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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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省同胞首先倡义，可尊也；各省响应，高举义旗，亦可尊也。然细思之，亦不过能尽天职耳。而我省则默然无闻，素称文教之邦，而乃若此，耻矣。且苟闻鄂事而遽起应之，犹有耻也……我苏省则见人之所为而不能学步，是明明放弃其天职。放弃天职者将不耻于人类，则我苏省人犹得腆然人前乎？”

所以当三天后，11月5日，起床后正在吃早饭，突然听从街上回来的叔叔说：“苏州已经光复了！”叶圣陶不禁既惊且喜——这可跟他想象中的铁血革命大不相同。他跟顾颉刚去瞻看都督府——其实就是昨天的抚台衙门，只是挂了白旗，贴了告示。

苏州光复真可称得上匕鬯不惊，最脍炙人口的说法，当然是因为没有破坏太不像革命的样子，前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吩咐人将抚台衙门檐上的瓦片捅落了几块，以示革故迎新——不知叶圣陶与顾颉刚瞻看都督府时，有没有注目地上那几块象征旧政权的碎瓦？

看到的这些景象不足以慰藉少年的狂热，好在草桥中学成立了学团，协助巡防，这就有些投笔从戎的意思了。

晚饭后，叶圣陶立即装扮起来，黑衣黄裤，臂缠白布，背一杆练习用的步枪，弹匣缠在腰间，还有一把刺刀，很有点革命军的样子。然后是“列队出巡，维持地方治安”，一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觉。最可惜的是，事太仓促，辫子还没来得及剪。

从此叶圣陶便夜夜参加学团活动，煞是神气，“佩新式五响毛瑟枪，匣子弹十颗，列队出巡”，十二点后，充任队长，还可以佩上一把指挥刀，带着四个同学，专走小街狭巷，防察奸究，然而苏州平静得很，似乎动乱与紧张都属于上海与南京，小桥流水吴侬软语岿然不动。

几天过去，叶圣陶惊异地发现，光复后的苏州人仍然是苏州人，比如，有人仿照上海，发起学生军与学生北伐队，学校里居然没有一个人肯去报名。而维护治安的学团，本来有三十六人，11月12日，有消息说学团还要扩充，因为一旦南京方面发兵来攻，学团也许要临阵杀敌——哄地一声，这群早些日子还盼着革命军胜利盼着苏州加入反清阵营的学生，“皆惊骇”，连忙找负责人，要索回早前加入学团的签名单。有人大嚷，说要解散学团，别人问为什么，又说不出来，便换种说法，讲早前不知道学团要打仗，现下要重新签名。于是闹哄哄重签名，人数一下子减了一大半。

叶圣陶自然是重签了的。到了晚饭八点钟，又是学团巡街的时分，今天列队出校者，骤减至十六人。

【“插白旗”】

苏州的光复，确实也像苏州人一般，半推半就。

从表面看，苏州光复的条件确实不好，甚至可称恶劣。各地倚为起义主力的新军，苏州只有兵力不足的一个二十三混成协，而苏州西有南京、镇江，南有杭州，都驻有大量旗兵，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张勋，个个都是顽固的保皇党，以江南水陆交通之便利，一旦苏州有异动，几处兵马联合夹攻，苏州腹背受敌，必致地方糜烂。

在内而言，江苏巡抚程德全虽因荐举亲信应德闳不果，反被降了三级，与朝廷谈不上和睦，但也说不上倾向革命；藩司左孝同是中兴名将左宗棠的孙子，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标榜，肯定反对独立；掌控市区治安的巡警道吴肇邦也站在左藩台一边。热血学生如叶圣陶者，实在把光复想得太简单。

更重要的是，程德全必须要等一个人的意见。事实上，江苏全省士绅，都在等他的意见。这个人就是张謇。

张謇是武昌事变的见证人之一。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张謇已经在武汉呆了六天。他来武汉，是因为他名下的大生资本集团已经从江南一路扩张，沿江西进，打进了武汉，从此可以笼罩两湖，坐望西南，张謇倾力打造的商业帝国，已经隐隐见出雏形。

张謇在武汉，与政商各界名流每日酬应往还，上至湖广总督，下至谘议局诸公，谁不欲结识这位状元、翰林、商业部头等顾问官？八月十八日，俄国巡捕冲进宝善里，革命党名册全被起获，张謇则中午赴谘议局的宴请，晚上又赴总督瑞澂之邀，忙到晚上九点才回寓，下午还抽空去为家乡南通的博物苑选购了一对孔雀，倒没有留意到武昌城的空气已经陡然紧张起来。

八月十九日起身，才听说督署辕门前已经挂出了三个革命党的人头。武昌全城戒严，所有城门一度关闭。张謇有些担心了，他早订好了今晚八点半的日本轮“襄阳丸”的头等客票，直放安庆。自然，以他的身份，不至于出不得城，但在这风雨欲来的氛围里，终归不大自在。

好在今晚是汉口的绅商请客，张謇索性提前于上午十点过江，一到汉口，租界繁华，全无影响，这才放下心来。晚上海洞春饯别，谈笑风生，对岸武昌的动静也便置诸脑后。

八点，一群绅商将张謇恭送到襄阳丸上，这天晚上下着绵绵的阴雨，仲秋雨夜，又在长江上，颇有些凉浸浸的。不过主人行人都顾不得这份凄凉，大家都望着对江的塘角一带，大火熊熊，照亮了半幅夜空。

或许上天真的要让张謇见证一下，襄阳丸迟至十点才驶离汉口码头。这两个钟头里，送行的人想必早已离去，剩下这位状元商人，良久地凝视对岸的火光，不知做何感想。张謇只在多年后自订年谱时，写了一句：“舟行二十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

其时张謇肯定还想不到，这片火光意味着什么。也想不到他的立宪主张，他的棉铁主义，他的地方自治，都将因这把火的延烧，而摇摇欲坠。

全中国数亿人中，张謇肯定是最渴望社会稳定的人，没有之一。他在庚子年向两江总督刘坤一反复进言，力倡东南互保，是为了稳定；他领导江苏乃至全国的立宪运动，也是为了稳定；他在保路运动兴起之初，就力主由国家赔偿商民损失，还是为了稳定；三个月前，他捐弃前嫌，入京途中停留彰德拜访袁世凯，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能够缓慢而稳定地改变，不致陷于动荡之中。

一乱起来，哪里还有什么商业可言？

八月二十日抵安庆，张謇没有按计划停留，次日即搭船返南京，希望说服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骏“援鄂”，同时，希望他们代奏朝廷，立即行宪。张謇此时，想必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气味，要扑灭武昌那片火光，只能一手剿，一手抚。

可惜，张人骏不是刘坤一，他认为南京自身不够安全，无力西顾，而且张人骏从来仇视立宪运动，根本不听张謇的建议。

好在程德全是听他话的，张謇又赶往苏州，连夜与助手们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以程德全名义拜发，生怕力量不够，又拉上了山东巡抚孙宝琦联名。

五天后，他以江苏谘议局的名义再追发一道致内阁电。面对时局，张謇的主张与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几乎一致，那就是梁启超说的“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则亡”。

然而来不及了，二十日内，各省独立消息纷至沓来，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最关键的是，上海也要光复了。

张謇没有直接插手上海光复，但上海由他领衔的俱乐部组织“息楼”的身影时时浮现。史量才、赵凤昌是他在上海的左膀右臂，他们于政界、报界、教育界的联络，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上海滩的风云变幻。

上海光复前，“息楼”的人马是上海、苏州两边跑的。程德全早已答应独立，甚至在11月4日晚已经集议绅商，决定反正，次日却并不宣布，担忧的无非是宁、镇、杭的军队来攻。直到顾忠琛、沈恩孚等人11月5日深夜跑来告诉他：新军已经基本联系成功，南京来军无法通过镇江，张勋在苏的江防营也处于新军包围之中。程德全才答应拂晓宣布独立。

此时已经光复的上海也派来了代表。来人非同小可，一个是虞洽卿，一个是陈光甫，都是后来历史书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样的人物不是陈其美这个白相人派得动的，他们代表的是上海商界。虞陈二人表达了上海对苏州的支持，同时告诉程德全：杭州的起义已经发动。这下程德全没有什么可忧之事了。

此时张謇已经返回南通，但他与程德全肯定交流过：一旦不可避免地独立，如何保持地方最大限度的稳定。按照驻苏新军的意思，调江防营出城，调新军入城，拂晓以火焚织造衙门为号，全城挂白旗，宣布独立。程德全一一答应，但拒绝了焚烧织造衙门的要求，他认为这样做会引起周围居民的恐慌。对于坚决不赞成独立的左孝同，他也是将之骗到抚台衙门扣押，以免闹出影响。

还是出了问题。巡警道吴肇邦既不赞同独立，又觉得一旦举事，说不定会像西安那样，巷战攻防，尸横遍野。11月4日晚听到程德全亲口宣布反正的决定，吴肇邦便于5日凌晨4点半偷偷打开葑门，送家眷出城。非常时期，城内外都是军队，这次行动马上被发现了，程德全撤了吴肇邦的职，交苏州府看管。但葑门附近的居民已被惊动，纷纷从被窝里跳出来就往城外跑，还有那些早有准备的富商大户，赶着包小轮船往上海租界逃。往日包船到上海顶多几十大洋，这天涨到了船资两百元，外加酒钱二十元。

苏州商会看看要乱，这才一面派代表面谒程德全，希望尽快宣布独立，一面遍发传单，要求全城居民准备白旗。商、官、军、民齐心操办，才有了叶圣陶一觉醒来，惊见苏州光复的平静画面。

可是一有枪声，立即谣言满天。事缘程德全在独立之后，为防军队在苏州城内闹事，将原本负责城区安全的江防营调到震泽、吴江一带，然而属张勋部队的江防营与原本驻防那里的新军起了摩擦，开起火来，都督府派人劝说弹压一番，也就平顺了。

可是苏州城内有一帮人，是很遗憾于苏州光复太平无事的。为首的叫王荫藩，本来就是铁瓶巷出身的光棍，辛亥前去日本混了几年，拜日本浪人为师，学了些诳骗敲诈的东洋手段。潜回国内，交结党羽，守时待变。

这时听到一点风声，立即大造谣言，声称南京张勋派兵攻打苏州。苏州人本来胆小，听到这种话当然魂飞魄散。苏州光复，家家户户都挂白旗——后来苏州人把辛亥光复就称为“插白旗”，这时就如同都督府下了号令一般，哗地一声白旗全收进去了，一面也看不见。过得两日，发现街上并没有兵，都督府门前“兴汉安民”的大白旗也没有收，耳朵里也听不见隆隆的炮声，连前几日的枪声都没了，才相信大约张勋没有来，又把白旗张了出来。你说这种情状，可不将少年人郁闷至死？

【“非共和无善策”】

南通按说不需要张謇操心。一来地方小，又偏僻，二来军队只有狼山镇绿营，百把二百人，久疏训练，闹不成气候，三来南通自庚子年就督办过团练。但南通是张謇的根本重地，大生纱厂总厂在此，大意不得。他在上海、苏州时，就多次去信南通，让绅商赶紧规划协防团，配备最新式的快枪。

南通为首的绅商是他的三哥张詧，现任南通总商会会长，南通人尊称为“三大人”。南通独立，无非是派人联络说服绿营，成立协防团，进而成立军政分府。这些无非官样文章，以至南通在11月8日宣布独立时，百姓毫不惊奇，大家认为最新鲜的，不过是军政分府告示落款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张謇最关心的，是能否实现江苏全省的“和平光复”。按照江苏人的平和性格，以及商会的强势能量，这个目标本不为难。只可惜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南提督张勋不听劝告，绝不赞同独立，南京之战势在难免。因此当南通来信通报独立进程时，张謇虽然不反对，但总是表示“等到南京攻下再宣布光复会更好些”。他对苏州光复的意见也类似。如果上海不是在陈其美推动下提前光复，苏州与南通等地的光复日期估计还会往后推。

张謇的担心不无道理。南京未能攻下，独立各府县总归时时处于威胁之中。苏州就出过白旗收而复张的闹剧。南通消息闭塞，更是一夕数惊。三大人张詧在庆祝光复大会上全身戎装，却连辫子都未剪去，会场里面更是一片辫子的海洋，似乎一声令下，南通也可以重新回到大清的秩序下，半点涟漪也不会激起。

庆祝光复大会之后，南通谣言四起。远的消息说汉阳失守，黎元洪已死；近一点的说联军进攻雨花台溃败，张勋抓住剪辫的人，抓一个杀一个；更近的是说北面邻县的缉私营哗变，准备南下抢劫南通。军政府还抓住了一个家伙，他自己说是受了张勋的委任，来南通委任新官。

恐慌在11月15日达到了顶点。南通稍有点头面的人物，都赶到了张詧的府上，当然不只是因为三大人是南通总司令长，人人都希望名满天下的张状元能够给南通人一个切实的保证，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不会被辫子兵掠去。可怜张三大人无法劝服众人，反而在众人的逼问之下窘迫万端，甚至不顾身份地哭了起来。直到第二天张謇接到消息从上海赶回来，这场风潮才刚刚过去。

是的，江苏人的和平希望只能寄托在这些大佬身上。南京光复后，程德全移驻南京，此前平静无事的苏州立即演出了“烈剧”，“抢劫之风日甚，争斗之祸日烈，其甚者至于开枪对敌”。而陈其美的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成立了“洗程会”，打算清洗掉江苏军政府与程德全，拥护陈其美任江苏都督。

就在陈其美的军火运往苏州途中，“洗程会”被程德全破获。程德全虽然信佛，但也不是菩萨，他向苏州人宣布的罪状中，改“洗程会”为“洗城会”，意谓将血洗苏州城，苏人大恐，程德全遂动用雷霆手段，杀了四个人。新政府的内斗，倒比光复日更血腥。

袁世凯出掌北方政府大权，张謇内心颇为欣喜，他认定要平息战乱，非袁莫属。不过，当北方政府任命张謇为江苏宣慰使时，他拒绝了，并表示此时“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想起上半年应召赴京，尤其是5月17日谒见摄政王，对其弟而忆其兄，自己忍不住“哽咽流涕”，力劝摄政王真心行宪，而摄政王吞吞吐吐，虽然忧心国事，对自己的进言却总有些敷衍的意味，时至今日，张謇君臣大义纵在，救清之心已死，在辞职电文中向朝廷，也向袁世凯发出了“最终之忠告”：“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湮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留二次革命之种子。”

袁世凯肯定还想有所挽回，指使江苏谘议局驻京代表许鼎霖写信给张謇，希望他“就此罢手”，取消江苏独立，维持地方秩序，等候南北和谈结果。本来张謇是主张暂缓独立以观变化的，但此时南通乱局初定，江浙联军还在围攻南京，张謇的回信正如他当年提议“东南互保”时一样坚决：

“果如公言，是惟恐焰之不烈，而益之以膏，恐东南无一片干净土矣。南中大多之论曰：‘吾侪涂肝脑，迸血肉，乃为爱新觉罗氏争万世一系之皇统乎？’”

张謇指出，上海等地，是商贾荟萃之区，“凡商人皆具身家，无不爱和平者”，清军与革命党在武汉的拉锯战，让商人们十分惊惧，尤其是冯国璋攻陷汉口后劫掠之惨，更让江苏商人不愿重蹈覆辙，“时吾苏若再迟疑，势将酿极烈之暴动，与绝大之恐慌”。于是，他下了结论：

“总之，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至于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下走何力，岂能扼扬子之水，使之逆流？”

张謇一生不喜欢“革命”，他1913年曾撰《革命论》，隐指辛亥革命“上无宽仁智勇文武神圣之君，下无明于礼乐兵农水火工虞之佐”，政教号令“旧已除而新无可布”，公布的新政令也无法符合民望，比起不革命来又能好到哪里去？最终不过是“流于权奸、盗贼之间”。

说到底，他要共和，不要革命，非有爱于共和，只是共和有利于和平，有利于保持秩序。张謇曾定位自己的角色是“通官商之邮”，在辛亥时，他的立场站在商人的一边，他的观点，正是江苏乃至全国商人的心声。

苏北杀人事件

【清江浦】

他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的驸马巷，小名叫大鸾。

他家本是浙江绍兴人，祖父来山阳当知事，就此落地生根。父亲常年在外谋事，很少回家。母亲是前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因此他幼时也去清河县清江浦镇住过一段时间。

清江浦和山阳县在清末之前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清江浦（今淮阴）驻着朝廷委任的江北提督，军事上与驻南京的江苏提督划江而治。一省而有两提督，什么意思？这说明苏北地区的重要。自古以来，号称天堑的长江从来起不到决定南北胜负的作用，决战的战场往往在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地区，得江淮者得天下。

1905年，清廷甚至有计划，将江苏分为两个省，北部称江淮省，巡抚就驻在清江浦。虽然此议因为太多官民反对未果，但清江浦的枢纽地位非常明显，以前的漕运北上，这里是转运点，北方运河水浅，只准漕运通行，客船货船，到此都得弃舟登陆，换乘大车或马驴进入山东。更重要的是，江北提督、江淮提督分属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统辖。以清末论，清江浦便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而袁世凯对此地的看重，从江北提督的人选可以看出：先是“北洋之龙”王士珍，继任者是“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三杰倒有两名经历此职。

山阳当然也是重镇，人称“七省之咽喉，京师之门户”，因为漕运总督署，就设在山阳城内。清后期，漕运转为海运，山阳热闹不如往昔，然其“襟吴带楚”的地理位置仍十分紧要。

说到此，我们不禁很期待这位十三岁的大鸾，生长于“东南第一州”，官宦之家，素爱诗书，而且有一位与同盟会走得很近的表舅，他会怎样观看辛亥光复这幕大剧在运河岸边上演？

很遗憾，大鸾在1910年春天去了东北投亲，他的一位堂伯父在奉天省银州，就是今天的大城市铁岭。秋天又搬到了奉天（沈阳）一位伯父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辛亥年武昌事变后，大鸾剪去了辫子，并在一次修身课回答老师“读书为何”的提问时，说出了那句名言：“为了中华之崛起。”

少年周恩来知不知道，遥远的故乡，正在经历何等的扰攘不安，与血的洗礼？

九月初十（10月31日），袁世凯出山前夕，段祺瑞奉调入京，将往武汉前线接替冯国璋，朝廷调狼山镇总兵杨慕时任江北提督。杨慕时未到任前，由淮扬海兵备道姡Я蓟だ矶接　５笔鼻褰�浦驻新军十三混成协，相当于后世一个旅的兵力。姡Я际瞧烊耍�已经六十多岁了，“平日专肆饮博，喜人逢迎”，现在忽然要他来暂管一协新军人，实在是勉为其难。

段祺瑞离开才四天，九月十四晚九时，突然有数十名新军士兵，跑步到道台衙门，列队，举枪，放！放了两排枪，并未伤人，各回本营。

这是什么意思？姡Я济�不着头脑，跟幕僚们商量，大家觉得阿兵哥闹事，无非要粮要饷。于是第二天，姡Я悸蛄司攀�多头猪，大摆筵席，犒赏全协官兵，又承诺本月多加一个月的饷。这是收买军心的意思。

没想到当夜十三协的骑兵、炮兵同时举事，进攻城池，黎明时甚至动用了火炮轰击城楼。姡Я即�着家眷从南门冲出，由洪泽湖面驾船逃遁。十六日晨九点，清河知县率满城绅民悬挂白旗，宣布清江浦光复。

可是领头起事的两个人，一个姓赵，一个姓龚，在十三协里只是辎重营、工程营两个队官，身份不明，起义成功后竟然不知去向，大部分士兵来自北五省，本来就是跟着起哄，哪有什么革命思想，队伍一进城，立刻由起义转为兵变，大肆抢劫，商铺民宅，无不被灾。连江北提督署存的十多万两库银，也被抢走大半——有人说，十三协这些兵哪里是在革命排满？根本就是冲着库银来的。

扰攘了几日，终于由不曾参加哗变的一部分新军，联合城南的数营巡防队，杀入城内，平息骚乱。然后，军官们会合城里绅商，推举出督练公所参议蒋雁行为临时江北都督。

蒋雁行是段祺瑞的部将，当年王士珍离职段祺瑞未到任时，就是由他与靳云鹏共同管理清江浦守军。他当了都督，并未得上海或苏州方面的认可，据上海《民立报》载，旅沪清江人士组织的“江淮规复团”开会，甚至直斥蒋雁行是假革命，因为蒋都督的告示上落款居然是“钦加三品衔暂任公举江北提督”，“可知其尚属清国官吏而于民军实无丝毫感情，其不可靠可想而知”。清廷派去继任江北提督的杨慕时，此时也到了清江浦，被当地士绅推举为临时民政长。清江浦的政权，委实是换汤不换药。

眼看局势稳定，突然有部分乱兵，主要是徐州人，去而复返，驻在城北的桑园。领头的一个人叫刘炳志，去找蒋雁行，要饷要粮。蒋雁行先是表示城内商家被抢厉害，无力承担，后又说刘的军队“有多少人，也没有个花名册子，我有钱也不能给你”，这句话把刘炳志惹毛了，掏出枪来往桌子上一拍：“没有饷，我不回去，请你打死我吧！”蒋雁行大吃一惊，只好息事宁人，拨给他一些钱。

刘走后，蒋雁行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这支军队是个祸害，谁是他们的头儿？有人说“陈兴芝”。蒋雁行就调兵打算围歼桑园，苦于力量不太够。

正好陈兴芝来见蒋雁行，说要讨论改编事宜。蒋雁行认为他又是来要钱，没说几句话就翻了脸，将陈兴芝绑到后花园荷花池枪毙了。

哪知杀错了人！陈兴芝是革命党人，徐州中学学生。他在家乡睢宁碰到一批从清江浦跑回来的徐州兵，就劝他们说：“如果分散回家，将来追查起来，连命都难保，还不如回去干革命，大有可为，比抢劫划算。”连劝带吓，居然把这帮散兵游勇又聚拢起来，由他带回清江浦来革命。只是饷粮解决不了，才派刘炳志找蒋雁行通融，谁知谈崩了，连累陈兴芝被杀，他带的部队也被缴械遣散。

民国成立后，徐州籍众议员陈士髦（传说是陈兴芝的弟弟，误）不断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民国总统袁世凯上诉，要求为陈兴芝申冤，还写了本书，向社会血泪控诉。然而蒋雁行是段祺瑞的老部下，谁敢动他？说不得，把当时的清江民政长，就是那位本来要当江北提督的杨慕时，做了替罪羊，先是撤了他的职务，再是命令江苏检察厅拘杨候审。杨慕时只好连夜逃出南京，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这桩讼案平息。

这几乎就是山阳县周阮案的翻版，只不过后者要惨烈得多。

【山阳血案】

清江浦一乱，四乡也大不安生。邻近州县生怕乱兵滋扰，纷纷组织团练自保。其中最紧张的自然是四十里外的山阳。城内几乎没有驻军，如果有乱兵或乱民来攻，该怎么办？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熟人：还记得景梅九在北京办《国风日报》，发起的“拔丁运动”吗？是的，那位被拔掉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就是淮安府山阳县人。他从阴历六月去职还乡后，家里新造了花园，好不惬意，哪知还没过上两个月富家翁的好日子，就听说武昌有变，紧接着便是上海、苏州，吓得举家逃往上海租界。不过他逃的时候恐人知觉，未能多携行李，第二天才有几个家仆运大皮箱四口上船，此时山阳已经成立“大局”，民团日夜巡逻，正好拿获，将皮箱搬回大局封存。几个月后，大局有职员穿着狐皮袍招摇过市，局董们赶紧开箱检查，满箱都是瓦砾，而局里职员已经大多辞职了。

受丁宝铨影响，城里豪绅纷纷逃亡。有下属官吏上府衙禀事，才发现淮安知府刘名誉已经携眷潜逃，还卷走了大部分府库藏银。剩下的士绅只得依赖“大局”，集资成立民团，招募乡勇百多人，好吃好喝招呼着，日夜巡逻，四门设立分局，“城头上灯笼火把，川流不息”，碰到可疑不顺眼的乡下人，就抓到漕运总督衙门大院照壁前砍头，一连杀了二十多人。

防备四乡乱民，民团足够了，但如有清河乱兵到来，估计无法应付，而且这些乡勇本身多是地痞，自己就把山阳城弄得乌烟瘴气。这时本乡就有革命党人站出来，为首的是周实与阮式。

周实是两江师范学校学生，他是南社的创社社员，被称为“社中眉目”，今年方廿七岁。周实本来想在南京城内聚众起事，以配合江浙联军攻城，不想南社大佬柳亚子一封书信，把他招到上海。柳亚子认为苏北处南北之间，位置紧要，形势复杂，劝周实回乡革命。于是他在11月7日，清江浦兵变的次日，回到山阳。

他的好友阮式，是他宁属师范学校的同学，世代书香，家境富饶，虽然没有离乡外游，但在山阳高等小学当教习，兼着上海《女报》的编辑，在地方上也是名人。宣统元年（1909）南社成立，周实曾有书信给阮式，请他在山阳创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周实有革命党身份与革命计划，阮式有家财与地方的人脉，而且山阳“祸在眉睫”，必须尽速安定，再谋光复。正好因为上海南京的战事，不少在宁在沪的山阳学生都返回家乡，周阮二人召集这些学生，再加上阮式在山阳高等小学的弟子，也有八九十人，立即成立“学生队”，自行巡逻，兼防内外。

政权瘫痪，无人可恃之际，绅商最大的希望便是有人出来主持大局，哪管你姓革还是姓立？看这支学生队每日巡逻，城内秩序果然有所改观，于是局董开会商议，决定由大局供给学生队枪枝子弹，替代那帮纪律松弛的乡勇。

学生队一掌握武装，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知府府署前，放了一排枪，把龙旗扯下来撕得粉碎，再插上白旗。这等举动本是大逆不道，然而知府潜逃，知县闭门不出，谁去管他们？而且自学生队接管城防后，城内秩序井然，商店也照常营业，周实派了南京陆军中学、小学回乡的学生各一名，教操、训练，山阳县俨然有了自己的精良武装，便是十三协的乱兵到来，似乎也不足为虑，人心大定，插什么旗有何相干？

按说，下一步应当是成立淮安军政分府。然而周实是受命回乡，似乎不便自行宣布成立。他依足规矩，一面派人向清江浦的江北都督府接洽，一面将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只待江北都督一声令下，再宣布光复。

这就有了一个真空期。扯了龙旗，又没有宣布光复，不曾成立新政权，清江浦那边，自己还没有理清楚。山阳绅商，虽然依靠学生队守城，对一个二十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