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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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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一科工作一段时间后，管人事的曾向我反映说张的行踪可疑，工作不安心、靠不住，他还订阅《新华日报》。这里仅有他一个人订此报纸。我即找他来个别谈话，问他为什么要订这种报纸，他回答是出于好奇，因这种报纸上载的文章与别的不同。最后他对我说：“董处长既然这样，我以后就不订了。”我又问他是否有组织联系。他说绝对没有，这件事就这样算了。
关于冯传庆，红岩革命烈士陵园档案中是这样记载的：
冯传庆（1912……1945），又名冯小虞，中共党员，1912年4月出生在北平一个电讯世家。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清廷京官。父亲冯念诒，河北涿鹿人，“七七事变”前任绥远归化电报局长，后因不愿为日本侵略者做事而离开归化，不久病逝。母亲沈荷崖，杭州人，因丈夫在归化纳妾，夫妻不和以致反目，她毅然带着八岁的儿子冯传庆和一岁的女儿冯晓湘回到杭州，以养蚕刺绣抚养儿女。1922年，10岁的冯传庆患了一场麻疹，因母亲忙于生活，缺少照料以致感染成天花，高烧不退，脸上长满了疮疤，奇痒难禁。他咬紧牙关，顽强地与死亡搏斗，终于活了下来，但脸上却从此留下了几颗清淡的麻点。寡母的勤奋操劳，幼年生活的穷苦．疾病的折磨，培养了他顽强坚毅的性格。
冯传庆自幼聪颖好学，愤发读书，且多才多艺，琴棋书画，吹弹歌舞，无所不会。他尤其喜欢书法，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比刻的还好。他从小富于理想，热爱生活，幢憬光明的未来。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后被派到山东威海卫当电台报务员，后调到国民党交通部所属的天津电信局任无线电报务员。由于他的勤奋，在实际工作中逐步掌握了精湛的无线电通讯技术。他能在复杂纷乱的电波中，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电台呼号；他能排除种种干扰，搞清并收听对方的电码：他能修理中外各种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些，使他在国民党交通部无线电通讯系统内部．被誉为第一流通讯技术人员，也使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1937年夏，冯传庆被戴笠发现并看中了，强行把他由国民党交通部调到军统局工作，并要他在这之前，先到国民党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践踏着我大片美丽的国土。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冯传庆先是迷惑不解，继而逐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对于军统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他也是略有所知的，因此，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却要去庐山受训，然后到军统去工作，他感到痛苦、不满，但又无能为力。在庐山受训期间，冯传庆给母亲、妹妹写了一些信，叙述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在信中，他还给妹妹冯晓湘写了如下两首七言诗：
四方多难上庐山，
万般无奈一往还。
纵使上清无限好，
难忘忧患满人间。
庐山高处最清凉。
却恐消磨半热肠。
自是世上庸俗骨，
历来不惯住仙乡。
1937年深秋，冯传庆来到军统局重庆电讯总台，担任总台领班。不久，升为仅次于总台长倪耐冰的报务主任，直接管辖着几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他为人正直谦和，对他下属的领班、主任报务员和报务人员都一视同仁。他看不惯那些包括戴笠在内的高级特务们专横跋扈、谄上压下的作风。对他们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荒诞无耻以及以种种莫须有罪名，随意监禁、杀掉电台工作人员的法西斯暴行，更是深恶痛绝。尤其使他感到愤慨的是，直接听命于蒋介石的军统局，不是去做对抗战有益的工作，而是压制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逮捕、囚禁、杀害中共党员和爱国学生，甚至派遣特务去延安潜伏，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战。他厌恶国民党，更厌恶军统，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心寻找新的出路，为抗日救国献出自己的一切。冯传庆来到军统局任职以后，他的母亲、妹妹和妹夫赵名高一家，也先后迁到了重庆。这时，他已经26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母亲和妹妹都十分关心他的个人问题，但每次提到此事，他总以“国难当头，好男儿应为国家分忧，而不为家屋所累”为由谢绝了母亲和妹妹对他个人婚姻的关心和焦虑。
1939年初，冯传庆和张蔚林因工作上的关系而结识了。由于有着共同的思想和语言，他们很快成为莫逆之交，无话不谈。
1939年1月，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确山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火山，一起来到“周公馆”要求见“领导同志”，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述的曾希圣受叶剑英同志委托，并决定吸收他们为中共党员，负责打入军统内部的一个突破口。这个决定是兼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时任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共同作出的。
后来，张蔚林、冯传庆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光、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安文元当了叛徒。其余几人都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敌人杀害。我们在此介绍一下这几位为中国解放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基本情况吧：
杨光烈士（1917——1945年），辽宁海城县人。原在家乡读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后在西安等地继续读完高中。故乡的沦亡，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在杨光的心灵上留下了十分难忘的记忆。他深知，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对蒋介石及其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1938年秋，杨光因生活所迫，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第12期受训，于同年10月被分到军统重庆第一电讯总台任报务员。本来，杨光报名投考军校，是想献身于抗日救国事业，谁知却受了欺骗，进入军统，充当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帮凶，这使他心情异常沉重。而当他进入重庆电讯总台后，目睹了军统的种种罪行，更使他悔恨万分，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在共产党员张蔚林、冯传庆的教育帮助下，他的觉悟不断提高，主动要求从敌人的营垒中杀出来，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后在张蔚林、冯传庆推荐下，由南方局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军统我地下特支成立后，在特支和张露萍同志领导下，积极投入地下秘密斗争。 1940年3月，杨光在敌人的大搜捕中被捕，于1941年3月被敌人转囚于息烽集中营。在四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立场坚定，对党忠诚，乐观开朗。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拒绝了敌人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的企图，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是爱国的。1945年7月14日，杨光同志与张露萍等六人一道，被敌人以押到重庆释放为名，秘密枪杀于息烽快活岭，时年28岁！
赵力耕烈士（1917——1945年），辽宁省海城县人。赵力耕自幼刻苦读书，成绩优良，尊敬师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赵力耕正在海城中学初二读书，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沦陷，赵被迫离开故乡，流亡关内，几经辗转，于1934年到达西安，在这里继续读完高中。在从海城流亡到关内的途中，他目睹了日本侵略在奸淫掳掠、血腥屠杀的种种残暴罪行和东北同胞扶老携幼，流离散失所，倍受蹂躏的苦难，对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无比仇恨。他暗暗发誓；要收复家乡，投身抗日，做一个有热血的爱国青年。1938年，因生活所迫，赵力耕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到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与张蔚林、冯传庆结识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赵力耕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后经张蔚林、冯传庆推荐，由南方局发展为秘密党员。不久，军统电讯处我地下特支建立，在特支和张露萍同志领导下，赵力耕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入艰巨的地下斗争。他经常利用值班之机，截获军统的重要情报，经破译后转交张露萍。有时情况紧急，他还以他熟练的发电技术，巧妙地将重要情报直接拍发给延安，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因“红色电台”案被敌人杀害，牺牲时28岁。
王锡珍烈士（1917——1945），河南汲县人。王锡珍是一个充满爱国热忱的青年学生，后因生活所迫，于1938年考入军统武汉电讯班第12期，毕业后被分在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后与张蔚林、冯传庆接触，接受了革命思想，经南方局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军统局电讯处地下特支成立后，在张露萍和特支领导下，王锡珍积极投入艰巨的地下秘密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后王锡珍在“红色电台案”中被捕，在狱中他坚毅不屈，痛斥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揭露军统的黑暗，受到同监难友的爱戴。当监狱当局要他在“悔过书”上签字时，王锡珍同志予以断然拒绝。牺牲时年仅28岁。
还有一位陈国柱烈士的情况，我们没有找到他的相关档案。
在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组织的首脑机关里，有了这样第一批年轻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员，可想而知，军统的所谓“固若金汤”必定会冒出莫大的笑话来。
张蔚林、冯传庆等秘密共产党员，整天活动在敌人的心脏，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能让敌人发现，这是个非常难的大题目。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延安来的美女——张露萍的出现，让叶剑英灵机一动，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借与张蔚林的妹妹为名，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的内行们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同志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一天，张露萍从外面回到周公馆，叶剑英就把她找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由她去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任务，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
“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这年11月底，张蔚林便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的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宿舍。与之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等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一台台“X光透视机”，把蒋帮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透了个通体给我党我军。负责情报接收的雷英夫同志曾在解放后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一个特务潜伏小组准备打入延安，由于张露萍他们提供了准确情报，使这个特务小组还未进入延安，即被我军抓获。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她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她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用处的。”
然而，就在“军统电台特支”的这群年轻共产党员们全心全意、英勇奋战在敌人心脏，为我党获得源源不断情报的紧要关头，一件意外的事，让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40年2月中旬，张蔚林在工作时因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电子管，而当时电子元件管理得特别严，他被关了禁闭。这时，张蔚林十分紧张，他脑子里一直在盘算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会不会暴露等问题。情急之下，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趁敌人防范不严之际，逃了出来，并径到周公馆向南方局军事组汇报了此事。
军统这边，马上发现了张蔚林的逃跑，于是特务们迅速搜查了他的住处，从抽屉里发现了有张露萍写给他的一封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有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马上追查！”戴笠立即下令！
而周公馆这边在听取张蔚林自己的陈述后，在并不了解敌人已经对他的宿舍搜查之时，认为张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现在扣押他可能只是为了惩罚，倘若现在逃跑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建议他还是先回去，以观后情再定。这样，张蔚林毅然重返虎穴，敲响了他的恩师董益三的家门。但这时情况已经极其严重了……董益三在解放后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把三个真空管烧坏了，当时器材、配件非常缺，因此被关了起来。第二天他从禁闭室跑掉了，电讯检查科科长肖茂如就打电话告诉了我，同时稽查处又派人四处搜寻，后到了他住的张家花园，结果在那间屋里搜出了入党申请书和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材料……我说赶快向军统局本部报告，待我电话刚放下，外边守门的警卫来报告说张蔚林要见我，我即通告他进来，我气愤地问他：‘张蔚林，当初我问你有无组织关系，你说没有，现从你家搜出了东西，看你还有什么说的。今天事情到了这步，无法帮助你了。’随后我派了二个哨兵，把他送交毛人凤了……”
张蔚林被关在稽查处看守所。想到组织和冯传庆等同志的安全，心急如焚。怎么办？张蔚林看准了这个看守所所长毛烈是新近到任的，对情况不熟，于是张蔚林谎称要取钱用，求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上了当，手下的人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目的地，于是几位地下党同志安全撤离。第二天戴笠派人去抓，结果扑了个空。这也就有了戴笠震怒，拨枪就把毛烈给毙了。
张蔚林被捕当晚，特务总队立即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当即逮捕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洗、安文元。
冯传庆正在报房值班，突然发现一辆辆军车开到电讯总台大楼前，道道光柱令人炫目，一队队荷枪实弹的特务已将整幢大楼包围，楼道内也布满了军警，情知不妙，借着夜幕，机警地翻后墙走了。冯传庆一路狂跑，竟然“飞”到“周公馆”。这时，同志们正在为张蔚林被捕而焦急万分，突见冯传庆闯进来，身后还有“尾巴”紧追不舍，知道坏了大事。气喘嘘嘘的冯传庆一进周公馆就要求见叶剑英或曾希圣和雷英夫，因为他不认识其他人。周公馆的工作人员知道出了大事，可又不便贸然让他去见叶剑英，于是临时决定由一般干部陈家康去见了冯传庆。冯传庆简单地把情况讲了一遍，然而异常紧张地说他们已经暴露了，国民党特务在抓他，现在无路可走，只有到这里来请组织上想办法。一听这个情况，周公馆的同志便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马上从三楼走下来，问冯传庆到底怎么回事。冯说：“电台已被包围，正在抓人，我是翻墙跑出来的……”又补充说：“我还回电台吗？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呀！”
叶剑英朝他摆摆手，脸色异常严峻地：“其他同志可能已经被捕了，你必须马上转移到延安去。”
冯传庆望着叶剑英的表情，说：“我是党员，一定服从组织安排。”
“先休息，调整一下情绪和心情，再作行动。”叶剑英同志一边安慰，一边冯传庆要求他要镇定和经受住新的考验，并告诉了他怎样转移，及转移途中的联络地点和暗号。因为情况紧急，必须马上转移。见冯传庆因仓促出走，穿得单薄，叶剑英便脱下自己身穿的一件古铜色皮袍，披在冯传庆的身上，又帮他化上装，戴上礼帽，手拿文明棍，装成一位有钱人，还交给他200块大洋做路费。末后一再叮嘱冯专庆：“路上要住在旅馆、大饭店，不要暴露身份。”
深夜两点，两位同志带着冯传庆从周公馆下面防空洞钻出来，到了嘉陵江边，经过侦察没有发现特务，就用一艘小木船送他过江。
经过这半夜的折腾，加上又惊又累，冯传庆过江后便在江边的一个渔民草棚子里倒下睡着了……早晨渔民一来，发现有个打扮阔气的人睡在他的草棚子里，顿起疑心，便把他抓到了警察局。正在到处抓而空手归的特务们拿出通缉令一看：嗬，巧了，你小子就是“共匪”冯传庆啊！
张蔚林他们出事时，张露萍并不在重庆，她刚好去了成都探亲，对这边的事一无所知。这天，她突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兄病，速回渝”。按照纪律，她给南方局军事组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收到张蔚林电报，已动身回重庆。成都到重庆相距几百公里，信到人也到了。南方局收到信，知道是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各车站守候，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等候在关卡上的特务抓捕了。 原来，特务的这一招是叛徒安文元所为，他供出了“军统电台特支”的整个组织情况及张露萍在成都的地址，于是军统特务便以张蔚林的名义拍了这份电报，于是也就有了张露萍在重庆一露面便被抓的结局。
张露萍被捕后，据周公馆的同志们介绍，曾出现过一件怪事：不久，张露萍突然出现在了“周公馆”附近。许多人看到了她的出现，因为当时她站在仅离“周公馆”大门只有一米来远的地方。只要轻轻跨一步，就可以进院子里。那里面有她敬爱的首长，有她亲爱的同志……但张露萍就是没有进去，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折身走了。她身后跟踪的特务们只得失望地跟在她身后也远远地走了。对此情况，雷英夫同志后来回忆分析道：“我们当时判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她很坚定，什么也不承认，特务机关没有办法，就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把她放出来，看她跟谁说话，看她到底进不进周公馆。如果谁同她讲话就抓谁，如果进周公馆就砸周公馆；第二种可能就是她叛变了，引着国民党特务来抓人。但是张露萍出现了以后，见到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说话，脸绷得紧紧的，表情很严肃。经过我们门口的时候，她离大门只有一米远，跨一步就可以进到院子里来，但她不进，连看都不看就走过去了。因此，我们当时判断是第一种可能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第二种可能性，因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只是一种估计。现在看来，张露萍同志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她采取的行动是很正确，很聪明，很成熟的。后来，我们看到有些材料上讲，国民党特务机关认为，领导张露萍的不是“周公馆”，而是重庆地下市委。这就说明，张露萍同志的行动保护了南方局领导机关没有受到损失。”
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人的“红色电台案”震惊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一向自认为对付共产党“最有一套”的戴笠丢足了脸面，因此对该案的审讯异常机密而歇斯底里。特别是在对付中共“美女间谍”张露萍身上最花力气。但所有的审讯结果几乎都是一致的：张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到军统电台的“间谍”，她仅仅是“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这样的供词。
从张蔚林那里获得的口供也只有：“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
冯传庆、杨洗、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锋判张露萍等七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七人被钉上死镣，最先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被押到贵州息烽监狱。
当年与张露萍同在息烽监狱同囚几年的周大泉同志这样回忆道：“我和萍姐等共计三个女难友被国民党特务由重庆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当时特务头子周养浩不在监狱，我们三位女难友暂时被送进‘义斋狱室’。步进牢室大门时，第一个迎面见到的便是萍姐。她用奇异的目光注视并问我：“小妹妹，你有多大年龄呢？”我回答说今年只有16岁，她和牢房里其他妈妈姐姐们都以满腔怒火来表达反动政府对我这样的善良少女们的迫害。接着，萍姐便与站在身旁的两个孩子打招呼，其中一个便是《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来，把水倒给姐姐们喝，他们在途中一定很辛苦了，让她们到里面坐’，萍姐对他特别友好和关心。傍晚，萍姐又靠近我身旁问：‘小妹妹，你们为什么被特务抓来呢？’我向萍姐讲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她沉默一会儿后非常惋惜地说：‘你是一个有理想、有热血的青年，反动派把你当罪人关起来 ，真是岂有此理，横行霸道，你要永远记着这仇恨！’从此以后，我和萍姐被关在一起过着铁窗生活。在深夜里，有时听到她细微的哭泣声。有一天我问萍姐，你为什么夜里哭了？萍姐开朗的笑着说，哭是弱者的表现，我永远不会哭，我要和敌人永远斗到底。萍姐对革命的信心，对敌斗争坚强意志是值得人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从1943年被关进息烽监狱，到1945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见到萍姐在坚苦的环境中采取各种方式对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比如：按女监狱规定，每月应当发给卫生纸、牙刷、牙膏、肥皂，以及一年两次服装，但特务们经常把这些费用贪污掉化为己有，几个月不发。萍姐为了揭穿他们黑幕，借这机会对敌人进行斗争。有一次她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并说，如果特务头子周养浩向难友们谈话时你就揭发这情况。后来我真按萍姐的方法去做了，狗特务还真不久就把我们的日用品发下来了，难友们都为斗争扔赢得的胜利而感到高兴。萍姐则鼓励我说：‘小妹妹这是你斗争的开始，以后斗争还多着。’在息烽监狱规定每年有两个庆祝日，第一个是监狱成立纪念日，第二个是监狱特务头子周养浩生子纪念日。萍姐利用这机会把‘纪念会场’当作战场。难友们把会场布置一番后，当大家步入会场时，发现映入眼帘的竟是人民巨手握着的一把火红灿烂的大火炬，它象征着共产党领导的光辉大道。特务们气得直骂娘。萍姐在狱中经常帮助和教育我，有一次她对我说：泉妹，除了小妹和小萝卜头外，你年龄最小，许多事情还得下工夫学习，做人要有坚定的信念，勇敢的精神，机智的行为和灵活的对敌方法。她的这些金玉良言，令我终身难忘，成为了我一生的座右铭。监狱条件艰苦，又有几个小孩子，萍姐为此还精心饲养了一只白鸡，洁白的羽毛鲜红的鸡冠，也不知她是从何处拿到这只鸡的。她十分精心地饲养这只鸡，生下蛋后，就给生孩子缺奶水的难友徐宝芝和小萝卜头吃。自己则从不舍得吃一个蛋。有一次因为萍姐又让敌人出了一次洋相，他们们就严刑拷打她，给她戴上脚镣手铐隔离禁闭。我就悄悄问她是不是把鸡宰了给你补补身子骨。萍姐坚决不同意，说：我吃了太浪费，还留给难友徐宝芝的小妹妹和小萝卜头吃。之后，萍姐还经常鼓励我说：泉妹，你还年青，如果能够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里的革命先烈们的斗争史告诉后一代，让他们牢记当年他们的父辈如何为了民族事业人类解放而奋斗的。1945年春，国民党军统总部来令准备将萍姐处死，消息不知怎的萍姐知道，在临刑那天早晨萍姐收拾打扮并换上所存的一件衣裳，等待时间，当敌人来呼唤萍姐时，她面不改色，大义凛然，满脸笑容向战友们告别，萍姐昂首阔步走在敌人前面登上汽车，萍姐是雄赳赳地唱着国际歌离开我们的……”
张露萍在息烽监狱的日子里，还流传了她痛斥和痛打特务头目、俗称“笑面虎”的监狱主任周养浩的故事。
周养浩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对美貌如画的张露萍垂涎三尺。一日，他把张露萍叫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没说两句便嬉皮笑脸，上前想耍流氓。张露萍厉声喝斥：“瞎了你的狗眼，你认错人了！”厚颜无耻的周养浩不信这一套，继续将身子挨紧张露萍，欲动手动脚。“啪！啪”张露萍毫不含糊，举手就给了他两巴掌。周养浩恼羞成怒，却又不敢张扬，指着张露萍威胁道：“你！你不识抬举，等着瞧！”张露萍痛打周养浩的事，很快传遍了全狱，搞得这个衣冠禽兽坐卧难安，狼狈不堪。
又有一日，狱方突然搜查难友李任夫的铺位，发现李与张露萍在来往的纸条中大骂周养浩是“活王八”。“妈的，他们反了！”周养浩气得七窍生烟，立即召集全体监狱“犯人”，当众毒打李任夫40大板，并罚戴重镣和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连带上了重镣，罚吃半月盐水饭。贼心不死的周养浩，又利用这个机会假献殷勤，再次找张露萍“单独谈话”，又嬉皮笑脸地夸她如何“年轻漂亮”，“前途远大”，只要“听话”，就可以释放等等花言巧语，还写条子叫会计室发200百元特别补助费给张露萍。“见你鬼儿子去！”张露萍一把抓过条子，“刷刷”撕成两半。
“你等着死吧！”周养浩气急败坏地甩手而去。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突然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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