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全本)严歌苓-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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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浦家面试。菲利浦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浦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她叫我不要太美国派头。
我扭着两腿，请她原谅，厕所还没有上过呢……
她还在说。开了大门多少东西可以偷啊？厨房里的咸肉咸鱼、米箱里的米、悬挂在楼梯栏杆上的儿童自行车……
我的好心情差点用完，但我还是没发作。七点半有约会，七点四十分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电影（那时恋爱不看电影不算数）。我没空和房东太太一般见识。十分钟我已洗漱完毕，冲下楼。
我早到了十多分钟，在虹口大戏院门口飞快地走来走去。彼得准点到的，一面拥抱我一面说救济早餐的开饭时间是七点整，所以他是跑步来的。
你今天很漂亮。他对我说。这句话可不怎么独到。美国男人对自己的女秘书、女下属、车间的女工的一句悦耳废话。或者对已成了糟糠的妻子的一句好意打发。不能找到更新鲜的开场白吗？
我们走进去，室内光线幽暗，他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可是金子都不换的。我的满足立刻来了，二十岁女郎的不满和满足都是眨眼间的事。
他倒是让昨天那个艰难无比的洗浴洗得一新。洗得蓬蓬松松的头发似乎多了一倍，脸上那层灰绿也褪了不少，虽然离健康的气色还差很远，但不再有一副触目惊心的难民模样了。看完电影，我们首先要去买一件衬衫。彼得已经跟我解释过，大宿舍没有地方让各家放行李，所有人的行李被暂时露天堆放，只是上面盖了油布。大宿舍的人只有两件衬衫替换。病中他没有力气去排队打水洗衣服，所以两件衬衫都穿成了糟粕。
我们来到一个杂货铺，挑了一件价钱最便宜的白衬衫。铺子是一年前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开的，一个角落租给了裁缝，为人改衣服和量身定做。货物要多杂有多杂，吃的穿的用的都卖。彼得的白衬衫闻上去是现烤出来的“贝狗”（犹太面包圈）香味。贝狗或许会吃出樟脑球味。店铺里很暗，店主为了省电钱只开了一盏日光灯，灯光带着微弱脉搏，垂危地起搏。彼得他从试衣间换上新衬衣出来。
谢谢。彼得说。
我说等他从阔佬那里挣到钱，买一件朝阳格子纺绸旗袍送我。那件旗袍我想了好久了。我随手一指马路对面，那儿的店铺门口有个木头模特儿，挺着肚子张着两手，身上穿了件土里土气的旗袍。
他认真地看我，看不出我是不是胡扯。他这样瞪着眼的时候特别无邪。不用问也知道他成长的环境多么优越。父亲超时工作，为他筑造的那座带大花园的房子就是个巨大的襁褓。在豪华的砖瓦加大理石襁褓中，他没有多大自主权却绝对没有忧虑。他习惯让父母去忧虑，习惯让母亲告诉他：穿这件大衣吧。配这条围脖吧。来，再弹一小时钢琴，然后上床去听半小时“临睡前童话广播”。
彼得转过身，新衬衫塞在他的西装裤里，束出一大堆褶子。他比头一次见面要瘦得多。西装裤臀部松垮，被坐成两块油光闪亮的椭圆。他再向我转成正面，两手往裤兜一插。他一定是这样看着他母亲的：只要你说好看就妥了。
我说：很好。我当然是撒谎。
他笑了笑。等着我的下一个指令。
他这种金子堆大的孩子有一种奇特的无能。或者说毫无世故。彼得这时已经把操心的特权给了我：什么求职、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知为什么，他这种无能和不世故让我的心软了又软。二十岁的女郎常常混淆各种内心感受，比如这会儿的心软，在我看来就是爱。也许是爱吧。谁也不能界定真爱是什么。
彼得比我年长五岁，而他那大起眼睛、倒八字眉的无邪和无能，让我感到自己刹时老练起来。要为他操的心多着呢。在菲利浦面前，就要为他见风使舵。菲利浦的儿子弹钢琴弹得不错，为菲利浦这样的阔佬装装门面足够，但阔佬不满足门面，他要儿子成个钢琴独奏家。
没等我说话彼得已经开口了。他用缓慢而字正腔圆的伦敦英文说：我以为是教初级或中级钢琴。
我敢说只要菲利浦一摊手：“看来误会了。”彼得会立刻放下咖啡杯，从仿路易十六的丝绒沙发上站起来告辞。
我说：彼得连初级学生也没教过。在奥地利他只是每个夏天参加独奏音乐会。要不学费可不止这么一点（一堂课三块钱）。
以上的谎言我是用中文说的。彼得是否独奏过我不清楚，我的任务就是要花言巧语把彼得推销给这个阔佬。
噢，你是弹独奏的？菲利浦转向彼得。万幸他的英文是桥牌桌上练出来的，一不用心就听错，彼得转过脸看我。我当然坚持把谎撒下去。我的第一语言是客家话，第二语言是广东话，第三语言是英语。上海话要排在第五位，它前面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用来撒谎很好，似乎借了别人的语言，说什么都不必自己负责。
菲利浦雇用彼得也图实惠，彼得满口英文，可以给他儿子做语言陪练。这英文是不必花钱的。
彼得非常敬业，从难民大宿舍的室友那里借来高年级练习曲，熬了几夜把谱子抄下来。大宿舍二百多号人（传染病之后减了员，但又有三个女人做了母亲），十八般武艺七十二行当，彼得很快请教到如何给菲利浦儿子授课的方法。他每天跑步上课，学生从五岁到三十岁。那个三十岁的学生是位姨太太，不知听谁说弹钢琴可以预防老年性关节炎。她的母亲得了关节炎，对她来说是巨大悲剧，因为她的手指连翡翠马鞍戒都不能带。
那是我和彼得最好的一段日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别忘了：合适我的工作不多，不能打钟点卡，又要边干活儿边做白日梦），所以我整天陪着彼得给他的学生们上课。
他那个五岁的学生刚刚起步，彼得一个示范要做十多遍，第十遍跟第一遍同样认真。语气也同样一丝不苟：“Once　again，please。”
我总是把椅子搬到一个能看见他侧影的角度。我喜欢在他完全忘了我的时候看他的侧影。他一认真起来就把我完全忘了，这正是他最好看的时候。他的精神全部凝聚在目光中，因此样子有点狠狠的。你可以看出他会有神经质的时候。他的温良不是无条件的。
他会说：还是不对，亲爱的。
他批评人的时候总要加上个“亲爱的”。而在夸奖人时语言朴素。或许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批评他。要么就是他的钢琴老师。他的童年不太好玩儿，要完成父母一个又一个教育规划。对音乐、骑马、网球的好恶在他出生前就被决定了。他的“不喜欢”已经预先被否决了。不喜欢？没关系，谁都一样，都从不喜欢开始。有益于你的东西都不好受，当然你不喜欢。犹太孩子首先得习惯不好受的事物。
我看着彼得的侧影。厚厚的卷发压着他高大的额头。所有的长辈都要他好上加好；光是功课好不够好，还要样样都压过你的亚利安种同学。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流，要跻身主流，你只能比他们的修养更好，档次更高。因为你起点不同，你是从一个被他们看得很低很低的起点走出来的，你只能走得比他们高。　
　
　第08章　
　
　


我的母亲是唐人街长大的，她要她的孩子我杀出唐人街去，就用戒尺把我钉在琴凳和舞蹈把杆上。她宁可吃隔年的咸鱼，也要省出钱，把她的女儿武装到牙齿，从唐人街杀出一条血路。她终于把我对一切高雅事物的胃口败尽。
彼得的母亲不用戒尺，用淡漠阴沉、带有先知性的语调对他说：你没有选择，亲爱的！
每个成年的犹太人都有资格做孩子们的先知。几千年来降临在他们种族的苦难太多太多。没有选择，必须有备无患。必须做事留后手。首先以最好的功课选学最赚钱的学科：医学、法律、金融、科学；万一不行，第二手准备顶上去：音乐、体育、艺术。
童年和少年的彼得气也喘不过来，拔了尖再拔尖，他不是作为一个孩子活着；他是作为父母的志气、希望活着。幸亏他母亲的先见之明——眼下医学学历这张牌打不出去，他还有的是牌可以打。
彼得教学一分钟不超时，到时候就从忘我境界中一跃而出。有时菲利浦的儿子想和他搭讪几句都留不住他。他不挣陪人闲聊的钱。
我们从他学生家出来后会漫无目的地闲逛一阵。我会提出一些可去的地方：老城厢去吃点心，黄浦江上坐乘凉轮渡（对了，我和彼得恋爱在早春，关系稳定后，夏天就来了），或者去墨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去看不要钱的书。彼得读过所有的经典文学著作，但对哪一部都谈不上酷爱。
你看，我还是没有让杰克布出场。人老了，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比当下的清楚。清楚多了。过去的事情再不好，谈起来都味道不错。
这是我找到的照片。都不太清楚了。跨了一个世纪。你可以看出我的家和我少年、青年时的样子。昨天你走了以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觉得讲述得不够好。
我必须回过头把菲利浦的家介绍一下。菲利浦祖籍是福建人，曾祖父跑国际单帮跑阔了。所以他家房子再大也只住得下家具和摆设，而住不下人。家具、摆设堆砌得能让你的视觉窒息。南洋、西洋、东洋的东西杂陈一处，随时随地都有个影子般静默的女佣在缝隙里移动，为家具和摆设上无数的洞眼、雕刻、花纹擦灰，打核桃油。
菲利浦的太太有十多个用人要指挥，很少露面。菲利浦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我爸爸的学生，在我这个故事里没他角色。我要说的是跟彼得学琴的小儿子。他叫温世海，十六岁，通英文，半通德文。他形象没什么特别，但有一双特别的眼睛。这双眼睛上下眼皮都已松弛，让你想到他要么有嗜睡症，要么彻夜不眠。世海世海，上上下下的温家人都这么叫他。从这一点看，我认定他没架子，不让人非得叫他“二少爷”。温世海的眼神上了年纪似的，十分呆钝。阔也能把人阔乏了。只有一些瞬间，当他说起日本兵占了他朋友们的足球场，在那里练兵，或者，日本兵把几个外地口音的男人抓到桥头大厦（当时日本宪兵的监狱），要当抗日分子枪毙——这些个瞬间，他就有了另一双眼睛，眼神是亢奋的，渴望走出常规，渴望奇迹。
当今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能干什么？还是让父母伺候吃穿的大宝宝。最多顶一顶嘴，但不会有宏大的谋反企图。那时十六岁的男孩子，已经干得出许多大事，比如在日本军征的粮食里撒六六粉，从百老汇大楼顶层撒反日传单。温世海就是在一个乖儿子的伪装下，夜夜忙着抗日的小男子汉。
他每次在钢琴课结束时，都想和我们聊聊。他不能和他的父亲、母亲聊，他们太没骨气了，早就在殖民者的势力夹缝里活得舒舒服服。他从我的一两句对日本罗圈腿的打趣中看到希望，想把我的攻击性语言好好利用一下，提升一番格调，变成抗日的积极力量。可我就那么点激情，那一刻全用在恋爱上。
你们到我们学校来参加音乐会吧，他在门口给了我两张票。他上的是一所美侨学校，聚集了不多的中国富豪或名流的子女。我们的音乐会很灵的，两个女高音都灌过唱片！请一定赏光！
这一刻世海的两只眼睛一点也不呆钝，我和彼得就是他走出平庸的向导似的。
彼得热切地看着我。希望我答应带他去这个音乐会。
音乐会规模不大，在学校的礼拜堂里举行。彼得看见一对对珠光宝气的男女拥着一个个如花似锦的少年，便轻声向世海打听，那些男女是什么名流。
礼拜堂的门厅宽阔，摆出长条桌，上面陈列出冷餐。门厅的一头，搭起一个酒吧。上海的各国美肴这里都有。欧洲一片战火，可是它的葡萄酒、香槟照样整船运来。一九四○年的六月，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抱怨天亮之前走路常常被尸体绊倒，抱怨只生孩子而不喂孩子的中国父母，把孩子的小尸首到处乱扔。这些抱怨者该到这里来换换眼界。藏污纳垢、苍蝇如云的上海包藏着这样一个精致高雅的上海，这两个上海似乎从来不碰头。
学生家长里有一个美国医生，他在百老汇大厦附近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正好在我前面取冷餐，大声地谈论上海当地供应的生理盐水和葡萄糖不够干净。美国人嫌恶黑人和中国人嗓门大，而这位美国医生的嗓门又让他周围的几个英国人皱眉撇嘴。
我笑着问他，能否把他手里的公用银夹子放回去，因为我需要用它取两片弗吉尼亚火腿。
他的大红脸蛋更加红了，对我诚心诚意道了一声抱歉，我说没什么，我去过您的诊所呢。
噢？
是的。我去那里申请过口录打字员的职位（我打字飞快，比弹钢琴出错还少）。
真的？
我的打字考分第一。您当时是这么告诉我的。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秋天（那时候我正在为离家出走做准备）。
后来呢？我为什么没有录取你？
我耸了耸肩。我心里明白，被录取的是第三名。只因为她是半个美国姑娘。她那亚洲的一半不明显，稍一伪装可以成个很乱真的纯白人。
我知道了！医生说，红而亮的大脸蛋上升到颧骨上。你太漂亮了，我不敢雇用你！他借着恭维吃我豆腐，也赖掉了种族歧视的嫌疑。
其实没什么，我们唐人街长大的孩子，在这样的事上看不开，就不要活了。
我把彼得叫到医生面前。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唐纳德医生，这位呢，医学院优等生彼得·寇恩。彼得那只钢琴师的细长手指被唐纳德医生粉红色、又宽又厚的手包住。粉红色大胖手看起来就温暖、可靠。彼得说他把医学院的成绩单带到中国来了。
唐纳德问彼得是否介意到他的诊所去涂涂红药水紫药水——他非常抱歉，只能让优等生屈才干这个。周末会需要他做夜间值班的医生，给为妓女争风吃醋、打得皮开肉绽的水兵缝缝针之类。唐纳德医生心里想得很美，这个谁也不要的医学院优等生到他这里，出卖的是廉价体力加脑力。
我还想把彼得再推销得好些，他已经满口答应了唐纳德。他在唐纳德身后向我飞了个吻。虽然事情进行得十分迅速，彼得已经把那份即将得到的医助工资加减乘除了一遍；它比他教四个钢琴学生要挣得多。多十块钱。这样他就可以租一套带浴室的小公寓，一间给父母住，弟、妹和他在客厅兼饭厅打地铺。他微笑着听唐纳德医生讲解着上下班制度，以及如何对待偶然求医的日本伤兵，但他巨大的黑眼睛看到的根本不是唐纳德医生，而是从零开始的好生活。
从唐纳德医生身边走开，彼得到酒吧取了两杯柠檬苏打。一杯递给我。两杯淡青冒泡的饮料里冰块叮当作响，他的杯子碰在我的杯子上。彼得太缺乏恶习，连白喝的酒也不碰。
怎样谢你才好？他高兴得神魂颠倒。
别谢我，爱我。我说。
当然。他喝了一大口苏打。
我心里突然乱糟糟的：他突如其来的好运气似乎减轻了一点我的重要性。没错，从那个排泄都避不开人的大宿舍搬出来也是我巴不得的，但他的新生活会不会让他从我身上分心？他是个敏感细致的人，马上就低下头来看我的神色。
他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好。
我说好得不能再好了。这是实情，只要他好，我还能不好？
他说那就好。但他没有完全信服。
其实你该谢的人还有世海。我指指远处：世海跟几个同龄人正严肃地讨论着什么。温先生、温太太的票子显然被他们的儿子自作主张赠给了我们。世海有一次对我说，他的父母既不懂音乐也不爱音乐，就是死逼他弹琴，死逼他比赛拿第一、第二，拿了第三回家就要吃“生活”。只有父母吵架的时候母亲才说实话：“叫阿海个小死人不要敲棺材钉了好啦？天天敲得我脑子疼！”　
　
　第09章　
　
　


我和彼得走到世海的小圈子旁边，少年们一哄而散。他们是今天餐会上最严肃紧张的面孔；他们忙的是重大事物，成年人们却百无聊赖，美酒美食加有口无心的美言。
世海，谢谢你。我说，伸手拉着彼得，喏，彼得在一家美国诊所找到了一份事做。
世海说：那你不教我钢琴了？他呆钝的眼睛流露出不舍。
彼得说：怎么会不教？只不过要改变授课时间。
彼得可真有他的，我想。原先我以为只有中国人肯如此吃苦，生活在工作中。保持教琴的工作，是彼得给自己留后手。没办法，他不能不保险上加保险，能挣的钱他都挣，趁着机会就在身边。
世海的同学在一边向他打手势。世海的眼睛精光四射，上下眼皮也不松弛了，迅速朝门口看去。几个日本军人走到了门口。
彼得说：你看星期六下午三点如何？我星期六晚上五点开始上班。他看着自己的手表，上面有日历、星期。彼得告诉我他们离开奥地利时纳粹连手表都不放过，现在他们全家只有一块表，谁出门谁戴。三点钟合适吗？詹姆斯（世海的英文名字）？
合适的。世海把脸转向了彼得，注意力却仍留在门口。美侨学校的女教务主任在和几个日本军人交谈，大概谢谢他们光临，但也谢谢他们立刻止步。双方都是多礼得可怕，又冷傲得可怕。
我也给这节外生枝的场面弄岔了神。
彼得的背对着门口，他对正在上涨的紧张空气丝毫没有察觉。
我低下头，看见所有尖尖的高跟皮鞋跟一动不动。抬起眼睛，又看见所有被擎在手里的香槟、葡萄酒、苏打水也一动不动。连啤酒、香槟的泡沫都不敢乱冒。
四个日本军人跨了进来。
假如星期六不合适，星期日下午两点，怎么样？彼得认真之极的眼睛只看见世海。他是此刻唯一说话的人。
世海点点头，穿白色和棕色三接头皮鞋的脚开始往旁边移动。
我在想，这些日本人来这里干吗，我们这里的红男绿女谁都不像惹了他们的人啊。
世海的目光频频向两个日本人扫视。我发现刚才跟他一块儿的几个小男子汉全不见了。他们闯了祸，还是正打算闯祸，把这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给招来了？
日本人通过一个翻译说，他们得到可靠情报，这个学校里有反日分子，并且利用今天的音乐会进行反日宣传。现在他们的连队已经封锁了这个学校的所有出口。反日分子请不要连累善良的和平主义者们，请自己站出来吧。
美国人开始受不了了。请日本军人立刻滚出去，这里是美侨的领地，美侨好不容易开个音乐会乐呵乐呵，他们还要编借口来煞风景。
美国式大嗓门像美国牛排一样，这时特别解气。
打头的日本军曹说：好，没人站出来。我们就只好搜查了。
他们不一会儿就从礼拜堂的钟楼上押出几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儿。就是先前满脸事关重大的那帮小男子汉。
他们的家长在客人之列，立刻站出来，质问日本兵是否有证据。
全城到处都是证据，日本军曹说。他们帮地下抗日分子到处张贴反日标语！其中一个日本兵“刷”的一声抖出一张“证据”：一条抗日标语连同寻人启示、租房启示、包医花柳病的广告一块被揭了下来。标语的大致内容说：俄国、英国、美国都将支援中国军队打回江南。
那你们怎么能确定是他们张贴的？一个相貌年轻的母亲说。要么你就抓贼捉赃，要么你就是胡乱栽赃！
翻译颇费了一会儿事才让日本兵明白了这两句话。
日本军曹说：我们不会平白无故抓人，当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美国女教务长说：那好，他们是我学校的学生，假如他们真的犯有你们所指控的反日行为，我们先要以校纪整肃。
日本军曹一摆脑袋，手下们一下子端直了枪，几步冲到温世海面前，用枪头杵在他略有些佝偻的胸口上。谁也没反应过来，日本兵已经从挂衣服的衣架下面拽出几张卷起的长条纸，不用打开就知道它们的材质和那张标语一模一样。
世海显然是害怕搜身，想趁早把“证据”转移。却被那个三十来岁的日本兵抓个人赃俱在。
彼得一直到这一刻才完全醒了。他脸色灰白地看着日本兵的枪托一下一下落在世海头上，身上。一米七二的世海滚成了一个球。我上去拉他，又惹那日本人来了火气，一枪托朝我的肩膀夯下来，若不是我躲打躲得好，肩膀一定脱臼了。
彼得大大地睁着两只黑眼睛，似乎伤心和委屈同时涌上来：怎么走到哪里都躲不出残忍和暴力？！他原以为一切可以从零开始，连厄运都可以降到零，可一回神，自己又在流血汩汩、狰狞面目的图景中了。
整个餐会起义了，各种语言在叫喊：“停止打人！停止行凶！……”
十多个日本兵从院子外赶进来，开着冷气的前厅刹那间一阵热烘烘的汗臭。
日本军曹打人打得他自己脸也煞白。他拎起被他打成一球的温世海，指着前面被搜捕出来的几个男学生，问谁是头头。
温世海鼻子以下一片血肉模糊。他避开日本兵的逼视，身子尽量躲到一下子打不着的地方，左肩斜出去。似乎他练过拳击，正采取防御姿态。
日本人连吼几遍，世海终于抬起眼，朝那几个男学生看去。这时一个母亲说话了：詹姆斯·温，你自己做事自己当，往阿拉凯文这里看啥看？！不作兴血口喷人的，阿拉凯文没证据被人家日本人捉牢！侬血口喷人也没用！……
世海是好样的，赶紧把眼光收回，快速眨巴着松松的眼皮。
日本人通过翻译对世海说，他若不交出头头，就得去宪兵队坐牢。
我用英文跟世海说：别怕，你父亲认识的人多，说不定不会让你吃太多苦头。我这就去通知你父母。
不少人开始拿包拿帽子，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三十多岁的日本兵却宣布，每个人想要离开，必须要经过搜身。女士们相互搜身，坤包交给士兵。
又是一片各种语言的抗议。日本兵像是没听见，严谨负责地把男宾女宾分开，又看着女宾结成双对，把手伸在对方仅裹着袒胸露背丝绸衣裙的身体上。亏他们想得出这样失体统的法子。
唐纳德医生嗓门最大，雪茄烟一样粗的手指点着日本兵说，他要让美领馆发抗议照会。
所有日本兵都是只忙自己的，你们说什么话解气就说什么，随便，请吧，只要你们按指令抬起两手，脱下皮鞋、解下裤腰带。
女宾们都穿着绢纱的鸡尾酒会小礼服，坤包里的东西也一目了然，除了粉盒、小手绢，就是易带的香水、檀香扇，无非如此。我是最后一个被搜查的女宾，日本兵叫了一个学生的母亲来搜我的身。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我看见在男宾队列里的彼得吁出一口气。
出了礼拜堂，我向美国女教务长打听，能不能用她的电话跟詹姆斯·温的家长联络，女教务长叫我放心，她已经吩咐人去通知了。　
　
　第10章　
　
　


这时，两个日本兵正把世海架到三点钟的酷日下。彼得冰凉的手按在了我那挨了一枪托的肩上。
我转过脸看着他。我心里在说，彼得，看见了吧？有国土也没用，人家找到你的国土上来作践你。
他的手在我受伤的肩头抚摸着。
彼得说：你的阳伞呢？他看见我在毒太阳下皱紧眉头。
我走回礼拜堂，七八个穿雪白制服的侍应生正在撤下餐盘。摆得像珠宝一样的俄国鱼子酱图案尚未被破坏。地狱中的天堂塌了个墙角，四五个日本兵仍在对那几个少年反日英雄盘问。他们的父母坐在一旁，母亲们不时擦着泪或汗。那个叫凯文的学生西装上全是污黑的尘垢，显然在钟楼上某个积了半世纪尘土的角落和日本兵捉迷藏。
我对日本兵比划着：阳伞。
日本兵横过步枪挡住我的去路。告诉你们，我们这样受外族人欺辱的孩子自尊心是畸形的，病态的敏感，在能倚仗自己身份优越的时候一定不放过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包里放着美国护照。各种外族人在上海进行种族优越竞赛的时候，我决不放弃我美国身份的优越性。
就在这一刻，我和面前的年轻日本兵脸对脸。我真该服一服软，舍弃那把舶来品阳伞掉头走去。可是我的病态自尊心大发作。“啪”的一声，我按了一下小包的搭扣，金属的包口像贝壳一样张开。我取出我的美国护照，给年轻的日本兵看了一眼。我的意思是：我不是你占领国的公民，别跟我神气活现。
他翻了翻护照。我在他眼里太神气活现。他干脆一横心，枪杆子抵在我身上。
按说他这样耍横也说得过去，因为他们正在盘问那些小嫌疑犯。
彼得不放心了，从院子那头跑过来，一面叫我：May！妹妹！（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喜欢叫我的乳名了！）不值得的！……
彼得，可怜你们祖祖辈辈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仍然落个斩尽杀绝的下场。那是我在心里说的。
彼得的规劝让我鬼使神差地往旁边一闪，从步枪旁边绕了过去。我的伞就在那衣架下面搁着。我穿过日本兵的步枪射程向衣架走去。在租界打死一个美国身份的人，大概会有点后果，我正是依仗这一点。他们在三七年冬天攻占南京时假装误击，炸沉了美国军舰Panay，上面载着大半个美国领事馆，但在租界里他们不敢轻易“误击”。
站住！日本兵喊道。（虽然不懂他的话，但从他的语气我知道他一定勒令我“站住”。）
我已经到达了那个衣架前面，无所谓站住不站住。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指指挂靠墙斜倚的那个白色绸伞。伞是旧货店买的舶来品，用降落伞绸做的，十分牢固，晴雨两用。我的背现在是个好靶子，黑洞洞的枪口怎样发射命中率都会不错。
抗日小勇士们都不为自己担心，为我担心起来。
我从挂钩上取下伞。那伞有一个伞套，边缘一圈黑地白点的裙边，非常的布尔乔亚。
戏剧到这里可以完了——我已经跨出了礼拜堂，对站在碧桃树荫下的彼得笑了笑。日本兵对自己不精彩的收场也认了。你们知道当时舶来品里刚刚有自动伞：第一代自动伞。按钮一按，那一声“砰”，比现在的自动伞可响多了，伞就像点了捻儿炸出去的焰火，怒放在你的头顶。别忘了我从家里出走前也有小女人的可爱恶习：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