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全本)严歌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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谀愕耐范ァ１鹜�了我从家里出走前也有小女人的可爱恶习：搜集各种奇物。这把舶来的自动伞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买的不少舶来品是旧货商从犹太难民那里低价收来，包装一番，放在柜橱里，专供我这种女人去猎奇。）我已经走出礼拜堂的前门，可我又一次鬼使神差，抽下伞套。你发现没有，鬼使神差往往导致突然的灾祸和幸运。当我“砰”的一声按下自动伞的按钮，已经晚了：伞套中的纸片散落出来。日本兵们被那一声扬眉吐气的“砰”吸引了注意力，向我转过脸，看见的恰恰是这些散落的纸片。
只消一秒钟，我就明白它们是什么。是油印的小报。也许抗日小勇士们在危急中把它们藏进来的，也许是世海抬举我，想让我成为他们抗日主张的非自愿传播者（后来证实是后者）。
日本兵在门里就吼得震天介响：不许动！动一动就开枪了！（这些话都是我猜的，但他们除此之外还能喊什么？）
当翻译的娘娘腔男子马上就让日本兵明白这都是些什么纸片。纸质很差，不比烟纸店包大头菜的纸好多少，油墨味极浓厚新鲜，我应该隔着伞套就闻出来的。现在晚了。
彼得向我走了两步，看着日本兵们把我两只手扭到背后，看着我连衣裙的领口被扯得成了绞索。
误会了！他用漂亮的伦敦英文大声说，嗓音大幅度抖颤：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事！……
全部日本兵都上来对付我，那些少年勇士们趁机在父母的掩护下匆匆奔出门，奔下台阶，眨眼间消失在一辆辆汽车里。
对不起，等一等，先生们误会了！彼得又向我的方向靠近几步。他的漂亮英文全白白漂亮，此刻没一个既懂英文又懂日文的人做翻译。
我也在不断地跟娘娘腔汉奸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伞套成了抗日宣传品的储藏箱，对此我完全无辜。
汉奸心地倒不坏，为我没少着急，翻译得一头汗，还让日本人不要拧我胳膊，横竖我跑不了。女教务长带着一个学生跑来，那学生会日文和英文，她要他把意思转告日本兵：误会实在闹得太大，必须安安静静坐下来，请美国领事馆的二秘来听审。女教务长指着我：像她这样一个有美国身份的小姐，何苦卷到这种徒劳无益、聊胜于打嘴仗的反日文字宣传里去？明摆着是一场误会。
日本军曹烦透了这个美国女人，对翻译说，劳驾美国领事派人去日本宪兵队澄清误会吧。美国领事若自己去，更欢迎。
我看见彼得的大黑眼睛瞪着我，还是在向我讨主张：他下面一步该怎么走。
彼得，去找我爸爸！电话：4259！我用英文对彼得说。
果然他顿时有了主张，转身飞快地走去。
其实这时我已经非常后悔。女教务长的几句话提醒了我：徒劳无益。我闯进去取伞本来已经够蠢，还要把戏剧推向高潮：在自动伞上扣了一记扳机，为自己受辱的唐人街长辈和同辈爆炸一下吗？让中国同胞和彼得的同胞们的本性怒放一回吗？幼稚愚蠢啊。
我在拘留室里待了多久我不清楚。拘留室是没有窗的，也没有灯。我的手表在进来之前被抹下去了。没抹下去我也不会看得见时间。不过有秒针细微的“嚓嚓”走动声要好过些。否则时间空间混成一个大黑砣子，实心的，我被铸在里头。
唯一可干的就是想念彼得。他这会儿已经见到我父亲了，肯定见到了。我父亲第一个感觉是：他看上去真像个难民啊。他们立刻让司机把他们载到美国领事馆。糟了，两人大眼瞪小眼；这是星期日啊！美国人在某个高尔夫俱乐部打球，或者被沙逊请到他在虹桥的别墅骑马去了。他们所能求助的，是一个值班的中国雇员……
情况比我在拘留室里想象得还糟。彼得连我父亲也没找着。接待他的是我的小继母，她除了会说：“Charmed！”就是“My　name　is　Kathrin”。他怎么费劲也无法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人命关天的事。所以五分钟后，彼得就从我家出来，在往美国总领事馆的路上小跑。（彼得非常节省，只要能用两条腿，绝不乘车。）
我昏昏欲睡，听着上百只蚊子向我冲锋呐喊的时候，彼得到达了美国总领事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所有外交官们都消失在上海各种豪华娱乐中，接待彼得的是一个站岗的海军陆战队卫兵。
卫兵叫电话值班员接手这个案例，自己回到岗位上。接线员往所有可能的地方打电话，但官员家里都是举家外出。那时上海洋人社会的风气就这样，周末没人待在城里。外文报纸上登满好玩儿的事物：赛马，赛狗，赌回力球，消夏轮渡，水球，高尔夫……
接线员告诉彼得明天一早再来。与此同时我在噼里啪啦打蚊子，浑身骚痒。我没有看见这间拘留室什么样子，从味道判断它的地上、墙壁上记的血债不少。粪便和血的气味，以及腐烂稻草的气味在六月梅雨季发酵，滋养了一个宠大的蚊子王国。或者蚊子就是被圈养的，是第一拨行刑者。我不停地打，皮肤还是肿胀起来。又过一会儿，我眼皮都给蚊子咬厚了。
我动也不动地坐在一个位置。我怕一动会碰到什么不悦人的东西。似乎只有我屁股下的一小块地方是被我坐干净的，因此也就是安全的。外面的汽车、马车过往，偶尔也听见驳船鸣叫。我的希望上升又下降。
后来我才知道那晚帮了忙的是那个女教务长。她的名字我记不清了。真不该，她是一个我应该记住的人。我记得她的姓是D打头的，不妨就叫她D女士吧。D女士其实一直在和宪兵队交涉。我在小黑屋里喂蚊子的时候，她就坐在拘留室外面的长椅子上。她很硬气，说假如宪兵们在没有证人前对我动刑，日本方面就要对下面的连锁国际反应负责。
这就是为什么一时无人对我下毒手。
这个和我素昧平生的D女士是那种美国的开明精英，那种极少数对有色人种同情的人。这种开明精英有先知的素质，知道种族偏见迟早作为人性弱点被克服掉。
一夜之间，有那么多人为我不眠：D女士、彼得、我父亲。D女士就守在电话旁边，等着美领事馆的官员打电话来，她好向他们报告我的不幸。可她没有等来电话。　
　
　第11章　
　
　


我父亲是晚上十点左右见到彼得的。
彼得尽量把事情讲出头绪，可我父亲还是让他讲了四五遍。每次彼得讲述的时候，他总是插嘴：妹妹没受伤害吧？……日本狗娘养的没动粗吧？……妹妹没有嘴硬吧？……我老爹担心的是两腿兽日本兵会对一个妙龄女郎干出兽性使然的事。他们在南京遍地发情，谁都知道。
彼得这才明白他绕来绕去想问的是什么。彼得说他也最担心这个。他加了一句：在日本人眼里，妹妹一定也是很美的。
父亲这时才长时间地、使劲地盯了彼得一眼。这是很挑剔的一眼，盯得彼得口吃起来：我想……越晚越可怕……应该能够打听到的。
打听得到什么？我父亲没好气地说。他面前这个小伙子漂亮高雅是没错的，可无非是个漂亮高雅的难民。
我父亲有两个日本学生，其中一个女生英语不错。可我父亲除了上课从来不和她来往，找到她必须通过其他学生。当时时间是夜里十一点，夜上海蓬蓬勃勃，爱玩儿爱乐的年轻学生哪里都去，就是不去自己卧室。对于他们十一点不是太晚，而是太早。
我爸爸把彼得带到外滩路三号的上海总会酒吧，为自己和彼得各要了一杯杜松子酒，也没有理会彼得的谢绝。他在这里不是为了听爵士消闲，是为了用酒吧的电话，不断打给他的学生。
他的一个学生终于回了宿舍。这个学生恰好有那位日本女同学的地址和电话。
他和彼得开车从外滩一口气冲到虹口。那时候的虹口，非常有意思，弄堂纵横，网络一般。我父亲就在网里开赛车。
后来彼得对我说：你父亲是爱你的，这一点你千万别怀疑。
他们开车到了虹口，找到了那条里弄。
我父亲和彼得几乎闹醒了一整条弄堂才找到了松尾友歌，就是那个日本女生。准确点说，一整条弄堂的人牺牲了小半夜的睡眠，才使我父亲找到那个很少露头的日本妹妹的亭子间。松尾友歌在半夜仍然没有归宿。到了凌晨两点，还没见她回来。我父亲和彼得只得在弄堂里乘凉等候，看着一扇扇窗口的灯逐一暗了，一张张不甘的面孔从窗帘缝里缩回去。
当时他们不知道，松尾友歌在一个日本同学家喝了太多的清酒，男男女女横七竖八睡成一片，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
可想而知，我父亲和彼得有多绝望。他们一直等到弄堂上方那条窄窄的一九四○年六月的上海天空由暗到明，第一家的门开了，娘姨挎着竹篮去买刚下船的黄鱼、带鱼或海瓜子。
他们逆着送牛奶的三轮车走出弄堂。我父亲叫彼得别跟着他了，因为他也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往哪儿去。
彼得像个被丢在大街上的孩子，还穿着昨天冷餐会的西装。
就在我父亲和彼得分手的时候，我被押到了审讯室。审我的是个宪兵少佐。他让我坐，叫我别害怕，说实话。
我说我有什么可害怕的？翻译照我的口气翻过去，少佐点了点头。不知他点头是什么意思，是“走着瞧”，还是“不怕就好”。我再次为自己犯蠢而懊恼。从我向你描述的那个年轻冒失的女子，你对我早先的个性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吧？没错，就是那种太安分的日子过不了的女孩。那一夜的拘留，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经过了死亡和坟墓。（黑得不透气的狭小空间、陈腐的血腥和缭绕的冤魂，比坟墓怎么样？）我误认为经过了那里，就是经过了最坏的。
桌上放着一本美国护照，我被押进来时就看见了。看来他们把我的身份验证过了。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在美国没人拿你当人，但护照还是同样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那大印再不情愿，还是盖在了我这张黄面孔、扁平鼻子、不可阅读的黑眼睛上（这是美国概括的华人相貌）。
你的阳伞当时放在什么地方？军官开审了。
挂在衣架上，我回答道。
下面的审讯记录，大致就是这样——
少佐：你和这个散发传单的学生认识吗？
我：谁？
少佐：那个学生说他认识你。
我：你在说什么？哪个学生？
少佐：就是委派你替他的组织散发传单的那个学生。你知道当时不少人把阳伞、皮包挂在衣架上——有四个衣架。
我没话了。
少佐：为什么他偏偏挑中你，当然是因为你值得他信赖，你们有交情。
我：你在说什么？我都给你绕晕了。
少佐：你不认识那个让你转移传单的人？
我：当然不认识！谁也没有让我转移传单！……
少佐：你没有说实话。
我：……？！
少佐：其实对方已经承认了。他说你和他很熟，是半年前认识的。他说你们很谈得来。
我脑子嗡的一声：怎么把温世海给忘了？不管日本人是诱供还是逼供，温世海供出来的句句是实情：我和他不时谈到日本人的劣迹；我对日本民族的生理特征大大不敬，比如罗圈腿、多毛……种种他们日本人也没办法的审美遗憾。
审讯记录继续——
我：噢，你是说温世海啊！（我笑笑）他现在在哪里？
少佐：这个不关你的事。不要再撒谎。
我：好的。
少佐：现在你该承认你帮他转移窝藏抗日宣传品了吧？！
我：你说呢？（我耸耸肩。）
我这时做洋式动作特别得罪人。少佐认为我倚仗两个大国来对他耸肩。我耸肩是我无奈，表示：我算讲不清了。可无奈被他看成无赖、不屑。你好好看看这个洋派动作，确实有美国式的无赖。有那么一丁点吧？
从那一次我领教到日本人是开不起玩笑的。这个军官把我的无奈看成无赖，因此就认为我取笑他，拿这么严肃的事不当事，开玩笑。他们是世界上最认真的民族之一，对此他们也没有办法。
少佐走到我面前说：请站起来！这句话他是用英文说的，用他自认为是英文的那种语言说的。
我知道坏了。我认真严肃，英勇不屈都能让他心理平衡，我作为中国人英勇不屈多少还让他敬佩，可用一个美国动作来跟他耍，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不了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左右开弓抽我耳光。
他第二下就把我打得向后跌去。但我后面是我刚才坐的椅子，让我一跌翻倒了。我头朝下一栽，脸从震动的麻酥中渐渐变得灼热，灼热刹那间流散开。我发现自己耳朵眼儿里都进了血。
少佐没法继续抽耳光，就上来踢我。他头一脚把我踢得翻向右边，第二脚把我踢得膝盖碰胸口。然后我就在他脚下一曲一张，一会儿是条虫，一会儿是个球。我的身体内部有什么给踢碎了似的，血大股地从我嘴里涌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惨叫了。大概叫了吧。我觉得他踢够了，周围似乎安静了好一会儿。我慢慢转过身，想撑着地面坐起来，突然看见他的左脚向后撤一步，抬起右脚，中锋要射门了——那临门一脚之准之狠，我听见自己身体发出一声闷响。接下去我觉得喘不过气来，后来验证出那是因为断了两根肋骨造成的。原来少佐一直等在那里，看看我是不是给踢得差不多了，但我挣扎起身的企图让他又补了那致命的一脚。
假如我是一个纯种白人，美国总领事会把我当个大事去办的。我的姓告诉他我是个华人，他想，无非是那些不知耍了什么勾当在美国赖下来的中国佬后代，就打发手下的华人雇员去交涉。为一个唐人街洗衣坊的女儿跟日本人过意不去，何苦？日本人攻打南京时，炸沉了美国军舰Panay，都没让美国太较真。从沉了的Panay上撤到荒岛上的美国使节们让日军飞机扫射追杀，死伤一片，那么大一桩事情，都没让美国跟日本太过意不去。
D女士、领馆雇员、我父亲找的日本说客，筹码全部加在一块儿，才把我保出来。
保释我的条件是在我伤好之后立刻离境，回美国或去其他什么国，反正日本人不要我继续给他们惹麻烦。他们警告我父亲，假如我不离境，再次给他们逮着，就不是断两根肋骨了。美国领事馆出面向日方担保，我出院之后直接上船。
彼得也站在迎接我出狱的人里。我倒是宁愿他别看见我的丑陋狼狈。　
　
　第12章　
　
　


我从宪兵队被父亲的车接走，送到了一家美国人开的医院。检查和治疗并不复杂，当天晚上我已经打着石膏吃牛排了。父亲、继母、彼得和大捧的鲜花挤满我的病房。小小的继母看我不时疼得嘘一口气，啧啧嘴，一会儿一声“作孽”。民族冲突白热化，家族就没了矛盾。
等父亲他们走了，我和彼得相顾无言。一切都摆在他眼前，我的美国身份不妨碍人家把我当劣等人种。这是一个大回归，我和他回归到同样的地平线上。
吃了甜点之后，我点了两杯罗姆酒。彼得明白这是意义重大的破戒，一句话不问，陪我喝酒。我一有沉重的事要讨论就想喝点酒。
酒劲最好的时候，我拉起彼得书生气十足的手。我说我可不会离开上海。
他抬起稠密的睫毛。他的目光让你感到是顶起什么沉重的东西到达我脸上的。顶起沉重的心事。
我不会离开你。我说。
可是……他们勒令你离开，你就得离开。
那是你们。我们中国人表面听话，心里谁都不听。我的爷爷就没有听话，离开美国。
可是会非常危险！再被他们抓住，就可能是死。难民都说日本人比纳粹更残忍。宪兵队怀恨谁，谁就可能下落全无——难民营的人都知道。彼得的黑眼睛此刻盯着我，那个可能会下落全无的我。
彼得我爱你，这是我在心里说的。我怎么可能走呢？这是我口头上说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吧。
上海是个藏得住任何人的地方。你在跑狗场、赌场、十六铺码头随便跟谁借个火、问个路，碰到的都可能是个鸦片贩子、在逃犯、凶手、人拐子、暗娼、地下抗日分子。天天抓抗日分子和共产党，人家不是一样贴标语，搞袭击？听说上海机场被一支叫新四军的队伍偷袭的事吗？仗是没打起来，可是烧了一架飞机，仓库的货品失窃了。他们都能在上海存在，我为什么不能？我瞪着彼得。
那你打算怎么存在，亲爱的？彼得问道。拿出他不客气的“亲爱的”来了。
我……我暂时躲一阵，等日本人忘了我，我再悄悄找些事做。总会有办法的。我对他笑了一下，被蚊子叮和耳刮子掴的脸感觉又大又厚，笑容怎么也推不动那些肿胀的皮肉。
去了美国，反而对我们更好，你不觉得吗？他说。
他在我被关押的一天一夜里长进了，居然拿出这么大个主张来。我等着他的下文。
我也是听难民营里的人说的，他说。有几家难民和他们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正在等美国方面的经济担保书。一旦有了担保，就可以申请美国签证。你回了美国，可以办一份经济担保给我，我们可以一起去美国。
我看着他。这似乎不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他一定把前前后后，根梢末节都打听清楚了，才向我提出了这份完整的建议报告。这就是我刚才企图看透的沉重心事。
为什么要我自己回去办理经济担保呢？我可以求我伯伯们办！这样我就不必离开你了！我说。
他们会为我办吗？
总可以先求求看。我呼吸急促，被石膏箍紧的肋骨疼痛发作了，冷气也不帮忙，我的皮肤在石膏下面一层蒸汽。
这天晚上我和彼得喝了三杯酒。他没有酒量，人喝傻了，瞪着我们谈出来的美好前程一个劲儿傻笑。他走后已是深夜，尽管我脑子密密麻麻排列满了该办的事项（要把彼得带到美国得办多少事啊），我还是很快沉入睡眠，把拘留室亏欠的一觉也一块儿睡了回来。
醒来是下午一点，我床前又添了几束花，其中一束是菲利浦送的。由于他在行帮的人缘，也由于他儿子供出了我，世海也获释了。
我无心去想菲利浦和温世海的愧疚；我想的是，这一天真好。这一天彼得开始在唐纳德的诊所当医助了。这个医助职位你们可别小看，它从此建立了一个学院优等生和实践之间的纽带，从它开始，彼得就算一个有临床经验的人。在美国走到哪里，都向你要“工作经验”和推荐人。在唐纳德的诊所涂红药水紫药水，可以给彼得提供这两样东西。
这一天还好在我有了新的生活方向，一个和彼得共有的生活方向。
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就偷偷跑了出来。石膏的铠甲让我一举一动都很滑稽，转身是直的，是木偶式的。我的出逃绝对秘密，连彼得都被我瞒住了。我是为他好，怕吓着他。此前护士告诉我来了个鬼头鬼脑的人。护士是个四十多岁的美国女人，问我到底在外面干了什么，让此人几次诡秘地来打听我的病房号码。一个很贱的中国狗腿子，她说，从电话上打听不到就悄悄溜进了住院部，是被她挡住的。用美国英语说：就是我把那货色扔出去了。
我逃跑的计划是在此之后拟定的。彼得照样在傍晚时分来看我，和我一块吃布法罗鸡翅膀或者芝加哥比萨，总之那几顿晚餐让他领略够了美国人在口味审美上的无救。这天我们刚刚点了被美国人篡改的意大利面，父亲来了，照样是笑声比他人先到达。
呵呵，我把绿波廊搬来了！
跟他人一块儿到达的，是一个拎折叠桌的伙计，一个拎多层食盒的跑堂，还有他的小夫人凯瑟琳。
他叫伙计把十多样点心摆开，一面掏出手帕头上颈上地猛擦汗。意大利面送到，他挥手叫医院的送餐员“拿走拿走，中国人谁吃那个”！
彼得手足无措地站在床边，突然一瞥目光向我扫来，我不明白那目光的意味。猜来猜去，似乎他的意思是：谢谢主，你不像你父亲这么旁若无人地吵闹。
就在那顿晚餐进行的时候，我的逃跑计划完全成熟了。小夫人不断夹食物给我，很像样子的一位小长辈。我突然说：凯瑟琳，你这头发怎么做的？真好看！
小夫人脸通红。我这位晚辈从来就没有正眼看过她，今天对她的头发如此捧场。
我自己做的呀。照着玛尔琳·黛得瑞茜的发式做的。等你出院了，把头发剪一剪，烫一烫，我来替你做。她对我们之间刚刚出现的和平喜出望外。不过你现在的头发也能做出很好看的花样，明天我带一些东西来做给你看。
凯瑟琳这点好，女流的事物样样精通，第二天真的让我改头换面，披了一头“郝斯佳”卷发。她为了我的发式整整忙了一天，带了个小煤油炉，悄悄在厕所里点燃，把三个烫发夹子轮流在上面烧。她为我仔细篦过头发，又是涂油又是打蜡再用火烫的夹子去卷，我的头发熟了似的冒起香喷喷的油烟。
晚上六点，彼得面前的，就是这个油头粉面的我。他半张着嘴，皮笑肉不笑，我赶紧说：快说我美丽！人家整整一天的手艺！
他说：好的——真美丽！
小夫人从厕所出来，脸上一片羞红：告诉彼得，要是有根粗夹子，她可以把我做得跟费雯丽一模一样！
在那个向费雯丽借来的头发下面，还有一系列借来的东西：眉毛是借胡蝶的，嘴唇是周璇的，旗袍是借凯瑟琳的。头天晚上我央求小夫人带一件晚装旗袍来。她以为我在医院闲得生霉，实在没什么好玩儿，玩儿起她和她女死党之间的游戏来：相互借衣服穿。
我正南正北地转动石膏钳制的身体，让彼得看我是不是漂亮死了。
旗袍是酒红色底子，上面罩一层黑蕾丝。这大概是小夫人凯瑟琳最得意的行头，看梅兰芳、周信芳搭班唱戏时才穿。
晚上十点钟，所有的病房清房，然后熄灯。十二点钟，值班护士查房。值班护士的手电筒往我帐子里晃了晃，看见薄被下的我侧身躺着，肩是肩，腰是腰，枕头上一蓬黑发。床栏杆上搭着毛巾浴衣，床下一双印有医院字号的白布拖鞋。我告诉你，被子下的我是用一条毯子捏塑的，枕头上搁的黑鸡毛掸，是我从清洁品仓库偷的。
在护士轻轻掩上门离开的那一刻，我的真身正在汇中饭店的一个三等房间里。我是九点钟左右离开医院的。和彼得、凯瑟琳前后脚离开。日本宪兵雇的廉价眼线假如在医院某个角落埋伏，一同出门的凯瑟琳和彼得会让他多少岔一下神。
我油头粉面地走出医院，把换洗衣服打成个长形包裹，斜抱在怀里。盯梢的汉奸假如正盯着大门，看见的是个刚接了孩子出院的少奶奶。为了甩掉可能的跟踪，我叫黄包车夫在最热闹的福州路上飞跑，然后再转向九江路的一家餐馆，这家餐馆卖一种名牌食物，叫“阿娘黄鱼面”，吃的人排队排到了马路上。做学生的时候我常来这里开荤，所以知道馆子楼上有个门，通向隔壁的公寓。从公寓二楼下去，穿过走廊、天井，再出门，就是一条小弄堂。
所以我出了弄堂，走回南京路就放松许多，“襁褓”也不抱了，而是一只手拎着。高跟鞋、石膏背心、晚装紧身旗袍可要了我的命，让我走到汇中饭店时累得奄奄一息。　
　
　第13章　
　
　


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楼顶，往四周的街道上看，发现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没谁像是跟踪者。干这勾当的人你能认得出，任何时代，什么年代都有，主子给点钱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数人是一打就怕，进一趟审讯室出来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为事后一想，不是都过来了吗？也不过如此。还有就是，我心里一直以来模糊不定的敌意在此之后变得十分具体。那个少佐，他平直单调的面孔就是上百万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体，有声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辈子的不快活不顺心全清算在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猫猫，对于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民族对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较量到底，把输赢玩儿到底，这个念头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时觉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当成抗日。
我从此成了这样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某人面前，某人家里，或某个场所。我会突然出现在彼得面前，对他说：我想念你了，所以来看看你。我也会突然出现在我父亲的客厅（我身上有钥匙），祝福他生日快乐，问美国的大伯是否有信来，是否替彼得办妥了经济担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现在D女士的公寓门口，对她说：晚上好，我专门来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从她的模样我看出她没有马上认出我来。
离开汇中饭店不久，我按照报上的广告找了个工作。当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学需要英文代课教员，因为原先的教员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这个学校在江湾，提供教员半间宿舍，另外半间归一个菲律宾女教师。我安置下来后，给彼得的诊所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员。她去叫人，却叫来了唐纳德先生。老爱尔兰人一听就听出我的嗓音，给了我几句忠告：政治都是很丑恶的，像我这样一个教授之女别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让政治利用。我满口答应，说他教训得好，但能否请他把彼得·寇恩叫来听电话。唐纳德说，这就是美国至今不涉足这场战争的原因；美国有脑筋的人都反对美国介入这场战争。
我说：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和彼得说话。
他说：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儿戏的抗日活动中去。虽然我和这小伙子共处才几天，我已经看出他是个好小伙子，纯正、聪明，不值得在你们的胡闹中断送前程。
这老爱尔兰人在为犹太好小伙子当家，中断他和一个中国女子的密切关系。美国的人等分明，犹太人属于下三等，上大学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类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库勒”之类（前几个形式是较有代表性的犹太姓氏，后几个为英国、北欧、德国姓氏）。否则排犹的名牌大学就不会录取他们，成绩优秀，会马球、网球加钢琴、小提琴也没用。尽管如此，犹太人等级还是在中国人之上。唐纳德也许忘了，爱尔兰人在英格兰人的眼里，相当于白皮肤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厨子。
我挂下电话。假如搭电车从我学校到诊所要一个小时。这时离他下班还有半小时。来不及了。有个办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难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线，便叫了一部黄包车。七月底的上海，一场暴雨使虹口的许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苏州河支流，孩子们坐在四腿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进行水上狂欢，死猫死狗死老鼠在湿漉漉的阳光里渐渐肥胖。每个下水道入口，一圈圈乌黑的涟漪翻上来，城市吞下太多污秽，此刻上吐下泻。黄包车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学前面那个邮差，把脱下的鞋夹在腋下，蹚进没膝的污水。邮差把自行车泊在街口，扛着大邮包，挨门送信。曾经的小东京现在让难民变成了小柏林、小维也纳、面包店、咖啡馆、香肠铺，一个小极了的烟纸店，居然改成了“维也纳”理发店。我跨进用砖和木头搭起的“水坝”，发现理发店的水刚刚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发芽的样子。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