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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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等着死吧！”周养浩气急败坏地甩手而去。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突然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七人到重庆开释。

开释？笑话！机警的张露萍立即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随后，她镇静地拿出梳子，精心地将头发梳了又梳，一直梳出她认为最满意、最时髦的发型。“徐大姐，好看吗？”张露萍低声地问“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后边的够不到，你再给我梳梳。”徐林侠默默地为张露萍梳着，眼泪早已忍不住流淌在脸颊上……　“徐大姐，我们活得亮亮。死，也要死得堂堂。你说是吗？”说完，张露萍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那件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并戴上红宝石戒指，然而像个美丽的神女，昂首走进牢房……

特务们的汽车迅速将张露萍等“红色电台案”的共产党员们拉出息烽监狱，驶向密密的快活岭丛林。这是一次预谋的屠杀：特务们将车子行至离息烽县城三公里左右的快活岭的一个军统被服仓库时，便按事先准备的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强行叫张露萍等七人下车。当张露萍他们刚刚下车，走上仓库的台阶时，“哒哒……”只听一梭梭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的张露萍、张蔚林和冯传关等人中弹倒下……当刽子手正在为自己“干得漂亮”而狂笑之际，突然，张露萍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她扭过头来，怒目圆瞪，手指着流着鲜血的胸脯，向刽子手骂道：“笨蛋，朝这儿来，打准点！”这一景，吓得刽子手个个汗毛倒竖，连退几步。“哒！哒哒！”少许，才又见一个特务慌忙地连放数枪，张露萍再中六弹后才倒下没有再起来……她死的时候，那只美丽而仇恨的眼睛一直开着，永远盯着那些向她扫射子弹的敌人。女英烈的这一幕，让心怀鬼胎的特务们仿佛中了魔一样害怕，后来传说在特务的营房里经常有人突然会喊：“张露萍显灵了！”开始，特务们还是咬着耳朵悄悄地说此事，后来所有的特务都知道了，个个心惊肉跳。有特务说，他在晚上站完岗回宿舍时，走着走着，突然觉得背后挨了一掌，他猛回头一看，是张露萍在朝他笑，吓得他“嗷”地尿了一身；另一个特务提着油灯巡夜，当他走到“义斋”附近时，突然一阵狂风，油灯被刮熄了，他回头就跑，边跑边喊：“253显圣了！253显圣了！”（注：“253”是张露萍在监狱里的狱号）。小特务这么一嚎叫，把所有特务们都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闹得整个看守所鸡犬不宁，彻夜无眠。最要命的是那个周养浩，他本来就做贼心虚，知道张露萍的“鬼魂”最会来纠缠他，于是备了一桌包括三“牲”在内的丰盛祭品，摆在张露萍的墓前。周养浩像条丧家狗似乎的一边叩头，一边跪着祈求饶恕道：“杀你不是我的本意，不是我的责任，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不得不如此啊！乞求你在天之灵饶恕罪人……”

第四章：另一种背叛

一

“红岩”里的每一个革命烈士的故事，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党的事业成与败，在于所有党员同志的忠诚与背叛。同样，革命事业的成功与否，也在于每个革命同志对自己所追求的事业的坚定与否。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能否忠诚于自己的组织，坚定自己的事业，信仰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的人；信仰不坚定的人，就不可能将事业进行到底；背叛信仰的人，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翻开“红岩”烈士名册的档案，我们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一些家庭出身富裕和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党的教育下，对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无私无畏，赤胆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热爱和向往。这种超越阶级关系的崇高献身精神和背叛本阶级的无所畏惧的远大理想追求，都值得我们以此为榜样。马克思经典主义作家曾多次论述道：那些认识了本阶级的剥削本质和反动性，从而转达向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人，才是真正崇高的人。

一个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必定是胸襟坦荡，理想远大，从不追求个人名利，鄙视物质享受，从不被任何东西诱惑，将伟大之爱献给普天大众，把热情与激情挥洒在有意义的工作和事业之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平与解放的伟大斗争事业中，有千千万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抛头颅，洒热血，这样的人，永远受人尊敬和世代不忘。

“红岩”故事里，有我们熟悉的出身平寒、革命坚定的“江姐”、“许云峰”式人物，也有像“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职业革命家车耀先、罗世文等，更有一批出身在富裕的地主土豪等反动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所表现的忠诚程度，实令山河动颜，天地动情……

在“红岩故事”的革命烈士诗抄里，有首当时当时署名“六面碰壁居士”的《囚歌》在监狱里最流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身躯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现今年岁大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它是著名爱国将领叶挺先生的遗作。对于叶挺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写出这样一首光辉诗篇，现在的年轻人并不了解。因此我们在此对叶挺先生作些介绍——重要的原因是：叶挺生前也是被关在重庆的，他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进行过坚定而不屈的斗争，始终是我们党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叶挺，字希夷，广东惠阳人，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前期，当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营长，后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率部强攻汀泗桥，智取贺胜桥，勇登武昌城，一路所向披靡，其部队被誉为“铁军”。后升任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于8月1日与贺龙同志一起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的创建者之一。同年12月又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前敌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迫流亡海外，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爆发前，叶挺回到祖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曾多次许以高官厚禄，要他反共，但叶挺严词拒绝。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投入到了抗日战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叶挺任新四军军长，他欣然到延安受命。毛泽东在欢迎叶挺的大会上致词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北伐名将，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则在致答谢词时，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达了他回归革命队伍的决心：“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路险，勇于登攀；我有一段，爬到半山，又折回头去，如今才追赶上来。今后一定在党中央领导下，与大家团结一致，抗战到底！”在叶挺领导下，新四军纵横驰骋于扬子江畔、淮河之滨，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战功卓著。然而，这支抗日有功部队，却遭到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一方面克扣、拖欠其军饷弹药，使之陷于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在新四军中的我党某些负责人总是以极左的思想来看待和对待叶挺，使其精神受到很大伤害。在双重压力下，叶挺屡次向中央反映，并曾主动要求放弃职务。然而党中央对叶挺高度信任，使他有了继续留任的决心。这时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则在不断设立种种阴谋，欲歼之而后快。1940年10月，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代电，强令在长江、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为顾全抗战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将驻皖南新四军部队移防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北移。　6日行进到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的8万余人的突然袭击，叶挺领导下的新四军历时7个昼夜浴血奋战，除1000多人突出重围、一部分被俘外，数千人壮烈牺牲，副军长项英被杀害，军长叶挺被扣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富有天才军事才能的叶挺被捕后，蒋介石得意万分，想借此机会拉拢叶挺。“皖南事变”后，叶挺等10人被国民党军警押到宁国。期间，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战区司令上官云湘奉蒋介石之命，向叶挺提出只要他发表声明，诬指新四军首先袭击友军，就可让他当战区副总司令。面对袭击新四军的刽子手，叶挺强压心中怒火，一言不发，拂袖而去。碰一鼻子烟的上官云湘只得把叶挺解送江西上饶监狱。之后，蒋介石又多次派顾祝同、罗卓英、黄伯韬等人，相继以老同学、老同事名义轮流做东，做叶挺“工作”，结果无一成功。相反，面对这些不抗日、专搞内战的“老同事”、“老同学”，叶挺多次拍案怒起：“不想你们这些身为国家军队之高级将领，却在侵略者面前如此软弱！我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1941年7月起，叶挺落入军统之手，被送往桂林城郊七星岩洞秘密囚室，内部由“桂办”警卫组长沈默（沈醉之弟）带领12名特务日夜轮班看守，洞外另派一排宪兵担任警戒。1942年1月3日，叶挺又被秘密押往重庆。这回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了。

蒋：身体很好？

叶：还好！

蒋：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尔做点事。

蒋：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蒋：你这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你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实是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

叶：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

蒋（大声）：你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你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吗？

叶：如果这样说，新四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蒋：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你是不是共产党？

叶：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蒋：你觉得共产党对，你就到那里去，你觉得国民党对，你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你一条正路，你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你一定可以得成功，不然，你就算完了。

叶：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你到第二战区去好好休养，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非常生气）：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叶回来还同郭谈话约一时，最后结语：我不能够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这份保存在重庆红岩历史档案馆的“馆藏A类档案…A251”编号的重要材料，是当年叶挺自己亲笔记录蒋介石与之谈话的回忆材料。1996年，叶挺将军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叶正大中将，在延安参加纪念“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活动时，时任军委领导的杨尚昆同志对叶正大说：“我想起一件事，说明你爸爸真不愧是北伐时率部打出‘铁军’威风的硬汉。‘皖南事变’时他被关押，连老蒋（指蒋介石）亲自劝降，威逼利诱，都被他巧妙地顶回去了。我那时就在党中央办公厅工作，看见过这个‘笔录’。后来转到哪里去了，我就记不清了！”　事后，叶正大设法通过组织多方查寻，终于在中央档案馆浩繁的文件资料中查出来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因为不能让叶挺就范，蒋介石认为极丢面子，下令取消对叶的所有“优待”，移禁白公馆看守所。大特务沈醉在解放后回忆这个情况时这样说：“我去看过三四次，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他总是表示不需要什么。他对国民党报纸看了很厌恶，看一下就丢在一边，但又无聊，无可消遣，无人谈话，往往又把丢在地上的报纸拾起再看下去。看守所长侯子川很凶残，打骂犯人，但对叶不敢随便，有时叶还叫他不要对人太过分，没有必要增加别人痛苦。有次戴笠顺便去看叶，先叫我去通知叶，戴进去时，叶还是短裤汗衫，盘腿坐在地板上，挥着一把大葵扇。平时去，他还有说有笑。戴去，他理都不理。侯怕叶不认识，便介绍说：“戴先生来看你。”叶坐着不动．说：“我早知道，你不是派人告诉过我吗？”戴向他招呼，叶把嘴噜一下，“请坐”。戴看这样，知道没有什么好谈，只问一下他生活情况，叶表示不需要什么。戴看他冷淡，心里老大不高兴，站了一会就走了……

后来叶挺又被转往蒋家院子秘密囚室。在这里，由军统技击班副主任李克炼带领24名便衣和武装看守警戒，叶挺戏称他们是“24大金刚，24个饭桶”。

叶挺夫人李秀文开始一直不知丈夫的下落。1942年10月，通过李济深的关系，她打听到丈夫叶挺被关押在重庆，于是拿着李济深的亲笔信找到戴笠。半个月之后，戴笠才同意李秀文母女到歌乐山下五灵观招待所，与从囚室下来的叶挺相见。当见到长发长须的丈夫时，李秀文泣不成声，叶将军见到母女二人，也悲喜交加。蒋介石原以为李秀文会劝说丈夫妥协，结果李秀英给叶挺带去的却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以及各界进步人士的问候和敬意。叶挺对此极为激动，他知道因此知道了自己在坐牢并不孤立，尤其是听说中共中央一直在设法营救他时，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疾笔写下了“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著名《囚歌》。该《囚歌》写成后，由其夫人带出后及时交给了文豪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先生看后，感慨地称之为“用生命和血写成的真正的诗”，后来便在社会上广泛传诵。渣滓洞监狱难友胡作霖还在监狱里将《囚歌》谱成曲，成为渣滓洞的“洞歌”。

自“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叶挺被关事件一直同国民党政府交涉，每次都提出要求恢复叶挺的自由，然而国民党方面总是从中作梗，使叶挺的事一拖再拖。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将释放叶挺等政治犯作为条件之一。蒋介石仍然不从。1946年3月，我党提出以释放在邯郸战役中被我军生俘的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马法五，作为交换条件再次要求释放叶挺，这时蒋介石才被迫同意。

叶挺获得这一消息后，自然异常兴奋。但由于叶挺的身份特殊，他出狱后到底想干什么，这是许多人士都很关注的事。叶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特务沈醉在他的回忆材料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回忆：

毛主席提出要放叶，我特地好奇地去看叶，看他出狱后办什么。叶毫不迟疑像做了长时间准备一样，以肯定的口吻答我：“我出去第一件事需办的，便是请求恢复我的党籍。”我十分惊异，一直没想到他是一个脱离了共产党的非党员，直到那天我才明白这一情况。他说完后昂起头来，凝视窗外，久久不发一语。我怕碰钉子，赶忙辞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报告，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囚禁5年多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这时他已长发披肩，胡子齐胸。行前，他拢着长须，对长期看管他的特务沈醉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说完，叶挺发出爽朗的笑声，登车驶向他早已向往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驶去。

叶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党申请。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修改了的电文这样回答叶挺：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

4月8日，中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叶挺与夫人、杨眉、阿九、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乘坐的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途中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叶挺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亲笔在《新华日报》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叶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载入红岩革命史册。

二

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反动阶级的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他的特殊性——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其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现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与忠贞情操。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同志，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关于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的狱中情况，像“江姐”、“许云峰”和《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并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江青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刘国鋕、曾紫霞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在敌人监狱里蹲过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有个“疯老子”，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领导的韩子栋。韩是有数的几个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生活过的见证人。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罗世文、车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务抓逮的。俩人开始关在成都的一个院子。罗是苏联留学生，与大特务邓文毅、蒋经国在苏为同学，因此邓文毅想劝罗世文投降，但被罗拒绝。

到息烽监狱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后来又从息烽监狱押到重庆，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后的7、8月份。到重庆途中，经过桐梓时因下雨，桥冲垮等修桥过程中，罗世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内容写得比较简略，不知周总理到底收到没有。到渣滓洞是这年的7月20日左右，关在渣滓洞二楼。当时我关在4号牢房，罗世文关在8号。只关了几天，特务传说罗、车在四川熟，关系多，想法要把他俩另押到一个地方。到了8月10号，突然听说要将他两人押南京，罗世文这时用了纸片写了道：‘此去凶多吉少，高举我们的旗帜。”这纸条后来由我传给许晓轩。许又给了文光甫，文在皮鞋内夹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务们将罗世文和车耀先叫了出去，说是将他们送南京去。几天后仍没有回来，这时我和许晓轩、宋绮云等被押白公馆。在白公馆见一个姓杨的特务用的正是罗世文的脸盆，我们就怀疑起来，后慢慢打听到罗世文和车耀先已经被敌人杀害了……罗世文在狱中表现是好的，

韩子栋在同一日回忆时又补充道：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里的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达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共产党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则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共产党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正常。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我了解清了，他罗世文确实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新华日报》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指监狱的特务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真要揍我。还好，他没有揍我。后来我把怀疑的原因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罗世文的气才消失了很多。他告诉：他关在重庆时，邓文仪（他在苏联的同学）带了很多东西去看他，跟他谈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罗很生气地严厉痛斥了邓。说到为什么有人给他送东西一事时，罗说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不过罗说有可能他被捕以后，是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问蒋介石要人，这样可能他罗在监狱的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罗还说到了为什么看守们喊他是“张先生”时，罗说这是他关在重庆时的化名。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共产党员假共产党，好像溶铁炉中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牢里的残酷斗争，使我后来断定罗世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于共产党的。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共产党而献身的。罗世文给我讲党史、讲长征，也讲到他在四川被张国焘关起来的事。讲西安事变时，说张学良不和周恩来商量就决定跟蒋介石飞南京，张学良到了飞机场，周恩来才知道，但已经来不及挽救了。我听到这里，一块块堵着我心上的石头，像是突的蹦了出来。讲抗战时，国内外的青年，纷纷奔向延安的动人情况，说的有声有色。在监狱里，是罗世文把我的精神鼓起来了，我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了，我病弱的身体，不知从那里又来了劲。于是，我也把自己的情况、监狱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汇报。在我向他汇报的中间，大概他是用现身说法鼓励我，他给我谈他的家世，他是大盐商家出身，他的母亲为什么鼓励她的独生子参加革命等等。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毛泽东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神，决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条件下，如果监狱看守叫我们当工作修养人，我们就当，这样对我们的狱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后来罗世文自己就去当了监狱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自己的认真工作，给监狱里的同志们提供了很多进步书籍看。

重庆谈判后，中共代表在政协会议上提出释放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等。我们知道这事后，罗世文对我说：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庆等我，我们再一同到陕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党报告你的情况，党一定来找你的，你放心吧。这时的我，已经坐了19年牢了，我激动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坚定忠诚于党的决心。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真的从监狱里逃了出来，而罗世文与车耀先同志却在我越狱之前就已经被敌人杀害了……

韩子栋于1947年8月18日从白公馆逃出，这一天正好是罗世文、车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这一天，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敌人残害于重庆松林坡的“戴公祠”。

龚浩然，另一位与罗世文一直坐过同一监狱的人。他这样回忆与罗世文的一段特殊经过：

1943年5月份，我被关在贵州息烽阳朗坝监狱。去后即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很端正的人，年略30多岁，（我当时有19岁）。他对我很关切。大概有半年多之后，我听同我关在一间牢室的姜士豪说：“那位身材高大的人，是罗世文，他是中共党员，是地下党四川省委书记，因成都地区闹抢米风潮而被反动派迫害逮捕来的。”姜士豪又说：“罗世文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国，他俄文很好”等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罗世文也了解我是被迫害才到监狱的，他当时说我是“时代的牺牲者”。他曾很关心地叫我读一些苏联小说。他平时见到反动派管牢的人，就骂。有时反动派强迫我们做苦工，打石头，抬石头抬木料，罗世文就说这是反动派想以罚苦役来摧残我们的身体，而我们要认为这正好是松松我们筋骨的好机会，大家要为今后“天亮了”（天亮了，就是共产党解放我们大家的暗语）作准备。他当时就是“横眉冷对反动派”。牢中有人病了，他非常关心，常常询问病情。平时他的学习从不厌倦，只要有光线看得见，他总是在看书看报。当时同牢里有几个苏联人，其中有一个是苏联的船长，还有一个是南斯拉夫人。罗世文常与他们用俄语交谈。他总是充满着革命激情。我曾听许晓轩说过，反动派曾要罗世文写悔书，并以高官厚禄来引诱他。罗世文当时把敌人大骂了一顿，甩手而去。记得有一次监狱开了一个哲学辩论会，反动派大讲精神为何伟大，罗世文当场以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及马克思的哲学论点，把反动看守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