我们把旗擎高，号儿吹震天穹”（《Pionier》）。已经汇入群众洪流的诗人，再不为孤寂所烦恼。他充满着自豪感，充满着自我改造和改造时代的信心。正当“四一二”两周年纪念这一天，殷夫写了《别了，哥哥》这首诗，他这时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他哥哥所代表的剥削阶级作了彻底的决裂。他“不要荣誉，不要功建”，要的是“永久的真理”。在这首诗的最后，他以异常坚决的口吻写道：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殷夫将全身心投入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他的诗中出现了许多正面歌颂工人斗争的诗篇。这些诗充满了革命的阶级感情，它痛击着反动统治者及其党徒，对被压迫人们的英勇斗争不遣余力地给以赞扬。
诗人描写工人斗争题材的作品范围很广，如《议决》描写了深夜里一次工人集会的情景，虽然参加会议的人已十分疲劳，但情绪都很饱满，人们开朗地笑着。
明日呢，这是另一日了，
我们将要叫了！
我们将要跳了！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这里以白描的手法写出了革命者工作后的欢乐，看来快到“另一日了”，但他们仍是幽默地互相叮嘱早一些休息。新的任务又要他们叫着跳着去迎接。这首诗充分地表现了诗人对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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