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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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依靠学生队守城，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学生掌权，总归放心不下。于是局董们又开会商议，推举前山阳知县姚荣泽出任县知事，总管商民政事。巡逻部尚无政权名义，也就未加反对。

好在11月12日，清江浦举出蒋雁行为江北都督，立即传檄山阳县反正，要求山阳官绅派代表赴都督府议事。不料县知事姚荣泽，比“钦加三品衔”的蒋雁行还顽固，拒不赴会——姚荣泽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有人说，姚荣泽是逃到上海去的丁巡抚的学生，丁宝铨人虽离乡，却一直在遥控着山阳的局势。

自然是周实等人代表山阳赴清江浦。周实前脚一走，姚荣泽便在山阳城内散布谣言，说周实是上海回来的革命党，他一回来，就要当山阳的都督，就要“杀官劫绅”。绅商们大抵不看报纸，只听传言，据说武昌事变就杀了很多满官汉官，商铺也被洗掠得厉害，想象“革命”两字是如何的杀气腾腾，不由得信了周实回来会如何如何的谣言。

“杀官劫绅”的说法有其来由。据巡逻部宣传主任蒋象怡回忆，姚荣泽当上县知事后，曾“私募”兵士四十名当卫队。之前绅商选县知事，巡逻部可以不管，现在要自招武装力量，周、阮等人立行干预，不准招募，并要求姚荣泽交代县库的款项账目，说到火起，阮式拔出两管手枪，指着姚荣泽胸口（是不是很像刘炳志拔枪威胁蒋雁行？）。姚荣泽吓得面如土色，连忙保证解散卫队，三日内造册交清。

蒋象怡向周、阮建议：旧官吏对革命前途有碍，如不加以击毙，也该驱逐出境。如果留他们在城内，还予以事权，但又对他们临之以威，恐怕是取祸之道。“周颇是予言，阮则漠然视之”。

11月14日，周实自清江浦回山阳，在漕署召开光复大会，到会的有五千多人。偏偏县知事姚荣泽不来参加大会。这下把阮式惹火了，他在演说时放言“姚荣泽避不到会，即为反对光复之行为”，顺便把县里的“劣绅”痛骂了一顿。

许多绅士商人，因为县知事不到，虽然与会，都一言不发。阮式的演说，似乎也在印证着那个“杀官劫绅”的传言。

当晚，姚荣泽召集典史、参将等一众士绅在海会庵开会。据说姚荣泽提出“必杀周阮”，“诸绅士不加可否”。

11月17日中午，周实应邀到乡绅何钵山家午宴。归途走到学宫前，突然有人拿着姚荣泽名片拦住马头，说姚知事在学宫等候议事。周实欣然前往，大约以为文官无力行刺。不料一踏入俗称“文庙”的学宫，当胸便中了两枪！

此时的记载有分歧。一说周实倒地，前清参将杨建廷上前补了五枪，立毙；也有人说，两枪之后，姚荣泽打算让人用刀砍下这个乱党的头颅，周实“从容曰”：“文明世界，请用枪毙。”于是弃刀用枪，连发五弹。

杨建廷撂下枪，立即带领团勇直奔阮府，先将宅子包围，自己再进门去请阮式：周部长与姚知事在学宫议事，请副部长即往。阮式刚刚吃完饭，一出家门，就被捆上了，绑到学宫。

阮式见到姚荣泽，破口大骂“虏吏”，然后回头对押着自己的团勇说：“兄弟们，要杀就杀，快刀立断，别拖延！”

姚荣泽恨阮式入骨，你原本是老爷我的子民，却一来持枪威吓，二来当众詈骂，我跟你阮家前世有什么仇？周实便容他好死，你阮梦桃休想！

他为阮式准备了当地一个无赖，叫朱二。别人下不去手，朱二可以。这个冬日的午后，二十三岁的小学教员阮式惨死在供奉至圣先师的学宫里，“刳腹剖胸，肝肠俱出”，来不及消化的白色饭粒洒了一地，被血浸得通红。按民俗讲，阮式仍然算不得一个饱鬼。

【缉凶】

姚荣泽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杀了周阮，还能平安在山阳当县知事。但他也没想到外军来得如此之快，两天后，镇江军分府都督林述庆就派北伐支队一部来到山阳“平乱”。镇军首领当然首先追查杀周阮凶手为谁，却被姚荣泽不知如何敷衍过去，而且卑词盛筵，每日款待镇军，满口答应找出凶手为二位烈士报仇。

稳住镇军，姚荣泽打开银库，分了部分银两给参与此事的士绅，自己带着巨款逃了。去哪方？南通张詧家。这应该是姚荣泽早就与老师丁宝铨商量好的退路。

而周阮的同事周人菊等人当日连夜逃出山阳，立即往上海寻人鸣冤。首先出面的是南社领袖柳亚子，他联合南社首脑上书同为南社社员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有“虏令无状，一日杀二烈士，不扑杀此獠，无以谢天下”之语。淮安学团也派出五十余名代表往上海请愿，“一时军界、政界、学界，被害者家属的公函、公禀、呈文雪片般投向沪军都督府”。

但是姚荣泽这边的势力也不弱。首先南通张詧拒不交人，丁宝铨在上海，也发动旅沪山阳绅商，为姚荣泽“辨诬”。上海各报，根据背后势力不同，各执一词，合力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民国元年从一月到四月，报章上的报道与评论无日无之。

事情闹这么大，自然惊动了临时大总统孙文。孙文批令江苏都督讯办，于是江苏检察厅派人到南通拿捉姚荣泽，仍然被张詧拒绝——三大人绝无如此担当，他的态度，就是张謇的态度。

这场斗争的背后，实则仍是共和模式之争。江苏士绅要的是“咸与维新”，推翻清廷，可以，但只要旧官吏可以任事，愿意合作，大可采用苏州模式，平稳过渡；而革命党人要的共和，岂是换汤不换药的守成？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奋勇激进，在上海，在苏州，在南京，在浙江，在在都与绅商发生矛盾，在苏北亦是如此。即不论利益相关，革命党人的跋扈，也颇让从前居高临下的士绅憋气，柳亚子在悼念文字中也承认“两君赋性刚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阮式）尤喜面折人过，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气，故忌之者尤烈云”。山阳血案，是一次集中的爆发。

这里面还有一个法理之争，张詧坚持说，此案属地在江苏，不在上海，轮不到沪军都督陈其美过问。但同盟会与南社又不同意将姚荣泽交给江苏都督程德全（以程德全与张謇的关系，他们的担忧也颇可以理解）。

法律手段不能奏效，陈其美的白相人脾气又发作了，他让柳亚子拟了长电，发往南通，电文中说“如仍庇抗，则义旗所指，首在南通”，还表明说：“如果诬姚，愿甘伏法”。

士绅方面有些怕了。用柳亚子后来的说法是“倘若张詧再不就范，我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派兵舰去攻打南通了。老张见了这电报，知道英士（陈其美）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在孙文进一步干涉下（大总统电明确指出“毋庸再行解交江苏都督”），姚荣泽被移往南京，又经过大量的往复交涉，才确定由南京、上海组成“临时合议裁判所”，审理这场媒体口中的“中华民国第一案”。

这场案件，带有很强的“舆论审判”的色彩。公开来说，因为革命党死了两名烈士，舆论大抵同情于周阮，而士绅集团在背后的活动也非常剧烈，包括能否使用外国律师，是否应用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争执后来集中于制度而非案情，司法总长伍廷芳与陈其美往复辩难，不知打了多少笔墨官司。

民国元年2月11日，为了制造声势，给法庭施加压力，南社、淮安学团等组织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召开“山阳殉义周实丹、阮梦桃两烈士追悼会”。孙文、陈其美都送了挽联。孙文的挽联只表达了对“喋血于孔子庙中”“阴灵绕淮安城上”的痛悼之情，陈其美的挽联则斩钉截铁，杀气满盈：

“不忍见徐淮亡，以一身殉国；誓平反锻炼狱，为二公雪冤。”

3月23日下午，姚荣泽案在上海开庭。法庭经过23日、30日、31日三次的审判，最后判定姚荣泽死刑，“自3月31日起，在三个星期内执行”。

判决后，法庭给姚荣泽五分钟做最后陈述。姚荣泽申辩说：杀死周实、阮式并非出自本意，而系受地方绅团的逼迫所为，请求减刑。

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也认为，本案发生在光复未定、秩序扰乱之际，与平静之时不同，“该犯虽罪有应得，实情尚有可原”，便决定由陪审员集体禀请大总统“恩施轻减”。这时临时大总统已经换成了袁世凯，遂由张謇转请北京，特赦了姚荣泽。

姚荣泽“死而复生”，令革命党人愤怒异常。他们大呼“天理何在？国法何在？”可是革命党在江苏的势力此时已无当三月前那么浩大，姚荣泽被特赦后即匿藏在上海法租界，同案如杨建廷等八人也消失无踪。你能怎么办？

山阳血案的终结颇有中国特色。民国二年七月，丁宝铨又出面了。他提出的调停条件是：由八名案犯捐出田产六百亩、现款二万元充作两烈士遗族赡养费，并修改一所二烈士祠堂，革命党方面不再追究往事。这个提议得到了两位烈士家属的支持——他们实在也很艰难，已到了“悬釜待炊”的地步，而且此时二次革命一触即发，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力量再来理会此事。于是几经交涉，加了一个条件：此八人以后不得再过问地方事务。

祠堂建起来了，供奉着周实、阮式的塑像，有二百亩祭田供维持之用。另外，还配享着一位杨楚材。他在周阮死后，为同志奔走控诉，但无法雪冤，神经失常，在案结后独自再往南京控告，反被关押。南社友人救他出来，送他回乡。船走到半夜，杨楚材落入邵伯湖身亡，是自杀，还是失足？没有人知道。

【扬州皇帝】

孙天生进入扬州，是在九月十七日（11月7日）晚八点。扬州士绅连忙组织自卫团与民众，列队夹道欢迎。

从南门方向，远远来了一群军人，大概有四十余名，看服色是驻在南门外静慧寺定字营的兵。六七个人骑着马，识得的有警局巡长、江都县知县、绿野茶社老板，当先一骑，煞是古怪，从头顶到脚踝，都用白色洋绉缠满，只露着一张面孔，不认得。前导两名卫队，举着两面大旗，一写“还我山河”，一写“光复大汉”。

见他们了，道旁人众轰然叫好，说“革命军光复扬州了”！

扬州此时也是“无王管”状态。武昌事变近一月来，扬州一直很平静，只有一些在外读书的学生，因为时局不靖，纷纷回乡。他们倒是打算响应革命，保卫桑梓，发动组织了“旅外学生队”，苦于没有武器。两淮师范倒是有学生操练用的步枪，但校方不借。后来答应借了，枪刚到手，听说扬州已经光复。

直到11月7日，镇江林述庆宣布光复，扬州一水之隔，这才惊慌起来。扬州绅商为首的，一是取中过解元的盐商方尔咸，一是商会会长周谷人，迅即召开各界会议，议定组织自卫团，全城发动，每家出一至二人，自备红字灯笼，分区编队，担任夜晚巡逻。事到临头，效率甚高，当天便编成二十四队，一万五六千人。

然后方尔咸、周谷人联袂去见扬州知府和盐运使，劝他们离开扬州。因为这两位是旗人，留任的话，可能给革命党人以进犯扬州的口实。

知府嵩峋不肯走，反而说：“我只希望革命党不伤害百姓。如果还需要问事，我愿意继续维持下去，如果用不着我，我就走。”真跟这位大爷说不通，各地光复，用旧官吏的很多，你几曾听说过用旗人来维持的？

盐运使增厚倒还好，经过反复劝说，他带着家眷和印信，于11月7日下午五点越墙逃走。

咦，为什么要越墙？因为已经有人来报，南门外定字营一群士兵，荷枪实弹，冲进城内，直奔盐运使署，声称是索饷。这下不但盐运使大人要急急逃离，连来劝说的绅商代表，也慌忙作鸟兽散。

定字营冲进运署，将运库洗劫一空。这天傍晚，扬州街道突然多了许多独轮车，每个独轮车上都坐着两个定字营士兵。这很古怪，扬州从来也没有用独轮车运人的习惯呀？后来才知道，兵大爷抢的元宝太多，沉甸甸的，路都走不动，只得抓了一帮运盐的苦力，用独轮车把他们运回兵营去。

当晚，乱兵散后，自卫队出来巡逻。九点，突然呼喊声响彻夜空，江都、甘泉两县监狱大门打开，囚犯们一冲而出，大喊大叫，铐镣声“震动全城”，军警根本不见踪影，自卫队不敢也无法制止，只好逐段卡死道路，持枪而备，驱送他们出城。

后来才听说，乱兵冲击运署，两县大狱放囚，都是孙天生在背后的鼓动所致。这两件事震动人心，但并未扰民，市民并不恨孙天生，但组织自卫队的绅商心里的惶恐忐忑，可想而知。

11月7日的扬州，是多么的忙乱啊，组织自卫队，劝说知府与盐运使离开，乱兵抢劫运署，自卫队巡逻，两县监狱报破，孙天生进城……真称得上一日数惊。

孙天生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问方尔咸周谷人：运司的库房里，盐课（贩盐交的税）还存着多少银子？方尔咸忙说：“今岁盐课已多数解往南京，剩下的也被定字营抢得差不多啦。”孙天生大失所望：“我还指望拿库里的银子发军饷哩！”

运署自然就成了新的都督府，孙天生骑马走到衙门门口，突然停下马，看看围观的民众，道：“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下民众一拥而入，将运署物件抢个精光，连木地板也被人撬走了。随行士绅哭笑不得，只好从别处找来床椅桌凳，不然新都督睡哪里呢？

当夜也没有别的事，只是吩咐全城悬挂白旗。这本是各地光复都有的举动，但扬州独立来得太迅急，各家来不及准备，一时找不到白布的，有用白纸糊的，有用毛巾代替的，总之，闹到半夜，扬州总算光复成功啦。

当合城民众终于在惴惴不安中渐次睡去时，方尔咸、周谷人派出的使者已经渡过了长江，去迎接徐宝山。

迎徐是早定下的方略。徐宝山，人称“徐老虎”，本是扬州盐枭，江南一直流传着他与“白寡妇”的故事（看过高阳小说、李翰祥电影的举手），早几年被刘坤一、张謇收伏，反过来巡防江淮，为朝廷效力。他与扬州盐商，亦敌亦友，曾多次到方、周等人府上做客。此时徐宝山已向镇军都督林述庆投诚，变成了光复军。把扬州交给他，当然比交给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行径乖张的孙天生要放心得多。

第二日起身，听说知府嵩峋终于不敢再留，逃到天宁禅寺去躲起来，临走时把知府大印扔进了瘦西湖，总算他尽了守土之责。再看满城的白旗，都写上了字，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元年”，这未免有些启人疑窦，有那从外府来的，或是喜欢看报纸的，都说别处光复，没有“大汉”的国号，而且黄帝纪年今年也不是元年啊？一问才知道是孙都督下的令。莫非传令错误？

于是又上街去看都督府告示，落款写的是“大汉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年数倒对，“大汉”总是怪异。再仔细一看，更不对了，都督府的印信居然是“扬州都督孙天生之印”，把自己名字刻到印章里，莫非他日换个都督，大印又要重刻？这，这不是儿戏吗？

正在疑虑不安，议论纷纷，孙天生颁出了两条命令：（一）扬州百姓三年不完粮，捐粮全免；（二）严禁奸商哄抬物价，限定大米每石不得超过三元（时价已超过七元），猪肉每斤不得超过二百文。孙天生还传见了商会会长周谷人，要求他约束全城商贾一律遵奉。

这些措施无疑坚定了扬州绅商迎徐代孙的决心。但扬州市民很欢迎这个皮五辣子（扬州评话《清风闸》主角，喜欢以无赖方式劫富济贫）式的都督，短短一天，孙天生周围就集合了一批市民与游民，姓名可考的有：

〖袁德彪（甘泉县公差）、刘癞子（教场口卖拳的）、夏菩萨（小东门做泥菩萨的）、曹小癞子（东关居民）、谢大花（东关削筷子的）、陈长林（教场口做厨子的）、夏恩培（教场口卖膏药的）、尹祺祥（运署附近卖古董的）、黄石岩（警局文牍）、姜善放（城营西门汛官）〗

显然，孙天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流氓无产者乌托邦”。绅士和商人都认为他是假革命党，而不少市民直到五十年后，仍坚持说孙天生是“革命党的坐探”。

乌托邦好景不长。11月9日上午，徐宝山进入扬州，绅商们赶紧在校场口设筵相迎。还未敬酒，孙天生突然带领一小队定字营士兵出现，破口大骂徐宝山贼骨头，祸害扬州。这正触了徐宝山的忌讳，马上下令麾下士兵放枪，孙天生身手敏捷，杂在人群中，倏忽不见。徐宝山命令举城大索。

抓到孙天生是在11月10日。徐宝山要他带路去起回埋藏的运库银两（大人们都相信抢劫运库是他的指使），徐军士兵押着孙天生走过扬州街市，只听他沿途大叫：“扬州同胞们，要学我孙天生的为人，我在扬州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

这个人从此没了下落。听说徐宝山怕在扬州城内杀孙天生激起民变，借口押他去泰州收集定字营流散的枪械，路上悄悄把他做了。

孙天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众说不一。他一口本地口音，肯定不是外乡人，有人说他在扬州妓院当过龟公，也有人说他是工匠出身，失业后跑到上海，起事前从上海潜回。相信他是革命党暗探的人，说他还有一方印布，是上海革命党发的，被捕后交出证明身份。李涵秋写《广陵潮》，说此人本姓黄，西郊廿四桥人。但也有人说他姓巴，是小牛肉巷人，光复时听见有人叫他“小巴”，祖上在甘泉县钱粮房当过公差。甚至有人说，孙天生在清江浦十三协办的学校里读过书，所以能跟定字营的士兵勾连。

五十年后，还有许多扬州人记得这首歌谣：

“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

这些扬州人记得孙天生的乌托邦，又模糊听说被杀的是个冒充的，他们以为孙天生是真的革命党，但是他没有来扬州，来的这个是假的，所以叫他“冒充孙天生”。（《孙天生起义调查记》）

孙天生从校场口逃跑后，躲在多宝巷一家花烟灯上（就是妓院，或许这就是“龟公”说法的来源？），有人向徐宝山告密，遂被捕。告密的人叫王德林，在得胜桥开一家剪刀店，扬州老人说，当皇帝的那三天，王德林“是孙天生一起的”。

为秋瑾报仇

【浙江老乡发飙】

沪军都督府收掌科长应梦卿，正在办公室里检查昨夜收到的公文信函。号房走了进来：“应科长，有两个人要见都督。”

应梦卿刚要起身去看看来者何人，两个人已经走进来了。头前一人廿七八岁年纪，个子不高，宽颊大鼻，一脸悍勇之气，府绸长衫里的身躯似乎随时会爆发。后一人年轻些，长相英俊。兩人一进门，一团激愤之气扑面而来。

两个人都是熟人，而且是浙江同乡。“老应，陈都督在吗？”“在楼上。”

不等通报邀请，两人径直往楼上走，应梦卿吓了一跳，忙跟在后面。

沪军都督陈其美正在跟参谋长黄郛谈话，头一人昂然走进都督办公室，招呼也不打，喊道：

“汤寿潜是反对我们革命的，我们革命党为什么要推他出来当都督？”

后一人更踏前一步，大声说：“你们怕死，我来死给你们看！”居然从身上掏出一把手枪，往自己胸口拄。

都督府的三个人都吓坏了。陈其美与黄郛立即站了起来。应梦卿离得最近，一伸手，握住持枪的手，一夺，也就夺了下来，他一手拉着年轻人，一手将枪急忙交给黄参谋长。

黄郛拉开书桌抽屉，把手枪塞到最里面，一边说：“自己弟兄，有事好商量！”陈其美也走上来握住头一人的手，道：“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们马上要北伐，光复全国，我们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计较地方一个都督呢？”

他转头对年轻人说：“介石，你就做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一团团长，给膺白做副手去。”黄郛当时兼任沪军第一师师长。

又对头一人说：“季高如果要回浙江，就做建设部部长。”

年轻人被应梦卿与黄郛拉住，不说话了。头一人还是气冲冲地，嚷道：“不要做什么建设部长！我要回到浙江绍兴去反对汤寿潜！”

陈其美摇头道：“浙江事刚弄好，你这样一来，岂不是又把大事弄坏了吗？”他见那人不理他，只好说：“你们刚来，还没吃饭吧？老应准备些饭菜去！”

应梦卿应了一声，转身下楼。却听那人说：“我不要吃！”黄郛熟悉他的脾气，便说：“那么我们出去吃，出去吃。”于是让应梦卿去叫两部马车。一会儿，四个人下楼，马车也来了。

应梦卿望着马车远去，好像发了一场白日梦。他跟马车上的四位都是老相识，能感觉出年轻人蒋志清多少有些虚张声势，他与都督、参谋长是换帖兄弟，岂能说翻脸就翻脸？不过头前那一人就不好说了，他的脾气……

下午三四点钟，护兵回来了。应梦卿问他们都督哪里去了，“护兵说他们到一品香吃大菜，吃了大菜就到清和坊堂子里（妓院）打麻将去了”。第二天，应梦卿听说，那人独自离开了上海。

浙江，绍兴，那个叫王金发的人回来了。

【痛失导师】

王金发与汤寿潜的仇怨，还是起自秋瑾之死。

王金发是徐锡麟在浙东游说革命时结识的，算是他的弟子。1906年暑期，王金发自日本归国，凭借大森体育学校优等生的资历，到徐锡麟创设的绍兴大通学堂当体操教员。这年冬天，秋瑾从上海回到绍兴。自此，秋瑾便是王金发的同事、战友。据当时大通学堂学生朱赞卿回忆，秋瑾的形象是这样的：

“秋瑾是每天来校的，朝来晚归。她坐一只中号花浪船，两名船夫把她接来送去。她一上岸，一直踱进校长室或者教员室。她并不兼课。她的身体不高大，高鼻梁，时常梳一条辫子，着一件鱼肚白竹布长衫。脚虽缠过，但着一双黑色皮鞋。”（《大通师范学堂》）

秋瑾不太与学生打交道，但王金发与之交往颇密，而且很崇拜这位巾帼英豪。有一次王金发带老师徐锡麟的密信去给秋瑾，回来后写了两句诗：“莫道男儿尽豪侠，英雄还让女儿占。”他后来流亡上海，开办了一所学校，作为反袁基地，名字即叫“竞雄女校”，以纪念号为“竞雄女士”的秋瑾。

1907年5月，秋瑾在绍兴召集“浙东光复军”，推在安徽的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王金发任光复八军中的一军“分统”，主要负责家乡嵊县的会党联络。秋瑾的计划，是先在金华、处州发动起义，待杭州清兵出援这两处，再以嵊县光复军急袭杭州，一举奏功。故此嵊县军是浙东光复军的精锐，人数也超过四分之一。起义日期先是订于阴历五月廿六，徐锡麟将于同日在安庆发动。后来因为准备未妥，金华等地又有泄密迹象，秋瑾将日期改在六月初十。

五月廿六，徐锡麟刺杀恩铭后死难。王金发在嵊县，看到上海报纸消息，立即率三十多人，于廿九日夜赶到绍兴。按王金发的想法，大通学堂立即起事，先杀绍兴知府贵福，再谋攻杭。秋瑾则坚持等到六月初十——我猜秋瑾听到徐锡麟死事的消息，已觉事无可为，无意让大通学堂学生冒险。

知府贵福肯定比秋瑾更紧张，他与大通学堂的关系颇深，秋瑾还在他家里当过家庭教师，认过太夫人做干娘。早前有人在绍兴大街小巷张贴揭帖，称大通学堂为“匪窠”，他也没有过问太多。因此所谓胡道南等绅士告密，其实多半是借口，这场起义根本没有太多秘密。贵福唯一可做的事，就是连夜赶往杭州，请来新军弹压事变。

浙江巡抚张曾敭派出三四百人马前来，六月初四进入绍兴。王金发又劝秋瑾固守抵抗，秋瑾却只是催学生及办事人员从速走避。王金发当然不肯走，秋瑾“促之再四，声色俱厉”。此时清兵已临校门，大通学堂并无边门后门，学生只好从大门往外涌，结果两名专修科学生中弹。“不多时，李益智的部队把大通围得铁桶一般，阖城大小文武官员都到了。什么名册呀，文件呀，书籍呀，老毛瑟枪呀，夹壁里的一箱一箱子弹呀，凡是可疑的东西和人们，都捆载的捆载，逮捕的逮捕了”。

王金发就在这个时候逾墙渡江而去。他深夜返家别母，再仓卒出奔。其母逃走，其妻沈雄卿被捕。沈氏学了《水浒》里宋江的手段，在公堂上撒屎拉尿，胡言乱语，地方官拿她也没办法，只得骂几句“土匪婆”后收监。

六月六日，秋瑾就义于古轩亭口。在王金发从事革命的岁月里，称得上他导师的，大约便是徐锡麟与秋瑾二人。两位导师，不到十日内，皆死于清廷之手，对廿四岁的王金发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今之聂政”】

在1908年陈其美派人找到他之前，王金发在嵊县当强盗头子，这便是鲁迅所说“绿林大学”的由来，嵊县人称他为“金发强盗”，并且这个名字也迅速具备了吓阻小儿夜哭的功效。王金发还做了一件事：他潜回绍兴，杀掉了据说向贵福告发秋瑾谋反的绅士胡道南。后来绍兴同乡蔡元培有文为胡乡绅辩冤，但王金发不会放过任何为秋瑾报仇的机会。陈其美称王金发为“今之聂政”，除去称道他的暗杀技术高明之外，“有仇必报”的性格特点也在其中。

浙江立宪派领袖汤寿潜在秋瑾案中扮演什么角色，谁也说不清。反正王金发相信，浙江巡抚张曾敭曾就“是否拿捕秋瑾”征询过汤寿潜的意见——清末的地方大吏，大多并不愿意与革命党结下死仇，善耆可以放过汪精卫，端方可以放过孙毓筠，传说铁良为了把自己从革命党的暗杀名单上抹去，还出资赞助已经财政窘困的《民报》。安庆案发，徐锡麟被捕，藩台冯煦再三为他开脱，徐死后还撰联自忏“英灵不昧，鉴兹謇謇匪躬愚”。张曾敭为何不能放过绍兴一名尚无革命实据的女人？

据说汤寿潜极力怂恿张曾敭“杀一儆百”，才有漏夜派兵往绍兴之举。无论是否真事，王金发曾誓言要诛杀汤寿潜，并屡次向陈其美提及，陈其美则竭力劝阻，称汤寿潜“人望所归”，将来浙江光复还要借他的助力。王金发虽然是光复会出身，对引领自己复归革命之路的陈其美倒很服气，虽然从此不提刺汤，但要他甘心奉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那是万万不能。

杭州光复，王金发是敢死队长。浙江自从徐锡麟、秋瑾先后蒙难，光复会众星散，人心颇显萧散，以至于光复前夕，新军、宪兵、谘议局，商量不出一个都督人选来，在上海代表的反复催促下，才决定独立“越快越好”，但又以浙军只有正规枪炮，不利机动为由，要求由上海方面派遣敢死队，自备炸弹手枪。于是王金发率众回杭，九月十五日（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