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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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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这些少女们的活动，包括绮霞、倩儿、翠环等人，是作品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那些虚伪、荒淫和愚昧的老一代的人们，作者并没有把他们漫画化，却仍然投予了深刻的憎恨和无情的诅咒。从高老太爷和《秋》里面死去的克明身上，揭露了旧制度的卫护者们那种表面十分严峻而其实极端虚伪和顽固的本质。《春》里面作者更多地勾画了克安、克定等人的荒淫堕落的活动，他们的盗卖财物、私蓄娼优、玩弄丫头奶妈等行径是不堪入目的；而在他们的放纵和影响下，觉群、觉世等小一辈品质的恶劣也已逐渐成型，这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和教育的腐朽、野蛮和残酷。《秋》里面所写的面更扩大了，已不限于高家的范围，周家和郑家也占了很大的比重；通过周伯涛、郑国光、冯乐山、陈克家等不同人物性格的描写，所谓书香缙绅之家的虚伪、堕落和无耻的面貌是更多方面地揭露出来了。这就不只补充了对高家那些“克”字辈人物精神堕落状况的揭露，而且说明了这是一个制度的产物，充分地显示了这些形象的社会意义。另外一些庸俗、泼辣和愚蠢的女眷们的活动，例如陈姨太、王氏、沈氏等，更以她们的丑恶形象引起了人们的深深的厌恶。而通过一些性格善良的人们的牺牲，例如蕙的死和葬，枚的死，以及一些不幸的丫环的命运，封建统治阶级的“吃人的”面貌和作者的极端憎恶的感情就表现得更为鲜明。
在《秋》的最后，觉民说：“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或者就要过去了。”作者曾说他“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但在友情的鼓舞下，他决定“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随的颜色”（注：《〈秋〉序》）。这个预定的计划更接近于他在《爱情三部曲》或者《灭亡》、《新生》等作品中一再作过的艺术安排；但在愿望给读者以乐观和鼓舞的情绪支配下，他终于改变了预定的计划，给作品增添了健康和明朗的色彩。早期作品中有所流露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在这里已经很难找到了。小说关于新的力量和新的道路虽然都还写得相当朦胧，但仍然有很大的鼓舞力，能够吸引读者憎恨那种腐朽没落的制度，并为美好的未来而斗争。封建社会在中国经历了特别漫长的历史岁月。到了现代，在狂风暴雨般的人民革命的连续打击下，它的解体仍然是极其缓慢的；而且一面走向列亡，一面继续虐待、摧残、杀害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封建阶级成员自身。所以，以控诉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罪恶为主旨的《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的战斗意义，它曾激动了几代青年读者的心灵。
巴金还有《复仇》、《光明》、《将军》等短篇小说集，从更多的方面，反映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如《还乡》写乡民们反对恶霸乡长的尖锐的斗争；它的姐妹篇《月夜》描写了这个恶霸杀死了参加农会的农民的惨象。《煤坑》通过一个初下窑的矿工的感受，描写了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也有许多篇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不同面貌，如《知识阶级》和《沉落》都是揭露某些大学教授的卑劣行径和虚伪的丑态的。《春雨》里则写了一个不满哥哥只求混饭吃而自己勇敢地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此外，作者还根据自己广泛的经历和知识，写过好些篇取材于外国社会生活的小说。《马赛底夜》描写了隐藏在资本主义豪华都市中的罪恶和荒淫。《马拉的死》取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事件。《神·鬼·人》短篇集中的几篇则写出了某些日本人的精神空虚的面貌。《将军》描写流落在中国的白俄贵族的沉沦。这些短篇一般都是摄取一个生活片断或就一两个人物的性格来写的，不只反映的生活面较长篇广阔，在构思和艺术表现的集中精炼上，也有它独特的成就。有些作品，如《狗》、《幽灵》等，主要采用象征的笔法，描绘现实生活中严酷的矛盾和斗争。这些短篇，处处都显示出作家对于人世间不幸和苦难的高度敏感，迷漫着由此而来的内心不安和痛苦，同时却又激荡着对于美好前景的憧憬和追求：它们都是巴金短篇小说共同的思想特色。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这个时期里，巴金还有《忆》、《短简》、《旅途随笔》、《生之忏悔》等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谈自己的生活、思想和创作的。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可能是最喜欢跟读者谈论自己的作家了，而且总是那么亲切，那么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爱憎、欢乐和懊丧。这些散文清丽流畅，将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感情在叙述中回荡，事实随着情绪的急流展开，虚实相间，挥洒自如，写得很有魅力和光彩。
抗战期间巴金写了长篇小说《火》，共分三部。前两部描写抗战爆发后上海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上海沦陷后由这些青年人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所进行的各种抗战宣传和组织民众的工作情形，比较鲜明地刻划了其中一些成员的性格特点，表现出了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愤慨。第三部写于一九四三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情况给作者带来了阴随失望的情绪，因此它和前两部虽然在故事情节上尚有一些联系，但气氛和情调却显然不同，而且通过一个基督徒来宣扬“人类爱”，在思想上既有明显弱点，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
作者这种阴郁失望情绪也表现在他一九四四年以后所写的几部作品里。在长篇《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和短篇集《小人小事》中所写的故事，可以说都是生活在“寒夜”中的一些“小人小事”。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都是通过那些善良人物的不幸遭遇，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后果，表现了作者对那个社会的悲愤的控诉和抗议。作者在《第四病室》的《小引》中说：“我一个朋友刚刚害霍乱死去，这里的卫生局长（用我们家乡的土话解释，他倒是名符其实的‘卫生’局长了）还负责宣言并未发现霍乱。”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怀有不可抑止的愤怒，不过在早期作品中较多见的作家主观热情的宣泄，已被对于社会生活的细致刻划所代替了：同样是对于旧世界的抨击，在表现手法上却有所不同。这些小说所写的都是些平淡而悲痛的故事，虽然气氛比较低沉，但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仍然相当有力。
在《〈沉落集〉序》中，巴金曾说他的作品都是在“愤慨的情绪下写成的”，而且自述：“态度是一贯，笔调是同样简单。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也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我承认我在积极方面还不曾把这个时代青年的热望完全表现出来，但是在消极方面我总算尽了我的力量：在剪刀和朱笔所允许的范围内，把他们所憎恨的阴影画出来了。”这段话大体上是可以概括他的作品的特色的。作者创作力量旺盛的时代是青年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大致都是青年，而他的作品的读者主要也是青年。在《家》的《后记》中，他说：“我始终记住：青年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事实上，巴金正是把自己的作品看作青年的赞歌的：他歌颂青春的美丽和成长，而诅咒那些与青春为敌的摧残生命的势力。这里显示了他创作的特点，也包含了他创作的弱点。青年知识分子热情勇敢，富有朝气，易于接受新思想，自然值得赞美；但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虽然渴望进步，而出身和教育所赋予他们的缺点也很多，作者未能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这种进步力量，引导他们克服自己的缺点，却往往站在同一水平来同情的原凉他们，这就不免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和创作品风格特色也是有密切联系的。因为是青年人彼此间的热情的鼓舞和心灵的交流，所以它不需要含蓄或幽默，也没有余裕来从事艺术的雕镂；它需要的是单纯、热情、坦白、明朗，这样才能够沟通彼此间的感情，打动对方的心曲。加上巴金的语言流畅，就更容易使人很快为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悲哀和欢乐所吸引，而且自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激动。贯串在他作品中的那种对旧制度强烈的憎恨和热情地鼓吹反抗和变革的精神，鼓动了许多青年读者的正义感和不满旧现实的激情，并引导他们走向反抗和革命的道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就整体而言，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以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尽管如此，和其他许多作家比较起来，在与青年读者关系之密切、影响之广泛等方面，巴金的作品仍然获得特殊的成就。他一直是位深受青年喜爱的作家。
鲁迅曾经称赞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下四百多万字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同时，巴金还有大量的译作，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等人的文学名著。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编选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内中不少是青年作家的处女作。他还编过《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等刊物。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节：老舍和他的《骆驼祥子》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人，满族，出身寒苦。他从小就熟悉城市贫民的生活。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耳闻目见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激起他对于社会恶势力的愤懑和对于生活在底层者的同情。这些给他创作的选材和命意以深刻的影响。“五四”文学革命唤起老舍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他曾经练习着写过小说。但正式开始文学生涯，是在一九二四年去英国教书以后。那时，由于学习英文，读了不少英国小说；客居异国的寂寞，又使他时时落入对“国内所知道的一切”的追忆中。将其中一些事件用文艺的形式写下来，就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接着又写了《赵子曰》和《二马》。这些作品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发表以后，以其文笔轻松酣畅，引起读者的注意。《老张的哲学》描写恶棍为非作歹，拆散两对青年的爱情，把他们逼得死的死，跑的跑，在嘻闹的气氛中演出的却是一出悲剧。《二马》的用意原在对比中英两国民族性的不同，但在一连串笑谑中显示了海外侨胞受人歧视的处境。它们都涉及严肃的课题，对社会黑暗有所揭露。不过，老舍当时抱着“立意要幽默”和“看戏”的态度从事写作（注：《我怎样写〈赵子曰〉》），他并没有有意识地在这些方面多加挖掘发挥，却从欺压者的恶行和受害者的不幸中寻求笑料，让对于前者的愤慨和对于后者的同情被笑声所冲淡以至于淹没；设刺减弱了力量，幽默也近乎油滑，不免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在艺术表现上有时也流于浮泛和枝蔓。这些弱点，在取材于大学生生活的《赵子曰》中，表露得尤其明显。正如老舍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注：《我怎样写〈赵子曰〉》）这部小说用嘲讽的笔调，对“五四”以后的学生和学生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一九三年，老舍从英国回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半年。在这个当时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看到更多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事实，并从青年学生探索革命的热诚中感受到东方革命浪潮的澎湃。尽管他并未充分理解这一切，而且对于革命抱着旁观的态度，但却推动他更加关切祖国的命运，并在所写的童话《小坡的生日》中表达了对于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回国以后，在济南教书。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社会动乱不宁，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又促使老舍对于许多问题重新加以考虑；这一思索和探求的过程，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回国后的第一部作品是《大明湖》。这部小说以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挑起的“五三”惨案为背景，据老舍自己说：“《大明湖》里没有一句幽默的话，因为想着‘五三’。”（注：《我怎样写〈大明湖〉》）这部作品因原稿被焚于“一二八”沪战炮火，未能和读者见面。一九三二年所写的《猫城记》，本是作家有感于“对国事的失望”而写的（注：《我怎样写〈猫城记〉》），却显露了不少问题；小说对于黑暗现实固然比之早期作品有较多的批判，同时却严重歪曲人民革命运动，并错误地嘲笑了革命者。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老舍对于政治采取旁观以至厌恶、嘲弄的态度，对革命的政治更是缺少认识；尽管他痛感社会的黑暗和不平，但对变革这样的现实的革命运动，却又抱有怀疑。他在作品中曾经多次流露过对于革命斗争和革命者的错误认识；而《猫城记》则是集中地暴露出这一点。小说发表后不久，老舍就公开表示：“《猫城记》，据我自己看，是本失败的作品，它毫不留情面地显出我有块多么平凡的脑子。”（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九三四年的《离婚》，透过在反动政府任职的一群公务员灰色无聊的生活图景，间接地暴露出官僚机构的腐败，后半部还侧面地揭示了特务制度的罪恶。老舍立意使这部长篇“返归幽默”（注：《我怎样写〈离婚〉》）；但这些部分大多不再是外加的笑料，而是有助于主题的表达。对于书内人物自私、庸俗、苟且偷安、相互倾轧等等，虽然讽刺得不够有力，却在含泪的微笑中作了批判，发挥了幽默的效用。这是一部有较多现实内容和积极意义的作品，显示出他向前摸索的努力。
一九三二年以后，老舍开始写作短篇小说，从这时到一九三六年以前所写的，大多辑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最初几篇，留有“随便写笑话”（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的倾向，如《热包子》、《爱的小鬼》等；不久就陆续写出含意严肃的作品。《柳家大院》勾勒出北平大杂院内贫民痛苦生活的画面；《牺牲》揭露了一个留美回国的买办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月牙儿》写下母女两代受生活逼迫，堕为暗娼的悲惨遭遇；《上任》描绘上匪头子当了保卫地方治安的稽察长，继续和各路土匪来往的罪恶勾当：从不同的角度鞭挞社会恶势力，或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不平。《黑白李》和《月牙儿》还摄下革命者的侧影，寥寥几笔，却也点染出他们正直的品质。这些短篇比之早期的长篇，题材开阔，倾向鲜明，文字结构也较前精炼紧密，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进展。此外，象《马裤先生》、《善人》，用漫画式的笔法，突出市侩和伪善者的丑态，发挥了讽刺的力量；《老字号》、《断魂枪》着力于人物内心的刻划和生活氛围的渲染，从中闪现出时代变动的投影，和原先一些辞气浮露的作品不同，耐人咀嚼回味，又都显示了老舍不同的艺术手腕和成就。一九三五年五月，老舍在辑集《樱海集》时，说明他的短篇小说风格上的变化“与心情是一致的”（注：《樱海集·序》）。随着对于祖国深重灾难有了较多的认识，他的作品的风格和内容确实是在逐渐发生变化。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老舍先后发表长篇《骆驼祥子》和中篇《我这一辈子》；前者以人力车夫为主，后者是巡警的自叙，写的都是他所熟悉的北京贫民生活。《骆驼祥子》是他的优秀代表作，而且标志了老舍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段。
《骆驼祥子》真实地描绘了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祥子来自农村，在他拉上租来的洋车以后，立志买一辆车自己拉，做一个独立的劳动者。他所轻力壮，正当生命的黄金时代；又勤苦耐劳，不惜用全部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在强烈的信心的鼓舞和支持下，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血汗换来了一辆洋车。但是没有多久，军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接着反动政府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蓄，主人躲避特务追踪还使他丢了比较安定的工作；虎妞对他的那种推脱不开的“爱情”又给他的身心都带来磨难。迎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他作过挣扎，仍然执拗地想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用虎妞的积蓄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的这一愿望“象个鬼影，永远抓不牢，而空受那些辛苦与委屈”；在经过多次挫折以后，终于完全破灭。他所喜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心中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他丧失了对于生活任何企求和信心，从上进好强而沦为自甘堕落：原来那个正直善良的祥子，被生活的磨盘辗得粉碎。这个悲剧有力地揭露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罪行。
祥子是一个性格鲜明的普通车夫的形象，在他身上具有劳动人民的许多优良品质。他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对生活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神。平常他好象能忍受一切委屈，但在他的性中也蕴藏有反抗的要求。他在扬宅的发怒辞职，对车厂主人刘四的报复心情，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他一贯要强和奋斗，也正是不安于卑贱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他不愿听从高妈的话放高利贷，不想贪图刘四的六十辆车，不愿听虎妞的话去做小买卖，都说明他所认为的“有了自己的车就有了一切”，并不是想借此往上爬，买车当车主剥削别人；他所梦想的不过是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是一种个体劳动者虽然卑微、却是正当的生活愿望。作品描写了他在曹宅被侦探敲去了自己辛苦攒来的积蓄以后，最关心的却是曹先生的委托，就因为曹先生在他看来是一个好人；还描写了他对于老马和小马祖孙两代的关切，表现出他的善良和正直。他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激起读者强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会地位和不公平的遭遇外，这些性格特点也起了无法磨灭的作用。象这样勤俭和要强的人最后也终于变成了头等的“刺儿头”，走上了堕落的道路，就格外清楚地暴露出不合理的社会腐蚀人们心灵的罪恶。作品写道：“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老舍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怀着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悲剧的。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激愤的控诉力量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深深地烙上读者的心坎。
小说还细致地描绘了祥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生活愿望所作的各种努力。作为一个没有觉悟的个体劳动者，尽管他怀有改善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却完全不懂得什么才是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他从来没有想到应该大家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仅仅是执拗地幻想凭借个人的要强和努力去达到这样的目的。他的人生理想是狭小的，他的斗争手段更是错误的。结果，使自己远离了周围的朋友，孤独无援，更加无力抗拒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既然“要买上自己的车？成了他奋斗向上的全部动力，以至于是他生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那末，在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实现这样的要求以后，他失去的就不单是一个理想，而是生活的全部意义，从而必然陷于精神崩溃的境地。盲目的个人奋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正象作品中所比喻的，好象是拉洋车为了抄近道，”误入了罗圈胡同，绕了个圈儿，又绕回到原处“。这就更加增添了他的不幸并且给人以沉重的窒息之感。小说的末尾，明确指出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注：《骆驼祥子》在解放后重印时，删去原来的结尾，这句话也被删去）；在深切的惋惜之中包含了批判。整部作品，在控诉旧社会吃人的同时，也宣布了企图用个人奋斗来解放自己的道路的破产。这就比之一般的暴露黑暗现实的作品具有更深一层的社会意义。作品还通过一个饱经人生沧桑的老车夫的口，意味深长地指出：”干苦活的打算一个人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吗？独自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叫小孩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光，谁也没法儿治他们！“尽管这种提法还比较模湖，也没有在作品中进一步用具体的情节正面地表现出来，却仍然可以看出这是老舍探索劳动人民解放道路所得出的一个崭新的结论，显示了他过去作品中所没有的可贵的进展。
在围绕着祥子经历的描写中，作品也写到了别的一些人物和当时社会的畸形面貌。车厂主人刘四的残忍霸道，大学教授曹先生和他所受的政治迫害，二强子的欲起又落的经历，老马小马祖孙两代的凄凉光景，小福子的一步一步走向毁灭，以及大杂院、“白房子”等处的惨酷景象。由此交织而成的生活画面，作为整个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突出地表现出了祥子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在小说中，和祥子的生活发生严重纠缠的人物是虎妞。这是一个大胆泼辣、多少有点变态心理的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她是刘四的女儿，长期代表她父亲和车夫打交道，她的性格中带有许多可厌的剥消者的特点；但她也有自己的苦闷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她找上了祥子，并在被迫的情况下和刘四决裂。祥子并不爱她，却又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她的“爱情”。他们的结合成了祥子个人奋斗过程中的一个新的打击。作品关于虎妞这个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以及关于她和祥子之间那种“爱情”纠葛的处理，说明老舍对于这类人物的生活和心理有深刻的理解，也增加了故事情节的起伏。不过，作品关于她的那种生物性的要求和她在这一方面给予祥子的磨难作了许多渲染，对这一悲剧的社会意义不免有所冲淡。
全书充满了北京地区的生活风光，不少描写点染出一幅幅色彩鲜明的北京风俗画和世态画。但作品关于时代背景的描写比较薄弱，与那个时代的社会重大变化缺少联系。故事的结局低沉，弥漫着一种阴郁绝望的气氛。据老舍自己回忆，作品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答对。”（注：《〈老舍选集〉自序》，《老舍选集》，开明书店1951年8月初版）这样的处理，一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悲惨气氛，加强了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老舍在认识了旧社会黑暗势力的强大和个人奋斗的无能为力以后，还未找到劳动人民自我解放的正确道路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彷徨苦闷的心情。老舍十分熟悉作品所描写的各种人物，他用一种朴素的叙述笔调，生动的北京口语，简洁有力地写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生活画面和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在写实手法的运用和语言的凝炼上，都取得了成功。《骆驼祥子》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小说。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老舍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且担任重要职务。民族的深重灾难，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政策，使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九三九年，他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在重庆，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工作。在党的领导下，老舍为扩大和巩固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配合抗日宣传的需要，他努力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创作。他说过：“战争的暴风把拿枪的，正如同拿刀的，一齐吹送到战场上去；我也希望把我不象诗的诗，不象戏剧的戏剧，如拿着两个鸡蛋而与献粮万石者同去输将，献给抗战，……这样，于小说杂文之外，我还练习了鼓词，旧剧，民歌，话剧，新诗。”（注：《三年写作自述》，《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其中，利用旧形式写成的通俗文艺作品，大多收入《三四一》；另有用大鼓体写成的长诗《剑北篇》。当时，老舍写得最多的是话剧，先后作有《残雾》、《面子问题》、《归去来兮》等剧作多种。这些作品，除了表彰抗日将士、宣传民族团结，以鼓舞人们战斗意志者外，有的暴露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不合理现象，有的讽刺一些人的性格弱点；人物面貌一般相当清晰，对话也机智生动，但主题思想发掘不深，大多停留在社会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戏剧冲突也不够鲜明集中。此外，他还写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和《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描写敌伪统治下的北平人民生活的《四世同堂》。小说包括《惶惑》、《偷生》、《饥荒》（注：《饥荒》在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发表于《小说》月刊第4卷第1期至第6期；据《〈四世同堂〉序》所述，《饥荒》计划写三十三段，但在《小说》月刊上发表了二十段就告结束）三个部分，表现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苟安的幻想破灭以后，逐渐觉醒，终于意识到只有坚决抗争才有出路的过程。作品写出了敌人的残暴统治，各色汉奸的卑污活动的丑态；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一些下层市民的坚强不屈的意志。有的人逃出北平参加抗日行列，也有的在城里坚持抗日宣传工作。故事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包括他们居住的那条小胡同中的各种人物，来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和情节。老舍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书中对那些富有民族气节的人物寄予了崇敬和同情，而对那些汉奸败类的嘴脸则给以厌恶的谑画。在开始写作这部作品时，老舍曾经表示：“设计写此书时，颇有雄心。可是执行起来，精神上，物质上，身体上，都有痛苦，我不敢保险能把它写完。”（注：《〈四世同堂〉序》）综观全书，骨架虽大，结构却很匀称；人物的对话也能传神，是画出了沦陷区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大致轮廓的；许多关于北平风土人情和街头巷尾生活场景的描绘，都写得鲜明生动、富有光彩。由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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