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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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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的成立和活动，大大密切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它明确地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翼，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展开英勇的斗争，使“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左联”执行了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参加革命诸团体”、“与各革命团体发生密切的关系”等决议，经常派代表参加各革命团体的活动。“左联”还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在中国的支部。从加入“左联”之日起，“盟员差不多全体都有参加实际社会斗争的决心”（注：《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编辑后记》，1930年4月）。一些盟员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政治团体，更多成员从事工人运动，投身反蒋、反帝的实际革命斗争。“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后，左翼作家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成立“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左联”的这些活动，宣传了革命斗争，扩大了革命影响。“左联”鼓励作家创作为革命现实服务的作品，一些刊物上还登载苏区土地革命和反“围剿”斗争胜利的消息。为了使文艺作品更好地服务于革命斗争，左翼作家开始探索文艺与群众结合的道路，因而有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和初步的创作实践。
由于文艺工作具有很大的群众性，也由于这一时期的革命文艺工作特别活跃，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迫害，也格外残酷和险毒。就在“左联”成立的那年秋天，左翼戏剧演员宗晖被杀于南京。翌年二月七日，左翼文化工作者李伟森（李求实）（注：李伟森不是“左联”成员，追悼时因他与“左联”关系密切，放在一起，后来习惯地称“左联”五烈士）和“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被暗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特务在上海非法逮捕作家丁玲、潘梓年等，并当场杀害诗人应修人。同年，作家洪灵菲被害于北平，诗人潘漠华被捕于天津，第二年牺牲于天津狱中。各地作家和文艺青年被捕杀和监禁的，难以确切数计。鲁迅长期被反动政府通缉，他的名字曾列在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此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查禁革命文艺作品，捣毁进步文艺机关等，仅一九三四年二月，就查禁文艺书籍近一百五十种，作品被国民党审查机关扣留、删改者，更是不计其数。对进步文艺机关的破坏，自一九二九年二月查封创造社、一九三年四月查封艺术剧社之后，愈演愈烈，手段也愈来愈毒辣卑鄙。一九三三年国民党特务捣毁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并恫吓上海各电影院不得放映由田汉、沈端先等编导的电影。湖风、北新、良友等书店也先后被封或被捣毁。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象鲁迅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前哨》第1卷第1期，1931年4月25日）这正是“左联”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值得珍视的宝贵传统。
“左联”就是在这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下，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英勇战斗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左联”通过有斗争、有团结的方法，争取了报馆、书店以及别的文化机构中的成员，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在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森严的文网统治下，“左联”一些刊物常常变换名称继续出版。鲁迅则发明了著名的“钻网术”，体现了出色的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鲁迅为“左联”提出广泛团结尽可能多的作家的任务，他说：“其实有一些人，即使并无大帮助，却并不怀着恶意，目前决不是敌人，倘若疾声厉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是我们的损失。”（注：致王志之，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集》1976年版下册第1060页）瞿秋白在沪养病期间（自一九三一年春夏至一九三四年初），也曾密切地同鲁迅合作，在文化文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注：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左联”以鲁迅为旗帜，根据“九一八”以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情绪日益高涨的新形势，采取顽强而灵活的工作方式，联系和团结一些进步作家，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部分地避免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巩固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左联”原是初步克服无产阶级文学倡导时期宗派主义情绪的产物。“左联”成立后，虽然原先那种“左”的宗派情绪并未肃清，而且在王明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后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曾再度抬头，但随着抗日反蒋运动的高涨，“左联”同广大进步作家之间的联系逐渐密切，统一战线在一些方面有所扩大，戏剧界、电影界成绩尤为显著。这些工作，为后来爱国文艺工作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左联”还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展了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左联”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批评和斗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通过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注：《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除有明显的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外，也着重指出了在理论批评战线上展开斗争的必要性。这个时期里，革命作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克敌制胜的武器，先后跟“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反动的文艺派别或错误的文艺主张作了斗争。左翼作家在创作问题以及其他文艺问题的探索上，也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传播。
与此同时，创作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就。在“五四”时期或稍后开始文学活动的作家，受到新的革命斗争的洗礼，世界观发生变化，作品的面貌也随之有了改变。鲁迅的杂感和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新的探索和进展，他的杂感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中更显示了锐利的战斗锋芒和批判力量。茅盾的《子夜》和一些短篇，成为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蒋光赤也写了《咆哮了的土地》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在“左联”的培养下，新的作家不断涌现。他们大多是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冲激，逐步走上文学的道路，和“五四”新文学传统有着深切的血缘关系。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兴起以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其中象张天翼、殷夫、叶紫、沙汀、艾芜等人，成为当时或后来的重要作家。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最显著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革命者和工人群众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成为很多作家努力描写的内容。作品中的这些革命者，或则在艰苦流亡的生活里坚持斗争，或则被捕入狱，毫无惧色地面对着酷刑和死亡。反映工人生活的创作，着重揭露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资本家的剥削，以及歌颂工人阶级的反抗。随着农村革命的深入，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逐渐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家原是来自农村，有的还参加过这些斗争，有较深厚的生活基础，因而在表现农村生活方面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它们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也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此外，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里有比较真实、集中的绘状：“九一八”、“一二八”以后，反映人民抗日救亡要求的作品逐渐增多。所有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高昂的激情、充沛的乐观主义精神，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联”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也存在一些重要的缺点和错误。在政治上，无论是“左联”决议或实际斗争中常表现出“左”倾路线的一些不正确观点，如不适当地强调“反右倾”、“反资产阶级”，不注意利用公开的合法的斗争方式，却要在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搞“飞行集会”、“节日游行”、“总同盟罢工”，甚至鼓吹“武装暴动”，以致容易暴露自己，造成革命力量的损失：“九一八”后接受了“只有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武装保卫苏联”之类脱离群众的口号。在理论工作上，未能充分从中国社会和文学运动的实际出发，有生硬搬用外国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在组织工作上，把“左联”看成政党一样有严密纪律的组织，没有尽可能多地团结争取进步作家共同战斗，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关门主义毛病。在创作中，不少作品内容上有相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缺少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有些作品还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尽管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曾在实际工作中提出过许多正确、深刻、中肯而切实的意见，有时却不能被“左联”一些成员较好地理解和接受。这些缺点和错误，在客观上是由于反动派实施严酷的白色恐怖，阴隔了“左联”和苏区革命斗争以及工农民群众的联系；而党内几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更给“左联”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主观上，则由于大多数革命作家虽然决心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却还保留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列宁说过：“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产生出来，就具有纯粹的阶级面貌，完整地出现在世界上，……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最先进的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摆脱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注：《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列宁全集》中译本第20卷第248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那些弱点，就主观原因而言，就是革命作家思想感情上还残存着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的产物。尽管如此，左翼文学运动在实践中，对于某些缺点错误仍有不同程度的克服。“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这是对于“左联”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高度的历史评价。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以外，还有受到它的积极影响、与之相互配合的革命的或者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的文学活动。这些作家没有象“左联”这样共同的严密组织，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也没有象前一个时期那样，组成众多的文学社团，各自提出鲜明的文学主张。他们往往由一些文学见解比较一致的作家，出版刊物，编辑丛书，由此集合一批文学好尚与之相近的作家，共同进行活动。他们先后出版了不少文艺杂志，其中著名的有《文学》（郑振铎、王统照等主编）、《文学季刊》（郑振铎等主编）、《文季月刊》（巴金、靳以主编）、《文丛》（靳以主编）等，其中以《文学》出版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此外，象“良友文学丛书”、“开明文学新刊”、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以及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都编入和出版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对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大多一方面受到反动势力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另一方面，则得到“左联”或其成员的真诚合作和大力帮助。这个时期里，他们写了许多作品，也出现了象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老舍的《骆驼祥子》那样杰出的作品。他们创作的内容多是暴露批判旧中国的黑暗现实，着重于抨击上层社会的腐败和堕落，刻划下层人民的不幸和苦难；有的作品还表达了对于光明未来的憧憬与追求。他们基本上都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在各方面都具有这一阶级共同的弱点。由于一方面感受到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一方面未能认清革命力量和前途，他们的不少作品往往调子比较低沉，气氛比较黯重，对于现实生活中革命主流和人民力量缺少有力的描写；有的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还有明显的错误。但总的说来，这些作家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又受到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冲激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推动，思想和创作都在不断摸索中提高。他们的作品，就其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就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而言，较之前一时期许多作品有了明显的进展。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可靠同盟军，他们的作品是我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和原来“左联”成员更紧密地团结一致，并肩作战，共同前进，在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
第二节：对“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
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破裂，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资产阶级三位一体的以动统治，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附和了他们。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农民和革命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革命阵营。这些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就是“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化队伍的新的分化；双方阵线分明，斗争起伏不停。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斗争，更是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激烈的局面。革命作家在党领导下，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自觉地投入这些斗争，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辉煌的战果。
首先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攻的是“新月派”。作为文学社团，新月社一九二三年成立于北京。从其主要成员梁实秋、陈源、徐志摩等人的活动看，它与现代评论社可以说是一个团体，两块招牌。胡适是他们的共同领袖。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以《现代评论》周刊为主要阵地，反对革命人民，已经暴露了作为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意识代表”的反动面目。当他们眼看北洋军阀摇摇欲坠，就急忙另找出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他们立刻改以《新月》为主要阵地，巴结上这个新的主子。正如鲁迅在一封信中所说：“《新月》忽而大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政府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注：致章廷谦（1929年8月17日），《鲁迅书信集》上册第231页）他们在《新月》月刊和“现代文化丛书”中大肆宣传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文化和文艺思想，声称中国根本不存在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的落后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恶魔”造成的；同时高唱“好政府”主义，用所谓“人权”与“约法”来反对人民暴力革命，并诬蔑共产主义是“杀人放火”等等，为反动统治开脱罪行，出谋划策。一九二九年底，蒋介石致电全国各报馆，装模作样地表示为了“集思广益”，征求“尽情批评”，“凡属嘉言，咸当拜纳”。《新月》立刻发表罗隆基的《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以为响应。内中转录蒋介石电报全文，宣称“很值得多读几遍”，并喝彩说：“读得到这样的电报，我们醉心思想言论自由的小民，自然是欢欣鼓舞。”胡适还将《新月》送交蒋介石及其幕僚，表示“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不久，蒋介石召见胡适，“对大局有所垂询”。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他们卖身投靠新的主子，真是到了“得其所哉”的地步。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攻击，是他们立意充当国民党反动派清客和帮凶的第一次表态，也是借此晋身的第一份见面礼。
一九二八年三月，正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开始倡导之际，《新月》月刊创刊。在由徐志摩执笔的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他们叹息“这时代是变态，是病态，不是常态”，是个“荒歉”、“混乱”的年头，文化园地里多的是“盘错的旁枝”、“恣蔓的藤萝”，却不见“刚直的本干”、“普盖的青荫”；文坛上全是一些“功利派”、“攻击派”、“偏激派”、“热狂派”、“稗贩派”、“标语派”、“主义派”。他们认为这是思想上“有了绝对的自由”所造成的“无政府的凌乱”，决不能“碍着一个迷误的自由的观念”，不去随时“铲除”。他们提出“健康”、“尊严”两个原则，希望借此“唤回在歧路上彷徨的人生”，“消灭一切侵蚀思想与生活的病菌”。他们还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不醒起，不能不奋争，尤其在人生的尊严与健康横受凌辱与侵袭的时日！”尽管为了维持绅士的“礼仪”，摆弄文人的“风雅”，发刊词婉转曲折，用了不少词藻自加文饰，但一涉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时候，就失声惊叫，违背了正在提倡的“常态”，其妄想扼杀这个新兴文学的居心灼然可见。同年六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由最初的倡导而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梁实秋便正式出马，在《文学与革命》中说什么“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因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他又说，文学的“中心均是个人主义”，因此“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他的态度比发刊词要露骨得多，而且忙着祭起人性论的法宝，以反对阶级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已经顾不得一方面规定文学表现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将大多数人排斥于文学之外的矛盾和由此露出来的资产阶级的马脚了。
革命文学阵营立即反击了“新月派”的进攻。党领导的刊物《战线》首先指出这是“屈服在统治者权威之下的堕落的资产阶级”的叫嚣（注：《天边的新月》，《战线》周刊第1卷第3期，1928年4月15日）。接着，创造社的彭康发表《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指出对立的阶级对社会变革必然采取对立的态度，在新旧势力搏斗的时代，“支配阶级无论怎样的用巧妙辛辣的手段，总不能阻止历史的进展”，这就是“新月派”要说现在是一个“荒歉的年头”和“混乱的年头”的社会原因。彭康还进一步强调：“‘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获得了尊严，‘妨害’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增进了健康。”（注：《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稍后，冯乃超写了《冷静的头脑》，指出梁实秋所谓“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这个说法本身，就已经“说尽‘阶级性’支配到文学上来的秘密”，因为他所能晓得的是奉侍上流阶级的文学“（注：《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他以梁实秋本人为例，驳斥了否认文学阶级性的人性论观点。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武器，对”新月派“的阶级本质及其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图，作出了初步的批判。由于当时革命作家忙于内部的论争，没有进一步深入展开这场斗争。
一九二九年秋，革命文学论争已经结束，革命作家日趋团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这就引起“新月派”绅士们更大的惊慌。从九月起，梁实秋连续写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长短十余篇文章，继续宣扬人性论。他说：“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在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在这些文章中，梁实秋集中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对“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他摘引美国《韦白斯特大字典》关于“无产阶级”词义的解释，诬蔑“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说什么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要拥护文明，便要拥护资产”。他已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不再掩饰其敌视无产阶级文学和保卫资产阶级文明的反动的立场了。
这时，革命作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原先“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的弱点，因此对“新月派”展开更为有力的回击。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中，针对梁实秋的人性论，全面地阐述了文艺的阶级性，指出梁实秋的言论不过在证明他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鲁迅和这些绅士们早就有过多次的交锋，在这以前不久，还驳斥过梁实秋所谓文艺应该写永久变的人性的论点（注：《文学和出汗》，《语丝》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1月14日）。这回更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先后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着重驳斥梁实秋所谓阶级性原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硬加在文学之上的人性论观点。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举例通俗，却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社会的基本规律，而且处处同梁实秋所谓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有爱的要求等论点针锋相对，粉碎其掩盖阶级对立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企图。鲁迅还指出：“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至于梁实秋的那些言论“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鲁迅用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作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梁实秋一流所制造的只能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文学：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这些分析彻底戳穿了人性论的谎话及其阶级本质，同时也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阶级性的原理。在论争中，鲁迅还揭露了“新月派”充当反动派“刽子手和皂隶”、为其“维持治安”的政治立场（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当梁实秋表示：“《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并且含沙射影地说革命作家都是共产党；鲁迅立刻指出：走狗“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拳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至于将论敌指为共产党，暗示反动派可以捕杀，“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这就越发证明了这种人正是不折不扣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对于美化资本主义诬蔑无产阶级的一切帮闲帮凶们说来，历史证明鲁迅的确逼真地勾下了他们的画像。
在论争中，梁实秋扬言：“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和他们的理论一样，“新月派”的创作大多也是一些为反动统治服务的“货色”。其中象徐志摩的《猛虎集》、《云游》等所收的诗作，往往用整饬、华丽的形式表现颓废、迷惘的思想情调。他们曾经表示过，一个诗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中发现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完成“他灵魂的移传”（注：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当他们看到革命势力高涨，幻想的“婴儿”（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在流产，自身也只能随之没落的时候，他们或则咏叹“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或则赞美绝望与死亡，或则传播“肉感的享乐主义”，或则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正是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发表在《新月》上的小说，也有不少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掩盖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并且时隐时显地作些色情的渲染。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描摹日常生活琐事的作品，虽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又恰如鲁迅所说，实在“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种闲极无聊，借以消磨时间的文字游戏，同样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的空虚和堕落。
革命作家对“新月派”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基本上从“五四”新文化队伍中分化出去以后，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场激烈论战，由此开始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这次论争中，“新月派”一再宣传了人性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正当革命作家举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时候，他们宣扬这种观点，不仅想抹杀文艺的阶级性及其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而且企图用人类共同人性之类并不存在的东西。将文艺工作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过：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新月派”在论争中玩弄的正是这样的把戏。经过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原形毕露，同时也就完全失去了理论上的立足点。到了论争末期，梁实秋只能写些《鲁迅与牛》一类的歪文，除了悻悻然作些人身攻击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包含着不同的阶层，具有各不相同的社会联系和经济利害，再加上现代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他们的政治态度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新月派”内部也是如此。他们中间象胡适、梁实秋之流，与国民党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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