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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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春梅跟她婆子妈大吵了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我都不敢跟你哥提我写信给根儿的事儿，你哥非骂死我不可，闲得没事招啥风哩？！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人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老婆春梅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他们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而他们的收入又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建临时小家庭，由此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的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人们在探讨农民工的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却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自觉忽略不计。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肥料的那块地里，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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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哥：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义哥姓袁，四十岁左右，在梁庄是独姓。十七岁辍学后，全家离开村庄，到南方码头上讨生活。和当地人争地盘，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码头站住了脚，做海鲜批发，办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时间，义哥成为那一块儿的风云人物。

那天，一辆大众车呼啸着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后面卷起了一长串灰尘。义哥带着母亲、儿子下了车。义哥脸庞油光泛亮，带着闪亮的、粗粗的金项链，穿着一件白背心，块块肌肉从背心里鼓出来，使得个子不高、微胖的义哥显得非常有霸气。他说话非常豪爽，但是，一说到陈年往事，马上变得充满感情，有几次眼泪都掉了出来。义哥母亲，比起二十年前在村庄的时候仿佛还年轻了些，皮肤细白红润，一看就是过上了好日子。儿子只有八九岁的样子，义哥说要带他接受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不知道啥叫艰难，不知道他爹受过啥罪、吃过啥苦，才混到今天。”义哥是从另外一个县赶来的，他正在那儿谈一个铝矿开发的大项目。说了三个小时，又带着儿子和母亲匆匆赶回去，有朋友在等着他谈事情。他对自己赚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官商生涯更是信心百倍。

我这一生，真是艰辛。要说得说上几天，能写一本书。

在咱村里的时候，真是饭都吃不上。我爹我妈房子盖起来，欠了一屁股外债。听说赶羊、卖鞋底能赚钱，想出去卖鞋底，那时候队里还不让卖，我妈就给队长下跪，也不行。后来养个羊，小偷在墙上剜个洞，把羊偷走了。你说背时不背时？

有一个事儿能说明那时候穷成啥样：爹妈出去卖鞋底，给家里留了二十七封挂面，不是现在超市卖的那种一斤装的挂面，是农村自己切的那种短的，一封最多半斤。玉米面啥都没有，我们姊妹几个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姊妹四个放学分工，拾柴的拾柴，烧火的烧火，每天都是稀汤面条，放些野菜、红薯叶子啥的，就这，到最后咋节省也没有了。我就出去借粮食，村里借遍，那时候都穷啊，谁敢借给你这群没爹娘的娃儿。等爹妈回来的时候，姊妹几个都快饿断气了。

由于在村里属于单姓，地位比较低，又在梁家这片儿住，老是受梁家欺负。为宅基地产生矛盾，万明们找事，打闹到门口。我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铁镐，不要命似的，打倒他们一大片。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梁万明是我老师，他说：“义娃儿，你为啥打我？”我说：“你们欺人太甚，欺门霸户。”

后来，爹妈从湖南回来，过了不多久，不小心把房子烧了，包米都烧糊了，家里的铺盖啥的都被烧了。我爹围着房子转，我们全家坐在地上哭啊，可真是哭天无路。最后借住在队里的一间炕烟房里。

我十七岁全家到阳县。我妈从外婆家借了一百多块钱，在阳县买了个磨机打豆腐。爹妈在家做，我在阳县家属区到处卖。一年冬天，下大雪，南方下雪少得很，我还得出去卖豆腐，上坡太滑，自行车倒了，豆腐全部散了，我坐在那儿哭，都不想活了。后来，想把事业扩展，阳县是苹果之乡，贩苹果比较赚钱。我联系了一个客户，一船苹果赚几千块，给我分了几百块，我高兴得不得了，正经是赚了第一桶金。但是，别人把我灌醉，把钱掏走了，我放声大哭。这是他们设好的局，骗我的。

后来，在船上贩鱼，受人欺负。被人打，要我下跪，我不下跪，打死也不跪。从那以后，我也硬起来，出来混，不能软，一软，当地人就把你收拾掉。后来开始结识阳县的各路大哥，人家也认为咱有豪气，没有看不起咱。人们都说河南娃儿咋了咋了，其实也是被迫无奈，才站起来，打造一片天。我在那儿，慢慢认识了咱们这儿的人，通过了解、沟通，找共同类型的人，讲义气的，结成一个联盟。

后来，在码头卖鲜海产品，搞大批发，这是赚钱的买卖，没有霸气绝对不行。在这期间，打架拼人命的事情很多。有一个姓郑的，我们结下了梁子。一个人给郑家送鱼，被我拉走了。这个人听说我收得贵一些，就卖给我了。郑家不愿意，拿着刀，去砍那个人。我拿着刀就砍，当时弟兄俩就见血了。他们架着我，我从背后砍，妹夫直接用木棒打，把人家打成了脑震荡。最后，他们放出话来，说见到我、见到我弟就劈，当时弟弟才十八九岁，那时候我到阳县已经六七年了。最后，就拿着刀子拼命，结果是都付出了代价。还是用钱把官方摆平了，这事儿才算完。但当时没有法律意识，派出所人劝我，我说他们欺人太甚，最后才知道是防卫过当。

有一个阳县人和我同行，本乡本土，是城关镇的一个地痞，很厉害，在当地，他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呼风唤雨的人。他伙同郑家，想叫我们一家滚出阳县。后来，找我的朋友李老二，我称“小哑巴”，也是有名气的人，去谈判。要求双方互相低个头，他们不听。我朋友也没面子。当时真的是背水一战，要么卷着铺盖回河南，要么在阳县站稳脚跟。我们在李老二家里设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三个是指挥，我弟是第一干将，共几十人，那年26日，我弟把老郑和那一伙人从三楼砍到一楼，共砍倒八个。弟弟也因此坐了牢。

几次火并后，结果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我妹夫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判刑坐牢两个半月，我弟弟坐牢八年。当时这件事轰动了阳县，也奠定了我在那一片的地位。我现在在阳县，无论什么事，只要我到位，人家都会买我三分账。

我一直做鲜鱼批发。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自己赚七八万就中了，其他都给了好朋好友。有肉大家一块吃，必须得讲义气，人家才给你拼命。这几年，国家形势变了，定点收购、批发，我们的海鲜批发每年收入才六七万，大大超出我的支出。没办法，才出去办厂。走三年麦城，没赚住啥钱。然后回阳县炼油，又被朋友骗，把钱卷走了。这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总是在走麦城。九几年手里就有一百多万，后来都赔得差不多了。

后来又回阳县开茶馆，做偏门，设赌局，相当于地下赌场。三人合作开茶馆，赚有几百万。开茶馆的过程中，开始操作现在这个铝矿厂。七个人合作，每个人投进去几十万。找一个专业厂长，但是，厂长不会运作，赔了一些。后来，七个人不团结，为了争这个矿，差点就要动枪。我拿着现金把钱分给他们，把矿争了过来。现在矿山，我是法人代表。已经投资一千二百万，最后可能需要两千多万。不过我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国家许可，出来的货厂家已经接受，马上就可以赢利了。

我现在的专业知识也懂得很多，那名词你肯定都不懂。

人得有想象力。我现在可以与县长、公安局长光明正大地坐一块儿。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在谈到开始的艰辛时，义哥十分激动，但对于他来说，那已经是一段远去的岁月了。至少现在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做着正经生意，不会再风餐露宿、打架拼人命。当然，义哥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些艰难的日子也在他的记忆里生根发芽。

光河：儿女的命换来了一幢房子

在梁庄村路口的那一排房子里，有一座房子的院子特别大，没有院墙，直接用水泥铺地，连接着公路的路面，显得特别开阔，也很气派，这是梁光河家。他们的房子是2007年盖的，村里人在背后议论，说这房子是他们用儿女的命换来的。

光河和他老婆都是老实人，他的理想就是盖栋排场的房子。积攒了二十几年，也没有把盖房的钱攒下，他们又不愿¨wén　rén　shū　wū¨意借钱，就下狠劲儿干活，光河和老婆、儿子出去打工，几年也不回家一趟。可是，到出事之前，房子还遥遥无期。这房子，是在光河儿女死后得到赔偿的第二年盖起来的。自那以后，光河再也没有出门打工，也很少出家门，在村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黄昏的乡村有一种异样的静谧，不是崭新的、时尚的、新鲜的，而是朴素的、破败的、安详的静谧，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地老天荒之感。我和父亲一起散步，来到光河家门口。门开着，里面很暗，父亲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就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光河出来了。他的脸从昏暗处突然浮现出来，苍白得吓人，几乎能看到脸里的青筋，脸非常瘦削，鼻子也尖得不正常，皮肤松弛，活像一个没有血色的、恐怖的鬼魂的头颅。他慢慢移动出身体，佝偻着，像一个七八十岁的小老头。我吓了一跳，在我印象中，光河是一个颇为英俊的青年，是那种少有的深轮廓的人，如今，这深轮廓却使他显得更加病态。他和我们打招呼，搬出几个凳子，让我们在门口坐下，又喊来了他的父亲——梁庄以前的老支书梁兴隆。做这一切时，光河都是在极缓慢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声音有气无力，身体就像是一张薄纸片，好像一阵风过来，他就要被吹倒似的。

一会儿，他的父亲来了，他的老婆，我们叫花婶的，也风风火火地回来了。花婶，浓眉大眼，身体结实，说话高腔阔调，从她身上，看不出这家曾经发生过悲惨的事件。乡村妇女的生命韧性总是比男人强。

我很想谈谈他儿女的事情，却根本无法张嘴。父亲似乎也没有办法提起，几次想提起，但又都停下了。光河一直低眉耷眼，无精打采的样子，倒是老支书依然精神矍铄。

从光河家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走在乡村公路上，倾听着庄稼的呼吸声，我感觉仿佛整个大地都有着动感的韵律，充溢起一种宽广而又丰盈的生命之感。夜很黑，给人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夜空越显得幽静，高高低低的庄稼仿佛在与我们一块儿行走。一束净白的灯光一闪一闪，逐渐走近，走到最近处，灯光停下，照在我们的脸上，就听见声音说：“二爷，这么晚干啥？”父亲答道：“闲转，你在干啥？”“逮知了。”说者把手里的一个瓶子拿起来，里面是混浊的水，大概半瓶的样子，把水倒出来，知了还在里面爬。我问：“逮这东西干啥？”说者回答说，镇上食堂收，一个一块钱，最少也六角钱。走过后，父亲对我说：“这是胜文，周家的大儿子，当年他出门打工，他父亲老周替他照看孩子，没看好，在井里淹死了。胜文回来把老周两口撵得满村跑，要杀死他，把老周两口子吓得出去躲了半个月。”

回到家里，父亲给我详细讲了光河的遭遇：

事情发生在2005年10月18日，六点左右，天擦黑，学生刚放学。

光河的一儿一女，弟弟梁亮和姐姐梁英准备回梁庄村，梁亮骑摩托带着梁英，梁英已经怀孕了，有四五个月吧。梁英是个好女子，顾娘家，也顾婆家。梁英和她丈夫在镇上开了一个家具店，生意不错。她的婆家姐是个瞎眼，她经常照顾，关系不错。这天是梁亮刚从广州打工回来，到镇上接姐回娘家吃饭。就在高中拐弯路口被一辆小轿车撞了。撞车的人姓庞，是粮管所的一个主任。庞的亲哥是公安上的人，刑侦副队长之类的官。庞是醉酒驾驶，车开得很快，一辆农用车和他的车同向而行，庞超车的时候，撞了梁亮的摩托。梁英被撞飞到农用车上，一直被拉到了另一个县，大致有七八十里。人们卸车的时候才发现有具尸体在车上，当时已经夜里十点左右，车主吓得要死，不知道咋回事，赶紧报警。在这边，事故现场，车主庞一看人死了，赶紧打电话，很快，来辆车过来把他拉走了。旁观的人报警，梁亮被拉到医院，很快就死了。村里人和梁英婆家人一直在找梁英，明明是和梁亮一块儿走的，咋会没见了？到第二天早晨，公安局查到这边派出所，才知道梁英被撞到车上，拉到另一个县里了。

光河两口子还在新疆打工，几天之后才回来。光河的弟弟光天在家打理。梁英放在火葬场，梁亮放在医院太平间。当时，庞托村里治安主任去说，认为这个事赔偿七八万就可以了，光天认为七八万不行，两个大人，带梁英肚子里的那孩子，是三条命呀。后来，庞又托镇上几个有头脸的人去说合，九万五千元就到头了，再多就不管了。过了三天，梁光河两口子回来了，那伤心劲儿就不用说了，在儿子那里哭哭，又跑到闺女那里哭哭，嗓子都失声了。村里人就劝，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赶紧想想赔偿的事吧。刚开始，光河说，不要钱，只要命，判他刑，让他坐牢。人们劝他，人已经没了，钱再没了，真正是人财两空。再说，你这闺女儿子在地下有灵，也不会愿意的。光河也就不这样说了。那一阵子，一堆人围在光河家里出主意，一是同情，还有一个，心里都打着小九九呢，想着万一要得多了，说不定还能借来一点。

最后找到一个地区公安局的关系，送礼说情，说最低赔偿二十万，姓庞的没答应。但是，地区公安局的人认为，不用管它，拖一阵儿，只要不签和解协议，他就属于重大交通事故，赔钱之外，还要判刑。后来，庞又找很多人给梁光河说合，双方僵到那儿了。最后，庞使出杀手锏，放出话来，再不答应，就不给钱了，判刑就判刑。这给梁光河造成巨大压力，怕人家有势力，即使人家坐牢，也会很快出来，钱也可能拖着不给，最后造成人财两空。为这，梁光河也四处找人讨主意，也没有更多办法。

姓庞的也打听过了，知道梁家这一家族虽然外面有人，但多与梁光河家，尤其是与他父亲梁兴隆有历史矛盾，肯定不会多管此事。因此，也就不管梁光河如何活动，以静制动。

此事被晾了有一段时间。梁亮和梁英一直没有下葬，尸体放在火葬场的冰柜里，每天也得花不少钱。光河两口子天天哭，到最后眼泪都流不出来了。闺女儿子下不了葬，人家又不管，打官司吧，又没人。一个月工夫，光河就瘦变形了。最后，光河撑不住了，又找人说合，把赔偿的钱说到十五万七千元。算是和解了。梁英的婆家也得了一部分钱。

后来，一个与梁兴隆有仇气的梁家人，与乡人说，这都是梁兴隆的报应，你是不知道，梁兴隆那鳖娃儿干支书的时候，那是屙血背良心，坏透气了！老天爷没报应到他身上，报应到他孙娃儿孙女身上。

梁庄的人大都同情这俩娃儿，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梁兴隆当支书时做了坏事的报应。

农村人的想法很现实，人死了，剩下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在为钱而争执的过程中，疼痛、伤心、亲情都变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一切似乎都很冰冷、无情、残酷。这也是一般人在理解乡村类似事件时常有的谴责与鄙视，似乎他们把钱看得比人重。但是，谁又能看到他们心里面的深流呢？

我就要离开家乡的时候，光河到县城看病，他的舌头突然间不能动了，吃什么都吐，无法下咽，已经有十来天没有进食了。我不知道最终的检查结果，姐姐说可能是神经官能上的病，哪一根神经失控了。但我有一种疑惑，这会不会是抑郁症引起的？想起光河从房屋暗处走出来的时刻，那厌倦的、松弛的、刀条一般的脸，我觉得死亡似乎就跟随在他左右。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来就是痛苦的，更何况是以这样残酷的方式。无儿无女的他，生活的希望、目标又在哪里呢？而他的新房，又给他多大的压力，或者，一种说不清的负罪感？“拿儿女的命换来的”，这句话会在他的心里产生怎样的反应呢？在乡村，突然得到这么大一笔钱，觊觎的人且不说，它会使那些嫉妒的人说出不符合自己日常性情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人向光河借过钱，毕竟，他有这么多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当所有的钱都转化为这一座房子时，也等于全村人的某一笔财富失去了。这是一种不顾人情的做法，会招致村里人的不满。它也会加深光河的负罪感。

＇1＇　不太美气：不舒服。

＇2＇　说人：相亲。

＇3＇　对两句：双方对话几个回合，暗含着较量或考查之意。

＇4＇　黑里盔：脸非常黑。

＇5＇　清是：真的，特别

＇6＇　婆子妈：婆婆。

＇7＇　月把天：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第五章　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

引言

对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及因劳力弱和遭受灾害而生活困难的特困户，市政府采取临时救济和春节前集中救济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2004年6月，出台了《穰县农村特困户救助办法》，2006年7月，又将农村9388户、22500人纳入农村低保救助范围，平均每年发放生活救助金和医疗费170多万元。

——《穰县县志·民政》

清立：无论走到哪儿，刀不能离身

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清晨起来，村里人都出来查看房前屋后的情况，害怕有地方存水太多，泡到地基。乡村的下水道一直是一个大问题，没有统一的排水管道，都是各自为政，一到下雨，村里的水流纵横交错，前后邻居为排水打架的事情时有发生。

我和哥哥也到老屋去查看了一番，东西屋的两个水坑里储了好多水，但还没有漫到前后地基的地方，不会造成老屋的倒塌。我们准备回去吃早饭，走到青石桥的地方，清立挎着篮子出现在路的那头。他的上衣敞着，露出滚圆的肚子，裤子用一根草绳系住，一只手拿着一把长约八九寸的砍刀。看见哥，老远就笑眯眯地打招呼，“叔回来了。姑啥时也回来了？”他的声音很低，有些沙哑。我低声对哥说：“看着怪正常啊，怎么都说他神经了？”哥说：“说两句话你就知道了。”然后大声对清立说，“清立，起恁早，干啥呢？”清立说：“河里涨水了，5点多就起来，到河里逮鱼了，逮住条大鲶鱼。”说话间，走到我们面前，把篮子伸到我们面前，只见小篮子里卧着一条大鱼，有四五斤重的样子，胡须还在微微地动，我和哥都赞叹起来。清立一听，非要把鱼送给哥。他把篮子放在青石桥边，到处找绳子，想把鱼穿起来。

我说：“清立，给你照张相。”他好像不相信的样子：“真的？”我说：“是真的，你站好，摆个姿势。把手里的刀先放一边儿，不好看。”清立却说什么也不愿意，一定要拿着刀。我说：“你把它先放篮子里，等照完相再拿上，不就行了吗？”说着，我就很自然地去拿他的刀。清立的脸色突然难看起来，非常紧张，手里的刀握得更紧了，眼神里露出些凶光。哥看见这情势，赶紧上来拦我：“你照就是了。”

清立好像忽然醒悟过来，掀开衣服，把刀插在裤腰里，然后放下衣服，从外面几乎看不到刀了，只有一个很浅的轮廓。我说：“开始了。”清立却又跳起来，说：“别慌，我还没摆好姿势。”他跑到一棵树旁，倚在旁边，腿交叉着，大概觉得这姿势很美，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照完之后，再三嘱咐我洗出来一定送给他一张。

我很想和他聊会儿天，了解一下他的精神状态。九年前，清立突然神经了，拿着刀到老支书梁兴隆家里行凶。梁兴隆吓得满村跑，清立满村地追，把梁兴隆的头、手、腿几乎都砍断，胸部也挨了一刀，肋骨都露出来了。梁兴隆老婆的手和腰也被砍伤了。这件事成了当年轰动方圆几十里的新闻，有好事者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梁庄出新闻，清立砍兴隆，胳膊断了线，刀往肚里捅。”

我问他日子怎样，他却反问我：“你从北京回来，那奥运什么样？”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说到奥运很了不起，我心中还暗自吃惊，觉得清立并没有真正傻。再往下，就不知所云了。清立说话声音很低，嘟嘟囔囔的，听不清楚。一会儿粮食政策，一会儿治安管理，一会儿又哪个地方死人什么的，思维很乱，没有完整的表达，但几乎全是国家大事。他双手抱在胸前，眼睛看着天，还有点沉思的状态。

临走的时候，清立一定要我们拿走他拎着的那条大鱼，他已经在地上找到一根细绳，把鱼串好，非让哥哥拿着，哥哥推说拿着不方便，但怎么推让也不行，最后哥哥只好拎着这条五斤的大鱼回家了。路上，哥哥说：“你那会儿去拿清立手里的刀，你知道有多危险？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他在村里，刀是从来不离身的。有时候，走着走着，他就会拿着刀乱舞一阵儿，谁也不敢拦他。你想，出了砍人的事儿，谁还敢上他跟前？”他为啥非要把鱼送给哥哥？因为当年打官司，哥帮他请律师，找精神病院作鉴定。他心里还是明白的。

吃完早饭，我让哥给我讲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清立，今年可能四十四岁吧。原来做过小生意，很精明，干活也出力，干瓦工。他们家在梁庄也属于被欺负的对象，他爹属于脑子特别死的那类人，没有一点正义感，没团结住人。想巴结村干部，但又巴结不上，村里人都看不起他。“文革”时曾经得势几天，但也只是打手，那时候咱爹受批判，他也跟着别人，上去又踢又打。在村里没一个朋友，很少有人到他家去串门，几乎没有摆过酒场。清立，在农村属于能干人，但为人处事也和他爹有点相似，性格孤僻，很少交到朋友，但见人说话打招呼比他爹强。

清立没挣来多少钱，娶个老婆却很逞强，老是吵他没本事。其实当时，整个社会环境都没钱，清立分家后，日子在村里过得不算最差，可他老婆不愿意，俩人为此常吵架、打架。清立吵不过，也打不过。可能那时候性格都有点压抑，村里的人感觉到他神经有点不正常，但也没出过啥事儿。

清立和梁兴隆的矛盾根源在于房子的问题。清立的房子在坑塘边，离兴隆家比较远。但是，兴隆家的下水道被挡住了，其实不是个大问题，下水道都是自己挖的，怕下雨了排水不畅，稍微改一下就行了。但是，兴隆当支书那些年，习惯了以势欺人，就直接跑去骂清立，清立还了几句嘴，还把兴隆推倒在地。后来，兴隆的几个儿子认为非得治清立一次不可，敢欺负到太岁爷头上，那还了得？兴隆的仨儿子跑到清立家里，把清立揍了一顿，打得不轻。到大队那儿评理，村里治安主任是兴隆二儿子的亲家，你说，清立能说赢吗？把清立定为没理，因为打了梁兴隆，又给赔了五百块钱的医药费。从此之后，清立种下心病，彻底神经了。

一天夜里，梁兴隆的儿子在周家看完电视回去，正准备开门，有人拍拍他肩膀，他一回头，就被戳了几刀。有人怀疑是清立干的。他们去找清立的事儿，清立说他没有，大家都不信。又打了一架，这次，清立更吃亏了。这中间，清立的老婆也带着儿子走了，找不着，可能出去打工了，连个信儿都不给清立留。

有几个月的样子，大概是1999年的夏天，具体哪一天忘了。清立手里拿把砍刀，不知道是为啥，跑到兴隆家里，先打兴隆老婆，把他老婆手指砍断，头上还弄个窟窿。梁兴隆吓得满村跑，清立拿着刀满村追，兴隆的脖子被清立用砍刀割了一下，肩上、腿上也砍了几刀。旁边的人去拉，清立拿着砍刀满村追，吓得也没人敢上来拉架。人们说