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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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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是文艺领域内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鲁迅对这一工作寄予极大的关注。还在一九二二年，他就正确地论述了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并且认为“发掘美点”，固然是想扇起“文艺的火焰”，多有“微辞”，也是为了期待作家的深造，都是“对于文艺的热烈的好意”（注：《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这以后，由于批评实践中存在的缺点，虽然有“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的话，却仍然不止一次地提出：中国需要批评家，需要好的批评家。在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甚至希望有“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自己（注：《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按照鲁迅的意思，文艺批评不仅可以帮助创作的发展，也是推进革命文艺运动的不可缺少的助力。文人有是非，有爱憎，“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因此只要有文坛，就不免有批评，有斗争。中外文学史上不同的流派，从来就是在批评和争鸣中消长的，如果“不施考察，不加批评，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以为“文坛”已经“太平”，其实倒是消泯了是非，使“扰乱”“永远不会收场”（注：《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因此他一方面指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反对“《三国演义》式”的“一味鼓嗓”或“阿Q式”的“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注：《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战法；另一方面又不赞成把一切“说了真实”的批评都当作“漫骂”，认为“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注：《花边文学·漫骂》）。具体到对创作和译文的批评，鲁迅自说他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这就说明：批评是一件艰巨而细致的工作，批评尤其是一件实事求是的工作。当有人以“摘句”的方式，赞扬了某一些作家或某一作品的时候，鲁迅指出：批评需要有全面的观点。“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表现批评的深度取决于是否掌握了作品的全貌。否则，断章取义，“以割裂为美”，这就必然会得出片面的错误的结论，“很容易近乎说梦”（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当有人指责批评家以“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的时候，鲁迅指出：“批评不可能没有圈子——即标准。一定的立场观点决定了一定的批评标准，”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人们可以对批评家的立场观点提出质疑，也就是”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而不能够”责备他的圈子“（注：《花边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肯定批评家有责任对作品提出批评，而作家也有权利对他不同意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在《看书琐记（三）》里，他重复了一九二二年在《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里说过的话，把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比作厨司和食客的关系，他说：”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鲁迅把自己的意见归纳为：”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这些都是文艺批评工作中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鲁迅又非常重视批评的倾向性，在有关的论述里，他着重地指出过两点，第一，批评负有教育人民和打击敌人的任务，革命的批评家固然要”美恶一并指出“，但也要有分寸，别敌我，”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注：《且介亭杂文末编·三月的租界》）。第二，批评同时负有扶植新事物和消灭旧事物的责任，革命的批评家固然不应姑息错误，但也不能”恶意“地”在嫩苗的地上驰马“（注：《坟·未有天才之前》），嘲笑新生者的幼稚：”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注：《二心集·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要做到这些，批评家就需要了解革命的形势，生活的实际；特别是评论革命的作品，”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要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注：《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附记》）。因此他希望中国的批评界，能够有”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注：《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鲁迅的文艺理论不仅是一个伟大作家全部文学活动和创作经验的结晶，而且吸收了多方面的养料，在中国现代文学斗争和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实践的考验。鲁迅的文艺理论是战斗的而不是静止的，是富有生命力的行动的向导，而不是抽象的“学院派”的空谈。尽管鲁迅主要是一个创作家，他的观点在论述中还有个别不够周密和不够完善的地方，然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披荆斩棘，开山引路，他的文艺理论不仅是克敌制胜的依据，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学丰富的基础上树立起崭新的标准。它所发挥的革新和创造的精神，比之于莱辛的对于德国文学，狄德罗的对于法国文学，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8页）。他的文艺理论是革命文艺理论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长时期具有翼盖一代的意义。
第八章：茅盾
第一节：思想发展与初期创作
茅盾，原名沈雁冰，一八九六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属的乌镇。父亲具有维新思想，喜爱自然科学，曾自习数学到高等代数与微积分，三十余岁即去世。茅盾幼时受到比较开明的家庭教育，母亲管教严格。他很早就阅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一类的古典小说。在中学学习期间，辛亥革命爆发，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年轻的茅盾也感到很大的激动和兴奋。但是辛亥革命并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变化，学校没有民主空气。因反抗学校当局的压迫，茅盾遭到嘉兴府中学的斥退而转入杭州安定中学。后来他说过：如果要找出中学教育“曾经给与我些什么，现在心痛地回想起来，是这些个：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写信拟六朝人的小札”。这固然使茅盾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但和开明的家庭教育对比起来，僵化的生活特别使他感到“我的中学生时代是灰色的，平凡的”（注：《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收入散文集《印象·感想·回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0月初版）。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一六年预科毕业，因家境窘迫辍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随即开始在《学生杂志》、《学灯》等刊物上发表文章。
五四运动后，茅盾参加了新文学运动。在发表于一九二年初的《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一文中，他认为新文学应该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强调建设新文学“要注重思想”（注：《小说月报》第11卷第1号，1920年1月，署名冰），已经鲜明地表露出他后来努力提倡的艺术为人生的进步见解。一九二一年文学研究会成立，茅盾是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之一。就在这一年，他担任了《小说月报》的主编，对这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文艺刊物（创刊于一九一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旧文学，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但也因此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攻讦，一年后即辞去主编职位。
作为初期新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茅盾在“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活动，主要是从事理论批评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基本方面。他既不同意传统的所谓“文以载道”的观念，更反对把文学当做游戏，当做消遣品。他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东西；不论它是客观的描写事物，或是主观的描写理想，总须以人生为对象”（注：《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文学旬刊》第1号，1921年5月10日，署名玄珠），从而主张为人生的写实主义的文学。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一文中，他说：“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并进而指出“‘怨以怒’的文学正是乱世文学的正宗”，以当时中国还没有象高尔基那样“曾在第四阶级社会内有过经验”、能够写出他们的痛苦生活的作家，为新文学的一大缺陷（注：《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1921年7月）。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中，他主张“研究社会问题”，从事“客观描写”，作家应该“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的训练”（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1922年7月）。他还积极提倡“激厉民气的文艺”，要求文学“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注：《“大转变时期”何时到来呢》，《文学周报》第103期，1923年12月31日）。茅盾的这些主张，强调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要求文学服务于民放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现代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从《新青年》最初倡导文学革命开始，就提出了文学促进社会进步和“写实主义”等主张。茅盾的这些意见，继承了这一战斗传统，并且随着整个革命由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推进的客观趋势，又根据新文学创作日趋活跃的实际需要，给与这些主张以更为具体、带有更加鲜明的政治色彩的解释，使《新青年》时代的文艺主张得到了发展。在与封建复古主义者，鸳鸯蝴蝶派和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中，茅盾的这些意见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文学研究会许多作家的创作也有积极的影响。茅盾是当时新文学运动中努力提倡现实主义的一位重要的文艺评论家。
茅盾从开始文学活动起，即致力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应注意：“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12卷第2期，1921年2月10日）。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时，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第十二卷号外）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第十二卷第十号）。他自己早期的译介工作，也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同样注重。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为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这些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但是，由于欧洲自然主义在其开始时也是以写实相标榜的，而当时中国新文艺界一般还不大了解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茅盾在大力译介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也曾介绍和提倡过左拉的自然主义。他想利用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来克服当时创作上存在着的不真实的现象，这自然是难以做到的事。在茅盾初期创作中，也留有自然主义影响的某些痕迹。
茅盾曾研究过我国古典文学——骈文、诗、词小说等，写过有关古代神话的书籍。对祖国文学遗产的钻研，丰富了他的文学思想，也有助于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事业。
一九二一年起，茅盾就从事革命活动；随后又任教于党创办的上海大学，积极参加了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他的文艺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在一九二五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中，他相当全面地介绍和说明了这一新兴的文艺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特点。他强调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阶级本质，指出所谓“艺术超然独立”的论调不过是“间接的防止有什么利于被支配阶级的艺术之发生”，“所以无产阶级的批评论将自居于拥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地位而尽其批评的职能”。他认为无产阶级艺术有着极为宽广丰富的内容，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要建设全新的人类生活”，“无产阶级艺术也应当向此方面努力，以助成无产阶级达到终极的理想”。可以看出，茅盾这时已不仅是一般地肯定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而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论述有关无产阶级艺术的问题了。
一九二六年初，茅盾赴广州参加当时革命政党召开的会议，同年三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回到上海，年底又去大革命的中心——武汉，任《民国日报》主笔，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他自己后来说：“一九二五——二七，这期间，我和当时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有相当多的接触，同时我的工作岗位也使我经常能和基层组织与群众发生关系”（注：《〈茅盾选集〉自序》，见《茅盾选集》，开明书店1952年4月初版）。茅盾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生活，为他即将开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一九二七年四月，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七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举行反共会议。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革命突然失败，引起他思想上的极大震动；茅盾在这时离开武汉拟去南昌，在牯岭受阻，同年八月回到上海。因为对革命前途缺乏正确估计，曾一度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写于一九二七年秋至一九二八年春的三部曲——《蚀》，以及同时或稍后写成的一些短篇，都是这种思想情绪下的产物。从这个时候起，他由原先的主要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转而开始创作活动。
《蚀》包括三个略带连续性的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幻灭》写的是革命前夕的上海和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女主人公章静是在母亲的爱抚和安静的生活中长大的，情感脆弱而富于幻想。她憎恶丑恶，但缺乏斗争的勇气；追求光明，又没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她对生活容易燃起希望，也容易感到失望。她始终处在兴奋和幻灭不断交错的心境里。章静讨厌上海的喧嚣和“拜金主义化”，在读书和爱情两方面都感到了幻灭。为革命形势所鼓舞，她怀着“新的憧憬。来到革命中心的武汉。她也曾决心”去受训练，吃苦，努力“，也曾为在南湖举行的北伐誓师典礼而受到强烈的感动，她换了三次工作，但是每次都”只增加些幻灭的悲哀“。她没有从掀天揭地的群众运动找到支持和鼓舞的力量，她把革命过程中的部分消极现象看成为不可解决的”普遍的矛盾“，因而苦闷和厌倦的情绪越来越深，只能在强烈的爱情刺激里找寻个人的满足，然而得到的也依然只有幻灭。章静抱着这种脆弱的感情和幻想，寻求个人心灵的寄托和安慰，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幻灭，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浪潮冲击下某些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和命运。
《动摇》写的是大革命时期武汉附近一个小县城的故事。复杂剧烈的阶级斗争和五光十色的社会动态，在作品里有较鲜明的反映。暴风骤雨似的群众力量，地主豪绅的投机破坏，以及其他具有不同政治态度和性格特点的人物的活动，共同构成了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幅。作为革命联盟的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方罗兰，在革命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候，动摇妥协，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他知道混入革命内部的胡国光的罪恶而不敢揭露和斗争。他害怕人民群众的力量。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但束手无策，而且为了个人的安全而决定离开革命。胡国光是一个“积年的老狐狸”，他利用种种卑污手段混进革命阵营，用伪装的革命面具掩盖自己的投机破坏行为。小说对这个人物作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关于革命者李克，用墨不多，但多少勾勒出了他的敏锐果断、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当革命危机已经显露的时候，李克以特派员的身分来到这个县城，是他指出了这个县过去工作的病根，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说服那些被胡国光所欺蒙和煽动了的群众，是他当革命遭受了失败，把革命的武装力量转移到南乡去准备继续战斗。正是由于这些斗争生活的反映，由于李克这个人物的出现，《动摇》成为三部曲中低沉气氛最少的一部。
《蚀》的第三部《追求》，如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所说，意图在于“暴露一九二八年春初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迷惘”。其中所写的人物，在革命高潮期间都曾有过一度的昂奋，当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既不肯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但又囿于阶级的局限，认不清自己的正确道路，故虽各有所追求，而最终都不免于失败。张曼青的“教育救国”和王仲昭的“新闻救国”的道路没有走通；章秋柳只能在官能享受的自我麻醉中毁灭着自己，也毁灭着别人；另一人物史循，则由怀疑、颓废以致求死不得。“理想与事实不相应合”，是这些人在“追求”失败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茅盾以上述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作品的主人公，并以他们的生活道路和失败命运为中心来展开关于时代和社会的描写，他们的基于个人主义的苦闷、牢骚和颓废的颂向没有得到足够的批判，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局势和革命前途也显得暗淡无光，这些都是作家当时痛苦消沉的思想情绪的自然流露。人们在《蚀》里所得到的印象，多少有点象书中一个人物所说的：“失望，失望！在这时代，无论事之大小，所得的只有失望！”这就难免给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
然而《蚀》——特别是其中的《动摇》——描绘了大革命某些方面的历史图景，刻划了那一历史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幻灭、动摇、追求以至于最终的失败的结局，暴露了在革命浪潮中以及在这浪潮退落以后反动势力的猖獗。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一些青年受着怎样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经历着怎样曲折、苦痛的路程。《蚀》是茅盾的第一部作品。虽然小说有关革命主流的描写过于单薄，有些细节描写也还缺乏严格的选择。但它仍然对时代生活作了比较广阔的反映，并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刻划人物，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他们的心理状态。这部小说在发表的当时立刻引起较大的注意。
正象茅盾一九二七年九月将《幻灭》送交《小说月报》发表时原来所署的笔名是“矛盾”（注：茅盾原来署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者“以为‘矛盾’二字显然是个假名，怕引起（反动派）注意，依然会惹麻烦”，于是改“矛”为“茅”（参见茅盾：《写在〈蚀〉的新版的后面》，《茅盾文集》第1卷））一样，他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极其矛盾的。尽管他毫不掩饰地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由于革命失败而引起的消沉幻灭的情绪，在随后所写的《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又进一步对写作这部作品作了解释，还因此对当时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有所保留；同时却对自己这种情绪以及“竟做了这样颓唐的小说”感到不满。他表示：“我希望以后能够振作起来，不再颓唐”，并“相信我是一定能的”。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也为了“改换一下环境”，把“精神苏醒过来”（注：《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他东渡日本，在那里短住一个时期。内心的深刻矛盾，急欲摆脱那些不健康的思想，都反映出一种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也清楚地表明了在革命风暴中得到过锻炼的茅盾，并没有被革命落入低潮的形势所压倒，他仍然在摸索道路，渴望投入新的战斗。这些复杂的思绪以及由此引起的苦闷和斗争，在他写于日本的总题为“随笔七篇”的一组优美的散文里，隐约可见。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长篇小说《虹》（未完成）中，更可以看到原先那些悲观失望的心情逐渐消褪。这部小说的原来计划是要“为中国近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注：《〈虹〉跋》），但只写到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为止。从已完成的部分看来，虽然结尾略嫌匆迫，却也自成一个整体。
《虹》的主人公梅行素是一个对旧社会始终采取挑战态度的女性，她的特性是“往前冲”，她“喜欢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作品一开头就描写梅行素乘轮驶出“四川的大门”——夔门时的情景，把对三峡景物的描绘和对人物心境的刻划很自然地糅合在一起，在梅行素看来，夔门内外正是两个绝然不同的生活天地。自第二章至第七章，写梅行素出川前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真实、细腻地写出了潮涌而至的“五四”新思想对于梅行素的巨大吸引力量：“抨击传统思想的文字给她以快感，主张个人权利的文字也使她兴奋，而描写未来社会幸福的预约券又使她十分陶醉。”作品还写出了梅行素在前进道路上的彷徨苦闷的心情。当她发现个人权利和幸福的愿望不能实现时，她也有过“一些摇惑，一些焦躁，更有些颓唐”。她感到她的“生活的画图上一切色彩都配错了”，她处处感到自己和环境的不协调，而且这样的感觉越到后来越强烈。梅行素的苦闷，反映了五四运动后仅仅基于“自我价值的认识”或是“生活意义的追求”而进行个人奋斗的知识青年的共同的苦闷。
但是飞出家庭牢笼的梅行素，既没有铩羽归去，也没有颓废堕落。她是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她“要单独在人海中闯”，“去闯另一个圈子”。这样她就来到了上海。作品最后三章描写了梅行素初到上海后的迷惘和不安，描写了她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帮助和马克思主义教育下的初步觉醒。她感到“什么事都得从头学”；她参加了“五卅”运动；她要“负起历史的使命来”，“把帝国主义，还有军阀，套在我们颈上的铁链烧断”；她还认识到“真正的上海的血脉是在小沙渡，杨树浦，烂泥渡，闸北，这些地方的蜂窝样的矮房子里跳跃”。从整个作品看来，虽然梅行素思想转变的过程还写得不够充分，梁刚夫的形象也欠饱满，但梅行素的发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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