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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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被母亲囚禁。发觉后她极力反抗，大喊大叫，要死要活，又是踢门又是撞墙，闹得天翻地覆。母亲拿一张板凳堵在卧室门前，自己坐在板凳上，无论大姐如何撒泼，如何央求，她始终一言不发，岿然不动。

　　　　她把大姐关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改变了大姐的命运。

　　　　如果大姐按照原定计划从厦门返回漳州，将于第二天出发，跟一批同伴乘汽车前往龙岩慰问抗日军队，然后不再返回，随队转赴安徽。大姐参加的剧社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时逢国共合作抗日，南方各共产党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战前线，大姐他们要去参加新四军。大姐不忍心不告而别，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们，所以千方百计请一天假，跑回厦门一趟。大姐并没有告诉母亲她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但是母亲心里有数，用一把铁锁在最后时刻阻断她北去的机会。母亲说共产党别人不知道，她最清楚，她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去坐牢吃枪子。

　　　　“让她死不如让她恨我死。”母亲说。

　　　　大姐的命运被母亲强行改写。三天后母亲放了她，她立刻跑到漳州找她那些同伴，发现他们早都走了。大姐备受刺激，打算往龙岩赶，独自去找队伍，却在焦虑急切中病倒在大舅家。病愈后时局大变，一时没有其他路可走，大姐悻悻然暂时返回厦门。当年五月，厦门被日军占领，大姐与我们一起困于沦陷区。

　　　　她在厦门谋了个教职，当了小学老师。有很长时间她拒绝与母亲说话，虽然每日依然要帮助母亲打水洗衣，但她们靠习惯和动作交流，不需要语言。有一个雨天母亲在水井边滑倒，摔断了左腿，在家里躺了两个多月，伤愈后腰腿大不如前，走路佝偻。大姐开了口，让母亲停止做工，从此不再给人家洗衣服。

　　　　“我不做大家吃什么？”母亲问。

　　　　“吃我。”大姐说。

　　　　“你有几个工资？”

　　　　大姐呵斥：“不要说！现在听我的。”

　　　　从此我们家大姐说了算，母亲失去了掌控权，想来也是理应如此。

　　　　两年后，有一个男子走进我们家门，他就是吴春河。我认识他，当年我跟着大姐去剧社排练时见过，当时他在鼻子下边粘了两撇胡子，演那个拿鞭子打大姐的老头。

　　　　母亲很不满，问大姐：“怎么领来个台湾仔？”

　　　　大姐抢白母亲：“有样学样。”

　　　　母亲无言以对。

　　　　我们的父亲钱以未是台湾人，生于台湾新竹，年轻时到大陆，末了在台湾失去踪迹。大姐与母亲简直就是亦步亦趋，她领进家门的这位吴春河也是台湾人。其曾祖清朝末年从惠安洛阳过台湾，吴本人出生在台北，五岁时被送回祖家，过继给他的一个堂叔当儿子。他的养父在泉州开有一间布店，他的生父在台北有一家酱油铺。吴春河后来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到了省立二师，当过大姐的老师。吴春河是台湾人，又是惠安人，两边都有父母。日本占领厦门后大家往外跑，他倒是回到厦门一所中学应聘当教员，似乎是为了大姐，不惜对日寇的刺刀点头哈腰。吴春河与大姐间的故事比较复杂，牵扯到剧社里外那些事情以及林壮国和颜俊杰。吴春河成了我姐夫后不久，有一天大姐与他一起离开厦门，临行前告诉母亲是去惠安婆家走亲戚，却一去不返。母亲一打听，才知道大姐和姐夫行前已经悄悄辞掉了各自的教职，母亲呆若木鸡。半个月后大姐忽然有了消息，她让人带一笔钱捎了口信回家，说她和吴春河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她很牵挂家中老小，会想办法寄钱寄物补贴家用，帮母亲和我们度过艰难。她让母亲不要再去做工，弟弟妹妹要坚持学业。

　　　　母亲跳着脚大骂，用她最狠的那些言辞詈个不停。几年前母亲及时出手，用一把大锁将大姐扣留，让她无法远走高飞，也让她躲过了皖南事变中打向新四军的子弹。但是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大姐终究跟人跑了，脱离了母亲的保护。抗战胜利后大姐回到厦门，我们才知道她和姐夫离家后辗转到了福建腹地永安。战时福建省政府也搬到了那里，大姐在一个训练班受过训，而后到省政府所属一个办事机构工作，姐夫则进一家报馆去办战时报纸。战后他们回到厦门，大姐先在市政府当文员，而后进了警备司令部；姐夫应聘到厦门一家报馆，后来去了台湾。大姐说姐夫是去探探路，过两年看看情况，再决定他们是留厦门，还是过台湾。

　　　　我在暗自困惑大姐是什么人，我知道大姐的事从不像她自己讲的那么简单。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陷阱丛生

　　　　大姐让自己陷入险境，是在旧历四月二十钱家做节的几天前。

　　　　那天大姐离开警备司令部回家，抄近路走小巷，经过中山路附近一条小街的博闻文具店门口。小文具店临街，门面很小，柜台紧挨着五脚距，店主人是位六十来岁的老者，背有些驼，面相和善。老人站在柜台后边，跟街边来来去去的行人近在咫尺，熟客过往打个招呼，问货要物伸手取来，做生意很是方便。大姐经过小店时跟店主人打个照面，客客气气问了声好。

　　　　“有信？”她问。

　　　　老者点点头，低下身从柜台下边掏出一个小木盒，把它递给大姐。

　　　　大姐吃惊：“这是啥？”

　　　　有个客人昨天来买墨水，留下这东西，让老板转交吴先生，还留了一封信。

　　　　“没搞错吧？”大姐生疑。

　　　　老板肯定没有搞错，那人讲得很清楚，请吴太太转给吴先生。

　　　　大姐没再吭声，谢过老板，悄悄接过小木盒和信。

　　　　文具店店主是大姐丈夫吴春河的远亲，年纪虽大，辈分却比吴春河小，一向管吴春河叫吴先生，管大姐叫吴太太。吴春河去台湾前在报馆工作，每天来来去去，都要从这家文具店经过，对小店生意多有关照，见面打声招呼，需要时买盒图钉要几张纸，并不显得特别。除了他们自己，没人知道这家文具店跟吴春河的关联绝非平常，也没人注意吴春河跟老者闲聊、买个把小物件时，常有另外一些东西在他们之间传递。

　　　　这是些邮件，多从香港寄来。老者有一个女儿嫁在香港，那边还有若干亲戚，不时来个信问身体报平安。有时一个月一两封，有时几个月不见一字。这些信件写的是文具店的地址，用的是老者的名字，但是无一例外都由老者转交给吴春河，因为它们实与店主无关——他在香港的女儿和亲戚从不给他写信。

　　　　吴春河的邮件为什么要假人家文具店主之名寄达？他对老板说，自己有些私人事务不便让他人知晓，偶有特殊私信不好寄到报馆和家里，需要一个地方代转，因此拜托店主。主要考虑彼此不是外人，店主为人持重，信件寄到这里可以放心。吴春河本人每天来来去去，一旦有信可以及时妥转，不会耽误或丢失，即使他有事不在，信件寄存在自己人这里也较稳妥。

　　　　老者是明白人，清楚吴春河所言只是托词，或称给个说法，吴春河如此作为必有隐秘，不便明说。老者阅尽人事，对吴春河所托没有二话，一句都不多说，悄然相助。不闻不问，装聋作哑，什么都不知道，减少日后麻烦，不失为一种自保之策。除了帮转若干邮件，吴春河从未请求店主再做其他，对他来说，让文具店一直没有色彩、很不起眼、不为人注意，某种程度上更为安全。

　　　　吴春河去台湾后，转由大姐与店主联系。起初香港给吴春河的邮件还有若干，渐渐就显稀少，因为已有线路直接送达台湾吴春河处。吴春河时而会把给大姐的信寄到这里，请店主转交。除了这两方面，从未有其他邮件或物品进入这个渠道，没有谁知道该文具店与大姐、姐夫间的特别关联。所以一听有外人相托，大姐大感意外。

　　　　托店主转交的小木盒里放有特殊物品：一只电子管，或称真空管。该管用碎布团团包好，放在小盒里，确保不被碰撞损坏。大姐受过训练，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她把真空管从盒子里取出，放在灯光下左右看，仔细检查，确定它的电极已经被损坏，是一只废管。

　　　　附上的信件是写给吴春河的，写得古里古怪，牛头不对马嘴。来信者称吴春河为“春哥”，说“弟前日往香港，遵嘱购得一管，烦请店老板转交，请妥收勿损”。来信还提及“吾父近日生意不顺，合伙人卷款逃，债主催逼，心急，求周转，坐卧不宁”。信件最后问候：“令尊大人高寿之庆，弟当前去一拜。”

　　　　写信者是谁？署名“弟康”。字迹很熟悉，是钱世康的字。

　　　　解读这封信对大姐不是难事，理一理就明白了。信写给“春哥”，只字不提大姐，实际上并非写给吴春河，是写给大姐，信和废真空管是要交给大姐的。给大姐这个废管干什么？因为“吾父病重”。这里的“吾父”并非实指父亲，因为父亲钱以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何在，信里肯定另有所指。这位“吾父”做生意内外交困，钱给人卷走了，还有债主相逼，求一笔周转金，非常着急。“吾父”到哪里寻求周转金？信里没说，但是提到真空管，说是“遵嘱”从香港购得，还要求“妥收勿损”，吴春河不可能嘱咐谁去购买真空管，信中这句话旨在提醒大姐注意这只管子，它已经“损”了。所以“吾父”求的周转金显然就是这个：真空管。这只管子坏了，不能用，救不了急。

　　　　吴春河有两个父亲，生父和养父，分别生活于台湾高雄和福建惠安洛阳，两人都已经过世，与“高寿之庆”无关。这里讲的应当是旧历四月二十钱家那个特别日子，虽不是做寿，意义也相当。钱世康显然是要告诉大姐，他会在那一天回家，目的当然不只是拜见母亲。他写这封信，留这个小盒子，意在向大姐求助，让大姐帮助找一个同型号的真空管，借家中做节大家团聚之机交给他。为这件事找大姐有原因：这类真空管的销售和使用受到严密监控，市场上搞不到，只有军事机构里有。大姐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供职，军需处负责若干军用物资的调拨使用，她可以设法弄到。

　　　　信中的“吾父”会是谁？一个因合伙人背叛和债主逼债而焦头烂额的生意人吗？生意人要真空管干什么？难道倒卖不成？这个“吾父”必有文章。

　　　　老三钱世康这封信可称绞尽脑汁，写得非常模糊，只有大姐看得明白，落到别人手里未必能猜出究竟。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不会用这个办法如此相求。以大姐的情况，想点办法，冒点风险，确实可以弄到一只相关真空管，帮多年不见突然冒出来的老三以及“吾父”救急。但是她最好不碰这件事，因为非常危险，大姐不应当让自己卷入这种危险，她应当保证自己安全。

　　　　大姐偷偷从司令部电台的器件仓库里掉换了一只真空管，把它藏在自己的军用挎包里，在老三约定的时间请假回家。

　　　　她为什么这样做？所谓“大姐大姐头”，生来就要照料家中每一个人，对家人所急不能坐视不顾。大姐还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文具店这个地址只有大姐夫妇以及从香港跟他们联络的人知晓，老三肯定是从吴春河或者香港那里知道这条渠道，他们一定允许他在特殊时候通过这个方式联系，因此大姐应当相助。

　　　　从这里开始，大姐让自己一步步深陷险境。回家那天发觉巷子口特务抓人，她没有迅速避开，反而冒险往前凑，因为她本能地有所担忧，老三钱世康密信约定回家，不要是他出事了？没想到果然就是。大姐无法听任自家兄弟被特务逮走，不惜铤而走险，迎着便衣走上前去，陷进风波。如果不是大哥带着大兵意外赶到，真不知结局如何。事后大哥离去，大姐留家，天亮时发现老三忽然消失，跑得无影无踪，母亲大声责骂，向大姐讨人，这是母亲情急乱怪罪吗？不是。

　　　　大姐已经让自己更深地陷了进去。

　　　　大姐所在的军需处负责司令部众多物资的采购事宜，时值初夏，处里拟往漳州采购红糖、绿豆、麻袋、木炭、土纸等当地所产物品。类似物品早有老供货商打点，主任依例要提前到现场走一趟，视察，检验货物，确定购买数量、价钱和相关细节，而后供应商自会按照要求，将货物包装妥当，集中船运厦门。大姐作为军需处参谋，负责具体联络采办事宜。这一趟公差本安排在下个月，大姐向主任建议提前，主要理由是上峰拟于厦门召开军务协调会，届时事情可能很多，不如早点把采购这件事办完。主任随口答应，大姐又提出这几天就走吧，让主任有些奇怪。

　　　　“钱金凤你也太性急了。”他说。

　　　　大姐笑：“报告长官，本人实另有任务。”

　　　　大姐的大舅家住漳州，身体不太好，母亲让她找个时间去看看，给大舅带点东西。她想公私兼顾，借随主任视察采购之机，把母亲交代的事情办了，因此能早则早。

　　　　主任还好说话，他答应排一下时间。

　　　　三天后他们出发，坐的是小陈的军用吉普车。大姐往吉普车后边塞了一个大皮箱，声称是母亲让她带给大舅的物品。主任看出那皮箱分量不轻，开玩笑问里边是不是装着一箱金条？大姐也开玩笑，问主任要不要验一下货？她保证皮箱里没有金条，但是有几块砖。大舅家的猪圈墙让母猪拱坏了，母亲找了几块砖，让捎过去帮助修猪圈。

　　　　“任务重大啊。”主任宣布，“到漳州再开箱验砖，看看是不是金的。”主任也就是开开玩笑。到漳州后他有很多事，各路供货商都要见他请他，依例还有红包，应酬之余，只怕验红包的时间都不太够。

　　　　这天他们走陆路，大清早从厦门出发，到港口乘渡轮出岛，连人带车一起过海，再开车赶往漳州。渡轮靠岸时发生了一起意外：有宪兵在渡轮码头设岗盘查，一个头戴斗笠的青年男子突然撞倒宪兵，转身逃跑，从岸上跳入水中。宪兵追赶到岸边，拿冲锋枪扫射。男子被击毙，身子浮出水面，鲜血化开，水面上一片血红。枪声刚停，一辆福特小汽车驶到码头边，停车待渡。一个军服笔挺的上校军官派头十足，从小汽车上下来。

　　　　“怎么回事？”上校问。

　　　　宪兵向军官敬礼，报告说盘查中发现一嫌疑男子，准备扣留审查。男子突然反抗，跳水逃命，可能是共党分子。他们已经安排捞尸检查。

　　　　“岛内共党地下人员近日活动频繁，多次发现他们通过渡轮偷运军用物资，上峰命令加强警戒。”宪兵说。

　　　　“真是遍地共党。”上校军官骂。

　　　　大姐一行刚好下船走上码头。上校军官抬头，看一眼上岸的几个军人，眼光落在大姐身上，忽然失声喊：“阿凤？”

　　　　大姐抬眼看。军官再叫：“是我！”

　　　　大姐笑：“少爷回厦门了！”

　　　　大姐的上司军需处主任满眼疑惑，大姐忙作介绍，告诉主任这位上校军官叫颜俊杰，是故人，小时她管他叫少爷。

　　　　“少爷长官现在归哪个部分？”她笑问。

　　　　颜俊杰刚从江阴要塞奉调台湾，先到厦门省亲会友，另外还有点事情要办。大姐告诉他：“阿勇也调到泉州了。”

　　　　颜俊杰已经去泉州见过大哥钱勇。他从大哥那里打听到大姐的情况，打算回厦就去上门，没想到这么巧，在码头上见到了。

　　　　大姐说：“我跟主任长官到漳州出差。咱们回头见。”

　　　　匆匆一遇，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没法多说话，两人告别。大姐眼尖，注意到颜俊杰笔挺军服的右肩上有一块灰迹，她不假思索，当即抬手一拍，把那块灰迹拍掉。

　　　　“收拾清楚点。”她说。

　　　　大姐上了吉普车。颜俊杰站在渡口一动不动，看着吉普车离去。

　　　　主任判断道：“钱参谋跟这个故人不寻常。”

　　　　“主任好眼力。我当过人家小媳妇呢。”

　　　　“是吗！”

　　　　大姐笑：“不算数的。小时候过家家。”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

　　　　大姐没再多说。

　　　　从渡口往漳州的路程不算太长，路况不好，弯曲狭窄，坑坑洼洼，上坡下坡很多。还好汽车不多，路上的主要车辆是牛车和独轮车，也有人骑着载货自行车穿梭来去。开汽车走陆路比坐客轮走水路省时间，十一点出头他们就到了漳州。在旅店安顿下来后，大姐提出她得先出去安排事务，主任答应了。

　　　　大姐匆匆出门，却不是去找供货商，七拐八拐，进了一条小街，这里有一家花生油铺。大姐进油铺时，柜台后边只有一个伙计，拿着块抹布在抹桌子。

　　　　大姐问：“王掌柜在吗？”

　　　　伙计说：“掌柜的出去了。”

　　　　“到后边告诉他，龙岩有人找。”

　　　　“他不在啊。”

　　　　大姐指了指柜台后边的一扇门：“在后头。”

　　　　伙计抓着手中的抹布转身从那扇门走进后室。

　　　　油铺里弥漫着花生油香，柜台上油迹斑斑。有一架打油机放置在柜台边，机器上有一把钢制刻度尺，尺上安着一个活动卡子，连着打油泵。顾客要买几两油，伙计就把活动卡子移到刻度尺上相应位置，再把卡子一压到底，让油泵把花生油从油桶里压出来，通过打油机上的油嘴注到顾客的油瓶里。此刻油嘴空闲，没有谁在柜台打油。中午吃饭时分油铺生意冷清，除了大姐，没有其他顾客。

　　　　只一眨眼工夫，伙计从那扇门出来了：“这边请。”

　　　　大姐跟着他走进油铺后院。小院子中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几间房子，分别为库房、卧室和账房，正中是一个小厅，摆有一张方桌，四张把椅。

　　　　王掌柜请大姐坐在桌旁，这是个中年男子。

　　　　“请问从哪里来？”

　　　　大姐说：“从龙岩来。”

　　　　“到哪里去？”

　　　　“到乌山去。”

　　　　“去乌山干什么？”

　　　　“买水晶。”

　　　　掌柜的不说话了，给大姐倒了杯茶。

　　　　“你是谁？”他忽然问，“我不知道你。”

　　　　大姐说：“你知道的那个人来不了。我代替他。”

　　　　掌柜的当即警觉：“出事了？”

　　　　“现在还好。”

　　　　掌柜的看看大姐背的挎包：“东西带来了？”

　　　　大姐点点头。

　　　　“不会吧。”掌柜面露惊讶，“是这个？”

　　　　大姐不动声色：“不是。”

　　　　她告诉王掌柜东西眼下不在她身上，她先来看看，接着再送过来。王掌柜提出如果不方便，他可以派人去取。大姐没同意，说还是她自己送吧。

　　　　“东西很要紧。”掌柜说，“多加小心。”

　　　　大姐离开油铺。出门时她注意了一下周边，油铺所在小街窄小弯曲，地板是石条铺砌，两边房屋都显老旧，油铺斜对面有一个爆米花匠坐在街边石条上摇爆机，几个小孩围着看热闹。另一侧有一个补锅匠在补铁锅，身边也围着一堆小孩。街面上的情况基本正常，没有显出异样。

　　　　大姐回到旅馆，主任和小陈已经吃过饭了。

　　　　“事办好了？”主任问。

　　　　大姐回答：“看来没问题。”

　　　　“赶紧吃。”主任吩咐，“下午行动。”

　　　　当天下午，主任和大姐坐着吉普在漳州城区跑，前往各相关货栈看货洽商，整整跑了一个下午。当晚一个供货商请主任吃饭，宴设当地一家着名牛肉馆。饭后安排听戏，去的是风月场所。大姐向主任告假，称要到大舅家看看。主任摆一摆手：“去吧。”

　　　　大姐在街上买了一包酱鸭肉带去大舅家，那只分量不轻、形迹可疑、据称藏有砖头准备帮助大舅修猪圈的大皮箱却丢在旅馆里。

　　　　大舅不在家。舅妈说大舅去了溪尾，溪尾村在城外距家十里路的地方。大舅家有一个大院子，房间不少，却很破败。大舅家祖上曾是大户，拥有良田百亩和大片鱼塘。到了大舅的上一辈开始破败，祖业基本扫光，家道中落。到了大舅这一辈则以小生意为生，经营一间杂货铺，还推个车在周边乡间行商卖货。大舅有个弟弟，在上海当轮船公司雇员，多年不归。大舅生有两个女儿，大的一个嫁到溪尾乡下，女婿是当地大户人家，二女儿招了上门女婿，在家帮父母打点杂货铺生意。大姐上门这天，大舅到溪尾一带卖货，晚间住女婿那里，临走前曾告诉舅妈可能会多住几天。

　　　　大姐点头：“那就算了。”

　　　　嘴说算了，实际不是。当晚回旅店休息，第二天她早早动身出门，让司机小陈开车送她到溪尾村，两人没有惊动主任。主任昨晚应酬，吃饭玩耍，彻夜劳累，直到凌晨才回到旅店。按照通常情况，他要睡到中午吃饭，有事下午才办，因此今天上午没有安排事务，可供大姐利用。大姐在漳州读师范时住在大舅家，对这一带很熟悉。大舅的大女儿嫁人后，大姐去过表姐婆家，知道在哪个角落。他们顺牛车路，走河堤，七拐八弯到了溪尾村。这个村在漳州西南方向，靠近圆山之处。当地人管圆山叫“黄山”，有民谚称“黄山十八面”，说的是这座山从不同角度看形状不一。从市区看它凸起于平地，呈等腰三角形状坐落于西方，周边小山小岭衬托，鹤立鸡群，雄浑阔大。到了溪尾村这里，圆山近在村南，形状变成尖峭，不像市区远观那么壮阔，却显出险峻，有一条溪流从村子与山岭间流过。

　　　　小陈把吉普车停在村后山边一座小庙旁。牛车道只开到这里，往下是村中小巷，开不了车。乡野地方，车不能丢着不管，大姐让小陈守在车上，自己独自进村。“去一小会儿，不会久。”她告诉小陈。

　　　　“钱参谋不必急。”小陈说。

　　　　大姐四处张望，而后进村。

　　　　她在表姐家见到大舅。大舅很吃惊：“阿凤跑这里做什么？”

　　　　大姐开门见山：“找大舅有事。”

　　　　大姐的事情让大舅感觉更突然：她打听母亲的丈夫，我们父亲的名字。除了钱以未之外，父亲是否还用过其他名字？

　　　　“怎么忽然问起这个？”大舅不解。

　　　　大姐解释，吴春河眼下在台湾谋生，她交代他在台湾找一找父亲的下落。吴春河四处打听，查无结果。旧历四月二十那天家中做节，有个陌生人上门，突然提起父亲，隐隐约约，似乎知道些情况。陌生人提到隐姓埋名、改名换姓，让她心有所动。她这人性子急，拖不得事，所以借出差之机跑来问大舅。

　　　　“为什么不向那个人问明白？”大舅问。

　　　　没法问。陌生人来者不善。

　　　　“你父亲的事你妈最清楚。”

　　　　“大舅知道，不能跟她提。”

　　　　大舅对父亲了解也不多。父亲跟大舅一家人本无关系，只因从台湾流落大陆，租住外公家房子，才进了大舅家门。如果不是大舅家境败落，不得不出租房子，也不会有后来那些事。当时没人想到母亲会跟这个房客好上，不顾家人反对，跟着一起跑了。

　　　　“那些事我知道，都过去了。”大姐说。

　　　　大舅记得当年父亲有时像个阔少爷，有时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父亲有一张照片，是在台湾一所教会学院读大学时照的，照片上他穿制服，戴一顶帽子，打扮得像日本人。其实他是个反日分子，日本人要抓他，他在台湾待不下去了，才跑到大陆这边。当年在漳州的台湾仔很多，多是因为反对日本统治给赶出来的。台湾仔在大陆这边反日，跟本地人一起搞，搞来搞去又跟共产党活动搞在一起。可能因为担心连累家人，很多跑过来的台湾仔都用了化名。父亲在漳州叫钱以未，当时常写成“乙未”，台湾仔常叫他“亚清”，可能他在台湾叫那个。当年还有一个台湾仔叫“阿文”，真名是什么不知道，跟父亲关系最好，那个人也会刻字，常跟父亲一起在家里磨石头。后来跟父亲一起中枪，给打死了。

　　　　“中枪那件事当时闹得很大吗？”大姐问。

　　　　非常轰动，据说是日本浪人跟地方当局勾结干的。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其中三个台湾仔。一伙人突然闯进门开枪打，全部打倒在地，三人当场身亡，两人重伤。重伤的两人中，有一个伤到右胸，抬到教会医院时还能说话，比父亲情况好很多。父亲脑门上中了一枪，脑浆都出来了，人已经濒临死亡，只剩一口气。医生让母亲准备棺材，断定父亲活不过当晚。结果伤轻的人死了，父亲却醒了过来。“他命大。”大舅说，“就像猫。”

　　　　本地俗话称猫有九命，大舅说父亲也有九命。大姐觉得不全是命，有时候一个人活下来而另一个人死了，只因为求生意愿有别。一个人拼命想活下去，应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活下去的理由。

　　　　看过大舅，问过事情，大姐匆匆起身告辞。表姐夫在村里是个富户，宅子相当大，门口有一口池塘，塘边种着龙眼树。那天有风，龙眼树上的树叶让风刮得哗哗响，还有狗在门外汪汪叫，让大姐坐卧不宁。

　　　　出门前大姐问：“大舅知道四月二十有什么来历吗？”

　　　　大舅茫然，他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特别。

　　　　从大舅家出来后，大姐快步穿过村巷往村后小庙走。村子里很安静，农人们还在田间劳作，一些人家的屋顶烟囱升起炊烟，有小孩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偶尔停下来，好奇地打量陌生人。大姐走过一个拐弯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农人打扮的青年男子，扛一把锄头，大步流星，挡在前头堵住道路。大姐心觉有异，急忙收住脚步，左右观察，后边又闪出一个人，居然端着一支步枪。

　　　　“别吭声。”端枪的这位低声下令，“往前走。”

　　　　“你是谁？”大姐站住不动。

　　　　“别问。跟上。”

　　　　男子手中是一支旧式汉阳造，走在前头的男子持农具，只能在近距离内发挥作用。大姐身上没有武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很难与两个强壮男子相搏，无法硬拼。

　　　　她没出声，在枪口的逼迫下跟着前边那人快步走，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村后小庙旁。吉普车还停在原地，有两个小男孩爬在车头玩，司机小陈却不见了。大姐被押进庙里，庙门关上，大姐这才看到小陈坐在天井边，已经给捆绑起来。

　　　　这里另有两个人，一个矮个儿年轻人持步枪，另一个个子高，年纪大点，拿着一把驳壳枪。大姐瞄了一眼，应当是小陈那支手枪，被他们缴了。大姐到溪尾村找大舅，穿的是便服，小陈却是一身军装，敢把国军军人抓住缴械，会是什么人呢？

　　　　大姐没待对方发问，突然主动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